泰國如何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A. 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指當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達到中等水平後，由於不能順利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導致經濟增長動力不足，最終出現經濟停滯的一種狀態。
中國必須選擇適合自身特點,並且可以充分挖掘自身發展潛力的措施,才能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第一,要以推動公平分配為切入點,為持續增長培育新的基礎。
第二,要以提升產業結構為突破口,構造經濟增長新的動力。
第三,要以循序漸進的城市化為依託,形成對經濟增長的持續支持。
第四,要以擴大和完善國內市場為保障,降低受外部經濟波動的沖擊。
第五、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構建穩定和諧的社會環境。
總之,進入中等收入的中國面臨著一系列發展的風險,而中國具有的特殊條件會提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許多選擇，「中等偏上收入」發展階段無疑是中國仍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

B. 中等收入國家陷阱的「中等收入陷阱」困擾東南亞國家

近期越南經濟出現了諸多問題，這些問題是長期累積的結果。主要表現為：通貨膨脹嚴重;貿易逆差迅速擴大，越南盾大幅貶值;股市樓市雙雙暴跌;國家信用評價下降，國家財政力量薄弱。泰國目前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基礎設施薄弱，缺乏人力資本的積累，教育和科學技術滯後。馬來西亞現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在於它依然在使用1970年制定的「新經濟政策」(NEP)。

C. 簡述什麼是中等收入陷阱，並分析其成因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個經濟體的人均收入達到世界中等水平後，由於不能順利實現發展戰略和發展方式轉變，導致新的增長動力特別是內生動力不足，經濟長期停滯不前。同時，快速發展中積聚的問題集中爆發，造成貧富分化加劇、產業升級艱難、城市化進程受阻、社會矛盾凸顯等。

中等收入陷阱形成的原因

1、依賴初級產品的對外經貿戰略與結構性失衡

對外開放戰略，尤其是從進口替代到出口導向戰略的實施被視為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成功發展的重要原因。外圍發展中國家技術進步緩慢，貿易條件不斷惡化。這種不平衡的國際經濟格局不利於發展中國家擺脫中等收入陷阱。

2、工業與服務業內部資源配置與低生產效率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國家，其國民經濟中普遍存在相對現代化的城市工業部門與服務部門以及落後的農村農業部門，同時這些城市工業部門的生產率和工資均比農村的農業部門高，僱傭著少量就業人口，而農業部門卻吸納了大量勞動力。

3、技術創新相關的制度環境

在向創新驅動轉型過程中，技術創新的制度性環境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也至關重要。伴隨著經濟增長，習慣於技術模仿或引進的拉美國家曾遇到了自主研發技術的重要歷史階段，但由於習慣於保護國內企業，使得拉美國家錯失創新機遇。

4、社會發展結構與收入分配體系

發展中國家在發展過程中，經歷社會制度的變革，而傳統制度與新制度之間將出現沖突與對抗。傳統制度包括土地制度、城鄉財富分配結構與稅收制度、政府行政制度與法制、社會階層體系與社會秩序等。

5、觀念的發展和經濟發展產生脫節

這些觀念和素質的差別正是地區經濟存在差別的關鍵問題，正是經濟發展的關鍵所在。僅從供給側抽象地來看，區域經濟發展就是本地人的觀念和素質轉變，經濟發展過程就是觀念和素質的轉變過程，再也沒有其它的什麼了。只不過這個轉變不可能一蹴而就，只有本地人在自己的實踐中，經過不斷地學習、探索、挫折、反思與醒悟，才能逐漸實現。

D. 中等收入國家的陷阱包括哪幾個國家

國際上公認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和地區有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但就比較大規模的經濟體而言，僅有日本和韓國實現了由低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的轉換。日本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萬美元。韓國1987年超過3000美元，1995年達到了11469美元。從中等收入國家跨入高收入國家，日本花了大約 12年時間，韓國則用了8年。
拉美地區和東南亞一些國家則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一些國家收入水平長期停滯不前，如菲律賓 1980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671美元，2006年仍停留在 1123美元，考慮到通貨膨脹因素，人均收入基本沒有太大變化。還有一些國家收入水平雖然在提高，但始終難以縮小與高收入國家的鴻溝，如馬來西亞1980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1812美元，到2008年僅達到8209美元。阿根廷則在1964年時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就超過1000美元，在上世紀90年代末上升到了8000多美元，但2002年又下降到2000多美元，而後又回升到2008年的8236美元。拉美地區還有許多類似的國家，雖然經過了二三十年的努力，幾經反復，但一直沒能跨過1萬美元的門檻。

E. 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全文閱讀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難上加難
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在進入中等收入發展階段後長期停留在中等收入區間，從世界范圍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有100多個國家和地區先後達到中等收入發展水平，但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階段而進入高收入行列的不多，正因如此才把這個區間稱為「陷阱」。其中拉美國家的情況最為突出，大多數國家長時間滯留其中，如阿根廷已熬了半個世紀，拉美大國中只有巴西有希望再經過幾年努力跨越陷阱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在東亞，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先有日本後有「四小龍」，馬來西亞本來比較有條件實現跨越，但至今仍在陷阱里掙扎，還有泰國，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後發展速度就下來了。
未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者教訓多
從那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和地區的經驗看，主要是靠積極的升級政策和良好的體制。具體表現為採取積極的產業升級政策，大力推動技術和管理體系創新，以創新來推動產業結構、經濟結構不斷升級；重視對人力資源的培養和利用，不斷改進管理，提高經濟運行效率；形成支持經濟增長和社會變革的包容性機制等。從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自拔的國家和地區的教訓看，主要是沒有形成推動改革創新的政策，經濟缺乏改進升級的動力和支持；還有的是因為對市場的直接干預過多，市場缺乏活力；此外發展缺乏包容性，導致收入差距過大，引起社會內部的分裂也是重要教訓。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綜合進步
從經濟發展的角度分析，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問題實際上是經濟發展的階段性提升和跨越問題。一般說經濟增長需要從依靠勞動、資本投入拉動向依靠技術、創新拉動轉變，即生產要素效率提升的過程，也是實現收入由低到中再到高的過程。根據研究，導致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最主要因素是生產要素效率不升反降，而主要原因是經濟增長長期停滯在依靠勞動、資本投入的階段上。若從更宏闊視角分析，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經濟社會發展階段性轉變的問題，不僅涉及經濟且包括社會、政治甚至文化等諸多方面。因此，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綜合進步，包括保持經濟持續增長、提高經濟社會發展的包容性、保護生態環境、形成良好的治理制度等。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才能圓中國夢
我國正處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階段，盡管很多人對此持樂觀看法，但須清醒地認識到我國面臨的挑戰非常嚴峻。要成功實現跨越，一須形成新的經濟增長機制，加快實現經濟增長由依靠勞動和資本投入拉動，向依靠技術和創新拉動轉變；二須扭轉生態環境惡化的趨勢，加快向綠色經濟、節能經濟結構轉變；三須建立經濟社會發展的包容機制，提高經濟發展成果社會共享度。要抓住今後十幾年的發展機遇期實現中國夢，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關鍵一步。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關鍵是轉方式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不斷增強發展的全面性、協調性、可持續性。關鍵是發揮好的主導作用和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按照職能向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轉變的要求，處理好與市場、與、與社會的關系，充分發揮社會力量在管理社會事務中的作用。推動財政從經濟建設型向公共服務型轉變，簡政放權以調動市場主體創新和發展的積極性，著力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大幅提升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推進經濟和社會結構調整，推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大力發展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和現代服務業。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及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以及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充分發揮金融優化配置資源的作用，有效防範金融風險等。

F. 五問「中等收入陷阱」 哪些國家曾陷入

巴西，阿根廷，泰國，印度尼西亞

G. 什麼是中等收入險阱如果是中等收入陷阱如何跨越

並不是所有的中等收入國家都會陷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只是個例，而不是通論，並非魔咒「中等收入陷阱」只是個例，而不是通論
在經濟學理論上，我們可以將增長的陷阱分為三類：低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和高收入陷阱。低收入陷阱又稱為「貧困陷阱」，是指處於貧困狀態的國家由於貧困而不斷地再生產出貧困，長期處於貧困的惡性循環中而不能自拔。現在處於低收入陷阱的典型國家包括寮國、衣索比亞。這些國家沒有自然資源、沒有地域優勢(不靠海)、也沒有FDI(國際直接投資)。現在處於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國家是泰國、馬來西亞，這些國家有FDI，有地域優勢(靠海)，但是這些因素不足以讓它們達到高收入。處於高收入陷阱的典型國家有汶萊，科威特，沙烏地阿拉伯，這些國家有自然資源的優勢。經濟學家普遍認為打破這三類陷阱的關鍵在於擺脫過分依賴外在因素，經濟增長需要內生化。

根據歷史統計數據，一國的經濟發展可以分為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為吸引外資階段。這一階段是積極的吸引外資，但是處於利用外資的初級階段，製造業處於外商的絕對控制下。現在的越南就處於這一階段。第二個階段是工業聚集階段。這一階段製造業雖然也處在外資的控制下，但是出現了支柱性的產業。現在的泰國、馬來西亞處於這一階段。第三個階段是技術吸收階段。處於這一階段的國家已經掌握了管理能力和一定的技術，可以獨立生產出高質量的產品。現在的韓國、中國台灣處於這一階段。第四個階段是創造階段。處於這一階段的國家可以實行全面創新，產品設計，在全球處於領先地位。現在的日本、美國、歐盟就處於這一階段。

從第二階段到第三階段的過度如果不成功，就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泰國、馬來西亞、越南等國家就是典型，其原因在於沒有將國外的技術、管理消化，其工業化過多的基於外部因素，而不是基於內在的價值創造。對於這些國家來說，對外開放和吸引外資可以使得它們達到中等收入，但是更高收入的取得則需要它們採取主動的政策，使私人的創造力得到激發。如果增長僅僅是由於外部因素(地域優勢、豐富的自然資源、外商直接投資、政府開發援助(ODA))導致的，那麼陷阱遲早會出現。

H. 哪個國家或地區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

世界銀行《東亞經濟發展報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Trap）的概念，基本涵義是指：即鮮有中等收入的經濟體成功地躋身為高收入國家，這些國家往往陷入了經濟增長的停滯期，既無法在工資方面與低收入國家競爭，又無法在尖端技術研製方面與富裕國家競爭。 新興市場國家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貧困陷阱」後，很快會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飛階段」；但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快速發展中積聚的矛盾集中爆發，自身體制與機制的更新進入臨界，很多發展中國家在這一階段由於經濟發展自身矛盾難以克服，發展戰略失誤或受外部沖擊，經濟增長回落或長期停滯，陷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階段。 按照世界銀行的標准，2010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4400美元，已經進入中等收入偏上國家的行列。 當今世界，絕大多數國家是發展中國家，存在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問題。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馬來西亞等，在20世紀70年代均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這些國家仍然掙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發展階段，並且見不到增長的動力和希望。 國際上公認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和地區有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但就比較大規模的經濟體而言，僅有日本和韓國實現了由低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的轉換。 日本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萬美元。韓國1987年超過3000美元，1995年達到了11469美元。從中等收入國家跨入高收入國家，日本花了大約12年時間，韓國則用了8年。 拉美地區和東南亞一些國家則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一些國家收入水平長期停滯不前，如菲律賓 1980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671美元，2006年仍停留在1123美元，考慮到通貨膨脹因素，人均收入基本沒有太大變化。 還有一些國家收入水平雖然在提高，但始終難以縮小與高收入國家的鴻溝，如馬來西亞1980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1812美元，到2008年僅達到8209美元。阿根廷則在1964年時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就超過1000美元，在上世紀90年代末上升到了8000多美元，但2002年又下降到2000多美元，而後又回升到2008年的8236美元。拉美地區還有許多類似的國家，雖然經過了二三十年的努力，幾經反復，但一直沒能跨過1萬美元的門檻。 「中等收入陷阱」國家的十個方面的特徵，包括經濟增長回落或停滯、民主亂象、貧富分化、腐敗多發、過度城市化、社會公共服務短缺、就業困難、社會動盪、信仰缺失、金融體系脆弱等。 毋庸置疑，中國目前的社會發展風險已逼近「中等收入陷阱」。雖然在官方數據上中國還保持高速增長，但是增長很大程度是政府主導的鐵公機與房地產構成，如今這兩個推動機已臨近崩潰。當支撐經濟發展的土地資源消耗一空，人口紅利逼近零點，中國拿什麼來支撐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鄧聿文先生在《全面改革的可能性及政改限度》中提出中國必須進行全面改革包括經濟、社會、政府和政治幾個方面，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其中，經濟領域的改革重點有三： 一是打破壟斷，進一步深化產權改革； 二是建立公共財政體制，實現地方政府的事權和財權對應； 三是加強金融體系建設，解決金融體系開放不夠與金融創新不足同時並存的問題。 社會領域的改革重點有四： 一是完善收入分配體制，縮小收入分配差距，消除兩極分化； 二是放權於社會，加快社會組織的建設與發展； 三是廢除戶籍制度，完善社會保障，破除階層流動障礙； 四是強化社會參與。 政府的改革重點有二： 一是限權和放權，減少對經濟和社會的管制，將政府壟斷的權力下放給社會，讓人們自我組織起來，建立一個有限政府； 二是大力反腐，力爭在反腐敗上有制度突破。而上述改革要深入，都會觸及到政治改革。 事實上，發展經濟僅僅是治標，政治轉型才是治本。發展中國家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關鍵就在於實現公共治理模式的轉型。 因此，推進公平正義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首要前提。 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人們感受最深的、最不滿的，是公平正義受到了破壞。而在一個公平正義不能得到維護的社會中，每個群體的人生活得都不舒服。因此，重建社會公平正義，是中國社會當前最急迫的問題。 以公平正義為取向的改革，必須實現對公權力的監督和制約，將政治社會生活納入法治軌道，破除權貴資本主義，建立利益表達、施加壓力和社會博弈機制，促進公民意識和社會組織的發育，促進公民權利平等。 改革已是箭在弦上，如果不啟動政治與經濟的雙重改革，社會將會積累更大的風險和危機，這對新領導的權威建立非常不利。 要知道，當前國民已不再滿足於「麵包時代」，能否讓每個國民過得有尊嚴、活得踏實，對執政者來說無疑是個巨大的考驗，但同時也是個足以名垂千古的機會

I. 中國如何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很多發展中國家在人均收入達到3000至5000美元後，人均收入增長長期陷入停滯，而遲遲不能進入發達國家行列的現象。一般認為，幾乎所有的拉美國家（智利可能是個例外）、東亞的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與泰國、東歐一些轉軌國家，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而不能自拔。經過改革開放以來30多年的持續增長，目前中國人均GDP已經超過6000美元。在未來20年內，中國經濟是持續增長而轉變為發達國家，還是會步拉美國家與東南亞國家的後塵而迷失在中等收入陷阱之中，這目前已經成為國際社會討論的焦點問題。
一國經濟是否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本質上是一個經濟增長問題，即當一國人均GDP達到中等收入國家水平之後，該國能否繼續實現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問題。因此，我們可以用生產函數的框架來分析這一問題。一個典型的生產函數是指，一國人均收入的增長，主要由資本、勞動力與全要素生產率這三大因素決定，其中勞動力又分為勞動力數量與勞動力素質（即人力資本）。
用這個框架來分析過去30年中國經濟的高增長。我們不難發現中國經濟增長的幾大傳統動力：首先，在資本方面，中國的高儲蓄率支撐了投資率的不斷上升，而人均資本存量的上升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動力之一；其次，在勞動力方面，中國經濟在過去幾十年內享受了雙重的人口紅利，一是計劃生育政策造成少年人撫養比率的下降以及勞動力占總人口比率的上升，二是農村剩餘勞動力從農村向城市的轉移。雙重人口紅利為中國的工業化提供了大量廉價的勞動力供給，與全球化紅利一起塑造了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再次，中國經濟在如下兩個層次上享受了全要素生產率的快速提升。其一，過去30年的每個十年間，中國都出現了一次重大的制度變革，包括1980年代的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1990年代的小平南巡以及2000年代的中國入世，這三次制度變革均帶來了全要素生產率的快速上升；其二，由於中國經濟發展水平顯著落後於發達國家，中國在科技方面可以享受所謂的後發優勢，即通過引進、消化、吸收外國科學技術而實現本國科技水平的上升。
然而，過去推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動力目前都呈現出衰竭之勢。這也是為什麼市場擔憂中國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首先，從資本因素來看，一方面，中國的固定資本形成佔GDP的比率已經接近50%，繼續上升的空間有限，且中國目前很多製造業部門與局部地區的基礎設施部門都已經出現較為嚴重的產能過剩現象，繼續擴大投資的潛力不大；另一方面，中國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將會降低中國的儲蓄率，從而難以繼續為高投資提供資金支持；其次，從勞動力因素來看，計劃生育的正面效應正讓位於負面效應，中國人口年齡結構正在加速老化。此外，富餘勞動力從農村向城市的轉移過程已經基本結束。中國勞動力市場上已經開始面臨供給端約束；再次，從全要素生產率來看，其一，隨著經濟改革從增量改革向存量改革演進，重大制度變革越來越受到既得利益集團的掣肘，要取得進展非常困難；其二，隨著中國經濟成長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在科技方面能夠享受的後發優勢已經相當有限，且發達國家已經在知識產權問題上頻繁向中國發難。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在中國經濟傳統增長動力日益衰竭之勢，如何尋找新的增長動力，進而幫助中國經濟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呢？筆者還是試圖從生產函數框架來尋找對策。
首先，從資本層面來看，盡管中國的投資率已經相當之高，然而在提高資本的邊際收益率方面，中國還至少有兩方面潛力可挖。一方面，中國經濟目前存在著製造業過度發展、服務業發展不足的產業結構失衡。通過調整激勵機制來刺激服務業投資的發展，不但有助於緩解製造業的產能過剩，而且有助於提高居民部門的相對收入水平。另一方面，目前中國的很大一部分投資是由國有企業完成的。一般來講，國有企業的投資效率通常低於民營企業。因此，通過降低民營企業的市場准入門檻、向民營企業提供更多市場化的資金支持，中國政府可以通過提高民營企業投資比重來提高整體投資收益率。更進一步講，考慮到目前很多高利潤率的服務業部門都處於國有企業壟斷之下，因此，提高中國投資效率的關鍵，在於打破國有企業對特定服務業部門的壟斷，真正向民營企業開放這些部門。
其次，從勞動力層面來看，中國政府應從延緩勞動力數量下降與提高勞動力素質兩方面下功夫。在延緩勞動力數量下降方面，中國政府應盡快調整計劃生育政策，在未來也可以通過適當延長退休年齡等方式來緩解人口老齡化的沖擊。提高勞動力素質意味著加強人力資本投資。中國政府應進一步完善中國教育體系，尤其是應該重視職業教育與在職培訓體系的發展。為了激勵中國居民擴大人力資本投資的力度（即提高人力資本投資的潛在收益率），中國政府一方面應該改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現狀，另一方面應該取消戶籍制度限制，並通過各種措施努力降低個人在社會不同階層之間流動的難度。
再次，從全要素生產率來看，中國政府至少應該從如下幾個方面來構建中國的創新體系，提高中國居民與企業的創新能力：第一，中國政府應努力提高研究開發支出在GDP中所佔比率；第二，中國政府應該加強對國內知識產權的保護，以增強個人與企業進行科技創新的動力；第三，中國政府應進一步發展完善國內金融市場，尤其是大力發展包括天使投資、風險投資、私募股權投資、產權交易市場、創業板市場、中小板市場、主板市場在內的一系列直接融資體系，為國內主體的創新活動提供市場化融資支持；第四，中國政府應保持與擴大對外開放，努力從國外引入新的科學技術，並通過參與國際競爭來增強本國企業的創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