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利瑪竇是做什麼的
① 利瑪竇來到中國的目的是什麼
來中國將近二十載之後，利瑪竇終於在1601年來到了他夢寐以求的北京。利瑪竇通過向萬曆皇帝進貢了不少新奇的西方器物而得到了皇帝的信任，被准許長居北京進行傳教。此後，他就一直居住在北京，結交了許多中國士大夫，直到1610年病死。
利瑪竇在中國傳教了近三十年，不僅受到了萬曆皇帝的信任，還結識了不少士大夫，其中更有一些後來改信了天主教，這可以說是他傳教的成果。
他在中國的傳教並不是一蹴而就的。利瑪竇花了大量時間用來學習漢語和研究中國古代經典，這是他了解中國的基礎。而當他最開始在中國傳教時，為了不遭到驅逐只能低調行事，不僅對外假稱自己來自天竺，還身穿佛教僧侶的衣服。之後，他認識到士大夫是中國的掌權階層，而佛家是學習儒家的他們所排斥的。於是利瑪竇改變策略，向他們模仿，開始蓄發開始留須，還穿上了他們的儒士服。這就是他傳教方式不斷優化和進步的體現。
通過不斷結交士大夫，利瑪竇在傳播天主教和科學知識的同時，也從他們那裡學習到了更深層次的中國文化。因此，他走出了一條新型的傳教之路，結交士大夫也是其中一個環節，更重要的是在對天主教教義進行解釋和翻譯時把它與儒家相結合。
② 有一個外國傳教士在清朝來到中國,並把中國畫在了世界的中央，他叫什麼
利瑪竇吧，但他是明朝時候來的
劉鋼先生的《古地圖密碼》中，提出一個觀點，對我很有啟發。劉鋼先生認為，明朝末年西方傳教士利瑪竇來到中國後，終於進入了明朝宮廷，中國的最高權力機關，於是，利瑪竇用他繪制的《坤輿萬國全圖》誤導了中國。更嚴格地說，是誤導了那以後的中國人，直到現在。我們現在的很多教科書上，包括很多著名的專家都說，在利瑪竇來到中國之前，中國人不知道地球是圓的，中國人只有「天圓地方」的概念，因此，利瑪竇繪制的《坤輿萬國全圖》第一次讓中國人知道了地球是圓的。我以前對於這個問題沒有專門考慮過，劉鋼先生的這一觀點，給我茅塞頓開的感覺。
在《歐洲人的地理發現只是「按圖索驥」》一文中，已經介紹了利瑪竇繪制的《坤輿萬國全圖》上有一些不該利瑪竇知道的地理信息，比方說北美洲的哈德遜灣，白令海峽。其實，這份地圖上暴露出的中國古代地理知識還有很多，例如劉鋼先生在《古地圖密碼》一書中指出，在利瑪竇繪制的《坤輿萬國全圖》上，對於巴西有一段文字注釋：「伯西兒（巴西舊譯名），即中國所謂蘇木也……」。巴西在地球的那一邊，屬於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范疇，這點很清楚。既然史書和專家認定利瑪竇之前中國人不知道地球是圓的，怎麼可能有中國以前將巴西稱為「蘇木」一說？當然，從歐洲人「發現」美洲，到利瑪竇來到中國，中間隔了百年左右，這期間可能有其他方式，讓中國人在利瑪竇之前知道了巴西。但是，首先，它至少否定了「利瑪竇之前中國人不知道地球是圓的」這種教科書上的說法。其次，即便是中國人在哥倫布以後、利瑪竇之前知道了巴西，那時候的中國人對於巴西的稱呼，也應該符合西方人的稱呼才對，為何會有「蘇木」這樣一個奇特的稱呼？第三，利瑪竇繪制的《坤輿萬國全圖》上，那些根本不該他知道的地理信息，又做何解釋？
中國人真的原先不知道地球是圓的嗎？近一點說，比利瑪竇早幾百年，歐洲人還沒有「發現」美洲的時候，元朝史書記載，有一個來自阿拉伯的回回，向元朝進貢了一個地球儀。而且，史書記載，這個地球儀上，水域和大陸的比例約7：3，與今天我們對地球的了解差不多。難道到了明朝，中國人集體失憶了？遠一點說，早在漢朝，張衡就有這樣的文字：「渾天如雞子，天體圓如彈丸，地如雞中黃，孤居於內，……天之包地，猶殼之裹黃。」張衡以蛋殼和蛋黃來比喻天和地的關系，很明顯，在張衡那時候，中國人就知道地球是圓的。張衡的著作並沒有遺失，並不是過了幾千年才被考古發現的，難道後來的中國人都讀不懂張衡的文字了？
回教誕生後不久，在中亞形成了強大的回教國家。回教帝國建立後不久，中國建立了強大的唐朝。今天我們說的海上絲綢之路，在唐朝就已經形成了。因此，唐朝通過陸路、海路，與阿拉伯世界有著廣泛的接觸。阿拉伯帝國建立後不久，一部分回教徒經北非到達了西班牙，並在西班牙實行了幾百年的統治，使得西班牙成為當時歐洲文化最發達的地區。回教徒有一個傳統，都要到麥加朝聖，因此，阿拉伯帝國對於大西洋和歐洲應該是了解得很清楚的。鄭和是穆斯林，鄭和的爺爺和父親都去過麥加朝聖，他們從那裡得知關於歐洲和大西洋的地理知識，一點也不奇怪。而且，史書記載，阿拉伯人知道地球是圓的。因此，即便中國人忘了張衡的文字，從回教那裡知道地球是圓的，也幾乎是必然的。從回教世界那裡間接地了解大西洋和歐洲，也完全合情合理。
歐洲教科書上對於蘇伊士運河，一般是這樣記載：法國人開通了蘇伊士運河，溝通了印度洋和地中海，後來英國人占據了蘇伊士運河，後來埃及要收回運河，英國、法國差點對埃及動武，因為美國不支持，日暮西山的英法只好作罷。但是，有多少人知道，埃及人自己開通蘇伊士運河的歷史超過2000年，法國人開鑿的現代蘇伊士運河不過是部分恢復了古蘇伊士運河的故道。而且，唐朝中前期，在回教的統治下，蘇伊士運河還是能通航的，也就是說，唐朝時期前往中亞、西亞的中國海船，完全有可能通過蘇伊士運河進入地中海，再出地中海進入大西洋。因此，當時的中國人對於世界地理的了解和認識，比教科書上告訴我們的要多得多。南宋地理學家周去非在《嶺外代答》一書中說：越過印度洋，就到了「大食諸國」（指回教國家，包括北非），「大食諸國」的西邊有一片巨大的海洋，稱為「西大食海」，橫渡這片巨大的海洋，有一塊陸地叫做「木蘭皮」，哪裡有數以千計的國家。雖然有人說「西大食海」指的是地中海，但是，劉鋼先生認為，「西大食海」指的就是大西洋，「木蘭皮」就是美洲，我認為是對的。我們看一幅明朝的地圖。
《大明混一圖》繪制於朱元璋時代，比鄭和航海的時間要早。在地圖的左方，繪出了非洲的好望角，也繪出了一部分大西洋。雖然比例不對，但是，這幅地圖的真實性沒有人懷疑，因為它太大，一直放在皇宮，想要「遺失」也不容易。這幅地圖告訴我們，鄭和航海之前，中國人就知道好望角，就知道大西洋了。但是，教科書上都告訴我們，鄭和只到了東非海岸，就打道回府了。根據保存下來的歷史資料，鄭和航海來回的日期引起人們的關注，至少有一次，鄭和船隊在海外漂泊了過長的時間，好幾年才回到中國。這段時間，鄭和的船隊去了哪裡？還是停在哪裡悠閑？然而，鄭和航海的全部檔案如今都找不到了。
明朝有兩次重大的檔案遺失，一次是鄭和的航海資料，一次是《永樂大典》。現在的歷史書都說是明朝一個名叫劉大夏的官員，把鄭和的資料燒掉了。事實上，在歷史記載中，找不到劉大夏燒毀鄭和航海資料的記錄。中國歷來注重官方文件的檔案保管，當時是皇帝要找鄭和的資料，劉大夏只是回答皇帝派來的人說找不到。如果他燒毀這些資料，那是欺君之罪。中國歷史上檔案資料的大量遺失、銷毀，一般都發生在改朝換代的時候，在一個朝代正常運行的時候，官方檔案資料的大規模銷毀，好像只有秦始皇的焚書坑儒，還被中國人罵了2000年。劉大夏也算一個頗有修為的名臣，這點事情難道不懂？關於《永樂大典》，正史資料顯示，嘉靖皇帝還把它當「枕頭」，每天陪著它睡覺呢。而且就在嘉靖朝，還抄寫了一個《永樂大典》的副本。我相信，中國古代對於地理方面的文字和地圖，有一部分會保存在《永樂大典》中。
嘉靖皇帝死後30多年，利瑪竇在北京定居，約十年後，利瑪竇在北京去世。就這十年時間，人們後來根據利瑪竇的日記，描繪了中國人對於地球、對於海洋的認識，顯示出極為可憐的貧乏。好像鄭和的事情根本沒有發生過，好像《大明混一圖》等其他中國古地圖根本沒有存在過，好像中國人對於世界地理和天文的知識莫名其妙地發生了重大倒退。等到了清朝前期，《永樂大典》的副本又被找到的時候，已經少了1000多冊。直到清朝後期，很奇怪地丟得差不多了。明末清初是一個混亂的年代，但是，就在這個混亂時期，北京的皇宮里，一直有利瑪竇的「同志」，比方說湯若望。湯若望既在明朝鑄大炮，幫著明朝打滿人，又在清朝當官受重用。因此，我和劉鋼先生都認為，明末清初乃至以後，中國人對於世界地理知識方面的「倒退」，是這些西方傳教士有意而為的事情，是一個巨大的陰謀。為什麼？下次再說。
③ 利瑪竇參與了什麼
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年10月6日—1610年5月11日），義大利的耶穌會傳教士，學者。明朝萬曆年間來到中國居住。其原名中文直譯為瑪提歐·利奇，利瑪竇是他的中文名字，號西泰，又號清泰、西江。在中國頗受士大夫的敬重，尊稱為「泰西儒士」。他是天主教在中國傳教的開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閱讀中國文學並對中國典籍進行鑽研的西方學者。他除傳播天主教教義外，還廣交中國官員和社會名流，傳播西方天文、數學、地理等科學技術知識。他的著述不僅對中西交流作出了重要貢獻，對日本和朝鮮半島上的國家認識西方文明也產生了重要影響。
【生平】
1552年利瑪竇出生於義大利馬爾凱州（Marche）的馬切拉塔（Macerata），家裡經營利氏葯房，是當地的名門。利瑪竇在這里一直在一所耶穌會開辦的中學學習，他的父親一直很擔心利瑪竇加入耶穌會。
利瑪竇十六歲來到羅馬，在聖湯多雷亞學院學習預科，並於1571年的聖母升天節那天加入了耶穌會。1572年在耶穌會主辦的羅馬學院學習哲學和神學，並從師數學家克拉烏（Christopher Klau）學習天算，其時范禮安（Father Alessandro Valignani)也是他的老師。在這段時期，他還學會了拉丁文和希臘語，而且也會使用葡萄牙語和西班牙語。
【作品】
《交友論》是利瑪竇用中文寫的第一部書
在啟程前往上海之前，義大利馬切拉塔大學教授路易吉·利奇把一摞利瑪竇神父(Matteo Ricci，1552年—1610年)的著作《交友論》放進了行囊。利奇教授是利瑪竇的後代，此行是參加紀念徐光啟暨《幾何原本》翻譯出版40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他選擇《交友論》作為禮物送給中國的朋友們。
《交友論》是利瑪竇用中文寫作的第一部著作。1595年，到達南昌以後，利瑪竇就將《交友論》分贈當地的達官貴人。「這部《交友論》使我贏得了人們的信任，同時，也使人認識了我們歐洲的作為。這部作品是文學、智慧和德行的結晶。(利瑪竇1599年書信)
④ 利瑪竇的生平，成就，事跡
利瑪竇（Matteo Ricci�6�0，1552年10月6日—1610年5月11日），義大利的耶穌會傳教士，學者。明朝萬曆年間來到中國居住。其原名中文直譯為瑪提歐·利奇，利瑪竇是他的中文名字，號西泰，又號清泰、西江。在中國頗受士大夫的敬重，尊稱為「泰西儒士」。他是天主教在中國傳教的開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閱讀中國文學並對中國典籍進行鑽研的西方學者。他除傳播天主教教義外，還廣交中國官員和社會名流，傳播西方天文、數學、地理等科學技術知識。他的著述不僅對中西交流作出了重要貢獻，對日本和朝鮮半島上的國家認識西方文明也產生了重要影響。
生平 1552年利瑪竇出生於義大利馬爾凱州（Marche）的馬切拉塔（Macerata），家裡經營利氏葯房，是當地的名門。利瑪竇在這里一直在一所耶穌會開辦的中學學習，他的父親一直很擔心利瑪竇加入耶穌會。
利瑪竇十六歲來到羅馬，在聖湯多雷亞學院學習預科，並於1571年的聖母升天節那天加入了耶穌會。1572年在耶穌會主辦的羅馬學院學習哲學和神學，並從師數學家克拉烏（Christopher Klau）學習天算，其時范禮安（Father Alessandro Valignani)也是他的老師。在這段時期，他還學會了拉丁文和希臘語，而且也會使用葡萄牙語和西班牙語。
【成就】
西學東來
帶著西學而來的利瑪竇開展了晚明士大夫學習西學的風氣。由明萬曆至清順治年間，一共有一百五十餘種的西方書籍翻譯成中文。
利瑪竇撰寫的《天主實錄》以及和徐光啟等人翻譯的歐幾里得《幾何原本》等書不僅帶給中國許多先進的科學知識和哲學利瑪竇思想，而且許多中文詞彙，例如點、線、面、平面、曲線、曲面、直角、鈍角、銳角、垂線、平行線、對角線、三角形、四邊形、多邊形、圓、圓心、外切、幾何、星期等等以及漢字「歐」等就是由他們創造並沿用至今。
利瑪竇製作的世界地圖《坤輿萬國全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世界地圖，在中國先後被十二次刻印。而且問世後不久，在江戶時代前期也被介紹到了日本。該地圖使得日本人傳統的崇拜中國的「慕夏」觀念因此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對日本地理學的發展，有著很重要的影響。北極、南極、地中海、日本海等詞彙皆出於此地圖。至今，日本仍稱17世紀至18世紀的地圖為利瑪竇系地圖。
傳播天主教
中國在唐朝時曾一度流行基督教的聶斯脫利派(景教)，但是到了明朝建立以後，中國基本上已沒有基督徒。利瑪竇可以說是天主教在中國傳教的開創者之一。他成功在北京覲見皇帝，而且在士大夫中建立良好聲譽和關系，開啟了日後其他傳教士進入中國之門，而且也開創了日後200多年傳教士在中國的活動方式：一方面用漢語傳播基督教；另一方面用自然科學知識來博取中國人的好感。
利瑪竇對中國傳統的習俗保持寬容的態度。他容許中國的教徒繼續傳統的祭天、祭祖敬孔。據他的了解，這些只屬尊敬祖先的儀式；只要不摻入祈求、崇拜等迷信成分，本質上並沒有違反天主教教義。利瑪竇主張以「天主」稱呼天主教的「神」(英語的"God" 或拉丁文的 Deus)；但他亦認為天主教的「神」早已存在於中國的思想，因為中國傳統的「天」和「上帝」本質上與天主教所說的「唯一真神」沒有分別。利瑪竇本人更穿著中國士人服飾。利瑪竇的傳教策略和方式，一直為之後跟隨他到中國的耶穌會傳教士所遵從，稱為「利瑪竇規矩」。
利瑪竇等義大利傳教士在中國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明代末帝的皇後在清軍入關時曾寫信准備皈依天主教並請求教皇支援（此信尚保存在梵蒂岡）。清朝康熙仍然重用義大利傳教士。但後來歐洲其他天主教各教會之間對中國傳統祭祖敬孔習俗的爭論以這些習俗對當時中國天主教的影響削弱了利瑪竇等人本已取得的成功。康熙時代，西班牙傳教士為了在菲律賓和中國排擠義大利傳教士，向教皇申訴並取得教皇敕令，宣稱利瑪竇等人允許中國教徒崇拜祖先違背了天主教教義，並派特使到中國晉見皇帝，態度驕橫，和康熙爭辯。康熙認為「天下沒有不忠不孝的神仙」，說這個特使「不可理喻」，下令囚禁到澳門，使其病死獄中。從此中國皇帝和羅馬教廷關系急劇惡化，禁止了西班牙傳教士在中國的活動，並進一步嚴格的實行了閉關鎖國政策。而祭祖敬孔的禁令直到數百年後的1939年12月8日由教宗碧岳十二世(Pius XII,即庇護十二世)刪除，這也側面顯示出了利瑪竇對中國文化的了解
⑤ early jesuit missionaries in china
利瑪竇傳播天主教
中國在唐朝時曾一度流行基督教的聶斯脫利派（景教），但是到了明朝建立以後，中國基本上已沒有基督徒。利瑪竇可以說是天主教在中國傳教的開創者之一。他成功在北京覲見皇帝，而且在士大夫中建立良好聲譽和關系，開啟了日後其他傳教士進入中國之門，而且也開創了日後200多年傳教士在中國的活動方式：一方面用漢語傳播基督教；另一方面用自然科學知識來博取中國人的好感。
利瑪竇對中國傳統的習俗保持寬容的態度。他容許中國的教徒繼續傳統的祭天、祭祖敬孔。據他的了解，這些只屬尊敬祖先的儀式；只要不摻入祈求、崇拜等迷信成分，本質上並沒有違反天主教教義。利瑪竇主張以「天主」稱呼天主教的「神」（英語的God或拉丁文的Deus）；但他亦認為天主教的「神」早已存在於中國的思想，因為中國傳統的「天」和「上帝」本質上與天主教所說的「唯一真神」沒有分別。利瑪竇本人更穿著中國士人服飾。利瑪竇的傳教策略和方式，一直為之後跟隨他到中國的耶穌會傳教士所遵從，稱為「利瑪竇規矩」。
利瑪竇等義大利傳教士在中國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明代末帝的皇後在清軍入關時曾寫信准備皈依天主教並請求教皇支援（此信尚保存在梵蒂岡）。清朝康熙仍然重用義大利傳教士。但後來歐洲其他天主教各教會之間對中國傳統祭祖敬孔習俗的爭論，削弱了利瑪竇等人本已取得的成功。康熙時代，西班牙傳教士為了在菲律賓和中國排擠義大利傳教士，向教皇申訴並取得教皇敕令，宣稱利瑪竇等人允許中國教徒崇拜祖先違背了天主教教義，並派特使到中國晉見皇帝，態度驕橫，和康熙爭辯。康熙認為「天下沒有不忠不孝的神仙」，說這個特使「不可理喻」，下令囚禁到澳門，使其病死獄中。從此，中國皇帝和羅馬教廷關系急劇惡化，禁止了西班牙傳教士在中國的活動，並進一步嚴格的實行了閉關鎖國政策。而祭祖敬孔的禁令直到數百年後的1939年12月8日由教宗碧岳十二世（即庇護十二世）刪除，這也側面顯示出了利瑪竇對中國文化的了解。
⑥ 利瑪竇怎樣在中國傳教的
利瑪竇在中國傳教了近三十年，不僅受到了萬曆皇帝的信任，還結識了不少士大夫，其中更有一些後來改信了天主教，這可以說是他傳教的成果。
他在中國的傳教並不是一蹴而就的。利瑪竇花了大量時間用來學習漢語和研究中國古代經典，這是他了解中國的基礎。而當他最開始在中國傳教時，為了不遭到驅逐只能低調行事，不僅對外假稱自己來自天竺，還身穿佛教僧侶的衣服。之後，他認識到士大夫是中國的掌權階層，而佛家是學習儒家的他們所排斥的。於是利瑪竇改變策略，向他們模仿，開始蓄發開始留須，還穿上了他們的儒士服。這就是他傳教方式不斷優化和進步的體現。
通過不斷結交士大夫，利瑪竇在傳播天主教和科學知識的同時，也從他們那裡學習到了更深層次的中國文化。因此，他走出了一條新型的傳教之路，結交士大夫也是其中一個環節，更重要的是在對天主教教義進行解釋和翻譯時把它與儒家相結合。
天主教信仰上帝，而中國人崇拜上天，利瑪竇將兩者結合甚至畫上了等號，認為中國的上天不是指自然界的天空，也是在指神靈，因此和上帝從本質上是一致的。另外，利瑪竇把天主教的教義闡釋為「愛」，愛上帝同時也愛世人，又把它與儒家提倡的「仁」相比較，認為兩有許多類似和重合的地方。如此，中國士大夫便慢慢接受了他的傳教。
利瑪竇是義大利的傳教士，徐光啟是明朝的官員。兩人原本毫無關系，卻因為利瑪竇來華傳教而產生聯系，更應該說是為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而結識。
據說，徐光啟第一次聽說利瑪竇是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當時他在韶州，從另外一位傳教士那裡第一次初步地了解到這個世界，見到了世界地圖，也是從他那裡知道了利瑪竇精通西方自然科學。可惜，在他求知若渴地找人引見利瑪竇時，他已經離開。之後，徐光啟在南京追上了利瑪竇並進行了第一次會面，不過這次見面時間很短，直到利瑪竇被萬曆皇帝允許在北京長住，兩人才得以真正結識，從此交往甚密。
在北京時，徐光啟不斷向利瑪竇學習討教，尤其利瑪竇早先就憑借自己過人的中文水平翻譯了一些西方書籍，書中的宗教、數學、天文等知識都值得他學習。天主教的教義讓他覺得中國的儒家可以用它來彌補和完善，而自然科學更是讓他認識到中國人在此方面的不足。於是，兩人開始合作翻譯，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幾何原本》。另一方面，利瑪竇也同樣是被中國文化所折服，而這也是他在此傳教必須的要求，因此他學習中國文化的途徑除了看書就是結識知識分子，徐光啟就是其中最主要的一個。
除了相互學習，徐光啟也可以說是對利瑪竇在中國傳教幫助最大的人，他和李之藻和楊廷筠並稱為「聖教三柱石」。徐光啟不僅自己加入了天主教，聖名叫保祿，他還勸說自己的家人和認識到朋友入教，此外給傳教士們提供經費，從政府層面保護他們。
利瑪竇出生於1552年，經營葯店的父母算是當地的名門望族。利瑪竇從小在耶穌會開辦的學校讀書，先是在家鄉當地的一家中學後又急速在另一家學校學習。雖然如此，利瑪竇的父親並不喜歡兒子與教會接觸，所以在利瑪竇16歲的時候，他父親把他送去比較遠的學校學習法律。然而利瑪竇是真心喜愛神學，因此僅僅三年，他就未被父親希望，中斷了對法律的學習，不僅進入耶穌會實習，而且之後還加入了耶穌會。
之後，利瑪竇刻苦學習，內容不僅包括哲學和神學，還有天算、拉丁文、希臘語、葡萄牙語和西班牙語等。1577年，利瑪竇因受命要前往東方傳教而來到葡萄牙里斯本，第二年與另外14名傳教士一同乘船前往印度。
雖然在海上遭遇了暴風雨，6個月後利瑪竇最終安全地踏上了印度的土地，之後他一邊傳教一邊繼續學習神學，期間他還晉升為了司鐸。到了2年後的1580年，利瑪竇成為了一名真正的神父，同時他派往中國傳教，於1982年抵達中國澳門。雖然居住地有所改變，但利瑪竇之後就基本一直生活在中國直到他在北京病逝。
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不僅向中國傳播了天主教、自然科學等西方的知識，他還主動學習研究中國的傳統文化，寫下許多著作，是中西文化交流最早的傳播者之一。
⑦ 利馬竇有哪些中文著作,其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地位和意義是什麼
利馬竇的中文著作有:《天主實義》《利馬竇中國札記》.《交友論》（1595年） 2 .《西國記法》（1595年） 3 .《二十五言》（1599年） 4 .《上大明皇帝貢獻土物奏》（1601年） 5 .《坤輿萬國全圖》（1602年） 6 .《天主實義》（1603年） 7 .《西字奇跡》（1606年） 8 .《幾何原本》（1607年）（此書是與徐光啟合譯的） 9 .《渾蓋通憲圖說》（1607年） 10 .《畸人十篇》（1608年） 11 .《理法器撮要》（1610年） 12 .《乾坤體義》（1610年）2 。
中國思想史上的利馬竇
歷史總像司芬克斯那樣給人們留下一些不易解答的問題。在世界文化史上，最初只是活躍在那不勒斯一地的猶太教中一個主張改革的派別，何以在他們的首領耶酥被釘上十字架以後的數百年間，不但發展為獨立的基督教，而且成為了幅員廣袤的羅馬帝國的國教？這個自視為普世教會的宗教在16世紀到18世紀，又何以非常迅速地在歐洲以外擴張，特別是在美洲和亞洲的傳教事業獲得巨大的成功？恐怕就可以算是此類難題之一。
不過，對於曾經滿懷希望要使數億中國人同樣信奉天主的耶穌會教士而言，從利瑪竇以來他們在華的傳教事業雖然一度進展順利，不但使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等一批在晚明社會名聲卓著的官紳歸依天主，甚至後來或者擔任欽天監之類要職，或則經常出入康熙皇帝的禁宮；而且有人認為18世紀曾經可能會出現一個中國式的基督教，各會傳教士「曾希望在中國建立一個為國家政權所容忍、集儒教和中國古老智慧於一體的新教會。」（〔英〕約翰．麥克曼勒斯主編《牛津基督教史》，貴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1頁。）
但是隨著「禮儀之爭」的發生，形勢竟然急轉直下，西方傳教士在華傳教活動被嚴令禁止。雖然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西方列強逼迫清廷簽定的兩個和約，都載有所謂「傳教寬容條款」。這改變了明清之際耶酥會傳教士的方略，使傳教與西方殖民事業有了理不清的瓜葛。「條款使傳教士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卻使他們期待的目標——把中國變成基督的國度——變得越發遙遠。」（朱維錚：《基督教與近代中國．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3頁。）以致於到了上世紀末，隨著中國的重新崛起，在塞繆爾．亨廷頓（SamuelP.Huntington）那樣的美國人看來，「大中華」成了類似伊斯蘭教文明那樣在今日阻止西方普世主義擴張的「文化和經濟的現實，並開始成為一個政治的現實。」（〔美〕塞繆爾．亨廷頓著，周琪等譯《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重建》，新華出版社，2002年，第183頁。）
於是，在世界文化史上，也許問題就轉變為：與基督教在美洲和亞洲其他國度的勝利歷史相對照，他們的傳教事業何以在中國有了如此相反的記錄？考慮到中國從來沒有過宗教戰爭，中國人總體說來對宗教持相當寬容的態度，這一對比就更加催人深省了。這一問題當然非常復雜，作為學術問題涉及的面也十分廣泛，但是其中有一個問題是無法迴避的：如何看待和評價利瑪竇等耶穌會教士在華的傳教活動？
歷史還有另一面相。十九世紀中葉以來，西方文化已經前所未有地改變了中國的面貌，誰也無法否認，當今中國實際上是中西文化沖突——融合的結果。中國知識分子，甚至受過中等教育的普通公民，對西方的了解一定大大超過一般西方知識分子對中國的了解。今天的中國人對西方文化繼續保持著旺盛的求知慾。加上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中國學者在宗教學、宗教哲學和比較宗教研究等各方面都有了新的創獲。在這種情狀下，利瑪竇及其傳教活動，自然就再次引發了人們的研究興趣。
對這樣一段歷史及其後果的研究，歷來有不同的學科方向和思考進路可供選擇。比較常見的是歷史學的進路，除了傳教史的描寫以外，還有從科學技術史的角度看傳教士給中國帶來的天文學、幾何學以及水利、歷算等的進步，從中外文化交流史的角度討論中國文化對西方啟蒙運動的作用，更多的似乎是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在此層面上，人們注意到「耶穌會曾設想在印度和中國造就一種能夠吸收這兩國古老文明的智慧和見解的新型基督教觀，但該設想最後還是以失敗而告終。」（〔英〕約翰．麥克曼勒斯主編《牛津基督教史》，貴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8頁。）
對被稱做「中西文化的首次碰撞」的事情達致如此的結果，著名西方漢學家謝和耐（Jacques Gernet）認為，明清之際基督教來華傳教的失敗，乃是根源於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深刻差異和中國文化難以被同化的力量，而非簡單的排外心理作祟。這種差異是整體性的，不僅在隨處可見的倫理關系的處理上，而且在於儒家入世終極關懷完全不同於基督教將宗教義務與世俗義務對立起來的做法。
在形上學的領域，基督教的核心觀念是造物主與其創造物之間的關系，而「可見的天與作為天理的積極因素的天之間不可分割的特點，及『體』和『用』觀念之間的相互關系，是中國的基本觀念。」中國人對基督教哲學的抗拒有更深刻的根源——語言。漢語中並沒有表示「存在」的動詞，「語言的結構和辭法似乎把中國和西方的思想導向了不同的方向，作為形成一個獨立的、具有廣闊背景的文化和宗教傳統發展的基礎。」（〔法〕謝和耐著，耿升譯《中國與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碰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80頁、225頁。）
如此看來，人們可以提出一個問題：利瑪竇等耶穌會教士的傳教對於中國思想史、尤其是對中國哲學史的發展而言，是否只是一個歷史的意外，或者純粹是一個偶在？換言之，它有沒有影響到中國哲學－思想的發展，有沒有成為中國哲學史或者思想史的一部分？目前坊間流行的中國思想通史和中國哲學通史類的著作，似乎支持了對三百多年前基督教那場「失敗」的上述意義評估。通過對中國天主教最重要的文本《天主實義》的深入研究，張曉林博士對此提出了異議。他筆耕數載，撰就這本《論天主實義》，相當系統、周詳地論證了他對中國天主教神哲學或「儒家一神論」在中國哲學史上新的定位。
簡要地說，張曉林認為，通過詳細梳理《天主實義》所代表的中國天主教神哲學體系與明末清初中國主流學者之思想的復雜關系，可以說明傳教士與其中國皈信者共同闡述的中國天主教神哲學不同於傳統儒釋道中的任何一種，然而，它不僅留下了一批值得重視的漢語哲學文獻，而且它們所闡釋的思想構成了中國哲學思想史的有機組成部分。它在傳統的三教之外另行開啟了一種具有獨特內容的思想體系的統緒。如果要描寫自晚明以來的一個完整的中國思想－哲學的發展史，就應該對包含在其內部的天主教神哲學與傳統中國哲學的相互影響有充分的研究和闡明。
我們知道，無論是中國思想史還是中國哲學史，作為現代學術的一門學科而言，都是在20世紀上半葉建構起來的，具體地說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建立起來的。那是「科學」剛剛上升為價值的時代，同時也是宗教受到嚴厲排斥和打擊的時代。著名的「反基督教大同盟」一時幾乎囊括了全部文化精英，就非常典型地說明那個時代的精神趨向。當時的歷史科學範式，大致上先後是由實證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提供的。這兩個互相排斥的學派在歷史主義的方法上有共同語言。這些都很自然地在對《天主實義》的研究中打下自己的烙印。
用一種公允的評述，人們都承認《天主實義》是利用儒學語言和概念闡釋天主教教義。但是從歷史主義的角度看，這種闡釋的正確性就頗受質疑；而導致這種狀況是由於利氏的學養有限（誤解），還是故意曲解儒家經典，更是令人疑竇叢生。如侯外廬先生的《中國思想通史》說利氏「以孔子理論傅會基督教教義，其策略為「合儒、補儒、益儒和超儒」。從封建主義的立場來宣揚天主教的「合儒」，是「純涉支離荒誕」（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1080頁）。
《天主實義》「合儒」的正當性及與其作者的主觀意圖之間的關系，並非不可以討論。但是什麼是真正的儒學，本身就是一個問題。從解釋學的眼光看，任何人的解釋都必定帶著自己或明或暗的「前見」，任何時代的理解都包含加達默爾所謂的「視域融合」，因此《天主實義》是否誤解、以及多大程度誤解了儒家經典，已經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在現象的一次性和歷史性的具體關系中去理解現象本身」（加達默爾《真理與方法》，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年，第5頁）。
將《天主實義》看做一個解釋學的文本，使張著得以避免在歷史主義範式中易生糾纏的問題，而將注意力集中在對屬於效果歷史的那個「理解」本身的反思。由此超出了以往對中國天主教的史學研究，而進入了文本研究。讀者可以看到，張著確實對中國天主教最重要的文本《天主實義》與中國傳統的儒釋道的關系做了相當充分的比較研究，對明末清初中國主流學者與《天主實義》所代表的中國天主教神哲學體系似的關系，做了詳細的梳理。
在此過程中，作者注意到利瑪竇對中國傳統儒學及其流派的復雜性的知識是有限的，他所實際上面對的，並非完整的儒學傳統；同時也注意到盡管利瑪竇對佛道的專業知識相當有限，但是對佛道與基督教原理的沖突，卻有著深刻的洞察。作者吸收了西方漢學研究的最新成果，使用了「儒家一神論」等概念，加上其運用資料的實證功夫，使他所描寫的明清之際中西思想互動的脈絡令人十分信服。所有這些都相當有力地支持了本書的宗旨，即中國天主教神哲學存在於中國哲學－思想的歷史之中，而不在是純粹外來的思想。
總體上說，中國學者對西方宗教及其哲學的研究，在最近二十年來有相當大的進展。而對西方宗教哲學與中國傳統哲學思想的互動之研究，則相對滯後。因此，張曉林博士的這本論著，對擴大中國哲學史研究的視野，成為一個明亮的信號。其實，明末以來天主教神哲學在中國哲學－思想史的地位，其輪廓一直隱隱約約地浮現著。盡管它恐怕並非一線相牽、明明白白的傳統，而是一個尚待研究和描畫的脈絡。且不說明末清初中國思想家與天主教神哲學的關系遠未釐清，晚清太平天國與基督教的關系似乎也還大有再討論的餘地。康有為的思想創造中包含了多少基督教的刺激和啟發？也很值得研究。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西方宗教文獻對中國人形成現代性觀念起了什麼作用，現在也不很清楚。
另一個十分有意思的現象是，新儒家對基督教的態度也發生著微妙的變化：如果說其先驅——康有為等曾經受基督教在西方社會的巨大功能的啟發，曾經試圖創立「孔教」與之抗衡的話，那麼第一代新儒家大多是強烈非基督教的。梁漱溟、熊十力、馮友蘭都是如此。這大概是文化上的傳統主義使然。這就使他們在中國哲學史研究中很自然的貶抑「中國天主教」的意義。譬如馮友蘭先生之高度評價曾國藩，最主要的原因是他贏得了對基督教的「聖戰」。（馮友蘭說：「曾國藩和太平天國的斗爭，是中西兩種文化、兩種宗教的戰爭，即有西方宗教斗爭中的所謂『聖戰』的意義。這是曾國藩和太平天國斗爭的歷史意義。」見《中國哲學歷史新編》第六冊，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5頁）而他們的後繼者，第二、第三代新儒家，卻很注重發掘儒家傳統與基督教的共同點，特別是強調儒家的宗教性，借用當代西方基督教哲學家蒂里希（PaulTillish）「終極關懷」的理論來闡發新儒家哲學，並且強烈地期待與基督教等世界宗教實現「文明對話」。所有這些現象都還有待深入系統的研究，因為它們都是中國哲學史的組成部分。
⑧ 利瑪竇的人物生平
1552年,利瑪竇出生於義大利馬爾凱州的馬切拉塔,家裡經營利氏葯房，是當地的名門。利瑪竇在這里一所耶穌會開辦的中學學習，他的父親一直很擔心利瑪竇加入耶穌會。
1561 年，利瑪竇在馬切拉塔的耶穌會寄宿學校學習。
1568年，他父親把他送到羅馬聖湯多雷亞學院預科學習法律，並希望利瑪竇在法律領域取得成就。
1571年，利瑪竇中斷了學習，違背了他父親的願望，進入耶穌會實習，並在聖母升天節那天加入了耶穌會。由於成績優良，在托斯卡納的一個寄宿學校度過了幾個月的時間。為利瑪竇在羅馬寄宿學校學習人文和科學奠定了基礎。
1572年，在耶穌會主辦的羅馬學院學習哲學和神學，並從師數學家克拉烏學習天算，其時范禮安也是他的老師。在這期間，他還學會了拉丁文和希臘語，而且會使用葡萄牙語和西班牙語。
1577 年，利瑪竇被派往東方傳教，來到了葡萄牙里斯本。由於從里斯本前往印度的船隻有每年春天才出發，1577年8月底9月初的時候，利瑪竇抵達科英布拉，並前往著名的科英布拉大學附近的耶穌學院。他在這里學習對前往葡萄牙殖民地的傳教士們來說必須掌握的葡萄牙語，並開始學習神學。1578年2月底，他受命前往裡斯本，和其他義大利和葡萄牙耶穌會士一起為前往東方做准備，從那兒的港口，利瑪竇等待前往印度的船隻。在科英布拉的寄宿學校等待出發的 六個月里 ，開始學習神學。 1578年3月24日，利瑪竇和其他14名耶穌會士從里本斯乘船前往印度傳教。一路上繞過好望角，途經莫三比克。
1578年6月29日，在納塔爾遠方的海面上，帆船遭遇狂風暴雨，他持續了一整夜。也許正是因為想起這次九死一生的經歷，多年後利瑪竇曾經這樣感嘆，當時人們的生存狀態就如同「眼巴巴地看著船沉大海，所有人只能在茫茫大海的巨浪中求生」。
1578年7月22日，聖路易號駛入莫三比克港，在這里停留三周，對船進行必要的維修，補充飲水和給養，以及准備帶到印度和遠東交易的黑奴。
經過6個月的航行,1578年9 月13 日到達印度果阿，繼續學習神學，在果阿和柯枝的寄宿學校教授學生人文科學。 印度果阿是葡萄牙在亞洲最重要的殖民地。路途非常辛苦，在到達果阿前，船上來自莫三比克的400名奴隸死了13名。
利瑪竇在來到印度之前，由於沙勿略對印度的贊美以及教會的神化，他所聽說的印度非常令人神往，在這里傳教也比較容易,但是現實的反差令他大惑不解。
1580年他給耶穌會的歷史學家瑪菲用葡萄牙語寫的信中說道：「查看一下有關印度、日本的注釋書和地圖類，會發現明顯的謬誤比比皆是。」但是耶穌會在日本布教非常順利，而且在印度還發現了聶斯托里教派（景教）的信徒。這使得利瑪竇他們精神上非常振奮。利瑪竇在印度和交趾傳教四年。
在1580年7月26日他晉升為司鐸後，又學習了神學。他在印度認識到應該允許當地人也學習哲學、教理和神學等歐洲文化，並且寫信給耶穌會總部提出了這個問題。他認為如果「阻攔他們與他人為伍擔任職務——通過學問而出人頭地——我擔憂他們會憎恨我們，而我們耶穌會在印度的主要目的，感化異教徒使他們皈依我們神聖信仰的使命將會化為泡影。」 游歷澳門
1580年，利瑪竇被授予神職神父，羅明堅神父向東方總巡察使范禮安舉薦了利瑪竇。范禮安神父是當時的耶穌會東方總巡察使，他的主要使命是向中國派遣基督教傳教士。由於明朝的海禁政策，之前的傳教士都未能進入中國傳教。因為歐洲的葡萄牙人在澳門獲得居住權，來自歐洲的傳教士們只能停留在澳門。
1580年4月26日利瑪竇從果阿啟航，沿著錫蘭海岸前行，他在他的《世界地圖》中這樣描寫：「這片海域出產美麗的寶石。岸邊的居民會游到海里尋找寶石。」
1580年6月14日，他抵達馬六甲，並在這個由葡萄牙人布防的城市停留了兩周。這里不僅是重要的商貿中心，更是從印度前往菲律賓、中國和日本的海上要道。
1580年7月3日，利瑪竇從這里再次啟航前往澳門，在行程中身染重病。
1582年8月7日，他抵達澳門港。
傳教士們想通過漢語著述天主教義來吸引中國人，「練慣用他們的語言寫作，作為一種吸引捕捉他們心靈的手段。」因此他們先在澳門努力學習漢語，開始學習漢語的利瑪竇對完全與拼音文字不同的漢字感到很興奮，覺得非常不可思議。此外，在澳門的時候正好有來自日本的天正遣歐使節團路過，利瑪竇趁此機會還學了一點日語。
入居肇慶
1583年9月10日，利瑪竇與羅明堅進入中國，求得知府王泮的允許，在崇禧塔旁修建了一座帶有教堂的小房子 ，在肇慶建立了第一個傳教駐地，利瑪竇出版了第一份中文世界地圖，並用中文和羅明堅起草了第一部《祖傳天主十誡 》。經過了幾次嘗試，利瑪竇和羅明堅沒能建立起新的駐地，羅明堅被教皇召回羅馬安排教皇使節去見中國皇帝，而利瑪竇和麥安東神父繼續留在肇慶。
1584年利瑪竇獲准與羅明堅神父入居廣東肇慶。他們對中國官員自稱來自「天竺」，致使中國人以為他們是佛教徒。利瑪竇解釋來中國的原因：「我們是從遙遠的西方而來的教士，因為仰慕中國，希望可以留下，至死在這里侍奉天主。」他不敢直接回答傳教的目的，否則他可能會被驅逐。為了傳教，他們從西方帶來了許多用品，比如聖母像、地圖、星盤和三棱鏡等。其中還有歐幾里德《幾何原本》。利瑪竇帶來的各種西方的新事物，吸引了眾多好奇的中國人。特別是他帶來的地圖，令中國人眼界大開。
進入了中國的利瑪竇對中國文明非常稱贊：除了還沒有沐浴「我們神聖的天主教信仰」之外，「中國的偉大乃是舉世無雙的」「中國不僅是一個王國，中國其實就是一個世界。」他感嘆「柏拉圖在《共和國》中作為理論敘述的理想，在中國已被付諸實踐。」而且他還發現中國人非常博學，「醫學、自然科學、數學、天文學都十分精通。」但是他也發現「在中國人之間科學不大成為研究對象。」
1584年8月，利瑪竇在肇慶建立了「仙花寺」，開始傳教工作。起初傳教十分低調。神父們行事小心謹慎，主要精力都在學習漢語和中國的禮節習俗，以博得中國人尤其是官員們的信任。他們身穿佛教僧侶的服飾，認為這樣能夠博得人們的好感，而且他們也覺得這與天主教神父的裝束相差不大。這也使中國人更加相信他們是遠道而來的僧人。他們在這里掛上了聖母瑪利亞的畫像，許多士人官吏，甚至僧人都來跪拜，他們感到非常興奮。但是從中國人的角度來講這更多是出於禮節性的，而沒有宗教意義。也有記述說，他們擔心中國人看到瑪利亞的畫像會誤認為他們的神是女性的，而改掛了基督像。
1584年利瑪竇製作並印行《山海輿地全圖》，這是中國人首次接觸到了近代地理學知識。利瑪竇利用解釋各種西方事物的機會，同時介紹了他們的天主教信仰。他們翻譯了《十誡》、《主的祈禱》、《聖母贊歌》和《教理問答書》。並派發羅明堅撰寫的《天主實錄》，以中文解釋天主教的教義。利瑪竇在肇慶居住六年，除帶來了歐洲文藝復興的成果外，系統地學習了中國傳統文化，期間傳入的現代數學、幾何、世界地圖、西洋樂等西方文明。
移居韶州
1589 年夏天，即萬曆十七年 ，廣東新任總督把傳教士驅逐出肇慶。1590年，利瑪竇奉范禮安之命起草一封以教宗名義致大明皇帝的信札，其中亦稱教宗西師都五世 (Sixtus V, r. 1585-1590) 乃居住在「天竺國」的「都僧皇」，因期盼能傳「天主正教」，「推廣慈悲，普濟世人」，特遣「博雅儒僧」四齣揚教，並派「德行頗優，儒文宏博」的「上僧」等四人入華，希望明帝能對此四僧「給有札牒，沿途迎送，以華其行」。經過多方努力，利瑪竇得以被派往韶州，在那兒他建立了第二個傳教駐地。在韶州的時候，利瑪竇遇到了一次意外。他們遇上了強盜打劫，雖然利瑪竇受了一點傷，但是幸好他們嚇退了強盜，而且很快這些強盜就被逮捕歸案。在韶州期間，另外一個不幸是利瑪竇的兩名部下相繼逝世。
1591年麥安東神父逝世。
1592年初春，利瑪竇前往南雄拜訪瞿汝夔（瞿太素），瞿氏即力勸利氏蓄須留發，且脫去僧服改穿儒服，他更透過其人脈網路，努力將利瑪竇引介入士大夫的交遊圈中。
1593年石方西神父也辭世了。而另外一名羅明堅神父則早已返回了歐洲，只剩下利瑪竇一人從事在中國的傳教事業。感到欣慰的是，他在肇慶結識的士人瞿太素成為了他的好友和弟子，還幫助利瑪竇翻譯了歐幾里得《幾何原本》的第一卷。藉著瞿太素的宣傳，以及贈送高官們利瑪竇自己製作的天體儀、地球儀和計時用的日晷等西洋物品，利瑪竇的名聲逐漸在當地的達官貴人中傳開。
在韶州他攻讀《四書》，並首次將之譯為拉丁文。而通過與瞿太素和其他許多中國上流社會人士的接觸，利瑪竇發現自己先前的佛教僧侶裝扮在當時的中國社會並不受到尊重，社會地位也比較低下。為了更方便與中國的官員交往，在徵得范禮安的同意後，從1594年起，利瑪竇開始蓄發留須，並穿起了當時儒士的服裝。
折返南昌
1594 年，利瑪竇和中國的一名被派遣到朝鮮邊境的將軍一起，初步嘗試進入北京。但到達南京，又不得不返回駐地。1595年（萬曆二十三年）利瑪竇借口為一位北上任職官員之子治病，而獲得了去南京的機會。但是到了南京以後，利瑪竇陪同的官員對他逐漸失去了興趣，利瑪竇只好自己設法留在南京。然而這一次失敗了。他只好折返南昌，並獲得批准在此居住並建立了第三個傳教駐地。明朝王室成員、各級官員都對地球儀、玻璃器皿、西式裝訂的書籍等禮物極感興趣，利瑪竇便在自己的住宅再一次舉行「科普」展覽，表演先進的記憶方法，出版《交友論》，並開始撰寫《天主實義》，選擇適合中國人倫理觀的西方偉人語錄加以刊行。他放棄建造教堂，公開傳教的方法，進一步用中國自古就有的「上帝」偷換「天主」概念。
利瑪竇在南昌傳教的三年，也是他的傳教策略在探索和實踐中逐步形成的過程。他與江西的官紳階層進行了密切交往和友好的對話，並在這個過程中形成了一套成功的傳教策略——「南昌傳教模式」。
他在寫給耶穌會的報告中解釋了在南昌傳教成功的原因：
一是因為當地從沒有見過外國人；
二是利瑪竇的記憶力非常好，以至於許多中國人都想學習，他也因此用漢語寫了一本《西國記法》的書來介紹他的記憶方法；
三是它能夠運用四書五經來宣講基督教的教義；
四是他的自然科學知識；
五是傳說他會煉金術；
六是有人向他求教基督教。
1596年利瑪竇被范禮安任命為耶穌會中國教區的負責人，由利瑪竇全權負責在中國的傳教活動。並且指示利瑪竇想辦法到北京去覲見中國的皇帝，以達到在中國傳教的有力保障。而且還從澳門送去了許多准備送給中國皇帝的禮物。在南昌，利瑪竇知遇了江西巡撫陸萬垓，向他展示三棱鏡、西國記數法和鍾，並講解西方書籍的內容，他還向當地學人講解數學問題與日晷記時問題。
1596年9月22日利瑪竇在這里成功的預測了一次日食，使他很快成為了一個有名的人物。期間結交了許多儒士權貴，受當時名士章潢之邀在著名的白鹿洞書院講學交流，與分封在南昌的皇族後裔建安王和樂安王建立了友好的關系等等。
1597 年，利瑪竇被任命為中國傳教的主管。
奔赴南京
1598年6月25日利瑪竇與另一位郭居靜神父（Lazzaro Cattaneo）同王忠銘一起離開南昌奔赴南京。1598年7月初，他們一行到達南京，1598 年，利瑪竇首次進京是由南京禮部尚書王忠銘促成的。王忠銘是利瑪竇在韶州傳教時結識的老友，當時正要赴北京述職。時值萬曆皇帝壽誕，王忠銘便邀請利瑪竇一同進京賀壽，利瑪竇也准備了自鳴鍾、八音琴等歐洲方物獻予皇帝。一行人由水路啟程離開南京，沿大運河北上。
1598年9月7日利瑪竇歷經兩個月後到達北京。漫長的旅途加之夏日的酷熱，使傳教士們一度病倒，而初到北京的喜悅，又令他們忘卻了旅途的艱辛。利瑪竇在札記中寫道：「這真是一樁令人欣喜的事，我們不應緘默著把它放過去；只要想想基督信仰跨過多少海洋，經過這樣長時期的接近之後，終於進入這個國度，它的使者終於進入了皇都。」然而，之後的事情遠不如利瑪竇想像中的順利。由於當時正值日本侵犯朝鮮的戰爭，整個京城戒備森嚴、氣氛緊張，人們都怕因結交洋人而惹禍上身。先是王忠銘聯系的太監拒絕將利瑪竇引入皇宮，隨後王忠銘本人也不再施以援手。利瑪竇雖然想方設法在京周旋，但仍四處碰壁，就連昔日老友也對他避而不見。利瑪竇作為外國人無法在北京久留，而且又遇到了財政上的困難，僅住一個多月只得返回南京。雖然未能見到皇帝，但利瑪竇首次北京之行收獲頗豐。他首先證明了《馬可波羅游記》中記載的契丹就是中國，而國都「汗八里」即是北京。在旅程中，利瑪竇還與神父郭居靜一同編修了第一本中西文字典《平常問答詞意》，首次嘗試用拉丁字母為漢字注音。此外，他還完成了對《四書》的翻譯和注釋工作，這對中國文化向西方傳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利瑪竇於1599年2月6日在南京定居。並建立了第四個傳教駐地。
在南京居住期間，利瑪竇通過瞿太素的幫助，結交了不少名士，如南京禮部侍郎葉向高、思想家李贄、徐光啟等。當然這主要還是人們對於他的自然科學知識的傾慕。值得一提的是，在南京利瑪竇還與一位三淮和尚（即大報恩寺僧雪浪）進行了一場辯論，在這次辯論中，利瑪竇憑借其科學性的思辨明顯佔了上風。他還在正陽門（今光華門）內洪武崗西崇禮街（今尚書巷）建成內地第四座天主教堂，他在城西羅寺轉灣的住址後來也成為著名的天主教堂——石鼓路天主教堂。這些活動使南京成為中國天主教史上最重要的傳教中心之一。
永住北京
1600 年，接受了新任務的利瑪竇開始策劃北京之行。沒過多久，他就聯系了北上任南京禮部尚書的王忠銘一起帶他去南京，而且王忠銘還表示要帶他去北京。
1600年5月18日（萬曆二十八年），利瑪竇帶著龐迪我神父和准備好獻給皇帝的禮物由南京啟程再赴北京，由於太監馬堂的訛詐和阻撓，傳教士們在天津耽擱了近半年的時間，並於1601年1月24日抵達北京。利瑪竇一到北京，就著手整理禮物進獻皇帝。進呈自鳴鍾、聖經、《萬國圖志》、大西洋琴等禮單上開列的貢品共16件，萬曆皇帝對這些貢品興趣十足，對那些宗教聖物，萬曆皇帝既覺新奇又感敬畏，他把十字架上的耶穌稱為「活神仙」，並把聖母像送與母親慈聖太後。對大小兩架自鳴鍾，萬曆皇帝最為喜愛，小的那架被他帶在身邊時常把玩；大的那架，被置於精美的閣樓之中，在宮內專司報時。由於自鳴鍾構造復雜，需要時常維護，傳教士們便被允許定期進宮對其進行檢修。對利瑪竇進奉的西洋琴，萬曆皇帝也備感好奇，他命利瑪竇教太監演奏。利瑪竇讓助手龐迪我教授太監，他自己則仿照宗教贊歌的形式創作了8首樂曲，並填上簡短的中文歌詞，起名《西琴八曲》。每當悠揚的琴聲在宮中回盪時，萬曆皇帝就會想起這位來自西洋的神甫。正是這些「歐洲方物」打開了利瑪竇進入宮廷的大門，萬曆皇帝也因此對他賞識有加，允許其留居北京，深得信任。
1601年，明神宗下詔允許利瑪竇等人長居北京，作為歐洲使節被召命帶進北京紫禁城。至此他將一直擁有朝廷的俸祿，直到臨終。但中國的朝廷根本沒有注意到，利瑪竇長住北京的目的是為了傳播基督教。
利瑪竇在北京以豐富東西學識，結交中國的士大夫。常與賓客談論天主、靈魂、天堂、地獄，同時編撰新書。1602年- 1605 年， 出版《兩儀玄覽圖》第三版中文世界地圖，以及其他著作 《天主實義》、《天主教要》和《二十五言》，得到不少中國知識分子的尊重。到了1605年，北京已有200人信奉天主教，當中有數名更是公卿大臣。這當中最著名的，也是後來對利瑪竇傳教事業幫助最大的，當屬「聖教三柱石」——徐光啟、李之藻和楊廷筠。
徐光啟是南直隸松江府（今上海）人，曾在南京與利瑪竇會面，之後入天主教。利瑪竇在北京期間，徐光啟正供職於翰林院，他與利瑪竇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二人協力翻譯了《幾何原本》和《測量法義》等著作。李之藻是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時任太僕寺少卿。他師從利瑪竇學習西方科學，之後也加入了天主教。他與利瑪竇合作編譯了《同文指算》等書籍。楊廷筠是李之藻的同鄉，在北京擔任監察御史。楊廷鈞早年是虔誠的佛教徒，後在利瑪竇和李之藻等人的感召下受洗入教。「聖教三柱石」身體力行實踐教義，他們勸說家人、朋友入教，為傳教士提供經費，並且在天主教遭受教難之時上疏抗辯，極力保護傳教士。通過利瑪竇的不懈努力，天主教在中國得以傳播。利瑪竇留居北京之後，全國教徒人數驟增，涵蓋了平民、士大夫、皇親國戚等各個階層。與此同時，西方的科學技術伴隨天主教傳入中國，中國的文化也由傳教士們帶到西方。
利瑪竇初到北京時，住在專門接待外國使臣的賓館中，隨後獲准在城內擇民房長住，並可以進行傳教活動。利瑪竇選中了宣武門內的一塊土地，他在這里修建了一座教堂，這就是著名的南堂——北京地區現存最古老的天主教堂。利瑪竇建立南堂之後，在教堂里舉辦西方圖書和科學儀器的展覽，吸引了大批官員和儒士前來參觀，從而擴大了天主教在士大夫中的影響。利瑪竇在北京交遊於士林，結識眾多名流，其中不乏朝廷高官，如內閣首輔沈一貫、吏部尚書李戴、禮部尚書馮琦、刑部尚書蕭大亨等人。
1607 年，利瑪竇與徐光啟合作，出版了歐幾里德《幾何原本》的前六回的譯本。
1608 年，印刷《畸人十篇》，並開始編纂他的歷史著作《基督教遠征中國史》。
1610 年 5 月 11 日(萬曆三十八年)，因病卒於北京，終年59歲。
1611年，萬曆皇帝賜物利瑪竇安葬於平則門外二里溝的滕公柵欄。 按照當時慣例，西方傳教士死後本應移葬澳門，但在內閣首輔葉向高等人的斡旋下，萬曆皇帝破例准許利瑪竇葬於北京西郊的藤公柵欄，使其成為首位葬於北京的西方傳教士。
⑨ 利瑪竇是誰
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年10月6日—1610年5月11日），義大利的耶穌會傳教士，學者。明朝萬曆年間來到中國居住。其原名中文直譯為瑪提歐·利奇，利瑪竇是他的中文名字，號西泰，又號清泰、西江。王應麟所撰《利子碑記》上說：「萬曆庚辰有泰西儒士利瑪竇，號西泰，友輩數人，航海九萬里，觀光中國。」
1552 年 10 月 6 日利瑪竇出生於馬切拉塔。 從 1561 年起開始在馬切拉塔的耶穌會寄宿學校學習，七年之後他父親把他送到羅馬學習法律 ，並希望利瑪竇在法律領域取得成就 。三年之後，利瑪竇中斷了學習，違背了他父親的願望，進入耶穌會實習。由於成績優良，在托斯卡納的一個寄宿學校度過了幾個月的時間。為利瑪竇在羅馬寄宿學校學習人文和科學奠定了基礎。 1577 年利瑪竇被派往東方傳教，來到了西班牙里斯本。從那兒的港口，利瑪竇等待前往印度的船隻。在科英布拉的寄宿學校等待出發的 六個月里 ，開始學習神學。 1578 年利瑪竇從里斯本出發， 9 月13 日到達印度果阿，繼續學習神學，在果阿和柯枝的寄宿學校教授學生 人文科學 。 1580 利瑪竇年被授予神職神父，他接到命令前往澳門幫助羅明堅進入中國的嘗試。 1583 年 9 月利瑪竇與羅明堅進入中國 ，在肇慶建立了第一個傳教駐地，利瑪竇出版了第一份中文世界地圖，並用中文和羅明堅起草了第一部《祖傳天主十誡 》 。 經過了幾次嘗試，利瑪竇和羅明堅沒能建立起新的駐地。羅明堅被教皇召回羅馬安排教皇使節去見中國皇帝，而利瑪竇和麥安東神父繼續留在肇慶。 1589 年 廣東新任總督把傳教士驅逐出肇慶。經過多方努力，利瑪竇得以被派往韶州，在那兒他建立了第二個傳教駐地。 1594 年利瑪竇和中國的一名被派遣到朝鮮邊境的將軍一起，初步嘗試進入北京。但到達南京，又不得不返回了駐地。 1595 年利瑪竇在南昌停留，在那兒建立了第三個傳教駐地，並出版了第一部中文著作《交友論 》。在 1597 年利瑪竇被任命為中國傳教的主管。 1598 年利瑪竇和禮部尚書 王忠銘 一起到達北京，但由於朝鮮戰爭而被迫離開。在 1599 年利瑪竇定居在南京，並建立了第四個傳教駐地。 1600 年， 利瑪竇 再次出發前往北京，但是被當權宦官馬堂在途中抓住，利瑪竇被關押到天津的城堡里，直到 1601 年。 在同一年，利瑪竇作為歐洲使節被召命帶進紫禁城。在那兒，他將一直擁有朝廷的俸祿，生活到臨終。 從 1602 到 1605 年，利瑪竇做了很多偉大功績。 出版了第三版中文世界地圖起名為《兩儀玄覽圖》，以及其他著作如 《天主實義》，《天主教要》和《二十五言》。 1607 年利瑪竇與朋友徐光啟合作，出版了歐幾里德《幾何原本》的前六回的譯本。 1608 年印刷《畸人十篇》，並在同年開始編纂他的歷史著作，《基督教遠征中國史》。兩年之後，即 1610 年 5 月 11 日，因病卒於北京。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皇帝允許了一個外國人在中國領土安葬。
⑩ 利瑪竇來到中國的目的是什麼
傳教士利瑪竇是義大利人，利瑪竇是他的中文名字，原名叫瑪提歐·利奇。
利瑪竇出生於1552年，經營葯店的父母算是當地的名門望族。利瑪竇從小在耶穌會開辦的學校讀書，先是在家鄉當地的一家中學後又急速在另一家學校學習。雖然如此，利瑪竇的父親並不喜歡兒子與教會接觸，所以在利瑪竇16歲的時候，他父親把他送去比較遠的學校學習法律。然而利瑪竇是真心喜愛神學，因此僅僅三年，他就未被父親希望，中斷了對法律的學習，不僅進入耶穌會實習，而且之後還加入了耶穌會。
之後，利瑪竇刻苦學習，內容不僅包括哲學和神學，還有天算、拉丁文、希臘語、葡萄牙語和西班牙語等。1577年，利瑪竇因受命要前往東方傳教而來到葡萄牙里斯本，第二年與另外14名傳教士一同乘船前往印度。
雖然在海上遭遇了暴風雨，6個月後利瑪竇最終安全地踏上了印度的土地，之後他一邊傳教一邊繼續學習神學，期間他還晉升為了司鐸。到了2年後的1580年，利瑪竇成為了一名真正的神父，同時他派往中國傳教，於1982年抵達中國澳門。雖然居住地有所改變，但利瑪竇之後就基本一直生活在中國直到他在北京病逝。
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不僅向中國傳播了天主教、自然科學等西方的知識，他還主動學習研究中國的傳統文化，寫下許多著作，是中西文化交流最早的傳播者之一。
利瑪竇，是天主教耶穌會的傳教士，同時也是一名學者，是中西文化的最早的交流者之一。
利瑪竇從小篤愛神學，不惜違背父親而加入了耶穌會，不斷學習神學以及其他各種語言。1578年，利瑪竇被派往印度傳教，2年後正式成為一名神父，之後前來中國傳教。
利瑪竇於1583年真正進入中國，與別的傳教士在廣東肇慶建立了第一個傳教駐地，對外假稱來自天竺，並身穿佛教僧侶的衣服。利瑪竇用中文翻譯了包括《十誡》在內的多本天主教經典，同時還向中國人傳播西方各種自然科學，比如出版中國第一份世界地圖——《山海輿地全圖》。另外，利瑪竇也折服於博大的中國傳統文化，開始了對它的系統的學習。
沒幾年，利瑪竇就被驅逐出了肇慶，之後他先後在韶州、南昌和南京建立了傳教駐地。期間，他不斷向中國人傳教，在實踐中探索自己傳教的策略和方法，同時不斷學習中國傳統文化並將中國的經典著作翻譯成外文。1596年，利瑪竇被任命為耶穌會中國教區的負責人，第二年成為了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