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防止土耳其陷入货币危机

1. 为什么土耳其货币瞬间崩盘中国却没有

土耳其里拉崩盘是多方面因素导致的结果。
土耳其本身政局不稳，2016年军事政变失败，土耳其由议会制变为总统制，其任期可长达2029年。再加上多发恐怖袭击，经济增速已经放缓至3%，投资前景大不如前。

土耳其外债占GDP比重55%，经济严重依赖外资直接投资。也就是说，一旦外资撤离，会对其经济造成毁灭性的影响。川普对土耳其增加关税，是外资撤离导火线。
为了留住资金，土耳其的对策是加息，目前土耳其利率在17%以上，但是土耳其通胀严重，通胀率在15%以上，也就是说实际利率也就2%，留不住资金。
外资撤离，在外汇市场上抛售里拉，买进本国货币，里拉一泄如注。

如果土耳其有充足外汇储备，那么土耳其能通过在外汇市场上买进里拉来稳定汇率。但是截至今年5月，土耳其外汇储备已低于外债总额90%。也就是说，土耳其外汇储备严重不足。
中国虽然同样和被美国加征关税，但是中国政局稳定，经济增速比较稳健，不存在特别严重的政治风险。外资占中国GDP比重为1.2%，而且中国外汇储备差不多是外债总额的两倍，即便外资撤离，中国外汇储备也足够维持当前汇率稳定。
所以，中国货币不会像土耳其里拉一样崩盘。

2. 土耳其陷入金融危机，这对全球的金融经济会不会有影响

土耳其的经济危机并不会在全球金融市场上引发连锁反应。

土耳其的货币危机已经导致土耳其国内的金融市场面临非常不稳定的因素。这导致土耳其的主要货币出现了严重贬值的倾向，而货币的严重贬值也导致土耳其国内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危机。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土耳其国内的经济危机并不会出现像地区或者是全球蔓延的倾向。

土耳其并不是一个具有很强地区影响力的经济强国，这也使得土耳其的经济危机只能够影响到土耳其国内的经济发展问题。而且一些发达地区的国家本身就具有很强的经济保障能力，这也使得经济发达的地区能够很好的应对土耳其国内的金融问题所带来的影响。

当然也希望有关组织以及国家能够关注一下土耳其的金融危机情况。因为土耳其的金融危机一旦向地区蔓延的话，将很有可能会出现不可控的因素，这其实对于地区的稳定也会带来相当大的影响以及冲击。

3. 土耳其金融危机2001

有什么好鄙视的，至少他花时间找了这篇资料！顶2楼

一、危机始末
20世纪90年代，土耳其经济出现滞胀，而且长期的经济不景气使得国际投资者对土耳其渐渐失去信心。为了使国内经济走出困境、清偿以美元标价的国际债务和稳定投资者信心，土耳其迫切需要IMF的紧急贷款。2000年1月，土耳其为了获得IMF和世界银行80亿美元的贷款，采纳了IMF一些令人怀疑的建议，开始实行紧缩性的货币与财政政策、改革银行体系和对国有资产进行私有化等等。这一系列紧缩政策降低了通货膨胀率，但是对困境中的土耳其经济无疑雪上加霜。
2000年11月，土耳其政府接管了10家陷入困境的银行，导致投资者产生恐慌心理，全国范围内出现挤兑风潮，金融危机首次爆发。土耳其政府为了稳定银行体系，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向银行部门注入了约60亿美元的资金。这一数量远远超过了1999年底与IMF达成的关于控制货币发行规模的协议。为了固守协议，11月30日土耳其央行宣布停止向市场投放资金，导致隔夜同业拆借利率很快涨到接近2000％的年利率水平。如此高的利率吸引了大量股市资金，结果伊斯坦布尔股交所的全国100指数在12月份下跌幅度超过50％。土耳其政府立即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紧急干预，主要包括：银行业重组和对拥有巨额不良贷款的国有银行进行私有化；开放电信业；积极寻求国际援助等等。欧盟和IMF也分别提供1.5亿欧元和77亿美元的援助。到当年12月中旬，危机暂时平息，土耳其经济开始步入正轨。
谁知好景不长，短短三个月后，金融危机竟又卷土重来。由于土耳其长期由各党派组成联合政府执政，土耳其总统和总理在治国方略上曾出现重大分歧并有多次争执。2001年2月19日，他们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月度例会上再次针锋相对。消息传出后，投资者信心大受打击，纷纷撤资，土耳其又爆发了货币危机。外汇市场上投资者抛售土耳其里拉，土耳其政府有限的外汇储备（2000年底不到200亿美元）根本无法维持钉住汇率制。2月22日，土耳其政府宣布允许汇率自由浮动。此举立即引起外汇市场剧烈动荡，美元对里拉的汇率从前一天的1比65万飙升至1比120万。土耳其政府在金融危机再次爆发后痛下决心，推行金融市场化改革，抑制垄断，引入竞争。IMF和世界银行也认可了土耳其政府的做法并再次提供援助，在多方共同努力下，危机很快被遏制住了。
二、危机的原因
（一）宏观经济不平衡
1.经常项目巨额赤字。20世纪90年代，受到重要贸易伙伴俄罗斯金融危机、两次大地震、98年底以后国际原油价格上涨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土耳其出现大量贸易赤字。2001年1月至8月贸易逆差为232亿美元，经常项目赤字占GDP的比重为5.2％。
2.通货膨胀严重。据2000年10月公布的数字，土耳其的通胀率为44.4％。
3.债务负担沉重。2000年土耳其债务总和达110亿美元，占GDP比重为50％左右。
（二）汇率制度不合理
IMF2000年向土耳其提供贷款的一个条件是当年1月1日起土耳其开始实行爬行钉住汇率制，要求里拉同由美元和欧元组成的一篮子货币挂钩，一年内最大调整幅度为15％。要实现稳定汇率和降低通胀的双重目标，土耳其有限的外汇储备就显得力不从心了。虽然名义汇率水平保持稳定，但是高通胀率造成了里拉的实际升值，使得经常项目赤进一步字扩大。
（三）银行体系不健全
长期以来土耳其一直实行金融为国家发展政策服务的策略，政府和银行关系过于密切，造成银行业集中度很高、银行经营效率低下。同时政府对于出现问题的大规模银行历来都采取资金支持而非清理整顿的做法，使得国内银行业缺乏自律和监管机制。
（四）政局不稳定
90年代以来，土耳其一直由各党派组成联合政府执政，各项政策在政府内部经常不能达成一致，导致政策贯彻不力。政治危机就直接诱发了2001年2月的金融危机。
三、危机的影响与启示
土耳其金融危机除了使俄罗斯、波兰、阿根廷等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证券市场出现轻微震荡外，并没有向其它地区扩散，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也较小。在2001年中期，土耳其经济也开始复苏，僵硬的汇率制度已经废除，里拉在贬值后提高了国内贸易品的出口竞争力，减少了进口需求，改善了国际收支状况。危机虽然远去，但有一些问题仍然值得我们深思。
土耳其接受了IMF的一系列药方，依照新自由主义的原则来管理经济，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新自由主义主张管住货币，其它的一切让市场自由决定，政府应该放弃干预。新自由主义以贸易自由化、资本流动自由化、公营事业私有化为主导思想来管理经济。这体现的实际是世界市场强者的声音，新自由主义硬把强者逻辑说成对弱者也有好处。土耳其稀里糊涂地成为了跨国公司和国际金融巨头的盘中佳肴。当土耳其陷入危机，IMF开出了紧缩性政策的药方，认为紧缩能降低需求、减少进口和改善经常账户，但是紧缩政策会使本已低迷的国内经济大受打击。同时IMF反对央行充当最后贷款人，认为应通过兼并解决国内的问题银行，这样就不仅失去了维护国家金融稳定最后一道屏障，还大开外资进入的方便之门。国际银行就能以国际援助为名，以投资者身份跟进，大肆掠夺危机国的财富。
事后看来，如果土耳其早些拒绝IMF的建议，金融危机或许能够避免。就算在危机发生时，央行也可以充当最后贷款人来稳定市场信心，缓和危机。然而固守新自由主义的原则使得土耳其政府放弃了这个选择。可见，控制国家信贷、实行适度干预才能保证发展中国家经济健康、平稳地发展。（范坤祥整理）
非出自本人

4. 今年土耳其货币贬值近30%，有哪些办法可以帮其恢复

货币贬值：货币的价值下降，也就是单位货币的价格下降。土耳其货币贬值会造成本国内的物价上涨， 形成通货膨胀，这种现象在一定范围内是可以刺激国内的生产，扩大出口量减少进口量，在特出条件下可以应对经济危机同时刺激国内的经济发展。

恢复土耳其货币价值的方法：调高利率。提高英航存款的利率，会抑制百姓在金融市场上的投机行为，同时增加存款数额。当许多人都把钱存进银行时，货币的流动性会大大降低，当货币流动性很小的时候，人们在购买商品时会更倾向于必需品，减少购买奢侈品，因此会对部分企业造成冲击，导致商品价格下降，当商品价格下降时，通货膨胀率减小，因此可以恢复货币贬值影响。但是想要真正消除货币贬值，最好的方法是发展土耳其国内的经济，提高国民的购买水平，进一步增强企业的抗风险能力，这样才能彻底消除货币贬值近30%带来的影响。

5. 土耳其民众如何反抗美国

近日，土耳其货币危机伴随而来的土美间多日口水战，使得埃尔多安的支持者们反美情绪高涨。

为挽救里拉跌势，土总统埃尔多安此前呼吁民众将手中的美元换成里拉，参与到这场“全民战争”中来……虽有人无动于衷甚至反其道而行，但也不乏表现异常狂热的总统支持者。他们选择烧美元、撕美元，用行动展现对埃尔多安的支持以及对美国制裁的回应。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英文网站报道，多日来，这些埃尔多安的支持者通过社交媒体“联合”起来，他们不断上传自己焚烧或撕碎美元的视频。

上传于8月12日的一段视频显示，一名男子用打火机点燃了一张面值为100的美钞。

社交媒体上一名备注为土耳其地方政党前官员的男子也加入到焚烧美元的行列中来。

该男子于11日上传的一段视频显示，其手拿大把1美元现钞，在用打火机点燃后，全数扔进桶中。

土耳其HaberTurk电视台12日还在脸书上发布了一段视频报道，大批民众聚集首都安卡拉，打着横幅举行反美示威。

有示威民众将美元或踩在脚下，或拿起来撕碎。从视频中能够看到地上散落着大量美元被撕留下的碎屑。有民众撕美元的同时，还一边亲吻里拉，以示支持国家。

视频截图

今年以来，土耳其里拉经历数次快速贬值。除了高通胀、高外债、高经常账户赤字等宏观经济问题，近期土耳其与美国之间的外交冲突也成为里拉暴跌的一大关键因素。

近期土美两国在美国牧师遭土耳其扣押一事上，各不相让，引发两国相互制裁。本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宣布对土耳其钢铝产品加征关税翻倍。

埃尔多安于15日宣布反击，将部分进口自美国的商品关税翻倍，其中，美国产乘用车关税猛增至120%，酒精饮料也升至140%。

里拉对美元汇率10日出现暴跌后一度维持跌势，不过，从昨天（15日）开始，里拉开始出现反弹，这场牵动全球市场的土耳其风暴才稍有缓和。

必须团结一致。

消息来自网易新闻。

6. 4天前 土耳其政变何时休

原文在这里
9世纪上半叶，随着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和西欧其他先进国家工业革命的全面展开，一个世界规模的现代化进程已经开始。以第二次殖民主义浪潮为标志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展，使率先实现工业化的民族日益成为剥削全世界的民族，也给东方各文明古国展示了新的发展方向。以奥斯曼帝国的上层改革为开端的土耳其现代化探索，就是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起步的。

在不断的改革中寻求出路
土耳其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历史，是一部不断深化的改革史。从19世纪上半叶到20世纪40年代，在百余年的现代化探索过程中，虽然发生过数次政变和革命，但自上而下的改革贯彻始终。改革反映了土耳其现代化道路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土耳其走向现代化的基本形式。
改革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时期，即19世纪奥斯曼帝国“西化”改革时期，青年土耳其党人改革时期和凯末尔革命与改革时期。各个时期的国内外环境条件、改革的目标、改革的成败得失都有很大差别，但改革的现代化方向和总的历史效果是一致的，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都是由居于国家政治核心地位的上层精英集团发起、领导的。在历史连续性与继承性意义上的确可以说，凯末尔主义共和国是一个长期进程发展的结果。“正是通过这一进程，土耳其的统治精英改造了自身，改造了政体(state)，最后也改造了国家(country)。”
从专制主义到“国家主义”
跟英法等早期现代化国家的历史进程不同，土耳其在强大的外部挑战刺激和内部经济动因不足条件下进行的现代化探索，首先从军事、政治领域开始。国际环境的压力、专制统治传统和西方自由民主观念与现代政治制度的冲击，三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决定了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道路。从苏丹专制主义通过青年土耳其的寡头政治走向凯末尔的“威权主义”、“国家主义”，是这条道路的显着特征。
19世纪改革产生了双重结果：一方面，改革使近卫军、乌来马等曾经拥有限制苏丹行动的实力或特权的势力或荡然无存、或一蹶不振，维护了苏丹的权威，强化了专制集权统治的传统。1826年以后，苏丹政府不再遇到反改革势力的有力威胁。国家机能的扩大，新的官僚监督和镇压机构(秘密警察和新闻检查机构等)的建立，给苏丹政府带来了比先前大得多的权力范围和影响。另一方面，改革运动所引入的资产阶级政治法律制度，动摇了苏丹专制统治的传统社会基础。与西方交流的大门打开以后，新一代土耳其人首先感受到的就是西方自由主义和立宪民主制度。被苏丹怒斥为“根据妄自虚拟的信仰和荒诞无稽的说法……诱使一群狂若疯人的平民同谋不轨”的法国自由，在他们看来却是指引人类进步的女神，娓娓动听地向人们讲解“如果没有自由，也就不可能有安全;没有安全，也就不可能有工作;没有工作，也就不可能有繁荣;没有繁荣，也就不可能找到快乐!”到19世纪60年代，当改革要不要实行已经不再成其为问题时，一个反对专制主义，要求自由与立宪的运动便逐渐形成了。极有天赋的诗人、评论家、土耳其新文学的创始人之一纳米克·基马尔(1840—1888)是这个运动的杰出代表。纳米克自幼接触到西方式教育，深受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同时又有强烈的伊斯兰信念。他认为孟德斯鸠的自然法则在权力的分立、官员的职责、个人的自由与平等、思想自由、集会自由、财产的享有以及住所的不可侵犯等一般原则上同伊斯兰教义是完全一致的。1865年，纳米克等结成一个以立宪改革为宗旨的团体。不久以后，这个团体被国内外舆论称为“青年奥斯曼”或“青年土耳其人”。
自由主义运动以1876年立宪为标志达到高潮。立宪由首相米德哈特主持，受米德哈特等人拥戴的新苏丹阿卜杜拉·哈米德二世答应尽早宣布立宪。纳米克被从囚禁地召回参与宪法的起草工作。首都新闻界积极报道官方关于宪法讨论的消息。一本被时人称为讨论立宪的样本小册子《立宪政府》提出：正像英国的经验所显示的那样，立宪政府是秩序与繁荣的基础。宪法和议会都符合伊斯兰和奥斯曼传统，一个选举产生的立法会议是防止政治专断的最好保证。在一片鼓噪声中，一个由苏丹下令设立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在10月6日正式开始工作了。
但是，立宪运动一开始就存在着尖锐的内部矛盾。首先，哈米德二世表面上支持立宪运动，实际上则另有打算，希望通过立宪，在宗教和哈里发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确立苏丹的主权。他看到有一个立宪派无法跨越的障碍：英国保守党政府不支持土耳其的自由主义运动。在当时正在召开的一个由英国组织的国际会议上，英国外相拒绝讨论土耳其人希望列强承认其立宪的要求，而坚持由与会各国对奥斯曼改革实行监督。他的一些建议(如将保加利亚一分为二，其总督之任命需得列强同意)，即使在力主地方分权的米德哈特看来，也是对土耳其国家主权的损害，因而是断然不能接受的。其次，宪法起草委员会中一些宫廷官吏的代表害怕在立宪造成的新的权力分配中失去地位，因而一再延宕立宪准备工作。此外，“青年土耳其人”与米德哈特也有严重分歧，纳米克所设想的是一个由哈里发通过中央政府行使主权的伊斯兰国家，希望所有奥斯曼臣民不分民族和宗教信仰，在一个基于伊斯兰原则的民主宪政体制下融为一体，不赞成米德哈特主张在宪法中给非穆斯林和非土耳其省份一定自治权利的非集权化观点。
经过一再推迟，一部钦定宪法终于在1876年12月23日公布。宪法宣布了奥斯曼帝国的独立与领土完整，重申了所有臣民在法律面前平等，以及宗教信仰、出版、结社自由等原则，提出设置一个由苏丹指定的参议院，一个选举产生的众议院，以及司法独立、国家财政预算受议会控制、地方分权、实行强迫义务教育等等。但宪法赋予苏丹以绝对的主权。苏丹享有任命大臣和参议员、召集和结束议会、颁布或否决议会通过的法律的权力。因此，宪法和议会对苏丹都没有多少制约作用。实际上，立宪并没有能够阻止苏丹专制主义的发展。哈米德二世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在宣布立宪后不久即将米德哈特解除职务并驱逐出境。在选民普遍漠不关心情况下产生的奥斯曼议会前后只存在了5个月，也被苏丹强行解散，此后几十年再也没有召开过。取代立宪议会的是警察、监狱等镇压机构的膨胀和严厉的书报检查制度。19世纪的苏丹专制主义在哈米德二世时代到达了顶点。
立宪失败以后，一方面是西方式教育，交通通讯事业的发展和行政、立法改革运动的继续，另一方面，自由主义者受到苏丹政府的迫害、镇压，许多人或被监禁，或被流放。专制主义改革派同立宪自由派的斗争似乎以哈米德二世的独裁统治而告结束了。但是，自由思想仍在各种学校广泛传播。政府列举的“国家公敌”纳米克·基马尔，在青年学生眼里却是“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从1889年起，新一代青年土耳其人开始了有组织的反专制斗争。在国外，巴黎的流亡者出版了《青年土耳其人报》和宣传实证主义的《协商》半月刊。在国内，由四名医科学生发起的“奥斯曼同盟”(“同盟与进步委员会”的前身)在伊斯坦布尔各个学校迅速蔓延。到20世纪初，其组织发展到各地驻军内部。包括后来的“土耳其之父”穆斯塔法·凯末尔在内的大批青年军人参加了反抗活动。
1908年，这些青年军人所领导的斗争终于迫使哈米德二世宣布召开议会，恢复立宪。但是，左右了奥斯曼政局的青年土耳其领导人并没有一如既往地遵循自由主义原则，相反，他们最终选择了集权主义和寡头统治。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重新选择的过程。
在1908年以前的青年土耳其运动中，典型的自由主义派是以萨巴哈丁为首的“个人主动和地方分权联盟”。萨巴哈丁受崇拜英国地方自治政体的法国人德莫兰(Edmond Demolins，1852—1907)的影响,认为土耳其苦难的根源是其社会的集体主义形式，以前的改革努力都是使这一形式永久化，哈米德暴政不过是改革历史的自然产物。因此，他主张模仿英国立宪并尽可能地减少中央政府的权力。1902年的青年土耳其党人巴黎大会在萨巴哈丁主持下通过决议，希望借欧洲各国干涉苏丹政府实行改革。1908年“立宪革命”以后，自由派组成“阿赫拉尔”(Ahrar)党，后来又以“自由与协调党”为名出现。自由派有一套系统的改革设想，在政权建设上，他们主张建立一个分权的政府，实际上是要取消中央政权;在经济政策方面，要求给当时依赖特权条约的非穆斯林资产阶级以完全自由;在社会问题上，支持非土耳其人民族恢复教区特权的要求。从这些主张可以看出，20世纪初叶的土耳其自由派与19世纪强调伊斯兰传统反对模仿欧洲的立宪自由派不同，具有明显的“西化”色彩。
青年土耳其党人的另一支生力军是“同盟与进步委员会”即“同盟派”。其成员和支持者主要由青年军官、低级官吏、现代学校培养出的各种专业人员、受少数民族商人排挤的城镇小手工业者、小商人和工匠构成。同盟派深受法国实证主义的影响，主张秩序与进步。在1902年大会上，他们反对利用外国干涉，断然拒绝任何有损于奥斯曼帝国独立的行动。1908年以后，同盟派主张建设一个不受宗教力量支配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以卫护奥斯曼统一体的利益。在这样一个中央政府之下，所有奥斯曼臣民一律平等，实现不分宗教信仰与民族的全民同盟。仅为达此目标亦应使中央政府足够强大，以便实行必要的政策实现各民族的融合、同化与进步。同盟派的教区世俗化主张是：教区由信仰不同宗教但世俗地属于同一国家的个人组成，它没有政治和民族的含义，只是信仰的结合体。
从上述两派的主张来看，同盟派跟自由派的分歧还说不上是“土耳其民族主义和奥斯曼自由主义之间的分歧”。即使是最有影响的民族主义者齐亚·格卡尔普，在1909年也还是主张民族融合的奥斯曼主义者，希望“奥斯曼国家成为自由与进步的东方美利坚”。但是，同盟派反对照搬英国政治制度，主张建立一个真正强大的中央政府的倾向是显而易见的。
青年土耳其运动的中坚力量即青年军人本能地倾向于加强政府的权威。“立宪革命”以后不久发生的奥地利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希腊合并克里特、保加利亚宣布独立以及苏丹暗中支持下的保守势力叛乱等一系列事件，促使他们迅速走上强化中央权力的道路。1909年4月12日，同盟与进步委员会由秘密组织公开而成为“同盟与进步党”。8月16日，同盟与进步党控制下的政府公布了“集会法”，9月又有“禁止抢劫及妨害治安法”，对叛乱首领实行镇压，并趁机打击了自由派“阿赫拉尔”党。1913年同盟与进步党正式掌握政权后，继续从政治上打击妨碍其建立中央集权统治的力量。[page]
同盟派强化土耳其国家政权的措施遭到帝国主义者首先是英国的敌视。还在1908年，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就提出，若土耳其真的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将对埃及甚至印度带来不幸后果。1911年，土耳其政府向英法请求贷款遭拒绝;1913年邀请列强谈判废止治外法权与特惠条约，又不被接受。帝国主义的蛮横无理迫使青年土耳其党人彻底打消了对西方经济自由主义和自由贸易原则的幻想，在做了谈判废约的最后尝试而无结果以后，单方面宣布废除治外法权和所有对土耳其的经济、法律限制。
从“坦志马特”改革者到执政的青年土耳其党人，他们都以国家的生存与强盛为目标，又都从维护或巩固中央集权走向极端的专制主义——哈米德二世的独裁统治和青年土耳其党人后期的寡头政治。但是，由于他们的集权政府所赖以存在的奥斯曼帝国庞大而衰老的机体已经无力承受国内外各种反帝国力量的冲击。他们并没有建立起真正强大的国家机器。仅就19世纪的苏丹改革而言，改革以集权和专制取代了旧制度下的某些特权和自由，却将自由和特权给予西方列强，允许他们在帝国境内不受限制地横行恣肆。这是一个极大的历史讽刺。青年土耳其党人试图通过以君主立宪制取代苏丹专制重建强大的奥斯曼国家，但是，奥斯曼帝国这样一个庞大的民族宗教混合体的社会整合，既不能以民族主义或伊斯兰为基础(因为有众多非伊斯兰民族，许多正在闹民族独立)，也不能轻松地放弃由哈里发制和谢里亚特代表的伊斯兰(因为有穆斯林、特别是非土耳其穆斯林)。土耳其历史似乎走进一个死胡同，现代化领导者陷入一个难以克服的困境，不解决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就不能实现社会的整合，不实现社会的整合则不能抗御外来干涉和使国家真正走上繁荣强大。而在20世纪的帝国现存框架内，解决民族与宗教问题已十分困难。因此，奥斯曼帝国的解体看来已不可避免。青年土耳其政府参加世界大战和战败加速了帝国解体的过程。促成了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发展和现代土耳其民族国家的诞生。一个以凯末尔为代表的真正强有力的现代化领导核心，是伴随这一新国家的诞生而形成的。
但是，比之青年土耳其运动，凯末尔所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曾经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表现出色彩更浓的成分多元性，而不是发端于一个集中统一的领导核心的作用。据统计，1919年民族运动的埃尔祖鲁姆大会54名代表中地方显要占17名，地方宗教领袖为6名;1920—1923年的第一届大国民议会，更是一个混杂的团体，代表中有125名政府官吏，53名军人，53名宗教人员，32名地主，前奥斯曼国会议员就有92人之多。大会成员中许多人坚决表示不愿脱离苏丹—哈里发。这一方面说明民族主义运动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也显示了运动领导核心社会成分的复杂性，预示了后来的世俗化、现代化改革的艰巨性。第一届大国民议会中存在一个以地方宗教领袖(法典官)为主体的反凯末尔的“第二组”。1923年改选后的新议会中，原“第二组”成员只剩3人，但又形成了新的更有威胁性的反凯末尔派。一些地位重要的文官和将军(包括劳夫总理、阿利·富阿德将军、雷费特将军等一直与凯末尔关系紧密的人)在基本的行动纲领问题上同凯末尔等人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分歧，他们主张在一个基于强有力的立法机构的政治制度之下，维护君主立宪制。允许宗教保持其原有地位，允许地方发挥比较重要的作用。在这些观点背后是一个尽可能依照传统习惯建设新土耳其国家的目标设想，主张渐变、进化，强调个人权利和地方主动，反对凯末尔所推行的迅速的，全面性的变革。1924年11月17日，这个反对派组成为“进步共和党”,党的宣言和纲领强调反对专制主义。支持这个党的社会力量包括前同盟进步党中思想陈旧的分子，前“第二组”分子，以及真诚的民主主义者，保守派等各种反凯末尔的成分。进步党成立后四天，被视为自由派的费特希即代替拥护凯末尔政治主张的伊斯梅特为内阁总理，可见当时反对派力量之大。
1925年年初发生的以推翻世俗的共和国为目的的宗教反动势力叛乱活动使形势急剧变化。叛乱在2月份爆发，3月3日，费特希被免职，伊斯梅特再度出任总理;次日，国民会议通过一项严厉的“维持治安法”，赋予政府为期两年的特别权力(后延长到1929年才撤销)。政府采取迅速果断的军事行动粉碎了叛乱，6月3日，进步党涉嫌反政府而被取缔。1927年，当举行第三届国民议会选举时，所有反对派力量都已销声匿迹了。从此以后直到1946年初，除在1930年曾冒出几个短命的反对党以外，土耳其共和国一直只有一个忠实于凯末尔主义的执政党——共和人民党。这个党掌握着一支忠实的军队，建立了一个坚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保证了各项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得以比较顺利地进行。
凯末尔运动从自己的前辈那里继承下来一个相当发达的官僚体系，一支职业化的武装力量，运动领导核心的顶层为文武官员所占据。加上现实斗争的客观需要，应当说，其走上某种形式的“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是很自然的。但是，凯末尔运动最初只有一个明确的政治目标，在战败而濒临灭亡的帝国残余领土上，建立一个完全独立的民族国家。1923—1931年间，共和人民党一直没有党纲，这反映出其理论之薄弱。实际上，共和国的权力比较集中的中央政府的建立和它在现代化进程中充分发挥统一的指挥者，组织者的作用，经过了一段艰苦的摸索和选择过程，选择的结果之一是，“国家主义”作为一种宽泛的集权主义政治经济原则而被提出。
国家主义(Statism, étatisme)起源于西方，作为一种现代思潮的国家主义是与自由主义相抗衡而在19世纪发展起来的。伯纳德·刘易斯认为，在集权的、官僚家长式的凯末尔主义政权看来，由国家来指导和管理经济生活是统治精英所拥有权力、特权和职能的自然而明显的延伸。但是，无论理论还是实践，凯末尔的国家主义都是经过长期酝酿才形成的。1922年的洛桑会议废除了使土耳其国家成为列强半殖民地的特权条约，但规定土耳其仍需承担维持低关税等义务到1928年底。结果是：1920—1930年间在土耳其建立的股份公司中，1/3拥有外国资本;土耳其的外贸入超长期保持在外贸总额的10%以上。尽管齐亚·格卡尔普在1923年就提出“不能坐等个人的企业精神自发地发展以实现工业化”而“必须通过国家的努力达到欧洲的工业水准。……只有国家能够承担在各个领域引入大规模工业的任务”。20年代土耳其共和国的经济方针，基本上仍然是鼓励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1929年，强制性的低关税义务到期，土耳其马上将关税从13%提高到46%，但随即开始分期偿付奥斯曼债务，加上世界经济大危机的影响，造成了土耳其的货币危机。种种因素合在一起，促使凯末尔政权转变政策，走上了强加政府对经济的直接控制、参与的道路。
1931年，凯末尔总结多年的改革经验，概括出六项“基本的和不可改变的原则”。这些原则很快为党纲所接受，1937年又被正式载入宪法。六项原则当中，共和主义、民族主义、民众主义和世俗主义在20年代已人所共知，新增的两项原则一为“改革主义”，另一项就是“国家主义”，它被视为凯末尔主义与共和人民党的突出特征。
应当指出，凯末尔的“国家主义”有着深刻的传统渊源。19世纪改革推动奥斯曼国家进一步集权化，造成国家对社会的越来越多的参与，通过扩大政府的规模，将规范社会生活所有方面作为自己的权利甚至职责。直到哈米德时代，现代化和中央集权相伴随而发展的趋势有增无减。青年土耳其革命也不过使集权政府从苏丹手里转到一批受到西方思想教育的军官和文职官员手里，集权主义传统对凯末尔政权有明显影响。这种传统加上凯末尔革命与改革领导者的军人、官僚背景，其紧靠政府而与各种社会利益集团无强大联系的职业社会化特点，种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导致国家主义的盛行。早在1923年，齐亚·格卡尔普就已提出，“土耳其人天性是国家主义者，他们期待国家在每一种新的和进步的事情上采取主动。在土耳其，社会变革是通过国家进行的，跟反动力量作斗争保护了社会变革的也是国家。”格卡尔普关于社会高于个人的论述是凯末尔国家主义原则的来源之一。1931年提出的“国家主义”依照凯末尔的解释：“我们所说的国家主义，在于当涉及民族总体利益国家对所有领域的干预……”凯末尔的原则和齐亚·格卡尔普的思想是一致的。两者都不单指一种经济政策或经济制度，而是指国家即中央政府的全面作用。“国家主义”作为一项基本原则被提出，反映了当时土耳其经济之薄弱，需要通过强有力的国家机器扶植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土耳其现代化进程对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又一次排拒。
从苏丹改革所强化的专制主义到凯末尔的“威权主义”和“国家主义”，说明土耳其的现代化首先需要建设一个对内能以引导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进步，对外能够保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强有力的国家机器。奥斯曼上层改革者和青年土耳其党人都曾试图建立这样一个国家机器但都没有成功，这个任务是由民族解放运动和凯末尔政权完成的。阿诺德·汤因比视凯末尔主义政权的历史作用为“以一种‘变形的极权主义’(totalitarian conversion)使这个民族从传统的伊斯兰生活方式转向一种新生活方式”。还有的研究者提出，凯末尔主义指导下的共和人民党政权是一种容忍有限的多元主义和政治参与的“威权主义”政权。其领导人并不想使一党垄断政权理想化、永久化。1930年，凯末尔曾鼓励他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前总理费特希建立了一个反对党即自由共和党。共和人民党执政期间，所有重要的政治决策，都是遵照1924年宪法关于立法、执法权属于国家最高组织——议会的规定，通过议会来完成的。在人民党内部，允许对重要政策持不同意见，即使对凯末尔提出的“不可改变的”原则也允许争论;党内没有发生过清洗。这些都显示出凯末尔的“威权主义”与苏丹专制主义以及青年土耳其的寡头政治有重大的区别。一党执政局面长期维护，主要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较低有关，说明在作为一定规模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的民族资产阶级形成一支政治力量之前，统治精英的党尚无竞争的对手。最后，土耳其现代化领导者盼望已久的一支工商业资产阶级队伍终于在凯末尔主义时代成长起来，并且跟执政的共和人民党展开了政权角逐。以1946年1月民主党登记成立为标志，土耳其现代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7. 土耳其陷入经济危机了吗

在土耳其经济陷入危机之际，卡塔尔伸出了援助之手。卡塔尔承诺向土耳其投资150亿美元。

土耳其与卡塔尔传统上保持着良好的关系。2017年6月，以沙特、阿联酋等国为首的多国突然宣布与卡塔尔断绝外交关系。断交危机爆发后不久，土耳其议会迅速通过了一份同意土耳其帮助训练卡塔尔安全部队的双边协议。在海外邻国的封锁下，土耳其也对其进行帮助。在“断交危机”期间，土耳其一直在向卡塔尔提供各种物资援助，甚至不惜一切代价，用飞机空运物资到卡塔尔。土耳其在卡塔尔拥有一个军事基地，卡塔尔埃米尔也将土耳其描述为“战略盟友”，埃尔多安表示，“我们不会抛弃我们的卡塔尔兄弟们”。可见土耳其和卡塔尔双边联系异常紧密。“土耳其作为卡塔尔在中东地区少有的‘盟友’之一，现在给予土耳其帮助，有助于进一步巩固双边关系。”唐志超认为。

卡塔尔和土耳其都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但土耳其已经因为库尔德问题等议题与美国关系僵化。卡塔尔并未与美国保持步调一致，转而坚定地支持土耳其。此外，沙特在8月初也因“维权人士”引发两国争端，并驱逐加拿大外交官。

唐志超指出，这些事情都是相当罕见的，但从中可以看出，中东已经进入“后美国时代”，美国对构建中东地区秩序的影响力已经减弱。特朗普政府在中东继续实行战略收缩的政策路线，美国已不愿过多插手中东问题，其中东地区盟友的外交政策也变得更加独立自主，美国与部分中东盟友的联系不再紧密。

来源：海外网

8. 如何看待土耳其货币崩溃

近日美国宣布对土耳其的一系列产品增加关税，贸易战一触即发，土耳其货币里拉“跌跌不休”，若是说怎么看待土耳其货币崩溃，你是想问原因呢，还是说土耳其货币崩溃后会产生什么影响。

首先可以告诉你，导致土耳其货币崩溃的操作手是美国。其次土耳其货币崩溃以后，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土耳其货币里拉拖累了人民币和欧元，美元成最大赢家。关于具体的土耳其货币资讯可以到这里看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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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土耳其里拉大崩盘有何影响

8月13日，土耳其里拉开盘再次崩跌10%，这已经是里拉连续第四天下跌并创出历史新低，俄罗斯卢布、南非兰特及一众新兴市场货币大跌。上周五，土耳其里拉暴跌逾15%，其动荡波及全球，同时美元指数大幅走高，升破了96整数关。

不过，12日土耳其央行发布声明称，将为银行提供流动性，里拉存款准备金额将下调250个基点，适用于各期限债券。声明发布后，土耳其里拉自历史低点反弹，对美元缩窄至约2%，报6.5474，此前一度跌至7.21。

此次土耳其里拉的大幅贬值，几乎是新兴市场历史上最惨烈的货币崩盘之一，而且由此引发的危机已不仅限于新兴市场货币，就连欧元、英镑等也出现连续贬值的情况。

(9)怎么防止土耳其陷入货币危机扩展阅读：

差异：政府对银行和企业的控制力、市场广度、银行体系和人口结构等都不相同。

在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发展室主任易宪容看来，当前高房价症结在难以抑制的投机性需求。中国大量二、三线城市如今还可以吸引投机资金。所以这几年房地产整体还难以遭到崩盘的结果。“但是一旦房地产泡沫破裂，后果将会比日本更严重”。

戴德梁行策略研究顾问部董事黎庆文更认为，内地楼市10年内都不会崩盘。中国内地金融体系与美国、日本甚至中国香港地区不一样，央行对房地产信贷的控制力更强。

中金公司香港研究部副总经理沈建光也指出，泡沫前，日本政府并没有对商业银行采取有效措施引导监管。中国政府对银行和企业有很强的控制力，可以引导资金流向，出台政策打压房地产泡沫。

沈建光认为，另一个视角是人口结构。1985年日本城市化率达76.7%高点，城市化接近尾声；中国城市化进程还处于加速阶段。只要吸取日本经验教训，采取有效及有前瞻性的政策。

10. 土耳其货币已崩盘，国内金融行情你怎么看

国内的经融市场一直稳得很，和土耳其是完全不一样的情况，土耳其货币崩盘是有很多原因的，但是核心原因就是土耳其不够强大，我们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经济保持持续增长，基本盘稳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