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如何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A. 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
中国必须选择适合自身特点,并且可以充分挖掘自身发展潜力的措施,才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第一,要以推动公平分配为切入点,为持续增长培育新的基础。
第二,要以提升产业结构为突破口,构造经济增长新的动力。
第三,要以循序渐进的城市化为依托,形成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支持。
第四,要以扩大和完善国内市场为保障,降低受外部经济波动的冲击。
第五、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构建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总之,进入中等收入的中国面临着一系列发展的风险,而中国具有的特殊条件会提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许多选择，“中等偏上收入”发展阶段无疑是中国仍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B. 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中等收入陷阱”困扰东南亚国家

近期越南经济出现了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是长期累积的结果。主要表现为：通货膨胀严重;贸易逆差迅速扩大，越南盾大幅贬值;股市楼市双双暴跌;国家信用评价下降，国家财政力量薄弱。泰国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基础设施薄弱，缺乏人力资本的积累，教育和科学技术滞后。马来西亚现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在于它依然在使用1970年制定的“新经济政策”(NEP)。

C. 简述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并分析其成因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式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特别是内生动力不足，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同时，快速发展中积聚的问题集中爆发，造成贫富分化加剧、产业升级艰难、城市化进程受阻、社会矛盾凸显等。

中等收入陷阱形成的原因

1、依赖初级产品的对外经贸战略与结构性失衡

对外开放战略，尤其是从进口替代到出口导向战略的实施被视为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成功发展的重要原因。外围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缓慢，贸易条件不断恶化。这种不平衡的国际经济格局不利于发展中国家摆脱中等收入陷阱。

2、工业与服务业内部资源配置与低生产效率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其国民经济中普遍存在相对现代化的城市工业部门与服务部门以及落后的农村农业部门，同时这些城市工业部门的生产率和工资均比农村的农业部门高，雇佣着少量就业人口，而农业部门却吸纳了大量劳动力。

3、技术创新相关的制度环境

在向创新驱动转型过程中，技术创新的制度性环境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至关重要。伴随着经济增长，习惯于技术模仿或引进的拉美国家曾遇到了自主研发技术的重要历史阶段，但由于习惯于保护国内企业，使得拉美国家错失创新机遇。

4、社会发展结构与收入分配体系

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经历社会制度的变革，而传统制度与新制度之间将出现冲突与对抗。传统制度包括土地制度、城乡财富分配结构与税收制度、政府行政制度与法制、社会阶层体系与社会秩序等。

5、观念的发展和经济发展产生脱节

这些观念和素质的差别正是地区经济存在差别的关键问题，正是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仅从供给侧抽象地来看，区域经济发展就是本地人的观念和素质转变，经济发展过程就是观念和素质的转变过程，再也没有其它的什么了。只不过这个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只有本地人在自己的实践中，经过不断地学习、探索、挫折、反思与醒悟，才能逐渐实现。

D. 中等收入国家的陷阱包括哪几个国家

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但就比较大规模的经济体而言，仅有日本和韩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换。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韩国1987年超过3000美元，1995年达到了11469美元。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花了大约 12年时间，韩国则用了8年。
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则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一些国家收入水平长期停滞不前，如菲律宾 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671美元，2006年仍停留在 1123美元，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人均收入基本没有太大变化。还有一些国家收入水平虽然在提高，但始终难以缩小与高收入国家的鸿沟，如马来西亚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812美元，到2008年仅达到8209美元。阿根廷则在1964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超过1000美元，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上升到了8000多美元，但2002年又下降到2000多美元，而后又回升到2008年的8236美元。拉美地区还有许多类似的国家，虽然经过了二三十年的努力，几经反复，但一直没能跨过1万美元的门槛。

E. 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全文阅读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难上加难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后长期停留在中等收入区间，从世界范围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先后达到中等收入发展水平，但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而进入高收入行列的不多，正因如此才把这个区间称为“陷阱”。其中拉美国家的情况最为突出，大多数国家长时间滞留其中，如阿根廷已熬了半个世纪，拉美大国中只有巴西有希望再经过几年努力跨越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在东亚，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先有日本后有“四小龙”，马来西亚本来比较有条件实现跨越，但至今仍在陷阱里挣扎，还有泰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发展速度就下来了。
未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者教训多
从那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看，主要是靠积极的升级政策和良好的体制。具体表现为采取积极的产业升级政策，大力推动技术和管理体系创新，以创新来推动产业结构、经济结构不断升级；重视对人力资源的培养和利用，不断改进管理，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形成支持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的包容性机制等。从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自拔的国家和地区的教训看，主要是没有形成推动改革创新的政策，经济缺乏改进升级的动力和支持；还有的是因为对市场的直接干预过多，市场缺乏活力；此外发展缺乏包容性，导致收入差距过大，引起社会内部的分裂也是重要教训。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综合进步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分析，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实际上是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提升和跨越问题。一般说经济增长需要从依靠劳动、资本投入拉动向依靠技术、创新拉动转变，即生产要素效率提升的过程，也是实现收入由低到中再到高的过程。根据研究，导致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最主要因素是生产要素效率不升反降，而主要原因是经济增长长期停滞在依靠劳动、资本投入的阶段上。若从更宏阔视角分析，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转变的问题，不仅涉及经济且包括社会、政治甚至文化等诸多方面。因此，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综合进步，包括保持经济持续增长、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的包容性、保护生态环境、形成良好的治理制度等。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才能圆中国梦
我国正处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阶段，尽管很多人对此持乐观看法，但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面临的挑战非常严峻。要成功实现跨越，一须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机制，加快实现经济增长由依靠劳动和资本投入拉动，向依靠技术和创新拉动转变；二须扭转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加快向绿色经济、节能经济结构转变；三须建立经济社会发展的包容机制，提高经济发展成果社会共享度。要抓住今后十几年的发展机遇期实现中国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关键一步。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是转方式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断增强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关键是发挥好的主导作用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按照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的要求，处理好与市场、与、与社会的关系，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在管理社会事务中的作用。推动财政从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简政放权以调动市场主体创新和发展的积极性，着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大幅提升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推进经济和社会结构调整，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大力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及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以及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充分发挥金融优化配置资源的作用，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等。

F. 五问“中等收入陷阱” 哪些国家曾陷入

巴西，阿根廷，泰国，印度尼西亚

G. 什么是中等收入险阱如果是中等收入陷阱如何跨越

并不是所有的中等收入国家都会陷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个例，而不是通论，并非魔咒“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个例，而不是通论
在经济学理论上，我们可以将增长的陷阱分为三类：低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和高收入陷阱。低收入陷阱又称为“贫困陷阱”，是指处于贫困状态的国家由于贫困而不断地再生产出贫困，长期处于贫困的恶性循环中而不能自拔。现在处于低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包括老挝、埃塞俄比亚。这些国家没有自然资源、没有地域优势(不靠海)、也没有FDI(国际直接投资)。现在处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是泰国、马来西亚，这些国家有FDI，有地域优势(靠海)，但是这些因素不足以让它们达到高收入。处于高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有文莱，科威特，沙特阿拉伯，这些国家有自然资源的优势。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打破这三类陷阱的关键在于摆脱过分依赖外在因素，经济增长需要内生化。

根据历史统计数据，一国的经济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吸引外资阶段。这一阶段是积极的吸引外资，但是处于利用外资的初级阶段，制造业处于外商的绝对控制下。现在的越南就处于这一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工业聚集阶段。这一阶段制造业虽然也处在外资的控制下，但是出现了支柱性的产业。现在的泰国、马来西亚处于这一阶段。第三个阶段是技术吸收阶段。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已经掌握了管理能力和一定的技术，可以独立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现在的韩国、中国台湾处于这一阶段。第四个阶段是创造阶段。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可以实行全面创新，产品设计，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现在的日本、美国、欧盟就处于这一阶段。

从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的过度如果不成功，就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泰国、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家就是典型，其原因在于没有将国外的技术、管理消化，其工业化过多的基于外部因素，而不是基于内在的价值创造。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对外开放和吸引外资可以使得它们达到中等收入，但是更高收入的取得则需要它们采取主动的政策，使私人的创造力得到激发。如果增长仅仅是由于外部因素(地域优势、丰富的自然资源、外商直接投资、政府开发援助(ODA))导致的，那么陷阱迟早会出现。

H. 哪个国家或地区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

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Trap）的概念，基本涵义是指：即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 新兴市场国家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经济发展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 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4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 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 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但就比较大规模的经济体而言，仅有日本和韩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换。 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韩国1987年超过3000美元，1995年达到了11469美元。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花了大约12年时间，韩国则用了8年。 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则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一些国家收入水平长期停滞不前，如菲律宾 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671美元，2006年仍停留在1123美元，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人均收入基本没有太大变化。 还有一些国家收入水平虽然在提高，但始终难以缩小与高收入国家的鸿沟，如马来西亚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812美元，到2008年仅达到8209美元。阿根廷则在1964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超过1000美元，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上升到了8000多美元，但2002年又下降到2000多美元，而后又回升到2008年的8236美元。拉美地区还有许多类似的国家，虽然经过了二三十年的努力，几经反复，但一直没能跨过1万美元的门槛。 “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十个方面的特征，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 毋庸置疑，中国目前的社会发展风险已逼近“中等收入陷阱”。虽然在官方数据上中国还保持高速增长，但是增长很大程度是政府主导的铁公机与房地产构成，如今这两个推动机已临近崩溃。当支撑经济发展的土地资源消耗一空，人口红利逼近零点，中国拿什么来支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邓聿文先生在《全面改革的可能性及政改限度》中提出中国必须进行全面改革包括经济、社会、政府和政治几个方面，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其中，经济领域的改革重点有三： 一是打破垄断，进一步深化产权改革； 二是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实现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对应； 三是加强金融体系建设，解决金融体系开放不够与金融创新不足同时并存的问题。 社会领域的改革重点有四： 一是完善收入分配体制，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消除两极分化； 二是放权于社会，加快社会组织的建设与发展； 三是废除户籍制度，完善社会保障，破除阶层流动障碍； 四是强化社会参与。 政府的改革重点有二： 一是限权和放权，减少对经济和社会的管制，将政府垄断的权力下放给社会，让人们自我组织起来，建立一个有限政府； 二是大力反腐，力争在反腐败上有制度突破。而上述改革要深入，都会触及到政治改革。 事实上，发展经济仅仅是治标，政治转型才是治本。发展中国家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就在于实现公共治理模式的转型。 因此，推进公平正义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首要前提。 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人们感受最深的、最不满的，是公平正义受到了破坏。而在一个公平正义不能得到维护的社会中，每个群体的人生活得都不舒服。因此，重建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社会当前最急迫的问题。 以公平正义为取向的改革，必须实现对公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将政治社会生活纳入法治轨道，破除权贵资本主义，建立利益表达、施加压力和社会博弈机制，促进公民意识和社会组织的发育，促进公民权利平等。 改革已是箭在弦上，如果不启动政治与经济的双重改革，社会将会积累更大的风险和危机，这对新领导的权威建立非常不利。 要知道，当前国民已不再满足于“面包时代”，能否让每个国民过得有尊严、活得踏实，对执政者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考验，但同时也是个足以名垂千古的机会

I. 中国如何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很多发展中国家在人均收入达到3000至5000美元后，人均收入增长长期陷入停滞，而迟迟不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现象。一般认为，几乎所有的拉美国家（智利可能是个例外）、东亚的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与泰国、东欧一些转轨国家，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而不能自拔。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持续增长，目前中国人均GDP已经超过6000美元。在未来20年内，中国经济是持续增长而转变为发达国家，还是会步拉美国家与东南亚国家的后尘而迷失在中等收入陷阱之中，这目前已经成为国际社会讨论的焦点问题。
一国经济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是一个经济增长问题，即当一国人均GDP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之后，该国能否继续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问题。因此，我们可以用生产函数的框架来分析这一问题。一个典型的生产函数是指，一国人均收入的增长，主要由资本、劳动力与全要素生产率这三大因素决定，其中劳动力又分为劳动力数量与劳动力素质（即人力资本）。
用这个框架来分析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经济增长的几大传统动力：首先，在资本方面，中国的高储蓄率支撑了投资率的不断上升，而人均资本存量的上升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动力之一；其次，在劳动力方面，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内享受了双重的人口红利，一是计划生育政策造成少年人抚养比率的下降以及劳动力占总人口比率的上升，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双重人口红利为中国的工业化提供了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供给，与全球化红利一起塑造了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再次，中国经济在如下两个层次上享受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快速提升。其一，过去30年的每个十年间，中国都出现了一次重大的制度变革，包括1980年代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1990年代的小平南巡以及2000年代的中国入世，这三次制度变革均带来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快速上升；其二，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显着落后于发达国家，中国在科技方面可以享受所谓的后发优势，即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外国科学技术而实现本国科技水平的上升。
然而，过去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目前都呈现出衰竭之势。这也是为什么市场担忧中国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首先，从资本因素来看，一方面，中国的固定资本形成占GDP的比率已经接近50%，继续上升的空间有限，且中国目前很多制造业部门与局部地区的基础设施部门都已经出现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现象，继续扩大投资的潜力不大；另一方面，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将会降低中国的储蓄率，从而难以继续为高投资提供资金支持；其次，从劳动力因素来看，计划生育的正面效应正让位于负面效应，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加速老化。此外，富余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过程已经基本结束。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已经开始面临供给端约束；再次，从全要素生产率来看，其一，随着经济改革从增量改革向存量改革演进，重大制度变革越来越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掣肘，要取得进展非常困难；其二，随着中国经济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科技方面能够享受的后发优势已经相当有限，且发达国家已经在知识产权问题上频繁向中国发难。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中国经济传统增长动力日益衰竭之势，如何寻找新的增长动力，进而帮助中国经济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呢？笔者还是试图从生产函数框架来寻找对策。
首先，从资本层面来看，尽管中国的投资率已经相当之高，然而在提高资本的边际收益率方面，中国还至少有两方面潜力可挖。一方面，中国经济目前存在着制造业过度发展、服务业发展不足的产业结构失衡。通过调整激励机制来刺激服务业投资的发展，不但有助于缓解制造业的产能过剩，而且有助于提高居民部门的相对收入水平。另一方面，目前中国的很大一部分投资是由国有企业完成的。一般来讲，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通常低于民营企业。因此，通过降低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门槛、向民营企业提供更多市场化的资金支持，中国政府可以通过提高民营企业投资比重来提高整体投资收益率。更进一步讲，考虑到目前很多高利润率的服务业部门都处于国有企业垄断之下，因此，提高中国投资效率的关键，在于打破国有企业对特定服务业部门的垄断，真正向民营企业开放这些部门。
其次，从劳动力层面来看，中国政府应从延缓劳动力数量下降与提高劳动力素质两方面下功夫。在延缓劳动力数量下降方面，中国政府应尽快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在未来也可以通过适当延长退休年龄等方式来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冲击。提高劳动力素质意味着加强人力资本投资。中国政府应进一步完善中国教育体系，尤其是应该重视职业教育与在职培训体系的发展。为了激励中国居民扩大人力资本投资的力度（即提高人力资本投资的潜在收益率），中国政府一方面应该改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现状，另一方面应该取消户籍制度限制，并通过各种措施努力降低个人在社会不同阶层之间流动的难度。
再次，从全要素生产率来看，中国政府至少应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构建中国的创新体系，提高中国居民与企业的创新能力：第一，中国政府应努力提高研究开发支出在GDP中所占比率；第二，中国政府应该加强对国内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增强个人与企业进行科技创新的动力；第三，中国政府应进一步发展完善国内金融市场，尤其是大力发展包括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产权交易市场、创业板市场、中小板市场、主板市场在内的一系列直接融资体系，为国内主体的创新活动提供市场化融资支持；第四，中国政府应保持与扩大对外开放，努力从国外引入新的科学技术，并通过参与国际竞争来增强本国企业的创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