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利玛窦是做什么的
① 利玛窦来到中国的目的是什么
来中国将近二十载之后，利玛窦终于在1601年来到了他梦寐以求的北京。利玛窦通过向万历皇帝进贡了不少新奇的西方器物而得到了皇帝的信任，被准许长居北京进行传教。此后，他就一直居住在北京，结交了许多中国士大夫，直到1610年病死。
利玛窦在中国传教了近三十年，不仅受到了万历皇帝的信任，还结识了不少士大夫，其中更有一些后来改信了天主教，这可以说是他传教的成果。
他在中国的传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利玛窦花了大量时间用来学习汉语和研究中国古代经典，这是他了解中国的基础。而当他最开始在中国传教时，为了不遭到驱逐只能低调行事，不仅对外假称自己来自天竺，还身穿佛教僧侣的衣服。之后，他认识到士大夫是中国的掌权阶层，而佛家是学习儒家的他们所排斥的。于是利玛窦改变策略，向他们模仿，开始蓄发开始留须，还穿上了他们的儒士服。这就是他传教方式不断优化和进步的体现。
通过不断结交士大夫，利玛窦在传播天主教和科学知识的同时，也从他们那里学习到了更深层次的中国文化。因此，他走出了一条新型的传教之路，结交士大夫也是其中一个环节，更重要的是在对天主教教义进行解释和翻译时把它与儒家相结合。
② 有一个外国传教士在清朝来到中国,并把中国画在了世界的中央，他叫什么
利玛窦吧，但他是明朝时候来的
刘钢先生的《古地图密码》中，提出一个观点，对我很有启发。刘钢先生认为，明朝末年西方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后，终于进入了明朝宫廷，中国的最高权力机关，于是，利玛窦用他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误导了中国。更严格地说，是误导了那以后的中国人，直到现在。我们现在的很多教科书上，包括很多着名的专家都说，在利玛窦来到中国之前，中国人不知道地球是圆的，中国人只有“天圆地方”的概念，因此，利玛窦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第一次让中国人知道了地球是圆的。我以前对于这个问题没有专门考虑过，刘钢先生的这一观点，给我茅塞顿开的感觉。
在《欧洲人的地理发现只是“按图索骥”》一文中，已经介绍了利玛窦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上有一些不该利玛窦知道的地理信息，比方说北美洲的哈德逊湾，白令海峡。其实，这份地图上暴露出的中国古代地理知识还有很多，例如刘钢先生在《古地图密码》一书中指出，在利玛窦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上，对于巴西有一段文字注释：“伯西儿（巴西旧译名），即中国所谓苏木也……”。巴西在地球的那一边，属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范畴，这点很清楚。既然史书和专家认定利玛窦之前中国人不知道地球是圆的，怎么可能有中国以前将巴西称为“苏木”一说？当然，从欧洲人“发现”美洲，到利玛窦来到中国，中间隔了百年左右，这期间可能有其他方式，让中国人在利玛窦之前知道了巴西。但是，首先，它至少否定了“利玛窦之前中国人不知道地球是圆的”这种教科书上的说法。其次，即便是中国人在哥伦布以后、利玛窦之前知道了巴西，那时候的中国人对于巴西的称呼，也应该符合西方人的称呼才对，为何会有“苏木”这样一个奇特的称呼？第三，利玛窦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上，那些根本不该他知道的地理信息，又做何解释？
中国人真的原先不知道地球是圆的吗？近一点说，比利玛窦早几百年，欧洲人还没有“发现”美洲的时候，元朝史书记载，有一个来自阿拉伯的回回，向元朝进贡了一个地球仪。而且，史书记载，这个地球仪上，水域和大陆的比例约7：3，与今天我们对地球的了解差不多。难道到了明朝，中国人集体失忆了？远一点说，早在汉朝，张衡就有这样的文字：“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内，……天之包地，犹壳之裹黄。”张衡以蛋壳和蛋黄来比喻天和地的关系，很明显，在张衡那时候，中国人就知道地球是圆的。张衡的着作并没有遗失，并不是过了几千年才被考古发现的，难道后来的中国人都读不懂张衡的文字了？
回教诞生后不久，在中亚形成了强大的回教国家。回教帝国建立后不久，中国建立了强大的唐朝。今天我们说的海上丝绸之路，在唐朝就已经形成了。因此，唐朝通过陆路、海路，与阿拉伯世界有着广泛的接触。阿拉伯帝国建立后不久，一部分回教徒经北非到达了西班牙，并在西班牙实行了几百年的统治，使得西班牙成为当时欧洲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回教徒有一个传统，都要到麦加朝圣，因此，阿拉伯帝国对于大西洋和欧洲应该是了解得很清楚的。郑和是穆斯林，郑和的爷爷和父亲都去过麦加朝圣，他们从那里得知关于欧洲和大西洋的地理知识，一点也不奇怪。而且，史书记载，阿拉伯人知道地球是圆的。因此，即便中国人忘了张衡的文字，从回教那里知道地球是圆的，也几乎是必然的。从回教世界那里间接地了解大西洋和欧洲，也完全合情合理。
欧洲教科书上对于苏伊士运河，一般是这样记载：法国人开通了苏伊士运河，沟通了印度洋和地中海，后来英国人占据了苏伊士运河，后来埃及要收回运河，英国、法国差点对埃及动武，因为美国不支持，日暮西山的英法只好作罢。但是，有多少人知道，埃及人自己开通苏伊士运河的历史超过2000年，法国人开凿的现代苏伊士运河不过是部分恢复了古苏伊士运河的故道。而且，唐朝中前期，在回教的统治下，苏伊士运河还是能通航的，也就是说，唐朝时期前往中亚、西亚的中国海船，完全有可能通过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再出地中海进入大西洋。因此，当时的中国人对于世界地理的了解和认识，比教科书上告诉我们的要多得多。南宋地理学家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一书中说：越过印度洋，就到了“大食诸国”（指回教国家，包括北非），“大食诸国”的西边有一片巨大的海洋，称为“西大食海”，横渡这片巨大的海洋，有一块陆地叫做“木兰皮”，哪里有数以千计的国家。虽然有人说“西大食海”指的是地中海，但是，刘钢先生认为，“西大食海”指的就是大西洋，“木兰皮”就是美洲，我认为是对的。我们看一幅明朝的地图。
《大明混一图》绘制于朱元璋时代，比郑和航海的时间要早。在地图的左方，绘出了非洲的好望角，也绘出了一部分大西洋。虽然比例不对，但是，这幅地图的真实性没有人怀疑，因为它太大，一直放在皇宫，想要“遗失”也不容易。这幅地图告诉我们，郑和航海之前，中国人就知道好望角，就知道大西洋了。但是，教科书上都告诉我们，郑和只到了东非海岸，就打道回府了。根据保存下来的历史资料，郑和航海来回的日期引起人们的关注，至少有一次，郑和船队在海外漂泊了过长的时间，好几年才回到中国。这段时间，郑和的船队去了哪里？还是停在哪里悠闲？然而，郑和航海的全部档案如今都找不到了。
明朝有两次重大的档案遗失，一次是郑和的航海资料，一次是《永乐大典》。现在的历史书都说是明朝一个名叫刘大夏的官员，把郑和的资料烧掉了。事实上，在历史记载中，找不到刘大夏烧毁郑和航海资料的记录。中国历来注重官方文件的档案保管，当时是皇帝要找郑和的资料，刘大夏只是回答皇帝派来的人说找不到。如果他烧毁这些资料，那是欺君之罪。中国历史上档案资料的大量遗失、销毁，一般都发生在改朝换代的时候，在一个朝代正常运行的时候，官方档案资料的大规模销毁，好像只有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还被中国人骂了2000年。刘大夏也算一个颇有修为的名臣，这点事情难道不懂？关于《永乐大典》，正史资料显示，嘉靖皇帝还把它当“枕头”，每天陪着它睡觉呢。而且就在嘉靖朝，还抄写了一个《永乐大典》的副本。我相信，中国古代对于地理方面的文字和地图，有一部分会保存在《永乐大典》中。
嘉靖皇帝死后30多年，利玛窦在北京定居，约十年后，利玛窦在北京去世。就这十年时间，人们后来根据利玛窦的日记，描绘了中国人对于地球、对于海洋的认识，显示出极为可怜的贫乏。好像郑和的事情根本没有发生过，好像《大明混一图》等其他中国古地图根本没有存在过，好像中国人对于世界地理和天文的知识莫名其妙地发生了重大倒退。等到了清朝前期，《永乐大典》的副本又被找到的时候，已经少了1000多册。直到清朝后期，很奇怪地丢得差不多了。明末清初是一个混乱的年代，但是，就在这个混乱时期，北京的皇宫里，一直有利玛窦的“同志”，比方说汤若望。汤若望既在明朝铸大炮，帮着明朝打满人，又在清朝当官受重用。因此，我和刘钢先生都认为，明末清初乃至以后，中国人对于世界地理知识方面的“倒退”，是这些西方传教士有意而为的事情，是一个巨大的阴谋。为什么？下次再说。
③ 利玛窦参与了什么
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年10月6日—1610年5月11日），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学者。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居住。其原名中文直译为玛提欧·利奇，利玛窦是他的中文名字，号西泰，又号清泰、西江。在中国颇受士大夫的敬重，尊称为“泰西儒士”。他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他除传播天主教教义外，还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他的着述不仅对中西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日本和朝鲜半岛上的国家认识西方文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生平】
1552年利玛窦出生于意大利马尔凯州（Marche）的马切拉塔（Macerata），家里经营利氏药房，是当地的名门。利玛窦在这里一直在一所耶稣会开办的中学学习，他的父亲一直很担心利玛窦加入耶稣会。
利玛窦十六岁来到罗马，在圣汤多雷亚学院学习预科，并于1571年的圣母升天节那天加入了耶稣会。1572年在耶稣会主办的罗马学院学习哲学和神学，并从师数学家克拉乌（Christopher Klau）学习天算，其时范礼安（Father Alessandro Valignani)也是他的老师。在这段时期，他还学会了拉丁文和希腊语，而且也会使用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
【作品】
《交友论》是利玛窦用中文写的第一部书
在启程前往上海之前，意大利马切拉塔大学教授路易吉·利奇把一摞利玛窦神父(Matteo Ricci，1552年—1610年)的着作《交友论》放进了行囊。利奇教授是利玛窦的后代，此行是参加纪念徐光启暨《几何原本》翻译出版4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他选择《交友论》作为礼物送给中国的朋友们。
《交友论》是利玛窦用中文写作的第一部着作。1595年，到达南昌以后，利玛窦就将《交友论》分赠当地的达官贵人。“这部《交友论》使我赢得了人们的信任，同时，也使人认识了我们欧洲的作为。这部作品是文学、智慧和德行的结晶。(利玛窦1599年书信)
④ 利玛窦的生平，成就，事迹
利玛窦（Matteo Ricci�6�0，1552年10月6日—1610年5月11日），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学者。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居住。其原名中文直译为玛提欧·利奇，利玛窦是他的中文名字，号西泰，又号清泰、西江。在中国颇受士大夫的敬重，尊称为“泰西儒士”。他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他除传播天主教教义外，还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他的着述不仅对中西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日本和朝鲜半岛上的国家认识西方文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生平 1552年利玛窦出生于意大利马尔凯州（Marche）的马切拉塔（Macerata），家里经营利氏药房，是当地的名门。利玛窦在这里一直在一所耶稣会开办的中学学习，他的父亲一直很担心利玛窦加入耶稣会。
利玛窦十六岁来到罗马，在圣汤多雷亚学院学习预科，并于1571年的圣母升天节那天加入了耶稣会。1572年在耶稣会主办的罗马学院学习哲学和神学，并从师数学家克拉乌（Christopher Klau）学习天算，其时范礼安（Father Alessandro Valignani)也是他的老师。在这段时期，他还学会了拉丁文和希腊语，而且也会使用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
【成就】
西学东来
带着西学而来的利玛窦开展了晚明士大夫学习西学的风气。由明万历至清顺治年间，一共有一百五十余种的西方书籍翻译成中文。
利玛窦撰写的《天主实录》以及和徐光启等人翻译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等书不仅带给中国许多先进的科学知识和哲学利玛窦思想，而且许多中文词汇，例如点、线、面、平面、曲线、曲面、直角、钝角、锐角、垂线、平行线、对角线、三角形、四边形、多边形、圆、圆心、外切、几何、星期等等以及汉字“欧”等就是由他们创造并沿用至今。
利玛窦制作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界地图，在中国先后被十二次刻印。而且问世后不久，在江户时代前期也被介绍到了日本。该地图使得日本人传统的崇拜中国的“慕夏”观念因此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对日本地理学的发展，有着很重要的影响。北极、南极、地中海、日本海等词汇皆出于此地图。至今，日本仍称17世纪至18世纪的地图为利玛窦系地图。
传播天主教
中国在唐朝时曾一度流行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派(景教)，但是到了明朝建立以后，中国基本上已没有基督徒。利玛窦可以说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创者之一。他成功在北京觐见皇帝，而且在士大夫中建立良好声誉和关系，开启了日后其他传教士进入中国之门，而且也开创了日后200多年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方式：一方面用汉语传播基督教；另一方面用自然科学知识来博取中国人的好感。
利玛窦对中国传统的习俗保持宽容的态度。他容许中国的教徒继续传统的祭天、祭祖敬孔。据他的了解，这些只属尊敬祖先的仪式；只要不掺入祈求、崇拜等迷信成分，本质上并没有违反天主教教义。利玛窦主张以“天主”称呼天主教的“神”(英语的"God" 或拉丁文的 Deus)；但他亦认为天主教的“神”早已存在于中国的思想，因为中国传统的“天”和“上帝”本质上与天主教所说的“唯一真神”没有分别。利玛窦本人更穿着中国士人服饰。利玛窦的传教策略和方式，一直为之后跟随他到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所遵从，称为“利玛窦规矩”。
利玛窦等意大利传教士在中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明代末帝的皇后在清军入关时曾写信准备皈依天主教并请求教皇支援（此信尚保存在梵蒂冈）。清朝康熙仍然重用意大利传教士。但后来欧洲其他天主教各教会之间对中国传统祭祖敬孔习俗的争论以这些习俗对当时中国天主教的影响削弱了利玛窦等人本已取得的成功。康熙时代，西班牙传教士为了在菲律宾和中国排挤意大利传教士，向教皇申诉并取得教皇敕令，宣称利玛窦等人允许中国教徒崇拜祖先违背了天主教教义，并派特使到中国晋见皇帝，态度骄横，和康熙争辩。康熙认为“天下没有不忠不孝的神仙”，说这个特使“不可理喻”，下令囚禁到澳门，使其病死狱中。从此中国皇帝和罗马教廷关系急剧恶化，禁止了西班牙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并进一步严格的实行了闭关锁国政策。而祭祖敬孔的禁令直到数百年后的1939年12月8日由教宗碧岳十二世(Pius XII,即庇护十二世)删除，这也侧面显示出了利玛窦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⑤ early jesuit missionaries in china
利玛窦传播天主教
中国在唐朝时曾一度流行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派（景教），但是到了明朝建立以后，中国基本上已没有基督徒。利玛窦可以说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创者之一。他成功在北京觐见皇帝，而且在士大夫中建立良好声誉和关系，开启了日后其他传教士进入中国之门，而且也开创了日后200多年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方式：一方面用汉语传播基督教；另一方面用自然科学知识来博取中国人的好感。
利玛窦对中国传统的习俗保持宽容的态度。他容许中国的教徒继续传统的祭天、祭祖敬孔。据他的了解，这些只属尊敬祖先的仪式；只要不掺入祈求、崇拜等迷信成分，本质上并没有违反天主教教义。利玛窦主张以“天主”称呼天主教的“神”（英语的God或拉丁文的Deus）；但他亦认为天主教的“神”早已存在于中国的思想，因为中国传统的“天”和“上帝”本质上与天主教所说的“唯一真神”没有分别。利玛窦本人更穿着中国士人服饰。利玛窦的传教策略和方式，一直为之后跟随他到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所遵从，称为“利玛窦规矩”。
利玛窦等意大利传教士在中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明代末帝的皇后在清军入关时曾写信准备皈依天主教并请求教皇支援（此信尚保存在梵蒂冈）。清朝康熙仍然重用意大利传教士。但后来欧洲其他天主教各教会之间对中国传统祭祖敬孔习俗的争论，削弱了利玛窦等人本已取得的成功。康熙时代，西班牙传教士为了在菲律宾和中国排挤意大利传教士，向教皇申诉并取得教皇敕令，宣称利玛窦等人允许中国教徒崇拜祖先违背了天主教教义，并派特使到中国晋见皇帝，态度骄横，和康熙争辩。康熙认为“天下没有不忠不孝的神仙”，说这个特使“不可理喻”，下令囚禁到澳门，使其病死狱中。从此，中国皇帝和罗马教廷关系急剧恶化，禁止了西班牙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并进一步严格的实行了闭关锁国政策。而祭祖敬孔的禁令直到数百年后的1939年12月8日由教宗碧岳十二世（即庇护十二世）删除，这也侧面显示出了利玛窦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⑥ 利玛窦怎样在中国传教的
利玛窦在中国传教了近三十年，不仅受到了万历皇帝的信任，还结识了不少士大夫，其中更有一些后来改信了天主教，这可以说是他传教的成果。
他在中国的传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利玛窦花了大量时间用来学习汉语和研究中国古代经典，这是他了解中国的基础。而当他最开始在中国传教时，为了不遭到驱逐只能低调行事，不仅对外假称自己来自天竺，还身穿佛教僧侣的衣服。之后，他认识到士大夫是中国的掌权阶层，而佛家是学习儒家的他们所排斥的。于是利玛窦改变策略，向他们模仿，开始蓄发开始留须，还穿上了他们的儒士服。这就是他传教方式不断优化和进步的体现。
通过不断结交士大夫，利玛窦在传播天主教和科学知识的同时，也从他们那里学习到了更深层次的中国文化。因此，他走出了一条新型的传教之路，结交士大夫也是其中一个环节，更重要的是在对天主教教义进行解释和翻译时把它与儒家相结合。
天主教信仰上帝，而中国人崇拜上天，利玛窦将两者结合甚至画上了等号，认为中国的上天不是指自然界的天空，也是在指神灵，因此和上帝从本质上是一致的。另外，利玛窦把天主教的教义阐释为“爱”，爱上帝同时也爱世人，又把它与儒家提倡的“仁”相比较，认为两有许多类似和重合的地方。如此，中国士大夫便慢慢接受了他的传教。
利玛窦是意大利的传教士，徐光启是明朝的官员。两人原本毫无关系，却因为利玛窦来华传教而产生联系，更应该说是为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而结识。
据说，徐光启第一次听说利玛窦是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当时他在韶州，从另外一位传教士那里第一次初步地了解到这个世界，见到了世界地图，也是从他那里知道了利玛窦精通西方自然科学。可惜，在他求知若渴地找人引见利玛窦时，他已经离开。之后，徐光启在南京追上了利玛窦并进行了第一次会面，不过这次见面时间很短，直到利玛窦被万历皇帝允许在北京长住，两人才得以真正结识，从此交往甚密。
在北京时，徐光启不断向利玛窦学习讨教，尤其利玛窦早先就凭借自己过人的中文水平翻译了一些西方书籍，书中的宗教、数学、天文等知识都值得他学习。天主教的教义让他觉得中国的儒家可以用它来弥补和完善，而自然科学更是让他认识到中国人在此方面的不足。于是，两人开始合作翻译，其中最着名的就是《几何原本》。另一方面，利玛窦也同样是被中国文化所折服，而这也是他在此传教必须的要求，因此他学习中国文化的途径除了看书就是结识知识分子，徐光启就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个。
除了相互学习，徐光启也可以说是对利玛窦在中国传教帮助最大的人，他和李之藻和杨廷筠并称为“圣教三柱石”。徐光启不仅自己加入了天主教，圣名叫保禄，他还劝说自己的家人和认识到朋友入教，此外给传教士们提供经费，从政府层面保护他们。
利玛窦出生于1552年，经营药店的父母算是当地的名门望族。利玛窦从小在耶稣会开办的学校读书，先是在家乡当地的一家中学后又急速在另一家学校学习。虽然如此，利玛窦的父亲并不喜欢儿子与教会接触，所以在利玛窦16岁的时候，他父亲把他送去比较远的学校学习法律。然而利玛窦是真心喜爱神学，因此仅仅三年，他就未被父亲希望，中断了对法律的学习，不仅进入耶稣会实习，而且之后还加入了耶稣会。
之后，利玛窦刻苦学习，内容不仅包括哲学和神学，还有天算、拉丁文、希腊语、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等。1577年，利玛窦因受命要前往东方传教而来到葡萄牙里斯本，第二年与另外14名传教士一同乘船前往印度。
虽然在海上遭遇了暴风雨，6个月后利玛窦最终安全地踏上了印度的土地，之后他一边传教一边继续学习神学，期间他还晋升为了司铎。到了2年后的1580年，利玛窦成为了一名真正的神父，同时他派往中国传教，于1982年抵达中国澳门。虽然居住地有所改变，但利玛窦之后就基本一直生活在中国直到他在北京病逝。
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不仅向中国传播了天主教、自然科学等西方的知识，他还主动学习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写下许多着作，是中西文化交流最早的传播者之一。
⑦ 利马窦有哪些中文着作,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和意义是什么
利马窦的中文着作有:《天主实义》《利马窦中国札记》.《交友论》（1595年） 2 .《西国记法》（1595年） 3 .《二十五言》（1599年） 4 .《上大明皇帝贡献土物奏》（1601年） 5 .《坤舆万国全图》（1602年） 6 .《天主实义》（1603年） 7 .《西字奇迹》（1606年） 8 .《几何原本》（1607年）（此书是与徐光启合译的） 9 .《浑盖通宪图说》（1607年） 10 .《畸人十篇》（1608年） 11 .《理法器撮要》（1610年） 12 .《干坤体义》（1610年）2 。
中国思想史上的利马窦
历史总像司芬克斯那样给人们留下一些不易解答的问题。在世界文化史上，最初只是活跃在那不勒斯一地的犹太教中一个主张改革的派别，何以在他们的首领耶酥被钉上十字架以后的数百年间，不但发展为独立的基督教，而且成为了幅员广袤的罗马帝国的国教？这个自视为普世教会的宗教在16世纪到18世纪，又何以非常迅速地在欧洲以外扩张，特别是在美洲和亚洲的传教事业获得巨大的成功？恐怕就可以算是此类难题之一。
不过，对于曾经满怀希望要使数亿中国人同样信奉天主的耶稣会教士而言，从利玛窦以来他们在华的传教事业虽然一度进展顺利，不但使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一批在晚明社会名声卓着的官绅归依天主，甚至后来或者担任钦天监之类要职，或则经常出入康熙皇帝的禁宫；而且有人认为18世纪曾经可能会出现一个中国式的基督教，各会传教士“曾希望在中国建立一个为国家政权所容忍、集儒教和中国古老智慧于一体的新教会。”（〔英〕约翰．麦克曼勒斯主编《牛津基督教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1页。）
但是随着“礼仪之争”的发生，形势竟然急转直下，西方传教士在华传教活动被严令禁止。虽然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西方列强逼迫清廷签定的两个和约，都载有所谓“传教宽容条款”。这改变了明清之际耶酥会传教士的方略，使传教与西方殖民事业有了理不清的瓜葛。“条款使传教士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却使他们期待的目标——把中国变成基督的国度——变得越发遥远。”（朱维铮：《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3页。）以致于到了上世纪末，随着中国的重新崛起，在塞缪尔．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那样的美国人看来，“大中华”成了类似伊斯兰教文明那样在今日阻止西方普世主义扩张的“文化和经济的现实，并开始成为一个政治的现实。”（〔美〕塞缪尔．亨廷顿着，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重建》，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183页。）
于是，在世界文化史上，也许问题就转变为：与基督教在美洲和亚洲其他国度的胜利历史相对照，他们的传教事业何以在中国有了如此相反的记录？考虑到中国从来没有过宗教战争，中国人总体说来对宗教持相当宽容的态度，这一对比就更加催人深省了。这一问题当然非常复杂，作为学术问题涉及的面也十分广泛，但是其中有一个问题是无法回避的：如何看待和评价利玛窦等耶稣会教士在华的传教活动？
历史还有另一面相。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西方文化已经前所未有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谁也无法否认，当今中国实际上是中西文化冲突——融合的结果。中国知识分子，甚至受过中等教育的普通公民，对西方的了解一定大大超过一般西方知识分子对中国的了解。今天的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继续保持着旺盛的求知欲。加上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在宗教学、宗教哲学和比较宗教研究等各方面都有了新的创获。在这种情状下，利玛窦及其传教活动，自然就再次引发了人们的研究兴趣。
对这样一段历史及其后果的研究，历来有不同的学科方向和思考进路可供选择。比较常见的是历史学的进路，除了传教史的描写以外，还有从科学技术史的角度看传教士给中国带来的天文学、几何学以及水利、历算等的进步，从中外文化交流史的角度讨论中国文化对西方启蒙运动的作用，更多的似乎是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在此层面上，人们注意到“耶稣会曾设想在印度和中国造就一种能够吸收这两国古老文明的智慧和见解的新型基督教观，但该设想最后还是以失败而告终。”（〔英〕约翰．麦克曼勒斯主编《牛津基督教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8页。）
对被称做“中西文化的首次碰撞”的事情达致如此的结果，着名西方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认为，明清之际基督教来华传教的失败，乃是根源于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深刻差异和中国文化难以被同化的力量，而非简单的排外心理作祟。这种差异是整体性的，不仅在随处可见的伦理关系的处理上，而且在于儒家入世终极关怀完全不同于基督教将宗教义务与世俗义务对立起来的做法。
在形上学的领域，基督教的核心观念是造物主与其创造物之间的关系，而“可见的天与作为天理的积极因素的天之间不可分割的特点，及‘体’和‘用’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中国的基本观念。”中国人对基督教哲学的抗拒有更深刻的根源——语言。汉语中并没有表示“存在”的动词，“语言的结构和辞法似乎把中国和西方的思想导向了不同的方向，作为形成一个独立的、具有广阔背景的文化和宗教传统发展的基础。”（〔法〕谢和耐着，耿升译《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碰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80页、225页。）
如此看来，人们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利玛窦等耶稣会教士的传教对于中国思想史、尤其是对中国哲学史的发展而言，是否只是一个历史的意外，或者纯粹是一个偶在？换言之，它有没有影响到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有没有成为中国哲学史或者思想史的一部分？目前坊间流行的中国思想通史和中国哲学通史类的着作，似乎支持了对三百多年前基督教那场“失败”的上述意义评估。通过对中国天主教最重要的文本《天主实义》的深入研究，张晓林博士对此提出了异议。他笔耕数载，撰就这本《论天主实义》，相当系统、周详地论证了他对中国天主教神哲学或“儒家一神论”在中国哲学史上新的定位。
简要地说，张晓林认为，通过详细梳理《天主实义》所代表的中国天主教神哲学体系与明末清初中国主流学者之思想的复杂关系，可以说明传教士与其中国皈信者共同阐述的中国天主教神哲学不同于传统儒释道中的任何一种，然而，它不仅留下了一批值得重视的汉语哲学文献，而且它们所阐释的思想构成了中国哲学思想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在传统的三教之外另行开启了一种具有独特内容的思想体系的统绪。如果要描写自晚明以来的一个完整的中国思想－哲学的发展史，就应该对包含在其内部的天主教神哲学与传统中国哲学的相互影响有充分的研究和阐明。
我们知道，无论是中国思想史还是中国哲学史，作为现代学术的一门学科而言，都是在20世纪上半叶建构起来的，具体地说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建立起来的。那是“科学”刚刚上升为价值的时代，同时也是宗教受到严厉排斥和打击的时代。着名的“反基督教大同盟”一时几乎囊括了全部文化精英，就非常典型地说明那个时代的精神趋向。当时的历史科学范式，大致上先后是由实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提供的。这两个互相排斥的学派在历史主义的方法上有共同语言。这些都很自然地在对《天主实义》的研究中打下自己的烙印。
用一种公允的评述，人们都承认《天主实义》是利用儒学语言和概念阐释天主教教义。但是从历史主义的角度看，这种阐释的正确性就颇受质疑；而导致这种状况是由于利氏的学养有限（误解），还是故意曲解儒家经典，更是令人疑窦丛生。如侯外庐先生的《中国思想通史》说利氏“以孔子理论傅会基督教教义，其策略为“合儒、补儒、益儒和超儒”。从封建主义的立场来宣扬天主教的“合儒”，是“纯涉支离荒诞”（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1080页）。
《天主实义》“合儒”的正当性及与其作者的主观意图之间的关系，并非不可以讨论。但是什么是真正的儒学，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从解释学的眼光看，任何人的解释都必定带着自己或明或暗的“前见”，任何时代的理解都包含加达默尔所谓的“视域融合”，因此《天主实义》是否误解、以及多大程度误解了儒家经典，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在现象的一次性和历史性的具体关系中去理解现象本身”（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5页）。
将《天主实义》看做一个解释学的文本，使张着得以避免在历史主义范式中易生纠缠的问题，而将注意力集中在对属于效果历史的那个“理解”本身的反思。由此超出了以往对中国天主教的史学研究，而进入了文本研究。读者可以看到，张着确实对中国天主教最重要的文本《天主实义》与中国传统的儒释道的关系做了相当充分的比较研究，对明末清初中国主流学者与《天主实义》所代表的中国天主教神哲学体系似的关系，做了详细的梳理。
在此过程中，作者注意到利玛窦对中国传统儒学及其流派的复杂性的知识是有限的，他所实际上面对的，并非完整的儒学传统；同时也注意到尽管利玛窦对佛道的专业知识相当有限，但是对佛道与基督教原理的冲突，却有着深刻的洞察。作者吸收了西方汉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使用了“儒家一神论”等概念，加上其运用资料的实证功夫，使他所描写的明清之际中西思想互动的脉络令人十分信服。所有这些都相当有力地支持了本书的宗旨，即中国天主教神哲学存在于中国哲学－思想的历史之中，而不在是纯粹外来的思想。
总体上说，中国学者对西方宗教及其哲学的研究，在最近二十年来有相当大的进展。而对西方宗教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互动之研究，则相对滞后。因此，张晓林博士的这本论着，对扩大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视野，成为一个明亮的信号。其实，明末以来天主教神哲学在中国哲学－思想史的地位，其轮廓一直隐隐约约地浮现着。尽管它恐怕并非一线相牵、明明白白的传统，而是一个尚待研究和描画的脉络。且不说明末清初中国思想家与天主教神哲学的关系远未厘清，晚清太平天国与基督教的关系似乎也还大有再讨论的余地。康有为的思想创造中包含了多少基督教的刺激和启发？也很值得研究。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西方宗教文献对中国人形成现代性观念起了什么作用，现在也不很清楚。
另一个十分有意思的现象是，新儒家对基督教的态度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如果说其先驱——康有为等曾经受基督教在西方社会的巨大功能的启发，曾经试图创立“孔教”与之抗衡的话，那么第一代新儒家大多是强烈非基督教的。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都是如此。这大概是文化上的传统主义使然。这就使他们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很自然的贬抑“中国天主教”的意义。譬如冯友兰先生之高度评价曾国藩，最主要的原因是他赢得了对基督教的“圣战”。（冯友兰说：“曾国藩和太平天国的斗争，是中西两种文化、两种宗教的战争，即有西方宗教斗争中的所谓‘圣战’的意义。这是曾国藩和太平天国斗争的历史意义。”见《中国哲学历史新编》第六册，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5页）而他们的后继者，第二、第三代新儒家，却很注重发掘儒家传统与基督教的共同点，特别是强调儒家的宗教性，借用当代西方基督教哲学家蒂里希（PaulTillish）“终极关怀”的理论来阐发新儒家哲学，并且强烈地期待与基督教等世界宗教实现“文明对话”。所有这些现象都还有待深入系统的研究，因为它们都是中国哲学史的组成部分。
⑧ 利玛窦的人物生平
1552年,利玛窦出生于意大利马尔凯州的马切拉塔,家里经营利氏药房，是当地的名门。利玛窦在这里一所耶稣会开办的中学学习，他的父亲一直很担心利玛窦加入耶稣会。
1561 年，利玛窦在马切拉塔的耶稣会寄宿学校学习。
1568年，他父亲把他送到罗马圣汤多雷亚学院预科学习法律，并希望利玛窦在法律领域取得成就。
1571年，利玛窦中断了学习，违背了他父亲的愿望，进入耶稣会实习，并在圣母升天节那天加入了耶稣会。由于成绩优良，在托斯卡纳的一个寄宿学校度过了几个月的时间。为利玛窦在罗马寄宿学校学习人文和科学奠定了基础。
1572年，在耶稣会主办的罗马学院学习哲学和神学，并从师数学家克拉乌学习天算，其时范礼安也是他的老师。在这期间，他还学会了拉丁文和希腊语，而且会使用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
1577 年，利玛窦被派往东方传教，来到了葡萄牙里斯本。由于从里斯本前往印度的船只有每年春天才出发，1577年8月底9月初的时候，利玛窦抵达科英布拉，并前往着名的科英布拉大学附近的耶稣学院。他在这里学习对前往葡萄牙殖民地的传教士们来说必须掌握的葡萄牙语，并开始学习神学。1578年2月底，他受命前往里斯本，和其他意大利和葡萄牙耶稣会士一起为前往东方做准备，从那儿的港口，利玛窦等待前往印度的船只。在科英布拉的寄宿学校等待出发的 六个月里 ，开始学习神学。 1578年3月24日，利玛窦和其他14名耶稣会士从里本斯乘船前往印度传教。一路上绕过好望角，途经莫桑比克。
1578年6月29日，在纳塔尔远方的海面上，帆船遭遇狂风暴雨，他持续了一整夜。也许正是因为想起这次九死一生的经历，多年后利玛窦曾经这样感叹，当时人们的生存状态就如同“眼巴巴地看着船沉大海，所有人只能在茫茫大海的巨浪中求生”。
1578年7月22日，圣路易号驶入莫桑比克港，在这里停留三周，对船进行必要的维修，补充饮水和给养，以及准备带到印度和远东交易的黑奴。
经过6个月的航行,1578年9 月13 日到达印度果阿，继续学习神学，在果阿和柯枝的寄宿学校教授学生人文科学。 印度果阿是葡萄牙在亚洲最重要的殖民地。路途非常辛苦，在到达果阿前，船上来自莫桑比克的400名奴隶死了13名。
利玛窦在来到印度之前，由于沙勿略对印度的赞美以及教会的神化，他所听说的印度非常令人神往，在这里传教也比较容易,但是现实的反差令他大惑不解。
1580年他给耶稣会的历史学家玛菲用葡萄牙语写的信中说道：“查看一下有关印度、日本的注释书和地图类，会发现明显的谬误比比皆是。”但是耶稣会在日本布教非常顺利，而且在印度还发现了聂斯托里教派（景教）的信徒。这使得利玛窦他们精神上非常振奋。利玛窦在印度和交趾传教四年。
在1580年7月26日他晋升为司铎后，又学习了神学。他在印度认识到应该允许当地人也学习哲学、教理和神学等欧洲文化，并且写信给耶稣会总部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阻拦他们与他人为伍担任职务——通过学问而出人头地——我担忧他们会憎恨我们，而我们耶稣会在印度的主要目的，感化异教徒使他们皈依我们神圣信仰的使命将会化为泡影。” 游历澳门
1580年，利玛窦被授予神职神父，罗明坚神父向东方总巡察使范礼安举荐了利玛窦。范礼安神父是当时的耶稣会东方总巡察使，他的主要使命是向中国派遣基督教传教士。由于明朝的海禁政策，之前的传教士都未能进入中国传教。因为欧洲的葡萄牙人在澳门获得居住权，来自欧洲的传教士们只能停留在澳门。
1580年4月26日利玛窦从果阿启航，沿着锡兰海岸前行，他在他的《世界地图》中这样描写：“这片海域出产美丽的宝石。岸边的居民会游到海里寻找宝石。”
1580年6月14日，他抵达马六甲，并在这个由葡萄牙人布防的城市停留了两周。这里不仅是重要的商贸中心，更是从印度前往菲律宾、中国和日本的海上要道。
1580年7月3日，利玛窦从这里再次启航前往澳门，在行程中身染重病。
1582年8月7日，他抵达澳门港。
传教士们想通过汉语着述天主教义来吸引中国人，“练习用他们的语言写作，作为一种吸引捕捉他们心灵的手段。”因此他们先在澳门努力学习汉语，开始学习汉语的利玛窦对完全与拼音文字不同的汉字感到很兴奋，觉得非常不可思议。此外，在澳门的时候正好有来自日本的天正遣欧使节团路过，利玛窦趁此机会还学了一点日语。
入居肇庆
1583年9月10日，利玛窦与罗明坚进入中国，求得知府王泮的允许，在崇禧塔旁修建了一座带有教堂的小房子 ，在肇庆建立了第一个传教驻地，利玛窦出版了第一份中文世界地图，并用中文和罗明坚起草了第一部《祖传天主十诫 》。经过了几次尝试，利玛窦和罗明坚没能建立起新的驻地，罗明坚被教皇召回罗马安排教皇使节去见中国皇帝，而利玛窦和麦安东神父继续留在肇庆。
1584年利玛窦获准与罗明坚神父入居广东肇庆。他们对中国官员自称来自“天竺”，致使中国人以为他们是佛教徒。利玛窦解释来中国的原因：“我们是从遥远的西方而来的教士，因为仰慕中国，希望可以留下，至死在这里侍奉天主。”他不敢直接回答传教的目的，否则他可能会被驱逐。为了传教，他们从西方带来了许多用品，比如圣母像、地图、星盘和三棱镜等。其中还有欧几里德《几何原本》。利玛窦带来的各种西方的新事物，吸引了众多好奇的中国人。特别是他带来的地图，令中国人眼界大开。
进入了中国的利玛窦对中国文明非常称赞：除了还没有沐浴“我们神圣的天主教信仰”之外，“中国的伟大乃是举世无双的”“中国不仅是一个王国，中国其实就是一个世界。”他感叹“柏拉图在《共和国》中作为理论叙述的理想，在中国已被付诸实践。”而且他还发现中国人非常博学，“医学、自然科学、数学、天文学都十分精通。”但是他也发现“在中国人之间科学不大成为研究对象。”
1584年8月，利玛窦在肇庆建立了“仙花寺”，开始传教工作。起初传教十分低调。神父们行事小心谨慎，主要精力都在学习汉语和中国的礼节习俗，以博得中国人尤其是官员们的信任。他们身穿佛教僧侣的服饰，认为这样能够博得人们的好感，而且他们也觉得这与天主教神父的装束相差不大。这也使中国人更加相信他们是远道而来的僧人。他们在这里挂上了圣母玛利亚的画像，许多士人官吏，甚至僧人都来跪拜，他们感到非常兴奋。但是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讲这更多是出于礼节性的，而没有宗教意义。也有记述说，他们担心中国人看到玛利亚的画像会误认为他们的神是女性的，而改挂了基督像。
1584年利玛窦制作并印行《山海舆地全图》，这是中国人首次接触到了近代地理学知识。利玛窦利用解释各种西方事物的机会，同时介绍了他们的天主教信仰。他们翻译了《十诫》、《主的祈祷》、《圣母赞歌》和《教理问答书》。并派发罗明坚撰写的《天主实录》，以中文解释天主教的教义。利玛窦在肇庆居住六年，除带来了欧洲文艺复兴的成果外，系统地学习了中国传统文化，期间传入的现代数学、几何、世界地图、西洋乐等西方文明。
移居韶州
1589 年夏天，即万历十七年 ，广东新任总督把传教士驱逐出肇庆。1590年，利玛窦奉范礼安之命起草一封以教宗名义致大明皇帝的信札，其中亦称教宗西师都五世 (Sixtus V, r. 1585-1590) 乃居住在“天竺国”的“都僧皇”，因期盼能传“天主正教”，“推广慈悲，普济世人”，特遣“博雅儒僧”四出扬教，并派“德行颇优，儒文宏博”的“上僧”等四人入华，希望明帝能对此四僧“给有札牒，沿途迎送，以华其行”。经过多方努力，利玛窦得以被派往韶州，在那儿他建立了第二个传教驻地。在韶州的时候，利玛窦遇到了一次意外。他们遇上了强盗打劫，虽然利玛窦受了一点伤，但是幸好他们吓退了强盗，而且很快这些强盗就被逮捕归案。在韶州期间，另外一个不幸是利玛窦的两名部下相继逝世。
1591年麦安东神父逝世。
1592年初春，利玛窦前往南雄拜访瞿汝夔（瞿太素），瞿氏即力劝利氏蓄须留发，且脱去僧服改穿儒服，他更透过其人脉网络，努力将利玛窦引介入士大夫的交游圈中。
1593年石方西神父也辞世了。而另外一名罗明坚神父则早已返回了欧洲，只剩下利玛窦一人从事在中国的传教事业。感到欣慰的是，他在肇庆结识的士人瞿太素成为了他的好友和弟子，还帮助利玛窦翻译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第一卷。藉着瞿太素的宣传，以及赠送高官们利玛窦自己制作的天体仪、地球仪和计时用的日晷等西洋物品，利玛窦的名声逐渐在当地的达官贵人中传开。
在韶州他攻读《四书》，并首次将之译为拉丁文。而通过与瞿太素和其他许多中国上流社会人士的接触，利玛窦发现自己先前的佛教僧侣装扮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并不受到尊重，社会地位也比较低下。为了更方便与中国的官员交往，在征得范礼安的同意后，从1594年起，利玛窦开始蓄发留须，并穿起了当时儒士的服装。
折返南昌
1594 年，利玛窦和中国的一名被派遣到朝鲜边境的将军一起，初步尝试进入北京。但到达南京，又不得不返回驻地。1595年（万历二十三年）利玛窦借口为一位北上任职官员之子治病，而获得了去南京的机会。但是到了南京以后，利玛窦陪同的官员对他逐渐失去了兴趣，利玛窦只好自己设法留在南京。然而这一次失败了。他只好折返南昌，并获得批准在此居住并建立了第三个传教驻地。明朝王室成员、各级官员都对地球仪、玻璃器皿、西式装订的书籍等礼物极感兴趣，利玛窦便在自己的住宅再一次举行“科普”展览，表演先进的记忆方法，出版《交友论》，并开始撰写《天主实义》，选择适合中国人伦理观的西方伟人语录加以刊行。他放弃建造教堂，公开传教的方法，进一步用中国自古就有的“上帝”偷换“天主”概念。
利玛窦在南昌传教的三年，也是他的传教策略在探索和实践中逐步形成的过程。他与江西的官绅阶层进行了密切交往和友好的对话，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一套成功的传教策略——“南昌传教模式”。
他在写给耶稣会的报告中解释了在南昌传教成功的原因：
一是因为当地从没有见过外国人；
二是利玛窦的记忆力非常好，以至于许多中国人都想学习，他也因此用汉语写了一本《西国记法》的书来介绍他的记忆方法；
三是它能够运用四书五经来宣讲基督教的教义；
四是他的自然科学知识；
五是传说他会炼金术；
六是有人向他求教基督教。
1596年利玛窦被范礼安任命为耶稣会中国教区的负责人，由利玛窦全权负责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并且指示利玛窦想办法到北京去觐见中国的皇帝，以达到在中国传教的有力保障。而且还从澳门送去了许多准备送给中国皇帝的礼物。在南昌，利玛窦知遇了江西巡抚陆万垓，向他展示三棱镜、西国记数法和钟，并讲解西方书籍的内容，他还向当地学人讲解数学问题与日晷记时问题。
1596年9月22日利玛窦在这里成功的预测了一次日食，使他很快成为了一个有名的人物。期间结交了许多儒士权贵，受当时名士章潢之邀在着名的白鹿洞书院讲学交流，与分封在南昌的皇族后裔建安王和乐安王建立了友好的关系等等。
1597 年，利玛窦被任命为中国传教的主管。
奔赴南京
1598年6月25日利玛窦与另一位郭居静神父（Lazzaro Cattaneo）同王忠铭一起离开南昌奔赴南京。1598年7月初，他们一行到达南京，1598 年，利玛窦首次进京是由南京礼部尚书王忠铭促成的。王忠铭是利玛窦在韶州传教时结识的老友，当时正要赴北京述职。时值万历皇帝寿诞，王忠铭便邀请利玛窦一同进京贺寿，利玛窦也准备了自鸣钟、八音琴等欧洲方物献予皇帝。一行人由水路启程离开南京，沿大运河北上。
1598年9月7日利玛窦历经两个月后到达北京。漫长的旅途加之夏日的酷热，使传教士们一度病倒，而初到北京的喜悦，又令他们忘却了旅途的艰辛。利玛窦在札记中写道：“这真是一桩令人欣喜的事，我们不应缄默着把它放过去；只要想想基督信仰跨过多少海洋，经过这样长时期的接近之后，终于进入这个国度，它的使者终于进入了皇都。”然而，之后的事情远不如利玛窦想象中的顺利。由于当时正值日本侵犯朝鲜的战争，整个京城戒备森严、气氛紧张，人们都怕因结交洋人而惹祸上身。先是王忠铭联系的太监拒绝将利玛窦引入皇宫，随后王忠铭本人也不再施以援手。利玛窦虽然想方设法在京周旋，但仍四处碰壁，就连昔日老友也对他避而不见。利玛窦作为外国人无法在北京久留，而且又遇到了财政上的困难，仅住一个多月只得返回南京。虽然未能见到皇帝，但利玛窦首次北京之行收获颇丰。他首先证明了《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的契丹就是中国，而国都“汗八里”即是北京。在旅程中，利玛窦还与神父郭居静一同编修了第一本中西文字典《平常问答词意》，首次尝试用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此外，他还完成了对《四书》的翻译和注释工作，这对中国文化向西方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利玛窦于1599年2月6日在南京定居。并建立了第四个传教驻地。
在南京居住期间，利玛窦通过瞿太素的帮助，结交了不少名士，如南京礼部侍郎叶向高、思想家李贽、徐光启等。当然这主要还是人们对于他的自然科学知识的倾慕。值得一提的是，在南京利玛窦还与一位三淮和尚（即大报恩寺僧雪浪）进行了一场辩论，在这次辩论中，利玛窦凭借其科学性的思辨明显占了上风。他还在正阳门（今光华门）内洪武岗西崇礼街（今尚书巷）建成内地第四座天主教堂，他在城西罗寺转湾的住址后来也成为着名的天主教堂——石鼓路天主教堂。这些活动使南京成为中国天主教史上最重要的传教中心之一。
永住北京
1600 年，接受了新任务的利玛窦开始策划北京之行。没过多久，他就联系了北上任南京礼部尚书的王忠铭一起带他去南京，而且王忠铭还表示要带他去北京。
1600年5月18日（万历二十八年），利玛窦带着庞迪我神父和准备好献给皇帝的礼物由南京启程再赴北京，由于太监马堂的讹诈和阻挠，传教士们在天津耽搁了近半年的时间，并于1601年1月24日抵达北京。利玛窦一到北京，就着手整理礼物进献皇帝。进呈自鸣钟、圣经、《万国图志》、大西洋琴等礼单上开列的贡品共16件，万历皇帝对这些贡品兴趣十足，对那些宗教圣物，万历皇帝既觉新奇又感敬畏，他把十字架上的耶稣称为“活神仙”，并把圣母像送与母亲慈圣太后。对大小两架自鸣钟，万历皇帝最为喜爱，小的那架被他带在身边时常把玩；大的那架，被置于精美的阁楼之中，在宫内专司报时。由于自鸣钟构造复杂，需要时常维护，传教士们便被允许定期进宫对其进行检修。对利玛窦进奉的西洋琴，万历皇帝也备感好奇，他命利玛窦教太监演奏。利玛窦让助手庞迪我教授太监，他自己则仿照宗教赞歌的形式创作了8首乐曲，并填上简短的中文歌词，起名《西琴八曲》。每当悠扬的琴声在宫中回荡时，万历皇帝就会想起这位来自西洋的神甫。正是这些“欧洲方物”打开了利玛窦进入宫廷的大门，万历皇帝也因此对他赏识有加，允许其留居北京，深得信任。
1601年，明神宗下诏允许利玛窦等人长居北京，作为欧洲使节被召命带进北京紫禁城。至此他将一直拥有朝廷的俸禄，直到临终。但中国的朝廷根本没有注意到，利玛窦长住北京的目的是为了传播基督教。
利玛窦在北京以丰富东西学识，结交中国的士大夫。常与宾客谈论天主、灵魂、天堂、地狱，同时编撰新书。1602年- 1605 年， 出版《两仪玄览图》第三版中文世界地图，以及其他着作 《天主实义》、《天主教要》和《二十五言》，得到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的尊重。到了1605年，北京已有200人信奉天主教，当中有数名更是公卿大臣。这当中最着名的，也是后来对利玛窦传教事业帮助最大的，当属“圣教三柱石”——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
徐光启是南直隶松江府（今上海）人，曾在南京与利玛窦会面，之后入天主教。利玛窦在北京期间，徐光启正供职于翰林院，他与利玛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二人协力翻译了《几何原本》和《测量法义》等着作。李之藻是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时任太仆寺少卿。他师从利玛窦学习西方科学，之后也加入了天主教。他与利玛窦合作编译了《同文指算》等书籍。杨廷筠是李之藻的同乡，在北京担任监察御史。杨廷钧早年是虔诚的佛教徒，后在利玛窦和李之藻等人的感召下受洗入教。“圣教三柱石”身体力行实践教义，他们劝说家人、朋友入教，为传教士提供经费，并且在天主教遭受教难之时上疏抗辩，极力保护传教士。通过利玛窦的不懈努力，天主教在中国得以传播。利玛窦留居北京之后，全国教徒人数骤增，涵盖了平民、士大夫、皇亲国戚等各个阶层。与此同时，西方的科学技术伴随天主教传入中国，中国的文化也由传教士们带到西方。
利玛窦初到北京时，住在专门接待外国使臣的宾馆中，随后获准在城内择民房长住，并可以进行传教活动。利玛窦选中了宣武门内的一块土地，他在这里修建了一座教堂，这就是着名的南堂——北京地区现存最古老的天主教堂。利玛窦建立南堂之后，在教堂里举办西方图书和科学仪器的展览，吸引了大批官员和儒士前来参观，从而扩大了天主教在士大夫中的影响。利玛窦在北京交游于士林，结识众多名流，其中不乏朝廷高官，如内阁首辅沈一贯、吏部尚书李戴、礼部尚书冯琦、刑部尚书萧大亨等人。
1607 年，利玛窦与徐光启合作，出版了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的前六回的译本。
1608 年，印刷《畸人十篇》，并开始编纂他的历史着作《基督教远征中国史》。
1610 年 5 月 11 日(万历三十八年)，因病卒于北京，终年59岁。
1611年，万历皇帝赐物利玛窦安葬于平则门外二里沟的滕公栅栏。 按照当时惯例，西方传教士死后本应移葬澳门，但在内阁首辅叶向高等人的斡旋下，万历皇帝破例准许利玛窦葬于北京西郊的藤公栅栏，使其成为首位葬于北京的西方传教士。
⑨ 利玛窦是谁
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年10月6日—1610年5月11日），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学者。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居住。其原名中文直译为玛提欧·利奇，利玛窦是他的中文名字，号西泰，又号清泰、西江。王应麟所撰《利子碑记》上说：“万历庚辰有泰西儒士利玛窦，号西泰，友辈数人，航海九万里，观光中国。”
1552 年 10 月 6 日利玛窦出生于马切拉塔。 从 1561 年起开始在马切拉塔的耶稣会寄宿学校学习，七年之后他父亲把他送到罗马学习法律 ，并希望利玛窦在法律领域取得成就 。三年之后，利玛窦中断了学习，违背了他父亲的愿望，进入耶稣会实习。由于成绩优良，在托斯卡纳的一个寄宿学校度过了几个月的时间。为利玛窦在罗马寄宿学校学习人文和科学奠定了基础。 1577 年利玛窦被派往东方传教，来到了西班牙里斯本。从那儿的港口，利玛窦等待前往印度的船只。在科英布拉的寄宿学校等待出发的 六个月里 ，开始学习神学。 1578 年利玛窦从里斯本出发， 9 月13 日到达印度果阿，继续学习神学，在果阿和柯枝的寄宿学校教授学生 人文科学 。 1580 利玛窦年被授予神职神父，他接到命令前往澳门帮助罗明坚进入中国的尝试。 1583 年 9 月利玛窦与罗明坚进入中国 ，在肇庆建立了第一个传教驻地，利玛窦出版了第一份中文世界地图，并用中文和罗明坚起草了第一部《祖传天主十诫 》 。 经过了几次尝试，利玛窦和罗明坚没能建立起新的驻地。罗明坚被教皇召回罗马安排教皇使节去见中国皇帝，而利玛窦和麦安东神父继续留在肇庆。 1589 年 广东新任总督把传教士驱逐出肇庆。经过多方努力，利玛窦得以被派往韶州，在那儿他建立了第二个传教驻地。 1594 年利玛窦和中国的一名被派遣到朝鲜边境的将军一起，初步尝试进入北京。但到达南京，又不得不返回了驻地。 1595 年利玛窦在南昌停留，在那儿建立了第三个传教驻地，并出版了第一部中文着作《交友论 》。在 1597 年利玛窦被任命为中国传教的主管。 1598 年利玛窦和礼部尚书 王忠铭 一起到达北京，但由于朝鲜战争而被迫离开。在 1599 年利玛窦定居在南京，并建立了第四个传教驻地。 1600 年， 利玛窦 再次出发前往北京，但是被当权宦官马堂在途中抓住，利玛窦被关押到天津的城堡里，直到 1601 年。 在同一年，利玛窦作为欧洲使节被召命带进紫禁城。在那儿，他将一直拥有朝廷的俸禄，生活到临终。 从 1602 到 1605 年，利玛窦做了很多伟大功绩。 出版了第三版中文世界地图起名为《两仪玄览图》，以及其他着作如 《天主实义》，《天主教要》和《二十五言》。 1607 年利玛窦与朋友徐光启合作，出版了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的前六回的译本。 1608 年印刷《畸人十篇》，并在同年开始编纂他的历史着作，《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两年之后，即 1610 年 5 月 11 日，因病卒于北京。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皇帝允许了一个外国人在中国领土安葬。
⑩ 利玛窦来到中国的目的是什么
传教士利玛窦是意大利人，利玛窦是他的中文名字，原名叫玛提欧·利奇。
利玛窦出生于1552年，经营药店的父母算是当地的名门望族。利玛窦从小在耶稣会开办的学校读书，先是在家乡当地的一家中学后又急速在另一家学校学习。虽然如此，利玛窦的父亲并不喜欢儿子与教会接触，所以在利玛窦16岁的时候，他父亲把他送去比较远的学校学习法律。然而利玛窦是真心喜爱神学，因此仅仅三年，他就未被父亲希望，中断了对法律的学习，不仅进入耶稣会实习，而且之后还加入了耶稣会。
之后，利玛窦刻苦学习，内容不仅包括哲学和神学，还有天算、拉丁文、希腊语、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等。1577年，利玛窦因受命要前往东方传教而来到葡萄牙里斯本，第二年与另外14名传教士一同乘船前往印度。
虽然在海上遭遇了暴风雨，6个月后利玛窦最终安全地踏上了印度的土地，之后他一边传教一边继续学习神学，期间他还晋升为了司铎。到了2年后的1580年，利玛窦成为了一名真正的神父，同时他派往中国传教，于1982年抵达中国澳门。虽然居住地有所改变，但利玛窦之后就基本一直生活在中国直到他在北京病逝。
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不仅向中国传播了天主教、自然科学等西方的知识，他还主动学习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写下许多着作，是中西文化交流最早的传播者之一。
利玛窦，是天主教耶稣会的传教士，同时也是一名学者，是中西文化的最早的交流者之一。
利玛窦从小笃爱神学，不惜违背父亲而加入了耶稣会，不断学习神学以及其他各种语言。1578年，利玛窦被派往印度传教，2年后正式成为一名神父，之后前来中国传教。
利玛窦于1583年真正进入中国，与别的传教士在广东肇庆建立了第一个传教驻地，对外假称来自天竺，并身穿佛教僧侣的衣服。利玛窦用中文翻译了包括《十诫》在内的多本天主教经典，同时还向中国人传播西方各种自然科学，比如出版中国第一份世界地图——《山海舆地全图》。另外，利玛窦也折服于博大的中国传统文化，开始了对它的系统的学习。
没几年，利玛窦就被驱逐出了肇庆，之后他先后在韶州、南昌和南京建立了传教驻地。期间，他不断向中国人传教，在实践中探索自己传教的策略和方法，同时不断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并将中国的经典着作翻译成外文。1596年，利玛窦被任命为耶稣会中国教区的负责人，第二年成为了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