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为什么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壹’ 林毅夫称我国具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条件，为什么存在中等收入陷阱
存在中等收入陷阱，是因为经济、政治乃至社会文化方面均存在着一些问题。近日，林毅夫称我国具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条件，林毅夫认为，新常态作为一个舶来词，欧美的新常态，与中国的新常态有本质不同。欧美的新常态意味着低增长高失业率，而中国的新常态是中国经济面临转型升级遇到的新情况，但中国仍然具备后发优势。最后，林毅夫还乐观预测，如果中国经济保持7%的平稳增长，2020年中国有望摆脱世行眼里的“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国家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人均国内生衫粗产总值3000美元左右）后，可能出现两种结果：1.持续发展，逐渐成为发达国家。2.出现贫富悬殊、环境恶化甚至社会动荡等问题，导致经济发展徘徊不前。后一种结果称走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贰’ “中等收入陷阱”辨析
【内容提要】“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提出的概念，其含义是：一个国家在跻身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会陷入这样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它的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会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它的产业结构不是以科技创新为基础。其结果是，这样的国家既不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竞争，也无法与发达国家竞争。由此可见，“中等收入陷阱”不是指发展中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道路上或现代化道路上遇到的一切问题，也不是指一个国家长期不能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在一定意义上，将人均GDP能否达到12196美元（或12276美元）视为能否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志，完全是一个伪命题。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中国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在增加。因此，中国必须加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力度，通过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尽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国家 劳动力成本 竞争力 拉美 中国
近几年，国内学术界极为关注“中等收入陷阱”。在谷歌的搜索引擎中输入“中等收入陷阱”，可获得120万条结果。然而，在研究这一课题时，许多学者曲解了这一概念的含义，因而提出了一些不正确的观点。本文力图从“中等收入陷阱”的定义入手，指出国内学术界在理解这一概念时出现的偏差，并回答拉美和中国是否已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一、何谓“中等收入陷阱”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的由来，国内外学术界有这样一种共识：它最初是由世界银行提出的。通过检索因特网，我们发现，世界银行在2006年11月出版过一个关于东亚如何应对全球经济疲软的报告。在这一报告中，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指出，“中等收入国家如要繁荣，必须采取一些与以往不同的措施。这一建议与以下事实是吻合的：中等收入国家的增长速度既不及富国，也不如穷国。”这些经济学家还认为，中等收入国家处于工资水平更低和竞争力更强的穷国与富于创新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夹缝中。但这一报告没有使用“中等收入陷阱”这一名词。
2007年，世界银行曾发表了题为《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的研究报告。在这一报告中，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认为，由于缺乏规模经济，东亚的中等收入国家不得不努力保持其前所未有的高增长率。以生产要素的积累为基础的战略可能会导致持续恶化的后果。迹培仿这一后果必然会出现，因为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会下降。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拉美和中东是中等收入地区，但它们无法走出这一陷阱。 这是世界银行第一次提到“中等收入陷阱”。
2010年，世界银行发表了题为《有力的增长与不断增加的风险》的研究报告。在这一报告中，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认为，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拉美和中东的许多经济体陷入了中拆中等收入陷阱。在这一陷阱中，作为高产、低成本的生产国，它们力图在工资成本不断上升的情况下保持自身的竞争力，但无法提升其价值链，也无法进入正在不断扩大的、以知识和创新为基础的产品和服务市场。
尽管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在上述3个报告中未能明确地界定“中等收入陷阱”的确切含义，但我们从字里行间能得出这一结论：一个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后，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劳动力成本会上升,而它的产业结构及科技创新却未出现显着的改善或进步。其结果是，它既不能与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竞争，也无法与发达国家竞争，从而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换言之，世界银行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不是指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发展道路上遇到的一切问题，而是指劳动力成本上升后遇到的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况。
一些外国学者对“中等收入陷阱”定义的解析或许能帮助我们理解其真实的含义。例如，秘鲁学者路易斯?阿布加塔斯-马杰鲁夫（Luis Abugattas-Majluf）认为，向技能密集、技术先进和劳动生产率更高的生产活动过渡，是约旦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唯一方法。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维克拉姆?尼赫鲁（Vikram Nehru）认为，只有大力发展制造业和减少对初级产品出口的依赖，印度尼西亚才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日本学者大野健一（Kenichi Ohno）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之间姿纤的“玻璃天花板”。第一阶段是外资引导下的简单的制造业；在第二阶段，支持性产业（supporting instries）开始发展，并通过从国外直接购买或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等形式获得技术； 在第三阶段，国内企业掌握了生产高质量产品所需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第四阶段的特点是创新和产品设计。
美国学者爱娃?帕斯（Eva Paus）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描述这样一种状态：一方面，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在生产一般性出口产品时无法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另一方面，这个国家尚未建立起能够生产以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为基础的商品和劳务的能力。因此，“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是无法向更高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发展。她指出，经济发展是经济和社会变革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生产结构不断地向增加值更高的生产活动进化。换言之，中等收入国家总是面临这样一种挑战：如何从大宗商品生产向知识密集型生产活动过渡。
帕斯还认为，中国在国际贸易领域已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因此许多中等收入国家发现自己难以在低工资密集型生产领域与中国竞争；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尚未培养出能在高生产率领域与发达国家展开竞争的生产能力。其结果是，它们面临着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
当然，我们不会同意帕斯将其他中等收入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归咎于中国。但从上述外国学者的表述中可以看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较为狭窄的。它不是指一个国家在发展道路上遇到的所有问题和挑战，而是仅仅指劳动力成本提高后如何对产业结构作出相应的调整。
2013年2月16日出版的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有一篇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文章。这一文章在解释“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时写道：“富国自夸拥有最好的技术，穷国则认为自己拥有最低的工资，而中等收入国家却既没有最好的技术，也没有最低的工资。” 言下之意时，中等收入国家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被动局面。这一文章认为，中等收入国家可通过制度建设来避免陷入这一陷阱。
然而，在国内学术界，“中等收入陷阱”的定义却被常常被曲解为以下三种意思：第一，一些发展中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在发展道路上长期趑趄不前，从而无法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第二，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有些发展中国家在低收入阶段积累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会集中地爆发。除经济增长乏力以外，这些国家还面临着贫困化现象加剧、“三农”问题成堆、劳动力转移困难、城市化速度过快、收入分配不公、两极分化严重、金融体系脆弱、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社会凝聚力弱化、腐败司空见惯、毒品泛滥成灾以及社会治安每况愈下等问题。第三，有些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因为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失灵，政府无法应对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中的各种挑战和系统性风险，内需疲软导致过度依赖外需，等等。
2010年，《人民论坛》杂志在征求了50位国内专家、学者的意见后，列出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十个特征：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 该杂志发表的多篇文章认为，拉美国家已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综上所述，在国内学术界，许多人将“中等收入陷阱”当作一个“筐”，把中等收入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在发展进程中遇到的一切问题都“往里装”。
二、“中等收入陷阱”不是“数字游戏”
世界银行对“中等收入陷阱”所作的定义未能明确告诉我们如何判断一个国家是否陷入了这一陷阱。但有些学者认为，世界银行在2009年将人均国民总收入（GNI）12196年美元以上的经济体作为高收入经济体，996美元至12195美元为中等收入经济体，因此，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长期不能达到这一指标，它就可被视为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他们还断言，“2011 年是南美大陆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元年”，因为根据有关国际机构的统计，2011 年智利和乌拉圭的人均国民总收入超过了世界银行在2011年7月公布的为高收入经济体设定的12276 美元这一界限，率先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将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是否大于一个具体的数字当作其是否逾越“中等收入陷阱”是欠妥的。
第一，何谓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阶段。“长期”显然是一个含糊不清的时间状语，多少年可被视为“长期”，显然是一个众说纷纭的时间状语。而且，“长期”这一表达方法还低估了发展的艰难程度。美国经济学家W. W. 罗斯托认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要经历5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即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的阶段、 “起飞”阶段、向“成熟”发展的阶段、民众的高消费阶段。他认为，从“起飞”阶段到“成熟”发展阶段的过程大约要经过60年左右。 由此可见，发展中国家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跨越的时间是漫长的。
世界经济的发展史表明，在世界上的一百多个发展中国家中，能够脱颖而出的毕竟是少数国家。很难想象一百多个发展中国家能在较短时间内从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跻身于高收入国家的行列。须知，发展中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在提高时，发达国家的这一数值也在不断提高，高收入的“门槛”也会随之提高。更为重要的是，中等收入和高收入是相对而言的。没有中等收入国家，也就不会有高收入国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世界上总会有一些国家永远处于追赶他国的不利地位。
第二，将人均国民总收入视为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志，不啻为“数字游戏”。如前所述，2009年，跳出“中等收入陷阱”所需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为12196美元；2011年，由于高收入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提高到12276 美元，因此，跳出这个“陷阱”的高度上升了80美元。这意味着，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否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取决于世界银行设定的分界线是否发生变化，不论这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此其一。其二，因为世界银行为高收入经济体确定的指标是动态的，因此，今年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或许会在明年再次跌入这一陷阱。之所以有这样的出出进进，就是因为生搬硬套了世界银行对高收入经济体设定的“门槛”。
我们还可提出这样的问题：以2009年为例，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为12195美元（即比世界银行确定的高收入经济体的“标准线”少1美元）或12194美元（比世界银行确定的高收入经济体的“标准线”少2美元），是不是意味着这个国家尚未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如果说接近12196美元就算跳出“陷阱”，那么这个“接近”的数字应该是多少？12000美元（比世界银行确定的高收入经济体的“标准线”少196美元）可被视为跳出“中等收入陷阱”了吗？我们甚至还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为急于跳出“中等收入陷阱”，有些当政者或许会用“做假账”的方法来提高本国或本地区的人均国民总收入。
而且，以美元计算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很容易受汇率因素的影响。我们完全可以作出这样一个的大胆的想象：由于汇率发生重大变化，世界上或许会有一些国家的国民总收入会从中等收入经济体跻身于高收入经济体行列，或从高收入经济体行列跌落到中等收入经济体行列。而伴随着这样的“跳出”或“跳进”，这个国家的产业结构、竞争力和科技创新能力可能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如将人均收入引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或许还能闹出天大的笑话。例如，我们假设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因种种原因而长期无法跻身于高收入经济体的行列，只能在“中等收入陷阱”中徘徊。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这个国家某天遇到了一次极大的地震或其他自然灾害，无数人失去了生命。毋庸置疑，由于这个国家的人口大量减少，其人均国民总收入也就随之快速上升，达到或超过了高收入经济体的标准线，因此它就会跳出“中等收入陷阱”。一个自然灾害居然会使一个国家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委实不可思议。又如，2009年利比亚的总人口是642万，国内生产总值为588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91589美元。 由此可见，利比亚尚未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如果我们假设2011年的战争提前到2009年爆发，再假设这一战争使利比亚的人口减少160万，那么利比亚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会达到12199美元。 一场战争居然使一个国家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岂非令人捧腹大笑。
第三，人口大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要达到高收入国家的标准，需要很长时间的艰苦努力。例如，中国的人口早已大大超过13亿。无论是根据世界银行在2009年确定的高收入经济体指标（12196美元）还是参照2011年确定的新标准（12276 美元），中国的经济总量只有在超过16万亿美元以后才能成为高收入国家。今天中国的经济总量不足7万亿美元。从7万亿美元增加到16万亿美元，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可以断定，世界银行确定高收入的指标必然会“水涨船高”的。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将长期陷于“中等收入陷阱”中而不能自拔？
三、如何正确理解拉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国内学术界在讨论“中等收入陷阱”时，拉美常被当作反面教材。例如，有人认为，“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和马来西亚等国在上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美元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在同一时期，只有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少数国家和地区跳出了‘中等收入陷阱’”。 还有人认为，拉美国家“在经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快速发展之后，出现了长达三十多年的经济停滞。当时，这些国家主要是走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着重发展大型企业，城市化进程过快，贫富不均现象非常严重。而经济高速增长使得民众的期望值提升的速度比经济的增长速度还要快，这给政府的社会保障带来巨大压力，最终导致外债和财政赤字居高不下，通货膨胀严重，金融危机迭起，给经济发展带来重创。”
将拉美作为“中等收入陷阱”的“标本”或“典型”是值得商榷的。
第一，大多数拉美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后，其经济并非长期停滞不前。诚然，20世纪80年代，由于受到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打击，拉美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很低，有些年份甚至是负增长；但所谓“停滞不前”的持续时间不足十年。在进入90年代后，拉美经济重新走上了复苏之路。除了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2009年以外，其余年份均为正增长，而且大多数年份的增长率都比较高，有些年份甚至接近6%。
第二，经济增长缓慢、贫困化现象加剧、“三农”问题成堆、城市化速度过快、收入分配不公、两极分化严重、社会凝聚力弱化、腐败司空见惯、毒品泛滥成灾以及社会治安每况愈下等等问题，不仅仅是拉美国家的“专利”，而且也是其他发展中国家难以消除的痼疾，甚至在一些高收入国家也不难找到。
第三，当年在讨论“拉美病”、“拉美化”、“拉美陷阱”和“拉美现象”时，拉美国家在其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被当作典型的“症状”；在讨论“一千美元门槛”时，这些问题被说成是拉美未能逾越这一“门槛”的论据； 在讨论拉美现代化道路或拉美的发展时，这些问题被视为其“失败”的反面教材；在讨论拉美经济改革的成效时，这些问题被定性为“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必然后果；而今在讨论“中等收入陷阱”，这些问题又被奉作有力的证据。这样的研究方法显然是不足取的。
当然，我们不能无视以下两个事实：一是拉美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在上升，由此而来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如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将大量工厂从墨西哥等国转移到中国和亚洲的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二是大多数拉美国家难以减轻对初级产品出口的依赖。曾在创建石油输出国组织的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委内瑞拉前石油部长胡安?巴勃罗?佩雷斯?阿方索在1970年说过，“十年后，二十年后，你会看到，石油带给我们（委内瑞拉）的是（经济上的）毁灭，……石油是魔鬼的兴奋。”
由此可见，如果非要说拉美已跌入这个陷阱，那么，我们应该指出，这个陷阱是指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过度依赖初级产品出口导致造成的不良后果，不是该地区在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中遇到的无所不包的问题。
‘叁’ 五问“中等收入陷阱” 哪些国家曾陷入
可以这帆碰森样说。 你看看转型成功的国家和地区，美国、韩国、新加坡、日本、台湾吵毕……等，在进入中等收入的时候，社会矛盾很突出，社会动乱很多。但政府的强势，保证了转型的成功。 美国，50~70年代是很混乱的，但政府压得住就过去了。 韩国，70~80年代，靠军政府镇压。 日本，60~70年代，靠财阀寡头镇压。 香港，60~70年代，靠殖民地政府的镇压 台湾，60~70年代，靠蒋经国的铁腕。态亩
‘肆’ 中国中等收入陷阱
什么时候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的提高，贫富差距是否缩小，公共服务得到基本保障，那么中国不仅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且成为真正的发达国家也指日可待。
至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用惊人的速度上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尽管如今中国的GDP已经超越许多发达国家，但由于中国人口基数众多，它在近阶段也是一直处于发展中国家的位置。
处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大概值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至12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据目前统计，大部分未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来自于拉丁美洲，比如，巴西，智利，和委内瑞拉等。
中国将迈入高收入国家
林毅夫
2020年9月14日，知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在厦洽会发表了一篇《林毅夫：新形势下的全球治理体系》文章阐述了他的观点，在林毅夫先生看来，根据各种预测，中国大陆应在2025年之前可跨过人均收入12700美元的门槛，变成高收入经济体。届时，全世界生活在高收入国家的人口将从现在只占全世界人口16%，大幅提升至34%。社科院学部委员李培林则表示，在2021年-2025年的“十四五”规划期间，中国将由一个中等收入偏上的国家走向高收入国家。李培林表示：“2019年中国人均GDP达到了1万美元左右，按照现在的人口增长、汇率变化，以及经济增长的态势，预计在2021-2025年的五年期间某一个时间点我们将跨过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12600多美元）高收入国家的一个门槛。李培林指出：“我们一般说的发达国家是指经合组织三十多个国家，这三十多个国家的人均GDP低的2.5万，高的大概8万多，所以我们和发达国家还是有很大差距的。我们也不能轻言，跨过这个坎以后就认为我们跨过了中等收入国家的陷阱，很多国家在这个阶段长期徘徊的情况也是发生过的。
不难发现，中国终将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似乎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如何规避转型期间可能出现的中等收入陷阱，不少的经济学家和学者或是回避或是闪烁其词，并不愿意主动触及这个问题，作为从事信息分析27年的独立智库，安邦从2009年开始着手分析这个问题，并不断预警，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难度不能低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需要的技术持续进步、产业高端化等条件对中国而言都绝非易事。
实际上，对于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决策层的看法有时比学者观点更直白，也更客观。早在2014年11月10日，中国政府领导人在北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同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对话会时曾经表示，对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过是肯定要过去的，关键是什么时候迈过去、迈过去以后如何更好向前发展。领导人表示，我们有信心在改革发展稳定之间，以及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促改革之间找到平衡点，使中国经济行稳致远。政府的表态给出了两个信息
（1）中国现在仍处在中等收入陷阱的阶段，今后肯定会迈过去；
（2）即使迈过中等收入陷阱阶段，也存在以后如何向前发展的问题。
这意味着，跨越之后并不是万事大吉，正如有些学者所言，在高收入阶段也会陷入停滞的陷阱。
中国将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陈功
安邦智库（ANBOUND）首席研究员陈功
安邦智库（ANBOUND）首席研究员陈功在安邦智库首席研究员陈功看来，从历史来看，世界上有多个国家曾经努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但大部分国家都失败了。
战后可以稳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并不多见，虽然从技术层面来讲共有11个国家（赤道几内亚，希腊，爱尔兰，以色列，日本，毛里求斯，葡萄牙，西班牙，波多黎各，新加坡，韩国）先后进入高等收入经济体行列，但其中大多数国家随后的表现并不稳定，真正稳居高收入国家的只有四个——日本、以色列、新加坡和韩国。
其他全球上百个国家经超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和努力，始终都无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些国家即使侥幸暂时跨越，但很快就跌落“神坛”，被打回原形。
统计显示，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经历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诸如马来西亚、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等国家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之后数十年里却一直停滞在人均GDP3000美元至5000美元阶段。世界银行的另一项调查显示，从1960年到2008年间，全球101个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中，只有13个成功发展为高收入经济体。
研究显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其跨越过程中都出现了大量的技术转移和技术吸收，以及随之产生的产业高端化升级。值得注意的是，前述四个国家都是美国进行技术转移的受益国。如果中国寻求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难以回避吸收技术转移升级、产业高端化的过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来说并非易事，有如下因素需要考虑：
（1）人均国民收入的提升速度正在放缓。按世界银行对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收入1.2万美元左右的标准，中国如果维持2017年的增速，大约在2022年将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人均国民收入的达标时间也会变长。如果考虑到中国经济中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实现人均收入达标的时间可能更长。
（2）中国的技术提升并不那么顺利。要成为发达国家，技术提升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科技差别仍然较大，要追上较高水平并以科技来支持经济，这一跨越并不容易实现。尤其是在反全球化浪潮兴起，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战、科技战的背景下，中国获得技术转移的难度进一步加大。
（3）中国需要进行持续有效的制度改革。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最终都要看制度安排，尤其是在各种红利因素消退之后，新的发展动力往往来自制度改革。客观来看，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仍然存在滞后的问题。
‘伍’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详解）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详解）
最近可能大家都有听到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词，但是大家是否清楚是什么意思呢?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世界银行经济学家英德米特?吉尔在2006年首先提出的。它主要是指经济体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的发展战略，不适应于向高收入阶段的发展，其经济增长被原有的增长机制锁定，人均国民总收入难以这个突破1万美元 ，进入一个经济增长的停滞徘徊期。同时，这个观点提出来以后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在这个阶段不仅经济增长停滞缓慢，而且还伴随各种政治和社会问题，社会容易处于不稳定和动荡的阶段。
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的发展战略是什么?为什么它在当时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在后期发展的过程又无法实行?从中等收入再到高收入的战略又是什么?对于产生这一现象的一些根本原因，并没有在理论上作出深入的说明，因此人们在研究和分析这个问题时容易停留在表面现象，给人留下许多谜团。
现在，世界上大体上有近百个经济体处在中等收入阶段，有多少国家从中等收入阶段顺利走到高收入阶段，很多专家有不同的说法，例如：有人认为日本、韩国、以色列、新加坡等国都是从中等收入阶段顺利走过来了，但是我个人认为要做一些排除，抽掉不是特别典型的没有代表性的这些类型，像日本，它在二战前就已经是列强了，那时候它就能够制造航空母舰能够制造飞机了;像这个以色列，它在1948年建国，从全世界移民，移民中很大的比例是工程师、专家等，文化层次很高，并且它还得到美国和犹太海外财团的大力支持;像新加坡，是个城市型国家，位于马六甲海峡要地，有得天独厚的这个位置;这些国家没有什么代表性。至于说像中东那些产油国，在战后从穷国到富国的这个经历呢，就更没有什么代表性了。
我们所说的典型的具有代表意义的值得研究和重视的中等收入经济体，主要是指有一定人口规模的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发展的经济体。从传统农业发展起来的经济体，从中等收入阶段走到高收入阶段大体只有韩国和我们中国台湾等少数几个经济体，大多数拉美国家、东南亚国家、东欧国家还都在中等收入陷阱中，没有走出来。
研究这个问题的一个重点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国家没有走出中等陷阱，而少数的国家和地区能够走过来?我们国家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阶段，2012年人均国民收入已经超过6000美元，按世界银行的标准，已经属于上中等收入阶段，而如今我们国家经济也出现许多问题 ，经济增长开始放慢，财政收入增速下降。如何看待这些问题，怎样才能顺利走过中等收入阶段，是我们非常关心的问题。
现在有一个比较有影响力的观点：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增长要靠投资拉动，高收入阶段经济增长要靠消费拉动，因此中国应由投资拉动向消费拉动转型。但是所谓投资拉动和消费拉动仍停留在表面现象的描述上，没有触及本质问题，缺乏理论的深层解释，容易误导。可以说我们在解释中等收入阶段问题时，可直接参考借鉴的`理论和实践并不多。例如，现在的主要发达国家、高收入国家，他们就没有经历过真正意义的中等收入阶段，因为从近代历史上讲，这些国家始终是处于相对的高收入阶段。因此我们需要理论和实践上的积累，特别是在理论层面的研究中等收入阶段的问题，这有助于我们通过现象看本质，发现中等收入阶段的一些基本经济特征和经济规律，更深刻的解释为什么在这个阶段容易掉进经济增长缓慢、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丛生的陷阱。
如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今后的五年、十年，中国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很大。怎么避免呢?
一是农业改革，减少对粮食的全方位补贴，鼓励农产品进口。中国人总有战争思维，认为一旦发生战争，我国当前大量进口农产品会被阻断，但即便发生战争，也能靠“换草退耕、还湿退耕”来保证农产品库存。因此目前应鼓励农产品进口，才能进一步转移农村的劳动力，弥补制造业、服务业的劳动力短缺，使工资增速低于生产率的增速。
二是户籍改革，要从法律的角度，打破迁户口的障碍，让各地允许租房落户。国务院于2014年7月颁布的户籍制度改革文件，截至目前为止只有14个省市出台了落实方法，但人们最愿意落户的省份却没放开。因此，为了打破劳动力流动的一些阻力，国家要提供教育、医疗等资源，让转移的人口真正稳定到城市里面去。
三是在劳动关系上，不能像欧美国家，员工以区域或者行业为单位进行联合，与雇主强势地谈判。要让企业和员工个体决定，增加就业的灵活性。
四是土地改革，农村建设用地(分为宅基地、工业用地、集体的经济用地)交一笔钱以后，就能像城镇土地那样流转。在土地交易的过程中，政府不能征地拆迁，而由农民应自主决定，并和买地的一方谈判，怎么再就业，怎么交社保领社保。
五是在社会保险的问题上，要划拨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以适当降低社保费率，真正建立“多交多得”的机制。因为1997年以前，社保制度没有建立起来，国企职工没有缴纳养老保险，只有靠划拨国有资本才能解决之前未交部分的亏欠。而目前的社保制度的给付、收缴、投资收益及替代率等比率必须做出相应调整，不然我国将过不去即将到来的快速老龄化。
如果完成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关于2020年的任务，我国将绕开“中等收入陷阱”，但同时，最大的难题是去杠杆化的问题。不能再积累杠杆率，否则高杠杆爆发之时是无法收拾的。 ;
‘陆’ 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有哪几个
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
但就比较大规模的经济体而言，仅有日本和韩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换。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
韩国1987年超过3000美元，1995年达到了11469美元。
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花了大约 12年时间，韩国则用了8年。
(6)新加坡为什么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扩展阅读：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奉行GDP增长方式，经过一段时间的经济高速增长使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收入水平时，
由于道德沦丧、法治崩溃、坑蒙拐骗黑横行、假冒伪劣毒充斥、腐败与两极分化严重，
迅速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并使既得利益集团迅速垄断国家资源、掌控国家经济命脉、掌握国家大部分财富，
造成国内市场萎缩、产业升级乏力、增长停滞不前、民族主体性削弱、经济对外依赖性增强的状态。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国家磨笑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0000美元—12000美元左右）后，
可能出现两种结果：
1.持续发展，逐渐成为发达国家。
2.在发展中经济体发现自己卡在劳动力成本上涨和成本竞争力下降的中间，无法与高技能创新的先进经济体，或低收入低工资的经济体在廉价生产制成品上相竞争，导致经济发展徘徊不前。
后一种结果称走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的概念，
基本涵义是指：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
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人力成本方面与唯升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
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指游老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进入这个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
大部分国家则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中等收入陷阱”发生的原因主要就是低端制造业转型失败，低端制造业可以带来中等收入，但是伴随而来的污染，低质低价，都是恶性循环。
低端制造改高端制造，是完全靠高科技解决，而高科技不是几十年能追赶的。
因此，其中“中等收入”和“陷阱”之间没有任何内在的必然联系，因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而进入“陷阱”只是假象，把增长当发展的GDP增长方式造成的严重社会后果使增长不可持续才是本质。
所以，“中等收入陷阱”是用假象掩盖本质的伪命题。
“中等收入陷阱”假象后面的本质说明，增长问题实质是发展问题，可持续增长后面是可持续发展。
道德—法治—公平—正义不仅是社会稳定的条件，也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GDP增长方式已经破产，GDP增长方式的理论基础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一般均衡理论已经被证伪；
发展中国家只有彻底抛弃新古典价格经济学范式、新自由主义的GDP增长方式、以一般均衡理论为理论基础的西方经济学，通过包容性发展才能可持续发展，实现赶超战略。
‘柒’ 中等收入国家的陷阱包括哪几个国家
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但就比较大规模的经济体而言，仅有日本和韩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换。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韩国1987年超过3000美元，1995年达到了11469美元。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花了大约 12年时间，韩国则用了8年。
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则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一些国家收入水平长期停滞不前，如菲律宾 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671美元，2006年仍停留在 1123美元，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人均收入基本没有太大变化。还有一些国家收入水平虽然在提高，但始终难以缩小与高收入国家的鸿沟，如马来西亚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812美元，到2008年仅达到8209美元。阿根廷则在1964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超过1000美元，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上升到了8000多美元，但2002年又下降到2000多美元，而后又回升到2008年的8236美元。拉美地区还有许多类似的国家，虽然经过了二三十年的努力，几经反复，但一直没能跨过1万美元的门槛。
‘捌’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富裕行列是哪些国家
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就比较大规模的经济体而言，仅有日本和韩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换。
如下：
1.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
2.韩国1987年超过3000美元，1995年达到了11469美元。
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花了大约 12年时间，韩国则用了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