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模式为什么要重回原点

‘壹’ 新加坡模式之所以能在竞争激烈的国际旅游市场中脱颖而出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摘要 菲律宾的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有众多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如美丽的沙滩、高 尔夫球场、潜水胜地等,且消费价格十分低廉。

‘贰’ 新加坡政治模式适用于中国吗

尽管我认为新加坡不是民主国家也不是法治国家，但并不否认高素质政治精英治理下的新加坡所具备的独特气质：官员清廉、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而这也成为学界支持将新加坡政治模式引入中国的主要根据。
我同意学者萧功秦的观点，即这种模式不适和中国。关于不适和的原因，萧功秦有着很具体深入的分析，在这里我只是就我比较看重的原因做一简要分析，同时提一些我对政治制度改革前景的看法。
我认为中国的执政党很难有把握在引入多党竞争后仍然维持一党独大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很难在政改过程中确保政局和社会的稳定。因为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积累了很多新加坡所没有的矛盾。
新加坡执政党的治理既保证了社会稳定，又带来经济的繁荣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虽然中国经济增长很快，但腐败、贫富不均、农村等问题都已严重到了尖锐化的程度。只是因为政府对社会的严密控制，使这些矛盾还没有机会爆发并发生连锁反应。而一旦引入新加坡式的政治模式，这看似是在走一种渐进式民主道路，却很可能点燃积蓄以久的矛盾。虽然不能否定中国民主化的渐进道路，但至少可以说新加坡的模式在中国不可能取得新加坡式的繁荣。而新加坡呢，这些矛盾要么没有要么很小，比如农村问题新加坡根本不存在，因为新加坡只有城市没有农村。

‘叁’ 新威权主义的新威权主义

1、威权主义政体是一个时间概念。它存在的时间大致是从19世纪后半期以后，其中，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中期是两个高潮。
2、威权主义政体也是一个空间概念。它不但出现在欧洲，也出现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一般是指社会经济基础还不强大的国家走向发达的一种政治上的过渡形态，即通过强制性的政治整合维持秩序和稳定，以达到发展经济、促进社会进步的目的。 新威权主义具有如下特征：
1、新威权主义以经济繁荣而非武力或意识形态获得本国民众的支持和他国的尊重；
2、新威权主义提倡强有力的政府，以保证在全球化进程中自身的发言权；并保证政府在本国社会事务和经济中的主导权；
3、新威权主义认为主权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提倡对较稳定的专制国家进行直接干涉；
4、新威权主义的国家以政治核心集团替代个人专制和直接选举；
5、新威权主义以民族主义和文化传统提供软力量，这体现了全球化浪潮之下的民族国家的应激反应和全球化的新动向；
6、新威权主义提倡渐进式的人权与民主化进程，新威权主义认为过激、过快的人权与民主化进程会带来社会混乱，而混乱最终会带来对人权和民主的反动。 政党之间的竞争，也是人才的竞争。
俗话说，得人才者得天下！现在新加坡的执政党 人民行动党十分重视这一点。
人民行动党(The Peoples Action Party)是新加坡最大的政党，一向主张精英治国。2008年8月22日，《联合早报》刊登了对李显龙总理的专访，其中有一段话可以代表这种思想。他说： 政府的工作效率必须跟私人企业同样高；政府的思考能力、分析能力、办事能力也必须跟私人企业的专业人员一样强。如果私人律师比法官聪明的话，法治就发生问题了。如果企业家比我们经济管理人员来得聪明，创造经济发展的环境会发生问题。如果反对党比政府来得厉害的话，应该交换位置，否则不能维持这个制度。
人民行动党的党员分为两类，一类是普通党员，17岁以上的新加坡公民，没有犯罪记录和不良背景，都可申请加入人民行动党。这类党员每年交少量的党费，参与党组织的活动，对他们没有很高的要求。另一类党员是干部党员，这类党员要求有较高的文化和专业水准，有较强的事业心和奉献精神，有较高的政治参与能力，即是所谓的社会精英。只有是干部党员，才能被党组织推荐为议员候选人，或被安排到重要的岗位。人民行动党中干部党员的数量很少，只占党员总数的1%左右，但他们是党组织的核心。
2008年被李显龙总理任命为律政部长的尚穆根，是新加坡最有名的律师之一。据说为了让其入党，人民行动党对他跟踪了10多年。李光耀说过，在新加坡你如果发现哪位精英人士不是人民行动党的党员，那多半是因为其本人不愿入党，人民行动党一定早已经找他茶叙过了。 只要是社会上的精英人士，人民行动党都会千方百计吸收其入党，哪怕是持不同政见者。如果人民行动党看中某位精英人士，一般会先派人约其茶叙，通过喝茶聊天对其进行观察，待时机成熟时吸收其入党。李光耀说： 人民行动党长寿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不断地自我更新，把年轻有为、品格良好和有干劲的青年男女引进到党内。只要他们是维护新加坡利益者，不计他们的政治观点和哲学观点。
要保障真正的人才被录用。新加坡的一些官员，他们在进入政治之前，都是对政府持批评态度的。但是执政党很开放。政府需要的是具有建设性批评的人。只要批评得有理，执政党就会使用他们。执政党最不喜欢光会讲好话的庸人。你有能力，有业绩，有建设性意见，党都可以把你吸纳进来。如何保持政权的开放性，代表社会利益，这是执政党要解决的问题，否则执政党本身就会演变成既得利益。
在新加坡，政府的官僚系统公务员是内部选拔的，但其政治精英，很多是社会为执政党培养的。或者说，很多政治领袖都不是执政党自身培养的，而是从社会吸收进执政党的。在上世纪70年代，人民行动党吸收了后来成为总理的吴作栋和副总理的陈庆炎。在80年代和90年代，又吸收了现在的总理李显龙和副总理黄根成等精英人才。这些领袖人物在成为执政党领导人之前，都是社会各方面的精英人才。他们在哪个领域成功了，执政党才邀请他们入党，为国民服务。所以，在新加坡很少有“党龄”一说。今天不是党员，明天党需要你了，你就可以成为党员。这就解决了很多列宁主义政党党内论资排辈的问题。列宁主义政党的本质就是要吸收社会的精英，但在列宁主义政党成为组织之后，往往会演变成为既得利益集团。新加坡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解决方法就是维持政党的开放性，向社会开放。 1959年6月举行的就职仪式上，李光耀率领的内阁成员全部身穿白色衬衫和白色长裤，他们用白色象征纯洁和廉洁，表明要廉洁从政的决心。从此，只要出席重要的公众场合，官员们都会身穿白衬衫和白长裤，这成为新加坡政治中一道独特的风景。1986年11月，李光耀的老朋友、国家发展部部长郑章远被贪污调查局调查。李光耀密切关注案件的进展，当他听说郑章远想见他时，答复说要等调查结束后才可以。一星期后，郑章远服安眠药自杀。他给李光耀留了一封遗书，表示自己承担全部责任。
要采取行动对付一个认识多年的密友或部长是很困难的事。但是，如果不采取行动，任由他逍遥法外，那整个制度就会受到损害。 李光耀说。对待贪污犯罪者，不论犯罪者的职位多高，曾经的贡献多大，和自己关系多好，李光耀都态度明确，行动果断，查处坚决。这既是李光耀铁腕肃贪的结果。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新加坡很少再有政府高官涉嫌贪污犯罪。这既是李光耀铁腕肃贪的结果，也与新加坡建立的与私企挂钩的公务员薪酬制度有关。公务员的待遇提高了，可以凭薪水过上富裕的生活，而如果因贪污被查处，不仅身败名裂，数十万新元的公积金还会被没收，得不偿失。在这种情况下，谁还会傻得去贪污？通过多年努力，新加坡已经形成了公务员不想贪、不用贪、不能贪、不敢贪的反腐倡廉机制。
（四）一党占据主流（one party dominant）
新加坡并非一党制国家。除人民行动党外，新加坡还先后有过22个其他政党。但新加坡实际上实施的却是“一党执政体系”,新加坡虽然存在反对党和选举制度，但反对党在选举中获取执政权的概率为零这一事实，有学者称之为“半竞争性的政党制度”.行动党能够长期执政，确有利用行政权力控制和打压反对党的因素，不过，尽管反对党的存在是点缀性的，但行动党又不能不承认反对党存在的合法性及其价值。
在对党政关系的处理上，新加坡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弱化党政、强化行政，政治生活行政化，实行党政一体。李光耀也毫不讳言：“人民行动党就是政府，而政府就是新加坡。”新加坡学者陈庆珠则更明确地将新加坡称为“行政国家”(administrative state)。新加坡的体制有一个好处，就是将“选拔”和“选举”结合起来。人民行动党要保证，先要选拔出几个“好苹果”，再让老百姓投票来选举。选拔是中国传统的东西，而选举是西方的。新加坡能够把两者结合得很好。
应当指出的是，选拔不是指定，选拔就是党内民主、党内竞争。对新加坡的领袖人物，人民行动党的党内认同很重要。李光耀曾讲过，在吴作栋和陈庆炎之间，前者并不是他的首选。但党内支持吴作栋，最后是党内精英认同而不是个人认同起了作用。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里面人人自由；法律外面没有民主，法律上面没有权威。
在世界上，新加坡以法律严厉而着称行人如在人行横道两侧50米以内穿越马路将面对50新元的罚款。
乱扔垃圾，初犯者会处以1000新元的罚款。公共场所不得随地吐痰，初犯者会处以1000新元的罚款。使用洗手间后不冲水是违法的，初犯者会处以高达150新元的罚款。
fine在英语里既有“美好”的意思，又有罚款的意思。所以有人说新加坡的美好，其实是靠罚款 罚出来的。 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牢牢控制了选举委员会，这一委员会主要职责是制定选举规则。整个新加坡选区被划为集选区和单选区，集选区面积和人口是单选区的几倍，各政党选出五到六人作为候选人参加竞选，某一政党只要获简单多数就可在国会中获得相对的多数；单选区每个政党只能派一人参加竞选。
当选举临近时，一旦反对党在某个选区可能获胜时，选举委员会就会改变选区的划分，或将某选区分成几个小选区，或将某选区的一部分并入别的选区，这造成反对党几乎无法取得选区选战中的胜利，甚至是连在一个选区获胜也是及其困难的事，因此反对党根本不可能撼动行动党的执政地位。在上世纪60年代早期选举的时候，人民行动党差一点被反对党社会主义阵线挑下了马，据说两者只差关键的一票，这让李光耀惊出一身冷汗。后来政府就设法对选举办法进行了修改，推出集选区制度。本来一个选区选一名议员，现在把五六个选区绑在一起选，叫集选区，理由是要让少数族裔在议会里有自己的声音。因为如果按单一选区选举，每个选区选出来的可能都是华人。现在改为了集选区，每个党派推举出来的候选人中，都必须有至少一名少数族裔，这样才能确保少数族裔的参政。由于反对党的势力都很小，要他们一下子推出多名候选人参加集选区的选举十分困难，因此在集选区人民行动党往往是不战而胜。目前新加坡有14个集选区和9个单一选区。李光耀曾经说过： 要砥柱中流和赢得选举，政治议程必须掌握在我们手里。
在新加坡的选举中有一个怪现象，凡是人民行动党组织的政治集会，往往没多少人去，会场上比较冷清。但凡是反对党组织的政治集会，一般会有很多人参加，会场上很热闹。但在选举投票时，人们还是投人民行动党的票。这反映出人们的矛盾心理，一方面希望政治上有新的变化，但同时还是觉得人民行动党好，对人民行动党的执政有较深的认同。 新加坡国会由三种议员组成，即普通议员、非选区议员和官委议员。非选区议员是指通过委任选举中获得最多选票的反对党候选人的方式产生的议员。这是新加坡独创的议员产生方式。新加坡是人民行动党长期的一党主导体制，反对党几乎不可能凭选票优势进入国会，只有通过特殊措施才能保障反对党分配到国会议席。正是基于这个原因，1984年起重新开始实行这个制度。
官委议员是指由总统委任的议员。这一制度始于1990年，目的是为了充分表达国会之外的其他重要观点。根据宪法的规定，总统可以委任6名官委议员。官委议员候选人由国会的一个特别推举委员会提名。议长为推举委员会主席，另包括7名国会议员。

‘肆’ 新加坡的国企改革经验对中国有用吗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新一轮顶层设计即将出台。当前坊间流行的猜测是，政府将以新加坡淡马锡模式对国企进行改革，于是国内舆论对淡马锡模式的关注再次升温。

其实淡马锡模式进入学界与决策界视野久矣，但如何正确理解却是问题所在，这需要回溯淡马锡模式诞生的历史条件、该模式的当前特征，以及它所折射的新加坡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模式的大环境与大背景。

一

新加坡从1965年独立之初就走上了国家主导经济发展的道路。在独立后初期，政府主导的侧重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模式，一直是主要的经济战略。这项战略为新加坡提供了亟需的就业机会。政府创办的国有企业，也一度成为新加坡的核心国际竞争力所在。国有产业不断经历转型，从最初的造船业、交通运输业，发展到后来的石油化工与高科技产业，一直是新加坡经济的中流砥柱。

到了197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的数量日益增多，对其进行管理的任务也变得愈加复杂繁重。于是在1974年，新加坡决定由财政部组建一家专门经营管理各类国有资本的资产运营与管理公司，淡马锡控股公司因而成立(“淡马锡”一词是新加坡的古称)。后来，淡马锡成为新加坡最大的国有投资控股公司。

淡马锡持有并管理旗下企业的投资，为新加坡政府的长远利益服务。新加坡政府对其赋予的职责是：“通过有效监督和商业性战略投资来培育世界级公司，从而为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它旗下是一个巨大的企业联合体，涉及各种产业领域，其中大多数是新加坡的核心企业，主导着该国的经济命脉。据报道，目前淡马锡以控股方式管理着23家国联企业(政府控股公司控股、参股的企业)，包括14家独资公司、7家上市公司和两家有限责任公司，下属各类大小企业约2000多家，总资产超过420亿美元，占新加坡GDP的8%左右。

必须非常明确的是，淡马锡在法律上是一个企业，而不是政府机构，是私人领域的法人，而不是公共领域的管理者。

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正是淡马锡模式的精髓所在。新加坡财政部持有淡马锡100%的股权，财政部投资司负责监督淡马锡的运营，对于一些重大的决策，淡马锡必须听取新加坡财政部的意见。淡马锡每年在从下属公司获得红利的同时，也将50%的利润上缴给财政部。但是在通常情况下，淡马锡拥有完全的经营自主权。

二

在内部公司治理方面，淡马锡也反映了新加坡国有企业的典型样态。财政部是国有资产的最高所有者，其内部的董事任命委员会掌握淡马锡的人事权。但财政部对淡马锡公司治理的干预非常有限，只是任命公司主席和董事，审阅每年的财务报告，在必要的时候召集会议讨论公司绩效和重大计划，并在淡马锡并购或出售在国联公司中的股份时参与，以这些途径来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除此之外，淡马锡的日常经营完全由其自主。

与此类似，淡马锡与其旗下企业的关系也是如此，不直接介入其经营决策，只是通过董事会来对其进行管理。旗下企业的日常投资经营活动由其自身的团队负责，淡马锡只对旗下企业通过商业化运作和价值化管理两大标准进行控制。

在国有资产经营方面，淡马锡遵循市场化原则和股东收益最大化目标，投资风格积极而稳健，确保了新加坡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淡马锡在新加坡国内和全球范围内进行投资，投资地域和投资行业都遵循风险分散原则，以确保合理的利润。

就公司内部机构设置而言，淡马锡董事会下设常务委员会、审核委员会及领导力发展和薪酬委员会三个专门委员会，其中独立董事占绝大多数，以保证董事会的独立性。董事会与经营层分设，高级经理层由董事会聘任，对董事会负责，董事会对其进行考核和监督，股东委派的董事履行监督作用。政府任命的董事、独立董事、经理人之间分工明确，职权清晰，确保董事会的公正与效率。很明显，董事会的设立使国家作为所有者的地位清晰化，从而避免了角色虚化所可能导致的过度干预问题，起到了阻断政府不当介入的作用。

虽然在某种意义上，淡马锡是新加坡实现国家战略的一个工具，但是公司并不完全是政府的附属物，并未因承担政府职能与意图而失去灵活性。投资主体与决策主体分离，使淡马锡在承担国家赋予使命的同时，不像有的国家的国有企业那样陷入僵化低效的泥潭。

淡马锡虽然是国企，但不享受特殊保护和优待，而是必须参与激烈的市场竞争，这也是它区别于有些国家国企的重要特征。同时，高效的内部法人治理结构保证了它所管理的国有资产的运营效率。淡马锡作为国有公司，实现了非凡的经营业绩，在全球享有盛名，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国有企业经营管理框架，这的确是值得其他国家学习的。

三

从大的角度看，淡马锡只是新加坡国有资产投资管理制度最成功的样本之一。一直以来，国有经济在新加坡经济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新加坡也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国有资产监督与管理制度。

当前的新加坡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分为三个层次，分别是政府部门、法定机构和政府控股公司，以及国联企业。

法定机构和政府控股公司按照政府经济战略，具体实施经营活动，指导国联公司的经营。政府主要以股份形式对国有资产进行经营管理，以各种方式保持在国联公司中的控股地位。国家以股东身份行使国有资产的所有权，通过任免董事长、董事以及同企业签订计划合同等方式来主导企业发展方向。

显然，国有企业如果采取政企合一的方式，由政府部门直接运营，则政府行政职能与企业功能通常难以界分清楚，政府是制定法律与政策的“裁判员”，又直接是负责企业运营的“运动员”，显然会产生各种寻租腐败问题。因此，势必要把两种职能分开。政府控股公司是作为独立法人出现的，拥有投资经营决策的完全的自主权。也只有在把两种职能分开之后，企业才能不再依赖政府，直接参与到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去发展壮大自身，这正是新加坡国资管理模式的核心所在。

新加坡财政部门设有董事咨询与委任会议，由其任命和罢免控股公司的董事会成员。董事会成员并不直接参与国联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而是由专门聘请的职业经理人负责。政府控股公司是国家作为资产所有者的代理人，通过控股权管理国有企业，但具体的国有资本运营完全以市场化方式进行。与私人企业相比，政府控股公司不享受任何特殊待遇或保护，必须在市场和法治环境中与其他企业平等竞争，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以专业方式经营管理。在另一层面，政府控股公司对于旗下企业的日常运营也不过度干涉，下属企业是拥有自主经营权的市场化主体。

在新加坡，政府与市场职能得到了充分的厘清，政府对控股公司的管理主要在人事权和收益分配权上。政府派出的代表担任政府控股公司董事会的董事，代表政府行使资产管理职能，重大的经营活动要受到政府的掌控，但是监督权和管理权是分离的，政府并不直接干预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鼓励企业采取市场化的冒险性经营行动。

同时，新加坡对国资管理的外部监督机制非常强大高效。在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方面，既有行政主管部门监管、审计监管和议会监管，也有完善的企业内部监督管理机制。在惩治腐败方面，新加坡的法治非常严格，在国企管理领域也不例外。在政府控股公司中工作的公务人员的活动要受到反贪机构的严格监控。

另外，政府鼓励新闻媒体对侵吞国有资产等贪污腐败嫌疑进行严格的监督。报纸、电视台等机构会频繁报道国联企业的日常经营与动向，使其一切行为都暴露在阳光之下。新加坡政府还规定，任何机构和个人只需花费5新元，就可以在注册局调阅任何一家国企的资产管理信息资料。这正是发挥政府和公民社会两方面的作用来保证国有资产管理者的清廉。正是在这些制度的保障下，几十年来，淡马锡等新加坡政府控股公司所经营的国有资产没有流失，而是不断增长，与此同时还打造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全球性企业。

总体上看，新加坡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层级性强，相互制衡色彩明显，整个国资管理运行过程都在严格的法治轨道上运行，遵循明确的规则，同时受到来自政府、行业内部、媒体和社会公众的严格监督管理。新加坡的国有企业遵循现代企业制度，内部治理机制完善。经理人在聘任机制和薪酬待遇等方面实行市场化安排，但同时受到法治的制约以解决“委托-代理”问题，实现了激励与约束的统一。股东、管理层、职工、独立董事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形成了合理的权力安排架构，企业既对股东负责，也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这对许多承载着大众期待和公共利益的国有企业来说尤其重要。正是这些制度的结合确保了新加坡国有资产管理的成功。

所以，深入研究新加坡模式，的确有助于中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创新。但前提是中国从新加坡经历中提取和吸收正确的教训，比如尊重市场、厘清政府与企业角色等等，同时应充分考虑到两国整体环境的巨大不同和制度移植的困难性，认识到成功的借鉴不仅是借鉴技术化的机制设计，更重要的是学习新加坡系统性的市场经济与法治制度。

‘伍’ 新加坡模式的介绍

新加坡模式，是指新加坡建国后几十年里建立起了一个政治民主、政府清廉、社会文明、经济繁荣、人民幸福和谐、环境优美国度的治国方略和模式。新加坡社会发展取得巨大的成功，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学习的样板和追求的模式，故又称为新加坡经验。

‘陆’ 新加坡神话破灭了吗

作者李叶明撰文，新加坡过去十几年的高速发展，真的已经没有意义了吗？ 香港一位年轻学者邝健铭，最近写了篇题为《新加坡神话破灭？》的文章，引起两地读者热传。可是当文章转到随笔南洋网时，有网友一针见血地指出：新加坡根本就没有神话，何来破灭？新加坡是一个实实在在，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国家。 笔者在《国际先驱导报》发表文章称,新加坡的成功绝非偶然。新港之间一直有“瑜亮情结”。作为亚洲四小龙的两个城市经济体，又同为前英国殖民地，双方确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以自然而然唱起“双城记”，常被人拿来相互比较。 从领土面积和人口来看，香港较大，所以经济总量一直领先。我1996年到新加坡时，狮城的人均GDP刚刚追上香港，但总量仍有很大差距。因为人口只有香港的一半。所以很明显能感受到，新加坡人视香港为赶超的对象。 1997年前后，新加坡吸引了大批优秀的香港移民，似乎有机会大大拉近双方的差距。可是香港顺利回归，一国两制成功落实，使大批香港移民回流。于是双方又重回原点。而香港在融入内地大市场之后，似乎对未来更有保障，竞争优势也更明显了。 可十几年之后，新加坡却一步一个脚印，稳稳地超越了香港，不但人均GPD遥遥领先，甚至连总量也于2011年实现超越。 在笔者看来，香港的落后并不是刚刚开始。记得2005年去香港，从市容、街景和公共设施的直观感受，笔者就觉得香港已经落后了。 而更令港人“漏气”的是原本引以为自豪的民主，竟演变成“民主乱象”，被一些学者批评为民粹主义盛行。于是，有反思香港民主的舆论把新加坡作为绝佳参照，不仅在经济层面，更对所谓“大政府”加“威权主义”的新加坡模式进行探讨。 可最近新加坡出现排外情绪，通膨加剧、房价上涨、交通拥挤，都引发民众不满，政府的人口白皮书成为导火索，最终引爆罕见的数千人大集会。这似乎让另一批香港媒体松了一口气，宣称这一事件戳破了新加坡经济高速发展的“神话”。 而邝健铭的文章认为，这仅说对了一半，因为没有提到这个流行于香港社会的“神话”是怎么炼成的。他认为，港媒多年来就新加坡的报道相当片面，往往限于“李光耀说”，以及政府的想法、行动与成就。对社会精英的分歧、民众的想法与感受、反对党的建议与回响很少关注，也没有谈到“新加坡模式”的代价。言外之意，“神话”的破灭似乎早就有迹可循。 可是这个结论过于简单和激动了。新加坡目前的问题真有那么严重？而且一定能归因于所谓“新加坡模式”？新加坡过去十几年的高速发展，真的就没有意义了吗？笔者来看邝健铭先生未必对新加坡有全面的了解。 高速发展带来的一些失衡，远比不发展、同时又失衡，更容易解决。新加坡政府有足够的能力解决民生问题。新加坡社会也有足够的纠错能力。新加坡的民主机制是有效的，这里的大选并非摆设。 不过，新加坡的确出现了民粹主义苗头。这已引起一些新加坡人的警惕。有新移民网友认为，所谓“神话破灭”是香港媒体看不得别人健康。现在新加坡也得了民主病，他们自然要欢呼。但他认为新加坡的病情不严重，能很快康复，而且会从此拥有免疫力。

‘柒’ 新加坡模式的质疑解析

新加坡不讲意识形态，只讲共享价值。它把自己的文化，与宪政制度结合，是亚洲第二个把东西方文明结合得最好的国家。我认为，日本是第一个把自己的传统文化和西方政治民主结合得最好的国家。日本并非是完全的西式民主。日本结合了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和西方的民主宪政。自民党内部的派系能够达成共识和传统文化分不开。日本政治人物也勇于承担责任，这也是传统文化的一部份。新加坡领导人通过自己的努力也走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一条政治道路。制度移植在新加坡没有发生，所发生的是制度创新。
美国的制度已经经历了两百多年了，已经生根了，谁也毁灭不了。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很多民主政体的运作很有问题，成了社会不稳定的根源。本来民主的精神就是相互妥协的，但这些国家往往相互攻击。在亚洲，很多国家实行民主已经有很多年，但政局还是那么乱，社会经济也不发达。新加坡避免了很多发展中民主国家所走过的弯路。制度创新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很大的作用。然而新加坡也提出了“后李光耀时代”的问题。我自己的判断是，在“后李光耀时代”，李光耀时代所确立的制度正是确保这个制度延续性的制度保障，同时这个制度里也包含着巨大的制度创新精神。 新加坡在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眼中，是个异数。因为常识告诉我们，一个国家不民主，不让人民充分享有监督政府的权利，政府就必然堕落为人民的老爷，就不可能使政府廉洁勤政，建立一个文明和谐的社会。新加坡却让我们无话可说：它相信权威主义、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没有充分的新闻自由，建国40年来，一直由人民行动党一党执政，父亲可以传位给儿子;但它同样很文明，没有人随地吐痰，拥有洁净的空气、优美的环境，人民享有很好的福利，老百姓至少看上去生活得很幸福。
曾经，我们很想把中国搞成一个“大新加坡”。比如中国老百姓对官员腐败非常痛恨，而新加坡政府的廉洁程度比较高，为什么呢?原因是新加坡公务员的工资水平高，就用不着搞腐败了。这条经验非常容易学，要想让我们国家的公务员廉洁，只要给他们加工资、加福利就可以了。
中国公务员确实常常加薪，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出公务员加薪和他们的廉洁程度有直接关系。是因为我们加薪加得还不够多，还是这条新加坡经验不适合“中国国情”?遗憾的是很多人没有搞清楚。
新加坡确实是一个奇迹，尤其是华人社会的一个奇迹。 国内对于新加坡经验的报道，问题出在哪里?
这些直接或者间接的报道，大都是断章取义的，多年来，只让人知道一面，而没有让大家了解另一面。公众所接受的信息经过了不负责的过滤。
如果一位部长在大选中落选，那他什么也没有了。部长薪金看起来很多，但这是全部收入，再没有其他收入，也没有其他任何特殊待遇，连住房都得和普通市民一样，到市场上购买。
另外，新加坡的政府中公私分得很清楚。有一件事对我震撼很大。一位新加坡部长应邀来北京办公务，有点空闲时间，想看看北京有特色的景点，我介绍了一处。部长一行4人要打车过来，我说，还是我开车去接吧。我跟部长开玩笑说，能给部长开车，对我是不可想象的事。
相对于新加坡的整体富裕程度来说，如果以中国作为参照系，新加坡的官员从自己岗位上获得的利益并不算高。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新加坡的官员并不是借助政府权力和关系网才变得身价倍增。通常，他们在进入政府之前就已经是富人，能够获得很高的薪酬。比如，一个原来能在企业得到300万元年薪的人，进入政府获得100万元年薪，对他而言，这只能算是一个比较体面的收人，而不能算是高收人。这些人该有的都有了，本来就是社会公认的精英，进入政府的初衷，往往就是为了回报社会。 新加坡确实是权威主义，但他们的权威主义和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新加坡的新闻界不敢随便批评政府，但他们的政府并不会直接干预新闻运作，而是通过事后法律起诉，比如告人家诽谤罪，以公开答辩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另外，当媒体公开批评政府官员时，政府往往不采取封杀措施，而是主动曝光，向社会全面披露，有问题就主动检讨、严肃处理，没问题也向社会作详细解释。 对于新加坡的成就，有两种观点，一种归功于儒家传统和“东亚价值观”，一种则认为是因为“经济透明和法制严明”。
新加坡的政府官员往往都受过西方高等教育，他们的领导人多出身资产阶级，并且大多是受过剑桥教育的大学生。在新加坡，下层人一般说中国话，比如你坐出租车，或者在小摊上吃馄饨，你和老板用华语交流完全没有问题;但你到政府办事，大家说的都是英语，好像一下子切换到另一个系统，你似乎在和一帮黄皮肤的欧洲人打交道。
儒家传统和价值观当然也发挥了部分作用。“选贤与能”可以算是儒家的。人民行动党标榜自己是一个由精英分子组成的政党，包括李光耀在内的领导人，也确实是一批受过西方系统教育和熏陶的精英，所以，能够成为人民行动党党员，在新加坡代表一定的社会地位。 要有效集中权力，维持权力和使用权力，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权力要有载体，需要有组织结构。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是个精英党。党员分干部党员和普通党员两部分。普通党员不多，干部党员更少。社会上大家感觉不到党的存在。党是隐性的，是政治领域的“看不见的手”。就是说，政党是融于社会的。实际上，政党必须是社会的一部分，是社会的精英部分。这是列宁主义政党的要点。政治人物来自民间。如果政党变成了脱离社会的自成一体的既得利益集团，那么这个政党就会处于危机之中。
新加坡尽管是一党执政，但政治体系是向社会开放的。从建国开始，新加坡的领导人就意识到，在一个没有任何资源的国家，政治人才是国家生存、发展和提升的关键。在西方发达国家，最优秀的人都去经商。新加坡要把这些最优秀的人来从政。因此，执政党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扮演“伯乐相马”中的“伯乐”，在全社会、全世界寻找优秀人才。
在新加坡，政府的官僚系统公务员是内部选拔的，但其政治精英，很多是社会为执政党培养的。或者说，很多政治领袖都不是执政党自身培养的，而是从社会吸收进执政党的。在上世纪70年代，人民行动党吸收了后来成为总理的吴作栋和副总理的陈庆炎。在80年代和90年代，又吸收了已经在职的总理李显龙和副总理黄根成等精英人才。这些领袖人物在成为执政党领导人之前，都是社会各方面的精英人才。他们在哪个领域成功了，执政党才邀请他们入党，为国民服务。所以，在新加坡很少有“党龄”一说。今天不是党员，明天党需要你了，你就可以成为党员。这就解决了很多列宁主义政党党内论资排辈的问题。列宁主义政党的本质就是要吸收社会的精英，但在列宁主义政党成为组织之后，往往会演变成为既得利益集团。新加坡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解决方法就是维持政党的开放性，向社会开放。 新加坡本身是一个很小的城市国家。人民行动党议员都要定期和选民直接见面，讨论他们所关心的问题，这就把执政党内和社会结合起来。如果代表、委员们没有和社会连接的有机机制，都不跟老百姓发生直接的关系。如果这些代表和社会、人民是没有直接的联系的，那么他们如何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呢？
新加坡把民主和一党执政制度很好地结合起来。西方人说新加坡是非自由的民主，但名称并不重要，关键是民主要能够产生一个好和有效的政府。在西方国家，民主政治能够有效运作获益于民主化之前的基本国家制度建设，也获益于比较高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在能够确立基本国家制度和取得社会经济发展之前，受各种因素影响而民主化。民主政治因此经常出现问题。尤其是，民主政治具有不可逆转的性质。一旦民主化，很多基本国家制度就很难建立起来。这就有可能使得这些国家长期处于弱势地位。
应当强调的是，任何政治制度都有可能出现一个好政府。中国古代也出过好皇帝和好政府，但那是靠一个领导人的个人素质。领导人好，政府就好，个人的因素扮演了主要作用，缺乏制度性的保障。新加坡是用民主制度来保证这个好政府的。执政党必须通过五年一次的“大考”，即大选。因为有很多反对党存在，尽管他们很小，但也构成良好的竞争压力。反对党本身对执政党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制约，在国会里只有少数几个名额。但如果人民不满意执政党，在原则上在大选时是可以支持反对党的。因此，执政党始终有压力。执政党的执政行为必须让多数民众满意。
同时，要保障真正的人才被录用。新加坡的一些官员，他们在进入政治之前，都是对政府持批评态度的。但是执政党很开放。政府需要的是具有建设性批评的人。只要批评得有理，执政党就会使用他们。执政党最不喜欢光会讲好话的庸人。你有能力，有业绩，有建设性意见，党都可以把你吸纳进来。如何保持政权的开放性，代表社会利益，这是执政党要解决的问题，否则执政党本身就会演变成既得利益。
执政党要代表人民的利益，这很重要。在这一点上，新加坡政府做到了很多发达的民主国家做不到的事情。新加坡政府的立国精神是民本主义，地地道道的中国传统精神。在很多地方，人们对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对资本和人民的作用争论不休。但新加坡很好地处理了这些方面的平衡。新加坡政府在“亲商”和“亲民”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亲商”也就是亲商人，重视资本的作用。 政治可以集中，权力可以集中，但必须保证这些掌握权力的人，必须是社会上最优秀的人。这是新加坡领袖的重要考量。在民主政治中，反对党的作用是能够制约执政党，但也存在着其他更加有效的制约措施。上面说过，对新加坡执政党最有效的制约并不是反对党，而是社会，也就是人民。
应当指出的是，选拔不是指定，选拔就是党内民主、党内竞争。对新加坡的领袖人物，人民行动党的党内认同很重要。李光耀曾讲过，在吴作栋和陈庆炎之间，前者并不是他的首选。但党内支持吴作栋，最后是党内精英认同而不是个人认同起了作用。
保证候选人的品质、才能，老百姓投票才有意义。这点新加坡做得很好。议员要选举产生。比如，把一个在某个领域做得很好的人注册到一个特定的选区，让老百姓选举你。他是先有社会认同，再有政党认同的。党外做得好的，会被党直接吸收进来，所以他很容易当选。
新加坡也在作政治改革，主要是为了更多的民主，增加反对党在国会内的比例。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说，这个改革是为了维护政治稳定及保持民众对政府强而有力的授权。新加坡决定修改选举条例，将反对党在国会的保障席位，即非选区议员的席位，由最少3个增至9个。不论反对党候选人的得票多少，在国会都有最少9个席位，令反对党在国会的比例增至两成。新加坡政府强调指出，比例代表制不会是政治改革的选项，否则会出现弱势政府。就是说，发展更多的民主并不一定要学习西方。西方的很多做法在理论上比较公正，但在实际上并非如此。西方的很多做法并不符合亚洲国家。新加坡所作的精神就是在体制内提供给不同的利益和声音以更大的空间，在体制内消化和协调不同利益。

‘捌’ 新加坡模式的创新举措

经济的增长总是伴随着成本的提高，持续增长很难一再依赖有形资本的积累和投入。特别是金融风暴后，面对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新加坡深刻地感觉到以往的发展模式已经不再适用了，必须与时俱进，牢牢抓住知识经济带来的机遇，逐步转变成创新型的发展模式。
1.研究开发
新加坡于1991年成立了科技局并制定了国家科技发展计划，计划周期为五年。第一个五年计划从1991～1995年，政府共投入20亿新加坡元，目标是建立和完善研究设施，包括建立公共研究所和科学园区，以资助的方式鼓励本地企业投入研发，更新技术。
2.创新创业
为鼓励技术发明人创业和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新加坡政府在五年计划中对相关的法律和规定进行了重新检讨和修订，出台了一系列重大举措。例如建立风险投资基金，与风险投资商共同投资技术起步公司；按比例支付中小企业的技术更新和技术咨询费用等；允许个人利用组屋住宅(在限定的行业)创办公司，大力弘扬创业文化；扶持创新产业的发展；发起了多项融资计划，牵线搭桥，设法解决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力图改变本地中小企业不受重视，二等公民的地位形象。
3.公司竞争法
《公司竞争》法于2004年10月通过，适用于新加坡境内的所有公司，无论本地外资、无论规模大小、无论国有私人。但电信、新闻、邮电、交通、能源、环保等10个行业不包括在内，因为这些行业已经有了相应的规定。制定竞争法的目的是为所有参与竞争的企业划一条平等的起跑线，创造公开透明的竞争环境，提高活力。

‘玖’ 新加坡模式的模式历程

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总是与政府的影响和介入分不开，这是因为其具有独特的背景渊源。新加坡独立时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困难重重，主要表现在：落后的经济基础； 有限的国内市场； 教育不普及； 高失业率； 种族冲突； 无社会和居住保障； 面对外来威胁。
贫穷落后的现实迫使新加坡把吸引外资作为发展经济的核心策略。吸引富国投资，不仅是出于尽快摆脱生存的危机的考虑，更是出于其自身安全的考虑。如何吸引外资是新加坡当时面临的最大挑战。新加坡的做法是:政府以补贴的方式鼓励外资落户。事实证明，这种做法是奏效的。但用于补贴的资金从何处来呢？在这个问题上， 新加坡有其独到的做出:通过强制推行个人储蓄中央公积金来解决国家资本的来源和积累问题。中央公积金不仅为吸引外资提供了补贴来源，同时也为兴建政府组屋(相当于我国的经济适用房)提供了资金支持。
在初创的1965～1973年之间，新加坡利用优越的地理位置，以补贴的方式加大了对外资的吸引力度，重点发展转口贸易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外来直接投资的不断增长，推动了经济发展，创造了就业机会；大力兴建政府组屋，不仅实现了“居者有其屋”，而且有力地拉动了国内消费市场，即使人民安居乐业又有助于国家资本――中央公积金的扩大积累，形成了特有的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模式。
随着形势的变化，虽然后来政策有所调整，但基本模式并未改变，而是在原有基础上逐渐完善。例如，在1974～1985年之间，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并步入快速发展轨道，新加坡在贸易转口占经济主导的基础上，开始发展加工业，出现了国内劳动力资源短缺的问题，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外来雇佣劳动力。当时的政府一方面通过制定移民法，利用廉价外来劳工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通过提高中央公积金的缴纳率，限制本地劳动力成本的增长速度。
1986～1997年，针对房地产投资过热和劳动力成本增长过快等问题，新加坡大力发展服务性行业，将服务业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第二引擎，特别是金融和信息资讯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把新加坡变成地区金融和信息中心，使其具有贸易和金融的吸纳和辐射能力。
1998年后，亚洲金融危机使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面对中国和印度的崛起，以及高昂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原有的发展模式遇到了挑战，其经济政策的调整，主要集中在利用成熟的经济体制，积极发展知识型经济产业，鼓励国民创新创业，政府努力营造良好环境等方面。

‘拾’ 新加坡的国企改革经验对中国有用吗

新加坡模式并不是适合中国。
新加坡“淡马锡”模式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主要原因，它与中国改革的大方向大原则是背道而驰的。五条大理由：
第一，改革必须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精神。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是“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都是用“完善”这个词。“完善”就是坚持现有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总体框架，不能推倒重来。
第二，改革必须坚持市场化大方向。中国改革的基本方向一直是市场化，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让企业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为此改革大原则一直是“三个分开”，即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所有权和法人财产权分开。而新加坡淡马锡模式是典型的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的模式，架构中最顶层是新加坡财政部，政府做出资人。2003年党中央决定建立国资委这个出资人代表的特设机构解决了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的问题，现在不能一夜退到十年前。改革只能往前走，不能开倒车。
第三，改革必须坚持立足国情，走中国特色路。淡马锡的模式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但新加坡是一个私有制国家，公有制处于从属地位，新加坡国有资产只有不到1万亿规模，但我国的国企资产总共加起来超过了100万亿，不在一个重量级上。
第四，改革必须坚持分类指导。汇金模式是一个国有金融资产的管理模式。金融资本和实业资本在特质上有着重大区别，必须分类管理，实业资本不能采取汇金模式。
第五，从客观标准衡量看，改革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国资委成立11年来，同时取得了“四个巨大发展”的实践效果：中央企业获得巨大发展，国有经济获得巨大发展，同时民营经济也获得巨大发展，因而国民经济获得了巨大发展，这说明中央决策的现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总体上值得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