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问新加坡社会治理问题

⑴ 新加坡政治模式适用于中国吗

尽管我认为新加坡不是民主国家也不是法治国家，但并不否认高素质政治精英治理下的新加坡所具备的独特气质：官员清廉、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而这也成为学界支持将新加坡政治模式引入中国的主要根据。
我同意学者萧功秦的观点，即这种模式不适和中国。关于不适和的原因，萧功秦有着很具体深入的分析，在这里我只是就我比较看重的原因做一简要分析，同时提一些我对政治制度改革前景的看法。
我认为中国的执政党很难有把握在引入多党竞争后仍然维持一党独大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很难在政改过程中确保政局和社会的稳定。因为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积累了很多新加坡所没有的矛盾。
新加坡执政党的治理既保证了社会稳定，又带来经济的繁荣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虽然中国经济增长很快，但腐败、贫富不均、农村等问题都已严重到了尖锐化的程度。只是因为政府对社会的严密控制，使这些矛盾还没有机会爆发并发生连锁反应。而一旦引入新加坡式的政治模式，这看似是在走一种渐进式民主道路，却很可能点燃积蓄以久的矛盾。虽然不能否定中国民主化的渐进道路，但至少可以说新加坡的模式在中国不可能取得新加坡式的繁荣。而新加坡呢，这些矛盾要么没有要么很小，比如农村问题新加坡根本不存在，因为新加坡只有城市没有农村。

⑵ 新加坡为什么被称为威权政治

新加坡立国于1965年，其创始人李光耀，自小接受的是英式教育，他从心底里接受了英国的那套文化和政治体系。

李光耀是客家人，他从小又接受汉人的儒家文化教育，中华文化的一大统思想，深深印在他的脑海里。

基于上述两种文化的交融，李光耀建立新加坡时，由于旁边有马来西亚的虎视眈眈，必须尽快的使新加坡从经济上、从国防上强大起来。

多党制的拖拉、纷乱，使行政效率比较低（印度就是个例子，与新加坡同属英联邦）。李光耀就是搞一党专政，但又从经济上、从行政上，又引入了英式的议会民主制度。使新加坡很快走上了经济自由，行政清廉，欣欣向荣的道路，才有今天新加坡人均45000元美元的亚洲富国局面。

新加坡属英联邦，亲近五眼联盟的米国，很正常。小国家没站好边，如何面对世界第一军事强国美国。

GDP排在世界第三，人均GDP排在世界前列的日本，采取的政治制度，和新加坡很相似…

东亚民族的最佳社会管理模式应是贤能主义。

由于东亚人民主体性发育相对不充分，履行一人一票的民选政治，甚至于连做好个人自律，都有困难。因而东亚社会实行贤能治理有一定的必然。

在全社会奉法律为神圣之下，建立完善制度，由品德贤良、才干能力突出的社会管理精英代民行使公权，公务员在社会上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实行高薪养廉，对其中腐败弄权的害群之马严惩不贷，以维护社会对公务员队伍的信心。这基本上就是新加坡社会治理模式的主要特点。

新加坡自从马来西亚分家独立另过，一直都由人民行动党一党执政。该党领导人先是李光耀，后是其子李显龙或其心腹亲信。权力一直集中在李家父子及其小圈子内打转，说是家天下党天下也不为过。

新加坡政府虽集权但不滥权，官吏勤政能政廉政。严刑峻法的统治风格，因治理尚称做到官民一体守法公道，大体还能服众。

新加坡居民主要由三大族群构成：约三分之二多为华人，土着马来人，以及印裔。权力能在这三族群中适当分置(如实权的总理为华人，荣誉性的总统为马来人，外交部长多是印裔)，因而民族相处比较融洽。

新加坡的这一套治理模式保证了民众的基本权益，照顾到了东亚政治的贤能传统，使整个国家社会经济人文发展在亚洲地区独树一帜，成绩亮眼。其人均国民收入进入亚洲最高的行列，国虽小而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有一定话语权，其高等教育水平居于全球先进。

⑶ 目前新加坡面临什么社会问题

新加坡面临着独立以来最大的经济衰退，面对世界性民主浪潮的冲击，人民行动党也不得不改变一些统治策略，但如何在保持威权体制的框架内适度增加个人自由民主权利，成为考量人民行动党执政能力和执政策略的一个重要指标。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人民行动党从第二代政治领导向第三代政治领导过渡的时期。标榜人才立国的人民行动党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人才的缺乏：高科技人才缺乏、一般劳工缺乏和政治人才缺乏。如何在吸引人才和社会稳定之间保持平衡，也是过渡期人民行动党面临的一个考验。

⑷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为何能长期执政

考察学习中，最引起我兴趣的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从1959年的大选中获胜上台后，在至今为止的历次大选中保持全胜，实现了长期执政。他们是怎样抓住民心，实现长期执政的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原因一：有一个符合国情，合乎人民意愿，具有新加坡特色的国家治理模式。 一个国家采用什么样的治理模式离不开地理、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新加坡是个高度城市化的国家，人口素质高，居住集中，城即国，国即城，国小、人少，管理层次少，党和政府对基层的控制力强；新加坡长期受英国议会制和文官制影响，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备的法治体系和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新加坡是个移民组成的国家，华人儒家、道家和法家思想为基础的东方文明和基督教义为基础的西方文明在这里相互融合，法治模式和人治模式得到完美结合。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建立了一整套东西方价值观结合的共同价值观，制定了民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结合的行动路线，确立了议会民主和精英治国结合、法治和德治结合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这样一个符合国情的国家治理模式，为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提供了政治制度保证。新加坡是一个实行议会选举的民主国家，五年一次的大选是一把悬在人民行动党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失去政权的危险，使他们一直充满着危机感，督促他们时刻不忘记人民，使他们有了为民服务的内在永久动力。 原因二：有一群乐于奉献，心系社会，具有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精英。 人民行动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的国会议员是党的最重要的干部。议员的能力素质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水平，议员的这种重要地位决定了党的干部队伍建设首先是挑选高素质的党的议员。人民行动党纳贤的对象主要是医生、律师、会计、大学教授、企业家、银行家等有能力、有品行的各行业社会精英，如果发现合适人选，他们就千方百计把他们吸纳到人民行动党。为了保持党的活力和竞争力，每次大选时，人民行动党都要推出20％—30％的新议员人选。因此在每次大选中，人民行动党总能把最优秀、最合适的人选作为选区议员候选人，通过他们获得大选的胜利。在现任的84个议员中，82个是人民行动党议员，其中包括政府总理、副总理以及15个部的部长、政务部长、政务次长。正是这些议员，一方面在国会议政，把党的意志转化为法律，转化为国家意志；另一方面又在政府中领导公务员队伍，把党的理念转化为政府的政策、措施，从而实现对社会的高效管理。人民行动党通过其有效的执政行为提高公共服务的绩效，以举世公认的执政业绩赢得人民的心，这是其联系群众的最根本的方法，也是它获得群众支持的根本所在。 人民行动党的一个重要经验是建立了一套完善的议员联系群众制度。人民行动党议员兼任选区党支部的主席，党支部下设支部秘书和委员，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协助议员接见民众，搜集民意，密切与群众的联系，在大选来临时，争取选民的支持。人民行动党的议员是一群能读懂新加坡人民心的政治家，他们善于做群众工作，知道群众想什么、需要什么，敢于面对群众，有能力、有办法帮助群众解决问题。人民行动党议员每周晚上要接待选民，接待场所在租用的幼儿园、活动中心等公共场所。在任期内，每个议员对选区居民家庭至少拜访一次。人民行动党议员通过为选区争取各种援助金、政府拨款，为选民解决实际问题，赢得选民的支持、认可，树立自己在选区的威信。人民行动党把与选民接触作为其最直接的联系群众的方法，也是它获得群众支持的重要所在。 原因三：有一个网络健全，覆盖面广，具有较强组织动员能力的社会基层组织。 新加坡的社会基层组织结构的一个特点是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比较发达，社会基层组织的触角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他们中的领袖基本上又都被吸纳到由人民行动党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协会和组织中。因此，这些社会基层组织都掌握在人民行动党的手中。国会议员既是选区党组织的支部主席，又是社区基金会的主席，也是人民协会的顾问。就是说，所有“为民服务”的好事都由党的国会议员和由人民行动党控制的基层组织包揽，在这里，没有党的领导，只有党的服务，没有党的形，只有党的神。社会基层组织是人民行动党联系群众的纽带，也是它获得群众支持的有效手段。人民协会和人民行动党社区基金发挥了重要作用。 人民协会是新加坡社会青年与体育部下设的法定机构，是社会团体和社会基层组织的管理机构，由国家总理李显龙担任协会主席。人民协会是政府和群众沟通的桥梁，是庞大的社区网络的主管机构，是人民行动党的得力助手。它的宗旨是通过公民咨询委员会、民众俱乐部、居民委员会、邻里委员会等社会基层组织，组织和促进群众积极参与社会、文化、教育、体育活动，为各种协会、社会人群提供不同的服务和关怀，促进种族和谐，增加社区凝聚力，拉近人民与政府的距离，把行动党的理念和主张转化为民众的具体行动，成为国家对全国进行控制的最基本的组织网络。 人民行动党社区基金，是一个非赢利的社会福利机构，是人民行动党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重要途径。社区基金总部与人民行动党总部在同一所建筑中，联系密切，这既保证了基金运作的通畅，又树立了党的亲民形象。它主要为社区提供一些政府基层组织所不及的服务，在社区开办行动党幼儿园、托儿中心、儿童图书馆、电脑辅导班等，还为选区提供一些福利如保健计划、学生奖学金等。每个组屋区都有一所行动党的幼儿园，目的是从幼儿开始培养对行动党的认同，也是为了争取家长选民的支持。社区基金还协助居民委员会为居民提供各种服务，这些都为人民行动党争取了民心和选民。 人民行动党的执政信念是以民为本，心系群众，关怀草根，党的干部（干部党员、国会议员、党的社区领袖等）是贯彻党的理念的最坚强的、最有力的主体。在新加坡，政策的制定、执行和反馈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国会议员发挥了关键作用，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他们。他们通过社会基层组织听取民意，把脉民生，了解人民所需、所想，提炼人民的意愿和主张，成为党和国家制定各项政策的参考和依据。然后通过控制的政府部门形成各项惠民的政策、措施。社会基层组织在这个循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是党和政府政策的宣传者，是民意的搜集者，是社区活动的组织者，有了他们，社区就在人民行动党的引导下开展工作。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我们要从革命党意识向执政党意识转变，从建党思路向党建思路转变，从侧重于发展党员、建立组织，增加数量、提高覆盖面，向注重质量、发挥作用，提高基层组织的社会影响力、整合力、动员力转变。学习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就要学习他们的执政理念，包括政党理念、政府管理理念、社会发展理念，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解放思想，不断探索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的新途径、新方式。 得人心者得天下，民心稳则天下稳。社区作为群众生活居住的场所，是党和政府了解民意、赢得民心的重要场所，也是群众了解政府政策、反映诉求的重要渠道。因此，加强社区党建、社区建设，要从政府层面和社区层面两个方面考虑： 党和政府要成在社区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党委和政府要发挥宏观规划、组织协调、政策引导作用，把服务群众、争取民心作为工作的立足点，在今后领导班子和班子成员的考核、测评、评议中，更加科学合理的增加民生指标，延伸考察范围，把社区作为了解考察对象的一个重要方面，引导领导干部更加关注民生、民心。要以群众的呼声为风向标，在人、财、物、制度多个方面提供保障，围绕医、食、住、行、学、工等各个方面，搞好民心工程，进一步增强党和政府的在群众中的威信。政府要把社区服务中心作为服务群众的平台，在硬件设施、服务项目等方面进一步改善提高，使服务中心集社会事务办理、娱乐、培训、党群活动等为一体的综合功能体。围绕理顺管理体制，突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功能，进一步转变街道职能。街道党工委、办事处作为区委、区政府的派出机构，它执政能力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党委、政府的形象。目前，街道职能定位不够合理，导致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能缺失，削弱了自身在基层的影响力。要逐步取消街道办事处招商引资等经济管理职能，赋予街道办事处更多统筹、协调、监督的职能和权利。强化社区公共服务，把帮助居民就业、实施居民保障、完善居住环境、解决居民生活困难、提供居住安全、做好民政救助、负责民事调解、搞好居民文化娱乐等全方位服务作为主要职能；强化社区管理职能，在社区生态环境、医疗卫生、文化建设、治安管理、物业管理、绿化保养等方面实行网络化全履盖的社区管理。 基层组织要成在社区建设中发挥领导作用。要以扩大基层党组织影响力为关键，进一步提高党在基层的领导核心作用。基层党组织要以地区性、群众性、社会性、公益性工作为重点，努力把党的工作渗透到社区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提高在基层工作中的整合力、动员力、影响力。要探索党员干部、两代表一委员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新方式，通过他们了解民情、参与民生、反映民意、争取民心、关怀民需，更好地扩大党的影响力，提升党的形象。要以服务群众为重点，进一步健全社区各类组织。要在社区大力发展具有非政府、非营利，自治性质的各类草根性社区团体和中介组织，促进社会团体、政府和社区居民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有效实现社区资源的内在整合。社区居委会要克服行政化倾向，对居委会职能事务进行相应剥离，突出群众自治性的居民组织的作用，将原本由社区居委会承担的一些公共职能，通过购买服务方式委托给社会团体和社工机构承担，使社区居委会有更多的精力放在服务群众，进一步增强社区居民的社区归属感、认同感，提高社区凝聚力上来。

⑸ 新加坡的环境问题

新加坡罚款很厉害，还有很出名的鞭刑

新加坡的环境治理
新加坡是一个美丽清洁的岛国，680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几乎无处不见花，无处不披绿，享有“花园城市”的美称。

事实上，新加坡建设“花园城市”也经历了一段痛苦的过程。新加坡1965年独立后的迅速工业化使其经济位居亚洲“四小龙之首”。但30年的高速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使新加坡完全成为一个城市国家，各类建筑覆盖了2/3的国土，乡村消声匿迹，耕地丧失殆尽，粮食、蔬菜和肉品完全依赖进口，水资源日益短缺，治理空气污染和保持城市清洁的压力越来越重。

最近10多年来，新加坡不得不主要依靠买水度日。它从马来西亚19个水库引水，并在马来西亚建立了9个水处理厂和15个储水设施。20年来新加坡的城市垃圾增加了4倍，平均每个居民每天留下1.1公斤垃圾。新加坡现有4个垃圾焚化场，占地面积相当于350个足球场，而且每隔20～30年就须另找一处垃圾填埋场地，这在寸土寸金的新加坡谈何容易。

鉴于此，新加坡政府提出了“洁净的饮水、清新的空气、干净的土地，安全的食物、优美的居住环境和低传染病率”等环境目标，通过健全的法律、周密的计划、严格的执法和到位的管理对工业化的环境后遗症进行补救。

新加坡具有完备的环境立法。新加坡环境污染管制法令，对各类废物处理和排放都规定了明确的标准，使各项工程建设、工商活动和日常生活都有法可依。新加坡也设立了相应的专门机构，负责确保各项建设和社会活动不会引起不可控制的健康问题、安全问题和污染问题。

环境维护和建设并重，从长计议，是新加坡环境管理的一大特色。新加坡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精心的城市规划却创造了令人不感到拥挤的空间。新加坡人自称是弹丸小国，但无论在新加坡的工厂区还是居民区，高楼大厦之间都建有花园，空地都铺上草坪，连过街天桥上也不例外。近年来，新加坡政府在尚未开发的1/3国土上不再搞建筑工程，转而依靠填海和拆旧建新来解决土地奇缺问题，把尚存的自然地段留给子孙后代。为减少对外国水供应的依赖，新加坡计划把全国70%国土上的雨水都收集起来。

垃圾、废水、废气是世界各大城市普遍感到头痛的问题。新加坡政府设立了专职部门，帮助厂家和居民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废物的产生。目前新加坡的制造业废料有40%已得到再循环使用。政府推行的生活垃圾分类回收已在1/7的居民中实施，垃圾收集人员定期发给居民专用塑料袋和定期回收纸张、旧衣服、电器元件等可再生垃圾。新加坡工业废水必须经处理达标后再排放，经净化的再生水重新用作工业用水。新加坡在主要马路上设立了汽车尾气监测体系，不符合“欧洲2号”废气标准的车辆已被禁行。

新加坡的清洁环境还得益于公共卫生教育和严厉的执法。新加坡每年都开展清洁周和绿化周活动。在新加坡的公共汽车上往往可以看到“乱扔垃圾罚款1000新元”的告示。违规者必会收到一张罚单，如果不按时交付罚款就会受到法院传讯。此外，违规者还会被有关部门召去充当反面教员，穿上标志垃圾虫的服装当众扫街，籍以示众。乱扔烟蒂、随地吐痰、攀折花木、破坏草坪、驾驶冒黑烟车辆等都会受到类似惩罚。

新加坡在工业化过程中丢掉了原有的生态环境，但经过不懈努力又建立起一个新的良好的生活环境。

⑹ 新加坡的黑社会问题

新加坡也是有这种组织的，比较常见的是放高利贷的那种。

⑺ 为什么说新加坡政府廉洁

新加坡之所以能治住腐败并赢得举世赞誉，李光耀当政期间治腐有方功不可没。

（一）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而不靠“政党轮替”，廉政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后把廉洁上升为国家战略，明确提出“为了生存，必须廉政；为了发展，必须反贪”，旗帜鲜明地开展反腐败斗争。人民行动党领袖反贪污立场坚决、率先垂范，李光耀执政几十年，政敌颇多，非议不少，却从未有人指责他贪污受贿、生活腐化堕落。
（二）文化多元而崇尚儒术，为廉政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新加坡是一个华人居多、文化多元的社会，却选择了儒家思想作为国家意识、治国纲领。李光耀特别推崇儒家文化，第二任总理吴作栋也是儒家文化的积极拥护者，提出“儒家基本价值观应上升为国家意识”。新加坡把儒家文化倡导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这“八德”作为整个社会尊崇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每年开展20多场社会道德教育活动，倡导诚信、廉洁，使崇廉思想从国家意识潜移默化为国民的自觉行动。
（三）机构独立专业而不独断专行，贪污调查局成为反贪先锋。贪污调查局（CPIB）是新加坡独立行使肃贪职能的专门机构，既是行政机构，又是执法机关，隶属于总理公署，由总统任命，向总理负责。贪污调查局官员的地位、身份、权力、薪金有严格的法律保障。调查局仅有90多人，分为两个部门：行动部和行动与特别支援部，其中行动部占据了三分之二的编制。贪污调查局享有特别侦查权、无证搜查与强行搜查、对财产的查封扣押、监察复制银行账目、要求有关人员提供犯罪证据、要求嫌疑人申报财产、无证逮捕以及限制转移财产等特殊权力。尽管权力巨大，贪污调查局却独立不独裁，专业不专断，始终无畏无惧、不偏不倚。
（四）廉政立法着眼“抓得到”而非“罚得重”，织就让贪腐行为无隙可乘的制度密网。新加坡治理腐败的刑罚中最高刑为七年监禁，可见其立法严密而不严酷，着眼点在于“抓得到”，而非“罚得重”。
（五）高薪实为揽贤而非专为养廉，打造廉洁高效的公务员队伍。许多人认为，新加坡的廉洁是靠高薪养出来的，但新加坡的机构和官员不认同这一说法。首先，新加坡是先有廉政，后有高薪。在实行高薪制之前，新加坡已经较好地解决了廉政问题。实行高薪制的主要目的不是养廉，而在于揽才引贤，吸引最优秀的人才到政府任职。第二，高薪是相对的。公职人员的工资与企业家、律师、医生等社会精英相比，并不算高，而且除薪金外不再享有住房、用车等额外待遇。第三，高薪酬与严管理相辅相成。新加坡公务员管理之严举世闻名。比如行为跟踪制度，贪污调查局有权对所有公务员进行行为跟踪，暗地调查公务员私生活是否正常，是否有嫖赌、出入酒吧的行为，有无暗中与不法团体往来的行为，等等。新加坡通过实行高工薪、高待遇政策，同时辅以严格管理，达到了吸引优秀人才和促进公务员廉洁从政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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⑻ 新加坡政治未来为什么会出现三种可能

第一种是维持现状，即行动党继续维持一党独大的局面，如过去历届选举一样，将反对党的力量禁锢于国会不超过10个席位之内。平实地讲，这种情况已然不可能长期持续。行动党这一次的大胜有其特殊原因，尤其是50周年国庆和李光耀去世，对该党有着特殊的加票因素，而这些因素，下一次选举将不复存在。无论是政绩还是个人魅力都还深得人心的李显龙总理下一次大选后可能不再担任总理，而该党推出的其他候选人其实并没有特别高的民望和魅力，也并没有被选民认为有很强的能力。反对党能够网络到的优秀人才也越来越多。这一次反对党工人党虽然没有能够继续扩大地盘，但其推出的若干候选人背景令人印象深刻，包括大学教授、律师、高级白领等，这在以前的大选中几乎不可能出现。随着新加坡政治控制的放松和热心从政的人越来越多，可以预计会有更多的人才加入反对党，在未来的选举中，反对党能夺得的席位会越来越多，虽然在短期内尚不能组阁执政，但可以在国会对执政党形成更大的制衡。
第二种可能性是随着反对党力量的壮大，在新加坡形成两党恶性对抗的政治。行动党的支持者和很多政治观察家认为，这会是一种最差的结果。这种局面亚洲社会并不陌生，泰国、菲律宾、台湾地区等经济体的政治生态，都让很多新加坡人觉得应该引以为戒。这种政治生态的主要表现是，为了选举上位而大打出手，互相攻击，选举花招和激烈或哗众取宠的语言层出不穷，而对真正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议案则互相掣肘，生怕对方得分。
反对两党制的人认为，对新加坡来说，这种局面最为可怕，因为新加坡有着几个天然缺陷，导致承担不起这种折腾。一是国家太小、市场太小、人口太少，且几乎没有资源，经不起折腾，一两个重大政策实施有误，都可能导致国家翻船崩溃。二是人才太少，如果从政人才资源平均分散到若干党派，可能出现一流人才甚少且受到众多三流人才制约的“劣币驱逐良币”局面。
第三种可能性是良性竞争的两党制，一个政党上位则执政，下野则做“忠诚的反对党”，虽然选举取胜也是目的，但不会将此置于国家利益之上。支持两党制的人们认为，恶性对抗和人才不足在新加坡都不会出现，因为新加坡也是富裕已久，教育发达，人民素质较高，也不会容忍素质低劣的政客上台和恶搞。此外经过这么多年的教育，新加坡如今人才很多，远不是建国之初遍地是素质不高的草根局面，所以如果出现两党制，两党都会有一流的人才。再者，小国之内的两党充分竞争，也不必然导致恶性竞争国家动乱。比如以色列，也是两党激烈竞争的政治体制，但国家之治理堪称善政和民主模范。

⑼ 新加坡模式的质疑解析

新加坡不讲意识形态，只讲共享价值。它把自己的文化，与宪政制度结合，是亚洲第二个把东西方文明结合得最好的国家。我认为，日本是第一个把自己的传统文化和西方政治民主结合得最好的国家。日本并非是完全的西式民主。日本结合了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和西方的民主宪政。自民党内部的派系能够达成共识和传统文化分不开。日本政治人物也勇于承担责任，这也是传统文化的一部份。新加坡领导人通过自己的努力也走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一条政治道路。制度移植在新加坡没有发生，所发生的是制度创新。
美国的制度已经经历了两百多年了，已经生根了，谁也毁灭不了。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很多民主政体的运作很有问题，成了社会不稳定的根源。本来民主的精神就是相互妥协的，但这些国家往往相互攻击。在亚洲，很多国家实行民主已经有很多年，但政局还是那么乱，社会经济也不发达。新加坡避免了很多发展中民主国家所走过的弯路。制度创新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很大的作用。然而新加坡也提出了“后李光耀时代”的问题。我自己的判断是，在“后李光耀时代”，李光耀时代所确立的制度正是确保这个制度延续性的制度保障，同时这个制度里也包含着巨大的制度创新精神。 新加坡在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眼中，是个异数。因为常识告诉我们，一个国家不民主，不让人民充分享有监督政府的权利，政府就必然堕落为人民的老爷，就不可能使政府廉洁勤政，建立一个文明和谐的社会。新加坡却让我们无话可说：它相信权威主义、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没有充分的新闻自由，建国40年来，一直由人民行动党一党执政，父亲可以传位给儿子;但它同样很文明，没有人随地吐痰，拥有洁净的空气、优美的环境，人民享有很好的福利，老百姓至少看上去生活得很幸福。
曾经，我们很想把中国搞成一个“大新加坡”。比如中国老百姓对官员腐败非常痛恨，而新加坡政府的廉洁程度比较高，为什么呢?原因是新加坡公务员的工资水平高，就用不着搞腐败了。这条经验非常容易学，要想让我们国家的公务员廉洁，只要给他们加工资、加福利就可以了。
中国公务员确实常常加薪，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出公务员加薪和他们的廉洁程度有直接关系。是因为我们加薪加得还不够多，还是这条新加坡经验不适合“中国国情”?遗憾的是很多人没有搞清楚。
新加坡确实是一个奇迹，尤其是华人社会的一个奇迹。 国内对于新加坡经验的报道，问题出在哪里?
这些直接或者间接的报道，大都是断章取义的，多年来，只让人知道一面，而没有让大家了解另一面。公众所接受的信息经过了不负责的过滤。
如果一位部长在大选中落选，那他什么也没有了。部长薪金看起来很多，但这是全部收入，再没有其他收入，也没有其他任何特殊待遇，连住房都得和普通市民一样，到市场上购买。
另外，新加坡的政府中公私分得很清楚。有一件事对我震撼很大。一位新加坡部长应邀来北京办公务，有点空闲时间，想看看北京有特色的景点，我介绍了一处。部长一行4人要打车过来，我说，还是我开车去接吧。我跟部长开玩笑说，能给部长开车，对我是不可想象的事。
相对于新加坡的整体富裕程度来说，如果以中国作为参照系，新加坡的官员从自己岗位上获得的利益并不算高。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新加坡的官员并不是借助政府权力和关系网才变得身价倍增。通常，他们在进入政府之前就已经是富人，能够获得很高的薪酬。比如，一个原来能在企业得到300万元年薪的人，进入政府获得100万元年薪，对他而言，这只能算是一个比较体面的收人，而不能算是高收人。这些人该有的都有了，本来就是社会公认的精英，进入政府的初衷，往往就是为了回报社会。 新加坡确实是权威主义，但他们的权威主义和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新加坡的新闻界不敢随便批评政府，但他们的政府并不会直接干预新闻运作，而是通过事后法律起诉，比如告人家诽谤罪，以公开答辩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另外，当媒体公开批评政府官员时，政府往往不采取封杀措施，而是主动曝光，向社会全面披露，有问题就主动检讨、严肃处理，没问题也向社会作详细解释。 对于新加坡的成就，有两种观点，一种归功于儒家传统和“东亚价值观”，一种则认为是因为“经济透明和法制严明”。
新加坡的政府官员往往都受过西方高等教育，他们的领导人多出身资产阶级，并且大多是受过剑桥教育的大学生。在新加坡，下层人一般说中国话，比如你坐出租车，或者在小摊上吃馄饨，你和老板用华语交流完全没有问题;但你到政府办事，大家说的都是英语，好像一下子切换到另一个系统，你似乎在和一帮黄皮肤的欧洲人打交道。
儒家传统和价值观当然也发挥了部分作用。“选贤与能”可以算是儒家的。人民行动党标榜自己是一个由精英分子组成的政党，包括李光耀在内的领导人，也确实是一批受过西方系统教育和熏陶的精英，所以，能够成为人民行动党党员，在新加坡代表一定的社会地位。 要有效集中权力，维持权力和使用权力，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权力要有载体，需要有组织结构。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是个精英党。党员分干部党员和普通党员两部分。普通党员不多，干部党员更少。社会上大家感觉不到党的存在。党是隐性的，是政治领域的“看不见的手”。就是说，政党是融于社会的。实际上，政党必须是社会的一部分，是社会的精英部分。这是列宁主义政党的要点。政治人物来自民间。如果政党变成了脱离社会的自成一体的既得利益集团，那么这个政党就会处于危机之中。
新加坡尽管是一党执政，但政治体系是向社会开放的。从建国开始，新加坡的领导人就意识到，在一个没有任何资源的国家，政治人才是国家生存、发展和提升的关键。在西方发达国家，最优秀的人都去经商。新加坡要把这些最优秀的人来从政。因此，执政党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扮演“伯乐相马”中的“伯乐”，在全社会、全世界寻找优秀人才。
在新加坡，政府的官僚系统公务员是内部选拔的，但其政治精英，很多是社会为执政党培养的。或者说，很多政治领袖都不是执政党自身培养的，而是从社会吸收进执政党的。在上世纪70年代，人民行动党吸收了后来成为总理的吴作栋和副总理的陈庆炎。在80年代和90年代，又吸收了已经在职的总理李显龙和副总理黄根成等精英人才。这些领袖人物在成为执政党领导人之前，都是社会各方面的精英人才。他们在哪个领域成功了，执政党才邀请他们入党，为国民服务。所以，在新加坡很少有“党龄”一说。今天不是党员，明天党需要你了，你就可以成为党员。这就解决了很多列宁主义政党党内论资排辈的问题。列宁主义政党的本质就是要吸收社会的精英，但在列宁主义政党成为组织之后，往往会演变成为既得利益集团。新加坡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解决方法就是维持政党的开放性，向社会开放。 新加坡本身是一个很小的城市国家。人民行动党议员都要定期和选民直接见面，讨论他们所关心的问题，这就把执政党内和社会结合起来。如果代表、委员们没有和社会连接的有机机制，都不跟老百姓发生直接的关系。如果这些代表和社会、人民是没有直接的联系的，那么他们如何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呢？
新加坡把民主和一党执政制度很好地结合起来。西方人说新加坡是非自由的民主，但名称并不重要，关键是民主要能够产生一个好和有效的政府。在西方国家，民主政治能够有效运作获益于民主化之前的基本国家制度建设，也获益于比较高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在能够确立基本国家制度和取得社会经济发展之前，受各种因素影响而民主化。民主政治因此经常出现问题。尤其是，民主政治具有不可逆转的性质。一旦民主化，很多基本国家制度就很难建立起来。这就有可能使得这些国家长期处于弱势地位。
应当强调的是，任何政治制度都有可能出现一个好政府。中国古代也出过好皇帝和好政府，但那是靠一个领导人的个人素质。领导人好，政府就好，个人的因素扮演了主要作用，缺乏制度性的保障。新加坡是用民主制度来保证这个好政府的。执政党必须通过五年一次的“大考”，即大选。因为有很多反对党存在，尽管他们很小，但也构成良好的竞争压力。反对党本身对执政党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制约，在国会里只有少数几个名额。但如果人民不满意执政党，在原则上在大选时是可以支持反对党的。因此，执政党始终有压力。执政党的执政行为必须让多数民众满意。
同时，要保障真正的人才被录用。新加坡的一些官员，他们在进入政治之前，都是对政府持批评态度的。但是执政党很开放。政府需要的是具有建设性批评的人。只要批评得有理，执政党就会使用他们。执政党最不喜欢光会讲好话的庸人。你有能力，有业绩，有建设性意见，党都可以把你吸纳进来。如何保持政权的开放性，代表社会利益，这是执政党要解决的问题，否则执政党本身就会演变成既得利益。
执政党要代表人民的利益，这很重要。在这一点上，新加坡政府做到了很多发达的民主国家做不到的事情。新加坡政府的立国精神是民本主义，地地道道的中国传统精神。在很多地方，人们对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对资本和人民的作用争论不休。但新加坡很好地处理了这些方面的平衡。新加坡政府在“亲商”和“亲民”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亲商”也就是亲商人，重视资本的作用。 政治可以集中，权力可以集中，但必须保证这些掌握权力的人，必须是社会上最优秀的人。这是新加坡领袖的重要考量。在民主政治中，反对党的作用是能够制约执政党，但也存在着其他更加有效的制约措施。上面说过，对新加坡执政党最有效的制约并不是反对党，而是社会，也就是人民。
应当指出的是，选拔不是指定，选拔就是党内民主、党内竞争。对新加坡的领袖人物，人民行动党的党内认同很重要。李光耀曾讲过，在吴作栋和陈庆炎之间，前者并不是他的首选。但党内支持吴作栋，最后是党内精英认同而不是个人认同起了作用。
保证候选人的品质、才能，老百姓投票才有意义。这点新加坡做得很好。议员要选举产生。比如，把一个在某个领域做得很好的人注册到一个特定的选区，让老百姓选举你。他是先有社会认同，再有政党认同的。党外做得好的，会被党直接吸收进来，所以他很容易当选。
新加坡也在作政治改革，主要是为了更多的民主，增加反对党在国会内的比例。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说，这个改革是为了维护政治稳定及保持民众对政府强而有力的授权。新加坡决定修改选举条例，将反对党在国会的保障席位，即非选区议员的席位，由最少3个增至9个。不论反对党候选人的得票多少，在国会都有最少9个席位，令反对党在国会的比例增至两成。新加坡政府强调指出，比例代表制不会是政治改革的选项，否则会出现弱势政府。就是说，发展更多的民主并不一定要学习西方。西方的很多做法在理论上比较公正，但在实际上并非如此。西方的很多做法并不符合亚洲国家。新加坡所作的精神就是在体制内提供给不同的利益和声音以更大的空间，在体制内消化和协调不同利益。

⑽ 从依法治国角度分析新加坡的治理模式

有人说，新加坡的成功得益于一个高效、廉洁、具有奉献精神的好政府；也有人说，新加坡的奇迹在于人才的挖掘培养和科学化的制度设计与安排；还有人说，新加坡的成功跨越在于将“西方文化”经验与“东方文明”的精妙结合，从而开启特色的“新加坡式社会主义”。任何一个国家发展模式的成功都有着自身的“天时、地利、人和”，新加坡的成功也无异于此。新加坡的“天时”在于从马来亚联邦分离出来后，充分利用20世纪60年代国际反殖民主义浪潮的契机，大力吸引和引进外资，积极发展出口导向型工业，通过成功进口“外国马”的形式参与国际竞争，并积极培养出自己的“新加坡马”，从而一步步发展和壮大起来。所谓“地利”，主要是新加坡受制于本土面积的狭小和可利用资源的限制，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精神勇气敢闯敢拼，通过“居者有其屋”计划、公共住房制度、公积金制度、医疗保障制度、特色司法体系与反贪制度等系列政策措施形成体系化的治理框架，让“小国寡民”的缺点转为自身发展的优点。所谓“人和”，主要是通过积极的人才政策发掘和培训队伍，在商界、政界、军界等形成一支支廉洁正直、开拓创新、与时俱进、不受意识形态束缚的精英领袖队伍，通过制度化设计形成劳资政和谐共生关系，通过每周定期化的议员“下访”接待选民制度，实现底层与精英的良好互动与沟通，从而实现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表达与全面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