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怎么看中美关系
㈠ 如何正确看待中美关系
中美两国,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明显的成本优势,广阔的市场和无可限量的发展潜力;另一个是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经济,科技实力的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的关系,直接影响到世界经济的发展。就中美当前的关系来说,是处于一个蜜月期,但问题与冲突同样存在。因为在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就中美目前的情况来看,还在意识形态,政治影响,经贸摩擦等方面存在问题。
在现代国家的发展进程中,经济是一个国家强大的物质条件,是最核心,最现实也是最切实的国家利益,直接决定着国家的地位与影响力。所以经贸是国家间关系的晴雨表。中美两国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具有很强的互利性和互补性。同时,在互相竞争中,又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摩擦。中美在经贸中存在的摩擦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贸易差额,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保护。
不断扩大的中美贸易逆差是中美关系动荡的一个决定因素。2005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1629亿美元,从美国进口487.3亿美元,顺差为1147.7亿美元。根据美方统计,2005年美对华贸易逆差激增24.5%,达2016亿美元。中美之间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大的贸易差额,一方面与中美双方采取的统计方法有关;另一方面又与美国将经济问题政治化有关。中美又方的统计差异主要缘于中美贸易的特殊性和统计方法的不同。中国对美国出口的60%和自美国进口的30%,是经过以香港为主的第三方转口进行的。美国把中国出口至香港,东南亚等国家后,这些国家再转口到美国的产品都算作从中国的进口。而美国在统计对中国的出口时,却对其通过香港等对华转口的商品忽略。这是造成统计不同的一个原因。在中国对美出口的商品中,很多是美国企业在华分公司的商品。中国赚取的只是很少的加工费,大量利润被美国在华企业取得。根据大卫•李嘉图的比较利益学说,一国应该生产它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通过自由贸易出口这种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同时,进口其没有比较优势或有比较劣势的产品。在这种自由贸易的框架下,按照比较利益学说进行的国际贸易会使所有参与国得到贸易利益最大化。中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经济的互补性很强,也符合比较利益学说。中美贸易会造成如此大的贸易差额,与美国对华采取的贸易限制有关。中国向美国的出口产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主要是农产品,附加值低,满足了美国一般消费者的需要。而美国向中国的出口产品应该以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但美国把经贸政治化,以安全为由拒绝向中国出口高新技术。美国的高新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技术产品在美国对外出口中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对技术产品的需求不断扩大。美国的这种经贸限制,严重影响了贸易的互补性,导致贸易差额进一步扩大。由中美贸易逆差这问题来看,中美缺失的是一种理解,信任。正是这种不理解,不信任,造成了贸易摩擦。中美双方只有静下心来,加强了解,信任,才是更好的解决方法,而不是直接对抗。
中美经贸的另一个结就是人民币的汇率问题。自1994年以来,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按照1美元兑8.277左右的汇率自由兑换。美元从2002年开始持续贬值。从2003年起,美国公开要求中国采取“灵活汇率”。在美国,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的汇率政策加重了美国国内失业问题。许多美国人把美中贸易赤字归咎于汇率过低。但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美国企业和民众都希望看到人民币升值。目前,中国已成为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中国如调高人民币汇率而大量减持美国国债,美国的政府开支和个人消费可能都受到冲击。实行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市场会使中国金融业固有的困难加恶化,扰乱中国经济,甚至扰乱全球经济。事实上,中国已实行人民币汇率浮动的机制,只是这过程比较缓慢,但这是完全按照中国国情来发展的,适合中国的实际发展情况。美国一再要求人民币升值,而且要求升值的幅度大,要一步到位,这是不现实的。世界上不存在什么正确或错误的汇率。只有在适当的是机,实现浮动汇率才会对中美两国的经济和贸易有利。美国在人民币升值这个问题,一方面要求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一方面又没有为人民币升值高定“时间表”。可见,中美双方都是利益相关者,谁也离不开谁的发展。只有双方更了解对方的国情与现实,才能找到双方平衡的支点。强势压迫并不是解决之道。
知识产权保护,是夹在中美贸易中的一根刺。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美就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出现纠纷。美国在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具有明显的优势,因此美国十分关注知识产权保护,并将其视为事关美国核心竞争力和优势地位的重大问题。在知识产权保护这方面,我们中国确实做到不够好,但我们在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和执法方面都不断取得重大进步。我们加强了打击盗版和仿冒的稽查行动,并加强了对公众尊重知识产权的宣传工作。但是,保护知识产权也是需要一个过程,也需要国际合作,并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事情。中美双方只有在实事求是的精神指导下,加强对话,加强监督与合作,才能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保证充分的自由竞争,最终解决知识产权纷争。
在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里,摩擦是正常的,也是无法避免的,这并不可怕。中美经常性的经贸摩擦,反映两国经济关系的密切。中美经济对双方的重要性与俱增。贸易中产生的问题,双方只有理性面对,在经常性的协调和合作机制中,通过平等协商的办法加以妥善处理。从中美贸易摩擦来看,都是因为中美双方的意识形态不同,国情不同,相互不了解,不信任等原因引起的。中美双方都应该摆正心态,采取合作,尊重的态度,才能更切实地找到两国利益的平衡点,才能达到双羸。
为了改善中美贸易关系,消除贸易摩擦,我们中国可以在以下方面采取措施: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市场经济运作方式,使中国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在处理中美贸易逆差与具体的贸易摩擦中,中国有必要采取国际上常用的自动出口限制等贸易政策措施。这样既起到了安抚的作用,又减少了贸易摩擦的代价。积极筹划、组织、实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这样不仅可以避开贸易壁垒,大大减少贸易摩擦,而且通过投资设厂可以更有效地引进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提高中国企业的综合国际竞争能力。中国还应该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诸多方面对美国进行深入而全面的了解。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中国必须学会站在美国人的角度认识与思考中美之间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美贸易政策和运作技巧。通过这种了解的增进,以使对美贸易政策与对策更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
贸易战并不是出路,中美双方谁也打不起贸易战。只有双方妥善处理好贸易关系,才能更好地巩固双方的关系,才能更好使意识形态,政治问题得到解决。处理好一个地区发展大国与一个世界强国的关系,不但对两国有益,达到双羸;而且对世界的和平发展,持续发展也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中美关系错综复杂,并不是一两天能全部解决的。但只要本着接触,了解,信任,尊重,合作的原则,就能把这些问题逐步理清,并逐步解决。
㈡ 新加坡为什么要做中国和美国的好朋友
“中美关系越好,新加坡跟双方同时维持好关系的机会越多。”新加坡“通商中国”14日晚举行成立10周年晚宴和今年度通商中国奖颁奖典礼。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新总理李显龙在晚宴对话会上就新加坡同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对于中美两国能够扮演什么角色等问题表示。
㈢ 如何正确看待中美关系
亦敌亦友。利益相伴就是朋友,但美国总干预中国内政,就是不尊重我们,是我们的敌人。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只是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原则,却没有承认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向台湾出售军用武器,摆明借台湾来打击中国。甚至在2001年美国总统布什访华期间,美国加州大学助理教授丹尼尔.林奇在《洛杉矶时报》发表题为“美国不应沉溺于中国的台湾梦”在文章不仅不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还劝布什不要因为访华而软化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㈣ 李光耀执政数十载 留下了哪些政治遗产
李光耀执政数十载 留下了哪些政治遗产
昨天上午8时,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先后用马来语、华语和英语发表电视讲话,发言中他哽咽致词:他的地位无可替代,希望新加坡继续繁荣。
作为李光耀的长子,在父亲去世之后,李显龙将脸谱网页的主页封面置换成了一张李光耀的黑白照片,以示对父亲的纪念。同时被缅怀的,还有李光耀为新加坡留下的政治遗产。
“由始至终,李先生最关心的就是新加坡的存亡。他把一生奉献给新加坡,致力团结全国人民,激发大家自力更生。”公开发言中,李显龙一度哽咽地说道,“悼念他最好的方式就是继续发扬他的爱国精神,团结一致,让这个他付出毕生精力建立的新加坡,继续繁荣稳定。”
新加坡式民主
英国同意新加坡自治后,李光耀及其带领的人民行动党于1959年赢得自治邦首次立法议会选举的多数席位,李光耀出任总理,人民行动党自此登台执政。此后,人民行动党取得了长期稳固的执政地位,有关新加坡反对党是不是“参政议政”花瓶的探讨也从未停止。
李光耀曾公开阐释他对于新加坡民主模式的见解。“我们必须始终记住,我们不是像澳洲,或新西兰,或加拿大,或英国,或美国那样的一个普通的国家。在那些国家,人们可以投票给某一党派或者另外一方,然后生活仍将继续。可如果我们也那样做,新加坡奇迹将成为泡影。”他说。
新加坡实行自由结社与代议制民主。李光耀认为,对于一个没有自治传统或自治历史的国家来说,自由和公平的选举并不是它迈出民主第一步的最好选择。“如果没有充足准备,选举就会成为人们发泄怨气的方式,他们不满现任政府的腐败和无能,就会投票给反对派。”对于李光耀的治国模式,曾有舆论赋予其“威权主义”的特征。其病逝后,新加坡会否延续此种治国模式也备受关注。
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张敬伟给出的答案是“暂时会”。他向北京青年报记者分析,“现在新加坡的治国模式就是李光耀设计的,而且是经过实践证明的。未来如何?这个世界没有一劳永逸的治国模式,变革在任何体制下都是最活跃的因素。不过,适应自己的变革才会有红利释放,否则就是动荡与紊乱。新加坡的现在,不代表未来。”
法治国家
昨日,新加坡最高法院也表达了他们对于李光耀逝世的哀悼之情。
北青报记者获悉,新加坡大法官梅达顺代表该国司法界人士,向前总理李光耀的辞世致哀,在公开声明中表示:“李光耀先生一直都是法治社会的提倡者,自他担任总理以来,便致力于根除公共机构的贪腐行为。”
梅达顺指出,李光耀是新加坡第一任总理,同时也是该国律师界备受尊敬的一员。在李光耀为新加坡设下的愿景中,一个由独立和清廉司法部门领导的司法制度,包括一流的法律学院、强而有力的专业和优秀的司法服务等,是最为重要的。
早前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法律系的李光耀,学成归国后,担任执业律师,并在几个工会出任法律顾问。在他治下的新加坡,经过多年发展,也构建了较为完善的法治体系。
据不完全统计,新加坡建国至今共制定法律400多种,宪法、国会法令与附属法规、司法判例、法律惯例等形成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
评论认为,新加坡法律制定范围非常广泛,从政府权力、司法责任到民族宗教,从商业往来、交通规则到旅店管理,一直到公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几乎无所不包。新加坡已是一个法律关系渗透到国家、社会、家庭各个细节层面的法治国家。
廉洁政府
“要保持政治生命,只有简单而明显的办法:履行你的承诺;别让你的政党腐败堕落。”早在1956年的一次讲话中,李光耀便表达了对于廉洁政府建设的雄心。
新加坡内阁部长从1994年起实行高薪酬制,总理和部长的薪水居全球之冠,其“高薪养廉”的模式也成为不少国家的观察对象。除了高薪酬,新加坡还通过大大小小的法律法规,对官员的权力与责任以及国民的行为规范进行约束。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利华向北青报记者表示,新加坡实行的“廉政基金制度”让他印象深刻。
他介绍,中央公积金制度规定一个公务员每月可获得月薪33%的公积金,工作时间越久,所得积蓄越多。而公务员在退休前,除购买政府组屋、为子女交纳学费等规定用途外,不得动用公积金。“如果在职时廉洁奉公,没有贪污腐败和违法行为,退休后,全家生活富裕,安居乐业。但如有贪污、受贿等违法行为的,则依律一律全部撤销其公积金,使公务员、尤其是任职时间长的公务员不敢轻易冒险。”
分析认为,新加坡政府是世界上少有的掌握国家和社会资源并大量进行政府投资的政府,其间钱权交换的机会很多。但由于新加坡反腐制度的健全,再加之公共管理和运作方法的不断优化,使得新加坡服务型政府的特点在廉洁高效上得到体现,政府得以为公众提供了大量低成本与高质量的公共服务。
平衡外交
在张利华看来,李光耀是小国里的“大政治家”。“除了治理国家,他对国际政治也有贡献,中美关系、两岸关系他都有自己的分析和见解,比如劝告美国人不要把中国人当成敌人,再比如中国崛起方面,他预测未来将走向中国世纪,成为经济强国。”
张敬伟向北青报记者表示,新加坡是东南亚重要国家,也是美国的朋友,在大国间具有独特影响力。“李光耀是大国平衡外交的高手,他的后继者无此高超艺术,这是新加坡亟须思考的命题。”在他看来,大国平衡外交是项技术活。
“在新加坡,李光耀代表了一个时代。无论是带领新加坡走出一条独特发展道路,还是在发展对华友好关系方面,李光耀先生做出了他们那一代人的贡献,令人钦佩。”中国前驻新加坡大使张九桓说道。
追问
后李光耀时代 新加坡政坛二问
一问:新加坡政坛稳定性是否遭受影响?
李光耀病逝后,外界普遍对新加坡政坛的稳定性给予高度关注。
在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张敬伟看来,新加坡已经进入后李光耀时代,但李光耀病逝暂时不会对新加坡政坛造成太大影响。
他表示,“现在的领导人和政府架构都具备丰富的治理经验,新加坡人也满足于这种保姆式的国家治理模式。无论基于权力惯性还是民生习惯,新加坡政坛均可维持一定的稳健。”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讲师查雯曾在新加坡有过生活经历,她分析指出,2011年李光耀卸任内阁资政后,其实也就不再干预新加坡的任何内政了。“以前李光耀是以非常强势的姿态对待执政,他的核心理念是新加坡应该是一个以精英领导的社会,也就是说少数精英就可以把社会繁杂的问题解决掉。如果说李光耀逝世后新加坡可能迎来什么变化,就是新加坡社会更加多元化,大家更多以批判的方式去看政治。李显龙和李光耀的区别在于,没有那么强势了,更愿意根据选民的需求调整政策。”
中国前驻新加坡大使张九桓向北青报记者表示,这几年,新加坡政府也对自己的执政策略实行了一定调整。“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李光耀做了他那代人的事,那是过去。新加坡以后怎么走?从现在来看,肯定坚持李光耀的道路,而未来新加坡还会继续繁荣下去。”
二问:人民行动党执政地位是否遭遇挑战?
2011年新加坡大选,李光耀长子李显龙领导的现执政党——人民行动党获得60.14%的得票率,降到了历史最低点,尽管在议会中仍占绝对优势,但国会最大反对党——工人党的崛起势头已不容忽视。
张敬伟分析,目前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的地位仍很“强大”,但执政党的地位在每次选举中都会有挑战。“李显龙总理也意识到这种危机感,也在主动改变,而且自信会在变革中更好。未来如何,则看执政党如何顺应时代变化调整执政方略了。”
他特别指出,年轻人是国之未来,必须关注其所想所为。“让年轻人参与到新加坡政治生活中来,是人民党的使命。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政府自认为是民主国家,如何构筑让年轻人满意且维系国家稳定繁荣的民主,才是最大挑战。”
㈤ 怎么看待中美关系
中美两国政治家、战详家,需要用政治襟怀和战详眼光,观察处理中美双边关系,全圆位构建“利益汇合点”和“利益共同体” 胡锦 涛主席年初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获得了圆满成功,这是下一个十年中美两国关系的新起点。中美《联合声明》的核心概念便是中美“共同利益”。其中明确提到“共同利益”和“双圆根原利益”便有八处,在中美关系史上前所未有。 假如说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依靠战争崛起的发展道路,成为世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合,中美之间构成了共同利益的扎实基础;那么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将更加依靠战争崛起的发展道路,而成为世界发展更加重要的一部合,中美之间也将构成更系统和更可持续发展的共同利益。 这从根原上决订了中国与世界、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在今后十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发展走向,中国将持续坚决不移地走战争崛起的发展道路。 中美利益共识仍在 2008年下半年以来,伴随着国际金融危机,伴随中国国力增长,国际舆论出现某种焦虑和不安,对中国是否一以贯之地走“战争崛起的发展道路”产生怀疑和猜测,甚至认为“战争崛起”根原靠不住,甚至断言中国将重复20世纪上半叶德国和日原、20世纪下半叶苏联走过的老路。美国朝野也有相似的观念和声音。 假如这些怀疑和猜测竟然构成舆论主流,甚至上升为国家战详判断,不只会对中国发展圆向构成严重误判,而且将对美国自身利益和中美共同利益造成严重损害。这是各圆都不愿意瞅到的。令人欣慰的是,最近我们从美国战详界也听到了一些清醒、理智的声音和不乏睿智的建议,这里明大家对于“共同利益”和相互依存仍然具有共识。 作为一个观察者、研究者,笔者在念考和阐明中国战争崛起发展道路的进程中,从21世纪初即已多次提出,经济全球化是中国战争崛起的根原条件,而中国战争崛起给世界持续带来的是机逢和市场,是互利和共赢。2004年以后,笔者又进一步提出,中国需要全圆位地同周边国家和地区,同一切相关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同美国,逐步构建“利益共同体”。 2005年6月,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布鲁金斯学会的讲演中,笔者提出,中美双圆可以构成轻易拆解不开、多圆面、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利益共同体,来自经济全球化时代两国利益的淡度捆绑和互有所供;来自随着是传统安全威胁上升所带来的“大国合作”的新安全观;来自重瞅处理地区热点问题和维护国际战争与安全的共同努力;来自中美之间的人官来来与文化交流。 “中国梦”的实质 议论中美新的“利益汇合点”和“利益共同体”的前景,不能不首先介绍一下中国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发展念路和发展纲标。 21世纪整个头二十年,是中国散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火平的大康社会”的关键阶段。中国在这个阶段发展重点是持续改擅官生,全面提高人官生活质量;同时推动经济发展从量的增长向质的提升转型。现在这个发展阶段已过去一半,总体说来,中国在量的增长圆面干得不错,但是质的提升还不尽如人意。 迈入第二个十年,中国的发展面临一系列挑战:有经济增长蒙到资源与环境约束的挑战;有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挑战,如投资与消费、乡村与农村、东部与西部不平衡发展的挑战;有产业结构转型艰难和科技研发能力不足的挑战;有人力资源和社会便业结构不相衔接的挑战;有收入合配不够均衡和利益结构面临重新调整的挑战;有社会治理绝对滞后、社会矛盾明显增多的挑战;还有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种种严重自然灾害的挑战,等等。 为了当对这些挑战,中国在第二个十年的努力,散中到一点,便是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圆式,保障和改擅官生,推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与社会和谐稳订,全面建成大康社会。 由此而来的,便是要由主要依靠外需拉动转入以内需拉动为主的阶段,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和消费结构升级,从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迈向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同样由此而来的,将是中国更加致力于国内发展,更加致力于提高全官族文明素质和精神追供,从而使中国社会既充满生机又和谐安订,使中华官族既实现战争崛起又达致文明复亡。 毫无疑问,这样的中国,必将为世界提供更巨大的市场需供和更广阔的发展机逢。 中国战争发展的未来愿景只是基于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的“中国梦”,而绝不是别的什么梦。比如,在能源消耗上,我们便做不起人均年消费25桶石油的“美国梦”,中国在人均年消费石油不到1.5桶的情况下,还在强调“十一五”期间即到2010年要把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能源消耗降低20%;在人口流动上,我们也不会做那种在近代以来历史上曾经以6000多万人口向海外移官、到处建立殖官地实现自身发展的“欧洲梦”,我们只是脚浮躁地地在自己的国土上,依靠自己的力量去解决自身宏大的农村人口转移问题;在增强综合国力上,我们也绝不做“苏联梦”,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一个劲地搞军备竞赛、对外“输出革命”,而我们只输出商品、资原和市场,不输出革命。 “中国梦”,从根原上说,一是要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二是要用战争的圆式、文明的圆式实现国家发展和现代化。因此,中国战争崛起的发展道路既符合中国人官的长远理想,又符合世界历史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