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如何推广儒家文化

① 新加坡的成功是因为儒家思想吗

新加坡的孝文化建设，属于德治范畴。法治固然重要，但法治必须有深厚的道德底蕴，同时，德治可弥补法治功能的不足，它使人知荣辱、明是非、辨善恶、存感激、守礼节，是一种深化到个人心灵的社会改造；它优化人的思维方式，强化人的道德自律，塑造人的优秀品质，会使法治之花更美丽。

新加坡的成功是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产物，妄言新加坡的成功与儒家文化无关，是眢井瞽人。

② 新加坡精神是什么

原文出处】浙江学刊
【 作 者 】朱春珠
【 年 份 】200203
【分 类 号】G2
【分 类 名】思想政治教育
【原刊地名】杭州
【原刊期号】200203
【原刊页号】183～185
【作者简介】朱春珠，女，1970年生，浙江财经学院社会科学部讲师。杭州 310012
【内容提要】分析和借鉴新加坡精神文明建设关于德治与法治相结合，道德教育和道德实践相结合，主体性、独立性和稳定性以及包容性、层次性、递进性等特点，对于加强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摘 要 题】海外纵览
【 正 文 】

新加坡是东南亚的一个蕞尔岛国。几十年来，她不仅创造出了一个令世人惊羡的经济奇迹，而且还创造出令世人起而效仿的“新加坡精神文明”。它的鲜明特色体现在：

一、德治与法治相结合

德治与法治相结合是新加坡精神文明建设所奉行的一贯政策和主张。其中，德治是基础。“德”治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以“德”育人，即通过对国民进行以儒家伦理为主的东方价值观的教育，使广大人民具有爱国、敬业的优良品格，使国家公职人员树立起勤政廉能的优秀品质。概括地体现为“十六字”的新加坡精神，即敬业乐群、勤劳进取、廉洁奉公、讲求效率。二是选“德”人治国，国家公职人员提倡应由有道德的精英人物担任，这样的政府才能成为廉能政府，才有感召力。

在德治的过程中，通常贯彻的是以“教育”为主的方针。但教育并不是万能的，再加上人们的道德修养不可能一般齐，思想觉悟不可能一般高，通过教育不可能取得成效的情况下，必然要求实行教育与惩罚相结合的原则。新加坡将思想道德建设与法制建设两者紧密结合，运用法制手段对各种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进行严厉的惩罚，以此来约束人们的社会规范和行为。

为此，新加坡建立了一整套健全和完备的法律。大至国家大事，小至个人的言谈举止，衣食住行都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据不完全统计，新加坡现有各种法律和法规达383种。其中，罚款在新加坡最为着名，其名目之多，数额之大，执行之坚决，恐怕在全世界也是独一无二的。比如随地吐痰、乱扔垃圾，在公共场所吸烟以及过马路闯红灯，上厕所未冲水等等，都要受到数额不等的罚款，少则20新元（如过马路闯红灯），多则高达1000新元（如随地吐痰、上厕所未冲水都要罚1000新元）；使新加坡成为名副其实的“罚款国”，难怪有人惊呼：“新加坡是个不自由的国家！”

新加坡能有今日之清洁、干净及花园城市之美誉，确实是以剥夺少数人的自由为代价，而换来的则是大多数人的舒适和幸福！

法律，也是促进一个国家发展的关键之一。“法治”的内涵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要求社会要具有健全完备的法律；另一方面，要求制定出来的法律能够得到彻底的执行。执行法律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维护社会秩序，这是法治的根本目的。新加坡的法律之所以能得到很好的实行，一是公民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二是靠了一大批公正廉明、铁面无私，素质好的政府官员。他们一改过去习以为常的“情、理、法”的行为逻辑而为“法、理、情”，从而维护了法律的尊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制化也成为新加坡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二、道德教育与道德实践相结合

道德教育与道德实践相结合，使理论具有实际可操作性是新加坡精神文明建设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新加坡在关于国民思想道德教育方面，形成了以国家意识为主线，以儒家伦理为核心，以培养共同价值观为目的的理论体系，脉络十分清晰。在贯彻以学校为思想道德建设为主渠道的同时，又充分发挥家庭、社会的系统功能，并辅之以各种群众性运动，来推进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

新加坡十分重视学校的思想道德教育，把学校看作是青少年思想建设的主战场，在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过程中，首先强调了教师的重要性，称他们是“道德精神和社会精神的支撑人”，他们应当受到社会的尊敬，并把知识与道德作为选择教师的两个最重要的条件。其次，新加坡贯彻“以德育人”，必须从小抓起，从小学一年级到中学四年级必须开设思想品德课。在教育部开设的《儒家伦理》课中，明确提出了开设《儒家伦理》课的目的：

1.培养学生具有儒家伦理的价值观念，成为有理想而又有道德修养的人；

2.使学生认识华族固有的道德观念和文化，认识自己的根源；

3.培养学生积极的正确的人生观，使学生将来能过有意义的生活；

4.帮助学生确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相应地，还编写了《儒家伦理》教材，同时增进了一些中国古代着名的典故和道德故事，如“孔融让梨”、“愚公移山”、《劝学》等等，把一些深奥、艰涩难懂的伦理道德化为通俗易懂的读物，在潜移默化中，逐步向学生灌输各种必要的道德价值和道德观念。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学校的思想道德教育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从1994年开始，《儒家伦理》被《好公民》课所取代，由此不断充实和提高学校的思想道德教育的内容。

在重视道德教育的同时，也强调与道德实践相结合，要求学生尽可能多地参加学校和社会组织的各项活动。在学校要求小学生参加每天的升旗仪式，并唱国歌；平时，要求学生自己打扫卫生，中学生必须负责清扫自己学校的厕所等等。另外，学校还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开展的“忠诚周”、“礼貌月”、“敬老周”等的各项活动，使学生在活动中受教育，在道德实践中养成良好的道德品格。

不仅如此，新加坡还十分强调加强全民的思想道德品质，实现道德教育与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并举，通过开展各种群众性的创建活动，进行社会总动员，在社会上形成自觉加强道德建设的良好的风气，促进国民思想道德建设，增强社会凝聚力和责任感，提高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水平。

据新加坡国会交通与新闻委员会黄海博士的统计，新加坡每年开展的全国性运动约有20多个，最常见的有：礼貌运动、推广华语运动、生产力运动、国民意识周、敬老周、劳动力周、华族文化月、马来族文化月等等。在开展各种活动的过程中，李光耀及新加坡政府力戒哗众取宠，讲求实际效果，注重形式与内容相结合，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国民的基本道德素质和文明礼貌程度。结果不仅提高了国民的整体素质，而且奠定了新加坡社会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投资环境，也促进新加坡经济的稳定发展，使精神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共同向前发展。

三、主体性、独立性、稳定性相结合

儒家伦理是新加坡精神文明理论形成的思想基础，在新加坡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成为新加坡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

如果说李光耀及其政府从建国初就开始提倡“生存之本”——东方价值观，在大力弘扬东方各族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是以不自觉的形式倾向于对华族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保持和弘扬的话，那么从八十年代末开始的那场“文化再生运动”则真正是以主观、自觉的形式，把儒家伦理推向整个新加坡社会，推向整个新加坡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使之能够统摄人心，抵御西方腐朽价值观的侵蚀，使新加坡政府如愿以偿，度过了那场“西化”危机。九十年代，共同价值观的确立，则表明儒家伦理在新加坡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主体性作用的同时，新加坡的精神文明建设又进一步独立、稳定地向前发展了。

这种相对独立和稳定的特点，使新加坡精神文明建设独树一帜。在不同文化，不同文明的交流、冲击和碰撞的过程中，不被别人所同化，而是使国内各民族互相学习，互相融汇。这种同化，是一种更高意义上的同化。

总之，在这种富有激烈的竞争性，又间杂着进攻性或渗透性的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中，新加坡精神文明建设保持了自身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这不能不说是新加坡精神文明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特色。

四、包容性、层次性、递进性

吸收一切东西方文明的精华，是新加坡精神文明理论的精髓。在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中，新加坡以宽阔的胸怀，接受、容纳东西方各类文化，使东西方文明在互相学习、互相交流的基础上，通过消化、吸收、取长补短，形成独特的新加坡精神文明。

包容性是其最显着的特征，具体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西方现代科学技术与东方传统文化、价值观并行不悖。当今新加坡社会广泛流行的东西方文化或价值观有以下三种：(1)华人价值观（即儒家价值观）。这是新加坡社会占主流的东方传统文化或价值观，占新加坡人口77%的华人，他们所拥有的华族价值观，一方面是自小在家庭由父母灌输而形成的；另一方面是在60年代以后，在学校受华文教育熏陶的结果。(2)英国社会价值观。新加坡受英国统治大约150年，承袭了英国政治制度和社会价值观。(3)以美国人、欧洲人和日本人为主的外国投资者的工作作风和价值观。这是1959年人民行动党执政后，为迅速实现工业化而积极鼓励并接受投资的结果。第二、宗教、种族之间互相宽容、和平共处。以华人、马来人、印度人为主的东方人和西方人居住在一个密集的城市里，长期生活在一个国家中，相安无事，各自保留有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习俗，谁也不吃掉谁，谁也不融化谁。第三、多元语言、多元文化互相影响，互相补充。人们称新加坡社会是一个“兼存东西方、汇合百家文、流传万国语、容纳各宗教”的社会，这样说确实不过分。在这种民族文化大荟萃的有利环境中，新加坡的精神文明自然而然地可以广征博引，吸取各类文明的营养和精华，从而丰富和升华本民族的文明，使新加坡精神文明既显民族性，又不失世界性。

层次性和递进性的特点，则体现了新加坡精神文明发展的内在规律。从新加坡精神文明发展的历程来看，不同阶段、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各不相同：

20世纪五十年代，新加坡社会处于动荡不安的时期，政府的目标是要改变贫穷的政治面貌。六十年代，在克服失业和捉摸不定的情况下，目标是建立一个刚强勇猛的社会。七十年代，目标是要创造一个舒适的自然环境和一个清洁翠绿的城市。八十年代的目标是要创造一个新加坡人相互关心、彼此照顾的愉快社会。九十年代，要使新加坡成为一个“经济发达而且又有文化素养”的卓越社会。

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新加坡精神文明建设的轨迹。新加坡的精神文明建设仅仅局限于人的思想道德建设，而且还致力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改造和建设。让国民生活在一个清结优美的环境中，并以此作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准的一个标志，这也是新加坡政府顺乎民情，合乎民意的一个政策目标。可见，新加坡精神文明建设始终与社会政治、经济建设以及社会发展目标紧密结合在一起，与社会的发展协调一致。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新加坡精神文明建设并非完美无缺，有待我们作进一步研究。新加坡精神文明建设的突出成就就在于她较为成功地运用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儒家伦理思想。从某种程度上说，正像许多学者所说的是“儒教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进行文化改良的一种形式和结果。新加坡吸取了儒家伦理中的一些合理内核，对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一些消极后果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再者，从儒家思想在新加坡复兴和发展的过程上来看，人们的认识也并非完全一致。另外，对于李光耀的治国之道，也并不是人人称道的。有人批评他是个“孔子”式的统治人物，搞“家长式”的专制。“新加坡推崇和复兴儒家思想的原因——实在于觉得儒家文化有利于‘国家霸权’的家长式控制以至专制，以及反对和抑制人民的民主要求”等等。也有的人说，如果长此下去，新加坡就会变成一个僵化的国家。目前，新加坡的一些青年也强烈要求发扬民主，现任总理吴作栋表示要进一步开放民主。可见，新加坡在民主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做得还是很不够的。

总之，探讨和研究新加坡精神文明的特点，吸取新加坡精神文明建设的积极成果，对加强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能够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③ 新加坡今天之成就，不是靠什么儒家文化

了解现实新加坡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就能明白新加坡开国元老李光耀的说词，新加坡历史传统与英国殖民有百多年的紧密联系，承袭英国政体与法制深远影响，教育制度的熏陶，深入根治于新加坡社会和多元民族族群。新加坡历史传统中是个多元族群社会，文化思维多元，习俗语言，广泛承受东西方和当地文化，融合一体，并非单一。网友所提的儒家文化，仅局限于部分族群，也已融入当地文化。新加坡历史建国过程，有着各族群的努力与奋斗，承袭与沿用英国殖民遗留下的法理制度，修正和发扬，塑造今日的新加坡。

④ 新的现代儒学应该如何返本开新

现代新儒学思潮肇始于“五四”时代，是对新文化运动全盘反传统所作的保守性回应。
新儒家学者自觉作为现代化实质内涵的科学和民主，是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更是中国社会能否走出中世纪、迈向现代化的关键一步。他们严厉批评腐儒冬烘们的顽固不化，指出科学和民主这两种精神“完全是对的”，应“无条件承认”。梁漱溟坦诚宣布：“我有一个最大的责任，即为替中国儒家作一个说明，开出一个与现代学术接头的机会”①。可见，问题不在于要不要科学和民主，而在于如何要科学和民主，如何在保持民族文化自主性前提下消化、整合、涵育这些现代内容。
区别于西化派，现代新儒家对把反孔非儒视作中华民族“出黑暗而入光明”的必要前提，表示了十足的厌恶情绪，认为原始儒学不仅能为现代化提供价值资源，且能消除现代化过程中滋生的负面现象，匡正时弊。只有扎根于民族文化之中的科学民主，才是真实的、有意义的。也即是说，科学民主之“新”，须经过民族文化的自我调整，从民族文化生命内部（本）中开显出来，才能让它生根成长，“开新”还须“返本”。在传统文化及其价值体系事实上已分崩离析、国民精神日趋枯竭的情况下，他们怀着对民族文化的深深忧虑，以逆反新潮的掉背孤行和自主自立的坚毅信念，弘扬儒学精义，重建儒家“伦理精神象征”。在他们看来，民族首先是一个文化范畴，“民族复兴本质上应该是民族文化的复兴”②，抛弃传统而一味欧化，民族复兴终将成为泡影。
现代新儒家确立开新还须返本的基本信念和价值取向，与西化派和社会主义者固然大异其趣，与国粹派和复古主义者也不可同日而语。一方面，他们并不菲薄科学，只有反对滥用科学的唯科学主义。在事实世界里，科学适足以为用；而在价值世界里，科学在对对象作出描述性解释和预示性推测时却陷于无能。另一方面则认为，科学、民主、人权、自由等现代价值观念，非惟与传统文化不相矛盾，且开出科学和民主“正是中国文化之道德精神求其自身之完成与升进所应有之事”③。
新儒家以超人的智慧和前人未及的热情，透过历史雾障，发露儒学义蕴，梳理儒学脉络，努力说明传统儒学的价值和现代化的内容（科学民主）是相通不隔的，从而缓和了传统与现代、历史与价值之间的张力。他们确信，以“内在超越”为特征的中国儒家文化具有“举世誉之而不增，举世非之而不减”（唐君毅语）之光辉价值。因此，“返本”当是题中应有之义，返本自能开新，即由儒家“内圣心性”之学必能开显出科学民主等“新外王”事业，这是新儒家坚定不移的信念。
二
儒家传统必须经过“创造性的转换”，才能真正吸纳、消化乃至开出科学民主等新外王事业，这是新儒家自梁漱溟始就已经明白地意识到了的。新儒家若不能从儒学末流形迹中将儒学精义拯救出来，他们所谓开新还须返本的立场就难免遭人非议。无疑，传统与现代是一对矛盾，如果说西化派主要地强调它们之间的对立，那么，新儒家以西方现代哲学为思想材料和思想方法，对儒家传统进行新的诠释和价值评估，更多的是阐发两者之间的一致性、内在关联性。
面对波涛汹涌的反传统浪潮与咄咄逼人的西方文化的挑战，新儒家学者们并没有理屈词穷。他们不仅不再提倡那些已经沦为千夫所指的臭名昭着的“忠孝仁义”等等的道德信条，而且对传统儒学有着痛切的反省和批判。他们坚持理想与现实的区别、儒家传统与儒教中国的分疏。熊十力认为，汉代儒者的忠君思想、三纲五常、天人感应、阴阳五行等，背离了孔子六经的本来面目和晚周儒者的活的精神，“二千余年学术，名为宗孔，而实沿秦汉术数之陋，中帝者专制之毒”。“自汉代以迄于清世，天下学术，号为一出于儒，而实则上下相习，皆以尊孔之名而行诬孔之实”④。他指出，宋明理学有两大缺点：一是“绝欲”，二是“主静”。前者“弄得人生无活气”，后者脱离实际，“减却了日常接触事物的活动力”，“这两个主张殊未能挽救典午以来积衰的社会”⑤。
无独有偶，梁漱溟似更重视真假儒学的甄别，认为历史上所传的儒学不是孔子所创立的原始儒学或真儒学；孔子的根本意思自荀子着力于外在礼节的约束、规范后便少有人倡导。相反，经过二千多年的歪曲篡改，儒学“内部僵化成一硬壳，内容腐坏酵发臭味”，充满人情的伦理道德成了不顾人情的“吃人的礼教”。他说：“中国民族几千年实受孔孟理性主义（非宗教独断）之赐，不过后来把生命的理性，活泼的情理僵化了，使得忠孝贞节泥于形式，寝失原意，变成统治权威的工具，那就成了毒品而害人，三纲五常所以被诅咒为吃人的礼教，要即在此”⑥。又说：“宋以后所谓礼教名教者又变本加厉，此亦不能为之曲讳，数千年以来使吾人不能从种种在上的权威解放出来而得自由，个性不很伸展，社会性亦不得发达，这是我们人生上一个最大的不及西洋之处”⑦。摒弃成见，不难看出新儒家对儒学之弊的批判是中肯的，也是切中要害的，丝毫不输于反传统主义者。所不同的是，新儒家历数教条化儒学的劣迹，旨在清理门户，替真儒学鸣冤喊曲，其复兴儒学的目的昭然若揭。
在西方文明强有力的冲击下，新儒家披沙淘金，不断地回到自己的文化历史中挖掘“宝藏”，透过形式化儒学的表层，发现了比“孝悌忠信”等道德说教更为根本当然也更为可取的超越的伦理精神和本于道德直觉的内在而入世的人生态度。这是儒家文化的价值内核，也是重建中国文化的基点，从体用观上来说，是具有统摄力的“中体”。较之先前郑观应、冯桂芬、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的粗糙与简陋、新儒家以沉潜之心所从事的建构“中体”的工作显出无可比拟的细致与精微。
借用美国学者格里德的话说，新儒家“并非力主维持儒家生活方式，相反，他所倡导的，只是一种要把已渐渐使中国传统的重要意义和价值模糊了的长久积累下的种种变形的东西，从中国传统中清除出去的企图”⑧。新儒家的努力包含了同传统的某种剧烈的分离，希望通过对已经不纯的文化遗产的筛选，提取出一种可能适用于未来的道德精神，并以此为主体面对西洋文化，尽量取精用宏，含英咀华，自觉地吸收、融化、批评、创造，从而“儒化或华化西洋文化”。很显然，新儒家的文化观仍然遵循了“中体西用”的模式，贺麟“以民族精神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⑨的口号，正揭橥了这样一种文化心态。
所不同的是，他们所谓“中体”，是理想中的儒家真精神，是经过高举科学与民主大旗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净化”了的活泼泼的、刚毅进取的正面的儒学，而不是历史上所现的僵死、负面的儒学教条。梁漱溟的传记作者艾恺指出：“在梁的理论中，‘体’已不再是中国人当时所据有的东西，已成为一种尚未实现的潜能；‘用’的有效获得取决于‘体’的获得”⑩。这一看法很有见地，对我们合理地分析、评价新儒家开新还须返本的信念是有帮助的。
在新儒家的文化视野中，儒家文化指的是儒家传统，而不是儒教中国。它主要是由孔子以及孔子以来用全副生命在现实人生中体现儒学精义的知识精英通过群体的、批判的自我意识而创造出来的，而不是以政治化的儒家伦理为主导思想的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及其在现代文化中各种曲折的表现。儒家精神传统是人文睿识的宝藏，具有伦理宗教的性格，对现代人的存在是充满意义的。
新儒家对中国文化的认同眷恋，和对文化开新的执着追求，虽是“从悲愤的绝望之情处起步”，表现出明显的情绪偏执，但毕竟与先前守旧冬烘抱残守缺的崇古心理不同。在他们看来，“每一个文化系统中的价值都可以分为普遍与特殊两类”(11)，囿限于特定历史时期的旧文化在西学东渐过程中自然难免消亡，但他们所做的是充分挖掘、体认儒学传统中不为特定时代和特定政治制度所限制的具有普遍意义和恒常价值的东西。这既是现代人安身立命的依据，又是民族走向现代化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根基。
值得一提的是，新儒家对重估价值、输入学理的“五四”新思潮取辩证分析的态度。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否定是史无前例的，其欧洲中心主义一元文化价值取向理所当然地遭到现代新儒家的强力反对。不过，他们并不认为西学的冲击是造成“儒门淡泊，收拾不住”（杜维明语）的真正原因。恰恰相反，没有西化的刺激，也就没有传统的复活，新文化运动正是“促进儒家思想新开展的一个大转轨。”事实上，儒家思想之消沉、僵化，失掉孔孟的真精神和应付新文化需要的无能，早已腐蚀在五四运动以前，守旧文人对儒家文化的提倡和实行，搬弄一些“死板板烂货”，不过是旧儒家思想之回光返照和最后挣扎罢了。贺麟指出：新文化运动仅仅“破坏和扫除儒家的僵化部分的躯壳的形式末节，及束缚个性的传统腐化部分。它并没有打倒孔孟的真精神、真意思、真学术，反而因其洗刷扫除的工夫，使得孔孟程朱的真面目更是显露出来”(12)。这一陈述充分体现了贺麟对儒家精神的高度自信，是对文化发展动力机制理性思考而形成的较为健全的文化心态。
必须承认，现代新儒家无意于盲目拒斥西方文化，对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精神也不无同情和敬意。但在西方思潮“其势滔滔，殆不可遏”的猛烈冲击下，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着从根本上被铲除的灭顶之灾，文化认同危机日益加深。新儒家凭借其对民族精神和历史文化生命的坚毅信念，坚守那条源远流长的文化根脉。尽管旧的传统已无力应付时需，但历史表象的背后潜伏着一条道德主义和理智主义的流，这是民族复兴、传统文化重铸辉煌的内在根据。他们通过援西学入儒，谋求传统儒学的创造性转换，认为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关键只是在于如何接通儒家思想的“源头活水”，并由此开出科学和民主之“新”来。
三
西方现代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撞击和挑战曾在中国知识界激起了各种各样的反应。西化派认定中国传统文化构成了中国走向现代的掣肘力量，必须彻底摧毁才能为拥抱西方现代文化创造有利的条件，现代化即是西化，本位论者则是极力排斥欧风美雨，把西化当作人心不古、道德沦丧的祸源，进而宣扬国粹，抗拒西方文明这一洪水猛兽，为维护传统文化而效命。在这两种极端的观点之间又有多种类型的折衷论和调和论，即剔除中西文化之劣质，糅合中西文化之优长而成一新的文化。历史表明，以上三种文化重构模式，理论上是苍白的，实际上也是行不通的，只不过是一厢情愿式的空想而已。
从现代新儒家的开山鼻祖梁漱溟的成名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即可看出，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兴起，正是对以上三种文化价值观所作的比较成功的回应，其文化批判和文化认同主张，在许多方面至今仍不失其合理性。
首先，新儒家认为，西化派对西学的引介，并不是建立在对西方文化的系统把握上面的，而只是根据启蒙和救亡的双重需要，有选择地取其一鳞半爪，因此，至多充当了文化“零售商”的角色。他们尊现代欧美为现代化的唯一模式，欲废弃传统文化之根，在一片文化废墟上安置西方文明，那么，中国现代化的民族特色何在？中国文化再“生”的基础和泉源又究竟在哪里？
其次，本位论者出于强烈的民族主义立场，本能地抗拒西学，视西学为“奇技淫巧”。他们虽有意凸显文化的民族性原则，但在中国文化如何“开新”方面，几无贡献，这种一味坚守传统、不思进取的消极恋旧心理，显然缺乏创新和前瞻意识，必将为时代新潮所抛弃。
再次，折衷论或调和论取“取长补短”的主张，乍看似能言之成理，实则忽视了文化各有其体用，是一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学习西方，不能只学其用，排斥其体，而应既要知情于形下的事物，又要寄意于形上的理则，得其整体，才算对西方文化有深刻彻底的了解，才能真正学习西方而学到家。因此，如何在坚持民族文化主体地位的前提下，改造传统文化之本（体），增强其消化吸收功能，就成为文化再生的不二法门。
“五四”以来反传统的人在比较中西文化时采取了“强人政策”，他们站在现代科技文明的高度，衡定传统的得失，误认为现代化必须以全面抛弃中国传统文化为前提，而没有考虑到如何转化和运用传统的精神资源以促进现代化的问题。如果我们以传统的理想人格和精神追求来照察西方现代文明，那么，现代西方决不是毫无瑕疵的。正如海外新儒家余英时教授所说：“以‘五四’以来所提倡的‘民主’与‘科学’而言，西方的成就确实领先不止一步，应该成为其他各国的学习范例。但是现代西方的基本文化内涵并不限于这两项，其中如过度发展的个人主义，漫无限止的利得精神(acquisitive spirit)、日益繁复的诉讼制度、轻老溺幼的社会风气、紧张冲突的心理状态之类，则不但未能一一适合于其他非西方的社会，而且已引起西方人自己的深切反省”(13)。
现代新儒家自觉到“与其今后徘徊于古人之摹前，反不如坦白承认今后文化之应出于创新”(14)，因为文化创新是时代精神的要求，是文化发展、文明进步的必由之路。但“创新必依据其所本有，否则空无不能创”(15)。如果传统文化尽是封建主义的糟粕，那就决无创新的可能，问题是他们透过传统文化的死躯壳及其末流之弊，发现中国文化在本源上没有任何不足，中国人无需“妄自菲薄，不敢相信自己的成绩、自己的能力”，“端着金碗讨饭”(16)，不能因为中国文化在二千年的发展中没有产生西方式的科学和民主，就轻率在断言中国文化与科学民主无缘。通过对传统观念和流行观念的重新检讨、重新估价，现代儒学大师们肯定儒家文化遗产里边蕴涵着许多现代思维的颗粒，文化的主体－－人可以根据时代的要求，赋予其时代的内涵，使它成为开新之本，因此之故，他们竭力“从旧礼教的破瓦颓垣里，去寻找出不可毁灭的永恒的基石。在这基石上，重新建立起新人生、新社会的行为规范和准则”(17)。
中国文化，中国社会至近代已显得老化、落后了，这是人人皆知的事实。但是，企图依靠西化来救中国，把西洋科学民主的面目简单摹取过来添加或嫁接到中国文化之根基上，以求速效，已被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证明是徒劳的。新儒家把现代化看作是一个多层次、多元素、多侧面的复杂过程，单线的富强模式往往只是一条顾此失彼、欲速不达的途径。现代化事业必须在批判地继承民族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才有可能。在思想和文化的范围里，现代思想决不可与古代传统脱节，否则绝不能源远流长、根深蒂固。传统是一个社会的文化精神遗产，是人类过去所创造的种种制度、信仰、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等构成的表意象征，其核心是错综复杂的民族心理结构和千头万绪的价值系统，它使代与代之间、一个历史阶段与另一个历史阶段之间保持了某种连续性和同一性，构成了一个社会创造与再创造自己的文化密码，并且给人类生存带来了秩序和意义。如果“对民族心理结构缺乏分析，对其价值系统缺乏认识，就不能把富国强兵之道建筑在深厚的文化基础上，这种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必枯亡殆尽。”(18)
现代新儒家自梁漱溟始，就确立并坚定了开新还须返本，“老根发新芽”的信念。梁指出：“中国之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天然的不能外于其固有文化所演成之社会事实、所陶养之民族精神，而得解决。”(19)“一个民族的复兴，都要从老根上发新芽”。一方面，老的中国文化已近枯死，一定要有“新芽”才能活；另一方面，新芽之发还是要从老根上发，否则无从发起，所谓根深才能叶茂。“所以老根子已不能要，老根子又不能不要。中国老根子里所蕴藏的力量很深厚，从此一定可以发出新芽来。”(20)梁关于民族文化“返老还童”的主张，无疑是新儒家“开新”还须“返本”的恰当表述。
据上所述，我们已无需怀疑现代新儒家向往科学和民主的诚意，但他们又认为科学和民主的实现有条件。很难想象，一个人生飘忽不定、情感萎缩、生命枯竭、不思进取的民族，在科学民主方面能有所成就。牟宗三说：“如生命不能清醒凝聚，则科学不能出现，民主政治亦不能出现。”(21)梁漱溟则提出以“其人多能赤手以搏龙蛇”的王学左派（泰州学派）与西洋生命哲学的精神结合起来，“再创讲学之风”的主张，以便重振孔子“刚”的精神，剔除偏于阴柔坤静一边的老庄哲学，和历史上蔓延了二千多年的变形了的传统儒学，踏实地奠定一种人生。这样，既能含摄西方的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一面，又具有中国的内在精神之自我实现，保持旺盛生命力的一面，他的实践可以包含中西两大文化的好处而不会产生它们的坏处，并能由此“真吸收融取了科学和德莫克拉西两精神下的种种学术、种种思潮而有个结果。”(22)这可以被看作是新儒家对“开新”还须“返本”说颇具代表性阐释。
与早期新儒家笼统而抽象地谈论“开新”与“返本”之间的关系有所区别，生活于港台的当代儒者侧重于“返本开新”实现途径的探讨。在他们那里，所谓“返本”，就是疏导不畅的民族文化生命，承继先秦、宋明儒家的内圣心性之学，重建儒家“伦理精神象征”；“开新”则旨在把儒家的伦理精神落实到外王事业上，成就现代科学和民主，即“新外王”。“新外王”不能够“由内圣直接推出来”，它的实现“必须经过一个曲折”，要经过“主体的转化之创造”。而这种“转化之创造”，须立足于儒家根本精神，以儒家文化的道德精神作为形上根据。道德主体通过“坎陷”、“暂忘”等途径，转出中国民族本所匮乏的“认识主体”和“政治主体”。余英时说得很明白：“中国文化重建的问题事实上可以归结为中国传统的基本价值与中心观念在现代化的要求之下如何调整与转化的问题”(23)。在这个问题上，牟宗三对儒学第三期发展使命的归纳正透露出了港台硕儒努力于“返本开新”的最高成就，即：“一、道统之肯定，即肯定道德宗教之价值，护住孔孟所开辟之人生宇宙之本源。二、掌统之开出，此即转出‘知性主体’以融纳希腊传统，开出学术之独立性。三、政统之继续，此即由认识政（疑是“主”字）体之发展而肯定民主政治为必然”(24)。当然，能否经由良知“自我坎陷”、“暂忘”等途径，从既有的道统中开出掌统和政统来呢？这恐怕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了。老实说，现代新儒家在继承“圣学血脉”、恢复儒家的“形上智慧”、重建孔孟道统方面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但在如何由儒家天人性命之学开出现代新外王事业方面，并未能提供客观有效的途径，所作出的成绩是十分有限的，始终没有克服内圣强而外王弱的缺点。他们若不放弃道德中心主义的立场而改弦更张，是难有前途的。着名美国华裔学者傅伟勋教授在论及牟宗三“良知坎陷”说时指出：“牟先生使用‘自我坎陷’，‘有执’等等负面字眼来重建儒家知识论，仍有泛道德主义偏向之嫌，仍令人感到，‘自我坎陷’说的形成，还是由于当代新儒家为了应付尊重‘知性探求’独立自主性的西方科学与哲学的强烈挑战，而被迫谋求儒家思想的自我转折与充实的思维结果，仍不过是张之洞以来带有华夏优越感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老论调的一种现代式翻版而已，仍突破不了泛道德主义的知识论框架而创造地发展合乎新时代需求的儒家知识论出来。”(25)应该说这一批评是中肯的。
现代新儒家有着强烈的文化认同危机，认定“返本”是“开新”的充分且必要条件，于是将现代科学技术和民主政治巧妙地纳入儒家文化之“本”中。他们中的许多人的确相信，儒家式的人文精神如能转出或融摄西方的民主和科学，不但能救西方之自毁，且足以成为文化生命前进的最高原则，并为人类揭示一新的方向。对此唐君毅有一精彩的比喻。他指出，中国文化具有“圆而神”（变通、不执）的精神，如天之高明，地之笃厚，但因缺乏西方文化中“方以智”（执着于理想、注重理智）的精神，无十字架可负，金字塔可升，精神就不免收敛而入睡，如一伞之矗立，而未撑开。所以“吾人今日必纳方于圆，以撑开此伞。或由中国文化精神之圆中，化出方来，如河图之转为洛书。”(26)问题在于“河图”能否转为“洛书”？“圆”中能否化出“方”来？现代新儒家如果不能作出令人信服的理论说明和事实论证，那么，他们的努力就难免被贬斥为妄谈。
四
现代新儒家所倡导并实际从事的儒学复兴运动，并非象人们指责的那样是“发思古之幽情”。站在现代文化发展的宏观背景上看，他们所做的是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对儒家理想与精神的再阐释，使其超越历史而赋予现代的意义；一是努力作自我的扩大，自中国文化精神之本原上立根基，以吸纳、含化西方文化。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刘述先教授说：“新儒家既反对传统派之抱残守缺，也反对西化派的自我否定的立场，而希望另觅蹊径。一方面要尽量利用传统的资源，另一方面又要大力清除传统的积淀，以面对现在，而寄望于未来”(27)。对于传统与现实作双向的批判，正是现代新儒家区别于本位文化派和西化派的独特魅力所在。
“开新”还须“返本”，这是现代新儒家在对中西文化作出全面反省的基础上确立的共同信念。作为历史上中体西用论的潜流，较之先前的中体西用论，对科学、民主（西用）实际效用的认识更加深一层，表现了对五四新思潮的形式认同，而对“中体”价值的追求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们不厌其烦地疏解、接洽与融通“中体”和“西用”之间的关系，念念不忘“护持中国文化的主位性”，确信舍弃儒学之本之纯欧化必无结果，似乎科学民主在中国发生若根本不受道德主体的主宰，就是在糟蹋“文化生命”，陷自己文化于“殖民地的身份”，且西方现代之弊无一能免。在他们看来，返传统之本，中国不仅能走向现代化，且可免蹈西人之覆辙，并完成了“救西方之自毁”的宏愿。
现代新儒家虽有纠正宋儒“内圣强而外王弱”的胆识和气魄，但仍未跳出“内圣外王”的框框，“返本”始终是他们的理论重心和文化重建的基点。泛道德主义的价值取向，反映了在前瞻式的吸纳中具有强烈的本根意识和偏执情绪。但，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坚守不仅仅是一种感情上的依恋，还带有明显的唯智主义的色彩，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全盘反传统的文化重构不无补偏救弊之功。他们对民族文化主体性和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的维护，确有至理存乎其间，尤其值得嘉许。
应该看到，新儒家把中国文化归结为儒家文化，对传统文化作了简约化的处理，将非儒学派排除在传统文化范畴之外，“返本”仅仅是返儒家心性之学之本，这是对民族文化的极大误解。从文化继承和文化创新的意义上说，老墨申韩等非儒学说，正可为现代新外王提供十分富实的精神资粮。这方面现代新儒家甚至没有西化派胡适来得清醒。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七十年代东亚工业文明振兴以来，西方学者研究中国文化的兴趣日益浓厚，对中国传统的估价也发生了转向。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当代新儒家弘扬传统、“返本开新”的热情和信心得到加强。他们作出巨大的努力，试图让人们相信，儒学的价值系统与现代意义的科学和民主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衍生性，且对矫治西方病态文明正是一剂良药。但饱受儒学之害的中国人已不再轻信缺乏事实证明的空口承诺。东亚工业国（一称“儒家资本主义”）的崛起似能助他们以一臂之力。但客观而论，那种认为儒家伦理即是“亚洲五龙”现代化的源头活水，或者“东亚社会经济之谜的文化解释在于儒家伦理”的说法是经不起事实验证的。
众所周知，新加坡是现代化程度很高的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让世人瞩目的成就。但这决不是儒家伦理支持的结果。实际上新加坡由政府出面推行儒家伦理是在现代化之后。伴随着现代化进程，新加坡出现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和道德危机，正是为了克服、匡救这些现代病，儒家伦理才被提倡和推广，“文化再生运动”才被提上议事日程。因此，希望从肯定“儒家资本主义”的意义上去认同现代新儒家返本开新的理路或开新还须返本的价值信仰，是枉然的。
不过，“工业东亚”的成功，也为我们提供了恰当的价值参照。尽管儒家资本主义没有从事实上改变“开新”与“返本”相脱节的窘况，但也不足以导致儒家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已到穷途末路的悲观结论。我们相信，现代新儒家所谓“返本”之“本”，若没有一个根本的转换，是很难开出适应现代化需要之“新”来的。儒学的中庸精神与价值理性原则对现代中国的腾飞少有积极的贡献。在尚未实现现代化的中国，却用现代化以至后现代化社会的种种弊端和危机为设定前提，反衬儒家伦理的优越性，以“返本”作为“开新”的充足条件，这不仅是无的放矢，而且耽误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其实，我们对儒学的前景不必丧失信心，在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继承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已日益明显，更何况一旦中国动力系统改革成功，实现了现代化，就更需要借助于儒学价值资源来导正人心、规范行为、重塑国民精神，这是可以预见的。从这层意义上说，儒家思想再度受人青睐的最大条件是现代化。

⑤ 儒家思想在今天东亚、东南亚一些国家仍被广泛推崇，新加坡甚至用儒家思想来治国。有人认为，儒学的本质

⑥ 新加坡也同样学习孔子的儒家学说吗还有中国与新加坡的关系怎样

新加坡人蛮重视汉语学习的呢！语言的学习肯定会涉及文化，所以，儒家文化在中国文化长河中璀璨夺目，不会不学习的~至于关系，新加坡人中很多都是祖籍福建，但是由于两国国民收入的差距与生活水平的不同，对于中国大陆来的人，多少肯定是有一些歧视的，也很正常。不过时间长了，融入新加坡文化后，其实也就没什么了~

⑦ 儒家文化经济成就

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明，其影响范围早已超出中国本土， 对整个东亚社会的发展都产生过重大影响，一般习惯上把东亚地区称为“儒教文化圈”。 日本在战后迅速崛起，接着又有“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又出现了所谓“四小虎”（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东亚地区快速发展经济腾飞，世界银行的调查报告《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中，提出了“东亚模式”和“东亚奇迹”概念。

有人认为这是儒家文化成就“东亚奇迹”，有人提出儒学伦理正是造成东亚现代化的主要源头活水，乃至把东亚的经济模式称为 “儒家资本主义”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和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更是提出了“亚洲价值观”。新儒家终于自豪认定“亚洲价值观”是一套不同于西方的价值观，提出“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已经说明儒学正在复兴”，“孔子思想可以作为重建世界的原动力”。一些人迫不及待预言21 世纪是东亚文化——儒学的世纪。21 世纪 必将看到儒学在世界范围的兴旺发达，21 世纪，儒家文化将 “不战而胜”。

“东亚模式”、“东亚奇迹”、“亚洲价值观”、“儒家资本主义”，一切美好都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中戛然而止。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于1994 年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的《东亚奇迹的神话》中提出，东亚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大规模的资本积累和密集的劳动力投人，没有真正的知识进步和技术创新，缺乏有效的制度支持。克鲁格曼根本不承认有什么“东亚模式”“东亚奇迹”。

李光耀这个提出以儒家为核心的“亚洲价值观”的新加坡总理，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也不得不承认，事实上，新加坡和香港在应付金融危机方面表现最为出色，并不是因为亚洲价值观，而是因为英国殖民地价值观，特别是经济透明和法治。

所谓的儒家文化成就“东亚奇迹”，最终被李光耀戳破这一神话。

儒家文化在东亚经济起飞中不起主导作用，正如李光耀所说：“ 起源于二千五百年前的儒家思想， 是中国农业社会的产物， 是为中国农业社会服务的。 如果把这个思想原封不动地照搬到今天资讯发达的工业社会里，是绝对行不通的。比如我们不再重男轻女，儿女都有平等的教育机会， 也有平等的就业机会。因此，夫妇有别的观念就必须改变。”

李光耀自己感叹，儒家价值观在信息时代已经过时。

新加坡领导人王鼎昌、吴作栋二人也解释说：“建国以来，在经济、科技建设等方面，我们都取得可喜的成就，这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

韩国学者金永同在分析东方现代化初期儒家思想的作用时说：“ 在东亚国家现代化初期的资本主义发展中， 儒家思想并未提供精神或意识形态方面的启发或推进作用， 倒是西方现代化的冲击， 促进了亚洲的转变。”

诺贝尔奖获得者、 台北 “ 中央研究院” 院长李远哲的观点更为直接：“ 其实在我们的社会里， 儒家思想除了被当作一种正确的生活指南外， 从未获得太大的重视。 反而应该说是东亚国家的经济成就为儒家争了光。”

东亚地区的经济成就刺激了儒学的复兴，让儒学家异常兴奋，以为是儒家文化主导了东亚模式，一个地方的崛起有政治经济制度国际体系等等各方面的因素所决定的，而不是单纯文化而决定的。

经济学家林毅夫问道：“这些国家和地区长期以来就一直在儒家文化的濡染之下，但为什么它们并没有在 16 世纪、 17 世纪率先实现现代化和经济发展 ？ 此外，同样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许多其他国家并没有实现同样的经济成功，而许许多多与儒家文化无缘的国家却更早地实现了经济现代化 ？”

中国作为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为什么几百年都没有实现现代化？

德国学者马克斯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中国宗教》等着作中提出： 西方资本主义近代化是与西方的新教伦理的文化背景相联系的 ，而儒教理性主义试图在一种理性方式中使自身去适应世界， 不能体现以理性的、有限的手段追求非理性的、无限宗旨的资本主义精神， 因而排斥或阻碍资本主义兴起。简单说，马克斯 ·韦伯就认为儒教产生不了资本主义，儒教无法使中国现代化。

亚洲金融危机，亚洲价值观的没落，反而从反面证明马克斯 ·韦伯的独特之处，儒教与现代化是矛盾的。东亚模式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威权模式，强人政治，独裁专制。新加坡是李光耀，韩国是朴正熙的军人政府，儒家文化的等级观念，在他们身上演绎的是淋漓尽致，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亚洲金融风暴更加显示出来裙带资本主义的劣根性。

1997年亚洲金融 危机使人们认识到，所谓的“亚洲价值观”是不存在的。因为儒家文化对于整个亚洲的影响是有限的，即便是儒教文化圈的东亚也是各不相同的，马来西亚印尼都是是穆斯林为主，泰国是佛教，日本是神道教，菲律宾是基督教。美国的扎卡里亚直接就说，“亚洲价值观”已成陈迹，可以称作进入历史垃圾箱的理论。以儒家为核心的“亚洲价值观”，被人扔到了历史垃圾桶，这对新儒家们来说是最不愿意面对的现实。

日本是亚洲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那是因为日本明治维新就开始反儒西化，脱亚入欧，文化上全面开化。现在日本最重要的是神道教，而不是儒教。日本大东文化大学的沟口雄三教授就曾说过：日本所利用儒学只是利用了“ 忠” 与“ 孝” ，变成对外侵略的工具。日裔美籍的着名学者福山在更是提出，日本社会与中国社会的巨大差距往往被人们低估，所谓“东亚奇迹”是不一样的，日本更像美国而非中国。

韩国过去是儒教影响最深的国家，是个家长制、血缘主义最强的社会，军人政变上台的总统朴正熙就说，韩国人不配有民主。韩国在民主化过程发现，只有儒家等级权威观念真正褪去，民主才会扎根。而现代韩国的主流文化是基督教，韩国有一半以上人口信仰基督教。基督徒总统金大中说：“在亚洲，韩国是战胜中国几千年统治和影响、保持民族特性的唯一国家。”

自由、民主、法制是构成现代社会的三大支柱。儒家的等级观念序化文化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忠君与自由、孝父与民主、伦理与法制之间的冲突，很显然儒家思想存在的严重悖论。看不到这一点就是看不到儒家文化的实质。

⑧ 新加坡是提倡儒家文化的国家吗

（一）儒家文化对在廉政建设中具有规范性意义的中央公积金制度的影响.
孔子说:“藏富于民.”而孟子更直接地指出要“置民之产”,“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
中国古代儒家文化认为让人民钱物富足,生活稳定,民心就易平定,就不会谋求利用不正当的渠道去获取不义之财,这样社会就易安定.新加坡政府正是吸取了这种思想,建立了有其特色的中央公积金制度.

（二）儒家文化对在廉政建设中具有相对主动性的以俸养廉工薪制度的影响.
如果说中央公积金制度是经济制度上较为被动的防范性措施,那么,以俸养廉的工薪制度则可以说是相对较为主动的一种手段.
（三）儒家文化对与廉政建设相配合的“精英主义”人事政策的影响.
以俸养廉说明新加坡并不是单纯地用高薪来制止贪污腐败.它还有一套人事约束机制相配合,即“精英主义”的人事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