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为什么从四川撤资

A. 去新加坡就业怎么样

去新加坡工作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虽然地方不大但是很发达也很年轻，而且娱乐生活也是很丰富的。
为什么新加坡就业环境好，其实主要是有三点原因啦！
首先是机会多，新加坡是一个人力资源结构性缺失的国家，因为它很发达但同时又缺人，所以那边的人才需求量是很大的。他们的金融、油气、电子、制造、教育、保健以及 IT 等许多产业都发展得很成熟，所以就业机会也是很丰富的，对于处在不同事业发展阶段的人来说都是有机会的。其实现在有很多国家都有就业机会，但是新加坡的岗位开放是最多的，也就是机会是最多的。
其次是那里很安全，新加坡的犯罪率很低，治安状况良好，如果没记错的话是全球第三安全的国家。此外，新加坡也是全世界最干净、最环保的城市之一，生活起来很方便。
最后就是休闲娱乐了。一到周末，像 Zouk、Butter Factory 这样的新加坡热门酒吧总是人满为患。德玛酒吧派对(Café Del Mar club)以及一年一度的 Zoukout 活动都会在圣淘沙海滩休息区举行，很多海外游客和派对达人的天堂。差点忘了美味小吃也是很多的。

如果真的要去那边工作的话还是要选择正规的中介机构，一般都会有一套细致的流程啦。要先报名，然后面试，办理相关手续，大致是这样的。同时也是对英文有一定的要求的。你可以去相关的机构去咨询一下。86113729这个中心我以前去过，可以打过去问问。

B. 四川面积是新加坡的几倍

四川省面积大约是新加坡的676倍。

新加坡面积719.1平方公里，四川省总面积48.6万平方公里，合486000平方公里。

486000÷719.1≈675.84≈676倍（四舍五入）

同比例尺对比图片如下：

(2)新加坡为什么从四川撤资扩展阅读：

新加坡海岸线总长200余公里，全国由新加坡岛、圣约翰岛、龟屿、圣淘沙、姐妹岛、炯岛等六十余岛屿组成，最大的三个外岛为裕廊岛、德光岛和乌敏岛。由于填海工程形成新的陆域，将增添额外100平方公里的土地。

四川辖18个地级市、3个自治州，其中包括54个市辖区、17个县级市、108个县、4个自治县，截至2017年底，常住人口8302万。四川拥有全国第二大藏区、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和唯一的羌族聚居区。地貌以山地为主，具有山地、丘陵、平原和高原4种地貌类型。

C. 新加坡为什么对苏州工业园区撤资

摘要 因为改变投资策略了，所以放弃一个机遇，准备另外的投资世界。

D. 中新知识城的发展前景怎么样网上有传闻说新方已撤资，是不是真的

中新知识城是中国和新加坡政府联合打造的以知识型经济为支柱的产业园区，落户的企业包括保洁、通用生物科技、中科院广州生物研究所、百济神州、中国动漫集团、国家知识产权局等等。网上说的新加坡撤资只是当初时代天韵这个楼盘的地皮，由新加坡卖给了时代，因为外资开发房地产的税收太高了。而腾飞科技产业园、新加坡南阳理工等的投资建设，都有着新加坡的身影。所以说新加坡撤资是片面而不实的。

E. 成都新川新加坡为什么撤资

法律分析：没有撤资，园区开工建设5年来，中新双方通力合作，在园区规划、建设、招商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每年新加坡-四川贸易投资会议上，新川项目均作为重点项目向中新双方政府做专题报告。新方政府及股东对新川创新科技园充满信心，将继续加大投资，加快建设，同时还将参与到成都、高新区其它产业项目及城市开发中。

法律依据：《关于合作建设新川创新科技园合作备忘录》 通过高新技术转化和应用，集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现代生活于一体。现代制造业：从西部发展的实际出发，从世界产业转移的态势和产业发展的方向出发，以发展低碳经济为核心，将节能环保、电子信息、生物工程等作为主要产业，发展科技含量高的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借助新加坡的先进经验，将现代金融、现代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作为发展方向。现代生活：进一步推进成都的现代化建设，建设节能型城市、智能化城市。

在产业定位方面，新川创新科技园将信息技术、服务外包、数字新媒体、生物医药、环保、精密机械、金融、培训等8个产业作为主要的发展领域。园区将承接延伸成都高新区现有的优势产业，聚集现有产业链上的最高端业态，同时导入具有可行性的新兴产业，形成中国西部地区高端产业、产业高端聚集的标志性区域。

F. 关于中新生态城国外的投资商到底有没有撤资 现在我们要在那里生活，很重视学校、商业、等等。

中新天津生态城是由中国和新加坡一起投资建设的，被认为是中国乃至世界最有可能取得成功的生态城。不管对中国还是新加坡，都是形象工程，不会轻易放弃的。最主要是，目前生态城发展态势很好，不知道从哪里传来“外商撤资”的消息？！当然生态城的外国投资者肯定有很多，有一些撤资了也很正常的。
了解这些情况，可能在天津本地更容易吧。

G. 新加坡为什么对苏州工业园区撤资

因为建屋乱建房子乱开发，新加坡方面实在没法忍受了就撤资了~直接让苏州政府继续融资！

H. 这么多外企撤资会对中国形成什么蝴蝶效应

外资撤离，工人失业，形成社会不稳，政府税收减少，社会保障减少，投资减少，工作岗位减少，工人没工资，社会不稳定的源头。

I. 新加坡立国后改革的背景

三中全会之后,国企改革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截至目前,已有16个省份出台国企改革方案。对国有经济居主导地位的我国而言,国企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不能不慎重谋划。国企改革的核心和重点是什么?究竟是所有制重要,还是经营管理体制重要?提了这么多年的政企分开,如何才能真正实现?这些都是我们在设计改革方案和制定实施策略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新加坡的国企改革被公认是世界上比较成功的模式,过去我们已经从中借鉴良多。在国企改革再出发的今天,重新梳理并总结其成功经验、做法,相信对我们仍然具有很强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新加坡国有企业改革采取了部分私有化的模式,政府在国有企业中同时兼具管理者与股东身份。为使这两种身份被有效“隔离”,新加坡建立了以淡马锡为代表的国有控股公司这一平台,并对国有企业采取了“政府——国有控股公司——政联公司”(“国有控股公司”类似于我国提出的“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政联公司”即新加坡的国有企业——编者注)的三级管理模式。该模式之精髓在于将政府定位为一个“无为而治”的投资者,不介入国有控股公司的经营管理,同时保障国有控股公司的独立性与自主性,促使其代表政府股东积极行使对政联公司的股东权益。
三中全会《决定》正式提出了“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的构想,希望通过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的市场化运作以提升国有资本的运营效率。由于《决定》只是提出建立“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的基本思路,并无具体的制度安排,因而实有必要积极探求、比较、分析域外成熟的制度经验,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的特定国情进行制度构建。在新加坡,以淡马锡控股有限公司为代表的国有控股公司(新加坡《宪法》称为“政府公司”)是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体制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国有控股公司的成功运作,不仅对于新加坡国有企业,甚至对于新加坡整体经济的发展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通过解读新加坡国有控股公司的制度设计以及其面临的挑战,可为今后我国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的制度构建提供参考。
“管理观”与“所有权观”之争
与其他国家国有企业的发展一样,新加坡国有企业的发展历程也并非一帆风顺。1985年左右,新加坡突然出现经济衰退,揭示了国有企业的制度不足,如僵化、高成本以及数量和规模增加所带来的复杂性。在西方以英国为代表的各国纷纷展开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运动。受此影响,加上国内经济自身的衰退,新加坡政府也开始反思自身与国有企业的关系。在如何改革国有企业问题上,理论界出现了关于公有与私有的“管理观”与“所有权观”之争。其中,“管理观”认为,“竞争”而非“所有”才是高效率的关键。与此相反,“所有权观”或“政治观”则认为,国有企业本质上是低效的,因为政府追求额外的目的,并与利润最大化相违背,而这种政治介人歪曲了国有企业管理者的目标和所面临的限制。实际上对于私有化是否是提高国有企业经营效益的必须要素,并无一个定论。支持者认为私有化对于国有企业经营业绩的提升是必然的,但也有人认为,较少的管理,如放松管制、增强竞争、运用绩效管理合同等规范化的方法可以代替私有化,从而有效地提升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因而,私有化不是唯一对国有企业进行重建的有效方法。有学者在对西班牙城市交通服务部门进行实证研究后也认为,产权对企业经营效率的影响或许并非绝对,因为调查数据显示,有83.3%的国有企业具有高效率,而民营企业的这个数据仅为66.7%。
上述“管理观”及相关实证研究结果对新加坡国有企业改革产生了很大影响。虽然新加坡在1985年3月就宣布正式实施私有化计划,并于1987年2月由国会批准了公共部门私有化委员会提交的《公共部门私有化报告》,形成了新加坡公共企业私有化的纲领性文件,确定了600家政联公司及40家法定机构在未来10年内撤资的计划,但事实上,这个计划的实施过程非常缓慢。以淡马锡为例,其所属企业只是在经营方向上有所转变,涉足领域其实不减反增。许多长期获利的淡联公司(即淡马锡所投资的国有企业),如新加坡航空公司、吉宝集团等只是股票上市,释放出部分股份,而非绝对的私有化。截至2010年,淡马锡仍然在关键性领域保持着其初始投资,且占有垄断性的控制权,如造船、公共基础设施、电信领域；在其他的主要工业领域,如食品和饮料、机械工业等领域,也依旧保持着控制地位。
在“管理观”得到政府认可的同时,为促进竞争,提高效率,新加坡政府还进行了两方面改革:其一,推动开放或放松管制。某些传统意义上属于政联公司垄断经营的领域,开始逐步向私人和外资开放,如电信、银行、保险、电力、能源、医疗服务等领域。此时政府的管理意识发生了变化,即从“一线的管理者”变成为“高效的商业活动的促进者。以电力和煤气为例,新加坡于1995年决定实施电力和煤气行业的全面开放,首先是将新加坡能源企业化——从一个政府法定机构转型成为一家商业公司；淡马锡随后收购新加坡能源并进行业务重组,分拆出3家独立的发电公司作为其全资子公司,成功地实现了电力行业的竞争。其二,明确了政联公司应当以商业化为其运作基础,集中关注损益情况,不再被要求实现社会目的或创造就业机会的目的。他们与私人企业、跨国企业进行竞争,甚至相互之间进行竞争。依据政府的要求,政联公司完全是追求利润的商业化实体,与私人公司相同。它们被期望能够提供与所承受的风险相匹配的商业回报；与私人企业一样服从相同的管理规则；不能够获得来自政府的补贴或特殊对待。
政府要有自律、无为而治的精神
在“管理观”被认可后,新加坡的国有企业改革就不是推动全面私有化而只是采取部分私有化。此时,政府已经明显意识到,要提升国有经济的运行效率,实现政联公司商业化运作的目的,就必须要求政府区分其作为国企管理者的身份和国企股东的身份,并对国有企业保持一个克制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国有控股公司恰好对政府与政联公司起到了极好的隔离作用。
首先,从管理角度而言,国有控股公司可以聚焦于商业目标,防止国家利益与商业利益的冲突。以淡马锡为例,新加坡政府经常申明:淡马锡是一个商业实体,其投资行为政府并不干预。淡马锡的商业目标使其在发挥对所投资公司的监督作用时,不需要考虑复杂的政治因素和社会因素。
其次,有利于提升国有资本的经营效率。国有控股公司完全是政府控股,其最终目的或责任在于全体国民长期利益的最大化,但事实上其无法实现国民所有利益的最大化。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代理人若追求多样化的任务,将难以对其履职行为进行评价,因为哪个或哪些任务是代理人试图去追求的,并不确定。因此将国有控股公司的作用集中限定于增强经济回报,作为一个经济实体,用经济指标如资产负债表和流动性比率估算其经济效益要简单很多,经营效率也会提高很多。
再次,有利于在国有控股公司与私有化的国有企业之间建立起非政治动机的信任关系,推进国际化的步伐。国有控股公司在海外投资时,可能会遭到东道国的质疑,谴责这些大型国有控股公司通过公司控制去获取敏感的军事技术、自然资源或者通过对金融和经济的破坏去勒索东道国。为此,政府必须给市场发出一个可靠的信号,即将其管理者身份与股东身份分离并且不再将国有企业视为政府的工具。而如果东道国相信政府的政治诉求和经济利益相分离,国有控股公司和国有企业就会有更好的机会进行海外投资。在此点上,淡马锡就将自己定位于一个“国际化的投资者”,只是它“碰巧由财政部持有”而巳。
最后,如果政府能够将其管理者身份与股东身份分离,由国有控股公司代表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则可以较好地解决代理问题。代理问题把现代公司视为委托人与受托人合同的连接点。当代理人做决定时是以其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为出发点,那么代理问题即随之产生,此时委托人必须监督代理人的行为。公司法学者曾指出,大股东(如国有控股公司)有足够的机会去收集信息并监督管理人,他们对公司管理者有着更多的耐心而非仅仅为了短期利益给他们施加压力。因而,由国有控股公司作为委托人将国有资产对下属企业进行投资,能够更好地起到监督代理人、降低代理成本、提高国有资本运作效率的作用。
作为股东,政府通过国有控股公司,希望所投资的公司能够给予可接受范围内的回报并持续鞭策其不断创造新价值——这与其他股东的要求并无差别。新加坡政府刻意避免参与国有控股公司及其所投资国有企业的各项商业决策。这种自律、无为而治的精神,确保了国有控股公司及其所投资企业能够充分依据商业规则运作并不断发展壮大,而不受任何行政性干预,或受与商业无关的政府指令的干扰。这种控股方式令新加坡的国有企业在与其他世界各地同类型企业相比时,能够脱颖而出。
渐进转型同样适用于国企改革
不可否认,新加坡所采取的“政府——国有控股公司——政联公司”的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体制对其经济的快速发展发挥了关键作用。尽管中新两国的国情不同,但二者间的共性也不容忽视:一是虽然新加坡信奉经济自由主义,但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和介人程度非常高,这一点与我国类似;二是新加坡有70%以上的居民为华人,保留了华人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模式。这些共性使我们相信,尽管我们不能对新加坡的经验采取简单的“拿来主义”,但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其借鉴意义或许更强。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依托既有的制度路径实现渐进式转型。世界各国实行私有化的目的,通常是为了通过出售国有企业筹集资金；制止因补贴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而造成的国库资金流失,使国有企业摆脱政治干预和公务员的僵化体制,让企业发挥商业实体的功能；引进竞争机制,实现最佳资源配置。然而,这些私有化政策实施后,政府不仅失去了对企业的所有权而且也基本上失去了管理权,政府对经济的影响力骤然下降。对于以国有企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而言,这种激进的改革未必适合。新加坡在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时,坚持的则是对国有企业的前瞻性改革,看似承袭新自由主义思潮,其实并非盲目地全盘接受,也并非仅仅被动地应对外在环境变化,反而是依赖既有的制度路径,预先掌握未来国内外可能的发展趋势,先一步渐进转型,让淡马锡等国有控股公司走出以政联企业为主体的独特发展道路。这种转型既能提高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益,又能保障国家对经济的主导力。
可以说,新加坡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对我国具有良好的示范效应,使得我们在积极促进国有企业市场化经营的同时,不会担心国有经济失去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
第二,以国有控股公司为平台,隔离政府的管理者职能与股东职能。国有企业经营中政府管理者职能与股东职能的融合,极易导致政府公权力的滥用。一方面政府会利用公权力为国有企业谋求不正当的竞争优势,对民营企业产生“挤出效应”；另一方面也会利用公权力的“权威”随意侵害国有企业的自主经营,造成政企不分。对此,以国有控股公司为平台,区分或隔离政府的管理者身份与股东身份极为必要。就我国而言,今后的国企改革应当坚持“政府——国有控股公司(即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国有企业”的三级经营模式。在该模式中,可以借鉴新加坡的做法,由国有控股公司代表政府履行在国有企业的出资人职能,对国有资产以及国有企业的监督职能则由国务院及各地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
第三,充分尊重国有控股公司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上述的三级经营模式能否真正发挥作用,国有控股公司能否真正产生隔离效果,而不是变为一个“二政府”,关键就在于国有控股公司的独立性及自主性能否得以保障。通过新加坡的经验可知,新加坡政府明确将自己定位为一个“无为而治”的投资者,不介入国有控股公司的具体经营事务。同时,国有控股公司则将自己明确为一个独立的商业主体,并代表政府积极行使对政联企业的股东权利,保障了政府股东的利益。
为保障自身的独立性,新加坡国有控股公司及时摒弃了内部治理结构的行政化,建立了独立、高效和专业的董事会及相应的日常管理机构,并采取了董事会中心主义的治理模式,确保了国有控股公司的独立运作。此外为推进国际化战略的实施,以淡马锡为代表的国有控股公司还专门设立了几乎全部由域外成功商业人士组成的国际化小组,以表明其与政府的分离,这对于淡马锡“走出去”战略的实施至关重要。这些经验对于我国今后的制度改革极富借鉴意义。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

J. 跨国企业在华撤资的原因有哪些方面

跨国公司撤资是指外国投资者(通常指外商或其他外国经济组织)撤出资本,全部或部分地终止在东道国或地区的生产经营活动.从东道国的角度看,跨国公司撤资就是外国企业从位于本国的独资企业或合营企业中撤回资本的行为或活动;

理性看待跨国公司从中国撤资

随着中国引进外资数额的增大以及越来越多的在华跨国公司进入营运期和成熟期，近年来，跨国公司在华的撤资事件时有发生：

——1998年，法国标致公司从广州汽车公司撤资；美国惠而普从北京雪花电冰箱厂撤资；
——1999年，中美合资南京艾欧史密斯热水器有限公司解体；
——2001年，中国最早的合资企业——中国迅达电梯有限公司解体；同年，壳牌集团决定放弃中国液化石油气项目；
——至2001年5月，韩国从中国撤走资本总额已达1125亿美元；
——2002年，美泰克公司从荣事达集团撤资；美国BVIDEBORAH半导体公司和美国JOSHUA半导体公司决定终止对首钢集团华夏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的投资；同年1月，新加坡独资企业北京美厨食品有限公司破产；
——2003年6月，伊莱克斯集团终止与南京伯乐公司的合作，所有冰箱生产转至长沙。

目前，中国经济学界对国际直接投资的研究多集中于跨国公司的投资进入，而对跨国公司的撤资现象则很少触及。本文将结合近年来在华跨国公司撤资的现象，深入剖析这一问题。

在华跨国公司撤资的
现状分析

有报道称，世界500强之一的施乐公司为度过财务危机，正计划出售部分资产。拥有四家合资企业、过去两年业务发展在施乐全球合资公司中名列第一、去年增幅高达50%的施乐(中国)有限公司，竟被排到了第一位。
事实上，统计数字呈现的结果可能更让人吃惊：根据日本大藏省发表的数据，1995年日本对中国投资曾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8.7%，居亚洲第一位，到达这个顶峰后，则连年出现锐减，1999年已经是第四年出现这一趋势，已降至亚洲第六和占总额的1.1%。再以美国为例，美国虽然对中国的直接投资绝对规模仍然相对较大，但其投资项目的资金规模则呈下降趋势。仅从1996—1997年的情况看，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的项目数量由1995年的3474项降至1996年的2517项和1997年的2188项，为199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长期以来，我们的外资管理工作一直强调“招商引资”的重要性，相关政策法规也多重于向“引资”方面发展，而对于与“引资”相伴而生的“撤资”问题则研究不够和涉及不多。综上所述，加强对跨国公司撤资方面问题的研究，充分认识撤资造成的负面影响及产生原因，将其危害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理应成为今后一段时期中国外资管理工作的重点内容之一。
跨国公司
撤资的动因

跨国公司是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经营的，它们必须根据形势不断进行调整，以求生存和发展并实现其经营目标。当子公司面临不利条件而经营不善时，如果撤出障碍较低，那么跨国公司就可能选择撤资，以提高整个公司的生产经营效益。这里，不利的经营形势和经营状态以及较低的撤出障碍构成了跨国公司的撤资条件，而提高公司的经营效益则成了撤资的动机。
如果说学术界对国际直接投资已有比较深入的研究，那么，对国际直接撤资的探讨现在还处于初级阶段。国际直接投资在一定的条件下才会发生。根据结构性市场缺陷学说，国际直接投资的基本条件是厂商拥有特定优势。在交易成本模型里，投资的根本动因是为了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则将国际生产的基本条件概括为厂商优势、内部化优势以及区位优势。如果这些条件发生了不利于跨国公司的变化，那么它就可能考虑撤资。

跨国公司撤资对东道国的
消极影响

1.对就业的影响。当母公司关闭它的海外子公司，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时，众多受雇于该公司的东道国劳动者将面临失业。若撤资达到一定规模，东道国的就业状况就会严重恶化，失业率迅速上升，对国家经济、政治将产生很大压力。另外，外资企业在东道国进行生产经营活动，会增加对东道国金融业、保险业、交通信息业等的产品、服务的需求，从而增加这些行业的就业机会，那么，撤资也会减少这些行业的就业机会。
2.对利用外资的影响。根据国际投资引力定律和国际投资的带动效应，如果外国投资者撤资的事件时有发生，而东道国政府又不采取有效措施改善这种状况，则很可能给已经、正在和潜在的投资者这样一个信息：该国的国际投资吸引力在减弱，投资环境不佳，不利于外国投资的生存和发展，这必然影响其他外国投资者到该国投资的信心，不但不利于该国进一步引进外资，而且也会促使已有的外资大量地回撤。
3.对技术转移的影响。对东道国而言，国际直接投资不仅为其带来了资本等有形资源，更重要的是为其带来了研究与开发、技术、组织管理技能等无形资源。如果发生撤资，则将直接影响这些无形资源在东道国国内的扩散，进而影响东道国的技术进步。
4.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促进了东道国新兴产业的发展，推动了东道国传统工业的技术改造，从而加快了东道国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而撤资的发生，将大大延缓这一进程，甚至使东道国产业结构的调整陷入困境。
5.对国际收支的影响。在多数情况下，国际直接撤资对东道国的国际收支平衡及以此为基点的其它经济目标是极为不利的。撤资首先意味着资本从东道国的流出，意味着东道国在资本项目下的外汇减少。其次，撤资对东道国的进出口贸易而言，会导致负出口或净出口效应——由外资企业带动的出口（含其本身的出口）大量减少，相应的进口替代减少，进口增加，从而给平衡经常项目增加了难度。

理性看待

跨国公司从中国撤资
跨国公司“兵退”中国，带给我们的思考是多方面的。在200年前，英国的商人就算过这样一笔账：如果每个中国人都买他一顶帽子，那他们即使把全英国的厂子都开足马力生产，也满足不了市场需求。这种算式200年来一成不变，许多外商正是揣着这种乐观的想法来中国投资的。但事实上，当前有许多现实问题令外国投资者感到了“头疼”。一是，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仍普遍较低，相应地，消费水平也不高。而且，就许多行业而言，如私人轿车，虽然是中国最有潜力的市场之一，但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尚需时日，短期内市场需求规模不会有想象中那么大。二是，低成本优势正在消失。跨国公司在中国的运作成本（包括生产成本、管理费用、销售和促销费用、税收等）并没有它们想象的那么低，中国地域辽阔，要针对中国顾客建立销售中心、信息系统、培训销售人员、运送产品、广告宣传等，需要巨额的资金。第三，是回报率问题。受以上两个因素的影响，许多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回报率都低于预期水平，也低于在其它亚洲国家的投资汇报。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显示，跨国公司在我国矿泉水、罐头蔬菜、啤酒、饼干、糖果和奶制品等六个行业中，只有饼干和糖果两个行业的投资回报率高于我国国内企业，而其它4个行业的投资回报率均为负数。这也正是为什么欧美跨国公司在增加对华投资的同时，采取的态度越来越谨慎的原因。
因此，对于跨国公司的撤资，既要冷静分析其深层原因，又要采取必要的手段和措施，确保我国引进外资目标的实现。首先，应进一步调整外资政策，保持外资流入、流出量的稳定性，使之成为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运转的较确定性的因素。同时，调整过度集中的外资来源国结构，避免资本流入量因为某国或某一地区的经济波动受到较大影响。其次，要进行必要的事前控制。由于东道国事后难以采取有效的措施和政策遏制已经蔓延的撤资行为，因此，加强对外资流动的事前控制就成为我们防止跨国公司撤资以及由此带来突发的负面影响的重要手段。第三，在管理方面要做好如下工作：一是为外商提供更完全、更真实的投资信息，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撤资；二是利用中国产业多层次并存的特点，采取明确的产业优惠政策，变外资撤退为外资在中国境内的产业转移；三是考虑到外资制度安排的国际竞争，中国在外资制度安排上要保持一定的国际区位比较优势，建立和巩固新的区位优势，引进外资，防止外资的撤退，让外资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经济建设。

http://www.ficmagazine.com/article.php?FicID=274&Colum=%E7%83%AD%E9%97%A8%E8%AF%9D%E9%A2%98

全球500强的大多数企业都在中国设立了合资、独自企业或是办事机构。但是并不是每一个跨国企业都能够在中国这个新兴的市场上找到市场机会的。一些跨国企业在心态上、策略上和执行上发生了很多错误，外资企业在中国亏损、倒闭、撤资的事件也屡屡发生。跨国企业在中国失利或失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市场营销的角度看，我认为总体上跨国公司全球化策略在中国市场营销中存在着以下四个方面的通病：

http://www.pcworld.com.cn/news/1/2005/0325/114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