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新加坡如何反腐倡廉
⑴ 我哥们在新加坡犯事即将受鞭刑，怎么走后门
不可能走后门！！新加坡不仅经济建设成效显着，而且廉政建设硕果累累。国际权威机构、总部位于柏林的“透明国际”每年都评选廉洁国家排行榜，新加坡长期保持亚洲最廉洁国家的地位，并多次被评为世界最廉洁的国家之一。作为一个人寡地小的城市国家，新加坡之所以能够获此殊荣，其最根本的原因，是其在多年的实践中已经成功摸索出了一套切实可行的反腐倡廉之道，归结起来就是坚定不移的反贪意志、完善的监督与预防机制、严厉的法制与惩罚措施以及充满人情味的高薪养廉政策。它们的有机结合，使新加坡成为当今世界一块难得的“净土”。
⑵ 外国对腐败惩罚的措施
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历史起点，改革开放进入关键时期。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既要认真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反腐倡廉工作的规律，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道路，又要按照十七大积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的要求，注重研究和借鉴国际反腐败有益的经验和做法。这既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新要求，也是落实中央颁布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的重要举措。 当前，腐败已成为全球性问题，而腐败发生较多较频的地域国家，往往是新旧体制并存交错，制度不完善，腐败的滋生、蔓延繁殖空间较大的国家。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这些年我们不断加大反腐力度，为什么仍然形势严峻？这就说明过去我们的一些做法肯定存在着自身的弊端。因此，学习吸收国外反腐成功经验十分必要，对比那些反腐比较成功国家的做法，在比较中借鉴吸纳，在比较中发现剔除。国外反腐成绩突出的国家，都经历过市场经济初期腐败频发高发期，相应地，他们在上层建筑领域的政治管理思想、政治治理制度上进行了长时间的反复摸索，并为此付出了高昂成本，形成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理念，如“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以权力制约权力”等；并建成了一套反腐败的预防、教育和惩罚的比较完善的制度机制。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和做法，必须符合中国国情，取其精华，为我所用。 一、注重教育预防的基础作用。 国外在反腐倡廉中，把教、防、惩三项措施互相结合，并特别注重教育预防,并且积累了一些成功经验。俄罗斯把提高全社会法律意识和法律从业人员专业水平作为《俄罗斯联邦国家反腐败计划》的重要措施，重点是完善教育培训机制，提高法学领域的教育质量；在实行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联邦国家教育机构内，在遵纪守法和精神道德教育中增加反腐败教育的内容；整体提高社会法制文化水平等。芬兰的年青人进入公务员系统，第一项最重要的教育就是从政的清廉，弄清腐败的界限，即接受礼品或请吃的上限。德国的法律细到官员15欧元以上的礼品必须上报都有明确规定。澳大利亚监察机关用20多种语言下发各种小册子与卡片，向群众宣传什么是受贿，如何举报，并公布举报电话，使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在腐败犯罪的预防体系构建上，颁布预防性反腐败政策；构建预防性反腐败机构；制定公共部门、检察机关、私营部门的反腐败措施；统一公职人员的行为守则等。在美国， 每名公务员进入政府部门时,由部门廉政官员进行至少1个小时的廉政规定培训,使其明确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以及为其提供反腐败的有关信息、咨询、联系方式,针对不同行业、单位和不同岗位、职位提供相应的反腐败措施以及廉政忠告。政府廉政办公室负责对各部门廉政官员的培训,并对各部门开展廉政教育进行指导。对民众广泛的进行道德价值标准和廉政文化的培养，北欧国家普遍认为“文化是制度之母”，十分重视廉政文化的培养，尤其是对国家雇员首先强调的是内在的人生信仰、道德操守，然后才是外在的法纪约束。芬兰最高检察院总检察长马蒂.库西马基认为，公民的自律是防止腐败的最有效手段，在这个连续五年被“透明国际”组织评为世界上最廉洁国家里，贪污受贿、侵吞社会财富等如同盗窃一般，被视为卑鄙肮脏的不义之举。丹麦这个基本上没有穷人的国家，“终身学习”不是口号，在这个国家里，身份平等、机会平等、社会安全又透明，每个丹麦人都能安心做自己想做的事。瑞典重视公民的诚信建设，社会诚信体系完备。在这些国家里，以廉为荣、贪污为耻的道德传统和社会氛围，对公民廉洁自律有极大的影响力。新加坡连续十三年成为透明国际组织的廉洁排行榜前十名的亚洲唯一经济体，在一党长期执政条件下，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成功地避免了由于集权和缺少监督而引发的权力滥用及腐败问题，其重要的一点是十分重视廉政文化建设，高层领导率先垂范，对党员和整个社会培养廉洁意识，对党员灌输危机感，避免了由于自我放松而导致腐败。培养儒家价值观，注重儒家所倡导的品德，主张以儒家思想治国和强调君子执政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特别重视维护自己的道德权威。 二、建立完善的反腐廉政制度。 坚持依靠“立法建制”反腐败，建立一套与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政治体制相适应的权力运行和监督制约法制体系，是许多国家反腐败的成功经验。党的十六大以来，随着《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等一系列法规和文件的陆续颁布，反腐法规制度超过1200件，已逐步构建起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的基本框架，但制度的完善和协调有许多地方值得借鉴国外的一些做法。一方面要加强立法。国际反腐败经验证明，除在体制机制上需要不断创新外，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加强反腐败立法，这种立法越完善、越规范，就越能有效预防、遏制和治理腐败。例如，许多发达国家已建立起完备的政治公开透明制度、新闻独立和新闻监督制度、官员责任追究和弹劾制度、规范政党筹款制度、政务官与事务官分离制度、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公共采购招投标制度、金融实名制度、议会、司法、审计、公众的监督制度等。而且法律法规制定非常详尽，尽量不留死角。美国自1883年以来就先后出台了《政府行为道德法》、《联邦贪污对策法》、《有组织勒索、贪污赂贿法》等数部法律，形成完备的廉政法律体系。美国反腐机构认为,阳光就是最好的防腐剂。为此,美国制定了许多法律来提高政府决策的透明度,最着名的就是出台《政府阳光法案》,要求行政机构的会议除特殊情况外,应公开进行。还出台了《信息自由法》,并通过《廉政改革法》,完善了财务公开制度,要求政务官员必须公开财产情况,包括自己及其配偶、子女的收入来源、金融投资、拥有股票、房子以及债权债务等情况。1974年美国国会就通过《联邦选举法》,对个人、政党等组织捐助联邦竞选款项及开支作了严格限制,禁止超过100美元的现金捐款,捐款额不能存入自己账户,使用情况必须公开,进一步净化了竞选资金。新加坡制定的《公务员行为与纪律条例》、澳大利亚出台的《公务人员行为准则》、墨西哥推出的《公务员职责法》、韩国制定的《公职人员道德法》、菲律宾制定的《公共官员与雇员品行和道德标准法》，等等，都对规范公职人员行为，遏制和治理官员和公务人员腐败，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一些国家还在实行财务审计监督、公职人员家庭财产申报、限制“金钱政治”、严格对公务员选任与管理等诸多方面进行专项立法，从而防止公职人员腐败、便于公民依法举报腐败罪行、确保执法机关依法查处腐败行为等，收效良好。我们借鉴这方面的立法经验，拿来有用的东西，并按照“于法周延、于事简便”的原则，努力使法律制度更加科学、管用，就能进一步推进我们的反腐败法制建设，使反腐倡廉工作走上法治化轨道。另一方面注意制度的相互配套支持。如新加坡公布《防止贪污法令》打击贪污腐败，又制定中央公积金制度，围绕公积金制度，又完善了国家公务员个人与家庭申报制度，再相应完善了股票帐户检查制度，金融实名制度，公务员行为日志制度等，具有良好的操作性。同时，重视制度规定的执行与落实，杜绝那种长期以来的人大于法、权大于规的现象，维护制度的尊严。 三、加大权力运行的监督作用。 西方发达国家监督公权行使的措施给予我们很好的启示。一是注重以权力监督权力。西方发达国家在加强权力监督的实践中，形成了公民、民间组织、利益集团和新闻舆论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公民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如西方国家的“普选制”，公民享有的举办、申诉等权力。民间组织如德国的“透明国际”，利益集团通过对公共权力的监督维护各自的特殊利益，使公共权力完成了对各方面利益的考虑而失去了滥用权力的机会。“议会监督”，议会对政府施政、财政、人事等事项进行监督审查，利用质询、调查、同意、纠正、不信任投票、弹劾、审判等形式将行政部门与国家高级公务员置于其严密监督之下。以宪法为依据的议会监察，是西方现代监察体制的核心，最具权威性与代表性。二是突出反腐机构独立性与制度的权威性。没有独立于被监督对象的地位，则没有真正监督权威，也没有公正的监督，这在国外已成为一条公理。一些国家往往通过立法赋予承担监督惩处职责的反腐机构极大的权力，并规定直接对议会或行政最高首长负责，使其具有法定权威与地位。如英国的罗伦委员会、澳大利亚的行政监察委员会、芬兰的政府内部审查官、新加波的反贪污调查局、法国的行政法院等都具有实际意义的独立，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专门反腐机构都直接对议会负责；新加坡、韩国等则直接对最高行政长官负责。它们可以独立地享有调查权、侦察权、询问权、帐户财产冻结权、警戒提醒权、官员评议建议权、传讯权等，有些还有逮捕权、检控权。而各国惩治腐败官员的司法机构则完全独立依法地行使侦察起诉、司法审判职权，只对法律负责，从而有效地排除了人为干扰，对腐败份子的惩处能做到毫不手软，确保了反腐败的实际成效。另外，在机构独立的基础上，反腐败机构还有较高的层次和较广的工作范围。如联邦调查局是专职调查危害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的机构,调查范围极其广泛,且不受地域限制,有权调查200多种犯罪案件,其中包括政府官员贪污、挪用公款、国际间贩毒、洗钱案以及其他影响较大的腐败案件。197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独立调查委员会法,设立了独立检察官制度。独立检察官是调查美国政府舞弊案的专设职位,具有独立调查并起诉政府官员的权力,只要不犯明显的重大过失,任何人无权罢免。这个制度实施以来,先后查实了水门事件、伊朗门事件以及克林顿与莱温斯基不正当关系案件等。三是真正启动对相关官员问责、弹劾、罢免程序。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行政问责制中,以美国最为典型,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运行机制和法律体系,行政问责制已成为通行的政府管理机制。在宪法中有明确对总统问责的具体规定，除此之外，许多联邦、州法令和地方条例也对政府与官员的责任作出了直接的规定，包括财产申报的规定、公职人员行为准则的规定，等等。四是为监督提供有效的物质保障。国外研究认为，公职人员个人收入的高低，与涉足或抵御腐败有一定的关联性。提高其工薪水平，使其保持体面的生活，对增大腐败成本、抑制腐败的动机，具有现实意义。新加坡政府让大多数普通公务员的工资保持社会中上水平，并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相应调整。将政府政务官员和行政服务公务员的工资与私人其余部门正式挂钩，使公务员的工资市场化，是他们的工资接近市场价格。高薪一方面使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得以将社会上绝大部分最优秀的人才纳入党和政府的体制中，更重要的是使党员有丰厚的物质基础，没有必要贪污以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许多发达国家以现货、期货等形式高薪养廉，并且薪金随着任职的年限、功绩而不断增加，即使退休后也有足够的生活保证，从而为反腐倡廉奠定起重要的物质基础。 反腐倡廉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和突出任务，“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应借鉴国外反腐败成功的经验和措施，建立行之有效的预防机制，不断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制度体系，理顺权力结构，建立独立的反腐组织系统，强化教育等方面作出新的努力，全面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⑶ 反腐败需要采取哪些措施
你好！
1.应当加快法律的完善，加大对腐败的惩罚力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处于快速的发展期，而与此相对应的是法制的不健全，从成本—效益的角度讲，就是官员腐败所获得的收益与之后受到惩罚的不对等，不需要承担太大的风险，缺少对法律的敬畏。因此加快法律的完善是有必要的，让法律有足够的威慑力，减少因腐败而产生的损失。
2.应当加快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完善，减少乃至避免权力寻租的出现
由于市场体系的不完善，市场主体—企业会出现通过向政府官员贿赂以实现自己的利益，不进行公平竞争，官员也会为了实现权力效益的最大化而与此类企业合作。因此，我们不仅要发展市场经济，也要通过成立证监会等机构加强对市场的监管，如中科创业的K先生吕梁与官员相互勾结，在股市上覆雨翻云，导致股市的混乱。最后，公安机关介入，才结束了这个闹剧。因此，可以看出市场体系的不完善是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应当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使腐败的途径得以减少。
3.加强官员自身的修养，提高他们的法律和道德素质
由于我国有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官员有着“官本位”思想，在古代，官员更是以“父母官”自居。因此，要减少腐败还要从改变官员的思想开始。例如，可以让官员参观红色教育基地，学习优秀官员的先进事迹，同时，在教育上，要更加广泛、深入宣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宗旨。如央视播出的反腐倡廉的公益广告，不仅让官员受到感染，也会让公众改变自己的思想，即官员与群众之间是相互信赖的关系。官员能做好本职工作，不会伸手要钱；群众也不会有不给钱，官员不给办事的想法。也许这样，我们的和谐社会的建设会更快，腐败这一问题也会变得更少。
4.加快完善监督机制，建立更为强力的反腐机构，并赋予它们更大的权力，减少其所受掣肘
在反腐的过程中总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如反腐官员在监察过程中会受到其他权力的干扰，导致工作不能正常进行。在我国，地方司法机关除了要对上级机关负责以外，还要被地方政府限制，因为地方司法机关的财政来源得自地方财政的支持。这就让司法机关进行工作时会受到除法律以外的阻碍，同时，纪委虽然可以对官员进行调查，但往往会使调查行动暴露，使犯罪分子逃之夭夭。所以，为避免因权力不够而导致监督机构无法很好的履行职责，就要加强它们的权力，同时还要改变传统的办案方式，加强各机构间的合作。如香港的廉政公署和新加坡的反贪污调查局（CPIB），这两个机构的成立使香港和新加坡的腐败现象大为减少，使两地得到安宁。这两个机构都有极大的权力，大到政府首脑，小到普通的政府工作人员，它们都有权力对其进行调查。同时，它们还具有“秘密调查权”，对官员的调查不需要经过其他机构或个人之手，这样就避免了官官相护的现象，使腐败不能被隐藏。香港便是在反腐败多次失败后，于1974年通过《廉政公署条例》，成立了廉政公署。成立之前，香港有大多数的警察腐败，影响了香港经济的健康发展。而这之后，新机构的成立不仅纠出了一大批腐败分子，还形成了一个长期有效的机制，使香港社会得到稳定。
5.反腐败的成功还需要领导者的政治决心
领导者掌握着国家和社会的大部分资源，有着足够的能力去解决一些社会顽疾，而解决腐败，同样也需要领导者的关注和决心。新加坡的腐败历史可以追溯到英国殖民早期，而其反腐败历史也是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然而一直没有太大成效，直到1959年自治及人民行动党执政，才得以改变，这之中最为重要的因素则在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坚强决心。他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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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反腐，完善法律，快速的实现了法治，并且成立CPIB。保护调查局的独立性，不受任何人干涉，对于举报的市民也有保密条例，并且犯罪嫌疑人也有进行告知自己所知的义务。同时，为了防止公务员包庇或是参与腐败，公务员也有进行检举的义务，否则知情不报也是犯罪行为。正是在李光耀的领导下，新加坡一扫腐败的乌云，维持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使新加坡成为和香港一样的“亚洲四小龙”。
6.建立财产公示制度和高薪养廉制度
为防止官员腐败，就有必要提高透明度，不仅是政府工作的透明度，还必须是官员的个人财产也透明。公众了解了官员的财产状况，才可在平常的监督活动中判断了解官员是否腐败，形成有效的监督。从成本—效益角度，建立高薪养廉制度，可以增加官员腐败的后顾之忧。在建立此制度的新加坡，最高领导人即总理的薪水在2010年为230万美元，是世界薪水最高的领导人。同时，颁布了《行为与纪律》准则，加强对公务员的管理和选拔。这样，官员就必须考虑自己是否应该受贿，面对腐败的高风险，一旁是非常高的、足以使自身有非常高的生活水平的薪水。在这方面的选择是可以预料的，官员必定不会涉足腐败，而腐败现象也必然减少。
7.反腐败还应重视外部监督，应得到更多人民大众的支持
人民群众的支持是反腐败成功的重要的条件。如2012年下马的诸多高官中有陕西原安监局局长杨达才、广州市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番禺
⑷ 怎样惩治腐败以及反腐的重要性
对方在立论中谈到朱元璋的整治吏治，他从登基到“驾崩”，尽管“杀尽贪官”运动始终没有减弱，但贪官现象始终没有根除。他晚年只能发出“为何贪官如此之多，早晨杀了，晚上又生一拨”的哀叹。这样治标不治本的惩治永远没有结局，这不也正说明我方观点反腐倡廉重在预防吗？
T反：我方并不认为惩治能够解决所有的腐败问题，但在反腐形势依然严峻的今天，必须把惩治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同时辅以其他预防措施以达到反腐倡廉的目的。
正：今天的辩论赛场很干净啊，当一个人准备把垃圾扔在地上的时候，我们是提醒他不要扔垃圾有意义，还是等他扔了垃圾罚5元钱有意义啊？
Q反：我方多次强调,惩治具有双重功能，既可以让腐败分子付出代价，又可以警示他人。当前社会的腐败现象还比较严重，就好像是一棵树长了不少虫子，这个时候需不需要想办法把虫子除掉呢？
正：虫子当然要除掉，但是更重要的是吸取教训，给其他的树做好预防工作。我们与其等成片的树木生虫再花大力气治虫，还不如之前就花几元钱给树刷上石灰防虫，这才是最合理的做法。
C反：防虫并不等于杀虫啊，虫子没死，照样会祸害树木。遏制腐败现象，要讲时效、算成本。腐败现象多存在一天，群众的利益就多损失一天，对方辩友对此还视而不见吗？ “莫伸手，伸手必被捉”所产生的社会价值难道不比有限的金钱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吗？
正：依照对方辩友逻辑，为更多的社会价值，我们反而要倡导腐败了。况且清廉官员产生的社会价值不比惩治腐败来的更好吗？
P反：老百姓在崇敬清廉的同时，更多还是担心腐败的孳生呀！香港廉政公署有一种穷追不舍的反腐精神：“只要你贪污，就算死了也要把钱追回来。而且还要把钱生的钱也追回来”，惩处做到这样彻底，还有多少人敢腐败呢？
正：没有反腐倡廉的预防机制，反腐精神从何而来，实行反腐精神的人从何而来？
C反：对方辩友不要一篙子打死一船人喽。不贪心的人靠自律也能反腐，贪心的人即使整个世界放在他面前，他也不会满足。腐败分子停止腐败行为，到底是受到了廉政短信、廉政影片的启发，还是受到了严肃惩治、加强追究这把反腐利剑的威慑呢？广州市海珠区检察院对155名受贿人员的调查显示，89.5%的受贿人员认为廉政教育收效甚微。
正：河南省交通厅从曾锦成腐败被惩治，接着一任又腐败又被惩，第三任还腐败还被惩，按照对方观点，还不重预防可能还会有第4任第5任甚至第N任前腐后继，这样恶性循环，在惩治取得一个又一个成果的同时，我们党培养的干部却因为不重反腐倡廉预防工作而倒下了一个又一个，对方辩友不觉得这是一种悲哀吗？
P反：重在惩治并不代表不去预防。三任腐败的交通厅长都被绳之以法，正好说明了惩治的威力，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从曾锦成写血书“绝不收一分钱”，到张昆桐、石发亮发表廉政宣言，预防不可谓不到位，但他们却前腐后继，连连落马，请问对方辩友：预防对他们产生了多少作用呢？
正：只有人防，物防，技防都全方位发挥效能,形成严密的监督预防网,让有想法的人没机会腐败,这才能说是预防到位呀,对方辩友岂能说”发表廉政宣言”就是预防到位呢？要是重预防、预防工作到位了，对方辩友你们恐怕上台说“惩治”的机会都没有了！同时我们要看到现在不贪的人是大部分，对方辩友这样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措施能起到作用吗？
T反：原来对方辩友也承认发表廉政宣言没有多大效果啊。良医治病讲究对症下药,面对当前的腐败顽疾,我们也只有实施惩治这剂猛药。政治清明的新加坡正是严格按照《反贪污法》严厉惩罚，所以政府官员才不敢腐败啊
正：预防的手段和作用更多，不仅是在反腐方面遏制腐败的滋生，更在倡廉方面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周恩来一生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经常反省预防，便成就了一个举世敬仰的廉洁典范。
P反：周总理是我最敬佩的人。1959年底，工作人员趁他出差，对西花厅进行了装饰。总理回来后立即对此严肃批评，并撤掉了所有新添置的物品。如果没对此事进行及时惩处，能保证类似事情不再发生吗？孟德斯鸠说：有权力的人滥用权力一直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会停止。这个界限在哪里？在被预防还是被惩治？
正：那我们更应该在滥用权力之前用预防体系去约束他，教育他，做到真正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啊！对方辩友，我县是国家级文明县城，外地朋友都说石门环境好，我想这还是预防工作做得好的成效吧！
Q反：卫生创建的时候,一只蟑螂可值500呢!这难道不是惩治的作用吗?无惩治的威慑,预防又能有多大成效呢?再者，对卫生做的不好的单位在电视台进行曝光并责令整改，难道不是惩治吗?
正：对方辩友今天惩治的范围可真是广啊，曝光只是警告了小部分，却是预防了大多数，这不还是预防在起主要作用吗？我想问对方辩友是做好预防营造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社会环境得民心，还是惩治贪官让人看到腐败众多得民心啦？
C反：创卫活动中这些大多数是如何被预防住的呢？还不是害怕自己也被曝光嘛。这正是惩治具有预防功能的体现。严肃查处贪官既得党心民心，更得老百姓对反腐败的信心！
正：一个小区没有案发而另一个小区发了一件案子但是破了，哪一个小区让人民更有安全感更满意呢？
Q反：正是案子被侦破所造成的威慑力,想犯案的人才不敢去犯.积极破案和发了案却只一个劲地喊防贼，哪一种更让百姓有安全感呢？《士兵突击》中有个许三多，我们身边也有个三多：政策多，口号多，规定多。许三多办事雷厉风行，这个三多却是挂在嘴上说完就行。对方辩友怎样看待后者？
正：政策、口号、规定多绝不等同于全方位的预防，更不等同于预防到位，对方辩友所说的三多现象正说明预防工作还没真正发挥作用，按照胡主席的说法反腐倡廉建设还应“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另外对方辩友大谈特谈惩治腐败，可见对方辩友对腐败现象是深恶痛绝，那我倒想请问对方辩友，你是希望腐败发生后以满足你们的惩治之快，还是希望腐败现象根本就不发生呢？
C反：我们正是因为希望腐败不发生，所以才要发挥惩治的威慑力，让人不愿贪，更不敢贪。请对方辩友注意，胡总书记提出的三个更加注重的前面还有一句话，那就是坚决惩治腐败。没有哪个腐败分子是第一次就贪污成百上千万的，如果他们在一开始腐败的时候就受到了相应的惩治，他们会在腐败的路上走得越来越远吗？
正：对方辩友请看这幅漫画，你方为何非要等干部腐败了再去惩治，而不建立完善的反腐预防机制，隔断贪与人的联系，来保护我们的党员干部不受腐败之害呢？
Q反：靠预防能杜绝腐败发生吗？高尚的道德也只能减少冲动啊。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纪委书记曾锦春、副市长雷渊利等158名官员卷入腐败案，难道是这些腐败分子都没有受到过廉政教育吗？难道是他们的单位都没有制定过预防腐败的制度吗？
正：对方辩友他们难道不知道东窗事发的后果吗，但还是贪了。我们预防的大网破了点口，就能说这张网就不重要了吗？重要的是修补漏洞，更全面地预防啊。
T反：没有严肃惩治，预防的约束作用在哪里？ “事前轰轰烈烈，事后无声无息”的做秀，只会造成《工作规划》的落空，为腐败者所窃笑！当前各种反腐举措你方唱罢我登场，但这些举措又制止了多少腐败呢？
正：这些举措不正如春雨吗，是润物细无声啊！对方辩友如果你的儿女说：我希望有个廉洁的好爸爸，这对你心灵的震撼要比看到贪官的下场来的更重吧。你方为何一定要重惩治轻预防本末倒置呢？
P反：预防在前面，所以预防就最重要，照这种逻辑，散步的时候我走在您的前面，我就比您更重要了吗？通过查处大案要案，及时发现工作的漏洞，从而有针对性的加强制度建设，这不正发挥了惩处的治本功能吗？
正：制度建设正是一种预防措施啊。
T反：没有惩治，不知道问题的根源在哪里，何谈预防的针对性？据10月份召开的常德市预防和惩治集体腐败工作会议通报，2006年以来，我市共发生了50多起集体腐败的典型案件。集体腐败就像传销一样，如果没有通过惩治来斩断利益的锁链，这种恶性发展能停止下来吗？
正：当预防到位的时候，没有利益的锁链，还需要斩断吗？房间里是给窗户安上窗纱还是不停的打蚊子，哪样效果更好呢
Q反：密网难防漏网之鱼。如同惩治办法多种多样，杀蚊的方法并不仅只有单一的“打蚊子”。再者，蚊子直接被杀死了，没有纱窗的那些人也不会遭受蚊虫之害。
⑸ 哪些国家或政府在反腐倡廉方面做得比较好
新加坡、香港
香港经验
香港廉署是伴随着经济起飞与社会发展而建立和成长的，廉政公署英文名称的意思是“独立反贪公署”，“独立”乃是这一机构的精粹。在香港回归前，廉署的中文名称是“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廉政专员直属总督，专门从事公私企业机构的反贪任务，拥有极大的权力。
成立于1974年的香港政府独立反贪机构—廉政公署，以调查、教育和预防“三管齐下”的综合性策略，全面治理贪污问题。
香港廉政公署下设三个部门：执行处、防止贪污处和社区关系处。其中防止贪污处有55人，占总人数不到5%，其职责类似内地的预防处。他们负责审查政府机关、公共机构和私营机构的规章制度和运行过程，寻找可能导致贪污的隐患，及时提出防止贪污的意见。
而该处一直以来透过定期审查政府部门及公营机构的规章制度，以确保及时堵塞可能导致贪污的漏洞，并在制度或运作上增加透明度与问则性，令贪污分子缺乏萌芽生长的条件，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
防贪处成员中不少具有专业资格，如会计师、核算师、工程师、测量师和咨询科技专才等，也有曾任职于不同五政府部门经验丰富的行政或专业人员。因为他们对不同专业或政府各部门运作都有深入的了解，在进行防贪工作时，往往能够收到更佳效果。
防贪首要任务是“源头治理”，陈洁云表示，防贪处是担当“抓源头”的“大旗手”，全力协助部门机构完善内部制度和系统，预防任何导致贪污腐败的漏洞。
“以公营机构为例，廉署因各个部门的不同需要，“量体裁衣”地制定确切的防贪建议，概括来说可以归纳为三项大原则，分别是从简、问责及透明”。
诚然，推动防贪工作并不能单靠廉署的努力，为此，廉署的策略便是与部门、机构建立伙伴关系，以导致“双赢”的效果。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说：香港廉署成为独特的例子，引证了透过与公、私营界别在各方面建立伙伴关系，可更有效对付贪污。
新加坡经验
新加坡是举世公认的廉政之邦，人们耳熟能详的是“高薪养廉”，但在高薪背后，还悬着一把利剑——新加坡贪污调查局。
新加坡贪污调查局，简称CPIB。这个已有55年历史的机构在成立的最初几年作为不大，主要原因在于官方缺少一部有效力的反对和防止贪污的法令，而且官官相护。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59年新加坡实行自治以及人民行动党执政后才开始改变。
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提出：新加坡的生存以来于政府的廉洁，只有这样才能促使社会稳定，形成良好的外国投资环境、促进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很多专家都分析认为：特殊的地位、充分的权力、简化的办事流程、强有力的预防措施和有效的制衡机制，是CPIB所向无敌的法宝。
CPIB设有专司预防贪污的部门，负责审查和研究那些容易发生贪腐行为的部门，其管理和工作程序上存在哪漏洞，并提出相应的整治措施和建议。该局还参与国家官员的任命考察，以确保那些有不良记录的人不会被任命到重要的工作岗位上。CPB的官员经常与公务员谈话，向他们宣传腐败行为潜在的危险，并对他们提出如何避免卷入腐败案件的建议。
自成立以来CPIB处理了多起贪污受贿案件。新加坡环境发展部前政务部长曾接受了印尼商人赠送的7张机票，携带家人旅游，被发现后不仅被撤职，还被判刑4年。原国家发展与建设部部长郑章远算得上是新加坡的开国元勋，曾为“政府组屋”建设立下汗马功劳，CPIB发现他两次受贿50万元，但他拒不承认，最终在铁证面前畏罪自杀。
近年来，国内派出不少团组赴新加坡取经。上海市检察机关、南昌市纪委都曾组团赴新加坡交流廉政建设。
⑹ 反腐倡廉的社会调查记录
自国家产生以来，腐败一直与人类相始终，有人形象地称之为“政治之癌”。在全球化的今天，它的存在对各国政府的正常运作构成严重的伤害，动摇着统治者的执政基础。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一方面面临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另一方面又面临着腐败的威胁。因此，重视和加强党的廉政建设，是党认真对待和必须解决的一项重大课题。要在实践中找到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总结出一些成功的经验加以推广运用，就能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提供有效保障，从而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
一、我国目前腐败问题的主要表现
每年大量腐败案件的侦破，一方面从正面说明了我国反腐败的力度在逐年增加，政府反腐败的政策和决心在强化；从另一方面来看，却也毫无保留的把当前我国政府官员的腐败程度暴露在民众面前。我国目前腐败问题主要表现在于：易发多发性、官员腐败级别高、贪腐数额大和“群蛀”现象严重以及有法不依等。
（一）易发多发性
当下中国，“无官不贪”的判断固然太过分，但贪污腐败发生的比例和数量确实很大。有关资料显示，全国检察系统每年查处腐败犯罪案件约三四万件，最高人民检察院提供的数据显示，2003年1月至2006年8月，中国检察机关共查处贪污贿赂犯罪67505人，平均每月有近1600名官员因腐败走进监狱。
（二）官员腐败级别高
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一项统计显示，在2001年至2005年7月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案件152440件170087人中，查办厅局级干部820人，省部级干部29人。中纪委在近几年查处省部级高官腐败犯罪案件已达100多人，人们从媒体上就可以看到，近些年来，陈希同、胡长清、成克杰、田凤山、刘方仁、郑筱英、陈良宇、韩桂芝等一批高官先后落马。这些腐败官员在案发前，都是身居要职，甚至有的属于中央决策层人物，我国官员腐败级别之高，数量之众，是我国政府腐败的主要表现之一。
（三）贪腐数额大
在2001年至2005年7月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案件152440件170087人中，查办贪污贿赂大案78202件，占立案总数的51.3%，其中百万元以上案件5816件。另据中纪委公布的数据显示，从2005年8月到2006年6月，全国共查处商业贿赂案件13376件，平均每天查处40多件腐败案，涉案金额约38亿元。陈良宇案中被挪用的社保基金数额高达32亿元，湖南省郴州市住房管理中心主任李树彪贪污侵占住房基金仅用于豪赌的就达1亿多元。政府官员贪污腐败动辄百万元以上甚至以亿计数，贪腐数额之大，令人乍舌。
（四）“群蛀”现象
近几年，一把手堕落导致整个班子坍塌的案件较为普遍。2005年轰动一时的马德卖官案就堪称典型。一名市委书记，上边有保护他的省部级高官，平行连接着其他“互为参照”的地厅级官员，下边是有样学样的县处级官员。进入这个圈子的，大家彼此心照不宣，个案变成惯例，甚至成为潜规则。湖南省郴州市住房管理中心主任李树彪贪污侵占住房基金仅用于豪赌的就达1亿多元，此案先后带出包括原市委书记在内的158人。2008年刚刚尘埃落定的陈良宇案，涉及50多名政商界大小官员，至少10余名省部级高官相继倒下，其中包括上台仅7个月之久的原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群体腐败现象可见一斑。
（五）有法不依
有人说，预防腐败的关键在于制度建设，制度建设得好，则腐败少，制度建设的不好，则腐败多。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制度建设最关键的不是在制度本身，而在于对制度的执行。就我国目前而言，中央及地方各级针对反腐败的制度制定得并不少，而腐败现象却愈演愈烈。深挖原因，就是因为对制度和措施的执行不力，贯彻变味。就某个单位的规章制度来看，也是如此，往往是制度制定了一大堆，但大都是束之高阁，执行得少。且违反者大都是制度的制定者——领导本身。久而久之，制度形同虚设，也就失去了它应有的威严和效力。因此，加大对制度的执行力度应是反腐的有效措施之一。
二、我国当前腐败的根源
我国当前腐败的特殊根源，在于中国当前特殊的历史时期──经济发展进程加快的时期。比较研究发现，某些国家中的腐败现象比另外一些国家的腐败现象普遍，某个国家处于变革转型时期的腐败现象比该国在其他时期的腐败现象更为普遍，也就是说，腐败现象比较严重的是那些处于经济加速发展阶段的国家或地区。一些发展中国家在致力于经济建设的现代化过程中备受腐败现象的困扰。我国正处于经济加速期，也是受腐败现象困扰最严重的时期。究其成因，主要是经济、政治、历史文化与人们主观心理的矛盾冲突等几个方面：
（一）经济体制转型为腐败现象的蔓延提供了机会
国家经济加速发展的过程中，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紧密交织在一起，政府仍会对大量稀缺资源实行行政管制，从而掌握大量潜在租金的分配权，为贿赂行为的产生提供了可能，租金越多，寻租阶层就越庞大，腐败现象必然越严重。显然，寻租阶层的出现和膨胀是我国当前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主要原因。同时，经济体制的转型总是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速度。一些旧的、不合理的政策、法律法规以及低效的政府管理大量存在，它们影响或阻碍经济发展。损害经济实体的利益，迫使经济实体通过贿赂维护和实现经济利益。可见，创造合理、公认的经济秩序和规范，是防止贿赂行为产生的重要环节。
（二）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导致腐败滋生
总的来说，腐败的存在和蔓延与政治系统的调控机制紊乱和低效有着密切的联系。我国在加速经济发展过程中，腐败现象的蔓延，反映了我们国家政治系统调控机能与经济加速发展的不适应性，反映了政治系统不能有效地调节和处理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的各种社会矛盾。我国是从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发展过来的，缺乏民主、法治的政治传统，我国的民主制度建设还很不健全，致使公职阶层仍高居于公民之上，国家权力事实上成为脱离人民不受制约的力量；国家权力法治化水平较低，权力设置、运行都过于倾向部门利益，致使执法者认为法律是“治别人”的工具，从来没有过法律也是制约自己执法行为的意识。经济的加速发展促使新的财富和权力阶层出现，但有限的合法政治参与途径限制了他们利益表达的机会，于是贿赂成为它们政治参与的手段；监督体制是防止国家权力被滥用的重要保障，监督体制不健全，监督机关缺乏必要的权限和独立性，使腐败现象得不到及时遏制；同时，政治系统缺乏合理的利益机制，甚至不敢正视人们的正当利益追求，导致腐败的大面积蔓延。
（三）历史文化原因助长腐败泛滥
首先，传统的家族观念、对家族忠诚的思想由来已久。公职人员利用职权为家族谋取利益是那么普遍，以至于人们习以为常，并不认为这种现象多么丑恶。其次，传统社会，送礼是一种礼节，是维系家族关系或其他人际关系的一种纽带，不存在利益交易。发展至今日，送礼习俗成为贿赂的漂亮外观。最后，我国是脱胎于封建社会的发展中国家，缺乏法制传统，无论是公职人员还是非公职人员，其法制观念都十分淡薄，要实现“有法必依”还需要较长时间的努力。
（四）主观心理失当滋生腐败欲望
经济加速发展过程中，公职人员的薪酬却难以迅速增加，导致公职人员经济地位下降及社会地位的下降。这样，一部分公职人员必然产生失落感，内心的道德信念发生动摇，对政府的忠诚和对政务的责任感削弱，抗腐化的免疫力逐渐降低。同时，经济的加速发展促进了消费水平的迅速提高，公职人员的购买能力却是有限的，消费心理的挫折感一方面动摇着公职人员对政府的忠诚，另一方面也激起公职人员改变自己经济地位的强烈欲望。在通过合法途径难以迅速解决的情况下，利用职权敲诈勒索、收受贿赂，走违法犯罪的道路成为一种捷径。
三、国外反腐经验与启示
（一）美国政府反腐败经验与启示
美国国土广大，人口众多，行政层级多，和中国相似，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美国政府反腐败的经验对于中国来说，借鉴意义最大。
美国政府的腐败现象可以追溯到建国早期，这一时期腐败的特点是大多发生于地方政府中，而且数量较少。然而在美国内战前这段时期里，腐败开始侵人到国家机构中。进入19世纪晚期，美国政府的腐败现象出现了一个高峰，其特点是数量多而且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现象严重。由于没有采取有效的反腐措施，使腐败在进入20世纪之后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不仅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在几届政府中多次出现，而且还表现出新的特点，即利用公共机构谋取或扩大权力，这集中表现为违法募集竞选资金和滥用行政权力两个方面。20世纪以来，在腐败现象日益严重的情形之下，美国政府先后采取了一系列反腐措施，治理影响社会发展和稳定的腐败问题。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为有力打击腐败现象，美国国会先后通过了《联邦反贪污实践法》、《联邦选举法案》、《从政道德法》以及《涉外反行贿法案》等法规，使治理腐败做到有法可依。为加强与监督立法的实施，美国政府又先后建立了联邦选举委员会、独立检察官、监察长等专门、高效、公正、廉洁的反腐机构。腐败不是一个能够孤立解决的问题，为更好地治理腐败问题，美国政府在人事制度方面也做了相应的调整，如采取高薪养廉的政策，实行联邦高级官员的高度流动制度等。除此之外，美国政府还通过一系列措施来增加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使政府的决策程序置于公众监督之下，有效防止了腐败现象的发生。美国政府从立法、专门的反腐败机构到人事制度等几个方面采取反腐措施，强有力打击了各种腐败现象，使美国政府腐败的严重程度明显降低。实践证明，这些反腐措施确实起到了预防、监督、惩治腐败的作用，为美国社会、经济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一个相对良好的政治环境。
（二）新加坡政府反腐败经验与启示
新加坡被国际反腐组织“透明国际”评为2009年度廉洁国家排名中，仅次于新西兰和丹麦，排名第三。新加坡之所以拥有一个廉洁的政府，根本原因在于它对腐败一向采取严格立法、打击与预防并重、标本兼治、双管齐下的方针。为了保证公务员的廉洁，新加坡政府制定了一套完整、具体、实用的政府公务员体制，包括《公务员法》《公务员行为准则》《公务员纪律条例》《防止贪污法》《没收非法所得法》等。除这些法规外，政府还制定了《公务员指导手册》，应聘的公务员人手一册。
第一，严格的选拔、录用和品德考核制度
每一个公务员在正式被录用前都要经历几道极严程序的选拔，从而保证了公务员队伍的高素质高水平高工作效率。被录用后的公务员要接受政府的品德考核，考核方法有两种，一是个人品德记录。政府每年发给工作人员一本日记本，以记录个人品德，工作人员必须随身携带日记本，并将自己的活动随时记下来。政府工作人员必须在星期一上午上班时，将其日记本呈交主管官员检查、签名和发还。主管官员一旦发现其记录内容有问题，应及时主动将这项记录移送反贪污调查局进行审核查实。二是行为跟踪。反贪污调查局依法有权对所有公务员，尤其是新参加工作的公务员，进行行为跟踪，暗地调查他们的日常活动。反贪污调查局在进行行为跟踪时，注重证据的收集，可以采取秘密拍摄方式收集各种证据。发现某一公务员有违法行为，可写出调查报告交给被跟踪者的主管官员，以核实当事人日记是否属实，并做出相应处理。以上制度的建立，不仅保证了高素质的公务员能够源源不断地进入新加坡政府，而且对在职公务员的行为是否奉公守法发挥了有效的监督作用，使他们在任职期间很难利用职务之便贪赃枉法，腐化堕落。
第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享有法外特权
反贪污调查局对政府机构和公共服务部门进行监督和调查，对一切涉嫌官员，不论其名声多大，地位多高，一概严惩，决不姑息。地位越高，处罚越重，不允许有任何人享有法外特权。该局自设立以来，秉公执法，处理多起政府高级官员贪污受贿案件。原新加坡环境发展部政务部长(副部级)接受了印尼商人赠送的7张机票，携带家人旅游，被发现后不仅被撤职，还被判刑4年，1999年，新加坡法院判定前贸易发展局局长杨德胜犯了多项贪污罪，尽管杨曾对新加坡贸易发展有相当卓越的贡献，是新加坡五个超级公务员之一，但结果他仍被判处4年监禁，并且还得在半年时间内偿还过去5年来的贪污所得，这些事例足以说明，新加坡不仅纲纪严明，而且执法如山，对那些身居高位、功勋卓着的人，也决不网开一面，真正做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种“没有特权，没有侥幸”的执法行为，树立了法律的权威性和公正性。
第三，多种严格的防贪反贪规则
一是新加坡政府制定了严格的申报家产制度，每一个官员被聘用之前，必须申报本人和配偶的财产情况，包括动产、不动、贵重首饰、银行存款、股票、证券等，以后每年七月一日，每个政府职员都必须填写一份个人财务表格，写明自己的财务状况，各部门常任秘书对每一份申报表都要详细审阅，了解是否有不法行为。如果发现财产来源与本人收入不相称，本人的解释不能令人信服，这部分“多余”的财产就可被当作贪污的证据受到指控。
二是公务员不准收受礼品，只可接受没有商品价值的纪念品。如果有商品价值的礼品推辞不掉，收下后必须向常任秘书报告，并将所接受的礼品交给负责处理礼品的主管官员。主管官员定期拍卖这些礼品，接受礼品的人可以优先购买，拍卖所得上缴国库。如果因为退休而要接受下级所赠礼品，则必须申报礼品的价值、名称等，所受礼品价值不得超过50美元。此外，公务员不能接受宴请，如确有必要出席，需得到所在部门的批准。
三是政府官员不能依据手中权力来帮助任何人优先签订业务合同或阻止合同的签订，也不得在工作中以任何借口索要或变相索要“酬劳”。如果接受属下人员的款待活动，则必须报告款待的时间和地点，款待活动必须适度，不能超过款待者月工资的2%。
四是政府官员不许向下属人员借款，向亲友借款也不得超过本人3个月的工资总额，以免债务过多而产生贪污意图。另外还规定，政府官员借给别人钱时，不准附加利息或以自己的职务为名作交易。凡是陷入债务麻烦的官员必须受到纪律处分，甚至被开除。
五是政府官员不准购买与本单位有业务关系的公司股票，可买国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股票，但必须经过所在单位常任秘书批准。任何公务员直接、经他人或伙同他人为本人或任何其他人贪污性地索取或接受、同意接受任何报酬，去做或容忍做法律禁止的任何事情，应视为犯罪，可被判处一万元罚款或五年监禁，或既罚款又监禁。凡议员索取或接受任何报酬，作为对本人以议员资格采取任何行动的诱惑或酬金的，被视为犯罪。凡公共团体成员索取或接受任何报酬去做有违职责的任何事情的，亦被视为犯罪。上述人员可被处以一万元罚款或七年监禁，或既罚款又监禁。
第四，公积金制度
新加坡政府制定了完整的《中央公积金制度》，规定所有参加社会工作的人员包括政府公务员、企业职员、一般工人都必须参加公积金制度。主要内容是：职工每个月工资的20%扣交公积金，政府或企业也按该职工月薪的20%比例提供公积金，双方各交一半，(发生经济危机时比例适当调整)。这份公积金属于个人所有，但不得随意提取。按制度规定只能用于四项内容：购买政府组屋，医疗治病，为子女交学费，养老基金。养老金必须在退休后方可提取，政府和企业不再另发养老金，一个公务员工作时间越久，所得积蓄越多。据统计，高级公务员(司局级)到55岁退休时，公积金总额大约有80-90万新元，相当于人民币400-500万元。如果在职时廉洁奉公，没有贪污腐败和违法行为，退休后，全家生活富裕，安居乐业。新加坡法律规定，凡是有贪污、受贿等违法行为者，就要给予严厉惩罚包括开除、坐监、全部撤销个人所得公积金。例如，内务部安全局一位警长向一名拘留犯的母亲收取5000新元“咖啡钱”事发后，不仅退还了5000贿金，还被判处30个月的监禁，罚5000新元，十几万新元的公积金被全部没收。这一制度使得公务员权力腐败的代价或风险太大，以至于绝大多数公务员决不敢冒大风险为贪小便宜而毁掉自己整个后半生。
第五，高薪养廉制度
为了使政府高级官员和公务员抵御贪污受贿的诱惑，同时为了吸引住人才，不使公务员因待遇过低而流失，必须提高他们的薪俸。在李光耀总理的倡议下，新加坡政府和国会大幅度提高了公务员的工资。新加坡公务员工资水平在1973、1979、1982和1989年连续四次上调，1989年上调以后的公务员工资达到世界各国的最高数。新加坡政府内第四级公务员(从事体力劳动的打字员、司机、杂役人员等)与一般产业工人相比，1985年的工资收入月平均约10800新元，是产业工人月平均工资约600新元的16倍强。除此以外，政府还给他们以较优厚的福利待遇，如退休金、假期、有限度的医疗照顾、免费在职培训、贷款等等。正如李光耀总理在1985年3月22日向议会解释提高内阁部长工资水平的理由时所言，支付给政府领导人最高的工资，是建立廉洁政府的保证，若他们收入太低，他们就难以抵制诱惑而去贪污受贿。
总的来说，新加坡政府严格的选拔、录用和品德考核制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多种严格的防贪反贪规则，公积金制度和以棒养廉，定期培训等制度，对中国政府的廉政建设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三）香港政府反腐败经验与启示
国际反腐败组织“透明国际”2008年度和2009年度公布的国际清廉指数(CPI)排名中，香港均名列第16位，为亚洲第二。历史上的香港，腐败现象发生率极高，为了建设廉洁政府，香港付出巨大努力。
第一，设立强大的反腐机构。
20世纪60、70年代，腐败近乎无孔不入。1973年4月底，爆发总警司葛柏贪污潜逃案，涉案金额超过他工作20年全部薪水的6倍之多，激起市民义愤。刚刚上任的港督麦里浩，为平息民愤，决心彻底查处此案。1974年2月13日，香港立法局通过《香港特派廉政专员公署条例》(即《廉政公署条例》)，成立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简称廉政公署 (ICAC)或廉署。设执行处、防止贪污处、社区关系处三个专职部门和一个行政总部。廉署的成立，标志着香港反贪独立机构的诞生，也标志着香港廉政建设迈入了新阶段。
廉署成立后，立即对葛柏案深入调查。1975年1月，葛柏终于被法院裁定两项受贿罪名成立，判4年监禁。此后，廉署又对公务员全面整顿，仅在1974年2月至1977年10月间，以贪污罪被判入狱的警官达260名，而当时全港警察人数不过2万。反贪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大大增强了市民对政府的信心，也确立了廉署在反腐工作中无可替代的地位。
自成立之日起，廉署的使命就确立为：“致力维护香港公平正义，安定繁荣，务必与全体市民齐心协力，坚定不移，以执法、教育、预防三管齐下，肃贪倡廉。”其目标是：“以有效方式调查和检控贪污，积极推行防贪措施以杜绝贪污机会，教育市民认识贪污的祸害及争取他们对肃贪倡廉工作的支持。”三管齐下的科学设置，使廉署始终保持高效率运行，并将廉洁社会的理念植入民心。前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认为：“香港之所以能以廉洁的公务员队伍和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称誉海外，廉政公署实在居功至伟。”
第二，建立完善的法制体系。
完善的法律体系是反腐工作的保障。香港廉政建设成就斐然，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立法的完善。1897年12月加日香港政府制定《贿赂轻刑治罪条例》，首次将行贿与受贿作为同罪并罚，是个伟大创举。1948年颁布了《防止贪污条例》，并设立反贪污科专门负责肃贪。然而，在严重腐败的警务处管辖之下反贪，只是徒有虚名。甚至于“贿赂反贪污部门的代价比原来贿赂政府某雇员的代价还要高”，一位议员在其自传中描述到。针对反腐败法律依据的不足，又于1971年5月颁布《防止贿赂条例》，制订了更具体的规定。
1974年在筹备廉政公署时期，香港政府总结了以往反腐工作的得与失，得出结论：反腐机构必须保持独立，否则，就会“只打老鼠不打老虎”。因此专门颁布《廉政公署条例》，赋予廉署广泛权力。例如：在逮捕贪污嫌疑犯前，廉署官员有权不先行通知就展开搜查和取证；还有扣留嫌疑犯旅行证件的权力，可有效阻止携款逃匿行为。这些权力对于交通发达、人口流动量大的香港来说，尤为必要。在众多港产影视中，常能看到罪犯作案之后轻松“跑路”(出逃)，如同儿戏。在现实工作中，如不能在第一时间抓捕罪犯，损失就无以估量。
第三，广泛的市民教育与社会监督。
英国着名历史学教授阿克顿勋爵作过精辟的论断：“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任何权力都需要监督与制约，如果缺乏必要的制衡和分权，最终只能导致腐败。法律规定，廉政公署官员向行政长官负责并接受其监督；行政长官接受立法会监督和质询；立法会决定是否授予或撤消廉署权力。还特别设立了4个咨询委员会，即贪污问题委员会、审查贪污举报咨询委员会、防止贪污咨询委员会和社会关系咨询委员会，全面监督廉署的运行过程。
香港电视、广播、报刊、网络等传媒活跃，形成了强大的舆论权力，对监督政府和官员功不可没，被誉为促进社会良好运转的“推进器”。政府也通过媒体，广泛开展反贪污腐败的宣传和教育，为遏止腐败、树立廉洁风尚发挥巨大作用。
香港廉政建设有今日的成就，决非一时之功，而是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得来的。不仅得益于完善的廉政法律体系和制度设置，更重要的是将廉洁、公正的观念植根于群众心中。这正是香港成功的秘诀。
三是运用高新技术手段可以建立有效的舆论监督机制。舆论监督是社会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社会权力制衡和防治腐败的重要手段。舆论监督能将黑暗肮脏的交易曝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成为千夫所指的丑闻，能够迅速将人民群众的情感和呼声高度聚焦在腐败的国家公职人员及其案件_匕从而形成强大的社会压力，引起政府的高度关注，迫使纪检和司法机关秉公办事，依法惩处腐败行为，警示其它国家公职人员不要以身试法。信息技术在这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可以建立网络媒体对事件的快速反映机制，把信息触角进一步向社会、向基层、向群众延伸，进一步拓展舆论信息来源，形成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舆论信息网络，从而在防治腐败工作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孙志刚案促使延续了几十年的收容条例废止，韩桂芝案浮出水面都充分说明了信息技术在防治腐败领域的强大威力。
防止腐败建设廉政体系，不仅是实践问题，而且也是理论问题，理论不清，实践活动必然遭遇困惑和尴尬。开展反腐败斗争，最理想的莫过于将腐败现象一扫而光，但由于腐败是权力的派生物，只要有权力和腐败温床的存在，那么，不管如何竭尽全力严厉打击，腐败行为都不会全部消失。因此，建立科学的廉政体系只能极力遏制腐败行为的发生而无法根除。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腐败行为发生的时空具有变异性，因此，在现阶段，当我们找到了腐败问题的表现及发生的原因时，眼光和精力还不能完全停留此时此刻此地，还必须将相当的精力放到预测腐败发生的新时空上。这就要求我们要有新的视角、新的思路、新的方法，以及全社会的协同合作，进一步完善廉政建设的策略与方法。
⑺ 新威权主义的新威权主义
1、威权主义政体是一个时间概念。它存在的时间大致是从19世纪后半期以后，其中，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中期是两个高潮。
2、威权主义政体也是一个空间概念。它不但出现在欧洲，也出现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一般是指社会经济基础还不强大的国家走向发达的一种政治上的过渡形态，即通过强制性的政治整合维持秩序和稳定，以达到发展经济、促进社会进步的目的。 新威权主义具有如下特征：
1、新威权主义以经济繁荣而非武力或意识形态获得本国民众的支持和他国的尊重；
2、新威权主义提倡强有力的政府，以保证在全球化进程中自身的发言权；并保证政府在本国社会事务和经济中的主导权；
3、新威权主义认为主权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提倡对较稳定的专制国家进行直接干涉；
4、新威权主义的国家以政治核心集团替代个人专制和直接选举；
5、新威权主义以民族主义和文化传统提供软力量，这体现了全球化浪潮之下的民族国家的应激反应和全球化的新动向；
6、新威权主义提倡渐进式的人权与民主化进程，新威权主义认为过激、过快的人权与民主化进程会带来社会混乱，而混乱最终会带来对人权和民主的反动。 政党之间的竞争，也是人才的竞争。
俗话说，得人才者得天下！现在新加坡的执政党 人民行动党十分重视这一点。
人民行动党(The Peoples Action Party)是新加坡最大的政党，一向主张精英治国。2008年8月22日，《联合早报》刊登了对李显龙总理的专访，其中有一段话可以代表这种思想。他说： 政府的工作效率必须跟私人企业同样高；政府的思考能力、分析能力、办事能力也必须跟私人企业的专业人员一样强。如果私人律师比法官聪明的话，法治就发生问题了。如果企业家比我们经济管理人员来得聪明，创造经济发展的环境会发生问题。如果反对党比政府来得厉害的话，应该交换位置，否则不能维持这个制度。
人民行动党的党员分为两类，一类是普通党员，17岁以上的新加坡公民，没有犯罪记录和不良背景，都可申请加入人民行动党。这类党员每年交少量的党费，参与党组织的活动，对他们没有很高的要求。另一类党员是干部党员，这类党员要求有较高的文化和专业水准，有较强的事业心和奉献精神，有较高的政治参与能力，即是所谓的社会精英。只有是干部党员，才能被党组织推荐为议员候选人，或被安排到重要的岗位。人民行动党中干部党员的数量很少，只占党员总数的1%左右，但他们是党组织的核心。
2008年被李显龙总理任命为律政部长的尚穆根，是新加坡最有名的律师之一。据说为了让其入党，人民行动党对他跟踪了10多年。李光耀说过，在新加坡你如果发现哪位精英人士不是人民行动党的党员，那多半是因为其本人不愿入党，人民行动党一定早已经找他茶叙过了。 只要是社会上的精英人士，人民行动党都会千方百计吸收其入党，哪怕是持不同政见者。如果人民行动党看中某位精英人士，一般会先派人约其茶叙，通过喝茶聊天对其进行观察，待时机成熟时吸收其入党。李光耀说： 人民行动党长寿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不断地自我更新，把年轻有为、品格良好和有干劲的青年男女引进到党内。只要他们是维护新加坡利益者，不计他们的政治观点和哲学观点。
要保障真正的人才被录用。新加坡的一些官员，他们在进入政治之前，都是对政府持批评态度的。但是执政党很开放。政府需要的是具有建设性批评的人。只要批评得有理，执政党就会使用他们。执政党最不喜欢光会讲好话的庸人。你有能力，有业绩，有建设性意见，党都可以把你吸纳进来。如何保持政权的开放性，代表社会利益，这是执政党要解决的问题，否则执政党本身就会演变成既得利益。
在新加坡，政府的官僚系统公务员是内部选拔的，但其政治精英，很多是社会为执政党培养的。或者说，很多政治领袖都不是执政党自身培养的，而是从社会吸收进执政党的。在上世纪70年代，人民行动党吸收了后来成为总理的吴作栋和副总理的陈庆炎。在80年代和90年代，又吸收了现在的总理李显龙和副总理黄根成等精英人才。这些领袖人物在成为执政党领导人之前，都是社会各方面的精英人才。他们在哪个领域成功了，执政党才邀请他们入党，为国民服务。所以，在新加坡很少有“党龄”一说。今天不是党员，明天党需要你了，你就可以成为党员。这就解决了很多列宁主义政党党内论资排辈的问题。列宁主义政党的本质就是要吸收社会的精英，但在列宁主义政党成为组织之后，往往会演变成为既得利益集团。新加坡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解决方法就是维持政党的开放性，向社会开放。 1959年6月举行的就职仪式上，李光耀率领的内阁成员全部身穿白色衬衫和白色长裤，他们用白色象征纯洁和廉洁，表明要廉洁从政的决心。从此，只要出席重要的公众场合，官员们都会身穿白衬衫和白长裤，这成为新加坡政治中一道独特的风景。1986年11月，李光耀的老朋友、国家发展部部长郑章远被贪污调查局调查。李光耀密切关注案件的进展，当他听说郑章远想见他时，答复说要等调查结束后才可以。一星期后，郑章远服安眠药自杀。他给李光耀留了一封遗书，表示自己承担全部责任。
要采取行动对付一个认识多年的密友或部长是很困难的事。但是，如果不采取行动，任由他逍遥法外，那整个制度就会受到损害。 李光耀说。对待贪污犯罪者，不论犯罪者的职位多高，曾经的贡献多大，和自己关系多好，李光耀都态度明确，行动果断，查处坚决。这既是李光耀铁腕肃贪的结果。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新加坡很少再有政府高官涉嫌贪污犯罪。这既是李光耀铁腕肃贪的结果，也与新加坡建立的与私企挂钩的公务员薪酬制度有关。公务员的待遇提高了，可以凭薪水过上富裕的生活，而如果因贪污被查处，不仅身败名裂，数十万新元的公积金还会被没收，得不偿失。在这种情况下，谁还会傻得去贪污？通过多年努力，新加坡已经形成了公务员不想贪、不用贪、不能贪、不敢贪的反腐倡廉机制。
（四）一党占据主流（one party dominant）
新加坡并非一党制国家。除人民行动党外，新加坡还先后有过22个其他政党。但新加坡实际上实施的却是“一党执政体系”,新加坡虽然存在反对党和选举制度，但反对党在选举中获取执政权的概率为零这一事实，有学者称之为“半竞争性的政党制度”.行动党能够长期执政，确有利用行政权力控制和打压反对党的因素，不过，尽管反对党的存在是点缀性的，但行动党又不能不承认反对党存在的合法性及其价值。
在对党政关系的处理上，新加坡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弱化党政、强化行政，政治生活行政化，实行党政一体。李光耀也毫不讳言：“人民行动党就是政府，而政府就是新加坡。”新加坡学者陈庆珠则更明确地将新加坡称为“行政国家”(administrative state)。新加坡的体制有一个好处，就是将“选拔”和“选举”结合起来。人民行动党要保证，先要选拔出几个“好苹果”，再让老百姓投票来选举。选拔是中国传统的东西，而选举是西方的。新加坡能够把两者结合得很好。
应当指出的是，选拔不是指定，选拔就是党内民主、党内竞争。对新加坡的领袖人物，人民行动党的党内认同很重要。李光耀曾讲过，在吴作栋和陈庆炎之间，前者并不是他的首选。但党内支持吴作栋，最后是党内精英认同而不是个人认同起了作用。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里面人人自由；法律外面没有民主，法律上面没有权威。
在世界上，新加坡以法律严厉而着称行人如在人行横道两侧50米以内穿越马路将面对50新元的罚款。
乱扔垃圾，初犯者会处以1000新元的罚款。公共场所不得随地吐痰，初犯者会处以1000新元的罚款。使用洗手间后不冲水是违法的，初犯者会处以高达150新元的罚款。
fine在英语里既有“美好”的意思，又有罚款的意思。所以有人说新加坡的美好，其实是靠罚款 罚出来的。 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牢牢控制了选举委员会，这一委员会主要职责是制定选举规则。整个新加坡选区被划为集选区和单选区，集选区面积和人口是单选区的几倍，各政党选出五到六人作为候选人参加竞选，某一政党只要获简单多数就可在国会中获得相对的多数；单选区每个政党只能派一人参加竞选。
当选举临近时，一旦反对党在某个选区可能获胜时，选举委员会就会改变选区的划分，或将某选区分成几个小选区，或将某选区的一部分并入别的选区，这造成反对党几乎无法取得选区选战中的胜利，甚至是连在一个选区获胜也是及其困难的事，因此反对党根本不可能撼动行动党的执政地位。在上世纪60年代早期选举的时候，人民行动党差一点被反对党社会主义阵线挑下了马，据说两者只差关键的一票，这让李光耀惊出一身冷汗。后来政府就设法对选举办法进行了修改，推出集选区制度。本来一个选区选一名议员，现在把五六个选区绑在一起选，叫集选区，理由是要让少数族裔在议会里有自己的声音。因为如果按单一选区选举，每个选区选出来的可能都是华人。现在改为了集选区，每个党派推举出来的候选人中，都必须有至少一名少数族裔，这样才能确保少数族裔的参政。由于反对党的势力都很小，要他们一下子推出多名候选人参加集选区的选举十分困难，因此在集选区人民行动党往往是不战而胜。目前新加坡有14个集选区和9个单一选区。李光耀曾经说过： 要砥柱中流和赢得选举，政治议程必须掌握在我们手里。
在新加坡的选举中有一个怪现象，凡是人民行动党组织的政治集会，往往没多少人去，会场上比较冷清。但凡是反对党组织的政治集会，一般会有很多人参加，会场上很热闹。但在选举投票时，人们还是投人民行动党的票。这反映出人们的矛盾心理，一方面希望政治上有新的变化，但同时还是觉得人民行动党好，对人民行动党的执政有较深的认同。 新加坡国会由三种议员组成，即普通议员、非选区议员和官委议员。非选区议员是指通过委任选举中获得最多选票的反对党候选人的方式产生的议员。这是新加坡独创的议员产生方式。新加坡是人民行动党长期的一党主导体制，反对党几乎不可能凭选票优势进入国会，只有通过特殊措施才能保障反对党分配到国会议席。正是基于这个原因，1984年起重新开始实行这个制度。
官委议员是指由总统委任的议员。这一制度始于1990年，目的是为了充分表达国会之外的其他重要观点。根据宪法的规定，总统可以委任6名官委议员。官委议员候选人由国会的一个特别推举委员会提名。议长为推举委员会主席，另包括7名国会议员。
⑻ 如何开展反腐败
刚刚过去的中共十八大把反腐败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新领导层一上任也即刻把反腐败提高到其最高的议事日程上来。反腐败方面的新发展对中国政治意味深远，具有多方面的含义。首先，把反腐败提高到执政党那么高的议事日程，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的腐败本身也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实际上，刚刚过去的一年，中国政治充满了腐败的丑闻，从基层一直延伸到顶层。十八大结束没有几天，就有多名高官被暴露出腐败案件。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情况很少见。其次，腐败的深度和广度，已经深刻影响了执政党的形象和合法性。很多年来，高层一直在警告全党，腐败会“亡党亡国”。现在，各方面都已经感觉到了，如果腐败不能得到整治，那么“亡党亡国”越来越具有现实性。其三，新领导层展示了反腐败的巨大政治决心，在最低程度上减少腐败对执政党所能产生的致命影响，在最大程度上提高和巩固执政党的合法性。很简单，如果执政党继续腐败下去，哪有能力来实现民族复兴的使命。
不过，人们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反腐败才有效？反腐败早已经不是新鲜事。改革开放以来，每一届新领导层和新政府都是反复强调反腐败的，反腐败运动也从来就没有间断过。同时，中国也一直在向世界所有清廉的国家和社会学习，学习它们如何有效反腐败。到今天，能学的，已经学了；能做的，也已经做了。但为什么腐败还是继续变本加厉呢？这才是需要人们深刻思考的。
一句话，中国并没有根据中国体制本身的特点，来设计反腐败体制或者机制。那么中国体制的最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呢？如果说多党制国家的主要特征是外部多元主义，中国制度的最大特点就是内部多元主义。本栏曾经多次强调，中国内部多元主义所面临的挑战，就是内部多元主义过度。这种内部多元主义如何表现在反腐败方面的制度特征上呢？又如何对反腐败产生着负面的影响呢？
概括地说，表现在反腐败方面，内部多元主义主要表现为反腐败机构过多，内部权力过于分散，不够集中。不仅党、政、人大、政协等等都设立了反腐败机构，主要组织和机构都有自己的反腐败机构。较之其他所有国家，中国的反腐败机构是最多的。
太多反腐败机构相互掣肘
内部多元主义产生了诸多弊端。首先，内部反腐败机构过多的逻辑结果，就是反腐败责任极其不明确。这就导致了中国传统中典型的“和尚与水”的关系，即“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机构众多，又不互相协调或者协调得不好，导致了太多的权力内耗，各个机构之间矛盾重重。这种现象并不难理解，不同机构具有不同的利益。尽管各个机构名义上都是为了反腐败的，但实际运作的结果就是权力的争斗，反腐败反而演变成每一机构的“副业”。这是所有官僚机构运作的逻辑。因此，只有把众多的机构整合起来之后，它们的利益才能一致起来。
其次，机构众多会给腐败提供很多机会。为什么？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机构众多，反腐败不力；第二是，反腐败责任不明确，使得腐败有机可乘。其三，反腐败机构众多也导致了这些机构本身的腐败。因为所有这些反腐败的机构从属于不同的上级机构，因此，其它的机构有多腐败，反腐败的机构也必然有多腐败，甚至更腐败。反腐败机构往往掌握着有关腐败的信息，这些部门的领导人更有技术和手段不仅来进行腐败，而且能够逃避反腐败。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公检法系统，是最腐败的一个系统的主要原因。
过去很多年里，中国各个反腐败机构派大量的干部官员到香港和新加坡去考察，学习这两个政府的反腐败经验。也应当说他们学到了不少经验，但一旦放到中国的制度环境里，这些在新加坡和香港非常有效的举措便不再有效。所有到这两个社会考察的官员都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香港的廉政公署和新加坡的反贪局都很小。一个小小的反腐败机构就造就了一个清廉的政府。在这两个社会，除了人们一般所说的高薪养廉、政府透明等因素外，就反腐败制度本身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权力高度集中，责任高度明确。反腐败机构又直属最高领导层。一旦发现腐败，应当承担责任者就非常明确。也因为责任明确，反腐败机构在预防腐败方面更是尽职。当然，另一个特点是，无论在新加坡还是香港，社会力量参与反腐败也非常得力。
很显然，当内部多元主义导致着诸多负面效应的同时，外部多元主义缺失更进一步使得腐败不可收拾。外部多元主义并不是说，中国要像其他国家那样，设立反对力量或者反对党。反对党并非反腐败的有效机制。很多人相信，只有多党制才能反腐败。但从经验看，这种观点显然过于简单。世界上那些实现多党制的社会，也同样非常腐败，甚至更为腐败。从外部制约来看，社会的参与要比反对党的参与更为有效。反对党的参与就是要夺取政权，夺取政权之后也往往同样腐败。而社会的参与较少政治性，更多的是为了一个清廉政府，因此更能有效地反腐败。不过，在中国，社会并没有有效的参与反腐败管道。一些制度例如举报制度一直存在着，但往往是名不符实，在很多方面也会产生很多负面效果。应当指出的是，在互联网产生之后，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很快的变化。不过，社会对反腐败的参与总体上看，仍然是需要通过非正式的管道。
那么，通过怎样的制度改革才能实现有效的反腐败呢？
一句话，要大力减少内部多元主义，强化反腐败机构的权力。这方面，可以参照近年来大部制建设的经验，设立一个反腐败大部制，整合目前各个反腐败机构。当然，在这个机构内部可以设立不同的反腐败部门。同时，这个结构应当直属最高领导机构。
面对大面积的腐败，如何入手？在反腐败的手段和政策层面，人们需要一些新思维。除非发动毛泽东时代那样的大面积的群众运动，全面反腐败不仅不可能，也很难有成效，更有可能产生巨大的反弹。毛泽东时代已经过去，那个时代所特有的群众运动也过去了。面对新时代，人们应当换一种思维。首先，反腐败要依靠已经开始出现的“竞争性政治”。近代意义上的政治已经在中国开始，那就是干部官员之间的“竞争”。目前的这种竞争，因为明文规则的缺失，仍然很不规范，但最终逐渐会规范起来。各国政治经验表明，政治竞争本身就会通过各种方式暴露官员的腐败。实际上，今天中国很多腐败案件的发生（包括那些在互联网上曝光的案件）与其说是反腐败的结果，倒不如说是“政治竞争”的结果。对执政党领导层来说，所需要的是要利用“政治竞争”这个大趋势，而不是阻止这个大趋势。
要给清廉一个机会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要给清廉一个机会。中国的腐败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以致于清廉者没有生存的空间。很多腐败官员并不是一开始就腐败的，而是“屁股指挥脑袋”，到了一个腐败的环境，就不得不腐败。在党内，也并不是每一个官员都想腐败，也有一些官员不想腐败，但在全面腐败的环境里，“清廉”就成为一个人的巨大负资产。因此，应当考量的是如何给清廉一个机会？这是有可能的。例如可以通过人事录用机制，在任命官员的时候，可以问其是否愿意公开财产。如果不愿意者，那么不被任用。这至少可以避免“带病上岗”的局面，就是那些已经腐败的官员不再被继续任用。这部分人肯定很大量，不可能人人都被查。但即使不去查他（她），至少可以中断其生涯。而那些愿意公开财产的官员，则可以被继续任用。
从具体的制度设计来看，也有很大的空间来改进反腐败的制度能力。首先，反腐败机构内部可以设立一个道德委员会。腐败既可以是狭义上的经济腐败，也可以是其他方方面面的，例如性贿赂、包二奶等等。这方面可以经过道德委员会来处理。世界上很多国家都设立有针对官员操守的道德委员会。在中国，道德委员会可以强化党政官员的职业伦理。中国历来被视为是一个道德国度，对官员的道德压力不仅必要，而且也可以对官员产生巨大的道德压力。
其次，反腐败不能是“左手”反“右手”。在一党制下，反腐败不力往往是因为“左手”反“右手”之故。大量的腐败都发生在“一把手”群体，也就是党的主要领导和其相关的官员。“党的领导”原则表明党的主要领导的重要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反腐败？要通过制度设计。反腐败机构要错位设置，“下管一级”。和干部任命制度一样，对下一级官员的监督和检查要有上一级反腐败机构来做。也就是说，反腐败的权力不能由同一级官员来行使。同时，反腐败机构的工作人员的收入来源等等，都要和同一级政府割离，保证他们不受同一级政府的影响。
中国的腐败已经高度社会化，侵入社会的各个角落。从各国经验来看，在如此广度和深度的腐败环境中，只有通过培养清廉官员，从精英开始，然后逐渐扩展大社会的各个领域，最终才会有建设清廉政府和清廉社会的可能性。
在减少内部多元主义的同时要增加外部多元主义，即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反腐败。但外部力量反腐败也必须体现为制度行为。例如，社会审计制度很重要，很多方面可以让专业的审计组织，尤其是那些具有良好声誉的审计机构来参与反腐败。这样可以避免内部审计的弊端。这应当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即政府向社会收购服务。
再如，要有效利用媒体的力量，尤其是新媒体的力量。媒体至少能够为政治和行政的黑箱操作投入一些阳光。媒体不仅仅可以揭露腐败，更可以产生强大的社会压力。腐败能够大行其道，能够招摇过市，主要是因为没有阳光。如上所说，中国的媒体尤其是新媒体，已经开始在揭露腐败方面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但这方面需要提高其制度化的水平，而不能一直停留在偶然和自发的水平。如果没有有效的法制的支撑，社会自发反腐败所要承担的高成本和风险，会使得反腐败不可持续。
总之，反腐败是一项综合政治工程。要找到重大的突破口，制度设计最为重要。如果继续依赖于传统运动式的反腐败运动，继续依靠超越法治的政治手段，表面上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最终会导致更多的腐败。要遏制人性的腐败，一整套可以导致清廉行为的制度是根本。
希望能解决您的问题。
⑼ 世界上哪些国家最清廉有那些反腐败的办法
新西兰 世界着名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日前公布了2009年国际清廉指数。在180个国家和地区中，新西兰成为世界最清廉的国家，索马里则被评为最腐败的国家。 清廉指数从0到10，其中0代表腐败程度最为严重，10表示腐败程度最低，即最清廉。新西兰在清廉指数排行榜中名列第一，得到9.4分。丹麦紧随其后，得到9.3分。新加坡和瑞典都得到9.2分，瑞士9分。美国排名第19位，得到7.5分。英国因为爆发议员开支丑闻，排名下降到第17位，得到7.7分。 数据显示，过去两年内，阿富汗的腐败程度更加恶化，成为仅次于索马里的腐败国家。缅甸、苏丹、伊拉克的得分都在1.5分以下，位列腐败榜第三、四、五位。“透明国际”发现，得分低的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点：国家非常脆弱，社会动荡、战争肆虐，有的存在长期冲突。 一些国家的清廉指数得分下降，例如伊朗从2.3分降到1.8分。伊朗反对派认为今年六月份举行的总统选举被操控。政治骚乱也让乌克兰的得分从2.5下降到2.2。希腊得分从4.7下降到3.8，理由是其反腐力度不够，司法程序冗长，还有一系列的公司腐败丑闻。不过2009年国际清廉指数榜中，大多数国家得分都在5分以下。 当然也有一些国家的得分提高，如美国从7.3上升至7.5分，理由是美国政府对金融危机的快速应对起到了积极作用。波兰在建立反腐办公室后，分数从4.6提高到5.0。梅德韦杰夫提出反腐败立法后，俄罗斯的分数也从2.1增加到2.2。 “透明国际”主席拉贝勒说，阻止腐败要求各国国会加强监控，需要司法部门、独立有效的审查和反腐机构以及强大执法部门的配合，也需要增加公共预算、国家收入以及援助等项目的透明度。国际社会必须找到有效方式，帮助深受战争所累的国家发展，并维持他们自己的公共机构正常运行。 “透明国际”的排名是依据世界银行、环球透视、英国经济学人智库组织和世界经济论坛专家的评估，以及对居民和商业领袖进行调查后制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