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新加坡华侨捐了多少物资

㈠ 新加坡大屠杀的事件纪念

日军在新加坡的“大检证”
以下是黄添右老先生的叙述。“日本军队在占领新加坡后，在人们还没来得及清理遍地瓦砾的废墟、掩埋被日军炸死者的尸骸的情况下，1942年2月中旬至3月初，侵略军就将新加坡划分为四个“检证区”。我所在被“检”的区域叫做水检证中心，是由日本皇军警备团和宪兵队负责“检”的区域。日本兵到各家各户驱赶12～60岁之间的男性居民，每人限带五天的粮食到其指定的区域内集中。“检证”中心在海山街。周边六条街道被用带刺的铁丝网围起来，周围有坦克车和日本兵监视。”
“我的姐夫叶秋涛带着刚满15岁的我，怀着愤怒和恐惧的心情进入了“检证”区域。天气炎热，环境嘈杂，人山人海，个个都汗流浃背，洗澡和大小便都极困难。一清早，人们就等待被“检”，日本兵不许排队的人站着，只准他们蹲在地上，拥挤中不免秩序混乱，有人争先恐后时，日本兵就用棍子殴打，打得他们头破血流。我们属于瘦弱之辈，当然不敢贸然参与到拥挤的人群中。”
“当我进入“检”室之前，姐夫嘱咐我要镇定，万不得已时，就只好跟日本兵拼了。有了这种心理准备，我倒是镇定多了，当我们站在小桌前接受日本军审视时，毫不紧张，日本军在一张纸条上盖了印章，手一挥，我们就拿着纸条从另一个门走出去。那张盖着章子的纸条印着以下的字样：昭和十七年，“检”，大日本皇军司令官山下奉文中将。”
“人们拿着这张纸条走出门口时，门房除站着一名日本兵岗哨之外，还坐着另一个日本军头目，他手一挥将人们放行，指示走一条街道回家；或另一只手一挥，命令人们爬上停在街口的大货车。那些上了货车的，都是些身体壮实的人，他们被运送到新加坡樟宜或榜鹅的海边集体枪杀。人口不到百万的新加坡就这样被杀了5万人。”
“我住的那条街，有三个青年人被“检”上了货车，其中一个没死，偷跑了回来，长期藏匿，直到日本人投降后，才敢出来露面。那两个被杀的人，其中一个已婚，遗下了老母亲和新婚已怀孕的妻子，老母亲哭瞎了眼，含恨死去，妻子生了个遗腹子，母子俩过着凄惨的日子。另一个被杀者，留下了未婚妻，终日以泪洗面。日本人又去印度尼西亚抓爪哇青年到新加坡做苦工，病了又将其赶出集中营，以致他们饿死街头巷尾。这就是日本侵略者的所谓“解放”和“德政”。”
以下是另一位幸存者自述
“那年我21岁，未婚，住在胶园(现福建义冢附近)，靠割胶为生。3月26日当天清晨6点多，大队日军闯入小镇，着令全镇二三百成年男人全部集中到学校对面的篮球场，站着等候“检证”(甄别)。被令集中者，还包括兴华学校校长殷春初，教务主任朱绩夫和老师黄火生。鬼子命令男子脱掉上衣和短裤，只穿内裤一排排的蹲在球场上。从早上晒太阳到下午四五点。鬼子包围着球场，有的持枪监视，有的配长剑来回踱步。五六个兵负责检查男人的身体。据说，鬼子是检查男子身体有没有刺青图纹，特别是在手部拇指与食指间虎口处。鬼子认为，有刺青者，就是私会党，而私会党是抗日的。”
“当鬼子来到他身边正检查其隔壁的男人时，突然就把那男子带走。他心跳得很，心想这次没命了。他说，检查到他时，他手拿着的衣服，刚好衣角遮到之前曾擦烂过的，已不明显的黑色五花点刺青。鬼子没注意到而走到隔壁去。我逃过了鬼门关，但并没有被释放，而是又被拉进学校。过后，又一个一个排队出来问话。我不敢先出，待到最后剩下二三十人时才出。很幸运的，我顺利过关。到晚上才终于被释放回家。我马上走入山芭逃难。”
“肃清结果，共有15人被扣押，包括三名师长。他们被关在学校。第二天校长就押去太平宪兵部折磨。剩下14人在第三天凌晨，被押出村子，到不远的沙叻北火车站附近三和矿场与和合兴矿场旁(现今高压电塔边)，日本兵用刺刀疯狂刺杀14人。凄惨号叫声响彻云霄，连村子也听到。”
“怎料到在刺杀过程中，竟有一人可能绑不紧，挣脱绳索突然拔腿飞跑，冲到矿湖边纵身一跳，在黑夜的掩护下逃出生天。他就是40岁左右会游泳的教务主任朱绩夫。”
“13具尸体第二天就由印度人就地埋葬。直到大战结束后，亲人们才到乱葬岗捡拾尸骨。由于无法区分，就全部合葬在现今墓址。而被折磨至死的校长，尸骨不知何去向，村民也将其名刻在碑上。他亲戚王卡也是殉难者之一。”“我全家搬到马来甘榜住了三年多，到和平后才搬回沙叻北来。” 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
在新加坡市区的美芝路（Beach Road）有一座规模不大但意义重大的公园——战争纪念公园。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就坐落在这座公园里。顾名思义，纪念碑是为了纪念在1942－1945年，日本占领新加坡的三年零六个月苦难的日子里，被迫害致死的新加坡各族人民，其中大多是华侨。
建立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的构想始于1962年。在这一年，在新加坡多个地方相继发现日本占领时期被屠杀者的遗骸。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不忍让这些骸骨散弃在荒郊野岭，于是在2月28日成立了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遗骸善后委员会，负责探查、发掘和安葬等工作。纪念碑于1967年2月15日，在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先生主持下宣布落成揭幕。
李光耀在致词说，这座纪念碑标志着一种经验和教训，它时刻提醒人们，当他们对未来的事物与发展毫无准备之时，什么可怕的祸患都可能降临。“只有我们痛定思痛，认真吸取历史的教训，明智而勇敢的巩固我们的未来，我们许多死难的同胞才不至于白白地牺牲”。此后，每一年的这一天，人们都会在这里举行悼念活动。
远处就能够看到纪念碑那高达70米的碑身高耸入云。四支锥形的白色石柱，组成一座巨大的锥形石塔，插入蓝天，象征新加坡的华裔、马来人、印度裔和欧亚裔所共同担负的苦难和精神。纪念碑四周环绕着碧水，方形基座的南北两面由石阶分成四个面，分别由四种文字写着“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1942－1945”。沿石阶而行，穿过水池，来到纪念碑的中心。在四支石柱上，各自有一面铭文，记录着纪念碑建立的始末。而在整个建筑的中央，有一尊半人高的方形石台，四面都有不同文字的铭文，中文部分这样写道：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八日，日军占领新嘉坡，我平民无辜被杀者，其数不可胜计。越二十余年始得收敛遗骨，重葬于此，并树丰碑永志悲痛。”
纪念碑下埋葬的，正是上世纪60年代初在新加坡市郊山谷内发现的被日军杀害的数千具尸骨，他们在此处得到了安息。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新马一带发起了众多抗日运动和赈灾活动。当中两名积极参与抗日的义士——梅启康、梁后宙（又名梁宙），前者不幸在肃清中丧命，后者组织乡民支援中国抗战，他一家35人被日军杀害，自己逃过一劫。今年是二战70周年，记者特地采访了梅启康与梁后宙的后人，一起来追忆这段已沉寂多时的往事，让后人看到前人的光辉，记住历史，珍惜现在的幸福。
访梅启康、梁后宙后人 追忆抗日义士事迹
岁月悠悠，转瞬70年过去了，多少人还记得在那烽火连天的年代，多少人为了正义、民族、国家和家园走上抗日道路？多少人惨死在日军的炮火或屠刀下？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新马形成的众多抗战救亡文艺运动中，最具号召力的是戏剧活动。各方言群都热烈响应，包括广东帮与商界代表梅启康，他粉墨登场，亲自参与戏剧演出，以实际行动筹款赈灾。在检证中，梅启康因不愿招供而遭处决。梅启康的生平事迹鲜少被人提起，直到最近其家人在本报刊登了一则追思启事后，才引起人们的注意。遭遇不幸的也包括梁后宙。梁后宙这位对开发林厝港贡献很大的先驱人物，一家35人被日军杀害，仅他和另外五名家人逃过一劫。若不是不久前新加坡历史博物馆接收梁后宙后人捐赠的一批颇有历史价值的遗物，相信这起惨绝人寰的事件，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烟消云散。
1942年3月6日，梅启康被朋友带去日军宪兵部。他当天回家时神情沮丧，隔日一早再到宪兵部报到，从此一去不返。新加坡沦陷后，日军便展开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以肃清抗日分子。当年位于史丹福路的英国人青年会总部被改为日本宪兵部，日本宪兵就在这里以酷刑对付抗日分子。据《新马华人抗日史料》的记载，梅启康是被检查及指名被逮捕的人之一。梅启康的长子梅保坚说，当时父亲抛下一句“不要害人”的话后，便匆匆忙忙上车离开。事后他从朋友口中得知，父亲是不愿招供而被折磨至死的。
不会唱不会演也要上台讲两句
1896年出生于广东台山的梅启康，9岁随父亲南来，抗战时期是昙花镜影慈善剧社的名誉会长及海天游艺会社员。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东南亚各地华人社区纷纷成立筹赈祖国难民的筹赈会，全情投入抗日活动中。本地华社也不落人后，几乎每一种娱乐形式都动用了，业余剧社的社员也纷纷参加抗日筹赈，包括先后于1913年和1920年成立的海天游艺会和昙花镜影慈善剧社，这两个社团多以演剧的方式进行抗日筹赈。
梅保坚（89岁）接受本报访问时说：“父亲曾说过中国难民很苦，他们因战争流离失所。父亲不会唱，也不会演，但也上台讲两句，为筹赈出一分力。”一次，海天游艺会演出粤剧《吕布与貂蝉》为中国难民筹款，梅启康还饰演董卓一角。现在，这张剧照就展示在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二战史料展厅里。梅启康也是星华筹赈会的广帮代表之一。本报曾报道，在一份《星华筹赈会主办救济英国战时妇孺游艺大会第一次会议议案录》中，清楚记录梅启康是出席会议的数十名来自各分区及各方言群代表之一。梅保坚说，其父是星华筹赈会的广帮总务。
热心公益和教育事业
抗日战争年间，梅保坚已是一名少年。在他的记忆中，父亲很少跟家人提起他在外的活动，但记得父亲跟吴铁城有联络，详情则不得而知。吴铁城是当年中国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部长，1939年曾奉命赴南洋各国联络和争取华侨捐款资助抗战。梅启康走时，留下妻小九人，在八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二的梅保坚才16岁。在梅保坚的心目中，父亲是个坚贞不屈的义士，为人慷慨仗义，除积极参与抗日活动，也非常热心公益和教育事业。
有关梅启康的资料零散且有限。较完整的资料只能在新加坡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的二战史料展厅和国家档案馆梅保坚的口述历史中找到，而且不多。至于梅启康的其他贡献记录，则几乎是零。多亏梅保坚，他虽年事已高，但说话条理分明，思路清晰。记者根据他的忆述，找到一些线索，终于从梅汝南堂的《本堂宗亲记录部》《广惠肇留医院八十周年特刊》《精武体育会50周年纪念特刊》《精武体育会七十周年纪念专辑》《百年树人》和《新加坡全国社团大观》刊物中翻查到一些相关资料，并拼凑起来，才对梅启康有了更明确的认识。
（摘自联合早报） ■ 克兰芝烈士纪念碑
■ 伊丽莎白公园烈士纪念碑
■ 陆军少将林谋盛之墓
■ 旧福特汽车工厂
■ 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
■ 樟宜监狱博物馆
■ 亚历山大医院

㈡ 汶川地震后各国捐款多少

各国政府为四川地震捐款明细，沙特捐助6000万美元

截至今日，各友国对四川地震灾区伸出援手。

沙特国王阿卜杜拉决定沙特向中方捐赠5000万美元现金和1000万美元物资，帮助中国抗震救灾。

美国政府向四川地震灾区捐款50万美元。

俄罗斯政府向灾区捐赠的首批救援物资昨天下午运抵成都。首批总值30多万美元的救援物资共约30吨，包括帐篷、被褥等，将直接运往灾区。俄罗斯政府近日还将派出3架专机，再向四川地震灾区运送100吨救援物资。

泰国前总理差瓦立昨天也特地来到中国驻泰国使馆，向使馆负责人转交他给中国政府的慰问电。此前泰国政府表示，准备向中国捐款50万美元，支援中国救助灾民。截止记者发稿时，中国驻泰使馆已经收到来自泰国各界人士的捐款总额1500万泰铢，约合375万元人民币。

波兰外交部表示将通过中国红十字会向灾区提供10万美元援助。

比利时政府向我地震灾区提供65万欧元资金援助。

日本政府将向地震灾区提供约5亿日元的紧急援助。

英国政府将向地震灾区提供100万英镑的援助物资。

韩国政府将向地震灾区提供约100万美元的紧急援助。

意大利政府将一所野战医院、一线抢救物资、灾民住宿帐篷等物资通过空运运往中国，还将根据中方需求，提供其他紧急救援物资。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代表处承诺向我受灾地区提供30万美元的紧急援助。

挪威政府决定向中国提供2000万挪威克朗（约合390万美元）捐助款。

德国政府已通过德国红十字会向中国地震灾区提供第一笔总数为50万欧元的救灾援助。

法国表示可向中方提供人员、设备和物资，尤其是专业救援人员。

乌克兰政府准备向中国派出由102人组成的战地移动医院.

㈢ 洋务派的赈灾

光绪三、四年的灾荒遍及各省，除了北五省持续干旱以外，苏北、皖北、川北、甘肃及奉天部分州县也持续干旱，江西、福建则大水成灾，同时浙江、湖南、湖北、广东、台湾等省也不同程度地遭受洪涝灾害。以清政府当时的财政状况，根本无力赈济“丁戊奇荒”这样持续几年、遍及各省的大灾荒。此时洋务派积极主持组织了赈灾，主持赈灾活动的洋务派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多方筹措赈银赈粮，积极救济灾民，为后世留下了不少有益的经验。洋务派等筹集的赈灾捐银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捐官所得。早在干隆年间，出于赈灾需要，在边远如甘肃等省区即有“捐监”的做法，不过当时都只是给予监生资格而已。道光年间，也曾奏定过捐输章程，捐者也仅止封衔而已。同治中期的闽捐和光绪二年的津捐，对所捐官衔仍有限制。在光绪“丁戊奇荒”中，为了赈济数千万嗷嗷待哺的饥民，清政府只好允许重开捐纳，而且由捐资格发展为捐实官，从知县、知州到知府、道员，均可用捐输银钱的方式买到。光绪三年七月，在曾国荃的奏请下，清政府发给他虚衔实职空白执照各二千张，他除了在山西就地开捐外，还派人到商贾富足之区如天津、上海、汉口、宁波各处及皖、湘、闽、粤、桂、川、浙、赣各省设捐输局，按捐输数量的多少，分别给捐者不同的官衔和官职。后来，河南帮办赈务大臣袁保恒等又奏请户部发给空白执照，捐官可至道、府、州、县四项实官，该省在苏、浙、皖、赣、粤等省有捐局。“丁戊奇荒”中，北方灾区用此法集捐赈银多达四五百万两以上，这种卖官鬻爵的做法，致使人心侥幸，名器之滥，无异于饮鸩止渴，正如李鸿章所说：“鬻爵数万，不过活人数千，言之痛心。”另一类是绅商义捐。南方各省绅士富商“素多急公赴义”，他们得知北方遭受特大灾荒之后，苦口苦心，多方劝集，“贫士捐膏火，妇女脱簪珥，百工减佣资”，很快集成巨款，并派代表亲自携带义捐赈银到灾区，发放到灾民手中。光绪三、四年，江苏廪生严作霖等人就曾到直隶、河南、山西各省发放赈银。五年，又携带赈晋余银五万多两赴直隶任丘等地办理工赈，兴修被洪水冲毁的河道。这些绅员“遍历灾村，抚问疾苦，处处认真”，在赈济灾民中起了很大作用。浙江绅士布政使衔江西补用道胡光墉在这次灾荒中，为陕西捐银5万两，为河南、山西各捐银1.5万两，为山东捐银2万两，制钱3100串，另有新棉衣3万件，“合计银钱米价棉衣及水陆运解脚价估计已在二十万内外”在整个灾荒过程中，洋务派官员多带头捐献，捐银从几百两到上万两，这种方法不仅效果好，而且为后世发动社会力量捐资济困，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第三类是华侨捐款。在洋务派的活动下，新加坡、小吕宋、暹罗、越南各端口华侨多向北方灾区捐款。李鸿章奏请派候选知府柯振捷、候选同知高廷楷等人到以上各地潮州籍华侨中劝捐，捐额高达“百数十万之多”，在各省开捐之前首先解济数十万，李鸿章称“收缴转运均极迅速”，“实为赈案中未有之盛举”。

㈣ 抗日战争期间，新加坡成立了由谁为主席的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

抗日战争期间，新加坡成立了由陈嘉庚为主席的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

南侨总会成立时，发表《南侨代表大会宣言》，无情揭露日本侵华的暴行，号召全南洋华侨坚抱抗战最后胜利的信念，各尽所能，各竭所有，力求实践其每月近400万元的常月捐; 勉励南洋华侨精诚团结，密切联系;

要求全体侨胞积极向祖国投资，增强祖国的经济实力。同时，宣言希望南洋华侨同所在地政府搞好关系，争取他们同情中国抗战。南侨总会的成立，标志着南洋华侨冲破传统的帮派地域观念，实现了建立在抗日救国基础上的大团结，从而使南洋华侨的抗日爱国救亡运动走上了新的道路。

总会成立大会后，南洋各地80多个筹赈会，1000多个分会在南侨总会的领导下，为祖国抗战筹赈捐款，派遣侨胞回国参战，组织华侨慰劳团，有力地支援了国内的抗战。

南侨总会主席为陈嘉庚，副主席为庄西言、李清泉。

(4)二战新加坡华侨捐了多少物资扩展阅读：

陈嘉庚的经历：

一、陈嘉庚1910年春，毫不犹豫的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唤醒侨胞，兴我中华。

二、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后，他组织南洋华侨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声援运动，同时发起全面抵制日货运动，在腐朽的封建专制和新型的民主革命之间，在民族尊严与帝国主义强权之间，他的态度和立场是鲜明积极而坚定的，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嘉庚立即投身于这场关系到民族存亡的斗争洪流。

三、1938年11月，他被推选为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带头捐款捐物，精心筹划组织，三年多的时间共筹款15亿元，还有大量药品、卡车的物资，同时在新加坡和重庆投资建立制药厂，有力地支援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

四、1939年他应国内之情在南洋各地招募了3200余名汽车司机和修理工，在新开辟的滇缅公路上抢运抗战急需的战略物资，为中国的全面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1940年前，陈嘉庚一直是个坚定的拥蒋派，西安事变后的1937年4月9日，他接受《南洋商报》采访时，不但强烈的批评张、杨的兵谏行为，而且对国共合作发表了一边倒的看法：国共没有任何联合的道理，唯有在中央军的指挥下才能长久。

他组织的南洋华侨的多次捐款，也全部汇交了国民政府，这是他对共产党人还缺乏了解，三年后他才对中国的抗战真相有了新的认识，思想上也有了质的飞跃。

六、1940年5月31日，陈嘉庚和慰劳考察团一行来到延安，受到延安军民各界热烈而隆重的欢迎，陈嘉庚一行人深入雅安的学校，机关，工厂，商店和医院，与群众广泛接触，并与华侨青年和集美厦大奔赴延安的校友交流座谈。

边区的官兵一致艰苦奋斗，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边区人民在物质条件极度匮乏的困难中，仍然积极而坚定的抗日和乐观向上朝气蓬勃的革命精神，使他们深受感动，与中共领导特别是毛主席的多次悔悟，使他极为震撼。

七、1932年年初英军不战，而向日军占领了新加坡，早就被认定为南洋抗日巨头的陈嘉庚遭到了日本宪兵队的疯狂搜捕，必欲杀之而后快。

幸得友人陈贵贱帮助陈家岗，未能来得及与家人告别，也未能带走一件行李，匆忙中乘一艘小火轮逃往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夜里不久也为日军占领，陈嘉庚在黄季丹等校友的帮助掩护下，更名改姓多次转移仍然深陷重围，时时有被捕杀的危险，历经了磨难。

为了防备，一旦落入敌人之手，则必定强迫他当傀儡做汉奸，因为他身上一直藏着一小包青化甲，随时准备殉国成仁。

㈤ 512地震各国捐款名单

汶川地震各个国家捐款情况具体如下：

沙特阿拉伯，捐赠5000万美元现金和1000万美元物资。
加拿大，捐赠3100万加元援助。
印度，捐赠500万美元救灾物资。
日本，提供约5亿日元紧急援助。
俄罗斯，提供四批救灾物资，价值400万美元。

挪威，提供2000万挪威克朗。
意大利，提供50万欧元和150万欧元的救灾物资。
土耳其，提供200万美元援助。
英国，提供100万英镑援助。
西班牙，提供100万欧元援助。

爱尔兰政，提供100万欧元援助。
马来西亚，提供150万美元援助。
以色列，提供150万美元的救援物资。
比利时，提供65万欧元紧急援助。
巴基斯坦，捐赠价值100万美元的救援物资。

韩国， 提供价值100万美元援救资金以及救援物资。
阿尔及利，提供100万美元紧急援助。
澳大利亚，提供100万澳大利亚元援助。
芬兰，提供50万欧元援助。
荷兰，提供50万欧元援助。
德国，提供50万欧元帮助中国救灾。

泰国，捐款50万美元。泰国公主诗琳通向灾区捐款10万人民币。泰国红十字会和普密蓬国王“猜帕塔那”发展基金会各向中国红十字会捐款10万美元。
法国，提供价值38万欧元的物资。
老挝，提供价值50万美元的木材援助。
美国，提供50万美元援助。

新西兰，提供50万新西兰元援助。
瑞士，提供40万瑞士法郎的援助。
丹麦，提供75万丹麦克朗和超过100万丹麦克朗的救灾物资。
克罗地亚，提供20万欧元援助。
希腊政， 提供20万欧元紧急援助。

新加坡，提供20万美元物资援助。
越南，提供20万美元现金援助。
巴西政府，提供20万美元物资援助。
斯洛文尼亚，提供10万欧元援助。
朝鲜政，提供10万美元紧急援助。

柬埔寨，捐款10万美元。
萨摩亚，提供10万美元援助。
波兰， 提供10万美元援助。
立陶宛，捐款20万立特。
卢森堡，提供5万欧元援助。

蒙古，提供5万美元紧急有效援助。
爱沙尼亚，捐款50万爱沙尼亚克朗。
捷克政府，提供70万捷克克朗物资援助
阿尔巴尼亚， 提供4万美元援助。
莫桑比克，捐款4万元人民币。

㈥ 他无偿向美捐献183件国宝，却向祖国索要巨款，这名华侨是谁

《与诸子登岘山》：“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历史的车轮从未停止过，纵然古代有很多令人向往的故事，但是我们却永远无法身临其境地去感受。此外，很多文物却在向我们无声地诉说着久远的历史。由于特殊的原因，很多国宝都流落在外国，如今我国的国力逐渐富强，已经有了更多富足的力量去寻找那些失落在外的宝贝。

“兴亡千古繁华梦，诗眼倦天涯。孔林乔木，吴宫蔓草，楚庙寒鸦。”悠悠历史长河，有太多太多的故事，也有太多的文物流传下来，现今很多文物都已经追回。当然，也有很多人曾经质疑过翁万戈，但是看到他的真正意图之后，就会发现这其中包含了许多无奈与心酸。也许赶上和平年代，翁万戈就会无偿将这些宝贝献给我们的祖国。

㈦ 海外侨胞给我们做了哪些贡献

抗战期间,海外侨胞以前所未有的规模组织起来开展了波澜壮阔的救亡运动。
仅据广东省侨务委员会1946年的统计，战时回国参加抗战的粤籍华侨就有4万多人
抗日战争时期，华侨为祖国毁家纾难，他们为祖国捐款、捐物的范围之广、规模之大、数量之巨，为华侨爱国运动史上绝无仅有。据统计，战时全世界有800多万华侨，其中有400多万人为祖国抗战捐过款，占当时全世界华侨总数的一半左右。
据统计，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到抗战胜利的14年中，华侨捐款总额为国币13亿多元。何应钦就在国民参政会上报告说，1939年全年战费，共开国币18亿元，而华侨义捐可当三分之一。
华侨捐款阶层极其广泛，有富商巨贾、工农大众、文化人士、甚至乞丐、舞女、妓女、囚犯等。
除捐款外，华侨还为祖国抗战捐献大量物品。所捐献的物资从飞机、坦克和各种车辆，到冬夏服装、毛毯、被褥、蚊帐，应有尽有。抗战的头三年，广大侨胞就捐献飞机217架、救护汽车1000多辆、坦克23辆。
华侨不仅在捐献方面作出巨大贡献，而且还通过抵制日货与“不合作运动”，几乎每一个有华侨聚居的地方都有专门抵制日货的组织，直接给日本以经济打击。
华侨还开展了不为侵略者服务、不供给侵略者物品的“不合作运动”。南洋日营工矿企业中的华工罢工停产；旅美华侨组织起来，抵制美国把废钢铁和战需品运往日本。所有这些行动，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支援了祖国抗战。
抗战时期，华侨创办报刊，宣传报导祖国抗战，是他们支援祖国抗战的重要方面。华侨宣传抗战的报刊杂志有70种以上，比较有影响的有巴黎的《救国时报》、纽约的《华侨日报》、旧金山的《世界日报》、新加坡的《南洋商报》和菲律宾《华侨商报》等。其共同的特色就是突出地报导了祖国的抗日动态，把“祖国消息”和“华侨救亡运动”辟为专栏。
为向全世界揭露日军暴行，宣传鼓动和争取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关心并支援中国抗战，世界各地的华侨做了大量的工作，即通过办报、办电台、演出救亡戏剧和抗日歌曲、演讲、散发宣传品等形式，向侨居地人民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报道中国抗日的真相，呼吁国际友人从道义上、物资上支持中国抗战，捍卫世界和平。他们还广泛争取侨居国各阶层人士和进步团体，促其主持正义，发挥社会影响，动员本国人民推动本国政府建立反日政治同盟，援助中国抗战。
在华侨们不懈地努力下，援华抗日的舆论响遍全球。许多国家的友好人士，先后建立了一些反日援华联合组织，并开展了“抵制日货运动”、不许出售或运输军事物资给日本的“不供给运动”、“一碗饭运动”、购赠“希望书行动”等等。国际友人的热情支持，为中国争取抗战胜利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同时，鼓舞了中国人民，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

“故国故乡，人之所恋。”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批华侨青年克服各种阻碍，回国参加建设，成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一批着名的专家学者冲破西方国家的重重封锁，回国效力，不少人成为新中国科技、国防、工业和教育等领域的奠基人和领导者。

许多侨胞回国投资或捐款捐物，支持新中国建设，海外侨胞汇给国内眷属的侨汇更成为中国经济恢复和建设中极其重要的外汇资金来源。据统计，仅从1950年初到1954年底，全国侨汇收入总数近7亿美元，约等同于同期中国出口外汇收入的一半。

㈧ 新加坡华人的社团

华人初到侨居地时杂居于牛车水一代。基于相同地缘，汉语方言及血缘的凝聚力和认同感，华人形成了五大帮群：福建帮，潮州帮，广东帮，客家帮，海南帮。在英国殖民时期，殖民政府基本上采用的是以华治华的手段，指定了一些华人的领袖来管理华社。所以，华社是属于一个半自治的状况。他们组织的方式是通过一些民间组织来互相照顾自己，例如处理同伴的丧事。
因此，这些组织很多时候是个宗教组织，后来再发展成宗庙，或者是从这些照顾善后的组织里面，再发展成同乡会馆和宗亲会馆，以便彼此之间互相照应。经过时代的演变，华人在经济和教育上都有了显着的成长，一些实力雄厚的华商开始发起了跨越帮群的社团组织。这些包括了成立俱乐部 (例如怡和轩），商会（例如新加坡中华总商会)。1906成立的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是华社的最高机构，自成立起就背负着为华人争取权益的责任。二战时期，新加坡华人曾透过商会来筹款捐赈物资，帮忙受难中的中国。
在20世纪60年代初，新加坡慢慢的争取到了自治。新加坡政府采取了许多使种族和谐的政策，让大家不分种族，不分宗教的一起生活。所以，当时新加坡政府并不太鼓励这些会馆。华人慢慢地由侨居转向了定居，在新加坡落地生根。随着国民意识与认同感的加深，会馆也慢慢地走向了衰退，而这些会馆的组织功能也逐渐被政府取代。
现今的会馆虽不如以前来的重要，但仍然扮演着传承中华文化的作用，尤其是让年轻的一代了解自己的文化根源及加深文化认同。 华源会（中国大陆）、九龙会（香港）、新加坡台北工商协会（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