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对新加坡现代化有什么影响

A. 儒学复兴有何当代意义

（） 儒家文化的现实价值
论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 当代中国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儒家文化的影响。在借鉴西方国家发展的积极经验的基础上，我们也不忘从本土文化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由此可见，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仍具有不可忽略的价值。以下我就其中几个方面发表我自己的看法。
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要了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构建具有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就必须对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及现代价值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和把握。儒家文化中的和谐意识、人本意识、忧患意识、道德意识和力行意识对中国社会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形成有深远的影响。 在春秋战国时代，孔子创立的儒学即被称之为“显学”。汉以后，儒学取得“国家意识”的合法身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儒学对中国社会之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形成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儒家文化构成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要了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要构建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就必须对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及其现代价值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和总体的把握。
儒家文化的创始人是孔子，而孔子最根本的思想就是“仁”。“仁”以立人之本为基础上升为立国之本，从个人修养的层面提升到治国理念，“仁”成为政权组织和建设者的主导思想，“仁政”也就成为政权和谐的楷模。而“仁政”在现代中国治国理念中便具体化为“以德治国”。 儒家的“德治”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善良，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地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孔子认为，“德”在治理政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因此，执政者应施行德治，用道德来教化民众，这样才能得到民众的支持，才能巩固自己的政权。
当代中国“以德治国”的基本内容——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职业道德、社会道德、家庭美德的建设为落脚点，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相配套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并使之成为全体人民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便是体现了这一思想。 国不可无法。“依法治国”同样体现了儒家思想的某些方面。孔子倡导以德治国并不反对以法治国，他也认识到法令的重要性：“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且无耻。” 执政者应以道德教化为治国的根本措施，而不应片面强调杀戮，只有这样，政权才能赢得老百姓的支持，否则，必然会引起老百姓的反对。和谐社会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一种以道德自律为主的社会机制，因为道德是法律文明的内在、深层的精髓与内核，是法律文明的价值追求和终极关怀的最终目标，是法律的最高原则。法律和道德是作为主体人参与社会活动要受到的两种控制力量，如果社会绝大多数成员都与法律相抵触，拒绝遵守法律，法律就会成为一纸空文，从根本上说，法律的社会认同离不开道德教化，只有借助道德教化的力量，使法律条文转化为道德的善恶判断标准，才能对社会成员产生实效，正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且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有耻且格”。
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生活也有积极影响。它在关于人的问题上表现的积极作用更为突出。它关注人的价值。而人的价值正是通过对待自我、他人、民族和国家以及自然的关系而实现的。 在对待人与自我的关系方面，儒家思想认为一个人的生命价值与道德价值、人格价值相比较，道德价值和人格价值更为重要，孔子的“杀身成仁”和孟子的“舍生取义”，就是儒家为了保全仁义道德价值而不惜牺牲个人价值。 在对待人与他人的关系方面，儒家思想认为应保持人家关系的和谐，其“仁、礼、和、义、信”，就是关于人与他人关系的准则与规范。现代中国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所涉及的公平、公正、诚实、守信，就是体现了其思想吧。
在关于个人与民族和国家的关系方面，儒家的思想虽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过，公民对于国家的义务仍然可从某些方面借鉴其思想。有国才有家，国家赋予了公民权利，公民也有义务为维护国家的利益而斗争。 从最后一点来说，我觉得最不可忽视的是儒家的教育思想，其中以孔子的教育思想为根本。他的教育思想是很丰富的，涉及许多教育基本理论，他在两千年前的的某些看法对今天的教育理论研究仍有不少启迪作用，特别是对当代中国“科教兴国”战略的影响。 在教育的社会功能方面，孔子对于教育与社会、经济、军事、行政、法律的关系，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在孔子看来，治国之民，政治、经济、军事、法律都是不可缺少的，但最根本的还是教育。联系到春秋末期，统治者热衷于横征暴敛、苛政酷刑和武力征讨，而造成学校不修、文教不振的社会现实，特别强调教育的作用，抬高教育的地位，是有很强的针对性；孔子把教育提高到很高的地位，是有历史进步作用的。特别是在国际竞争激烈的今天，教育、人才作为综合国力的软实力，教育更是功不可没。
（二） 东亚儒学与现代化
现代化在东亚各国的发展，不仅是受到西方刺激之后的反应，而且更为主要是自身内在的要求，有自身发展的逻辑。儒学思想史上，例如我们前面说到的中、韩、日三国的经世、实学思潮的发展，即是内在调适的一种表现。这实际上为东亚的现代化做了铺垫。明清以来中国商业的发展，与商人的价值理念有关。实际上，例如徽商、晋商等等的商业行为中，都有儒家价值、儒家伦理的渗透与融和。近世以来，东亚三国迎接西方的挑战，内在思想的资源仍然是儒学。睁眼看世界并鼓动学习西方的人，骨子里恰恰是入世的，是关切国事民瘼、向往大同世界的儒家情结最深的人。他们的为人为学、思想与行为方式，乃至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献身精神，无一不是儒家式的。儒学思想与现代化的调适，除了我们以上说的这些外，更深层次的即是仁、义、礼、智、信等基本价值的转化。
东亚儒学的价值理念既有共性，又有个性。所谓共性，指的是仁、义、礼、智、信，或者说仁爱、敬诚、忠恕、孝悌、信义等基本观念的某些主要内涵是普遍的、稳定的，是东亚各儒学大师的精神追求和信念、信仰，在不同时空环境中对社会文化具有价值导向的功能。所谓个性，指的是儒教伦理在中、日、韩、越各国的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表现。同一价理理念的内涵会发生一些变化。特别由于社会结构、文化习俗、民族心理等各方面的差异，导致伦理价值观各有偏重，有的价值变得更加重要。沟口雄三具体比较了中日“公私”观的差异，认为日本的“公”与“私”是领域性的和限定性的，中国的“公”与“私”则是原理性的和道德性的。日本人的这种“公”观念产生出“灭私奉公”的意识，并与尽忠领主的“忠”的观念相结合，对日本经济起飞起了支柱性的作用。在日本，“忠”的观念化为对国家和自己所属集团的忠诚，加上社会普遍重视的“信”与“义”，超越了宗族血缘伦理，成为资本主义性质的契约关系和商业交易关系的有效伦理。在中国精英层不受重视的勇、武、刚、强、毅等武勇价值，在日本则受到重视，而且较易导入基于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之上的资本主义竞争原理。他认为，日本儒教伦理与江户时代的世袭阶级社会有深刻的联系，这种伦理易于适应日本的工业化。[38]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中日传统的“公”“私”观有相同的一面，例如山鹿素行就把对国家、天下、人民尽力，视为最大的忠，也就是“公共之忠”枣“公”。[39]这就与沟口先生所说的中国人追求的道德性与普遍性的“公”的观念十分相近。中国的“公”的观念也并非如沟口先生所说，是没有层次性的。沟口先生又说，日本“忠”强“孝”弱，宗族血缘关系薄于中、韩，亦是契约关系和商业伦理的又一生长点。这当然有一定的说服力。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不看到，日本其实也有重“孝”派，例如中江藤树等。特别是，“孝”的意识在韩国和我国的台湾与香港等地的经济起飞中，亦成为一种助缘，对家族产业也起过一定作用。此外，传统中国注重相互扶助而不是竞争，警戒“恃强凌弱”和一定程度的平均主义、均富情结，虽不易导入基于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竞争原理，但仍然可以作为协调当下和未来社会的利益分配，求得社会公正的一种支援意识。沟口先生在前引论文中正确地指出：新的社会体制往往更加受到以往的伦理观念的影响；在不同的时期与不同的条件下，过去成功的传统因素，可能变成衰落的因素，过去不利的传统因素，可能变成有利的因素。传统伦理、道德条目、社会观念对于特定时期、特定条件的适应性和不适应性并不是绝对的，而是活动的、相对的。这些论断不仅没有排斥东亚儒学共同的价值理念，反而说明流变、相对、特殊之中仍有其常住、绝对、普遍价值。
罗伯特·贝拉(Robert N.Bellah)关于德川宗教的研究给我们多方面的启示。他说：“存在于德川时期的中心价值系统在现代依然起着决定作用，也许是以更加强化的、理性化的形式而存在。将作为各个阶级的身份伦理而起作用的中心价值系统应用于现代，证明是十分有利于处理每个阶级所承担的新的经济责任。”[40] 贝拉关于中国的整合价值占首位，日本以重视政治或达到目标为特征，中国伦理是普遍主义的，日本伦理是特殊主义的等等论断，都是值得商榷的。但他具体分析了德川时代的中心价值，预先指出了这些价值在日本现代化道路与过程中的作用，是很有意义的。丸山真男曾对此作了中肯的评价。[41]
我们倒不必以化约主义的方式，简单地得出“中国重仁、韩国重孝、日本重忠”[42] 等类似的结论。我想说明的是，在中、日、韩诸国的价值系统中，各种价值固然不是平列的，但也并非没有整合起来。如前所述，“孝”的价值及忠孝之关系在日本儒学史上就引起过多次讨论，“孝”作为次一级价值，仍然起着作用。
中国大陆和台湾、香港，以及新加坡、韩国等国家与地区的现代化运动中，民间社会的儒家伦教的积淀起了积极的作用。在文化小传统中，勤俭、重教、敬业、乐群、和谐、互信、日新、进取的观念，无疑是经济起飞的文化资本。这些文化小传统，与儒家精英、文化大传统是密不可分的。从长远的、健康的、高品质的社会目标来看，儒家“仁爱”思想可以纯洁世道人心，整合社群利益，调整人与天、地、人、物、我的关系，克治自我中心和极端利己主义。“恕道”对于环境伦理、全球伦理的重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有助于全球持续性地发展。“诚敬”、“忠信”思想有助于整顿商业秩序，增强企业内部的凝聚力并改善外部形象，提高效率，促进人的精神境界的提升。儒家的价值观、义利观和人格修养论，有助于克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坑蒙拐骗的行为。目前，这些价值至少对于中国大陆社会的整合，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总之，我认为，东亚儒学的中心价值系统或核心价值观念是仁爱、敬诚、忠恕、孝悌、信义。仁爱是人性之本然，中、韩、日诸前贤大儒均视为人之所以为人之根本，即人的类特性、类本质，亦与世界各民族各宗教伦理之精核均可以相沟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仁民爱物，民胞物与，完全可以成为新的全球伦理的基石，成为化解宗教、民族、国家、文化间诸矛盾冲突的药方和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指南。敬与诚是人面对天、地、人、物、我的一种虔诚、恭敬的态度，一种责任意识和敬业精神，真诚无欺，真情自然。愚忠愚孝已被洗汰，而忠孝之心仍可以存于现代社会，化为孝敬父母，尊重前辈，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行为，化为对人类、民族、国家、社会、团体的奉献精神。持守道义，主持公道，讲求信用，言行一致，仍是我们做人的准则。
仁爱、敬诚、忠恕、孝悌、信义等价值在当下和未来中国或东亚社会的发展中，不仅作为普遍性的道德理念，而且作为企业、商业、职业、环境伦理，还将继续起着作用。传统伦理经过时代的转化、洗汰与我们自觉地批判继承，可以与现代化的新的伦理价值枣个性自由、人格独立、人权意识等等枣整合起来。儒家核心价值观念与现代人权、平等、尊严、理性、道义，不乏可以沟通之处。现代伦理缺乏信念的支撑，也缺乏深度、累积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之支撑。
在天道性命贯通的思想背景中，东亚价值潜含有宗教精神，即超越的理据；同时又是圣凡合一的。礼乐伦教在东亚传统民间社会、民心深处有极大的渗透力。以人的道德责任而不是超越外在的上帝为依凭，对现世的重视，足以显示“仁学”的力量。限于篇幅，这一方面的思想不可能在此深论。
未来社会的发展仍需要价值指导。面对人与自然、社群、天道诸种复杂关系的调治问题，面对东亚社会的现代化问题，儒家的核心价值有重大意义。在人生的安立、精神的归属方面，在社群伦理乃至全球伦理、环境伦理的建设方面，仁义礼智信等核心价值观仍然是我们重要的精神资源。

B. 儒家思想在今天东亚、东南亚一些国家仍被广泛推崇，新加坡甚至用儒家思想来治国。有人认为，儒学的本质

C. 谈谈儒学对现代生活的价值

儒学肯定人在宇宙间的地位和作用———儒家人本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名词。从其形成至今，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扮演过各种各样的角色：有进步的，有反动的；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甚至越过国境，波及海外华人世界。特别是在今天，伴随着现代文明的日益发展，传统儒学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普遍受到人们的关注。在现代社会多元经济发展的条件下，人们普遍追求效益、功利，而儒家则强调“正其义而不谋其利”；市场经济要求个人的创造性与能动性，而儒家则强调横体观念，强调个人对于集体的服从。如此等等。认为儒家思想成了经济发展的障碍，如果不抛弃它，想要实现现代化是不可能的。果真如此吗？让我们先来看两个例子。前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在北京国际儒学联合会成立仪式上的致辞中说：“……从治理新加坡的经验，特别是1959—1969年那段艰辛的日子，使我深深地相信：要不是新加坡的大部分人民，都受过儒家价值观的熏陶，我们是无法克服那些困难和挫折的。新加坡人民有群体凝聚力，能够以务实的态度，来看待治理国家和解决社会的问题……。”众所周知，新加坡是一个受儒教思想影响很深的社会，属“儒教文化圈”，其经济腾飞一跃而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除去各种外在客观经济因素外，其传统文化的保留不能不说是其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逐渐实现了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受日本侵略，同时也使日本社会一落千丈，物质财富告罄，文明堕落。但日本民族并没有从此一蹶不振，而是经过艰苦奋斗，矗立起了现代化大厦。到20世纪80年代，俨然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日本民族再次腾飞，依靠的是什么？无论有多少种原因，但其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持不能不说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家族主义向来是日本民族引以为荣的传统，在他们看来，企业、社团、公司、小群体、邻里、学校、作业组，甚至家庭，都是家族的化身或缩影。这种强烈的家族意识表现为强烈的归属感，造就了日本民族的高度集体感。这无疑是一种群体意识，它培育了团体精神，个人与集体生死攸关，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日本这种团体精神或称集体主义精神的深层意蕴，即是儒家“忠”的意识。 通过以上两个事例，笔者想要说明的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并非都是消极的内容，我们要取其精华，加以适当发展，是完全可以为我们现代社会服务的。当然，由于过去入学与政治的结合一直比较紧密，特别是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提出以后，经过后世的一些学者的发挥，使其思想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封建主义的阴影。这无疑是同现代化的发展不相适应的。但如果我们摒弃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就会欣喜地发现，原来在传统的儒家思想中还有如此多的闪烁着人性的光芒的东西。而这无疑会给我们现代生活的各个方面提供新的思路及视角。以下择取几点做一分析。 一、协调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秩序 儒学主要是一种道德人文主义的哲学思想。其道德人文主义以心性论为基础，而关于“良知”的学说则是儒家心性论的中心。孔子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正确地放映了如何处理人类社会中个体与整体、个人与他人的道德原则。所谓“良知”（或称之为“良心”），乃“本然之善心”，即所谓“仁义之心。”（朱熹《四书集注·孟子集注》）它是人类共同的善性，反映着社会向善的客观意志。一个社会，如果不突出弘扬深植于人性之中的“良知”，不以道德为谋求进步与发展的内在动力，而是任凭私欲横行，个人利益极度膨胀，以致人人为己，个个损公肥私，那么这个社会必将最终不会获得进步和发展，甚至整个人类的进步与和平也会因之而葬送。历史地看，儒家的“心性论”及其“良知”说，曾经有效地制约了社会冲突和个人行为，加强了人群之间的亲和力，使中华民族形成了一些共同遵守的社会公德。 孔子的“中庸”、“礼”可为发展现代经济创建一个有利的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提供有益的借鉴。“中庸”，朱熹解释说：“不偏之为中，不易之为庸”，强调矛盾的统一性，强调“和”，主张社会的和谐稳定。其实，追究起来“，和”的思想一直是我国文化史的很重要的方面，甚至可以说作为我国文化史的主导思想，也是孔子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他主张对上要“和”，表现为忠、孝、尊、崇、恭、敬，使“天下有道”，“天下归仁”，对平级也要“和”，表现为忠（忠于人之事）、恕、信、义、敦、睦，“推己及人”，协调矛盾。对下也要“和”，表现为宽、厚、慈、惠，使人们不要“犯上作乱”，以稳定统治。“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和气生财”，已化为人们普遍的牢固的共同心理态势。提倡孔子的“中庸”“、和”，就使客观社会的稳定性易于被人们接受，为社会的稳定提供心理基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个中社会矛盾更呈现出复杂的状态，对各种矛盾不是用“同”，强调矛盾同一而无原则的调和，而是用“中庸”的“中”和适度方法加以处理，协调各种矛盾，把矛盾限制在质量互变的“度”的范围内，不使它发展到破坏统一体，影响社会的安定。所以“，中庸”对社会稳定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而“礼”把社会区分层次的思想及礼的有序性，如果把它的等级性所体现的阶级压迫和剥削的本质予以批判剔除，代之以平等的新内涵，使人们自觉地遵守社会角色的行为准则的规定，就可形成社会的有序和安定团结。只有社会稳定，才能保证现代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儒学作为一种有丰富精神资源的道德人文主义哲学，能够启发和成全人们的道德良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并不断提升人的内在心性，催发人们为达到理想的人格境界而努力。至于它所提倡的人与自然的和谐，人际关系的仁爱、和谐与温情，反对利己主义、纵欲主义等等，更是现代社会所迫切需要的。因此，可以这么认为，尽管儒学不是医治现代社会精神弊病的灵丹妙药，但它至少是一剂良方，是乐于为现代社会所认可和接受的。 二、对于现代企业管理 儒家学说中的许多思想，可以融入现代企业管理思想体系之中。儒家学说重视整体，强调整体的和谐，认为个体价值只有通过整体价值才能体现，个人只有在整体（包括家族、集体和国家）中才能充分显示出自己存在的意义；个人的意志、情感也只有在群体关系中才能体现出来。所以，培养出了为国家、整体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以他人、以集体为重的崇高的情怀。儒家思想中的笃诚、尚情、敬业等思想，对于先掉企业管理人员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拿日本为例。儒家文化中“人”的学说，即以人为本、为中心的思想，深刻影响着日本企业家，他们认为这种学说可以救治欧美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病。日本企业界吸收了儒学的“和为贵”的学说并加以改造，提出了“和谐高于一切”的口号。认为人与人之间，人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社会之间，应始终保持和谐的关系或状态。在日本企业公司，乃至全日本社会，立足与尊重相互关系，珍惜由此而得来的和谐，人们之间以礼相待，既充满热情又表情严肃。“礼”又是一种黏合剂，在人们的相互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日本企业特别注意相信人、重视人，让每个雇员都感到自己在企业中的重要性。资方强调：企业管理者与雇员之间、企业与顾客之间，绝不是单纯的利益关系，更重要的是互相尊重、互相帮助，把爱心倾注到企业的经营管理之中。其管理哲学是以人为核心的，重视吸引最佳人才，乐意付出高的报酬，给最有才干的人才，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潜能。孔子思想中的许多命题可以为发展现代企业提供智慧。运用孔学的“仁者爱人”、“家族本位主义”、“己欲立而立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于企业管理，使企业充满和谐气氛，并使企业的兴衰与职工经济利益挂钩，使职工与企业的命运休戚相关，造就企业共同命运体，以便发挥企业力量。企业内部的和谐与高度一致性，必然伴随着对外的竞争性，企业之间的竞争又反过来增强企业的凝聚力，使之成为企业发展的一股恒久的内在动力。“诚信”与“温良恭俭让”可以造就人们信得过的企业。“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信，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根本，赢得客户的信任就意味着成功。而孔子的“民无信不立”的光辉思想，对企业建立在信的基础上，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儒家的义利观总体来说是“重义轻利”、“义然后取”，这种义利观观对企业立足于现代社会具有启迪作用。如果一个企业，不顾顾客、他人企业、国家社会的利益，一味“放于例而行”，必将会招致顾客、别的企业的反对而遭到报复，也会为社会所不容。诚然，企业在适当的范围内求利也是必然的和应当的，但要置于一定的前提下，应该适当地考虑到他人、别的企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以至大到全球的利益，树立协同发展的思想，（此处加全球变暖、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等内容）自觉地把企业的命运与社会发展紧密联系起来，企业最终才能立足于社会，为企业带来利益。孔子的“义然后取”的以义驭利的思想对发展企业具有深远的意义。虽说求利是企业的本性，但“君子爱财”，也应“取之有道”，建立在“义”的基础上的“利”才是最真实的和最长久的。这样就可避免西方近代商业活动中出现的尔虞我诈，不讲道德的求利观的弊端，以求正当的利，求合道的富，就能引导企业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三、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 儒家的人文主义哲学是与天道哲学相通的，这就是其“天人合一”的思想，它沟通了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和谐和顺应。在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的今天，儒家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可以避免人类在危险和自我毁灭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儒家把“自然”（称之为“天”或“天地”）看成是和谐的整体，儒家创始人孔子就曾说过：“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的运行是自然而然的，百物的生长也是自然而然的。孔子还认为，“天”是无私地覆盖着万物的“，地”是无私地承载着万物的，这都是儒家对自然和谐的看法。在人与自然对象的关系上，儒家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儒家认为，“天”是一和谐整体，此和谐整体永远在生息变化中。也就是说，天是一刚健的大流行，因此人应体现“天”这一特点而自强不息。所以《易传》中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个思想的基础正是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在人与自然对象的关系上，儒家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保持天人之间的平衡与和谐。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宋明理学的“万物一体”说中。例如朱熹说：“人道”不能离开“天道”，“天道”也不能离开“人道”，因为“人道”在开始产生时是由“天道”决定的，但在有了人及人类社会之后，“天道”就变为由“人道”来体现了。圣人的作用就是要使“人道”完完全全地体现“天道”，以实现“天人合一”。儒家这种主张“天人合一”，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观念是基于不把人看成与自然对立的，而是把人看作是和谐的自然中的一部分，因此“人”和“天”应该是和谐的统一体。北宋张载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就是人与自然和谐一致的关系的最好体现。 自然与人的关系如何定位，是贯穿于现代化过程始终的问题。从前现代走向现代，当然不可能停留于天与人的原始平衡上。然而单粗，纯粹以征服攫取为对待自然的原则，同样也会给人类带来无穷的灾难甚至毁灭！最终会导致人与自然的“同归于尽”。生态环境的破坏，不仅使自然固有的生物圈、生物链等等面临危机，而且开始威胁人类自身的存在。这种现象乃是以人类为中心的行为原则的必然结果。现代文明固然不可避免地将突破天与人之间的原始平衡，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由此导向天与人的对峙。合理的思路也许是在打破原始平衡的同时在总体上不断重建天与人的统一，亦即在变革自然的同时，始终承认人是宇宙整体中的一员。而在这方面，儒家“人与万物为一体的观念确实可以成为一种内在的范导原则。 四、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儒学的创始人孔子建立了庞大、完整的道德体系，不仅把道德规范列举了出来，而且找除了他们之间的有机联系———忠信是入德之门，行礼才能进入道德的文明领域，求仁才能进入道德的奥堂，并进而指出了进行道德修养的途径。在孔子看来，道德不是依赖于外部力量———上帝去获得，而是通过人们自身的修养和道德实践（因道德植根于心）去获取。它强调人自身的因素，带有人文主义色彩。孔子没有把人的心理情感融于以亲子之爱等关系为核心的人世间的关系中，从而以一种现实的伦理模式代替了可能的玄想体系。这也正是儒家文化和仁学思想的关键所在。而且正是由于肯定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产生的观念，肯定了具有自然生理基础的正常人的一般情感，儒学从一开始就摒弃了宗教禁欲主义，也更容易为广大人民所接受，从而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先秦儒家所建立的道德体系，内容无比精湛、丰富，对于其中反映人类文明进程共性和普遍性的东西，我们加以继承、更新，有利于建立适应商品经济和现代经济的新道德，从而把中华民族的道德提到新的高度。传统儒学是一种积极入世的理论，所强调的是现实的人生，因此它认为人之所以要追求道德，其目的是为了自我完善，遵循道德是做人的义务。 传统儒学以“仁”为核心，讲以君子为道德理想的道德精神。儒家认为，作为一个人就应该有对自己负责的精神。这中自律的源泉不是外在的目的，也不是受人驱使，而是纯粹先天意义上的“应该”。这种道德精神培养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对培养中华民族的道德精神有很重要的作用。在当今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更需要这样一种道德精神来培养民族脊梁，使他们在中华民族重新腾飞的过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道德精神在处理社会关系中也具有现实意义。儒家思想认为社会中有五种主要社会关系：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分别以“义”、“亲”、“别”、“序”、“信”为指导，他们依赖的基础是“爱人”“、互爱”的原则。用这种原则处理社会关系，使整个社会处于“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省”的状态中。这样就可以建立一个以君子、仁人为主的和谐的社会，也就是一个理想的社会，道德上要求上进、精神充足的社会。现在人们普遍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深入发展，似乎人们的道德水平反而日益下滑了。于是有些有识之士提出疑问：难道经济的发展果真要以道德的沦丧为代价吗？这种担忧显然不是杞人忧天。市场经济，注重效益，效益优先，人们普遍追逐物质利益，从市场经济中获得物质利益的极大满足。这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还不很发达的国家而言无疑是一副极强的兴奋剂。但若以此作为人们的唯一目的，而置其他于不顾，势必回造成人们精神生活的颓丧，失去理性的指导，最终会导致人们精神失衡的加重，出现失落感、无轻重感等现代社会的弊病。这对于道德生活来说无疑是极大的冲击，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需要我们的社会从指导思想上加以引导，使人们重拾精神信仰，从内心加以调节。当然，这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漫长的过程，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 诚然，传统入学对于现代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作用也是多种多样的。以上仅从四个方面粗浅地谈了谈传统儒学的正面影响，试图证明传统儒学中的许多思想并非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其实只要将传统儒学中的那些合理的内容加以适当发挥，它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是能发挥积极作用的。

D. 儒学的当代意义

一、儒家文化的内在特质及对社会的整合价值

知识社会学家曼海姆认为，所有的思想和知识都是某个社会结构或历史进程的产物[1]。儒家文化就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以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结构和以皇帝为最高顶点的垂直隶君型的社会结构上产生的。经百家争鸣、两汉独尊儒术、魏晋儒道并融、隋唐儒释道并立、宋明理学的兴盛，儒家文化经久不衰，并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转化过程中通过对其他文化的吸纳和自身的改造而被保存下来。儒家文化之所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独领风骚两千多年，这不仅在于它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需要，还在于它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特质。

（一）儒家文化的内在特质

1、人本主义思想

在西方的神话传说中，宇宙万物是各种神创造的，在神之上有一个统而管之的上帝。在中国神话故事中，创造宇宙万物的不是神，不是超自然的力量，而是人世间的伟人：盘石、女娲、伏氏、神农氏、燧人氏、有巢氏，等等。也就是说，一开始，中华民族就肯定了人在宇宙万物中的主体性地位。在《孝经》中孔子曰，“天地之间，人为贵”。在《荀子•王制》中荀子曰，“人最为天下贵”。并进而解释，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草木、贵于天地之间，在于人有“仁”和“义”。“仁”是儒家人本精神的实质，仁者“爱人”，就是推己及人，把对自己之爱、对亲人之爱推广到对一切人的爱。《沦语•雍也》中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颜回》中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一种博爱的精神，它提倡尊重人、理解人。“义”是指人有认识客观事物的能力，懂得遵守社会道德，并肯定事在人为，通过人的自觉活动来改变自然和现实社会。所以说，儒学是一种积极人世的人生哲学。它塑造了中华民族吃苦耐劳、勤奋向上的性格，培养了中华民族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责任心和紧迫感。“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孟子•告子》)。这种精神鼓舞了历史上的中国人创造了古代中国的灿烂文明。
2、“内圣外王”思想

在积极肯定了现实生活的人生态度之后，儒家提出了现实生活的理想原则，这就是着名的“内圣外王”思想。“内圣”是对个人主体心理修养方面的要求，以达至仁、至圣的理想境界；“外王”是指社会教化方面的要求，以实现仁政、王道的目标。“内圣外王”，也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和社会理想的统一，它所注重的是个人人格的自我修养、人生理想的完成和对社会人际关系的治理。怎样进行个人的内心修养，实现“内圣”的人生目标，儒家提出了一系列的概念和规范，如“礼、仁、忠、孝、信、义、恕”等等。“仁”是指以血缘为纽带的父母兄弟之间的亲情之爱，以及由此推广到对一切人的爱。为了达到“至仁”的境界，儒家提出“礼”的概念。“礼”即“正名”，孔子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孟子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思想。孔孟还强调忠君孝父、友信仁义。在此，儒家为君臣关系、家庭关系、一般的人际关系提供了行为准则，为封建的宗法制度和君主专制制度提供了有效的伦理规范。至于怎样实施这些规范，儒家认为，除了人们自己潜心修养外，还有赖于社会对个人的道德教化，将这些伦理规范内化为人们的心理过程，转化为人们的内在品质与性格，因此，儒学十分注重教育，孔子主张“有教无类”，教育先行。“外王”思想中，儒家提出了一套治国安邦的思想。如孟子的“民本思想”，他说：“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得民心是得天下之所在。故此，孟子主张推行“仁政”，即要“制民恒产”，因为民有恒产才有恒心，无恒产则无恒心，仁政是王道政治的

基本要求。继孟子之后，荀子提出了“庶人安政”的思想，他以舟水形象地说明了“庶人安政”的作用：“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外，儒家还有许多推行王道的政治思想。“内圣”与“外王”并不是相对立的，而是相统一、相一致的。孔子认为“修己”可以“安人”；荀子认为“圣者”可以为王，圣者就是王者，圣王是合一的，即修养自己，安顿好家庭，达到至圣，就可以治国、平天下。

3、“天人合一”思想

儒家强调人本思想，但不同于西方文艺复兴后的人文主义。儒家文化强调人的主体性的同时，还提倡“天人合一”，主张自然与人的和谐关系。而西方的人文主义在反神教的同时，也反自然，更多的是强调人定胜天，强调人类对自然的无限开发，如今的生态系统失衡与这一“戡天论”思想是不无相关的。

孔子所讲的天命，不等同于基督教的上帝。中国着名历史学家、文学家郭沫若说：“孔子所说‘天’，其实是自然，所谓‘命’，是自然之数或自然之必然性。”[2]如《论语•阳货》所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是在“究天人之际”问题时，把“天”与“人”纳入一个能自觉维持平衡的有机系统中进行思考，认为天人之间紧密相联，不可分割。孟子认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者，知天矣”(《孟子?尽心上》)。汉初，董仲舒提出“天人相类说”，认为人与天相似，天是有意志、有目的、有道德的主宰，人受命于天，天人之间存在着神秘的感应关系；天人之间用王者贯通起来，王者依天行事，“天瑞应诚而降”；反之，王者逆天行事，将招致“天谴”。显然，其目的旨在寻求天人的和谐统一，维持现存的社会秩序。传统儒家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现了有机的自然观，也是儒家文化特质之一。

从以上的内容来看，儒家文化充满了人文主义精神、有机的自然观、完美的伦理道德体系和重民思想。这些思想不仅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对历代统治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儒家文化的精神已渗透在中华民族日常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之中，它的价值已远远超过了它所赖以产生的那个时代对它所做的要求，而成为中华民族及世界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二）儒家文化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整合功能

一定的思想文化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基础上产生并体现出其文化价值。德国哲学家李凯尔特指出：“在一切文化现象中都体现出某种文化价值，由于这个缘故，文化现象或者是被产生出来的，或者是即使早已形成但被故意地保存着的。”[3]儒家文化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的特点所表现出来的文化价值就是它对于协调社会生活中的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秩序，实现社会稳定具有极强的凝聚功能和整合功能。

1、价值的整合。社会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要求和欲望，从而形成了不同的价值观，如果没有统一的文化熏陶，就难以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达成大体一致的观念，儒家文化之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绵延几千年，在于它为中国传统社会各阶层的人提供了统一的价值观，这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思想。

2、规范的整合。统一的价值观需要统一的规范去维持，文化的整合规范因价值的需要而产生，因文化的整合而系统化和协调一致。因此，不仅要制定统一的规范，而且要内化为个人的行为准则，从而将社会成员的行为纳入一定的轨道和模式，以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儒家文化的规范整合在于它提出了“礼、仁、忠、孝、信、义”等一系列的行为规范，并强调人们修身养性，通过人们的这种内在的教化来自觉遵守社会规范，实现规范的整合。

3、结构的整合。社会是一个多元结构的系统，是由众多互相分离而又互相联系的部分组成。每一个部分和单元都有自己的功能，但这种功能的发挥必须和其他部分的功能联结起来才能实现，才能对整个社会的运行发挥作用，即所谓的功能互补。由于统一文化的作用，使社会结构成为一个协调的功能体系，儒家文化既提出了“君君、臣臣”的君主制思想，又提出了民本思想，忠君爱民二者并不矛盾，而是相互依存。“忠君”是为了维护君主的绝对权威，“爱民”是为了得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二者都是为了巩固君主制，从而，实现了君主阶层与百姓阶层的结构整合，以进一步实现无为而治的社会理想。同时，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实现了自然系统与人类社会的结构性整合。还有人圣思想，即只要人人潜心修养，都可以成圣等等。整合功能是儒家的一大特色。所以说，儒家文化是秩序文化并不过分，它所追求的就是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二、儒家文化在东亚现代社会中的作用

儒家文化经历了几百年的衰微而重新让人们认识它的价值，是由于近些年来西方经济的萎靡不振和东亚经济圈的迅速崛起。人们发现，东亚经济的起飞除了科技、经济等物质性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因素在支撑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行，那就是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仍然在现代社会发挥着核心文化的作用。正如美国学者赖肖尔所说：“当代的日本人，虽然已经不是德川时代他们祖先那种意义上的孔孟之徒了，但是，他们身上仍然渗透着儒教的价值观、伦理观。”[4]

(一)儒教的整体性原则

本世纪中叶以来，由于西方个人主义的恶性膨胀和对利益的无限追求，损害了经济组织和集团的正常运行，而东亚人虽然也有现代的民主、自由、平等意识，他们也追求个人利益，但社会仍保持着统一，并显示了集团整体性的效率。如在韩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市场经济的作用二者．是同时加强的。在日本、新加坡都莫不如此。这主要源于社会本身所具有的统一机制。东亚的这些国家历史上长期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因而，它们都有中央集权的历史传统。虽然君主制在近现代社会已不存在，但以“忠孝”为支柱的儒家伦理秩序经过长期在人们生活中的潜移默化，把优于其他文化的整体号召机制保留至今，从而，“国家，作为一个大集团，具有高效率地实现某个预定目标的能力”[5]。

(二)家族式的管理方式

西方的科层制被称为现代最具合理性、最有效率的管理方式而风靡全球。家族式的管理被韦伯看成是传统落后的、缺乏效率的管理方式。如今，它却在东亚国家的经济组织管理中体现了它的有效性。东亚国家把国家和民族看成是同等概念，所有集团都以家族主义方式联系在一起，在企业中，人们的地位虽然不同，却使人们有一种家族一体的感觉，企业成员之间保持着家族般的人际关系，忠孝相统一的行为模式。在韩国，许多企业把职员称为家族成员。在日本，家不仅仅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单位，而是扩大化了的具有独立性的社会集团或组织。日本学者认为，日本企业管理的全部秘密在于“家庭意识”。一个公司如同一个家族，每个职员为了维护公司的名誉，要忘我拼命地工作，甚至忘掉自我和自己的小家庭。而公司对职员实行终生雇佣制，以此对职员和家庭负责到底，增强公司的凝聚力和职员的归属感、责任感，使职员把公司的命运和自己的命运联系起来，从而发挥集团的整体性效率。

(三)追求和谐的人际关系

在以儒家礼义、忠孝为基础的规范体系中，东亚国家追求人与人之间和谐正常的人际关系，以克服个人主义膨胀所带来的社会灾难。新加坡独立之初，大力吸收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民主政治，在一二十年间，迅速成为经济繁荣的现代化国家。针对物质享受骤增，个人利益受重视，却心灵空虚，忽视国家观念和责任感的现象，他们从自己的国情出发，重视儒家伦理，有领导、有计划地推行儒家伦理教育，以调节社会中的各种人际关系。在吸收和改造儒家学说中，赋予儒家伦理以新的适合新加坡现代化要求的精神和解释。日本有“大和”民族之称，这种“和”的思维方式主要是调和、和谐的意识，即讲人与人关系的义理人情。这种“和”被运用于企业之中时，就形成了日本式的竞争，即竞争与协调的融合，也就是说，群体外的排他性与集团内的和谐性。所以，日本企业界认为，日本企业的精髓就是“和”。当这种“和”的方式用于日本纵式社会结构关系时，“和谐高于一切”的人际关系将日本社会上下等级关系融合在一起，形成一股凝聚力，为着一个目标而同心协力。追求和谐的人际关系是东亚社会的特征之一。

(四)教育优先原则

20世纪初东亚国家大多是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日本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它们之所以能在短短的几十年内迅速地发展起来，还得力于它们的教育成就。这一成就渊源于儒家的重教传统，儒家为了实现“内圣外王”的理想，主张首先要对个人进行教化，提倡“有教无类”。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力，主张科举取才，强调通过学习和考试竞争来取得社会的成就和地位，通过学习社会知识成为社会有用人才。这一传统使东亚国家和地区无论政府还是家庭都十分重视教育。在韩国，家长为了子女的教育，无论生活多么贫寒也要不惜一切代价让子女上学。同时，韩国政府实行“教育超前”的政策，在教育上的投资也很高，发展中国家里，除以色列之外，韩国在教育方面的政府投资最高。我国台湾从 1968年开始实行“九年国民义务教育”。在日本，教育立国更为突出，战后，日本的教育经费增长很快，从1950年到1972年增长了 25倍，教育经费占行政经费的20％以上。而同期，美国占15％，前苏联占16％，西德占12％，英国占13％左右。日本政府认为：“教育投资的成果，其特点是以培养人的才能的形式积累起来的。所以一旦作了投资，从其效果具有持久性这一点看，可以认为它是生产上的重要投资。”[6]教育的发展，人才素质的提高，无疑是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的原始动力。
纵观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经验，充分说明了现代化并不仅仅是对西方国家科学技术、经济制度和管理经验的简单移植，而是根植于本国本地的文化传统。这些国家和地区经过对儒家传统文化的反思、批判、继承，并对之进行适应现代化的转化、改造，从而，使儒家文化不同程度地对现代化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的作用。正如韩国学者金日坤所说：“发展经济的关键并不仅仅在于必须引进有效的资本主义经济原理或经济原则，而在于必须处理好这一个国家的社会文化同经济的内在关系这一根本性问题。”[7]儒家文化倡导忠诚、责任感、献身精神、集体主义、教育优先的价值观，无疑对东亚地区的社会和经济的协调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三、儒家文化的现代意义

儒家文化在东亚经历了一个由兴盛——衰落——再生的过程。这种肯定、否定、再肯定的过程不是后者对前者的简单重复，而是对前者的超越。同时，也更加体现了人类对文明体系的整体性、全面性的追求。儒家文化在东亚古代社会与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相统一，因而，它具有统摄整个社会的意义。随着商品经济对自然经济的取代，儒家文化失去了它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从而也失去了其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但是，儒学的道德体系对社会秩序的协调和对社会的整合价值仍然存在。工业化以来，人类社会的物质财富迅速增长，但是，却带来了人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失衡、社会秩序混乱、道德沦丧、人的异化和对人终极关怀的缺乏等等，因而，人类在追求社会全面发展的同时，发现了物质文明的局限和儒家文化的价值。因此，对现代化模式的重新解释和对儒家文化的重新定位，是很有必要的。

（一）对现代化模式的重新认识

西方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就是西方化，发达与不发达的区别，只是发展速度的差异，并无发展道路的分歧。非西方国家(日本除外)要现代化，必须要走西方国家走过的路。西方国家的现在就是非西方国家的未来。由于非西方国家内部制度结构和文化传统不利于现代化而导致了现代化发展的速度和进程慢于西方，只要这些国家积极地引进和输入西方国家的文明和文化，就能促成现代化，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然而，东亚经济的起飞，推翻了西方现代化的惟一模式，而证实了现代化的多元性。即东亚儒家社会的经济起飞是否能开辟出一条不同于西方而具有儒家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来?看来是可能的。

（二）儒家文化的有效范围

知识社会学家曼海姆认为，所有的思想和知识都是某个社会结构或历史进程的产物。同时，曼海姆还认为，任何知识都有一定的有效范围，即对于什么样的历史条件这个观念才正确有效。[8]也就是说，可以确定文化的效度。从这一研究方法出发，韦伯提出的有关近代资本主义不可能在儒教社会产生的结论是无可厚非的。儒家文化是适应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而产生的，它在创造中国古代文明乃至东亚古代文明的过程中，曾有过辉煌的历史。然而，儒家文化在近代确实阻碍了东亚社会的资本主义产生。因为，儒家文化的最大特点，在于它对社会的整合功能，这种文化的整合价值只能满足于需要稳定和秩序的社会，因而，它具有适应性、凝聚性、保守性的特点，但不具有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功能。它的绵延，除了它本身的特点之外，还在于儒家文化主张维护现有的社会秩序而反对改革和社会变迁。而现代化的产生是建立在对传统社会结构的彻底摧毁之上的。同时，儒家文化重人伦轻自然、重道德轻工艺、重农轻商、重义轻利、重集体轻个人等思想与工业化前西方的重商主义、个人主义、功利主义、民主思想等格格不入。而这些思想对现代化的产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在追求物质财富的增长和生产效率方面，儒家文化满足不了人类社会的这种需求而陷入沉寂。这时，西方的科学主义传统恰恰适应了人类近代文明的发展要求而得以发扬和光大。儒家文化这几百年的沉落，是历史之使然，是它的内在特质与人类近代社会的格格不入之使然。没有它得以生长、繁荣的历史土壤，从而它也就不能显示其价值的有效性。社会学家索罗金在其“文化的有限原则”理论中指出：“社会现实是整体的，要了解它，就应承认现实具有多面性的特点。但居主导地位的文化思想不能做到这一点，相反它只会夸大现实的某个方面，并且掩盖其他同样正确的方面”[9]。传统社会中，儒家文化追求社会关系的和谐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成为当时的人类主题，虽然中国文化中也不乏追求物质生活和主张发展商业，如墨子的“义”就是讲物质利益的，荀子也认为，好利而欲得，是人之本性。但在秩序文化占主导地位的传统社会，它却遭到忽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不正确。儒家文化更是突出了秩序和社会稳定的一面，这正是当西方科学主义兴起后它急剧衰落的原因。这种重农轻商、重义轻利、重社会人伦而轻自然的文化特点，可追溯到它产生的那个时代的社会特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才能不抱偏见地看到其价值所在。

孔子生活的时代是一个诸候争霸、战乱四起、社会道德体系崩溃和社会秩序失调的时代。因而，追求治乱、重建社会秩序是孔子创立儒学的根本出发点。同时，孔子所处的也是一个物质贫乏、生活艰苦的时代，战争对生产力的频繁破坏，人民生活在贫苦之中，追求物质生活的要求是不现实的，因而，孔子放弃对物质的追求，转而修练内心，以求得心里的自由与平衡。“存乎欲，止乎礼”就是孔子解决物欲的方法。在此，就出现了东西两种自由观的不同。西方的自由观是当人们内心产生了一种要求时，追求的是外在的满足，即通过行动去积极满足之。而东方的自由观则是去除欲望，不为欲困，欲除则心里平衡，追求的是心理的自由与满足，朱熹后来“存天理而灭人欲”亦是如此道理。因此，潜心内心修养，追求至圣乃是儒家个人人格完善的途径，这种文化特点导致了轻商轻自然。
（三）儒家文化的当代意义

西方物质文化、工具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在近代的兴起，无疑对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的产生和发展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但是，这种物质文化、科学主义统治世界几百年后的今天，已发展到了其文化体系的顶点，并表现出了极大的缺陷：第一，人类对物质财富的无限度追求，必然导致对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生态失衡。第二，个人主义的膨胀，必然导致对社会组织和他人的威胁，道德沦丧、社会秩序混乱。第三，社会产品越多，社会结构越扩张，人就越淹没在物质生活之中，世俗的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盛行，人成为社会追求物质财富的工具。从而，人失去了其主体性和人自身的价值。这种现代病的出现，严重地阻碍了西方现代化和经济的持续发展。而东亚经济圈却一直保持着经济持续发展的势头，中国改革开放短短的30年时间里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几百年创造的生产力的总和还要多，经济总量跃居全球第四。有着悠久儒家文化传统的中国将在本世纪中叶全面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从这些事实看，是否可以对儒家文化作这样的定位：当现代化处于启动阶段时，社会正经历着巨大的社会变迁。而追求秩序与和谐的儒家文化确实阻碍了现代化的产生。而当现代化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并面临危机时，需要维持一定的发展速度，需要现代化的机制达到良性的运转，这时，儒家文化的整合价值就能发挥作用。西方物质文化的缺限在东方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中可以得到补充。西方文化的缺限为东亚的儒家文化提供了再生的契机。

总之，未来的世纪，不是西方文化一统天下的世纪，也不是东方文化独领风骚的世纪，而是东西文化在人类文明的大道上逐渐融和、汇合而形成新文化的世纪。在人类新文化形成的过程中，儒家文化将再显其独特的文化价值。虽然，它已不具有昔日一统天下的优势，但也不会遭受近代社会以来“寿终正寝”的命运，而成为未来文化价值取向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儒家文化经过改造与弘扬，必然为人类新文化的形成作出它应有的贡献

E. 新加坡是提倡儒家文化的国家吗

（一）儒家文化对在廉政建设中具有规范性意义的中央公积金制度的影响.
孔子说:“藏富于民.”而孟子更直接地指出要“置民之产”,“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
中国古代儒家文化认为让人民钱物富足,生活稳定,民心就易平定,就不会谋求利用不正当的渠道去获取不义之财,这样社会就易安定.新加坡政府正是吸取了这种思想,建立了有其特色的中央公积金制度.

（二）儒家文化对在廉政建设中具有相对主动性的以俸养廉工薪制度的影响.
如果说中央公积金制度是经济制度上较为被动的防范性措施,那么,以俸养廉的工薪制度则可以说是相对较为主动的一种手段.
（三）儒家文化对与廉政建设相配合的“精英主义”人事政策的影响.
以俸养廉说明新加坡并不是单纯地用高薪来制止贪污腐败.它还有一套人事约束机制相配合,即“精英主义”的人事政策.

F. 学习与弘扬儒学对当今社会有什么重要的意义

一、儒家思想对新时期治国理政思维具有现实借鉴意义。我国自古便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一部《孟子》定江山”的言谈，也有《中庸》是德行标准，《大学》是为学纲目等中肯评价，彰显了儒家思想在治国理政和教化人心等方面的重要价值和作用。孔子用“礼”和“仁”等修己治人的理念与国家治理相结合，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德政”的思想，首开儒家德治主义先河。他强调道德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把道德视为治国安邦、协调人际关系出发点。后经孟子、荀子等逐步发挥，《大学》、《中庸》等理论升华，形成了德政仁政的系列治国方略，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儒学中为政以德、以民为本、仁者爱人、天人合一等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治国方略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
二、儒家思想对提升当代党员干部品德修养有重要作用。党员干部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坚力量，加强道德修养，是最基本的职业需要。党员干部的言行举止具有放大效应和示范效应，对社会价值取向、社会公德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导向作用，其品德修养直接影响到执政能力、社会和谐、百姓福祸。
三、儒家思想可助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论是国家追求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还是社会追求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或是公民追求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目标，都在一定意义上吸纳了中华传统文化的营养。儒学思想精华凝聚着中华民族价值追求和价值共识，承载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理所当然有可能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头活水。

G. 儒家思想对现代有什么影响消极还是积极

儒家思想在21世纪的前景
张庆松

问题的原由
问题的出现，据说是由着名华人新加坡政府资政李光耀先生的一段话引起的。李先 生在一次国 际会议上，同美国的着名企业家戴尔电脑公司的创办人戴尔坐在一起。李先生称赞戴 尔年青有为，并谦虚地说自己老了，不适应新的信息科技时代了。他又说，儒家文化尊重老人，但是信息时代 需要年青人。老人虽有经验，却没有青年人的活力和创意，所以儒家文化的尊老观不适应现代社会了。这段文字可能并没有精确地反映李先生的原话，但是这是“儒家文化过时论”争论的起源。
李先生的这段话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争论和反响是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李先生一直是儒家文化(亚洲东方文化价值)的捍卫者。他并且为此还受到西方学派的猛烈攻击。他却没有屈服，而是在亚洲文化价值的基础上把新加坡建成了一个既有秩序，又有活力，既有市场经济，又有强有力政府的东方模范社会。成了传统儒家文化适应新时代社会的典范。但是，这一位始终信仰儒学传统的人，突然会宣称儒家思想过时。这种震动当然就会超过一般人对儒学的批判了。
但是，由于大众传播业向来有三人成虎的弊端，李先生的原话和真实涵义难以确认。因此，也就不能匆忙地就下断定说，李先生认为儒家文化过时了。这很可能是媒体的误导，背离了李先生的愿意。
从事件发生的背景看，李先生只是就年青人与老年人能力比较的角度发表的意见。他举出儒学中的老人观是用来说明在新时代，年青人比老年人更有能力办事情。而不是用年龄之比来否定儒学。这就是偏和全的问题。李先生可能是说，儒学中的尊敬老人，服从长辈这一概念，在新时代已经不完全适用。但这充其量只能说是儒家思想中的某个方面需要修改。否定局部不等于否定全部。所以，网络上所传的“儒家文化过时论”是误解误传了李先生的本意。笔者断定，李先生没有提出“儒家文化过时”这一观点，而只是认为儒家文化中的某些观点需要修正，以适应当代社会的特点。
从这个角度上说，李先生没有错。

儒家思想博大精深
外界如果只是因为李光耀先生提出了儒家思想中的尊老观，就断定李先生认为“儒家思想过时了”，这是不适当的。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尊老思想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不能因为某个局部出了问题，就否定全部的合理性，那就失之武断。

什么是儒家思想呢？
总的来说，儒家思想是一种人类社会道德伦理规范的学说。它的最基本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正如笔者在《人性善恶论》中指出的，中国古代流行的教子歌《三字经》当中的第一句话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也就是说，人的本性(天性)是向善的，是好的。而且，这种本性是相同相近的，带有普遍性的。只因为后天生活习惯和环境的变化，才造成了各种行为的差异，导致背离“善”的现象。这一点，儒家并没有错。人性中本来就有善的一面，而且是主流。
在性善论的基础上，中国儒家文化治理国家的主要思路就是德育教育。这种思想认为，既然人的本性是好的，恶习只是后来感染的，所以治理社会就应该从道德教育入手，劝人们放弃恶习，回到先天性的“善”的境地，社会就会安宁了。中国古代强调“教化世人”，也就是教育和感化普通百姓。所以，儒家轻法制，重道德。儒家认为，如果以道德和礼制来教导百姓，将使得他们自爱自重，心悦诚服。
儒家思想中的仁德学说非常重要。儒家不倚重武力，而强调仁义道德是争天下和管理天下的不二法门。在过去的几千年里，这一思想被无数次地证明其正确性。凡是能够遵循这一法则的，就可以成功。凡是违背这一法则的，必然失败。而且这一思想不光是可以用来治国，对任何层次的领导者都会有用。即使在现代社会也完全适用。将来也会适用。这是人类历史几千年经验智慧积累下来的一个结晶。儒家的仁德思想理论永远也不会过时。
儒家的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一个“礼”字。既然人本性都是善的，执政者就应该让民众知道自制，回到那种彬彬有礼的社会状态中去。就是所谓的“克己复礼”。这个礼包括了礼节，礼数，礼貌，和规章制度。所以，儒家的思想要人懂得自制，克制欲望，遵守礼节，消除暴力，以达到一种平和的社会环境。正是儒家的这一“礼教”思想，使得中国成了举世公认的礼仪之邦。礼的思想并没有错。只是需要改变其中过于僵化的部份而已。
儒家思想因此为社会制定了许多具体的礼节，具体表现为“三纲五常”。李先生讲的尊老观就包括在这纲常伦理中。三纲五常一直是反儒学的人批评的一个靶子。从现代社会的角度看，这些社会规范确实有很多不适应现代价值观的地方。但是，这些纲常只是儒家道德思想应用到社会规范中的一些表现形式而已。人们可以说，这些表现形式过于刻板，不够变通；或者说某些形式已经不符合现代社会的需要。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必须要注意形式和内容的区别。一种思想可以影响到许许多多的方面，也会有无数的表现形式。某个方面不适用，或某个形式不合理，并不代表这种思想在其他场合和其他形式都不适用都不合理。
既然儒家思想有如此多的内容(本文列举尚不完全)，人们就不能仅凭某个事件和某个方面妄下“儒家思想过时”的断语。

儒学继承和创新
儒家思想能够传承数千年而不衰，必然有其独到之处。儒家经典文献里的许多概念警句含有非常精辟的义理。过去的中国社会受益于儒学，今后的中国社会仍然会向这一宝库中去寻求智慧。
人类的文化知识是一种传承积累的运动。过去的知识日积月累，形成了新知识发展的基础。古人告诉我们，要“通古知今”。这句话也可理解为，“通古才能知今”。要想理解今天发生的事情，就必须知道过去发生的事情。否认过去，也就等于否定了现在。不了解现在，也就不能够预测将来。
像儒家思想这种中国几千年积累的思想宝库是永远不会过时的。不要说今天，以后一代代的学子都会继续到儒学宝库中去寻求知识和智慧。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今天是冷门，明天可能会变成大热门。这种可能性可以说是绝对会发生的。
当然，儒家文化是古代的东西，与今天的社会确实会有不一致，不协调的地方。这是正常的，不可避免的。任何学说都有其产生的背景和条件。时代变了，观念变了，学问也需要调整。这就是继承和创新的辩证关系。文化要继承，但是，同时文化也需要创新。没有继承，就无法创新。没有创新，知识就不会发展，社会也不会进步。所以，说“儒家思想完全适用”现代社会是不对的，说“儒家思想过时了”也是不正确的。
正确的态度，是避免使用“儒家学说过时了”这种过于夸张、否定一切的说法，而采用实事求是，就事论事的态度。当我们谈儒家文化有没有过时时，一定要精确地讨论到底谈的是儒家文化的哪个方面，这样才能够把事情谈得清楚。要不然肯定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为儒家辩护的人谈什么“学习的重要性”，“道德的重要性”等儒家的优点，而反对的人就用“三纲五常”这样过时的伦理规范来反驳。这两派谈的是不同的方面，所以根本就没有办法沟通。只会争论不休。但是，采用就事论事的方法，问题就解决了。
就拿李先生提出的儒家的尊老观来说吧，他对戴尔的年青有为感到欣赏，并由此怀疑儒家的老人观是否适用。他并没有错，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确实有重老轻幼的特征。儒家的三纲五常中有儿子服从老子的要求。这是因为老人经验丰富，年轻人没有经验，所以应该由老人做主。婚姻大事，也由老人包办。中国成语中有“老马识途”一说。在社会生活中，也常见到老人骂儿子：“你个乳臭未干的小子，懂什么？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
老人与年青人相比，孰优孰劣，应该是见仁见智的，无法做一个定论。年青人确实有活力和创意。但是老人的社会阅历丰富也是不争的事实。应该是各有所长。因此，年青人无条件服从老年人的要求就显得过于僵化。
但是，并不能据此就完全否定儒家的尊老观。儒家的尊老观也包含有尊敬老人，抚养老人的意思。这可是永远也不会过时。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这是告诉人们，子女对长辈有照顾的责任。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子女也可能因工作关系做不到，但是这份对老人的知恩图报的孝心还是应该有的。比如在美国，65岁以上的老人，在任何地方都会享有优惠和折扣。这不是同中国儒家的尊老思想相符合的吗？
前两天，笔者的女儿从小学回来后说，她的美国同学在班级上讲，将来可能所有的人都需要要学中文，讲中文。我对她说，这是很可能的。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经济同世界的接轨，中国的贸易在世界的份额也占的越来越大。中国的文化在全球也会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全世界的人也必然会更需要了解中国文化。所以，笔者相信，中国的儒学将会在21世纪有更辉煌的前景。

H. 儒学的现代意义是什么

自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以来，通过后人的不断继承与发展，儒家思想的合理内核一直流传至今，成为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代又一代的国人不断地接受其熏陶，造就了中华民族这个礼仪之邦。儒家思想的精髓甚至漂洋过海，流传国外，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的文化都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有些思想如“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甚至被现代西方人看作是为人处世的黄金律。儒家思想非常宽泛而繁杂，很难一言以蔽之，但大多数学者认为儒家思想的主要内核是“仁、义、礼、智、信”。联系我国当今社会现实，谈一谈儒家思想对当今社会的现实意义。

“仁”是儒家思想中最重要的范畴，“仁”的基本含义，就是爱人。正如孔子所说“仁者，爱人也。”爱是人类最基本的感情，是人类灵魂的最终依托。这里又包括两层含义，则“仁心”和“仁政”，前者是指社会的每个公民都要与人为善，有爱人之心，后者是指统治者对老百姓要有爱心。仁者爱人，是指爱一切人。但是对一切人的爱，要从对自己亲人的爱做起。所以儒家认为“孝悌”是仁爱的根本。所谓“孝悌”，指的就是家庭亲属之间的亲情之爱。其中又尤以父母与子女间的血缘亲情最为天然深厚。这种亲情之爱，是仁爱的基础。很难想象，
一个对自己家庭中的亲人冷酷无情，漠不关心的人，会对社会上其他的人有发自内心的爱。所以，儒家把家庭中的亲亲之爱看作是仁爱的出发点和根本，然后再把爱延伸到朋友之间，邻里之间，对朋友忠诚友爱，对邻里和睦相处，最后把爱延伸至全社会。正如孟子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样全社会就能和谐、协调、安定。前几年，党中央颁布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这一重要文件，家庭美德作为公民道德的重要内容，是每个公民在家庭生活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涵盖了夫妻、长幼、邻里之间的关系，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正确对待和处理家庭问题，共同培养和发展夫妻爱情、长幼亲情、邻里友情，不仅关系到每一个家庭的美满幸福，也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谐。纲要中大力倡导以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为主要的家庭美德，与儒家所倡导的“仁德”是有很深厚的历史渊源，甚至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

儒家思想仁的另一要义是“仁政”，这是针对统治者而说的，也就是所谓的王道。孔子、孟子认为尧、舜、商汤、周武实行的就是王道。但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君主推崇的是强权政治、武力争雄的霸道。孟子在这样的年代里高扬王道的大旗，到处奔走，宣传以德治国，施行仁政，在当时来说是非常迂阔，不切实际的。但是，历史发展到今天，我国已经有了实施“仁政”的条件，这就是因为我们是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领导阶级的无产阶级，它代表了人民的绝大多数，并且由成熟的、先进的政党一一中国共产党执掌国家政权。“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要求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 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党中央又提出“以德治国”的伟大治国方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又提出了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这就是今天的“仁政”。要实行“仁政”，关键在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提高执政水平，在选拔干部上提倡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任人唯私，选拔德才兼备的干部走上各级岗位，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造福百姓，坚决铲除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的丑恶现象。

由许许多多的人组成的人类社会，错综复杂，千头万绪。人光凭爱的情感做事，并不能使社会太平。有的时候，爱失去了理性的控制和引导，还会惹出麻烦来。所以必须有理性精神来对人的情感进行引导和规范，使人知道什么是适宜的，什么是不适宜的。这种理性精神就是“义”。孔子很少提到“义”，但孟子却把它上升到很重要的地位，与“仁”相提并论。“义”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仁”的一种节制，但最终目的还是为了从根本上实现“仁”。孟子把“仁”比作人们安身的家，把“义”比作人们行走的路，这个比喻十分精妙。有“仁”这样一个温暖的家，可以安身立命，当然很幸福；但别忘了，出门走路开车，要遵守“义”的交通规则，否则乱闯乱撞，丢了小命就回不了家了。说到“义”，必须涉及到“利”。“义”与“利”也并不总是对立的。关键在于，出发点应当是“义”而不是“利”，用心应当是“义”而不是“利”。面对可能获得的“利”，要仔细掂量是不是符合“义”不能见利忘义。孟子认为当全国上下只知道争利时，是非常危险的。联系到当今社会的一些领域和一些地方道德失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主义有所滋长，见利忘义，损公肥私行为时有发生，以权谋私、腐 化堕落现象严重存在。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解决，必然损害正常的社会秩序，损害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应当引起全党全社会高度重视。儒家的见利不能忘义、舍生取义等仁义道德思想无疑对上述行为和现象有一定的警示作用。

儒家思想中的“礼”就是道德规范，具体表现形色就是礼仪。“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礼仪文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色；礼乐教化，是儒家学说的重要内容。儒家的礼仪，内容极其丰富，条文极其繁多，但用意都在于体现孝心；送往迎来，进退揖让的礼仪，是要体现人与人之间交往中的诚意与恭敬。礼的一些具体规定，在今天看来，有的已经陈腐过时，应当抛弃。谁要是在今天还提倡为父母服三年之丧，那真是十分可笑了。礼仪的具体形式，一直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但儒礼仪的内在精神，却是一以贯之，即使在今天，也仍然有意义。
礼仪的内在精神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强调秩序，天地万物，皆有一定的秩序，若是乱了秩序，则必然发生火祸。人类社会也是如此，社会需要秩序，个人也是如此，社会需要秩序，个人也应当遵守秩序。第二，是强调恭敬与谦让。以恭敬之心待人对事，就会得到人们的信任，就不会招来耻辱，就不会出现失误。儒家之礼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社会文化功能，就是要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养成相互尊重、相互谦让的风气，从而消解矛盾，避免冲突。第三，是强调“和为贵”。“和”就是和谐、协调、安定。渴望和平安定，是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心愿。要实现“和”，前提是必须有一定的秩序，礼就是要通过在人们的客观社会环境中及内在心理机制上，建立一定的秩序，来达到“和”的目的。不管什么社会，都需要有自己的一套礼仪，它是 这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礼的这些内在精神，今天并没有过时，尤其是在着力构造和谐社会的今天仍有其现实意义。

儒家特别重视教育，尊崇学问，希望大家做一个智者，因为知者无惑。儒家宗师孔子、孟子都是伟大的教师，在教书做学问方面，都留下了许多值得后人借鉴的经验。孔子在与学生们的谈话中说学习是一件乐事（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鼓励弟子们敏而好学，博学于文（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己。）并通过现身说法，说自己并不是“生而知之”，而是“敏以求之”才有所成就的。孔子认为学习的关键在于培养兴趣（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并且要善于向别人学习（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在学习过程中还要注意学习方法（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并强调复习巩固的重要性（温故而知新），孔子认为教师要“诲人不倦”，“因材施教”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而不以三隅反。” 孟子在与弟子们的谈话中，论述了种种不同的教育方式，强调不仅要教知识、教技能，更要教品德，塑人格。教学要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方法则应当因材施教，循序渐进，由博反约。孟子又谈到读书的方法，反对迷信书本，“尽信书不如无书。”读书要善于知人论世，以意逆志，不能望文生义，以词言意。孟子还强调了读书人的社会地位，读书人并非不劳而获白吃饭，他们的脑力劳动的价值，他们对社会精神文明做出的贡献，应当得到社会的承认。君主应礼贤下士，尊重贤才。读书人自己也应当自爱，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崇高历史使命， 承担起自己光荣的社会责任。后来的儒学大师们在教育方面都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这里就不再一一赘述。这些教育思想对现代知识分子如何读书作学问，如何待人做事无疑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也为全社会尊师重教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提供了丰厚的历史积淀，更为我国提出“科教兴国”的伟大战略决策提供了历史依据。

儒家中的“信”就是负责任，守信用。忠于朋友，恪尽职守，办事负责，说话算数都属于“信”的范畴。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𫐐，小车无𫐄，其何以行之哉？”这说明一个人在社会中不守信用是寸步难行的。在现代社会，随着社会经济交往的日益繁多，每个公民能否恪守“信”的原则，显得尤为重要。目前不讲信用、欺骗、欺诈已经成为社会公害。例如，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一些不法奸商不遵守商业道德，不按合同办事，钻法律空子，用欺诈手段谋取商业利益，并因此沾沾自喜。我国已经加入WTO，国际贸易往来越来越多，如果不按WTO的规则办事，我们将不仅在经济上蒙受巨大损失，而且会严重损害我国的国际信誉。而目前我国公民的信用意识非常淡薄。所以，要大力倡导以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为主要内容的职业道德，鼓励人们在工作中做一个好建设者。

总之，儒家思想中的“仁、义、礼、智、信”虽然与我们的时代要求有较大的差距，有很多思想已经过时，但它的合理内核无疑对我们现代社会仍然有积极的意义，我们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古为今用，为我所用，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阔步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