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统一后哪个督军去新加坡
Ⅰ 李纯的三督之首
1917年5月23日黎元洪解除段祺瑞职务,府院之争空前激烈,6月4日江西督军李纯自天津入京调停时局,6日无功离京南返。8月1日,副总统兼江苏督军冯国璋进京任代理大总统,8月6日特任李纯为江苏督军,20日到达南京,21日接任,即告诫文武僚属及地方各界注(2),23日特派李纯兼督办浦口商端口事宜,以李纯为首的“长江三督(江苏督军李纯、江西督军陈光远、湖北督军王占元)”成为冯国璋直系的嫡系势力。9月“护法运动”开始,冯国璋主张和平统一,段祺瑞主张武力统一,李纯对皖系段祺瑞借日款、购军械、准备发动内战的行为多次表示反对,大阅驻宁军队,宣示训词注(3),并严防南方革命党。10月20日,李纯、王占元、陈光远(长江三督)联名提出解决南北问题意见,停止湖南战争,撤回傅良佐,改善内阁,整理倪嗣冲部。10月下旬段祺瑞决定派兵入湖南,李纯和王占元、陈光远联合提出“停止征湘、改组内阁”等主张,向段祺瑞施加强大压力。10月28日,李纯电孙中山,盼销兵氛,29日孙中山复电,如能恢复约法国会,惩办倡乱诸逆,即可罢兵,并盼互相提携。11月18日,李纯又联合王占元、陈光远、曹锟通电主和,段祺瑞被迫辞国务总理和陆军总长职。12月19日,李纯致电北京政府,严辞拒绝张怀芝部队假道江苏进攻湖南,继续努力谋求和平统一,无果。12月31日,江苏、江西督军李纯、陈光远电阻第二路司令张怀芝部鲁军过境,以李纯为首的长江三督一再阻挠段祺瑞“武力统一”政策,引起皖系军阀的痛恨。
1918年1月4日,李纯、王占元、陈光远通电主解散临时参议院,11日因受主战派军人攻击,电请辞职。1月27日,南方的湘桂联军突然攻占湖南军事重地岳州,刺激了北洋军阀集团,主战派占据了上风,28日李纯再电主南北调和,30日李纯电孙中山等调停南北时局,主停止战事。2月1日徐树铮拉拢直系曹锟和奉系张作霖准备出兵,并强请政府罢免李纯、再起用段祺瑞组阁,主战派大占上风,6日李纯通电声明对和战问题毫无成见,8日张作霖电责李纯首倡调和,10日李纯电诋张作霖对南主战,22日孙中山通电说明时局主张,赞同李纯和平救国之议。3月17日倪嗣冲电徐树铮,暂勿免李纯职,曹锟、张怀芝均代李疏通。3月18日吴佩孚占领岳州,主战派更加嚣张,徐树铮电张作霖,主段祺瑞再出,并商处置李纯事,拟俟段祺瑞组阁后去李。3月19日,曹锟、张作霖等十五名北洋将领联名电请段祺瑞重新出任国务总理,李纯反对段祺瑞复出,徐树铮电曹锟、王占元,盼向李纯切实开布疏解,消释嫌怨,20日徐树铮亲电李纯解释误会。3月21日,李纯以奉军许兰洲旅将由津浦路南下,派兵一旅开赴徐州阻挡。3月23日冯国璋被迫再次令段祺瑞组阁,26日徐树铮电李纯,共释前嫌,津浦路奉军两旅暂驻临城、韩庄及宿州、固镇。
1918年春,山东鲁南土匪流窜到江苏。4月17日,陇海铁路第五次客车行至砀山县杨集,被土匪堆积石头拦路行劫,掳去乘客13人,死伤5人,李纯令张文生派军队追缉剿办,又令所属各镇守使各专责成,限期肃清防区内土匪注(4)。5月9日李纯派兵援江西。8月,淮、海、宿各区土匪次第肃清,李纯复令第六师抽调一团进剿丰、沛。9月24日,李纯拆毁滁州以南路轨,阻徐树铮部参战军第一旅王永泉部(奉军)开往福建。10月9日冯国璋代理大总统期满下台,李纯失去凭借,仍极力调停南北停战。10月13日被李纯阻挡的王永泉旅经疏通后抵浦口。10月23日,李纯电广东军政府岑春煊,再主南北言和,11月2日岑春煊电复李纯,言和首在使南北无所轩轾,9日李纯电徐世昌,南北言和应“法律事实兼顾”。11月26日,李纯电岑春煊,北京同意南北各派代表在南京举行善后会议(此系北方督军之主张)。11月27日江苏督军李纯与日本泰平公司订购军械合同,价值六十五万元。12月2日李纯电劝岑春煊担任南方代表领袖,5日因江苏督军李纯调停,北洋政府定南北和会名为“和平善后会议”,11日南方政府表示同意。
1919年2月6日,李纯电南北政府,提议福建陕西及鄂西实行停战、陕鄂军停止前进及增援、南北代表派员监视、划分防区等五条,13日唐绍仪电徐世昌要求立即遵行李纯所提停战办法五条,禁止自日本输入军火,北京政府以李纯所拟南北停战办法五条电知陕西当局督军陈树藩。2月20日南北和平会议在上海开幕,李纯居中调停之功不可没,但因陕西靖国军和北洋军战事不停,和平会议中止。3月30日陕西战事停止,4月1日李纯、王占元、陈光远、吴佩孚联名电请重开南北和议,李纯主张由旧国会完成宪法,追认徐世昌为总统,新旧国会均解散,另行选举,但为安福系所反对。8月13日浙江督军杨善德病故,14日淞沪护军使卢永祥兼任浙江督军,江苏督军李纯保举所部第六师师长齐燮元继任淞沪护军使,为卢永祥所反对。9月6日李纯晋授勋一位。9月26日,南京总商会、江宁县教育会、南京地方公会、江宁县农会、江宁自治办事处等各团体,推代表向李纯献颂辞注(5),李纯回书答谢注(6)。10月6日电请北洋政府撤换北方和谈总代表王揖唐。10月10日给予一等大绶宝光嘉禾章。12月28日冯国璋病死,曹锟成为直系新领袖。
1920年1月1日,北京政府授李纯陆军上将。1920年4月曹锟在保定召开直奉八省反段联盟会议,李纯派代表参加。1920年6月吴佩孚北返至河南,直皖之战已不可避免,徐世昌电召张作霖及曹锟、李纯同来北京,调停直皖之争,曹、李谢绝。1920年7月3日曹锟、张作霖、李纯通电讨徐树铮,宣布其六大罪。12日,曹锟、张作霖、王占元、李纯、陈光远、赵倜等联合通电讨段,言辞谴责段祺瑞为“全国之公敌,惟有秣马厉兵,扫荡妖氛,以靖国难”。1920年7月14日直皖战争爆发,吴佩孚率直军大战皖军,17日李纯通电讨安福系,并密告南方唐继尧、刘显世皖军败况注(7),19日通告各方江苏戒严注(8),但李纯因须防备浙江卢永祥而无力北上助战,仅能虚张声势,遥为呼应,不数日皖系彻底失败。1920年8月4日,北京徐世昌任命李纯为北方议和总代表,想借重李纯在南北做调解,李纯因觉议和一时无从谈起力辞不受,21日再辞北方和议总代表。1920年9月10日,曹锟、张作霖、李纯、吴佩孚、王占元、倪嗣冲、陈光远、卢永祥、阎锡山、赵倜、李厚基、田中玉、陈树藩、张广建等复唐继尧、刘显世电,希望迅速进行和议,依法改选新国会,外交诉诸舆论。1920年9月16日北京任命李纯以江苏督军兼长江巡阅使。1920年10月2日北洋政府令“长江巡阅使”裁改为“苏皖赣巡阅使”,特任李纯为巡阅使,1920年10月10日北京政府授李纯为将军府“英威上将军”名号,他不肯受命,并拒绝了北洋政府要他接济龙济光军队的要求注(9)。
此间江苏各界发动反对财政厅长文和(李纯干儿子)贪污的风潮,报纸连篇累牍影射他任用非人,遗祸全省,李纯逐渐悲观绝望。1920年10月11日夜,李纯突然死于督军署内,年仅四十六岁。12日,省长以下各官,和省议会的议长、议员、地方士绅,不下数百人,得了信息,陆续晋署探问,当由齐帮办会同何参谋长、齐省长,暨家属人等,公同发表李纯遗书并电报等,共计五件注(10),疑点甚多,官方宣布李纯是因“忧国忧民”而自杀身亡注(11),14日齐燮元自行宣布就任江苏督军。1920年10月15日,北洋政府令优恤李纯注(12),陆军部照上将例从优议恤丧营费一万圆,一次性给恤七百圆,遗族年抚金四佰伍拾圆三年,齐燮元为李纯举办隆重的丧礼,其盛况在江苏全省可以说前所未有。
1921年9月9日,北洋政府令,“故英威上将军李纯功德在民,特准在赣建立专祠”,10月6日又令“准在赣建立已故英威上将军李纯专祠”,南京城东几十亩旗地辟建“秀山公园”(后改第一公园),园内又建“英威阁”,又在天津街荒坟堆上建一宏大“英威祠”(现为逸仙桥小学),同时又把天津街易名“英威街”(现中山东路头条巷附近)。
Ⅱ 十大军阀简介
1、袁世凯
袁世凯是北洋军阀的奠基人,是中国近代最大的军阀,他是厚黑的典型。戊戌变法中,他假装支持变法,使“戊戌六君子”倒在血泊中,辛亥革命爆发后,他们打着“实行君主立宪”的旗号,演出一场“逼宫戏”,后又举着赞成共和的幌子,巧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务。
2、段祺瑞
段祺瑞这只“北洋之虎”,皖系的巨魁,在北洋军阀统治中国的十六年间,他三次出任国务总理,一直处于权利的核心,即使在他下台期间,仍能呼风唤雨,待机而出。他不搞阴谋,不搞谋杀,崇尚简朴,为政清廉。
3、曹锟
曹锟1985年投奔袁世凯新建陆军,很快成为“三洋三杰”之外的第三号人物。曹锟作为直系重要头目之一,在直、奉、皖三大派系中左右逢源,先是图谋副总统不成,后又拉拢奉系,打败皖系,最终谋取了直系军阀独掌北京政权。
4、张作霖
张作霖出身绿林,当过胡匪,因而被称为“胡帅”。由一个被清政府招抚的土匪头目,升至奉天督军东三省巡阅使,成为“东北王”,他还曾问鼎中原,一度控制北京政府并当上国家元首。“智深须有忍,将勇贵能谋”就是他自己的写照。
5、吴佩孚
吴佩孚师从名儒,得中秀才,他读了古今中外不少的书,不少的兵法,在军事上,他长于权术,善于临时应变,打败了许多敌人,曾得“长胜将军”的称号。吴佩孚在其戎马生涯中还做了许多的诗词,反映他得意时,失意时,苦闷时的心情。因此他称为秀才军阀是恰当的。
6、阎锡山
西王阎锡山经历清王朝末期,辛亥革命北洋军阀。国民党统治几个历史重大变革时期。不管形势如何变化。他均能用他的权术或投靠袁世凯,或依附段祺瑞,或与中共合作,乃至与日本勾结来保全并扩展自己的地盘和势力,因而他统治山西达38年之久,这在中国近代军阀史上是少的。
7、张宗昌
张宗昌无知无识,人称“狗肉将军”,他有三不知:一不知兵有多少,二不知钱有多少,三不知姨太太有多少。他当过土匪,后又在张作霖的卵翼下发迹。竟至拥有兵数十万成为山东的土皇帝。在他督鲁的三年间为恶甚多,人民对他恨之入骨。
以擅长作战并兼通文墨而发迹,在北伐战争中一路猛打猛冲过关斩将,是率军第一个打到北京城下的北伐将领。时人称其为“飞将军”。在中原大战前脱离冯玉祥投靠蒋介石,韩复榘在山东击败了晋军为蒋介石巩固了前沿战线。
9、韩复榘
韩复榘由一个普通的士兵被提升为统帅千军万马的将军。继张宗昌之后,他曾统治山东达七年之久。他自称“韩青天”,到处断案,却草菅人命,留下不少笑话,抗日战争开始后,他退弃山东,成了蒋介石的替罪羊。
9、白崇禧
白崇禧是桂系新军阀中,仅次李宗仁的第二号首脑人物。在众多的军阀中,白崇禧以足智多谋,满腹经纶而闻名,有“小诸葛”之称。
白崇禧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担任“中华民国国防部长”,然而国民党政府未能保住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战果,局势对国民党政府愈趋不利,新桂系最终亦无法保住中华民国的半壁江山。解放军解放中国大陆后,白崇禧逃往台湾,1966年逝于台北。
10、陈炯明
陈炯明1911参加辛亥革命,因他极喜趋新弦奇,在当时的广东社会,就军事上的言行十分引人注意。1933年9月22日病逝于香港,1935年4月3日,葬广东惠州西湖畔的紫薇山。
(2)南北统一后哪个督军去新加坡扩展阅读:
一、词源出自《旧唐书·郭虔瓘传》有着名的汉末群雄、北洋军阀、直系军阀、皖系军阀等。
近代意义上的“军阀”一词,是由梁启超从日本翻译而来的。民国军阀势力之一,由袁世凯掌权后的“北洋新军”主要将领组成,袁死后无人具有足够能力统领整个北洋军队及政权,各领导人以省割据导致分裂,以军队为主要力量在各省建立势力范围。在名义上仍接受北京政府的支配。
二、民国十大军阀相关的书籍《民国十大军阀》:
《民国十大军阀》书籍讲述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袁世凯窃取革命成果,成为中国现代军阀之祖。继之,大小军阀粉墨登场,拥兵自重,为抢夺地盘和各自利益大打出手,混战一团,狼烟四起,饿殍遍野,民不聊生。
《民国十大军阀》对民国时期形成的十个主要军阀进行梳理描述,全面介绍了这些军阀逐渐壮大,拥兵自重的历史,展现了这群风云人物的个性风格和传奇故事。这十大军阀为:张作霖、段祺瑞、吴佩孚、孙传芳、陆荣廷、龙云、刘湘、盛世才、马鸿逵、马步芳。
《民国十大军阀》其分十章,每一章集中叙述一个军阀人物。叙述脉络清晰,描写细致全面,史料运用准确,讲述生动活泼。通过对民国十大军阀的描述,读者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这些军阀们的兴衰历史,更加深刻地了解中华民国的变迁历史。
Ⅲ 上世纪20或30年代在塞北当过督军后住在天津南开区叫什么名字
绥远督军张绍曾。住英租界威灵顿道(今河北南路334号第五中药厂址)。
察哈尔都督蔡成勋1924年底直系失败后,回天津寓居。1926年在今河北区日纬路84号,修建“蔡家花园 ”。后又在英租界新加坡道(今大理道 3号、5号)建寓所和家祠。
这两个是在塞北四省当过督军的。
住南开区的是江西督军李纯。在南开区白堤路南丰路附近,也称“津门庄王府”。
Ⅳ 陈炯明生平
1878年,生于广东汕尾海丰,原名捷,字赞之,又字竞存;
1899年,中秀才;
1906年,到广州就读于广东法政学堂,1908以优等成绩毕业;1909年,任广东谘议局议员,先后提出《革除衙署积弊案》、《废除就地正法案》、《筹办城镇乡地方自治案》、《筹筑惠湖铁路案》、《禁绝一切赌博案》等提案;11月与丘逢甲等一起被推为代表,赴上海参加各省咨议局联合大会,加入同盟会;
1910年,参加广州新军起义联络工作;
1911年,任广州起义领导机关统筹部属下的编制课课长兼调度课副课长,又被确定负责率领一路选锋队进攻巡警教练公所。武昌起义后被同盟会南方支部派到东江组织民军起义,光复惠州;
1911年,广东军政府成立,被推为副都督,不久后为代都督;
1913年,宣布广东独立,声讨袁世凯,失败后逃往香港转赴新加坡;
1915年,联络一批原国民党人另立异帜,组织中华水利促成社,受到孙中山的严厉批评;
1916年,回到广东东江发动驻军和民军起义,参加讨袁斗争;
1917年,北京政府大总统黎元洪授予其“定威将军”。后向孙中山表示“竭诚拥护”,参加护法运动,任援闽粤军总司令,占领闽西南的汀州、漳州、龙岩等地,建立根据地,称为“闽南护法区”;
1920年8月,率粤军从广西回粤,打败盘踞广东的桂系军阀,被任命为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
1921年5月,被孙中山任命为中华民国政府陆军部总长兼内务部总长,积极参与“联省自治”运动,反对孙中山的北伐主张;6月任援桂军总司令,进军广西,攻占广西全境。后阻挠孙中山到桂林设立北伐大本营,破坏北伐;
1922年4月,拒绝前往梧州与孙中山面商北伐问题,并以辞去各职务相要挟,被孙中山免去广东省省长,粤军总司令、内务部总长三职。此后退居惠州,其部属叶举率“陈家军”主力回师广东,于6月16日发动兵变,炮轰总统府和粤秀楼。8月15日,陈炯明回到广州任粤军总司令;
1923年1月,被滇、桂、粤联军组成的西路讨赋军击败,后陈炯明率部退守东江;
1925年,革命军两次东征彻底打垮其所部后避居香港,后将美洲致公党改组为中国致公党;
1933年9月22日在香港病故。(1933年,陈炯明在贫困中病死于香港,竟然要用其母所备的棺木。一个曾经显赫一时的地方军政长官,结局如此凄惨,这是非常罕见的。)
少年时期
陈炯明,惠州府海丰白町乡(现汕尾·海丰)人。粤系军事将领,中国军事家。光绪二十四年中秀才。光绪三十二年就读于广东法政学堂,光绪三十四年以成绩优等毕业。宣统元年被推选为广东咨议局议员。参加过辛亥革命及着名的黄花岗起义,黄花岗之役中为敢死队第四队队长,谋炸广东水师提督未中。
武昌起义后,陈炯明到东江组织民军起义,1911年11月9日广东“和平光复”后不久,任广东副都督,后为代理都督。1912年4月,任广东总绥靖经略,后任广东护军使。1913年6月继任广东都督,7月18日宣布广东独立讨袁。后其属下师长苏慎初炮轰都督府,自立为临时都督,陈逃往香港、新加坡。1915年12月,回到东江一带,组织民军起义,翌年在惠州附近成立广东共和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袁死,黎元洪出任总统后,陈交出兵权,被授予“定威将军”称号。后到上海,参加孙中山发起的护法运动。11月21日朱庆澜任陈为省长亲军司令。12月2日,孙中山任陈为“援闽”粤军总司令,经10个月奋战,打败了福建督军李厚基所部,占领闽西南20多个县。这时,陈炯明除整军经武外,又致力“刷新政治”,创办《闽星半周刊》、《闽星日刊》,提倡“新文化”,以响应“五四运动”后新思潮的传播。
任职广东
1920年8月奉孙中山之命回师广东,10月28日攻克广州。孙中山任陈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1921年4月,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这里,陈是反对非常大总统选举的。
陈炯明认为:依总统选举法,总统由两院联席选出,出席议员至少须全部的三分之二,即580人才能举行选举总统会,当前广州的旧国会议员才两百多人,还不够原众议院人数的一半,而且实行记名投票,这岂不是自毁法律吗?和北方毁法,又有什么本质不同?一旦广东成立正式政府,结局只有一个:南北之间将再次陷入战争之中。陈反对孙中山任职,不参加就职典礼。孙任非常大总统后,任陈为陆军部总长兼内务部总长,并说服陈加入国民党。
1922年6月陈炯明与孙中山因护法运动(这里的法是孙中山1912年3月11日实施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而合作,又因政见分歧而决裂。陈炯明主张先在广东搞好民主宪政,仿照美国,建立与欧美民主国家相仿的联邦政制,逐步走向全国和平统一,这个主张,史称 “联省自治”;孙中山不同意陈炯明的主张,他主张“中央集权”,要以武力“北伐”来统一中国,以便自己夺取政权。1922年3月21日,陈炯明的亲信、负责为北伐军在后方筹划的粤军参谋长邓铿从香港公干回省,在广九车站突然遇刺,两天后身亡。
国民党官史一向说邓铿是被陈炯明暗杀的,然而,陈派及驻穗美、英两国领事馆都认为,刺杀邓铿,是孙派国民党人所为。邓铿之死,对孙陈间本来就脆弱不堪的关系,可以说是致命一击。4月9日,孙中山让廖仲恺转告陈炯明:一、陈炯明参加北伐,二、筹措500万元的军费。陈炯明无法接受孙的条件,遂被罢黜。4月下旬,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孙中山与奉、皖军阀一直有秘密接洽,结成三角同盟。孙中山深感这是联合奉、皖军阀,夹击直系的千载良机,必须立即出兵策应,但出乎意料的是,直奉开战,仅及一周,奉军便被吴佩孚击败,狼狈退回关外,南北夹击直系的计划,化为泡影。但南方的北伐,却如弦上之箭,不得不发了。5月8日,孙中山委任陈炯明的部下叶举为粤桂边督办,以示对粤军的信任。5月9日,孙中山在韶关大誓三军,旌麾北指,“出师宗旨,在树立真正之共和,扫除积年政治上之黑暗与罪恶,俾国家统一,民治发达”。
然而叶举并不领情,5月20日,他率领六十多营粤军,突然开入省城。粤军虽然打着迎陈复职的旗号,但内部已经开始分化。一派要求陈炯明马上回省,恢复所有职务,镇摄大局;另一派则不满陈炯明对孙中山的态度过于软弱,希望由叶举来领导粤军,与孙中山彻底决裂,如果陈炯明不同意,就请他出洋,或者继续留在惠州休养。5月31日,上海《申报》的一篇文章,透露了粤军内部的分歧:“现在陈之部曲,亦分两派,一主张陈氏即速回省,则大局立定;一主张陈氏不可造次,俟解决完妥后,始可返省。”陈炯明则在惠州隐居。各界吁请陈炯明回省的函电,铺天盖地,见诸报端;前往劝驾的使者,车水马龙,络绎不绝。甚至连陈独秀也到了惠州,劝陈炯明不如加入共产党,领导华南地区的革命。
1922年6月1日,孙中山率领两个营的警卫,从韶关返回被粤军重重包围的广州。6月2日,孙中山在总统府设宴招待粤军将领,竟没有一个高级军官应邀前来,只来了几个中下级军官。他对那几个小军官说:“告诉你们的长官,不要以为据守白云山,便可胡作非为,我立刻上永丰舰,升火驶入东江射击你们,连你们的根据地也一并铲除!现在东江水涨,永丰炮舰可以直行驶入陈炯明的老巢!”孙中山一连拍了三封电报,要求陈炯明立即到广州面商一切,又派人到惠州催驾。但陈炯明拒绝在这个时候到广州。他说,在省城军队撤出之前,他都不打算到广州。显然,他不希望被人误解。陈炯明曾经说过,一旦粤军叛孙,则“天下之恶皆归焉”,这是他所不愿意看见的。
1922年6月2日,北洋总统徐世昌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宣布辞职。由于孙中山在护法运动中曾一再发表政治宣言,承诺只要徐世昌下台,他亦将同时下野。因此,舆论普遍认为,徐世昌下台后,停止内战,和平统一,终现一线曙光。6月3日,蔡元培、胡适、高一涵等两百多位各界名流,联名致电孙中山和广州非常国会,呼吁孙中山实践与徐世昌同时下野的宣言,可见这个要求在当时是颇得人心的。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孙中山竟然公然拒绝履行承诺、拒绝辞职下野。顿时,社会各界大失所望。孙中山之前的“护法”革命口号,也因此而露馅,大失民心。甚至段祺瑞都对曹汝霖说:“以前,孙文以临时约法被蹂躏为旗号,闹革命,可是,现在临时约法已经恢复,孙文却还要坚持造反,从今以后,就变成是他不对了。”陈炯明也对孙中山表示不满,说:“我们之所以一直闹革命、试图武力颠覆北洋政府,无非是因为北洋军阀废掉了临时约法、蹂躏了民主宪政,现在既然临时约法已经恢复了,我们自然也就不必造反了。”
6月3日,叶举宣布广州戒严,大街通衢,遍布岗哨。6月12日,孙中山邀请广州报界出席茶会。他决心通过报纸,向陈炯明摊牌,他宣布:我下令要粤军全数退出省城30里之外,他若不服命令,我就以武力压服他。人家说我孙文是车大炮(讲大话),但这回大炮更是厉害,不是用实心弹,而是用开花弹,或用八英寸口径的大炮的毒气弹,不难于三小时内把他六十余营陈家军变为泥粉。但残害六十余营的军人,且惊动全城的居民,不免过于暴烈,但我不如此做去,他们终不罢休。我只望报界诸君,主持正义,十天之内,做足工夫,对于陈家军,加以纠正。陈家军若改变态度,即不啻如天之福,万一无效,就不能不执行我海陆军大元帅的职权,制裁他们了。(《申报》1922年6月19日)
1922年6月15日深夜,粤军高级将领在郑仙祠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军事政变,驱逐孙中山下台。就在这危急关头,“陈炯明在惠州派秘书陈猛荪持亲笔信劝止叶举……信大意说孙中山出兵北伐如果能胜固好,如其失败,我以陆军部长身份暂将部队调返东江训练,做充分准备,到时仍可收拾残局。陈猛荪持信送到郑仙祠。叶举阅后,当着陈猛荪的面将信掷落地上,说陈炯明不知军事,还说:回东江哪里找吃的?叫陈猛荪回报陈炯明事情已不容不发……陈炯明怒不可遏地把茶盅也打碎了。”
1922年6月16日凌晨,叶举开始行动。但他并不想置孙中山于死地,只想将孙赶出广东,所以在开炮前让人打电话给孙透露了消息,让他赶快逃跑。他们提出的要求,也正是前面蔡元培等人所提出,请孙中山兑现他与徐世昌一齐下台的诺言。孙中山离府后,粤军围攻总统府,要求守军投降不遂,而开土炮“三响吓之”。孙中山登上军舰,海军宣布和叛军开战。根据当年香港中英文报纸和英、美两国外交官的报道,1922年6月17日,孙中山以海军大炮乱轰广州的大标题,炸死无辜平民过百人。
晚年逝世
1925年10月10日美洲致公党改组为中国致公党,推举陈炯明为总理,唐继尧为副总理。1933年9月22日,陈病逝于香港。1935年4月3日归葬于惠州西湖畔的紫薇山。
Ⅳ 柏文蔚的人物生平
柏文蔚(1876~1947),字烈武,生于安徽寿县南乡柏家寨一个世代书香门第。幼年习读《山海经》、《尔雅》、四子书、七经等,还常常带领小伙伴们模仿军人摆阵操练,他边指挥边对大家说:要杀尽一切恶人及贪官污吏。年龄稍大后,他研究农学,虽“胼手胝足,处之夷然,不以为苦。”柏文蔚16岁时,代父到私塾馆授课3年。柏文蔚父亲望子成仕,多次要他参加科考应试。父命难违,21岁那年他前往应试,从州试、府试、到院试,得心应手,一发即中。父母高兴,乡里羡慕,而他自己却认为:“经国大计,不在此雕虫小技也。”
中日甲午战败后,柏文蔚与孙毓筠、张树侯等人在寿城内创立了“阅书报社”,同时改良藏书楼,创立天足会,把改良思想付诸初步实践。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夏,柏文蔚考入求是学堂(后改名安徽大学堂)。知清廷与俄罗斯订西藏密约,乃奔走呼号,痛斥清廷丧权辱国之非。他曾多次去南京,结识了赵声、张伯纯等革命志士,共同组织了反清革命团体“强国会”。光绪二十九年,陈独秀、潘赞化等留日学生回国,在安庆召集各校学生于藏书楼前集会,柏文蔚在演说中慷慨激昂,强烈抨击清廷“宁以土地送友邦,不以土地遗汉人”的谬论,激励青年携手“革除恶政,拯民于水火。”与会人惊呼:柏君真英雄也!安庆知府闻此,恼羞成怒,查封了藏书楼,迫害参加集会的学生,柏文蔚愤而退学。
光绪三十年春,柏文蔚投武备练军学堂充当学兵。他联络熊成基、倪映典等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学,发起组织“同学会”,探讨如何推翻清王朝、推动社会进步的道路。在练军学堂卒业后,柏文蔚应安徽公学校长李光炯邀约入校任体操教习。任教期间,他与李光炯等加入了刘光汉(即金少甫)组织的专门从事暗杀活动的“黄氏学会”。同年秋,柏文蔚与陈独秀、常恒芳、宋少侠等人联络了一些优秀青年学生,秘密建立了反清革命团体“岳王会”。柏任南京分会会长,效仿民族英雄岳飞,决心“精忠报国”。其主要任务是发动青年学生及清军内的中下级军士,暗杀清廷军政要员。光绪三十一年9月,柏文蔚应南京镇军三十三标第二营管带赵声之邀,辞去安徽公学教职,在赵营中任前队队官。同年冬,他率领南京岳王分会全体会员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不久,赵声升任三十三标统带,柏文蔚即被提升为管带。光绪三十二年底,孙毓筠奉孙中山之命由日本回国,在南京与柏文蔚、赵声密议谋炸两江总督端方,但事泄未成,孙毓筠被捕,柏文蔚难以存身,遂离职。光绪三十三年2月,柏去吉林胡殿甲统制的吉强军,充任文帮带兼马步队总教习。7月,吉林边务帮办吴禄贞组织督办公署,吴举荐柏为二等参谋。宣统元年(1909年)4月,吴又委任柏文蔚为屯田军一标标统。柏在东北5年间,与吴禄贞一起,先后资助过被清廷通缉的吴昆、熊成基等革命党人逃往日本。同年冬,柏奉督办之命赴韩国汉城,与韩国交涉东北的延吉问题。柏因购得一份东北地区全图,被驻韩的日本侦警认定为“国事侦探”,遂回国。吴禄贞去职后,柏文蔚任屯田营管带,不久回奉天(今沈阳市)任督练公所参谋处二等参谋。
宣统三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柏文蔚受陈其美电邀,南下赴沪,与黄兴等在陈其美家集会,决定由黄兴负责收复武汉,柏文蔚负责南京。柏遂赶抵南京,与同盟会负责人凌毅、李华侬等商讨起义方案。会后柏又赶回上海筹措枪支弹药。然后率领百余名敢死队员,带着上海革命党人赶制出的1200颗炸弹,连同购买的300支手枪,乘坐三等车潜回南京。柏与新军第九镇统领徐绍桢决定于农历九月初十晚10时起义。此事被两江总督张人骏侦知,徐绍桢被迫依令将部队撤出南京,起义之举暂搁浅。此时,张勋在城内布防捉人,徐绍桢率领的第九镇人心思散,随同柏文蔚来的人亦纷纷离去,最后只剩下柏文蔚、李华侬夫妇、凌毅4人,所幸第九镇正副目代表兵士来迎接柏文蔚,这才化险为夷。柏文蔚见徐绍桢畏难情绪很重,便耐心劝说诱导,晓以革命大义,使徐坚定了起义决心。当时全镇缺乏枪支弹药,柏文蔚再回上海,从总部领取枪弹10万发、炮弹3000发、炸弹2000颗、手枪500支、步枪300支、现款20万元,运到镇江。柏文蔚与林述庆等一起指挥了进攻江宁的战斗,赶跑了张勋,遂于10月12日收复南京。为统一思想,统编部队,各省革命党人代表集会南京,会议决定首先扩编柏文蔚所领导的部队为革命军第一军,柏任军长,驻蚌端口一带。
该年年底,柏文蔚奉命北伐,联合粤军分左右两翼,首先向北进攻固镇。革命军势如破竹,张勋等人败退。袁世凯急电要求和谈。北伐军参谋部命令柏文蔚停止前进。柏认为革命军如不乘胜追击到黄河以北,占领大片军事重镇,谈判桌上才会有主动权。因此,他口头上奉命停战,实际上沿津浦线继续向北进攻,进占徐州。但是,革命军内部主和妥协派占了上风,参谋本部电斥柏文蔚“奉令停战,竟前进不止,是有意破坏和局,特令申斥,勿得再误。”从而使本次进攻半途而废。
同年除夕(1912年2月17日),柏文蔚连接参陆两部4封急电,召柏立即回宁。柏的幕僚力阻,以防不测,但柏自问无罪,遂坦然星夜南下,于18日拂晓抵浦口,7时谒见孙中山说:“吾人兵力不过黄河,苟且以和,吾人毫无地位,北洋系力量完全存在,吾恐不及两年,袁氏反手,吾人无立足之地,大总统感想如何?”孙中山回答:“一人倒在地下,牵其一根头发而拽之立起,吾知其万万不能;大众皆愿讲和,不愿再事兵戎,吾岂能要大家牺牲,为吾一人争总统耶。”但是柏坚持反对议和的立场,并在陆军部召集的军事会议上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的主张未被到会大多数人员接受。
南北议和达成后,柏文蔚奉命协助皖督张毓筠统一安徽政局。柏即驰电庐州军政分府孙万乘、芜湖军政分府吴振黄、大通军政分府黎宗岳,劝他们维护大局,早日取消分府。孙、吴先后依电宣布取消,唯黎宗岳置之不理。3月,柏文蔚奉命统水陆各军,武力解决黎宗岳浔军。浔军一股携械逃往山区,其余在胡聘臣指挥下投降,黎宗岳乘夜逃武汉。安徽军政终归于统一。4月下旬,柏文蔚接任安徽都督兼民政长,柏在督皖期间,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政策,推进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在发展教育、实业、交通等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他严令查封鸦片烟馆,严惩毒贩,警方侦知英商太古公司的一艘轮船上装有大量鸦片,柏即令将鸦片全部查封,于都督府门前“和盐焚销”。英驻上海总领事罗磊率兵舰两艘驰皖威胁,要求赔偿损失。柏督师严阵以待,并予严词驳斥。10月间,孙中山巡视长江中下游各省途中,于安庆登岸向军民发表演说,称赞柏文蔚及安徽人民禁烟的正义行动。
民国2年(1913年)3月,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武装讨伐袁世凯。柏文蔚坚决支持。不久,袁即以“不服从中央”为借口,于6月下令将安徽都督柏文蔚免职。7月中旬,柏文蔚出任安徽讨袁军司令。下旬,柏由南京至蚌端口,成立讨袁军司令部,并集中皖军向颍州方向推进。当时袁军倪嗣冲部正向颍上进军,柏本欲赴前线督军驱倪,不料,8月7日安庆第一师师长胡万泰叛变,率部进攻都督府,并与讨袁军战于城郊狮子山。讨袁军失利,柏率少数随从突围至芜湖。后柏文蔚转赴上海,不久出走日本长崎。
民国4年5月,柏文蔚在日本获悉袁世凯接受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愤激至极,与黄兴、李烈钧、陈炯明等流亡日本的革命党人联合通电袁世凯,要袁必须对日施行“强力抵抗,即至破裂亦不顾恤”,并表示革命党人暂“不作讨袁之举,俾政府与国民安心对外”。不久柏文蔚即加入了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是月下旬,柏文蔚离日赴南洋,与白楚香以“水利促成社”名义,在海外各端口奔走,半年后筹款12万余元,资助革命。由于劳累呕血日重,遂回新加坡住院治疗。是年秋,被唐继尧、蔡锷聘为南洋筹款总代表。12月12日,袁世凯公开称帝,次年2月,柏文蔚回到上海。5月,黄兴命柏文蔚用其从日本借贷的300万元日币即刻组练成一军,由柏任司令,以备讨袁。柏即奔走浙江、安徽一带,募集人马,筹措给养军需。6月袁世凯死,柏文蔚接黄兴函,组军作罢。
民国7年,柏文蔚任靖国军川鄂联军前敌总指挥,先后在四川夔州、湖北恩施一带指挥作战。民国9年又兼任鄂军总司令。柏文蔚自结识孙中山以来,发现有些人常在孙面前谗言挑拨。民国10年秋,柏文蔚到上海谒见孙中山时,坦诚相告:“文蔚自忖,自(随)从先生至今,不服从先生之事,绝想不出来。服从以何为定义?有一种人面见先生,胁肩谄笑,绝对服从;至与先生离开,所言所行无一不违反先生之主张。再有一种人,与先生若干年不见面,又或与先生相隔几万里,或几千里,他的所言所行绝不丝毫有违背先生之处;若与先生见面,研究重要问题,绝不敢昧乎良心,以顺为正,行妾妇之道以待先生。”交谈中,柏文蔚还向孙中山先生畅谈了导淮计划(柏的意见后在孙中山的《建国方略》中多有采纳)。并欣然应约协助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后,柏文蔚被委为建国军第二军军长。民国12年,孙中山指派柏文蔚参加改组国民党,并参加国民党临时中央的工作。民国13年1月,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柏文蔚所做军事报告,对正式形成第一次国共合作起了积极作用。在这次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同年秋,柏文蔚赴北方策动军队,奔波于豫、鲁、冀、察各省和上海之间,为北伐做准备。同年底至翌年春,柏文蔚奉命赴河南,协调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三军的团结,并在黑石关洛河东岸击败了北洋军队。此间柏文蔚曾任河南军校校长。民国15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他再度当选中央执行委员。翌年1月,柏文蔚以淮上军为基础,组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三军,并任军长。民国17年2月,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
民国16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捕杀共产党人,实行独裁统治。柏文蔚强烈反对,他率领第三十三军营以上军官发出通电,宣布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敦促蒋介石下野。在其军长职务被撤销前后,尽管处境维艰,但仍挺身而出,掩护、营救了许多共产党员,如柯庆施、王更生、李运鹤(原名郑鼎),以及被关押在鄂、川、黔“剿匪”指挥部的共产党员杨金龙、杨宗贞等。蒋介石被迫下野后,柏文蔚给某要人电文中称之“独裁政治之不良,今者独裁已倒”等由此获罪蒋介石。蒋授意何应钦撤免了柏的第三十三军军长职务。柏以北路宣慰使的空衔,在寿县创办“学兵团”,热忱欢迎中共派廖运泽协助开展创办工作,并依廖的推荐,任命在南昌起义中任二十五师七十五团团长的孙一中为学兵团团长,接纳了参加南昌起义的共产党员廖运周、孙天放、许德华(许光达)、叶守成、吴勤吾、张威武等人进学兵团。民国17年蒋介石复职后,柏文蔚的宣慰使空衔亦被免去。
民国20年9月,日本入侵东北,柏文蔚猛烈抨击国民党当局“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并联络冯玉祥、方振武等抗日将领,为不受外侮,竭尽全力奔走呼号。对危害革命或专擅营私舞弊者或直言以争,或予以揭露。柏文蔚的一身正气,更加遭到蒋介石疑忌。民国22年,蒋介石密令安徽省主席刘镇华严密监视柏的行动,后竟密遣特务寻机刺杀。一日清晨,柏文蔚的一个部下突然来到柏在上海寓所流泪不止,柏问其何以如此,来者说:“我不是为自己伤心,而是为先生伤心”,“先生祸在旦夕,我特来报信儿,请先生速速离开,否则生命难保。”柏问为什么,来者说:“特务队捏造先生反动,已经很久了……已得到上级命令,要直接对您下手了。为先生着想,请您快速离开为好。”柏文蔚当即搭快车离沪赴宁,找到于右任,陈述情况,并申明:一旦遇难,一不向你求援,二不是用你伸冤,只要你为我作证,我是为什么而死,是被谁杀害的。因得于右任的保护,柏文蔚才免遭暗害。
民国26年卢沟桥事变后,柏文蔚数次请缨抗日,“均不获准”。晚年离开重庆,到湘西永绥(今花垣县)赋闲,每日诵经向佛,消极避世。此间曾撰写了《柏烈武五十年大事记》及许多诗词楹联。他一生追求真理,寄希望于共产党,曾作春联贴大门:“渴望国共合作,倭奴奸暴终必灭;吾神威灵显化,土豪劣绅不容昌。”
民国36年,柏文蔚登报声明辞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等职,以示同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彻底决裂。4月26日,因患肝脓疡医治无效在上海逝世,终年72岁。
Ⅵ 近年来中华儿女报效祖国、为国争光的资料
邓世昌:“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
邓世昌(1849-1894) 原名永昌,字正卿。广东番禺人。1867入马尾船政后学堂驾驶班第一期学习,187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并被船政大臣沈葆璋奖以五品军功任命为“琛航”运船帮带。次年任“海东云”炮舰管带,时值日本派兵侵犯台湾,他奉命巡守澎湖、基隆,获升千总。后调任“振威”炮舰管带,代理“扬武”快船管驾,获荐保守备,加都司衔。
1880年李鸿章为建设北洋水师而搜集人才,因邓世昌“熟悉管驾事宜,为水师中不易得之才”而将其调至北洋属下,先后担任“飞霆”、“镇南”蚊炮船管带。同年冬天北洋在英国定购的“扬威”、“超勇”两艘巡洋舰完工,丁汝昌水师官兵200余人赴英国接舰,邓世昌随往。1881年11月安然抵达大沽口,这是中国海军首次完成北大西洋——地中海——苏伊士运河——印度洋——西太平洋航线,大大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影响,邓世昌因驾舰有功被清廷授予“勃勇巴图鲁”勇名,并被任命为“扬威”舰管带。
1887年春,邓世昌率队赴英国接收清政府向英、德订造的“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四艘巡洋舰,是年底回国。归途中,邓世昌沿徒安排舰队操演练习。因接舰有功,升副将,获加总兵衔,任“致远”舰管带。1888年,邓世昌以总兵记名简放,并加提督衔。是年10月,北洋海军正式组建成军,邓世昌升至中军中营副将,1891年,李鸿章检阅北洋海军,邓世昌因训练有功,获“葛尔萨巴图鲁”勇名。
文天祥
文天祥,(1236——1283)字宋瑞,一字履善,号文山,南宋庐陵(今吉安)人。
南宋末年,朝廷偏安江南,国势弱小,北方蒙古族于1271年结束了内部争夺皇位的自相残杀局面,建立了元朝,接着把侵略矛头直指南宋。1273年,丞相伯颜统20万大军攻下襄、樊,以此为突破口,顺江而下,两年不到,便后临南宋首都临安的近郊。蒙古兵所过之处,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农田荒废,百业凋敝,这是一场空前残暴的野蛮的侵略战争,南宋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威胁,文天祥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出现的抗击侵略的伟大民族英雄。
南宋朝廷长期为投降派所把持。还在1259年,宰相贾似道便以称臣、割江北地区和岁纳银绢各20万两匹为条件,暗中屈膝求和。伯颜却意在灭宋,并不停止南侵。1275年,将贾似道十三万大军消灭,朝廷便再无可用之兵。此时宋恭帝在位,年仅四岁,太皇太后谢氏临朝听政,不得不发出“哀痛诏”,号召天下四方迅速举兵“勤王”。文天祥当时正担任赣州知府,他“捧诏涕泣”,并立即行动,在两三个月内便组织了第一支“勤王”队伍近万人,几经周折,赶到了临安。而在成千上万大小地方官中,带兵勤王的只不过他和张世杰三人而已,这个政权腐朽到什么程度,可见一斑。1276年正月十八日,伯颜兵临皋亭山,左相留梦炎早已投降叛变。其他大臣或已投降。伯颜虽愿受降,却要右相陈宜中去元营洽谈,陈哪有这个勇气?当天晚上便逃之夭夭。谢太后唯珂派人只剩下一个文天祥。他毅然临危受命,但不是去投降,他考虑是“战、守、迁皆不及施”,“国事至此,予不得爱身”,他甚至借此机会观察一下敌营的虚实以谋“救国之策”。但是他没有想到,正当他指斥伯颜扣押不能返回宋营,他的义兵则在同时被投降派命令解散。敌人的凶残不曾使文天祥受困,昏庸的朝廷和无耻的投降派却使他遭到了第一次严重的挫折。
1276年二月初九日,文天祥被押送去大都(今北京),行至京口(今镇江),在义士的帮助下,逃脱了虎口,据他在《指南录后序》所记,至少有十六次幸免于死,经过千辛万苦,于四月初八日逃到了温州,此时他听说度宗的两个儿子(即恭帝的两个兄弟)已逃到福州,于是立即上表劝进。不久,被诏至福州,任右丞相兼枢密院事,后又命为同都督。七月,文天祥便在南剑州(今福建南平)打起帅旗,号召四方英雄豪杰,各各起兵,民复失地。1277年三月,文天祥统兵进军江西,收复南部数十州县,同时围困赣州,湖南、湖北皆起而响应,震撼了江南,鼓舞了人民的反侵略意志,使元统治者大为惊慌。元忙调40万大军来解赣州之围,另派兵五万追 击文天祥。文部不过五千余人,这年八月,空坑一战,遂致大败,部将数人牺牲,文妻及子女皆被俘,赵时尝在紧急中假扮文天祥,吸引了元军,文才得乘间逃脱。赵随即被杀。这是文天祥在一年多时间内所遭到的第二次重大挫折。
但是文天祥并没有灰心丧气,他下定决心抗元到底。1278年11月,他收拾残军,加以扩充,移兵广东潮阳,不幸于十二月二十日兵败五坡岭,文天祥自度难以逃出重围,当即吞服随带的冰片,以求一死,免遭污辱,但他并未死,而在昏迷中被俘了。这是他遭遇的最后一次严重的挫折。从此以后,文天祥便再也不能统领义军在战场上与元军拼杀。
文天祥被俘后,打定主意,只求义死而不求苟生。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还在伯颜将他扣押北营时,他便明白地告诉对手:“宋状元……所欠一死报国耳,宋存与存,宋亡与亡,刀锯在前,鼎镬在后,非所惧也,何怖我?“1279年十月,元平章阿合马来文天祥囚所劝降,文天祥长揖就坐,不把他放在眼里,阿合马却要他下跪,文天祥说:”南朝宰相见北朝宰相,何跪?“阿合马以胜利者自居,傲慢地说:“你何以至此?”文天祥嘲讽地说,南朝若早用我为相,你去不了南方,我也不会到你这里来,你有什么可神气的阿合马用威胁口气对左右说:“此人生死尚由我。”文天祥正义凛然道:“亡国之人,要杀便杀,道甚由不由你。”阿合马自讨没趣,灰溜溜地走了。同年年底,元丞相孛罗审问文天祥。孛罗一来就摆威风,要文跪下,遭到文拒绝,左右便用武力强使文天祥作跪拜状,文凛然说道:“天下事,有兴有废,自古帝王以及将相,灭亡诛戮,何代无之?天祥今日……至于此,幸早施行。”临刑前夕,皇帝忽必烈亲自出马劝降,以宰相之职作为诱饵,妄图使文天祥投降,但遭文天祥严厉拒绝。忽必烈只好问他,那你究竟要什么呢?文天祥回答说:“愿以一死足矣!”文天祥这种以身殉国,视死如归的的伟大精神使得敌人束手无策,一筹莫展。这实际上等于宣布了反侵略战争的胜利,是正义的胜利和他自己所赞颂的“正气”的胜利。也等于宣布侵略者的失败,是一切投降派和卖国贼的失败。
在国家民族危亡紧急时刻,文天祥无时无刻不把国家民族利益看作最高的利益,对投降派和奸佞之徒从不留情。1259年,元军渡江围鄂州,皇帝宠幸的内侍董宋臣怂勇宋帝迁都,文天祥勇敢地上疏,乞斩董宋臣。1275年,朝廷追封投降元军大将吕文德为和义郡王,又提拔他的侄子吕师孟为后部尚书,投降气氛一时弥漫京城,文天祥又上书乞斩吕师孟,以稳军心。文天祥被俘后,留梦炎一班降贼都曾硬着头皮来劝降,文一律唾骂之置,就连先已投敌的宋恭帝前来劝降时,也被置之不理。文天祥明确提出“社稷为重,君为轻”。他并不对帝王愚忠,而只无条件地忠于国家和民族。
1283年1月9日,文天祥在大都柴市口英勇就义。他死后留下了大量诗文,其中如《过零丁洋》中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狱中所作的《正气歌》以及死后从其衣带中 发现的“衣带诏”(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都已成为光照日月、气壮山河的绝唱,成为民族精神财富的宝贵部分。文天祥也因此成为永垂不朽的民族大英雄。
关天培
关天培(1781~1841.2.26),鸦片战争中抗英名将。字仲因,号滋圃。江苏山阳(今淮安)人。1803年(清嘉庆八年)中武秀才,授把总。后累升至参将。1826年(清道光六年),清政府初办漕粮海运,关天培押粮船千余艘平安至天津,旋升副将。次年,擢总兵。1832年春,署理江南提督。1834年调任广东水师提督。赴任后,踏勘地理形势,将虎门口的沙角、大角炮台改为信炮台;在上横档岛一线,重建南山炮台(改名威远),改建横档、镇远炮台,增建永安、巩固炮台,控制东西水道;在虎门底,改建大虎山炮台。另铸6000斤以上大炮40门,安置各炮台。同时抓紧训练,制定春、秋操章程。1838年,在镇远、威远炮台间增建靖远炮台,首次安设西洋铜炮,并在横档东侧水道架设排链两道。1839年,钦差大臣林则徐到粤禁烟,协助缉拿烟贩,收缴鸦片,并指挥水师多次与英舰船交火。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钦差大臣琦善至广东,一意主和,懈于防务。1841年1月7日,英方发动虎门之战,企图以武力迫使琦善屈服,出动舰船10余艘,攻占沙角、大角炮台。2月26日,英军又以战舰10艘、汽船3艘,配以登陆部队,猛攻横档岛一线6炮台。关天培于靖远炮台督军顽强抵抗,并亲燃大炮对敌轰击,负伤力战殉国。其办理广东海防的奏折公牍,辑为《筹海村集》。
詹天佑
詹天佑(1861年4月26日 –1919年4月24日)(Jeme Tien Yow),号眷诚,字达潮,广东南海人,原籍安徽婺源,是中国首位铁路工程师,负责修建了京张铁路等工程,有“中国铁路之父”、“中国近代工程之父”之称。
1905年,清政府决定兴建我国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北京至张家口)。英俄都想插手,由于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他们的企图没能得逞。英俄使臣以威胁的口吻说:“如果京张铁路由中国工程师自己建造,那么与英俄两国无关。”他们原以为这么一来,中国就无法建造这条铁路了。在这关键时刻,詹天佑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个艰巨的任务,全权负责京张铁路的修筑。消息传来,一些帝国主义分子及英国报刊挖苦说:“中国能够修筑这条铁路的工程师还在娘胎里没出世呢!中国人想不靠外国人自己修铁路,就算不是梦想,至少也得五十年。”他们甚至攻击詹天佑担任总办兼总工程师是“狂妄自大”、“不自量力”。詹天佑顶着压力,坚持不任用一个外国工程师,并表示:“中国地大物博,而于一路之工必须借重外人,我以为耻!”“中国已经醒过来了,中国人要用自己的工程师和自己的钱来建筑铁路。”
1905年8月,京张铁路正式开工,紧张的勘探、选线工作开始了。詹天佑亲自带学生和工人着,背着标杆,经纬仪,日夜奔波在崎岖的山岭上。一天傍晚,猛烈的西北风卷着沙石在八达岭一带呼啸怒吼,刮得人睁不开眼睛,测量队急着结束工作,填个测得的数字,就从岩壁上爬下来。詹天佑接过本子,一边翻看填写的数字,一边疑惑地问:“数据准确吗”?“差不多”,测量队员回答说。詹天佑严肃地说:“技术的第一个要求是精密,不能有一点模糊和轻率,‘大概’、‘差不多’这类说法不能工程人员之口。”接着,他背起仪器,冒着风沙,重新吃力地攀到岩壁上,认真地又重新勘测了一遍,修正了一个误差。当他下来时,嘴唇也冻青了。
不久,勘探和施工进入最困难的阶段。在八达岭、青龙桥一带,山峦重叠,陡壁悬岩,要开四条隧道,其中最长的达一千多米。詹天佑经过精确测量计算,决定采取分段施工法:从山的南北两端同时对凿,并在山的中段开一口大井,在井中再向南北两端对凿。这样既保证了施工质量,又加快了工程进度。凿洞时,大量的石块全靠人工一锹锹地挖,涌出的泉水要一担担地挑出来,身为总工程师的詹天佑毫无架子,与工人同挖石,同挑水,一身污泥一脸汗。他还鼓舞大家说:“京张铁路是我们用自己的人、自己的钱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全世界的眼睛都在望着我们,必须成功!”“无论成功或失败,决不是我们自己的成功和失败,而是我们国家的成功和失败!”
为了克服陡坡行车的困难,保证火车安全爬上八达岭,詹天佑独具匠心,创造性地运用“折返线”原理,在山多坡陡的青龙桥地段设计了一段人字形线路,从而减少了隧道的开挖,降低了坡度。列车开到这里,配合两台大马力机车,一拉一推,保证列车安全上坡。
詹天佑对全线工程曾提出“花钱少,质量好,完工快”三项要求。京张铁路经过工人们几处奋斗,终于在1909年9月全线通车。原计划六年完成,结果只用了四年就提前完工,工程费用只及外国人估价的五分之一。一些欧美工程师乘车参观后啧啧称道,赞誉詹天佑了不起。但詹天佑却谦虚地说:“这是京张铁路一万多员工的力量,不是我个人的功劳,光荣是应该属于大家的。”
李四光
李四光,(1889-1971),蒙古族,字仲拱,原名李仲揆,1889年10月26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一个贫寒人家。他自幼就读于其父李卓侯执教的私塾,14岁那年告别父母,独自一人来到武昌报考高等小学堂。在填写报名单时,他误将姓名栏当成年龄栏,写下了“十四”两个字,随即灵机一动将“十”改成“李”,后面又加了个“光”字,从此便以“李四光”传名于世。
李四光的最大贡献是创立了地质力学,并以力学的观点研究地壳运动现象,探索地质运动与矿产分布规律,新华夏构造体系的特点,分析了我国的地质条件,说明中国的陆地一定有石油。从理论上推翻了中国贫油的结论,肯定中国具有良好的储油条件。毛泽东、周恩来在认真听取了汇报后,支持了他的观点,并根据他的建议,在松辽平原、华北平原开始了大规模的石油普查。1956年,他亲自主持石油普查勘探工作,在很短时间里,先后发现了大庆、胜利、大港、华北、江汉等油田,为中国石油工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从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勘探部门相继找到了大庆油田、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华北油田等大油田,在国家建设急需能源的时候,使滚滚石油冒了出来。这样,不仅摘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也使李四光独创的地质力学理论得到了最有力的证明。
Ⅶ 陈炯明的人物生平
陈炯明,惠州府海丰白町乡(现汕尾·海丰)人。粤系军事将领,中国军事家。光绪二十四年中秀才。光绪三十二年就读于广东法政学堂,光绪三十四年以成绩优等毕业。宣统元年被推选为广东咨议局议员。参加过辛亥革命及着名的黄花岗起义,黄花岗之役中为敢死队第四队队长,谋炸广东水师提督未中。
武昌起义后,陈炯明到东江组织民军起义,1911年11月9日广东“和平光复”后不久,任广东副都督,后为代理都督。1912年4月,任广东总绥靖经略,后任广东护军使。1913年6月继任广东都督,7月18日宣布广东独立讨袁。后其属下师长苏慎初炮轰都督府,自立为临时都督,陈逃往香港、新加坡。1915年12月,回到东江一带,组织民军起义,翌年在惠州附近成立广东共和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袁死,黎元洪出任总统后,陈交出兵权,被授予“定威将军”称号。后到上海,参加孙中山发起的护法运动。11月21日朱庆澜任陈为省长亲军司令。12月2日,孙中山任陈为“援闽”粤军总司令,经10个月奋战,打败了福建督军李厚基所部,占领闽西南20多个县。这时,陈炯明除整军经武外,又致力“刷新政治”,创办《闽星半周刊》、《闽星日刊》,提倡“新文化”,以响应“五四运动”后新思潮的传播。 1920年8月奉孙中山之命回师广东,10月28日攻克广州。孙中山任陈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1921年4月,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这里,陈是反对非常大总统选举的。陈炯明认为:依总统选举法,总统由两院联席选出,出席议员至少须全部的三分之二,即580人才能举行选举总统会,当前广州的旧国会议员才两百多人,还不够原众议院人数的一半,而且实行记名投票,这岂不是自毁法律吗?和北方毁法,又有什么本质不同?一旦广东成立正式政府,结局只有一个:南北之间将再次陷入战争之中。陈反对孙中山任职,不参加就职典礼。孙任非常大总统后,任陈为陆军部总长兼内务部总长,并说服陈加入国民党。
1922年6月陈炯明与孙中山因护法运动(这里的法是孙中山1912年3月11日实施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而合作,又因政见分岐而决裂。陈炯明主张先在广东搞好民主宪政,仿照美国,建立与欧美民主国家相仿的联邦政制,逐步走向全国和平统一,这个主张,史称 “联省自治”;孙中山不同意陈炯明的主张,他主张“中央集权”,要以武力“北伐”来统一中国,以便自己夺取政权。1922年3月21日,陈炯明的亲信、负责为北伐军在后方筹划的粤军参谋长邓铿从香港公干回省,在广九车站突然遇刺,两天后身亡。
国民党官史一向说邓铿是被陈炯明暗杀的,然而,陈派及驻穗美、英两国领事馆都认为,刺杀邓铿,是孙派国民党人所为。邓铿之死,对孙陈间本来就脆弱不堪的关系,可以说是致命一击。4月9日,孙中山让廖仲恺转告陈炯明:一、陈炯明参加北伐,二、筹措500万元的军费。陈炯明无法接受孙的条件,遂被罢黜。4月下旬,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孙中山与奉、皖军阀一直有秘密接洽,结成三角同盟。孙中山深感这是联合奉、皖军阀,夹击直系的千载良机,必须立即出兵策应,但出乎意料的是,直奉开战,仅及一周,奉军便被吴佩孚击败,狼狈退回关外,南北夹击直系的计划,化为泡影。但南方的北伐,却如弦上之箭,不得不发了。5月8日,孙中山委任陈炯明的部下叶举为粤桂边督办,以示对粤军的信任。5月9日,孙中山在韶关大誓三军,旌麾北指,“出师宗旨,在树立真正之共和,扫除积年政治上之黑暗与罪恶,俾国家统一,民治发达”。然而叶举并不领情,5月20日,他率领六十多营粤军,突然开入省城。粤军虽然打着迎陈复职的旗号,但内部已经开始分化。一派要求陈炯明马上回省,恢复所有职务,镇摄大局;另一派则不满陈炯明对孙中山的态度过于软弱,希望由叶举来领导粤军,与孙中山彻底决裂,如果陈炯明不同意,就请他出洋,或者继续留在惠州休养。5月31日,上海《申报》的一篇文章,透露了粤军内部的分歧:“现在陈之部曲,亦分两派,一主张陈氏即速回省,则大局立定;一主张陈氏不可造次,俟解决完妥后,始可返省。”陈炯明则在惠州隐居。各界吁请陈炯明回省的函电,铺天盖地,见诸报端;前往劝驾的使者,车水马龙,络绎不绝。甚至连陈独秀也到了惠州,劝陈炯明不如加入共产党,领导华南地区的革命。
1922年6月1日,孙中山率领两个营的警卫,从韶关返回被粤军重重包围的广州。6月2日,孙中山在总统府设宴招待粤军将领,竟没有一个高级军官应邀前来,只来了几个中下级军官。他对那几个小军官说:“告诉你们的长官,不要以为据守白云山,便可胡作非为,我立刻上永丰舰,升火驶入东江射击你们,连你们的根据地也一并铲除!现在东江水涨,永丰炮舰可以直行驶入陈炯明的老巢!”孙中山一连拍了三封电报,要求陈炯明立即到广州面商一切,又派人到惠州催驾。但陈炯明拒绝在这个时候到广州。他说,在省城军队撤出之前,他都不打算到广州。显然,他不希望被人误解。陈炯明曾经说过,一旦粤军叛孙,则“天下之恶皆归焉”,这是他所不愿意看见的。
1922年6月2日,北洋总统徐世昌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宣布辞职。由于孙中山在护法运动中曾一再发表政治宣言,承诺只要徐世昌下台,他亦将同时下野。因此,舆论普遍认为,徐世昌下台后,停止内战,和平统一,终现一线曙光。6月3日,蔡元培、胡适、高一涵等两百多位各界名流,联名致电孙中山和广州非常国会,呼吁孙中山实践与徐世昌同时下野的宣言,可见这个要求在当时是颇得人心的。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孙中山竟然公然拒绝履行承诺、拒绝辞职下野。顿时,社会各界大失所望。孙中山之前的 “护法” 革命口号,也因此而露馅,大失民心。甚至段祺瑞都对曹汝霖说:“以前,孙文以临时约法被蹂躏为旗号,闹革命,可是,现在临时约法已经恢复,孙文却还要坚持造反,从今以后,就变成是他不对了。”陈炯明也对孙中山表示不满,说:“我们之所以一直闹革命、试图武力颠覆北洋政府,无非是因为北洋军阀废掉了临时约法、蹂躏了民主宪政,现在既然临时约法已经恢复了,我们自然也就不必造反了。”
6月3日,叶举宣布广州戒严,大街通衢,遍布岗哨。6月12日,孙中山邀请广州报界出席茶会。他决心通过报纸,向陈炯明摊牌,他宣布:我下令要粤军全数退出省城30里之外,他若不服命令,我就以武力压服他。人家说我孙文是车大炮(讲大话),但这回大炮更是厉害,不是用实心弹,而是用开花弹,或用八英寸口径的大炮的毒气弹,不难于三小时内把他六十余营陈家军变为泥粉。但残害六十余营的军人,且惊动全城的居民,不免过于暴烈,但我不如此做去,他们终不罢休。我只望报界诸君,主持正义,十天之内,做足工夫,对于陈家军,加以纠正。陈家军若改变态度,即不啻如天之福,万一无效,就不能不执行我海陆军大元帅的职权,制裁他们了。(《申报》1922年6月19日)
1922年6月15日深夜,粤军高级将领在郑仙祠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军事政变,驱逐孙中山下台。就在这危急关头,“陈炯明在惠州派秘书陈猛荪持亲笔信劝止叶举……信大意说孙中山出兵北伐如果能胜固好,如其失败,我以陆军部长身份暂将部队调返东江训练,做充分准备,到时仍可收拾残局。陈猛荪持信送到郑仙祠。叶举阅后,当着陈猛荪的面将信掷落地上,说陈炯明不知军事,还说:回东江哪里找吃的?叫陈猛荪回报陈炯明事情已不容不发……陈炯明怒不可遏地把茶盅也打碎了。”
1922年6月16日凌晨,叶举开始行动。但他并不想置孙中山于死地,只想将孙赶出广东,所以在开炮前让人打电话给孙透露了消息,让他赶快逃跑。他们提出的要求,也正是前面蔡元培等人所提出,请孙中山兑现他与徐世昌一齐下台的诺言。孙中山离府后,粤军围攻总统府,要求守军投降不遂,而开土炮“三响吓之”。孙中山登上军舰,海军宣布和叛军开战。根据当年香港中英文报纸和英、美两国外交官的报道,1922年6月17日,孙中山以海军大炮乱轰广州的大标题,炸死无辜平民过百人。 陈炯明政治主张为“联省自治”制省宪,效美国宪法之联邦体制,但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官方历史观点一直认为陈炯明的“联省自治”承认北洋政府国体的统治现状,实质仍会导致变相军阀割据。亦有人认为他是中国联邦宪政的实践者。
刘凤舞历史小说《民国春秋》所描述的陈炯明残杀幼童事件,只有小说做为来源。
1920年12月15日《香港华字报》转载《上海新申报》对陈炯明的评论云:“陈氏为人刚毅果敢沉默寡言,其私人道德,可为南北权要之模范。”章太炎誉陈“清操绝于时人,于广中弥不可得”。孙逸仙曾坦言陈炯明“不好女色,不要舒服,吃苦俭朴,我也不如”。
无论是国民党主导的国民政府,还是共产党主导的中共政权,在教科书上描述陈炯明都以“逆党”、“叛军”、“叛徒”称之。1990年代以后,部分学者开始对此进行考证,尤其是陈炯明之子陈定炎查阅了当时的大量报刊资料,方才让世人重新认识陈炯明。但陈定炎的资料中也并非全无偏颇。 潘采夫在《陈炯明:悲伤的乌托邦 》一文做了详细介绍。
全文如下:
历史学家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课本里的陈炯明,是以一个乱臣贼子的面目出现的,作为反对孙中山的可耻下场,来教育一代代天真的小孩。无论国民党史还是共产党史,都将陈炯明描绘成一个军阀,一个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背叛者,一个炮轰总统府的刽子手,他的所谓贡献,总是被一笔草草带过。
不过,折戟沉沙铁未销,时间总能磨洗出一些真相,将近一百年过去了,随着史料的发现,以及意识形态的松动,陈炯明对辛亥革命的巨大功绩,他的自治理想与实验,他与孙中山的恩怨是非,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人们才发现,这是又一位被湮没的辛亥元勋。
1925年,孙中山逝世的时候,陈炯明曾手撰一副挽联:“惟英雄能活人杀人,功罪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与故交曾一战再战,公仇私谊,全凭一寸赤心知。 ”在知己相惜的情怀之下,似诉英雄心中不平事。可以看出,在这两位大人物之间,发生了太多的故事。
鲁迅去世的时候,徐懋庸曾写过一副对联挽鲁迅,“敌乎友乎,余惟自问;知我罪我,公已无言”。敌,友,知,罪,倒是陈炯明与孙中山这两位辛亥元勋一生关系的写照。
1933年9月,陈炯明去世之时,香港《工商日报》评价道:“国民党死了一个敌人,中国死了一个好人。”
Ⅷ 中华民国初期第二次"南北战争",以下哪一位北洋将领从主和派倒戈转向主战派
曹锟(重说中国近代史章节测验)
Ⅸ 关于北洋军阀时期府院之争的详细过程
府院之争指民国五至六年(1916年至1917年)总统府与国务院之间的权力斗争, 是以黎元洪为首的总统府集团与以段祺瑞为首的国务院集团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实质上反映了美、日两国在争夺中国权益上的矛盾和中国统治集团内部争夺势力的矛盾。
府院之争指民国五至六年(1916年至1917年)黎元洪与段祺瑞之间的权力斗争。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原第一任副总统黎元洪依法继任大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段以北洋正统派首领自居,依附日本军阀,掌握军政大权,与黎元洪分庭抗礼。 先是在国务院秘书长人选问题上,黎元洪和段祺瑞发生了争执,最后由徐世昌出面了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要不要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德国宣战这个问题上,双方斗争更趋激烈。 为了达到主战的目的,段祺瑞将其手下的十几个督军叫到北京,组成“督军团”,对黎元洪施加压力,但未获成功;后来段祺瑞又叫人写了对德宣战书要总统盖印,黎元洪为了平息风波,勉强在文件上盖了章。即使这样,段祺瑞仍不满足,在国会开会讨论时,又大肆干涉,终于触动了众怒。 恰在这时,段祺瑞私自向日本借款一事被揭露。1917年5月21日,黎元洪瞅准时机在这时下令撤销了他的总理职务,段祺瑞愤然离京去津,并且根据临时约法,总统无权撤销总理职务,不承认黎的免职令。因一方为总统府,一方为国务院,所以它们间的争斗被称为“府院之争”。 之后黎元洪请督军团团长张勋于6月14日入京调解。张勋入京后,拥立宣统复辟。事件为段祺瑞所镇压,黎元洪于事后辞去总统职,总统改由冯国璋担任。府院之争告一段落。
各省督军原本不少人反对宣战,因为他们害怕让他们派兵作战,从而损害自己的实力。 段祺瑞明白他们的心思,于是就明确告诉他们,宣战无须出兵,中国派遣劳工去欧洲即可。 各省督军一听,心上的石头落了地,于是纷纷表示服从总理的意志。 4月25日,督军会议在京召开。
各省督军和代表一致赞成段内阁外交政策,并在写有“赞成总理外交政策”的纸上签了名,给黎元洪施压。 5月1日,内阁举行会议,督军团居然要求参加。 有人说军人干政,傅良佐却辩解道:“军人也是国民的一员,对国事发表意见,怎能说是干政?大总统这么害怕军人的意见,难道是心中有鬼不成?”参加内阁会议的阁员可怜只有3人:海军总长程璧光、司法总长张耀曾、农商总长谷钟秀,军人倒有一大班,于是,宣战案顺利通过。 段祺瑞便想趁热打铁,利用督军团使国会和总统屈服。 黎元洪这里顺利通过了,但国会却出了问题,本来国会通过宣战案问题并不大,汤化龙、梁启超早就在议员中活动支持段祺瑞,但国会傅良佐却帮了倒忙。 5月8日,段祺瑞到国会解释对德政策并接受质询,他矢口否认中国参战背后有着中日幕后交易,声称宣战是本着正义的需要。 当两院即将讨论宣战案的时候,各地人民团体纷纷来电支持宣战,北京城中也有一些“自发”的群众的代表强烈要求对德宣战,段祺瑞闻之十分满意。 一些外地人民团体的电报实际上都是傅良佐派人从北京电报局发出的。 5月10日下午,成群的“自发公民”包围了众院大楼,他们或摇旗呐喊,或散发“请愿书”,有的甚至闯进议长办公室,要求汤化龙允许公民代表列席讨论。 “公民团”的行径引起了众议员的义愤,大家集体罢会,以示抗议,并准备离开会场,于是一场骚乱发生了。 傅良佐急于求成,结果弄巧成拙,反而使段祺瑞的宣战案中途告吹,内阁总长纷纷辞职,只剩下一个光杆总理了。 段祺瑞决定坚持下去,他一面酝酿新的阁员,一面授意滞京的部分督军和代表们,继续对国会施压,企图重开议会通过宣战案。 然而,一个毁灭性的新闻给段祺瑞致命的打击,英文《京报》披露中日秘密签订了一亿元的军事借款。 段祺瑞在国会所作关于中日之间绝无秘密外交的证词完全是一个谎言!令人意外的是,一向软弱可欺的黎元洪突然挺直了腰杆,下令免去了段祺瑞国务总理和陆军总长的职务。 5月23日,张国淦听说黎元洪要免段,刚想开口劝说,站在旁边的金水炎冲了过去,拔出手枪对准张国淦:“不许开口!开口我就打死你!”段祺瑞气得鼻子又歪了。
国民党和南方的地方势力是黎元洪的依托,研究系、进步党和北洋督军是段祺瑞的基础。双方在国会制宪等问题上分歧严重。黎元洪一派主张扩大国会权限,以抵制段祺瑞的专断独行,研究系则反对省制入宪,主张缩小国会权利,改两院为一院,以迎合皖系军阀专制的私利。由于国民党议员在国会人多势众,研究系的议案屡遭否决。在国会表决中(国会议场在今西城境内),皖系军阀首领便策动北洋各省督军,粗暴干涉国会,恣意打击国民党人。 1917年美国参加对德作战,要求中国与之采取一致行动对德宣战,并答应借给军费,黎元洪表示同意。而日本支持段祺瑞参战,答应借巨款给段祺瑞,以扩充其势力。因日本支持段祺瑞,中国若参战必有利于日本,美国遂指使黎元洪伙同国会反对参战。段祺瑞召集亲信召开督军会议,决定参战,并要挟黎元洪和国会同意参战案,但未能得逞,于是要求黎元洪下令解散国会。黎元洪利用人们反段要求,在国会的支持和美国公使"允为后盾"的情况下,下令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职务。段祺瑞被罢职后,离京赴津,以天津为基地,组织脱离北京政府的各省督军在天津成立"军务总参谋处",扬言另组临时政府,段黎矛盾白热化。黎元洪在段祺瑞的压力下内外交困,只好同意张勋入京“调停国事”,后演为张勋率辫子军入京复辟。
冯国璋任总统后,与国务总理段祺瑞,在西南军阀及广东护法军政府的政策上,产生了矛盾。段祺瑞主张“武力统一”,借此扩充皖系势力;冯国璋主张“和平统一”,借此讨好西南军阀,保护直系的利益。 1917年8月,段派傅良佐为湖南督军,调北洋第八、第二十两师入湖南,拉开了南北战争(护法战争)的序幕。11月,正当湖南战事扩大时,直系北洋军第八师师长王汝贤、第二十师师长范国璋突然发出通电,主张停战议和。紧接着直系长江三督和直隶督军曹锟联名发表通电,响应停战。段提出辞职。冯于11月25日下令准免,先以外交总长汪大燮代理国务过理,后又请出王士珍署理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
12月2日,段策动北方十督:曹锟、张怀芝、张作霖、倪嗣冲、阎锡山、陈树藩、赵倜、杨善德、卢永祥、张敬尧等在天津举行督军团会议。12月6日,联名电请冯国璋明令讨伐西南。冯只得表示让步。又任命段为参战督办,段芝贵为陆军总长,以消解皖系的不满。此时,西南军阀陆荣廷提出恢复国会,停止湘粤进兵和拥护冯国璋继任总统,作为取消两广独立的条件。冯发出停战布告,责成南北两军停止敌对行动。 12月31日,北方十督曹锟等发表通电,坚决反对恢复旧国会,主张以皖系控制的临时参议会代行国会职权,选举正式大总统,企图“合法倒冯”。冯声称要亲自出征讨伐西南,率拱卫军一旅,乘专车沿津浦路南下,想回到直系大本营南京。不料车到蚌端口,被皖系安徽督军倪嗣冲拦截,迫使冯回京。同时,奉军入关“兵谏”。皖奉联合,冯不得已,请出段再次出任国务总理。 1918年9月4日,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为新任大总统。冯国璋、段祺瑞同时下野。
“三造共和”后,段祺瑞并没有迎回落难总统黎元洪,而是力捧副总统冯国璋继任总统。而在此之前,黎元洪放下了面子,以国家大局为重,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并令他挂帅讨贼。只此一点,便可看出府院之争的主要症结。 当时,一直在努力调解府院之争的张国淦力劝段祺瑞迎黎元洪复位,他说:“相对而言,和黎元洪共事其实比较容易,因为他手中无兵,而且刚经受过挫折,会吸取教训;而冯国璋既有兵权,又是新官上任,遇事必然逞强好胜,因此更难对付。”张国淦的分析入情入理,完全是出于对段祺瑞的一片爱护之忱。如果段祺瑞能够接受,学古人将相和,也许可以开创一个双赢的新局面,可惜他对黎元洪罢免自己耿耿于怀,终于因私而废公,挟愤而忘义,拒绝了这个建议。 所谓“府院之争“,“府”即总统府,“院”指国务院,“府院之争”即总统和总理之争。北洋时期的府院之争有两次,一次是黎元洪总统和段祺瑞总理之争,另一次是冯国璋总统与段祺瑞总理之争,两次的当事人都有段祺瑞。可见段的性格缺陷是府院之争的一大动因。 但是,府院之争的渊薮却决不止如此之浅,而是有其历史背景的。中国实行了几千年的帝制,民主共和是新鲜的舶来品,因此民国肇立之初,需要借鉴西方的政治和行政制度。而西方的共和体制大体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美国式的总统制,另一种是法国式的内阁制。于是,有关总统制还是内阁制的争论,在政客们争权夺利的心理作用下,一时甚嚣尘上。即便以袁世凯的神武雄健,欲加强总统的权力,也一度面临着宋教仁政党内阁计划的挑战。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时,革命党人同时修改了《临时约法》,将政治体制从总统制更改为内阁制,用以约束袁世凯。宋教仁更在此基础上,重组国民党,要成立政党内阁,从而在实际行动上迈进了一大步。袁世凯及其北洋派不愿放弃权力,乃卑鄙地暗杀了宋教仁,激起了国民党“二次革命”,然后再借此驱逐了国会中占大多数的国民党员。总统制与内阁制的理论之争,最终引发了流血和战争,使民国成为一个乱世。
在社会运动中,理应有一个“理论先行”的过程,此即孙中山所谓的“知难行易”。中国的民主革命自维新运动失败后开始成为社会运动的主流,不出十余年就推翻了帝制,建立了民国。在这十余年中,革命者更多的是按照西方民主共和的蓝图来憧憬新政权的,至于将民主共和的理论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工作,实在还做的很少。于是,进入民国后,就出现了一个“理论后行”的局面,这实际上是一个“补课”的过程。不惟总统制和内阁制发生了激烈论争,到后来竟连“共和制”和“帝制”、“世袭制”和“非承继制”等原本不成问题的问题,也被重新翻上台面。参加这些辩论的往往不是政客本身,而是声名卓着的学者,中国的比如杨度、梁启超,洋人比如古德诺、有贺长雄,不一而足。 不论总统制或内阁制,总之当时并未建立一个深入人心的政治体制模式,因此,民国的建立仅仅是根植了一个“共和”的理念,却有其名而无其实,可以对抗帝制复辟,却不足以对抗内部矛盾。如此一来,那些“共和”业务素养十分有限的政客和军阀们,主观上本就惟力是视,客观上也的确不知所措。府院之争就是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1916年6月袁世凯临死前,对徐世昌、段祺瑞执手呜咽道:“按照《约法》,由宋卿(黎元洪)继任总统,你们要好好辅佐他。”可能是有感于此,当在川作战的张敬尧等将领致电表示愿推举段祺瑞为总统时,被他断然拒绝。此事被外人知晓后,举国一片赞叹之声。当时,袁世凯戕害约法,解散国会,民国已遭到严重破坏,如今有一个宽仁谨厚的黎元洪担任国家元首,有一个正直不阿的段祺瑞主持内阁,又有国民党和进步党共处国会,宪政实现已依依在望,全国上下对此表示了一致的乐观。 但是,段素来刚愎自用,又自恃为北洋勋宿,从内心深处对黎元洪抱轻视态度,和黎绝少交往;黎元洪则外柔而内刚,虽不足威慑别人,却自有不屈的意志。因此府院之间不可能有亲密的关系。再者,段祺瑞并不是一个非常勤奋的总理,大小事务多委之于秘书长徐树铮,而徐偏生是个恃才傲物的人物,他奔走于府院之间,处处越俎代庖,以前就为袁世凯所厌恶,现在更为黎元洪所不喜。有一次,徐树铮拿着一份委任状请黎元洪盖总统印,黎问起其人的履历,徐竟然回答道:“现在实行内阁制,总统您何必多问!我很忙,您还是快点盖印吧!”黎十分愤怒,对左右说:“我本来不要做什么总统,你看他们眼中哪里有我!”而段祺瑞对徐却每每纵容,有一次徐以辞职要挟黎元洪,段祺瑞竟为他说情,说他“为人耿介,不屑妄语”云云,甚至于说“凡徐所为,本人愿负其责。”黎元洪等听了,都觉寒心。因此,最初的府院之争,与徐树铮有很大关系。
徐树铮的嚣张跋扈,使府秘书长张国淦愤而辞职。黎元洪为对抗徐树铮,乃聘请一样霸气纵横的丁佛言为府秘书长。丁佛言与黄远生、刘少少并称“报界三杰”,笔锋锐利,又素喜打抱不平,如今乃利用报纸为黎元洪张目。徐树铮则以牙还牙,创办《公言报》与之抗衡。于是府院之争,竟然成为报端的花边新闻,搞得天下皆知。而黎段二人也日渐身陷其中不能自拔,后来竟至事事必反,为争而争。以对德宣战一事为例,最初是黎元洪主张与德国绝交,段祺瑞则深信德国必胜的,到后来在张国淦的游说下,段祺瑞又变成了一个极端的反德派,极力主张对德宣战,黎元洪为了与段祺瑞相反,硬生生地转变为亲德派,竭力反对宣战。到了1917年5月,在府院之争的影响下,国会仍然在是否参战的问题上犹疑不定,段祺瑞乃组织军队和“各界人士”包围国会,并胁迫、殴打议员,企图强行通过对德宣战案。国会忍无可忍,乃呈请黎元洪免去段祺瑞的总理职务。5月23日,黎元洪签署了罢免令。段祺瑞下野后避居天津,坚持认为在责任内阁制中,总统的命令非经总理副署不能发生效力,即便任免总理也是如此,因此并不承认自己已经下野。他在天津厉兵秣马,等待时机,徐树铮则为他策划了徐州会议,直接推动了张勋复辟,再由段祺瑞“黄雀在后”。于是,才一个多月功夫,段祺瑞便暗渡陈仓,“三造共和”,赢得了第一次府院之争的胜利。 第二次府院之争是指冯国璋和段祺瑞之争。张勋复辟中,黎元洪流亡使馆区,冯国璋副总统在南京代行总统职权,与段祺瑞遥相呼应,通电讨逆,保障了共和政体的持续。随后,段祺瑞拒绝迎回黎元洪,乃致电冯国璋北上就任总统。他的电文是简单干脆的四个字:“四哥快来!”冯国璋一看之下,不禁心中一热,即令备车出发。不过,在北上之前,他以总统名义令最亲信的将领李纯接替自己的江苏督军,以坐镇自己的大后方。
冯国璋在就任总统之初,和段祺瑞的心思是一样的。他们都出身北洋,在小站时就朝夕相处,在洪宪帝制和张勋复辟中都站在一条战线上,可说亲如手足,因此他们相信决不会再有新的府院之争了。为此,冯国璋还曾将段祺瑞、王士珍请到府中大话家常,执手温言:“我们三人不要分什么总统、总理、总长,我们是一体的,一定能把事情做好!”
但是谈何容易!军事方面。段祺瑞要以武力统一全国,因此要整合北洋的军事,早在冯国璋北上时,他就准备以亲信入替其江苏督军之职,不料被冯先下手为强。后来段在幕后策划的天津会议,则几乎囊括了除冯系“长江三督”之外的所有北洋地方实力派,从而最终倒冯成功。政治方面。段祺瑞将第一次府院之争时的“朋党”继续扩大,组织了一个安福俱乐部,进而形成安福系,并最终组成了安福国会。所谓“安福”,指的是北京西城安福胡同内的一个四合院,段系人物常在此聚会,评论时政,商量大事,代表人物如王揖唐、曾毓隽、王印川、梁鸿志、光云锦等,显然的“朋党”无疑!段祺瑞方一复任总理,即宣布解散旧国会,代之以安福系为主的新国会,从此国会成为国务院的御用会议。段在新府院之争中占得先机。 而第二次府院之争的要害,其实在于施政理念。段祺瑞秉持的是袁世凯的政治立场,以西南为叛逆,要以武力统一全国,由此可见他对袁世凯的反对是有限的;而冯国璋的立场与黎元洪类似,与西南暗通消息,要以和平方式统一南北,由此可见他对袁世凯的反对是较为坚决的。由于西南方面一直对黎元洪持支持和同情态度,对段祺瑞解散国会、废除约法的行为从失望而至于愤恨,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也就贯彻得尤为坚决。而西南方面的实力派如陆荣廷等频频示好于冯国璋,冯因此认为西南可以和平争取,而惟有南北统一,他的总统才更有含金量,而战争则会破坏这一切。
辛亥革命是一连串的骨牌效应:先是四川爆发保路运动,清廷征调湖北军队前往镇压;随后湖北革命党人抓住了这个空隙,首义于武昌,各省响应;接着,清廷派精锐的北洋军南下征剿,北洋军竟“不知有朝廷,惟知有项城”,军前似有倒戈的危险;于是,袁项城复出,总揽大权并养寇自重,意在逼帝去位。可见,革命军对清帝退位的作用是间接的,而袁世凯才是直接的。 武昌起义后不久,南北之间形成一个僵局:南方革命军攻占南京,则北洋军收复汉口,在军事上务必维持均势;革命军进攻力愈强,则朝廷压力愈大,而袁世凯愈喜,在政治上呈现一边倒的趋势。袁世凯之所以要铲除欲在北方起事的吴禄贞,正是生怕其破坏这一均势。袁世凯用的是借力打力、借刀杀人之计,他的天下打得太过轻松了!也许正因如此,后来也就不甚珍惜。
当时奉命征剿武昌革命军的北洋军,乘火车抵达孝感前线后开始盘桓不进,总指挥官荫昌莫如之何。朝廷闻讯大惊,摄政王明白,湖北到北京不过两三日的车程,如果北洋军反扑京城,则是亡国之祸。于是,10月27日,摄政王逊退,袁世凯复出,总揽军政大权,且直接赴湖北督战,不曾入京叩谢。果然,北洋军突然声威大振,一日之内收复汉口。前军主帅冯国璋战到酣处,把政治因素浑然忘却,一意要直捣武昌,创立曾国藩那样的赫赫功勋。袁世凯十分不满,乃临阵换将,以段祺瑞替换冯国璋为第一军总统,并署理湖广总督,主持前线军事。 其实袁世凯刚复出时,对冯国璋并无偏见,因此,他最初只是把段祺瑞从江北提督调任第二军总统,折往山西镇压党人起义。但一个月后,袁世凯便无法容忍冯国璋的迟钝,乃以段祺瑞代之,驻湖北前线与革命军对垒。冯国璋曾纵容第一军在汉口纵火烧屋,破坏严重,民愤极大。袁世凯以段代冯,不仅支开了冯,也保护了冯,且可给冯总结自省的时间,为日后收服禁卫军埋下了伏笔;而将段从革命军的另一个主攻方向江苏调开,坐镇革命军已被严重削弱的湖北,这样就既保护了段,又给段以机会。一进一退之间,形势即大有改观,袁世凯用人的高明之处即在于此。
不久前,袁世凯避祸林田的时候,冯国璋和段祺瑞都与他联系密切,一样的幕后密语,段祺瑞却显然更得要领。果然,他一到汉口,即下令停战,大谈和平。之后,又秘密派亲信廖宇春到上海与革命党代表顾忠琛、俞仲达谈判并达成协议,约定若确定共和政体,则先推翻清室者为大总统。这正是袁世凯朝思暮想而口不能言者,幸有“政治觉悟”如此之高的段祺瑞,日后才得以心想事成呵!
致内阁原文
次年元月26日,段祺瑞领衔姜桂题、张勋、何宗莲、段芝贵、倪嗣冲、王占元、曹锟、陈光远、吴鼎元、李纯、潘矩楹、孟恩远、马金叙、谢宝胜、靳云鹏、吴光新、曾毓隽、陶云鹤、徐树铮、蒋廷梓、朱泮藻、王金镜、鲍贵卿、卢永祥、陈文运、李厚基、何丰林、张树元、马继增、周符麟、萧广传、聂汝清、张锡元、张士钰、袁乃宽、王汝贤、洪自成、高文贵、刘金标、赵倜、仇俊恺、周德启、刘洪顺、柴得贵、施从滨、萧安国等47名高级将领,发出致内阁代奏电,原文如下: “内阁军咨陆军并各王大臣钧鉴:为痛陈利害,恳请立定共和政体,以巩皇位而奠大局,谨请代奏事。窃维停战以来,议和两月,传闻官廷俯鉴舆情,已定议立改共和政体,其皇室尊荣及满、蒙、回、藏生计权限各条件,曰大清皇帝永传不废;曰优定大清皇帝岁俸,不得少于四百万两;曰筹定八旗生计,蠲除满、蒙、回、藏一切限制;曰满、蒙、回、藏,与汉人一律平等;曰王公世爵,概仍其旧;曰保护一切私产,民军代表伍廷芳承认,列于正式公文,交万国平和会立案云云。电驰报纸,海宇闻风,率土臣民,罔不额手称庆,以为事机至顺,皇位从此永保,结果之良,轶越古今,真国家无疆之休也。想望懿旨,不遑朝夜,乃闻为辅国公载泽、恭亲王溥伟等一二亲贵所尼,事遂中沮,政体仍待国会公决,祺瑞自应力修战备,静候新政之成。惟念事变以来,累次懿旨,莫不轸念民依,惟国利民福是求,惟涂炭生灵是惧;既颁十九信条,誓之太庙,又允召集国会,政体付之公决;又见民为国本,宫廷洞鉴,具征民视民听之所在,决不难降心相从。兹既一再停战,民军仍坚持不下,恐决难待国会之集,姑无论牵延数月,有兵溃民乱、盗贼蜂起之忧,寰宇糜烂,必无完土。瓜分惨祸,迫在目前。即此停战两月间,民军筹饷增兵,布满各境,我军皆无后援,力太单弱,加以兼顾数路,势益孤危。彼则到处勾结土匪,勒捐助饷,四出煽扰,散布诱惑。且于山东之烟台,安徽之颍、寿境界,江北之徐州以南,河南之光山、商城、固始,湖北之宜城、襄、樊、枣阳等处,均已分兵前逼。而我皆困守一隅,寸筹莫展,彼进一步,则我之东皖、豫即不自保。虽祺瑞等公贞自励,死生敢保无他,而饷源告匮,兵气动摇,大势所趋,将心不固,一旦决裂,何所恃以为战?深恐丧师之后,宗社随倾,彼时皇室尊荣,宗藩生计,必均难求满志。即拟南北分立,勉强支持,而以人心论,则西北骚动,形既内溃;以地理论,则江海尽失,势成坐亡。祺瑞等治军无状,一死何惜,特捐躯自效,徒殉愚忠,而君国永沦,追悔何及?甚非所以报知遇之恩也。况召集国会之后,所公决者尚不知为何项政体?而默察人心趋向,恐仍不免出于共和之一途,彼时万难反汗,是徒以数月水火之患,贻害民生,何如预行裁定,示天下以至公?使食毛践土之伦,歌舞圣明,零涕感激,咸谓唐虞至治,今古同揆,不亦伟哉!祺瑞受国厚恩,何敢不以大局为念?故敢比较利害,冒死陈言,恳请涣汗大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以现在内阁及国务大臣等,暂时代表政府,担任条约国债及交涉未完各事项,再行召集国会,组织共和政府,俾中外人民,咸与维新,以期妥奠群生,速复地方秩序,然后振刷民气,力图自强,中国前途,实维幸甚,不胜激切待命之至,谨请代奏!”
太后读后的反应
这篇电文将隆裕太后吓得面如土色,从此食不甘味。她念念不忘的不过是“大清皇帝永传不废”、“皇帝岁俸不得少于四百万两”、“王公世爵概仍其旧”等条款,早把什么老祖宗“退保关内”的走为上之计忘在九霄云外了。但是,许多朝廷亲贵并不相信这么多人会一同造反,坚持认为电文是伪造的。局势虽然越来越明朗,太后却仍然不知所措,无奈何处,干脆装聋作哑,捱得一天是一天。
再次发出代奏电
不料段祺瑞已等不下去,2月5日,又领衔第一军八名协统再次发出代奏电,原文如下: “共和国体,原以致君于尧、舜,拯民于水火,乃因二三王公,迭次阻挠,以至恩旨不颁,万民受困。现在全局危迫,四面楚歌,颍州则沦陷于革军,徐州则小胜而大败,革舰由奉天中立地登岸,日人则许之,登州、黄县独立之影响,蔓延于全鲁,而且京、津两地,暗杀之党林立,稍疏防范,祸变即生。是陷九庙两宫于危险之地,此皆二三王公之咎也。三年以来,皇族之败坏大局,罪难发数,事至今日,乃并皇太后皇上欲求一安富尊荣之典,四万万人欲求一生活之路,而不见允,祖宗有知,能不恫乎?盖国体一日不决,则百姓之困兵燹冻饿,死于非命者,日何啻数万。瑞等不忍宇内有此败类也,岂敢坐视乘舆之危而不救乎?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痛陈利害,祖宗神明,实式凭之。挥泪登车,昧死上达。请代奏。”
太后下诏退位
他威胁“率全军将士入京”,便是毫不客气的逼宫了;所谓“败坏大局,罪难发数”,对皇族也不再有丝毫客气。他明指“二三王公”,实批“太后皇上”,如此电文,犹胜十万貔貅,应该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电文之一了。果然,2月12日,隆裕太后再也捱不下去,乃以宣统皇帝名义下诏退位,去安享其400万两“岁俸”去了。
一造共和
《三国演义》中,曹爽胸无大志,想做“富家翁”,结果造成曹氏被司马氏夷灭的惨剧。如今,隆裕太后妇人之见,甘愿领“遣散费”,结果造成清朝政权迅速瓦解的笑剧。两者的性质是一样的,然而清室却能保住身家性命,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也正是革命不彻底的表现。实际上,满清入关之初,就对统治中国很不自信,因此一直留有“退保关外”的后路。清帝退位时的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即后来《清史稿》的主编,是个死忠的保皇派,他帐下的张作霖等将领,也是不折不扣的保守派。因此,如果隆裕有慈禧一半的手段,他庶几可以退出关外,依仗日本和东北地方的力量,维持一个小王国的。当然,这显然是逆历史潮流的。清帝没有退出关外,而是和平交出政权,避免了别生枝节,对中国而言是一件幸事。而段祺瑞在此重要时刻中,立场坚定,终至一锤定音,不仅为袁世凯立下头功,对民国的建立也可谓功勋卓着,这便是他的“一造共和”。
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
15日,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以段祺瑞为陆军总长,从此他在这一职务上连任七届。陆军总长的实权,仅在总统、总理之下,因此,段祺瑞一入民国,便成为二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实权派了。事实上,他还在民国二年(1913年),暂代过两个月的国务总理,而更早些的总统选举,他与孙中山得票数相同,仅排在袁世凯、黎元洪、伍廷芳之下。
Ⅹ 朱镜宙的投身革命
一九一七年,黎元洪免国务总理段祺瑞职,解散国会,张勋复辟。八月,孙中山先生南下护法,在广州就任军政府大元帅,朱镜宙间关南下,任军政府参议,曾谒孙先生于河南士敏土厂,并获识大元帅府秘书长章太炎。朱镜宙在广州停留不久,旋应新加坡《国民日报》之聘,赴星洲任该报总编辑。朱镜宙在星半年余,呼吁华侨团结互助,筹建中华会馆,遭英政府之忌,逼其离开报馆。朱镜宙乃辞职游马来全岛,考察实业、矿产及华侨教育。一九一九年秋,返回温州,以考察所得,撰《南洋群岛──英属之部》一书,由浙督卢永祥为之印行,上海泰东书局发售。北京政府大总统徐世昌见此书,约朱镜宙入京一晤,垂问南洋华侨情形甚详,询及今后工作计画,朱镜宙答拟赴菲律宾、安南、爪哇考察,以加强国人对南洋的认识。徐大总统勉其为国努力,并嘱其秘书长吴笈孙,致赠朱镜宙旅费三千元以壮行色。
一九一九年,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成立,朱镜宙与发起人王光祈友善,亦加入为会员。朱镜宙离京前,乡人黄溯初推介其于中国银行张公权氏。张氏聘朱镜宙为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南洋经济特派员,朱镜宙乃再度赴新加坡,停留两月余,奉张公权电召回国,出任中国银行福建分行副行长,赴厦门就职。
朱镜宙对章太炎先生一向十分敬佩,也很有因缘。早在杭州读书时,受《苏报》上章太炎和蔡元培、吴敬恒等人的文章影响。在广州任军政府参议期间,更是经常接触时任大元帅府秘书长章太炎,深得其赏识。1918年10月,徐世昌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宣言和平统一,南北和议,当时南方议员有主张拥兵自卫者。朱镜宙认为与国家长治久安无补,撰写了《民国政治改造论》一书,主张实行总统制、南北同等裁兵、废除督军制、普及教育、开发交通、确立司法三级三审制、改善文书制度等12个章节。这大概是章太炎对朱镜宙良好印象的又一次重要起因吧! 在朱镜宙的一生中,章太炎对他影响极大。1923年的秋天,朱镜宙因公务到上海,顺便拜访了章太炎,章先生一直很喜欢朱镜宙,邀请朱镜宙陪自己去杭州。途中,章夫人汤国梨告诉朱镜宙,说章先生意以第三个女儿章展嫁他为妻,朱镜宙满怀喜悦一口答应,婚事就这样定下来。1924年3月,他们在上海一品香饭店完婚,一个34岁,一个25岁,婚后偕赴厦门定居。朱镜宙除任职中国银行外,并兼任厦门大学教授。后章展曾在瓯海中学(今温州四中)任教英语。
鲁迅是章太炎的得意门生,因此朱镜宙与鲁迅也有较好交往。1926年9月,鲁迅到厦门大学任教,刚到厦门仅半个多月后的中秋佳节,朱镜宙约他与友人在东园餐叙旧。《鲁迅全集》中有条记载。
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蒋中正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誓师北伐。浙军第一师之旅长余宪文、石铎,均为朱镜宙温属同乡,交谊素笃。朱镜宙默察时势,念“报效国家此其时矣!”乃游说二人响应革命军。余宪文允诺,石铎则犹豫无结果。朱镜宙赴上海谒蒋总司令,蒋允予余以师长名义,余乃率部投入革命军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