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卫生事业取得了哪些成就

Ⅰ 我国卫生事业发展取得的成就有哪些

1、消除了霍乱、鼠疫、天花、麻风等传染病；
2、新农合医疗覆盖农村，大大降低了农民的住院费用的花费。
3、扩大免疫规划，提高了我国儿童的抵抗力，降低了儿童得传染病的发生率
4、婚前体检大大降低了残障儿童的出生率。

Ⅱ 《2020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发布，有哪些数据值得关注

其实在这里面有很多的数据都是值得关注的，比如说在这一个统计数据里面，我们可以发现在2020年我国很多的传染病发病数量都有明显的下降，在公共卫生方面支出占比相对来说是很高的。由此便可说明2020年我国在卫生健康事业的投入是更多的，并且也是得到了明显的成就的。

那么这一点其实也和现在大家的这种卫生健康意识有关，大家会发现在历经了新冠肺炎之后，大家对于这种传染性的疾病的警惕度也是在逐渐的增强的。在原来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并不把它当回事情，但是在经历了这一次事件之后，大家都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比较严重的。如果说不对他去重视起来的话，那么很有可能会危及到自己的生命，所以说像这种病毒类的传染疾病，随着大家意识的提升，相对来说感染的人群数量也是在不断的减少。

Ⅲ 缅甸南邓是不是很乱

全区各族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奋斗下，南邓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经济发展、文化教育、医疗卫生、民族团结等各方面取得的显着成就，为佤邦和平发展作出的贡献的奋斗历程，并分享了成功经验，展望了发展前景。

Ⅳ 建国以来卫生事业的成就有哪些

最大的成就莫过于各个村里都有赤脚医生，农民小病基本不花钱，不出家门。这曾经被联合国作为推广模式。工人干部看病不花钱，家属都报销一半。这在我们这个百废待兴，一片疮痍的国家来说，是非常了不起的。

Ⅳ 1956年至1976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取得的成就和探索成果

1、培育了良好社会风气，社会进步举世瞩目。

人民共和国政府以最快的速度涤荡了旧社会遗留下的污泥浊水，培育形成了良好社会风气。在惩治贪腐、反对封建迷信、扫除文盲、发扬社会主义新道德、计划生育等方面，都取得显着成绩。

一个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是反映这个国家综合实力和社会进步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提高到65岁。而印度1952年人均预期寿命41岁，直到2011年人均预期寿命才达到65岁，比中国晚了整整35年。

2、在外交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新中国一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区别不同国家对我国的不同态度，同世界各国建立新型外交关系，极大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1964年中法建交，打破了西方国家封锁中国的链条。

1971年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1972年促使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打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到1976年，在当时世界上独立的130多个国家中，同我国建交的达到110个。在国际上树立了我国独立自主的尊严形象，赢得了朋友，赢得了声誉。

3、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到1966年，建成并投产的限额以上大中型项目1198项，初步形成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兴建了一批新兴的工业部门，我国的电子工业、石油化学工业、原子能工业等，大多是在这个时期打下基础的，填补了我国工业的许多空白。

工业布局有了明显改善，内地和边疆地区都建起了不同规模的现代工业和现代交通运输业，基本上改变了旧中国工业畸形发展的局面。

4、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初见规模，效果明显。

农业技术改造的积极开展，为农业生产持续增长打下了基础。在粮食、棉花增长幅度较大的同时，经济作物也获得一定的增长。这期间依靠农村集体力量修建了84000多座大中小型水库，至今仍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灌溉、发电、拦洪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5、重建了新型的社会主义法律秩序。

任何一场剧烈的社会革命运动，要实现其预定目标，不仅要从根本上改变旧的政治与法律制度的本质与结构，而且要建立一种新的政治与法律制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稳定的社会与法律秩序。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几年里，国家生活的重心就是要在逐步实现国家制度根本性变革的基础上重建社会与法律秩序。

这一时期先后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贯彻婚姻法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司法改革运动以及“一化三改”等以群众运动方式推进的一系列重大社会变革运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6、展开较大规模的法律创制活动。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人重视加强人民民主法制建设，注重运用法律与政策相结合的方式治理国家与社会，借以适应新的社会经济政治情况不断发展的客观要求。1949年到1956年间，新中国的法律创制工作大致经历了两个前后相继的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以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基础的法律创制，其特点是运用立法手段，巩固革命胜利成果，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法律秩序，保障各项社会民主改革运动的顺利进行。

第二个阶段则是以“五四宪法”为基础，加快国家立法进程，推动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制度的法律基础，促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立法亦开始启动。

Ⅵ 佤邦的外交

佤邦政策路线
佤邦脱离缅共错误领导后，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摆在佤邦全党全军全体人民的面前。当时，世界形势已发生变化，根据佤邦几十年战争造成的灾难的状况及世界上由对抗转为对话，战争趋于和平的形势，佤邦联合党中央及时地制定了“一手高举和平民主的旗帜，一手高举武装自卫的旗帜”、“争取民族区域自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军事实力为后盾”的策略路线。
在经济建设和商贸活动中，佤邦制定了“引进资金、引进技术、引进人才”的对外开放政策。
根据佤邦多民族聚居的实际，制定了“各民族不分大小，都是佤邦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各民族一律平等，团结和睦，互相学习，共同进步，既要反对大民族主义，也要反对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的民族政策。制定了“在不分裂国家，不分裂佤邦，不分裂民族，不干与政权的前提下信仰自由”的宗教政策。制定了“团结和睦，和平共处，共同发展，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对外关系政策。
与缅甸政府的关系
佤邦脱离缅共后，1989年5月18日与政府军队代表谈判，达成了停战协议。由于几十年的战争对抗造成的隔阂及成见，初期双方互相都存有戒心。从1990年起，佤邦领导人赵尼来、鲍有祥、李自如、肖明亮等多次到仰光参观，与中央政府官员会晤，中央政府官员也多次到佤邦视察，促进了双方相互的了解和信任。佤邦开始走上了和平发展的道路。佤邦在和平发展建设中得到中央政府在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交通建设等方面的支持和帮助。中央政府还给佤邦在商贸发展、珠宝玉石开采给了许多优惠条件。同时中央还鼓励佤邦到缅甸的大中城市发展经济投资建设。佤邦在原首都仰光购置了商用大楼，办了轧钢厂等企业。在其他大中城市也进行了部分投资，开展商贸活动。通过十年的努力，佤邦在地方建设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央政府不断的给予支持和肯定，认为这是缅甸联邦精神的体现，是缅甸各民族团结实现和平发展取得的成就。
与中国关系
缅中两国人民一直保持着传统的友谊。尤其是佤邦与中国临沧地区的耿马县、沧源县，普洱市的西盟、澜沧、孟连县等跨境民族地区的地方政府和人民更是保持着“胞波情谊”。佤邦脱离缅共时，外界对佤邦的义举不了解，在佤邦处境十分困难的时候，中国云南边境地区的政府和人民给了佤邦很大的同情和支持，帮助佤邦度过了难关。佤邦与中国云南边境地区政府和人民来往密切，外事活动频繁，文化科学技术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不断深化，相互配合。在发展替代经济和共同打击毒品犯罪的斗争合作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佤邦同时和云南昆明及中国沿海的省区及中国首都北京的一些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的关系也得到了发展。
佤邦政府鲍有祥主席多次强调：“搞好和中国的关系是佤邦人民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保证”。佤邦政府决心为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繁荣友好的中缅边界环境不断作出努力。

Ⅶ 新中国取得的成就有哪些

新中国取得的成就有：

一、经济建设现代化

在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现代化方面，我国进行了多种探索。在较长的时间里，我们曾采取计划经济体制，这在当时的中国也是新事物。历史地看，该体制在两方面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绩：

1、是集中力量建设了一批重大工程、项目。

2、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实现了基本社会福利人人享有。

3、我国经济走向现代化最为突出的创新，是大胆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现在，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功不可没。

二、社会建设现代化

在推进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现代化方面，我国的探索和创新十分突出，尤其是探索构建了覆盖巨大人口的现代医疗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

1、医疗卫生和医疗保障体系的现代化，极大提升了国人的健康水平。我国人均预期寿命由新中国成立前的35岁提高到2012年的75岁，婴儿死亡率由新中国成立前的200‰下降到2014年的8.9‰。

2、在教育现代化上，我国也进行了很多探索和创新。我国在农村普遍建立小学，1986年颁布义务教育法，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进入21世纪，我国高等教育实现大众化，2015年高校毛入学率达到37.5%，在国际上也属于较高水平。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继“四个现代化”后我们党提出的又一个现代化战略目标。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是制度体系，国家治理能力的关键是制度执行力。因此，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是建立更加成熟定型、更具现代化特色的制度体系。

中国这个巨型社会自古以来就依靠巨大的管理体系运行。国家治理现代化，是要创造低成本、高效率、奉行良法善治、广泛参与的治理体系。从当今社会发展形势看，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一系列新技术为此提供了有力支持。建构这样一种现代国家治理体系，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创新。

四、人的现代化

社会的主体是人，现代化的最终目的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包括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权利义务、文明程度等全方位的现代化。如果中国人都能成为有理想、有信念、负责任的现代人，中国必将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更大尊重和支持。

五、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加强，国际影响日益扩大。6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中国的国际地位逐步提高，国际影响日益扩大。建国之初，就得到苏联和欧亚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承认。印度、缅甸、瑞典、瑞士等国同我建交；英国也很早承认了新中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逐渐为很多国家所接受，成为指导国际关系的普遍准则，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Ⅷ 哪些电影里有毛主席关于医疗卫生的说话，最好是赞扬医务工作者的视频

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各项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毛泽东对于医疗卫生制度与工作，却一直有着诸多不满与批评。1965年的6月到8月间，他先后三次对医疗卫生工作发表了谈话。毛泽东当年意气风发的批评、思考和主张所透露出来的民众情怀浓郁得令人感动。如果人们持有更加平和的心态，也许还能够得到关于走出中国医疗改革这一泥淖的点滴启示。

三次谈话的重要主题是如何有效解决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

早在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9月9日，毛泽东以中央名义有针对性地指出：“必须教育干部，使他们懂得，就现状来说，每年全国人民缺乏卫生知识和卫生工作引起疾病和死亡所受人力、畜力和经济上的损失，可能超过每年全国人民所受水、旱、风、虫各项灾荒所受的损失，因此至少要将卫生工作和救灾防灾工作同等看待，而决不应该轻视卫生工作。”但新中国毕竟家底十分薄弱，科教条件不好，农村人口巨大，发展国家的卫生医疗事业困难不小。毛泽东强调，解决中国的医疗卫生难题，既不能照搬西方的条条框框，也不能照搬苏联的条条框框，只能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并始终坚持面向和服务工农兵的基本方针，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根据这些思想，卫生部在建国初期就十分明确：“今后卫生建设的重点在农村。”但是，历经十多年的发展，实际情况并不理想。尤其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国家全面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政策，一方面要求医疗卫生工作规范化，另一方面在减轻经济负担的名义下，去除了许多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期间发展起来的医疗卫生事业。许多地方新生的农村合作医疗事业也被当作“共产风”和“平均主义”的产物加以抑制。这样，全国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基本没有太大的改变。这是毛泽东提出批评的基本背景。

不能忽视占全国人口85%以上的农村群众的医疗需要

毛泽东的第一个谈话发表于1965年6月26日，后来民间称之为“六·二六指示”。谈话一开始，毛泽东就直指卫生部忽视了占全国人口85%以上的农村群众的医疗需要。他说：“告诉卫生部，卫生部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这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为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这里所谓“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指的是医疗卫生资源主要集中在城市里。而所谓“老爷”则是当官做老爷的意思，指的是官员。这等于说，卫生部不仅把主要医疗卫生资源集中于城市，而且主要还是为城市中那些当官做老爷的人服务。显然，批评矛头直指忽视农村缺医少药状况的倾向，也指向官员特殊化的医疗保健制度。

培养农村“用得起”、“留得下”的医疗卫生人才

谈话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如何培养农村“用得起”、“留得下”的医疗卫生人才问题。毛泽东说：“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符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民。”当时的情况是，全国培养医疗卫生人才的院校不多，而且由于“规范化”的要求，每年招生因受到附属医院床位数和生师比等因素的制约而招生不多，本科生的学习年限一般也要五至六年，甚至七年。以当年全国着名的中山医学院为例，每年全部招生也就是400人左右。在毛泽东看来，这种培养模式根本无法满足中国五亿多农民的医疗保健需求。因此，他要求医学教育要从适应国情实际出发，改革医疗教育，培养大批农村医疗卫生事业适用人才。内容包括：缩短学制，降低招生学历要求，改变培养方法。他说：“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主要在实践中学习和提高”。他赞成学生学会“常见病的治疗和一些预防工作”，然后接受有经验的医疗人员带班学习一段时间，就能够满足农民的基本医疗卫生需求。他说“这样的医生，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这种设想，直接催生出一种后来被称为“社来社去”的学员类型，意思是学员从公社中招收而来，学习结束后，回到公社去为农民服务。至于所谓“学三年就够了”，也并非毛泽东看不到医学生接受更加系统教育的必要性，而是他焦虑于农村缺医少药、急需大批人才的现实。他反问反驳这种观点的人：“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这种主张的立足点仍然是“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

要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攻克常见病、多发病的预防和改进治疗上

这次谈话还批评了医学研究中脱离群众需求而热衷于研究高、深、难的疾病的倾向。他说：“脱离群众，把大量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通存在的病，怎么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少。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这实际上提出了医学科研工作的价值观选择的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领袖，面对着中国这样一个整体医学水准不高的现实，他急切地希望医学科研工作应该首先以国家和大众的需求为基本导向，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攻克常见病、多发病、普通存在的病的预防和改进治疗上。尤其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把所有医疗卫生院、所与人员全部纳入国家财政供养的公职机构和公职人员的范围，响应国家和民众的需求，理所当然应该成为具有公职机构和公职人员身份的医疗机构与人员责无旁贷的事情。从整体上提高国家的医疗卫生和民众的保健水平着眼，也确实有赖于这类常见病、多发病的预防和诊疗水平的提高。当然，研究“高、深、难的疾病”这类所谓“尖端”课题比起研究“常见病”和“多发病”，会更受学界关注，更容易提升个人的学术地位。这就实实在在地存在着科研人员科研价值观的选择问题。但对于统管全国医疗卫生工作的卫生部来说，毛泽东希望它要加强对于全国的医学科研导向和布局，“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来”。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整体医学水平不高的国家里，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切实有效的医疗保健服务，也只有这样，才是真正心系人民的“人民卫生部”。

不能把服务农村当作新手的练兵场敷衍了事

这次谈话还涉及城市里的医院如何扶持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问题。谈话提出了一个看似有些偏颇色彩的主张：“城市里的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一、二年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并以“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为结束。其实，所谓在城里只留下“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指的是到农村去巡回服务。其本意是，到农村去巡回服务的，都应该是有真才实学的，而不能把服务农村当作新手的练兵场。实际上不论当时还是现在，都有一些单位把去农村巡回医疗服务，当作额外负担，而把一些城里医院用不上的“人手”而不是“人才”，派到农村去敷衍了事。所以提出这一点，反映了毛泽东的良苦用心和对于农村民众的真挚感情。

不能把医疗卫生作为赚钱行当

“六·二六”谈话由于以十分尖锐的情感语气，触及当时中国医疗卫生工作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因此就有紧接着的7月19日和8月2日的两次谈话。这两次谈话的对象都是卫生部的官员，主题是如何贯彻和落实“六·二六”谈话精神。在这里毛泽东进一步谈及他对于医疗卫生工作的看法。

首先，毛泽东肯定卫生部提出“打算为农村生产队培养不脱产卫生员”的主张，并进一步提出“为什么不在工厂设不脱产的卫生员呢?小厂可以设卫生员，大厂设医务所”。后来，农村的赤脚医生和厂矿卫生员的大批培养，实际上就是得益于这一措施的实行。他们在加强工农大众的初级医疗保健方面确实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其次，强调医疗医药不能以赚钱为目的。他严厉批评有些医疗单位：“认为赚钱的医疗队就好，不赚的、少赚的就不好，这难道是人民的医院?”他告诫各级干部应该有全面的效益观：“药品医疗不能以赚钱不赚钱来看。一个壮劳力病了，给他治好病不要钱，看上去赔钱，可是他因此能进行农业和工业生产，你看是赚还是赔?……在天津避孕药不收钱，似乎赔钱，可是确实起到节制生育的目的，出生率受到控制，城市各方面工作都容易安排了，这是赚钱还是赔钱?”他还说：“有些医院，医生就是赚钱，病人病不大或没有什么病也要他一次次看，无非是赚钱。甚至用假药骗人……搞一些赚钱的医院赚钱的医生、假药，花了钱治不了病，我看还不如拜菩萨，花几个铜板，卖点香灰吃，还不是一样?”与此同时，他主张“药品应当降价”，甚至病人“药钱拿不起也可以不拿”，因为“国家出点钱，保护生产力是合算的”。他还多次就专门的病种的免费治疗问题发表意见。如次年3月12日，他就指示“血吸虫病的检查和治疗应该免费”。在他看来，新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应该奉行“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而不应该是发财致富的行当。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大医之道的弘扬。当然，不能把医疗卫生作为赚钱的行当，不等于就可以在这一领域搞“大锅饭”和刮“共产风”，这是两个完全不同性质的问题。

医生一定要政治好才会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

再次，提出“医生一定要政治好”。毛泽东向来认为“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医生仅有技术好，如果人生观出问题，就可能依仗其技术敲诈勒索病人。因此，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只有“政治好”才有可能保证医和药不会以赚钱为目的，才愿意为国家分担对于民众的承诺，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也才会自觉地到农村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为此，他强调各级党委应当多抓卫生工作，卫生管理部门既要加强业务领导，更要加强政治领导，以确保医疗卫生工作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的落实。这里，“政治好”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要求，而不是空头的大话。

贵族老爷医院要向老百姓开放

在谈话中，还涉及了一个对于上层既得利益群体的冲击问题，这就是毛泽东对于干部保健制度和北京医院的办院方向的批评。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学习苏联的保健制度，为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提供较为优越的医疗保健措施。就中央而言，设立中央保健局，还把北京医院这所由德国人于1905年创建的医院作为高干定点保健医院，并由此拒绝平民百姓就医。毛泽东一直对这种做法不满。1964年6月24日，他在会见越南朋友时指出：“中国的保健工作是学苏联的。”他认为，这种做法不仅助长干部的特权思想，也不利于干部的保健，还不利于医生提高医术。他说：“一个人如果不动动，只是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出门坐车不走路，就会多生病。衣食住行受太好的照顾，是高级干部生病的四个原因。”对于专事保健的医生而言，长期脱离病房和门诊，“不多看各种各样的病”，会导致诊疗水平的退化，“把专门医生变成不专门的”。因此，“不好，要改进”。同年8月10日，他在批示卫生部关于改进高级干部保健工作报告时更直截了当地指出，“保健局应当取消”，“北京医院医生多，病人少，是一个老爷医院，应当开放”。在围绕“六·二六”指示的这两次谈话中，他直接询问“北京医院改得怎么样了?”当汇报人作出情况说明后，毛泽东还是认为它“并没有彻底开放”。他说：“某某、某某就不能去看病，某某、某某可以去看病，这不是贵族老爷医院是什么?”他斩钉截铁地说：“要开放，给老百姓开放。”并说：“不要怕得罪人。这样做得罪了一批人，可是老百姓高兴。这批人不高兴让他们不高兴好了。做什么事总要得罪人，看得罪的是些什么人，高兴的是什么人，老百姓高兴就行。”在毛泽东的这种强势主张下，后来，中央保健局撤了，北京医院也更名为“东单医院”，并不再专事高干的保健工作。但到了1972年，由于连续有几位部长级以上的官员因医疗不及时而遭不幸，国务院主要领导认为“没有一个北京医院还是不行”，北京医院作为高干的保健医院重新恢复。本来，客观地说，要求北京医院向老百姓开放，与北京医院承担高干保健职能，是可以并行不悖的。他批评北京医院人那么多，设备那么好，只为少数人服务，脱离群众，助长特权，也不利于医务人员诊疗水平的提高等，这些都是可取的。但在极“左”思想氛围下，把“向老百姓开放”这一不错的主张，变成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而走向另一个极端。这应该不是毛泽东的初衷。

中国医疗卫生模式曾经享誉世界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后，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1979年卫生部领导明确提出要“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开始，国家的医疗卫生工作走上了一种不同的发展道路。当时，人们真诚地相信通过这一道路，可以达致一种更好的境界。但是，历经3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在看到一些大城市里的大医院大楼更大更高，设备更齐全更先进，医院整体发展更具活力和优势的同时，也看到城乡的医疗资源配置越发两极分化，下层民众尤其是农村的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民怨已近沸腾，医患关系也在医疗产业化发展思路的引导下空前尖锐与对抗，许多发生在医疗卫生领域中的丑陋的利益之争和令人发指的残忍事件也在不断冲击着人们的道德良心底线。我们不得不承认，医疗卫生的那一档子事，还在困惑甚至折磨着许许多多中国的百姓和各级政府。

与此同时，世界卫生组织对于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评价也发生了颠覆性的转变。上世纪80年代初，世界卫生组织在考察报告中，把由毛泽东倡导和推动下建立起来的中国医疗卫生模式，尤其是农村合作医疗称为以最低的成本获得了满足民众基本医疗需求的最高效益的范例，并誉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惟一典范”。卫生部前部长钱信忠在《中国卫生事业发展与决策》一书中，也自豪地说：“世界卫生组织前任总干事马勒博士曾积极向发展中国家推荐中国农村卫生工作经验。”世界银行在一份主题为“投资于健康”的世界发展报告中，也高度称赞中国这一医疗制度，认为“这是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举世无双的成就”。然而，在实行新制度20年后，世界卫生组织在《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中，把中国在卫生财务负担公平性的评价方面，排在世界191个国家的188位，也即倒数第四位。有关人士发现这个排名刚好是在两个被公认为远远落后于我们的近邻——尼泊尔、越南之后，与巴西、缅甸和塞拉利昂等国一起排在最后。这一切都在刺痛中国人的自尊与良知。

今天，在社会价值观多元化的背景下，面对毛泽东当年的思想与主张，人们一定会有不同的价值判断。但是，不论如何，毛泽东当年意气风发的批评、思考和主张所透露出来的民众情怀浓郁得令人感动。如果人们持有更加平和的心态，也许还能够得到关于走出中国医疗改革这一泥淖的点滴启示。

Ⅸ 旧中国的耻辱和今日祖国的强大

1841年，英国强占香港岛后，清政府曾试图用武力予以收复，道光帝为此下了几十道谕旨，一些封疆大吏也曾上折具奏，但清政府没有能力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
北京政府时期，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和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曾提出收回租借地的问题。但终因英国的顽拒和当时军阀混战、政局不稳和缺乏实力作外交的后盾而严重受挫。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中，明确提出了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奋斗目标，其中将取消列强在华租借地放在突出的地位。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从来没有向英国正式提出过归还九龙租借地。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到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本来有两次机会收回香港和九龙租借地。可是，蒋介石政府执行错误政策，又两次坐失收复良机。
香港回归是“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和港人治港方针的成功实践。收复香港的百余年历史，再一次向我们证明了落后必挨打、弱国无外交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几代人为之奋斗的夙愿。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从1841年英国武力侵占香港岛开始至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的一个半世纪，中国经历了晚清时期、民国（包括北京政府和国民政府）时期和新中国时期。无论是清政府还是民国时期的北京政府和国民政府，都曾为收复香港进行过努力。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失败了。历史表明，只有新中国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几代人为之奋斗的夙愿。在香港回归已在眼前的今天，全面地回顾一下百余年来我国收复香港的艰苦历程，将有助于真正理解香港回归祖国的深刻含义，并从中得到应有启示。

英国强占香港岛及清政府武力收复香港岛计划的破灭

自1841年1月英国武力强占香港岛起，清政府即开展了收复该岛的斗争。为了说明这一斗争的情况，首先必须弄清英国占领该岛的经过。
迄至目前为止，一些着述和传媒是这样描述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如何占领香港岛的：1840年8月英军在占领定海之后，北上到达天津白河口，惊慌失措的清政府急派直隶总督琦善去大沽与英国全权使臣懿律和义律谈判。1841年1月25日，琦善与英国签订了臭名昭着的《穿鼻草约》，条约第一款就是将香港岛割与英国。第二天，英国军队就占领了香港岛。这种说法似乎认为英国占领香港岛有确实的“条约根据”。其实英国是在毫无条约根据的情况下强占该岛的，道光帝事先既未曾闻知，更未予允准。因此才有亟谋收复之举。
依据中英两国的档案记载，1840年8月30日，义律去天津大沽曾向清政府递交《巴麦尊子爵给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提出割让东南沿海一岛或数岛给英国等侵略要求。琦善根据道光帝的旨意拒绝了英方提出的侵略要求，劝说英军退回广东再继续谈判。几个月之后，琦善抵达广州继续与英方交涉。道光帝明确指示琦善，如果英方坚持其侵略要求，即采取果断措施，坚决用武力抗击侵略者。但是琦善慑于英军船坚炮利，力求妥协。由于道光帝的态度非常强硬，因此琦善在与义律谈判时只同意赔偿烟价，拒绝割让香港岛。1841年1月7日，英军野蛮地攻占了虎门口的大角、沙角，随即又提出霸占沙角等要求。琦善在英军武力胁迫下，万般无奈，复照英方，英军若退还定海、沙角等处，可奏请道光帝于珠江口外给予“寄寓一所”。1月14日，义律提出割占九龙尖沙咀、香港两地。琦善答以只能选择一处“寄寓泊船”，俟英方选定后，再由他上奏请旨。1月20日，义律突然宣布，他已经与琦善达成共有四项内容的“初步协定”，其中第一项就是将香港岛及港口割让与英王。1月26日，英军在没有任何条约依据的情况下，悍然侵占了香港岛。1月27—28日，义律为了迫使中方承认其侵占香港岛为合法，又迫不及待地与琦善在莲花山进行会谈。两人在英方提出的重要条款，即割让香港岛和通商等问题上发生了争执，琦善表示对义律所拟定的协定草案再行筹思后方能具复。由此可见，1月20日义律宣布的“初步协定”实属无稽之谈。1月30日，英方又故伎重演，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照会中方大鹏协副将赖恩爵，再次谎称义律已与琦善“说定诸事，议将香港全岛地方让给英国主掌，已有文据在案，”并要求撤走岛上各处的中国官兵。两天之后，英军又在香港岛张贴告示，妄称“现经与钦差大臣爵阁部堂议定诸事，将香港等处全岛让给英国寄居主掌，已有文据在案。是以香港等处居民，现系归属大英国主之子民”。历史事实是，琦善在英军炮口下，确有允许代为奏恳皇帝，准许英人在香港寄寓泊船之意。但是，当时香港一词，并非指香港全岛，而仅仅指该岛西南今香港仔一隅之地。英方却故意将一隅变成了全岛，将“寄寓泊船”变为割占，将“代为奏恳”说成是“议定诸事”、“已有文据在案”。这充分说明英国这个老牌殖民帝国在外交上是如何不择手段的。
英国武力侵占香港岛以后，清政府极为震惊，立即为武力收回香港岛进行了部署。1841年2月26日，道光帝收到广东巡抚怡良关于琦善将该岛擅与英人、英军侵占香港岛并擅出伪示的奏折，即认定英军侵占香港岛是琦善越权私与造成的，谕称：“朕君临天下，尺土一民，莫非国家所有，琦善擅与香港，擅准通商，胆敢乞朕恩施格外，”并下令将琦善革职锁拿解京，查抄所有家产。道光帝严惩琦善绝非偶然，他对琦善在广东一味向英人妥协的行径早就不满。1月27日道光帝得知大角、沙角炮台失守，即刻下令将琦善交部议处。三天后，他又命御前侍卫内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南下征讨英国侵略者。英军侵占香港岛后，武力收复香港岛就成了奕山等人南下征战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时奕山等人还在南下途中，道光帝降旨称：“即使香港并非险要，亦必设法赶紧收回，断不准给予该夷，致滋后患。”之后他又接二连三地下达收复香港岛的谕旨：“至该逆所占香港，务须设法克复，使该逆永绝窥伺，方为不负委任。”岂知道光帝下令调集的奕山军队人数虽然数倍于英军，但全部是陆军，只能由陆上防守广州，根本无力进攻港岛。1841年5月18日，英军几乎倾巢出动，前往进攻广州。奕山仓促应战，清军大败，广州城外炮台全部失陷，奕山被迫订立“城下之盟”，在一星期内交付了600万元赔款，并把军队撤出了广州城。事后奕山谎报军情，讳败为胜，致使道光帝误认为，英军于条件得到满足后从广州退回港岛，是天朝征讨“英夷”的胜利。至于香港岛，道光帝接受新任两广总督祁的建议，同意暂缓图之。此间恰好港岛遭到两次飓风，很多英船沉没、被毁。道光帝得知这一消息，立即颁发大藏香二十柱，让奕山等去各庙宇答谢神灵，并误以为以后“夷胆震慑，不敢再有觊觎”。
1841年8月21日，英国派来接替义律扩大侵华战争的璞鼎查，留下少数陆军及5艘军舰在香港，亲自率主力北上。道光帝以为英军主力北上，港岛势必空虚，这是收复香港的良机。他告诫奕山：“如能设法收复香港，则从前办理不善尚可少赎罪戾。”之后，他又多次令奕山等训练乡勇，乘机收复香港。奕山经过广州之战的大败，已深知英军实力，陆上攻剿一败涂地，遑论渡海收复港岛。加以虎门内外炮台早被铲为平地，无险可扼，水师无船无炮，他认为当今之计，只有严守陆路，以防焚掠而已。尽管道光帝一再谕令收复香港，断不准迟延观望，但是广东方面依旧我行我素，隐忍苟安，不图攻剿。1841年10月，英军相继攻占浙江定海、镇海和宁波，中英双方开始在陆上交战。道光帝认为陆战是清军长处，他任命奕经为扬威将军，从全国各地调集军队，准备一举击败英军，收复失地，并再次谕令奕山等，乘广东海面英船无几、香港空虚之际，即行剿洗，并收复香港。谁知清军陆战再次失利，扬威将军遁逃杭州。铁的事实证明了清军不仅海上不能打，陆上同样不可恃。但是英军盘踞香港依然是道光帝的一块心病。1842年3月27日清政府以耆英署杭州将军，并于4月11日颁给他钦差大臣关防。5月18日英军攻陷乍浦，在此危急之时，5月25日道光帝却出乎意料地下令耆英带钦差大臣关防驰赴广州将军之任，谕令他称：“至香港地方岂容被逆夷久据，现在广东炮台等工事如已妥为预备，正可乘机进取，明攻暗袭，收复香港，以伸国威。”这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后一道收复香港的谕旨。但是，10天之后道光帝不得不改变主意，命令耆英暂缓赴粤，在浙确查英人动向，专办对英羁縻事宜。此时的羁縻实际上已经成了乞降的代名词。当英军攻陷吴淞、上海、直抵镇江时，道光帝更授权耆英便宜行事，决意投降。其后英军攻陷镇江，8月4日直逼南京城下，耆英、伊里布接受了英方提出的议和条款，并在8月29日签订了城下之盟———中英《南京条约》，终于将香港岛割让与英国。
上述事实说明，英国强占香港岛之后，清政府试图用武力予以收复，道光帝为此下了几十道谕旨，一些封疆大吏也曾上折具奏，并咨会奕山，要求武力收复香港岛。但是，清政府最终不仅没有收复香港岛，反而以条约形式割让了香港岛，表明了清政府已经没有能力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国家的落后，统治阶级的腐败，从根本上决定了这一结局。1860年，英国又以武力逼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北京条约》，割占了九龙半岛南端及昂船洲。1898年，在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英国又趁火打劫，逼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攫取了我国新安县大片陆地及周围235个岛屿连同广阔水域的“租借权”，为期99年，并将其改称“新界”，并入英国的香港直辖殖民地。

辛亥革命到太平洋战争前中国争取收回九龙租借地的努力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政府和人民继续为收回香港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曾根据北京政府的指示，向和会提出收回租借地（包括九龙租借地）的问题。由于和会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两个主要战胜国英、法所把持，它们在中国都占有租借地，根本不愿意放弃其既得利益。和会主席、法国总理克里蒙梭借口中国的提案“不在和会权限范围之内”，推说这件事应由国际联盟今后去加以考虑，轻易地予以否决了。众所周知，这个标榜建立“国际公正”、以“缔造世界永久和平”为宗旨的和会，以其极不公正地对待中国，通过将德国在山东的侵略权益让与日本的决议而诱发了中国的五四运动，并促使中国代表拒绝在和会的对德和约上签字。
1921年12月3日，中国代表顾维钧在华盛顿会议上，又重新提出废止各国在华租借地的议案。议案中历数了列强在华租借地破坏中国领土及行政完整、危及中国国防、将中国牵入列强冲突的漩涡及被列强利用来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等事实，要求“将此等租借地取消或从速废止之”。当时正值战后世界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时期，中国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人民大众“外争国权”、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浪潮汹涌澎湃。与此同时，美、日在远东互争雄长，美国力图箝制日本咄咄逼人的扩张势头，其他列强之间也矛盾重重。以上两个因素促使英、日两国不得不分别同意放弃威海卫和胶州弯租借地。但在废除九龙（即香港新界）租借地和旅大租借地的问题上，中国代表却遭到英、日代表的强烈反对。英国出席会议的代表、枢密院长、以“血腥人物”着称的贝尔福，借口“没有九龙租借地则香港不能自卫”，坚决拒绝归还。12月7日，顾维钧在会议的远东委员会上据理驳斥了贝尔福的谬说。贝尔福对此置若罔闻，日本代表缄口不言，美国代表则无动于衷，作壁上观。此后，华盛顿会议再没有讨论九龙租借地的问题。中国收回九龙租借地的正当要求，终因英国的顽拒和当时中国军阀混战、政局不稳和缺乏实力作外交的后盾而严重受挫。
华盛顿会议以后，中国人民对会议结果大失所望。废除不平等条约，日益成为全国各党派和各界人士的共同要求。1924年1月，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下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同月23日通过的大会宣言中，明确提出了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奋斗目标，其中将取消列强在华租借地放在突出的地位。宣言写道：“一切不平等条约，如外人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人管理关税权以及外人在中国境内行使一切政治权力侵害中国主权者，皆当取消，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这段话成了后来一个时期中国外交的指导方针。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虽然对帝国主义尤其是英、美有很大的依赖性，但是为了巩固自身的地位，也不得不考虑广大民众的迫切愿望和孙中山先生渴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的遗愿，提出了“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外交方针，多次要求列强废除租界和租借地。但这一修约外交，除了在关税自主、收回几处租界和按照英国先前的承诺于1930年收回了威海卫租借地外，其他收效甚微。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南京国民政府甚至从来没有向英国正式提出过归还九龙租借地。
和国民政府相反，英国政府及港英当局一直关切着九龙租借地的前途，神经过敏地注视着国民政府和中国舆论在这个问题上的动向。港督金文泰不仅坚决反对归还这块租借地，反而多次建议本国政府将它正式割占，办法是以归还威海卫作为交换条件，或是故意挑起与中国的冲突来制造兼并的机会。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另一位港督罗富国也企图乘人之危，于1938年提出中国急需外国贷款来支持它的货币，不妨利用这个机会用贷款来换取它割让九龙租借地或延长它的租期。但是以上两位港督的建议没有得到英国政府采纳，它宁可对这件事采取拖延、沉默、回避的方针。只要中国不提出，它决不主动涉及这个问题。
英国政府虽然在九龙租借地问题上对中国防范甚严，却没有注意到它的政策正在给它对香港的统治带来致命的危险。多年以来，英国一直奉行对日本绥靖、讨好、纵容的方针，幻想与日本达成妥协，以维护它在远东和东南亚的殖民利益。孰知这一政策非但没有奏效，反而鼓励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南进，起到引狼入室的作用，终于导致太平洋战争爆发和日本对整个香港地区的占领，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正如一位澳大利亚学者所说，“在这个时期，几乎可以说，对香港……的较大威胁与其说是来自中国人，勿宁说是来自英国外交部。”

1942年中英关于归还九龙租借地的谈判和两次收复香港良机的丧失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进攻香港。是时英国忙于欧洲战事及保卫本土，在香港抵抗不力，仅仅18天即弃甲曳兵而走。港督杨慕琦于同年圣诞日向日本投降，英国对香港的百年统治由日本取而代之。与此同时，英国王牌军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却敌号”在马来海面为日本袭击而樯橹灰飞烟灭，英国在远东和东南亚的殖民体系迅速土崩瓦解。到1942年6月，英军已先后退出马来亚、新加坡、缅甸等地，日本陈兵印缅边境，形成直叩印度大门之势。大英帝国往日的雄风，扫地殆尽。英国在香港和东南亚的大溃退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强通过华盛顿会议建立起来的远东国际均势已彻底破坏。中、美、英此时已成为共同反对日本侵略的盟邦。这一形势迫使英国不得不考虑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
当时，东西方反法西斯战争连成一片，中国的抗战与各同盟国的作战汇成一体。国际形势的变化不仅有利于中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也为收复香港提供了良机。以罗斯福为首的美国政府，深知中国战场对日本的巨大牵制作用，为了使国民政府坚持对日作战，为了战后填补英国在远东可能留下的真空，从自身利益出发，也开始攻击英国在中国保留殖民特权、不将香港归还中国等做法。美国的态度无疑对英国是一个压力，对国民政府是一个鼓舞，并促使它采取行动。
1942年8月底，国民政府正式要求美国与中国举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谈判，借以促使英国与中国也举行类似的谈判。英国外交部闻知此事后，慌了手足，急忙指示其驻华大使薛穆“采取主动”。10月10日，美、英两国分别发表声明，准备与中国政府谈判“立时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解决有关问题”之条约。中美、中英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另订新约的谈判随即开始。此次谈判涉及放弃在华租界问题，国民政府认为租借地与租界属于同一范畴，乘势提出了归还九龙租借地（即香港新界）的要求，这本是顺理成章的事。
此后，美、英两国分别提出关于新约的草案以供考虑。中英谈判在重庆举行，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和薛穆分别代表两国。英方草案包括废除在华治外法权，终止1901年辛丑条约、将一些租界交还中国等内容。但是，英方虽然明知中国至为关心收回香港（至少是新界），却在其草案中故意不提这个问题。11月10日，英国战时内阁首相丘吉尔更亲自出马，针对香港问题强硬地宣称：“我当国王的首相不是为了主持清算大英帝国”，又说他“决不会放弃大英帝国的任何一块领地”，从而表明了英国坚持它对香港殖民统治的顽固立场。
11月13日，国民政府就英方草案提出一份《修订草案》，其中加上了废止1898年6月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内容：“英方在九龙租借地之行政与管理权，连同其官有资产与官有债务，应移交中华民国政府。”应该说，这里仅提出归还九龙租借地，未要求归还整个香港地区，已属妥协退让。是时重庆舆论激昂，反对任何外国继续占领中国领土，美国公众意见也同情和支持中国的正当要求。形势于中国有利。
当英国收到中方《修订草案》后，急忙研究对策。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司长格善理（克拉克）提出三个可供选择的方案：（1）接受要求；（2）断然拒绝；（3）尽量拖延。他认为第一个方案不行，因为新界在经济和战略上对香港至关重要；第二个方案也不行，会引起美国的不满和非议（战时英国对美国有很大的依赖性）。因此，他认为应该选择第三个方案，能拖就拖。对于这位司长的主张，外交大臣艾登认为是既不坚决又不明朗，竭力表示反对。他倾向采取第二个方案，即断然宣布九龙租借地不属于本条约的讨论范围，拒绝归还。艾登的主张得到丘吉尔的大力支持，并在11月30日英国战时内阁会议上作出了相应的决议。英国对九龙租借地的政策，因以大定。
11月30日，薛穆按照英国政府的指示，向宋子文宣布英国不准备同中国谈判九龙租借地问题。宋子文反复重申了中国收回该租借地的原则立场。双方发生争执，未有结果。蒋介石得知这一情况后表示，中英新约内如果不包括收回新界的内容，他就拒绝在条约上签字。谈判陷于僵局。
在此情况下，中方首席代表宋子文发生了动摇。他为了打破谈判僵局，准备拿原则做交易，在九龙租借地问题上对英让步。但他不敢对蒋介石直陈他的主张，于是请求当时正回国述职的外交界元老、驻英大使顾维钧去劝说蒋介石对英让步。顾维钧受托前往，对蒋介石说，他“明白委员长的意思，说送来的礼物应当一次送来，可是英国愿意分两次送”，“依我看还是先收下这第一份为宜，可以暗示我们正等待这第二份礼物的到来，这样可以不致引起什么误解”；而且，战时盟国间的“团结一致”“极为重要”。顾维钧的劝说对蒋介石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在此后的谈判中，英方继续坚持殖民主义的顽固立场。宋子文为了使谈判不致完全破裂，退而要求英方发表一项表示今后愿归还九龙租借地意向的声明，为此中方在战争结束前决不催促英国归还九龙租借地，同时着重宣布，如果英方连这样的意向也不表示，中国将不在条约上签字。对此，英国只同意“于取得战争胜利后讨论该租借地的前途问题”，不愿就战后归还该租借地作出任何承诺，甚至以英方也要“拒绝签订新约”相威胁。恰在此时，正对中国进行血腥野蛮侵略的日本，为了搅乱人心、挑拨盟国间关系，提出“尽速撤消”日本在华租界及治外法权等特权，以示“中日亲善”，以图抢在中美、中英之前与汪伪订约。蒋介石在英国“拒签新约”、日伪可能抢在中英之先订约的双重压力下，向英国作了根本性的让步，于1942年12月31日指示国民政府正式同意不将收回九龙租借地问题与取消治外法权等问题合并提出。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对英外交，颇费心神”，“九龙（租借地）交还问题英坚不愿在新约内同时解决”，他只得“暂忍之”，同意在中英条约上签字；“待我签字之后，另用书面对彼说明，交还九龙问题暂作保留，以待将来继续谈判，为日后交涉之根据。”他还信誓旦旦地写道，作为“最后手段”，他准备“一俟战后，用军事手段（将九龙租借地）由日军手中取回。则彼虽狡猾，亦必无可如何。”
蒋介石的本意是赶在日伪之前于1943年元旦签订中美、中英新约。但由于英国拖延，直到1943年1月11日才签订这两个条约（日伪条约已于1月9日签字）。在当天于重庆签字的《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中，只字没有涉及九龙租借地问题。同一天，宋子文照会薛穆，声明中国政府对九龙租借地“保留日后提出讨论之权。”战时中国收回九龙租借地的交涉，至此又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
1942年是中国废除列强在华特权和不平等条约的有利时机。不能讳言，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虽然对英美有严重的依赖性，但当时确想乘机收回尽可能多的外人在华利权。通过1943年1月的中英新约，中国废除了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和1901年的辛丑条约，收回了北平使馆租界及上海、厦门公共租界的行政管理权，收回了天津、广州的英租界，如此等等。这件事发生在英国用炮舰打开中国大门、逼签中英《南京条约》，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100周年之际，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巧合。这是中华民族废除不平等条约斗争史上的一件大事。这个成就的取得，从根本上说，应当归功于正与日寇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
然而应该指出，此次交涉中未能收回九龙租借地，确是国民政府的无能。国民政府在中美、中英新约签订后的第二天发表的文告中，宣布中国自此已获得与各国“并驾齐驱”的“完全独立平等自由之地位”，未免言过其实。此次中国未能收回九龙租借地，固然是英国坚持殖民主义所致，但与国民政府争取不力、态度软弱也有直接关系。如上所述，当时收回九龙租借地，有绝好的国际国内条件。本应把握时机，据理力争，坚持原则，以求成功。即使英国顽固不让，也不妨拒签新约，以待来日。即便如此，英国亦无法责难中国破坏盟国团结。相反，英国作为中国盟国，抓住在华租借地这种特权不放，倒是有害于盟国团结的。故条约不成，失理仍在英方。在当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民族解放浪潮空前高涨，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崩溃已经不可逆转。即使新约暂时不订，战争胜利以后，英国岂能长期保持在华特权和租借地不放？宋子文作为中方首席代表，不能洞察世界大势，目光短浅，心理软弱，企图以妥协退让来换取与英国的“团结”，结果中国愈退，英国愈进，终于造成中方有理而受挫，英方无理而制胜的局面。对此，宋子文是不能辞其咎的。至于蒋介石，他虽然想收回九龙租借地，并为此作了一些努力，但在英国死硬的立场面前，仍没有坚持到底，最终还是对英国委曲求全，致使收回九龙租借地一事功亏一篑，坐失良机。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收复香港的良机再至。可是，由于蒋介石奉行矛头对内、坚决反共的错误政策，急于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他早已把自己关于战后重新提出交涉和“用军事力量从日军手中取回”九龙租借地的誓言忘到九霄云外；相反，倒是急急忙忙地向英国宣布他对香港“没有野心”。结果是让英国抢先重新占领了香港。不仅如此，蒋介石作为同盟国中国战区（香港属于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本有权接受香港日军的投降，可是最后连这个受降权事实上也被英国人夺去。这是国民政府在收复香港问题上的第二次坐失良机，是对“四强”之一中国的莫大讽刺，也是它的历史悲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了中国半殖民地时代的终结，第一次为香港地区的回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我国国力的日趋强盛、香港新界租期的行将届满和国际形势出现有利的变化，到80年代初，收回香港提上了议事日程。1984年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原则上最终解决了香港的回归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不久前产生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任命了特别行政区政府的主要官员，香港的顺利回归和平稳过渡已在意料之中。这是“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和港人治港方针的成功实践。百年屈辱，即将涤荡殆尽，国人无不为此而扬眉吐气，并对回归后香港的繁荣稳定充满信心。
在欢庆香港即将回归的同时，我们切不可忘记收复香港的漫长而艰苦的历程，当思今日成就的取得来之不易。收复香港的百余年历史，再一次向我们证明了落后必挨打、弱国无外交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证明了一个闭关自守、不求革新、内部不稳、国力不振、腐败落后的国家，是断不能保持自身的独立和领土完整的，要求它“重头收拾旧山河”，也是不可能的。只有在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几代人为之奋斗的夙愿，只有改革开放，保持稳定团结，自立自强，力争先进，不断增强国力，才是唯一的卫国兴邦之道。

Ⅹ 近日缅甸是否发生流行瘟疫

我住缅甸˙没听过最近有瘟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