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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是怎么从腐败变成廉政的

发布时间: 2022-10-02 09:17:37

Ⅰ 为什么日本没有腐败官员,他们是怎么监督的,是新闻自由的原因吗

首先,日本通过法律方式对公务员的腐败行为进行严格限制。在行政领域,公务员的廉政法规包括《国家公务员法》和《国家公务员伦理法》等。此外,在容易出现腐败行为的领域,也有详尽的法律法规。如《关于整顿经济关系罚则的法律》、《防止不正当竞争法》等。按照《国家公务员伦理法》的规定,公务员在参加饭局时,有义务承担自己用餐的费用(也就是AA制),在去企业或下属机构视察时,不能随意接受礼品,哪怕是不贵重的土特产。这些规定在日本公务员队伍中已经深入人心,绝大多数公务员都会自觉遵守。

其次,选举领域的政治献金也容易滋生腐败问题,日本法律在这方面也有严格的限制。如小泽一郎、前原诚司都曾因政治献金问题受到调查。东京都前知事猪濑直树因接受医疗法人“德州会”5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300万元)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除《公职选举法》外,《政治资金管理法》对政治资金的募集、管理和使用都进行了严格规定。2007年这部法律又一次进行了修订,各政治团体1日元(约合6分人民币)以上的全部支出,都有提供发票的义务。
此外,公务员的“定期调动”制度也有效遏制了腐败的发生。在这种制度下,不管是高级干部还是刚入职的普通公务员,基本每两年都要调动轮岗。如经济产业省每年的5月到7月是“调动的季节”,全体公务员中约有半数会调动,每个人大概每两年都会被调到其他部门去。很多人调动会夸部门,如经济产业省的公务员有人会调动到内阁府,也有人调动到外务省。这种制度一方面可以让公务员接触更多职位,增强综合能力;同时也有效遏制了腐败问题。由于任期短,腐败问题不易发,即便发生腐败,也很容易被下一任发现。
还有一个因素造就日本较高的廉洁度,那就是社会和舆论的监督。1974年,时任日本首相三木武夫率先公布个人财产,打开了日本官员公布个人财产的大门,很多政治家的财产和收入高度透明。社会和舆论对公务员和政治家的财产和收入紧盯不放,很难有藏污纳垢的空间。在很多腐败案件中,日本媒体的深度调查甚至不逊色于日本检方的调查。此外,整个日本社会对腐败问题容忍度极低,官员一旦发生腐败问题,就很难东山再起。如1996年日本副部级高官冈光序治因腐败而落马被判刑。出狱后,他只能回老家照顾老母亲。
腐败问题事关民意、国运,须长抓不懈。中日同为东亚国家,官民关系和官僚心态有诸多相似之处。日本在治理腐败问题上的诸多做法,或许能为中国破解腐败难题提供些许借鉴。

Ⅱ 各国廉洁奉公的做法

制定法律 规范行为

反腐败是当前各国普遍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为了防范、遏制和惩处公职人员的腐败行为,各国政府大都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以此来确定公职人员的廉政义务,防止公职人员滥用职权和营私舞弊,严厉惩处公职人员的违法乱纪行为。

美国在1978年修订的《文官制度改革法》中,对政府雇员的义务作了明确规定,要求公职人员必须奉公守法、廉洁自律、不得贪赃枉法、不得以权谋私、不得营私舞弊、不得参加政治捐款等政治性金钱收受活动。新加坡政府先后出台了《公务员法》、《公务员纪律条例》、《防止贪污法》、《财产申报法》。《现行反贪污法》、《没收非法利益条例》等。还有一套五卷本《指导手册》。这些法规和条例对公职人员的工作、生活、言论和行为一一作了规范。韩国相继制定了《腐败防止法》、《反洗钱法》和《政治资金法》。菲律宾在1989年推出《公共官员与雇员品行和道德标准法》,以立法形式规范公职人员的从政道德,并以法制的力量保证其有效实施。英国、瑞典、德国、加拿大、马来西亚等国家都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和法规。

这些法规和条例主要对公职人员经商、兼职、受贿等行为进行明确规范。

关于限制公职人员经商和兼职,许多国家的公务员法都有专门章节作出明确规定。瑞士《联邦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不得兼营副业与工商业,其家属也不得开办餐馆、咖啡馆等。法国《公职总法典》规定:“公务员有义务把全部职业活动用于完成所赋予他的使命,因此,禁止公务员兼任其他有利可图的工作”,“在行使职权或在任职期间如犯有过失,给予惩戒制裁”。

日本《国家公务员法》对公职人员的行为有更为详细的规定。如该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一款规定:“职员不得兼任商业、工业、金融业等以营利为目的的私营企业公司和其他团体的负责人、顾问或评议员,也不得自办营利性企业。”第二款规定:职员离职后两年内,不得在营利企业中应允或担任与国家机关有密切关系的职务。该法第九十六条规定:“所有职员必须做全体国民的服务员,为公共利益进行工作,工作时应竭尽全力,专心致志。”

美国1989年修订的《道德改革法》规定,国家公职人员不得在外兼任与其职责利益相冲突的工作或从事与其职责相冲突的事务,包括不得利用职权谋求工作。

关于禁止公职人员索贿和受礼,许多国家在立法中要求所有公职人员不得接受来自任何方面、任何形式的馈赠和捐赠。奥地利《公务员法》规定,不许索贿、受贿和随便受礼,即使是名誉性礼品。美国《道德改革法》规定,公务员接受价值300美元以上的礼品必须作出说明,并将礼品上交。

韩国2003年2月18日公布的《公务员保持清廉行动纲领》规定,国家公职人员一年之内接受与本人业务无关的礼品的总数不得超过15万韩元;公职人员可以接受茶水、咖啡、公共聚餐等一般性招待,但不能接受与本人职业有关的礼金和礼品;公职人员赠送红白喜事的礼金不能超过规定的范围,并需向“公职人员道德委员会”如实申报。

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证明,独立、有权威、体系完备、强有力的国家廉政机构,是廉政建设不可缺少的。为了保证廉政法律法规的贯彻落实,许多国家都是成立了相应的廉政机构,对公职人员腐败行为进行防范和打击。美国有“公务员风纪署”,法国有“惩戒委员会”,日本有“政治伦理审查会”,奥地利有“纪律委员会”,韩国有“反腐败委员会”,新加坡有“腐败行为调查局”。这些都是国家级廉政工作机构。为了强化廉政法制的权威性,各国对廉政机构赋予了很大权力,并从工作机置、人员配备、领导体制等方面加以规定。与此同时,芬兰、丹麦、奥地利、法国、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荷兰等80多个国家建立了行政监察官制度,主要目的是监督公职人员遵守法律,履行职责,确保公民的自由权利不遭侵害。

加强防范 遏制腐败

世界上许多国家通过预防性立法,制定了回避制度、财产申报制度和轮换制度,以防止公职人员以权谋私,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

回避制度是为了防止公职人员利用地位和职务之便为其亲属谋取好处或优惠。国外立法一般都规定,不允许官员雇用、提升或推荐自已的亲属到该官员执掌或控制的任何机构及部门工作。奥地利《官员法》规定,凡夫妻关系、直系亲属或不超过三代的旁系亲属关系以及有过继、连襟、联姻或承嗣等关系的公职人员,遇到管理钱账或一方对另一方有直接指挥权或监督权的情况,不得安排在一个具体单位工作。瑞士规定,有联姻关系或有父子、兄弟、叔侄等近亲属关系的人,不得担任有隶属关系的职务。法国规定,当公务员的配偶以职业身份从事一项有利可图的私人活动时,该公务员必须向其所属的行政部门或公共事业单位声明。

财产申报制度已成为一项世界性反腐败举措。这一举措的目的在于确定和分清其取得财产的手段是否合法。许多国家都制定和颁布了要求政府官员申报财产的法律。财产申报制度一般都包括财产申报对象、财产申报时间、财产申报内容、对财产申报违法处罚等方面,既全面,又明确,便于操作和执行。美国《道德改革法》规定:“总统、副总统、国会议员、联邦法官,以及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大机构的工作人员,必须在任职前报告并公开自己以及配偶的财务情况,包括收入、个人财产等,以后还须按月申报。对财产申报资料的接受、保管办法、保存期限、公开方式、查阅手续、审查以及对拒绝申报和虚假申报的处罚办法也都作了详细规定。此外,美国《廉政法》也规定政府有关官员必须填写财产和收人申报单,逾期不报,将被司法机构起诉。申报单由廉政办公室审查,一旦发现有违法收人,立即处理。申报单可供新闻机构和公众查阅。法国1988年出台的《政治家生活资金透明度法》规定,公职人员必须依法对其拥有的财产状况,包括财产数量、来源、增减等情况向指定的监察机关作出报告,以接受审查和监督。一旦发现公职人员所拥有的财产与其合法收入不相符,而该官员又不能说明其正当来源的,即视为非法所得予以惩处。墨西哥2002年在互联网上建成“政府公务员个人财产申报接受和处理系统”。公务员可通过网络向该系统发送个人财产资料完成申报,那些不具备上网条件的公职人员,可提交附有个人签名的打印文本。2002年,墨西哥国家审计局对1万名没有按时在政府指定的网站上申报财产状况的国家公务员作出了停薪留职15天的处罚。

轮换制度主要是培养公务员适应各类工作场合的能力,积累更多的工作经验,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减少公职人员贪污腐败的可能性,使政府官员很少有机会通过长期控制某个部门,得以结成营私舞弊的关系网。日本政府规定,国家高级公务员一般两年左右调动一次工作;中初级公务员,一般3年左右调动一次工作,这些调动主要在不同科室之间进行。除此之外,日本政府的各机关之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政府与国营企业之间,也相互进行公务员岗位轮换、交流。这已经成为一种制度,十分普遍。美国每4年政府换届时,都有3000名至5000名联邦政府官员易职。易职的方式是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之间人员交流。这种交流为期一年或一年以上。

触犯法律 严肃查处

对于公职人员违反有关法律以权谋私行为,在各国的公务员法中,都明确规定了惩戒措施。许多国家将以权谋私作为廉政法制的主要内容,对这种行为实行严厉制裁。一般除了规定比较重的剥夺人身自由权利的刑罚外,同时还要在经济上给予处罚。

美国联邦刑法法典规定,任何政府官员如果收受的财物价值超过7000美元,就要处以相当于其收受财物价值3倍的罚金,或者判15年以下的监禁,或者取消其政府官员的资格。里根政府中担任白宫办公室副主任的迪佛曾为美国政府官员和议员拉大笔生意,从中谋取私利,最终被判处15年监禁。

德国规定,公务员接受礼品不能超过50马克,否则就要受到不同程度的纪律处分,其中包括警告、严重警告和开除公职。此外,德国政府从刑法角度制定条例,严厉处罚在经济活动中违法的官员,例如公职人员在政府招标过程中违反自己的职责,让给自己好处的某投标方中标,这种受贿行为就要受到刑法的制裁。处罚的第一个等级是坐牢3年(如果当事者是法官就要坐牢5年),第三个等级是坐牢10年,同时还要罚款。罚款数额根据情况从公务员一个月的工资额至10年的工资额之内判定。英国规定,公务员有贪污受贿、滥用政府基金行为的即被开除,并丧失领取退休金资格,构成犯罪则予以刑事处罚。

在各国的有关法律和法规中,对公职人员的住房、用车、医疗、公务接待等待遇一般都有严格的规定。一旦违反就要受到相应的处罚。例如,在公务员用车方面,许多国家按照官员的级别,提供专车或公务车。专车只能用于公务,不能用来办私事。配备专车的官员辞职或退休后,立即取消其使用专车的资格。德国各级官员办理公务时,用车一般不受限制,但限定用车范围。比如,柏林的官员一般只可在柏林市范围及其附近地区履行公务时使用专车。如果到外地出差,应使用公共交通工具。芬兰专车只限公职人员在执行公务时使用,正常上下班和个人私事都不得无偿使用专车。使用专车上下班也可以,但这属于额外的待遇,等于增加了个人收人,应该照单纳税,如果隐瞒不报,将视情况受到轻重不一的处罚。

为了防止公职人员亲属利用不正当途径谋取私利,许多国家在制定有关法律时专门就此作出了相应的预防性规定,其中包括亲属回避制度。同时,各国还对公职人员亲属的违法行为进行严厉打击。韩国总统金泳三之子因贪污于1997年被捕人狱。在金大中任韩国总统期间,其两个儿子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以为公司和企业疏通关系为名,大肆收受钱财,被韩国检察机关以违反“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 中的“斡旋获利” 条款进行起诉,最终双双被判刑,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

Ⅲ 日本官场真的那么清廉为何说日本官员越当越穷

一个国家的制度,很大程度上决定这个国家公务员的廉明程度。要说亚洲哪个国家廉政建设比较好,日本无疑是一个典型。

多党执政相比两党执政,或许有更大的优势。为了获得执政地位,对于执政党的官员,其他党派往往会严格监督,这就保证了官员不敢轻易去贪污。

日本人当官越当越穷,这更多的是代表了这类监督机制完善的国家的情况,并不是日本的独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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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日本清廉指数亚洲排位第一,日本人廉洁是因为制度好吗

其实,除了违法分子的之外,官员腐败在本质上与其他金钱犯罪没有区别,对国家和社会的危害甚至远远超过其他违法分子。

因此,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把腐败视为一种祸害。监督的手段和制度是不同的,但只有一个目的:促进诚信和消除腐败。

与一些腐败严重的国家提倡的高薪和诚实相反,日本公务员的年收入约为三十万元,这在发达的日本并不算高。因为在日本,有轨电车司机的年收入是三十七万元,而教师的年收入高达四十万元。

日本公务员爱惜他们的职业和声誉。他们不会轻易丢掉工作,收入可以过上令他满意的生活,并享有完美的福利和养老金。如果你不犯错误,几乎没有失业的风险。太多的钱对他们没有用。一旦你接受贿赂,不管有多少,你都会丢掉工作,甚至进监狱,而且不会有翻身的机会。

Ⅳ 从甘利明受贿案来看,日本靠什么扳倒贪腐大臣

从甘利明受贿案来看,日本主要是靠媒体来扳倒贪腐大臣的,日本不像我们中国,有专门的纪检委,或者是廉政公署。

现在日本在野党们对甘利明的受贿案有很明确的要求就是说甘利明必须要把受贿事情的的来龙去脉都给说清楚了,然后还必须要辞职,而且安倍首相也必须要承担任命甘利明担任经济财政大臣的政治责任。现在安倍想保护他的兄弟甘利明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因为甘利明的问题现在已经到了很严重的地步了,就连安倍自己也是受到了牵连。现在甘利明有没有罪安倍说了不算。媒体监督的力量很大,而且日本还有一个让政治家们非常害怕的机构,那就是东京地方法院搜查本部

Ⅵ 菅义伟的儿子丑闻,日本这么做的目的是啥

日本政坛出现了一件坑爹的事情,菅义伟或被自己儿子给坑了!

日本《周刊文春》报道,首相菅义伟长子菅正刚在东京一家高级料理店先后宴请了总务省4名高官。请的人均消费都超过了4万日元,此外,4名高官还接受了一些小礼品。

日本在治理腐败问题上,确实有一套。从法律、制度和媒体三方面防止公务官腐败,这提高了日本政府的行政效率。

日本社会已经意识到了腐败案件频发的本质,那就是要根除腐败,就不能让公务员跟金钱打交道。

菅正刚宴请的4名总务省高官分别为被外界认为今年夏天将荣升总务事务次官的谷胁康彦、审议官吉田真人、负责卫星播放许可事务的情报流通行政局局长秋本芳德及其部下汤本博信。据报道,4名涉事高官在东京人均消费金额超过4万日元的高档餐厅接受宴请并收取伴手礼、打车券等礼品,菅正刚每次均在现场陪同。

日本公务员在与利益相关者聚餐时,只要人均消费超过1万日元,即便AA制,也必须向所在单位的伦理监督官提出申请,而此次涉事的4名高官并未报备,私自赴约。他们从菅正刚手中接过高级巧克力的瞬间,正好被日媒“抓了现行”。东北新社回应称,不认为自身是利益相关者,宴请官员只是为了交换信息。

日本自民党引入了小选区制度,从根本上纠正了自民党与其他党派进行金钱交易的行为,同时强化政治资金的管理,向政党注入公共资金等。这些措施对于预防腐败问题起到了积极作用,也在社会上营造了防止腐败的环境和氛围。

Ⅶ 为什么日本公务员或官员能廉洁自律,很少出现贪腐现象

日本公务员或官员之所以能廉洁自律,很少出现贪腐现象,是因为日本权力制衡及独立监管机制做得很好;而且搜查部可以做到老虎苍蝇一起打,制度不留死角;并且日本人金钱渴求欲望不强;荣誉感和自尊心却很强。

一、权力制衡及独立监管机制。

二战之后,日本向美英学习,从天皇封建专制变为君主议会制,实行三权分立,相互制约,多党执政,互相监督。竞争对手天天盯着找问题,生怕你不犯错。一旦出现贪腐问题,就会被揪住不放,大做文章。这种看似非官方的监管,却真正把权力关进了笼子。

日本的反腐机构,也绝非执政党自己下设的反贪局。在三权分立制度下,对于达到一定级别的官员,由日本东京检视厅特别搜查总部负责。

正是由于特别搜查总部属于独立的监管机构,不受国会和内阁的影响。处于监督之下的官员一旦受到调查,几乎不可能全身而退。因此,很少有官员敢轻易以身试险。

二、老虎苍蝇一起打,制度不留死角。

多年来,特别搜查总部经手的案件,可谓是少之又少,多则一年一件,少则3年一次。弄得这帮反贪斗士,天天无所事事,没有一点成就感。

直到2017年,特别搜查总部才终于逮住了一只大老虎,东京都知事猪濑直树被控接受医疗机构“德洲会”5000万日元(相当于312万元人民币)的竞选政治献金,成为日本最大的贪官之一。

最终,特别搜查总部作出裁决,认定猪濑收受的5000万日元,属于政治献金,但没有申报。由于司法介入前,猪濑已将此笔款项还于德洲会,因此不予起诉,罚款50万日元。

三、日本人金钱渴求欲望不强。

和某些贪腐严重的国家,提倡的高薪养廉相悖的是,日本公务员的年收入约在30万元人民币,这在发达的日本来说,并不算高。因为在日本,一个电车司机的年收入都有37万元人民币,而一个教师的年收入多达41万人民币。

日本公务员分外珍惜自己的职业和名誉。他们捧着铁饭碗,收入足以过上满意的生活,又有着完善的福利及养老待遇。如果不犯错误,几乎没有失业风险。对他们来说,太多的钱并没有什么用。而一旦贪污受贿,不论多少,都要丢掉工作甚至坐牢,此后将再无翻身之日。

四、荣誉感和自尊心维持廉洁。

日本的公务员选拔制度公正公平,不论出身,只要能通过考试,就能出任公务员。这就形成了公务员队伍“社会骄子”的自负,精英意识和完善的晋升制度,使得他们为了荣誉感和自尊心拼命工作,对贪腐等行为嗤之以鼻。

而一旦官僚队伍失去这种荣誉感和自尊心,把公权当成一种谋生发财手段,那么不能自律的贪腐行为就会发生。

日本的廉政经验表明,缺乏独立的三方监管和完善的制度,空洞的反腐倡廉教育只能沦为形式主义,因为只有在严密监管和制度威慑下,所谓的个人觉悟才能得到唤醒。

(7)日本是怎么从腐败变成廉政的扩展阅读:

全球清廉指数排名启示:

廉洁指数的结果表明,如果一个国家的基础部门功能得不到发挥,腐败就会肆虐,混乱随之滋长蔓延。

“透明国际”主席拉贝勒说,阻止腐败要求各国国会加强监控,需要司法部门、独立有效的审查和反腐机构以及强大执法部门的配合,也需要增加公共预算、国家收入以及援助等项目的透明度。国际社会必须找到有效方式,帮助深受战争所累的国家发展,并维持他们自己的公共机构正常运行。

Ⅷ 听说日本人比较廉洁,这是因为制度约束,还是本身素质就高的原因

当然是思想的约束、因为日本人有信仰、孝忠天皇。

光讲收入不讲物价等于零!收入必须跟物价联系才有意义!世界货币基金组织衡量各国的生活水平的指标是购买力平价,也就是收入除去物价的加权平均数后的数值,那个才是真正反应各国实际货币购买力的比较科学的方法。

思想品德教育恰是最靠不住的。铁的事实告诉世人,人心是靠不住的,人心太险恶,人心太贪婪了 思想政治教育也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在有了严密制度保障情况下,所谓觉悟才能起到应有作用。

美国人提出的方法也是需要智慧的,还是要靠人,才会有当今的人类科技文明,不敢预测一个人的命运天生是怎样的,但是活在现实世界中就要不断奋斗努力与提高自我,加油吧!

Ⅸ 日本幕府时代很腐败,为什么可以盛行七百多年

日本幕府时代很腐败,可以盛行700多年的原因如下,日本幕府是源于中国的,但是后来已经超过了中国的制度,在日本完成了它的土壤和生长,在中国是没有一个大臣可以和日本幕府一样的,可以威胁皇权。在公元1185年的时候,南宋皇帝还在恢复自己丢的中原烦恼的时候。在平安的时代,第72代皇位继承不久,便想出了一个摆脱同样式的方法,就是以退为进,把皇位让给了自己的儿子自己做太上皇,建立了全身的制度,而且也听政在将近100年一共有了三代的上皇,期间也确实增加了很多,但是他们都没有办法掌握军队像这种情况,只能去借50力量,从而削弱他们慢慢的削弱也有了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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