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怎么看待古希腊

① 日本人的逻辑思维为什么那么强

古语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但当谈及与我们一衣带水的日本时，总带有那么一些神秘的色彩。在评价他们的时候，我们很难用一套固定的词语来描述，更难用一套固有的逻辑来推理他们思想和行动。
但现实的迫切需要是我们需要了解日本，更需要了解日本人。知晓他们的所思所想以及由此而发的行动是非常必要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到对日本更全面的认知，处于日本周边的国家才能取得更加长远的发展。
说起日本人，大多数人想起的莫过于日本人的彬彬有礼。了解日本人首先从日本人的这些行为习惯入手，由行为习惯再进一步解析日本人的思想。日本人在鞠躬并伸出右手的时候总会用左手揽着自己的衣服，这一行为是日本人思想构成中彼此原型的突出表现。
在日本人的意识中，你我他是处于“我们”的小圈子之中的，“我”在“我们”的圈子中才得到最大程度的展露。你们、我们、他们则是日本人“我”之外的第二层圈子，“我”在这个圈子中以“我们”的地位自居，“我”就是“我们”，“我们”就是“我”。
很显然在第二个圈子中“我”虽然展露的不如第一个圈子里的多，但却是实实在在的有了从属，“我”在“我们”中通过“你们”和“他们”得到了承认。“我”是通过集体层面间得到了关系的确认，其次是个体层面间得到关系的确认。
在个体层面的关系确认中，“我们”之中每一个人的反应使“我”的存在的到了回应，映照出了我的存在，别人的表现即是“我”之于外在世界的轮廓，即“我”是“我们”中“他”的影子。所以“我们”中每一个人的反应就是“我”之存在的根据，他人的反应就是自己行为的痕迹，也就是“我”存在的痕迹。
就像受伤的大雁在雁群中展开翅膀就不会坠落一样，日本人在集体的大转轮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自己反而显得无关紧要了。此时你出于集体之中并按照集体的规则行动，集体空缺出来的位置就会帮助你记住这空缺就是你。
与此相关的日本人的思考方式就是在考虑“我”的利益时从“我们”的角度出发，我们能从“你们”或“他们”那里得到什么好处，“我们”得到了好处，“我”才能得到好处，更关键的是“我们”是“我”存在的前提条件，而非“我”是“我们”存在的前提条件。
顺序相反但却会有巨大的差异，前者中“我”是集体的，后者中强调“我”是集体的一份子，后者中的“我”有较强的主观能动性，也就是说“我”依然有独立意识，当然这也就意味着后者中“我”可以受到这独立意识的作用脱离出集体。
这也就解释了日本人为什么很少说“我”，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日本人对“我们”有了高度的依赖性，甚至没有“我们”，“我”就无法独立存在。
“我们”向“我”的集约化发展，“我们”之间没有“我”，“我们”才是“我”。以此度彼和以彼度此的区别，出发点不同，作用的最终受益对象不同。我的意识消失在我们之中。就像日本人在处理国际关系的时候的语调，日本国似乎变成了一个人。日本在全球谋求伙伴的认同，不管对方接受与否，日本都把世界各国区分地十分清楚。
日本是主动的，就像他们总是说的那样，一切都在计划之中。日本想将世界各国列入他的等级制度体系之内，认为这是最好的体系，日本认为世界是一极的，然而现实情况是世界是多级的。就像日本人对待善恶的态度一样，世界存在多种制度体系，彼此有交集，但却又相互独立。
在日本人的思想中，“你们”之所以能与“我们”对等称呼，是因为“你们”与“我们”有共性，即在“你们”中可以发现“我们”的一些性质，“我们”通过“你们”可以更好的发现“我们”优秀的地方，和“你们”在一起“我们”才得以存在，才能变得更加优秀。
日本人善于在不同的群体中将共性加以提取，提取后加以比较和鉴别，并最终发现他们认为有价值并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最后将学到的运用到自己的生活实践和人际关系处理中去。
“你和我”较之于“他和我”关系更加亲密，“你们和我们”较之于“他们和我们”亦是如此。同样之前的那套逻辑在此也是适应的。“你”通过“我们”或“他们”在“你们”中得到了承认，“他”通过“你们”或“我们”在“他们”中得到了承认。
这样的逻辑被每一个日本人所运用，而且每一个日本人也被这一套逻辑左右。
做好分内之事，世界不会有负于我。不惊慌不害怕，与自然融为一体，自然即是我，我亦是自然。
这也就解释了日本人对自然美景的热爱，自然也是“我”之存在的根据，也有“我”之存在的痕迹。与自然融为一体，自然能知晓“我”的存在，“我”亦能知晓自然的存在，相互知晓就不会害怕，更融洽的和自然生活在一起。
这也类似于我国古代先贤追求的天人合一，顺天时，应四季，也是日本人生活中所遵循的规则之一。
等级制度体系的秩序向个人关系处理过渡。日本人总是这样对上级毕恭毕敬，转而对待下级严格苛刻，在不同的阶级的人面前，每一个日本人都会展现不同的“我”，“对上级的我”、“对下级的我”、“对家人的我”、“对我的我”等等。
可以看出日本人把等级制度体系几乎照搬过来用在对这诸多个“我”的关系处理上。
通过把“我”解质为许多个性格迥异的“我”，用以处理与不同阶层的人之间的关系，因为需要所以表现，因为使用所以明显。日本人把这些性格解质后填充进自己的等级模型，就像规格不一样的零件一样，需要什么样的“我”就把这样的“我”表现出来。
将自己在不同情景下分开并将这一情景下的自己发挥到极致，享乐的自己和勤劳的自己，每一个自己都需要培养，有的属于团体，有的属于自己。
追求极致和完美是日本人天性中就存有的品质，按照他们的想法，将每一个自己发挥到极致也是对自己的最大限度的肯定。
每一个发挥到极致的自己之性质并不一定超出他人多少，但让自己与生俱来的某些品质显现出来并加以锻炼，是对自己所处位置的重视，也就是使自己符合等级制度体系的要求，在这之前需要挖掘那个能在等级制度体系中做出最大的贡献“我”，即对他人“适才适用”，对自己“适才极用”。
这也为日本能够发现和产生天才提供了制度性的框架。
日本人善于也乐于自我剖析，他们对自己剖析的深度令人震撼。但震撼过后是对他们行为的思考，日本人这种自我剖析正应了古希腊先贤的一句话，即“发现你自己”。
日本人就是这样发现着自己，发现适合等级制度体系的自己，发现适合与家人相处的自己，发现适合养花的自己，发现适合建造庭园的自己等等。
每一个自己加起来就类似于葫芦娃里的“葫芦小金刚”，可以喷水，可以吐火，可以被刀砍，可以隐身，可以听万里，可以观五岳等等。将这许多个自己发现之后进行锻炼，在不同的时候将不同的自己发挥到极致。
可以说日本人的人格构成中普遍的多重人格，而这些人格中的主人格就是符合集体的那个人格，由这一个主人格控制并协调其他人格。
调解人格关系中锻炼了管理能力，将每一种人格的能力发挥到极致，投射到现实人才管理中的适才适用。懂得如何调动一种人格，也就意味着他们懂得如何调动下属的工作积极性。
你是这样想的，我了解，你需要什么，我了解，你表达什么，我了解。他们善于揣摩别人的心，但他们又很放心自己的心被别人揣摩，就在这种非实质性接触中，“我们”中的“我”不管是在心中，还是在现实中，变得更加的亲密。
但与互相渗入的不同，他们强调适得其所，如果把中国的人际关系比作榫卯结构，那日本的人际关系就是金字塔形状的堆叠结构，共同所用于他们的重力就是那一个又一个的主人格，即属于集体的人格。
像可以更换笔头的铅笔一样，标准化单位的日本人适宜于承受单位的更新，进而保持整体耐冲击的能力。由于每一个单位的规范相同，承受范围受损时后续补充单位可以做到很好的衔接，保持整体的前进动力和后续供给。
日本人通过外部的反应确认自己的存在，而不是直接通过自己对外部的影响来确认自己的存在，也就是他们考虑怎样反应，而不是考虑外部怎样承受。在“我们”内部是通过“影子”来找自己，在“我们”外部是通过“镜子”找自己。
所以他们勇于向前，因为在他们的意识中，自己在外部的损耗正是“我”代替“我们”发挥作用，这些损耗完全可以看做是由镜子反射过来的光。当有人挡住了他们的“影子”或挡住了他们的“镜子”的时候，便会怒不可遏。
但日本人确认自己的过程中少了一环，通过“照相机”确认自己的存在，也就是自己在他人眼中最真实的存在，没有观察个体的意识所影响的那个“我”。就像我们照镜子，镜子中的像和照相机中的像是左右对调的，而且观察个体的右脑会对镜子中的像进行美化。
镜子中的“我”和照相机中的“我”是不一样的，需要加以明确的辨析。像镜子中的“我”一样，“我”的变化受“我”还有“我”之于“我们”的意识的影响，固而“我”之不同。观察个体通过他人的视角来看自己依然受到自己意识的作用，日本人更是如此，而且他们认为这种观察方式得到的像是最真实的，但这仅仅是对于观察体而言是最真实的存在。
很显然，我们很难在人群中找到“照相机”，但可以用两块“镜子”来确认自己的存在，即把对调的像又对调回来。应用到现实中就是通过“我”对“你”施加作用后“他”对“你”的观察来确认自己的存在。
但这个“他”必须是一面“镜子”，且必须是另外一面“镜子”。即“他”必须最小限度的与“你”和“我”产生联系，且在用“他”来观察“你”的时候不能对“他”有任何形式的利益输送，“他”必须保持“他”之为“镜子”的性质。
日本人的从属关系中是有由上而下的，而不是从“我”由下而上的追溯的“我们”，“我”首先属于“我们”，其次才属于我。
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在做事时，贯彻由上而下的方针使“我”有了较强使命感，即这是我们的行动。而非从由下而上的执行命令使“我”有了较强的权力感，即这是我的行动。
前者中的主体在对下的时候有“上”的意识和“下”的意识，即“我”处于上下之间，后者则只有“下”的意识，既“我”处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
“我”在等级分明的“我们”中有了归属产生的安全感，即“我”在“我们”的行动中是有所依仗和凭借的，“我”之于“我们”的从属关系就是“我”最大的资本。
日本古代多人插秧劳作的连带机制培养了强烈的集体意识，形成了真正实质性的命运共同体。
大多数日本人脱离集体后找不到自己的存在，而且这种从集体脱离后的迷失感十分强烈，强烈到可以让一个日本人丧失掉对现实世界的感受，故而他们害怕脱离集体独自生活，只有在集体中才能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才知晓自己的存在。
在日本人当中很多时候不同团体的个体被问及到个人问题时，个人通常用集体指示代词回答，而不用个人的称谓，即通常用“我们”来回答有关“我”的问题。
在日本本土以外“我们”的集体意识仍然非常强烈，不被侵蚀或涤染，坚守思想阵地，有着非常严重的精神洁癖。在日本本土之外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是日本人，自己是从属与等级制度体系之内的，只有在那里自己才有存在的意义。
日本人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普遍地把他人放在自己心里培养，自己心中的诸多“他”和诸多的“我”不断的交流，“我”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了解“他”，通过与“他”的交流不同的“我”的性质得到了强化，“我”的能力得到了提高，诸多个“我”之间的协调能力也得到了提高。
当日本人真正的跟某个人接触的时候，就会把在自己心里演练了无数次的场景搬到现实中来，在现实关系中诸多“我”的独特性质得到了运用和强化，在一次又一次的试探中“他”在“我”的心中变得更加明确，这也意味着一个普通的日本人也可能是一个杰出的实践心理学家。
这也就引出了日本人在待人处事方面的特点，即差异化标识、认同与分工。不仅是在对待别人的时候日本人是差异化对待的，在对待自身之外的事物时，日本人也注意对事物的区分。每一个日本人适得其所，每一种材料适得其用，而材料的适得其用也就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了浪费。
日本人确定自己与集体的关系是通过很多标识来实现的，但最主要的是行为标识。克制其实也是一种行为标识，以此来标识自己从属于某一团体，而这种克制是这一团体最明显的标志。放弃自己的身份标识即意味着脱离自己所处的团体，或准备强行进入某一团体，是对等级制度体系的挑战。
对别人指责自己专业上失败和无能之不承认的反应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身份标识，即保全自己的身份和自己所处的位置。对专业上失败和无能的认同是被动放弃身份标识，也就意味着自己被这一套等级制度体系剔除了，自己在这个体系中也就宣告不存在了。
而这是对日本人最大的打击，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活着，世界对于被剔除出等级制度体系的日本人来说是不真实的。
和复仇相比，日本人经历更多的是自杀，自杀是对自己在等级制度体系内所处位置的最后保全，将自己的身份标识（名誉）留在固有的位置，杀掉的是自己的实体，也意味着毁坏名誉的自己的死亡。而依然存留着以往自己的身份标识，只有这样自己才能配的上这个团体的一员。
耻辱、名誉、背叛的物质化等量交换，当诸多个体中某个体所领受的名誉和耻辱存在差异的时候，这个个体没有存在的意义，即不应该归属于等级制度体系之内。
结果追溯过程，过程追溯对象，名誉的实质性受损是结果，自己的行为是过程，而自己就是那个对象，只能杀掉自己结束过程。这就是日本人那套简单而又不简单的逻辑，简单是因其条理清晰，不简单是因为这一套逻辑对日本人的影响之深已经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与等级制度体系中由上而下的梳理习惯不一样，日本人在梳理自己的行为过程和结果时，是按照由下而上的梳理习惯来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梳理的，日本人从他人身上看到自己也是遵从了这一习惯。
总的来说，日本人在宏观上是按照由上而下来对自己所处位置进行梳理的，在微观上是按照由下而上来对自己的行为过程和结果进行梳理的，这与中国刚好相反。
竞争意味着自己的身份被剥夺，自己的领域被侵犯，自己的位置被改变。最终自己被排除在等级体系之外，而这也是大多数日本人所最不想看到的。
日本的竞争是纵向阶梯制的，区别于横向竞争，纵向竞争的优势在于其可掌握程度高于横向竞争，符合日本人在等级制度体系中对秩序的高度依赖的特征。
在这种纵向阶梯制竞争中，日本人充分挖掘自己的潜能，每一天都跟前一天的自己比较，看自己是前进还是后退。
这种纵向阶梯制竞争的对象就是自己，可以充分了解制约了自己潜能发挥的问题，在了解自己的过程中培养自己，是优秀的自我教育者。
等级制度体系存在的基础是承认并认同差异性的存在，从侧面上也给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提供了制度的框架，使每一个人在等级制度的框架内差异化竞争。当然很多事情初衷是好的，但结果却往往事与愿违。
笛卡尔有一句名言，即“我思固我在”，说的就是怀疑到最后唯一无可怀疑的就是怀疑本身。剔除机制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剔除到最后唯一无可剔除的就是剔除本身，即道德的所在，也是道德的具体要求。
就这样一直剔除，一直剔除，剔除到最后终于得到一块纯白无瑕的美玉。这实际上也是个体的一种同化过程，对个体之外所在之物的同化，由所在之物对个体的同化，同化过程中就会有异质剔除，只有把异质剔除后才堪称完美。
剔除的道德机制较之于终极标准的道德机制更易于看到效果，更易于完成，不断的奖励机制使剔除道德机制能更好的持续下去。剔除的道德机制教会了人们在遇到不道德的时候的做法，而不仅仅是陈述出道德是什么并叫人们去践行。
剔除之物的意识先于行动，也就是说在施加剔除行为之前剔除之物已被宣布死亡，需要做的是施行过程。瞬间即永恒，未来即现在。
质变消耗单元与剔除机制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剔除机制可以剔除掉质变消耗单元，及时检查等级制度中个体与集体的不完善之处，进而发现并剔除掉质变消耗单元，避免不必要的持续性浪费。
就像日本严格的检查制度一样，他们深信即使最微小的不平整也会引起巨大的消耗，并最终令所有努力付之东流。
日本人经常把自己比作一把剑，需要经常磨掉剑上的锈以保持剑的光亮。磨掉剑上的锈就是自我剔除机制在发挥作用。只有维持自我的性质所在，才能更好的存在于等级制度体系中。
等级制度体系中的“我们”依靠某种性质标识找到“我”，我只有在“我们”中才能找到“我”，固而维持自我的性质所在是必要之举。
日本人道德中的善恶共存除了之前讲过的人格因素之外，更多的是日本人对善恶的认识与践行的方式不同。他们认为就像对待善一样，恶也需要存养，即善恶共存。
他们存养恶以期在遇到恶的时候能对恶做到更好的识别，了解恶是如何作用于自己的就了解了恶是如何作用于他人的。在自己善的力量不足以对付恶的力量之时，再加上自己恶的力量来钳制对方恶的力量。
当然善恶的区分在于日本人的心，而日本人的“思维感觉”很多时候代替了现时的实质性的接触感觉，即对善恶的判断有失公正。
日本人就是这样深信着这套逻辑，并时刻被这套逻辑所左右。当自己的剑不足以对付对手的时候，就侵蚀掉对手的剑，在这之后剩下的就是自己的剑和对手的铁锈。
嘲笑他人就是对他人过程的否定，按照日本人由下而上的行为梳理习惯，对过程的否定即是对其本人的否定，进而是对其本人心中固有位置的否定。而否定就意味着自己在他人心中没有位置，被排除在体制之外的“剔除感”涌上心头。
日本人把这种剔除感称为“耻”，雪耻就是为了消除这种剔除感。在日本人中复仇意味着将某人从体制中剔除，有着某种替天行道的意味。
只有将想把自己剔除出体制之外的人杀掉，才能将这个人对自己在体制中所处位置的否定终结掉，自己在已有位置上的合理性才得以巩固和认同。这样对方侵入自己的空间才得以空出来安放自己的荣誉，自己从属于等级制度体系的满足感得以加强。
对手是需要被尊重的，而被剔除之物是不需要被尊重的。如此日本人对敌人的亲切或残暴就得到了解释。对手与剔除物的不同点在于是否与“我”有共同点，看起来很奇怪的逻辑却一直所有着日本人。
被剔除之物意味着是“我”所不需要的，即我身上没有这种东西或这种性质（通常是违规越线的行为）。
而作为对手就意味着是可以学习的对象，虽然此刻是“我”的对手，但对方具有的某种品质是“我们”所向往的，故而尊重对手就是肯定“我们”存在的根基。剔除之物与“我”没有共同点，剔除之物不可以做镜子，因为他不够光亮，不像“我”的对手那样可以反射光芒。

② 罗马源于希腊，但罗马和希腊在文化上的区别表现在哪些

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共同构成了西欧古典文明，它们关系密切，人们也总是将二者相提并论。然而古希腊与古罗马之间却存有一道鸿沟。譬如橄榄枝与凯旋门——我认为这两个典型的意象能可以的反映它们各自代表的文明的特色，至少能表达其文明进程中一些主流的情绪：希腊向往和平，罗马热衷战争；希腊渴望与自然的血脉相亲相融，罗马梦想在交绕着各种复杂关系的人类社会里披荆斩棘。当然，用橄榄枝与凯旋门来类比古希腊与古罗马的精神差异，这尽管是简便而直观的，但也是危险的。因为那容易使人误以为古希腊与古罗马的文明完全是孑然对立的。而真实的情形当然不是这样。首先，古希腊与古罗马的不同在于它们文明基调的不同，而这主要源自它们地理位置的差异所造成的各自文明形成初期对东方文化的汲收程度不同。历史上溯到前三千纪，倘若说，那时的西方人自己已经有了一粒文明的种子，但还需要空气、阳光、土壤和水才能萌发，那么慷慨赠与西方人这些珍贵的生命因子的就是近东的两大文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确，西欧古典文明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近东两大文明向外辐射的产物。在遥远的上古，希腊地区在地理上比亚平宁和伊比利亚更显优势，一则希腊的岛屿、良港众多，海上交通非常便利，二则希腊非常靠近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这样，希腊可以频繁地、充分地与光辉灿烂的东方文明交流，从而在后者的浸润与滋养下率先成长起来。而罗马位于地中海中部，虽然这在后来有利于它的军事扩张，但在文明之初，这种地理上远离近东文明策源地的情况使它只能依赖希腊的带动来发展自身。这样，希腊向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直接地学习东方文化，罗马则向希腊间接地学习东方文化。换言之，如果说希腊已经是对东方文化的“二度审美”，那么罗马就只能算是对这个“二度审美”的“二度审美“了[二]。这样“审”出来的结果当然就有很大差别——希腊文明的东方色彩浓烈一些；罗马文明的东方色彩淡薄一些。而我们知道，东方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讲究优雅、精致、细腻、修养以及生活的品位，那么希腊与罗马之间在文明基调上的不同就因各自身上所挟之东方色彩之强弱而显现了出来：前者与东方人一样，甚至更加强烈地追求着优雅、精致、细腻、修养以及生活的品位；后者则比较质朴、粗犷、务实和倾向武力。所以如果要给这样两个文明涂抹颜色，我会为希腊选择如梦如幻的蓝色，为罗马选择如火如荼的红色。值得注意的是，东方文化对希腊罗马的干预与规范主要是在后者文明发展之初。当古典文明日益臻于成熟之后，它对东方文化的离心倾向就越来越明显地表现了出来。一个证据是，西欧古典文明的中心一直在发生这样的转移：从克里特（米诺斯文明）到希腊半岛中南部（迈锡尼文明和城邦文明）到马其顿（希腊化文明），再到亚平宁（罗马文明）。这是一个北移西进的过程。这个移动方向从总体上表明西欧古典文明的中心在远离东方。这是因为西欧古典文明发展起来之后，它的个性在逐渐滋长，它越来越需要挣脱东方而显示出自己的独立。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却不难理解。就像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一样。父母生育了子女，塑造了他们的基本性格；但子女对父母的依恋主要是在幼年时代。成长使他们日益表现出不同于父母的气质与特征，并对后者具有了反叛精神。他们会越来越远离父母而走自己的道路。[三]古希腊与古罗马的第二个不同是它们文明形态不同，前者是松散而民主的城邦，后者是比较有凝聚力的共和国和中央集权的帝国。这里就有一个问题横亘在我们眼前：为什么希腊始终不能像罗马那样冲出自己的半岛而走向整个地中海世界，发展为一个令后世高山仰止的泱泱帝国呢？为什么即使历史上出现了一个所谓的”希腊的“帝国，但也只是昙花一现呢？我们发现希腊半岛的地理环境很有特点，这是一片关山重重的地带，平原很少，而且大多被山地切割得零零碎碎。这种地形对古希腊文明产生了两点影响：一是造就了一种天然的整治单位——小国寡民的城邦。”据不完全统计，希腊城邦的总数达到三00多个，都是土地和人口十分有限的弹丸小国，其中最大的城邦斯巴达也仅有吧四00平方公里，人口约四0万。另一个大邦雅典领土约二550平方公里，人口二0万—三0万。希腊大多数城邦就更为狭小。优卑亚岛面积三漆漆0平方公里，拥有陆个城邦，每个城邦的人口仅有几万人。中希腊的弗西斯面积只有一陆50平方公里，却集中了二二个城邦，每邦人口不足万人。”[四]这些小国寡民的城邦既无力抵挡各种自然灾害带来的威胁，也无法承受人口增长给土地造成的巨大压力，因此，一旦发展到一定规模，就必须向外宣泄自己过多的能量。于是在前吧世纪至前陆世纪的二百年间，希腊诸邦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大殖民运动，其结果是造成一大批新邦的诞生。“据粗略统计，古风时代大约有四四个母邦建立了一三9个子邦，这些城邦就像‘池塘边的青蛙’此呼彼应”。[5]山水阻隔的地理环境带来的第二点影响是，使各城邦相对分散、封闭、独立而不易统一。一方面，这使“希腊文明自始至终以小国林立的城邦政体为特色”[陆]，另一方面，它通过阻碍诸邦之间的各种交流使后者不能可以地形成一种统一的风格，从而使希腊文明得以长期保持多元共存的特色：政治上，一些城邦是民主制，一些是贵族制，一些是寡头制，一些是君主制；经济上，一些走自然农业经济道路，一些走工商航海经济道路；文化上，一些热爱科学、文学与艺术，一些则推崇军国主义、纪律与制度。然而，“为数众多”使希腊各邦之间的利害关系错综复杂；“百态千姿”又使各邦缺乏共同的行事风格，使它们彼此始终难以共融，屡屡发生大大小小的冲突。这样，希腊文明的内部结构就相当混乱、松散，而且充满着一种互斥力，很不稳定。这不仅极易造成它自身的动荡，也分散了它向外扩张的能量。因此，古希腊文明始终无法全力对外。假设它不顾一切冲向地中海，其结果就只会像中古的德国那样陷入分崩离析的境地。不同的是，中古的德国至少还有封君封臣制度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称号在维系着，尽管这种“维系”只是虚幻的水月镜花，但它毕竟使德国的分裂仅仅局限在政治的范畴内。而古希腊却不是这样。古希腊连一个名义上的统一的旗帜都没有，所以它的分裂必然意味着整个文明的崩溃，那显然更加糟糕。后来，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为我们证明了这一点。他企图将希腊诸邦连为一体并向外拓展的英雄举动却明显低估了希腊文明内部的互斥力，所以他的帝国建立不到二0年就被撕成了碎片，更导致了整个古希腊文明独立发展历史的终结。地中海历史上曾有三次大的裂变，亚历山大帝国的分裂是最早的一次。[漆]尽管亚历山大帝国并非一个纯粹的“希腊”的帝国，它是建筑在多种多样的经济、文化基础之上的。但它的分裂却回答了我们为什么希腊终究不能、没能发展为一个完全的帝国。[吧] 现在来看罗马。尽管亚平宁半岛同样山岳纵横，但罗马文明却不像希腊文明那样兴起于支离破碎的山区，它萌生于台伯河东岸的河谷地带。这里的地形相对平坦完整，所以各部落的联系一开始就很便利和紧密。还有很重要的一点，罗马兴起之初被称作“七丘联盟”，据说是因为当时有七个部落加入；到王政时代，传说只有三个“特里布斯”，即血缘部落；塞维改革后，地缘部落取代了血缘部落，而这些新的地缘部落的数量似乎也不多——“罗马城内有四个，城郊农村有一5或一陆个”。[9] 虽然也许实际上早期罗马的部落数量要比上述数字多一些，但应该可以肯定，它远不如希腊城邦那样数以百计。所以从这里面，我们觉得罗马的内部结构不像希腊那样令人眼花缭乱，它是比较简单的。同时，罗马各部落几乎是同步地受到共同的文化，即伊达拉里亚文化和随后的希腊文化的熏陶而发展起来的，所以各部落的差别不是很大，彼此之间不存在强烈的互斥。这样，罗马文明实现集中化管理的可能性就大过希腊文明，它的内部构造也就更稳定。因此，罗马历史上更多的是阶级斗争，如平民与贵族、奴隶与奴隶主、奴隶主内部的斗争，却很少有像希腊那样的不同政治单位之间的混战。[一0]这样，罗马得以保存更多的力量用于对外征战，最终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蕞尔小邦跃变为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泱泱帝国。古希腊、罗马文明的第三点不同是它们的民族性格和文化理念不同。这一点也是比较容易理解的。譬如我们看现代的德国人和美国人，会发现他们的性格很是不同。德国人严谨理性、心细如尘，总给人一种深沉感，所以德国出了许多伟大的哲学家和科学家；美国人散漫随性、不拘小节，总让人想起放浪形骸的西部牛仔，但这种人的思维往往毫无羁绊、天马行空、极富创见，于是美国出了许多成功的商人、政客和演员。又比如，英国人与法国人都很浪漫，但前者是知性的浪漫，后者是感性的浪漫，所以英国的浪漫讲究品味，法国的浪漫来得很纯粹。再比如，俄国人很刚烈，连妇女都很强悍、很独立，很有性格；日本人就比较温和了，日本妇女更是相当的柔顺。这些国家和民族的这种鲜明的差异，就是因为他们的民族性格和文化理念不同导致的。这也使我们想到，现代希腊人与现代的意大利人身上其实也有类似对比。我对现代希腊人的最初印象来源于上世纪陆0年代的一部希腊电影，名叫《希腊人佐巴》。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二战以后，一个意志消沉的英国作家来到希腊，在克里特的偏僻乡野结识了一位希腊农民安东尼。安东尼为人热情、善良、真诚，他的简单、质朴以及对生活的热爱深深感染了那个作家，使他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这部电影让我很深切的体会到希腊人的心灵世界，从而使我在某些层面理解了为什么这个民族能在上古时代创造如此瑰丽、美妙的文明奇迹。意大利人最使我印象深刻的当属他们着名的歌剧《图兰朵》。与《希腊人佐巴》那样一部流淌着脉脉温情的平静柔和的电影不同，《图兰朵》的魅力在于那极富震撼力的男高音和女高音，那堪称惊艳的服装与舞台，那丝丝入扣的情节演进，以及剧中的四个令人若有所思的谜底——“希望”、“鲜血”、“图兰朵”和“爱”。所以我们感到，意大利人的情感脉动很强烈，他们充满激情，乐于在高亢的音符里歌颂爱情。这与《希腊人佐巴》所表现的希腊人那种沉静、含蓄、惯于在平静中刻画友情很不一样。实际上，这种差异也应该是古希腊文明与古罗马文明的遗迹。前面提到，古希腊文明内部的离心力很强，无法集中全力对外扩张。即使在一定时期内实现了某种程度的扩张，但由于内部这种离心力的撕扯，它也无法长久维持那些艰难开拓的疆土，它会很快坍塌。这就是说，古希腊文明不能通过军事征服的方式来发展壮大。事实上，希腊文明是通过文化的慢慢积淀发展起来的。而罗马文明没有经过希腊那样经年累月的、厚重、扎实的文化积淀，但由于它内部的向心力大过离心力，使各种因素能比较快、比较好地集结起来，这样，罗马就可以经由大规模的对外征服扩张而迅速崛起。这两种迥然不同的文明发展模式相应地在希腊、罗马各自的民族性格和文化理念里打上了深刻、鲜明的烙印，从而成为它们彼此区别的根本标志。下面我们就谈谈这种民族性格和文化理念不同的具体表现。首先，我们看到这样两幅景象：第一幅景象是，在古希腊着名的埃庇道鲁斯剧场，人流如织，兴奋的人们慕阿里斯托芬之名远道而来[一一]，眼里充满着期待。对于古希腊人，看戏是一种优雅的生活方式。对古希腊政府，看戏也是一件有益的公共事业，因为那可以增进公民们的交流和凝聚力。因此，在古希腊，公民去看戏不仅不必购买戏票，反而能得到一笔由政府给予的额外补贴。艺术，就这样被鼓励着；第二幅景象是，在古罗马的哥罗塞姆斗兽场，正上演着惊心动魄的角斗，空气里弥漫着血腥。层层升高的圆形看台上拥挤着成千上万的观众，他全都疯狂的嘶喊，一些人手掌向下，企图早早将失败者推向死亡。古罗马人认为角斗能激荡出人心中最本真、最宝贵的勇敢精神，他们崇拜这种精神，把这种精神奉为“国魂”。所以他们说：“哥罗塞姆不倒，罗马就会永存。哥罗塞姆一旦倒下，罗马就会灭亡。”现在，我们对这句话就有了两种理解，一是因为哥罗塞姆位于罗马城中心，象征着帝国的心脏，如果连它都倒下，那就意味着整个帝国已经遭到了毁灭性打击；二是，哥罗塞姆是角斗场所，而角斗精神正是罗马国魂。哥罗塞姆倾圮，就意味着罗马精神不复存在。被抽走了灵魂的帝国也就死期将至。所以从这样两幅景象里，我们真切地感到，古希腊人是很有艺术气质的，古罗马人则极具尚武精神。诚如朱孝远老师的精辟概括：“古希腊文明是诗的文明，古罗马文明是剑的文明。”[一二]古希腊人最爱美，他们讲究衣着的精致、妆容的优雅。他们的神祗中还有一位专门的“美神”，名叫“阿芙洛狄忒”，这在其他文明里是没有的，是古希腊人的首创和独创。[一三] 你再去看看克里特的宫殿，去看看那里的壁画，那个带着橄榄枝头冠的在花丛里踱着安逸步子的祭司，那个有着卷曲头发和醒目红唇的时髦的“巴黎女郎”，那些欢快蹦跃的海豚，那些美妙的几何图纹，多么美丽！所以古希腊人最爱美，一旦偶尔出了一两个不修边幅的人，比如苏格拉底、第欧根尼，他们会立即觉得那是“疯子”、“异类”，他们会难以忍受。反观罗马人，他们的民风就很朴素。尽管在其文明发展后期，大多数罗马人已经把质朴无华的优良传统抛到了九霄云外，但他们的本性的确是很朴素的。在罗马兴起之初，“罗马人的生活相当节俭，不事奢华。他们衣着、饮食都很简单，元老们在议事厅开会，坐的是硬板凳，冬天也不生火。锦衣玉食乃至使用豪华的桌子都会受到监察官的谴责。”[一四] 我们再看希腊的雕刻。无论是菲迪亚斯的“处女雅典娜”，还是亚历山德罗斯的“断臂的维纳斯”，都有着栩栩如生的神态和曼妙有致的身姿，对于这样的形象，我们几乎只能用“完美”一词来形容。而古罗马的雕刻就不同了，他追求的是人物的本来面貌，为此，甚至不惜把刻画对象的丑陋之处也展示出来。所以它很真实。我们还发现，古希腊很少有大型的公共工程，它的建筑大多比较低矮，且与周遭的自然环境协调一致，包括现代的希腊也是这样。罗马则不同，它的建筑大都高大恢弘[一5]，而且它从来不管周围的环境是怎样的，也许明明是在一块开阔的平地上，却巍然地耸立着一座直插云霏的记功柱，这似乎让人觉得有些突兀。应该说，古希腊人对自然有一种本能的谦卑，古罗马人则振奋于他们的军威、他们的版图，因而处处渴望体现出一种帝国的霸气与征服欲。于是我们得出一点结论：古罗马人的艺术主要不是想展现像希腊那样的美和优雅，而是要竭力表达他的力量与威仪。这样就有了万神殿、凯旋门、大大小小的广场和遍布全国的四通八达的道路中国。所以在这一点上，罗马人是成功的。古希腊人与古罗马人在民族性格和文化理念上的不同，还表现在前者富有理想主义与浪漫情怀，后者富有现实主义与致用观念。刚才说到，古希腊人渴望亲近自然，古罗马人则更愿意改造自然、征服自然。这其实就是一种浪漫主义与实用主义的区分。于是，古希腊人面对自然，面对那些高山飞瀑，每每喜欢去歌咏、赞叹。而古罗马人面对自然，居然想到制定一套“自然法”去约束它，哪怕一棵草、一束花、一条鱼、一掊土，也要遵循这个“自然法”。古希腊人的理想主义与古罗马人的现实主义的分野也体现在各自的社会生活中，尤其是爱情观中。比如，古希腊社会里，同性恋现象是非常流行并且为人推崇的。赫赫有名的同性情侣就有苏格拉底和亚西比德，亚历山大大帝和赫帕斯汀，以及荷马史诗中的阿喀琉斯与帕特洛克罗斯，柏拉图也有强烈的同性恋倾向，着名女诗人萨福更被西方人称为“女同性恋的始祖”。应该说，在古希腊，同性爱一直被认为是比“世俗”的异性爱更纯洁、更神圣的“天间之爱”。因为当时的人觉得，同性之间的心灵默契通常比异性之间更为强烈，尤其是男性与男性之间，他们在战场上可以并肩杀敌、死生与共，所以这种情谊比那种单靠肉欲维系的异性爱来得更为纯粹与珍贵。在古希腊，同性爱是受到政府的公开鼓励的，几乎每个城邦都专设有同性情侣士兵编队，在作战时，这些同性情侣士兵通常是以一当十，最为英勇的。所以说，古希腊人的这种爱情观是具有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的。而在罗马社会，尽管同性恋现象仍是十分常见，但已经沦为贵族名流肮脏的玩物。政府已经不再公开倡导了。奥古斯都就主张健全家庭关系，夫妻双方彼此忠诚，过正常的婚姻生活。而且罗马人也不再认为同性爱是比异性爱更高层次的情感，他们将二者同等看待，而在更多时候，它们还是更倾向于异性爱的，因为他们觉得爱情就应该发展为婚姻，然后多多生儿育女。所以说，古罗马人的爱情观就现实多了，他们是很难理解希腊人向往的那种“天间之爱”的。如果这些都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那么古希腊哲学与古罗马哲学的不同就把古希腊的理想主义与古罗马的现实主义的差距体现得更明显了。古希腊人创造了哲学，他们把它称为“菲洛索菲亚”，意即“热爱智慧”。但是，古希腊人的哲学是很飘渺、很深奥的。你看，那位来自米利都的“哲学之父”[一陆]创立的乃是所谓“自然哲学派”，他思考的是物质世界的本原问题。他的观点是，万物之源为“水”。这是不是很难理解？可是接下来的毕达哥拉斯就更让人难理解。他不再关心物质世界的问题，而将目光转移到玄妙世界。他说，万物之源为“数”，这大千世界都是由直与曲、一与多、奇与偶、正方与长方、火与气、右与左、善与恶、静与动、明与暗、阳与阴这十组对立物构成的。你能理解吗？然后，赫拉克利特又说，世界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一团火，一团永恒的活火，在一定的分寸上燃烧，又在一定的分寸上熄灭。他还探讨一种类似于我们中国的“道”的东西——“逻各斯”。再然后，德谟克利特，他说，世界的本原乃是“原子与虚空”。“不变的原子在虚空进行永恒的运动中相互冲撞而形成无数有生有灭的世界，万物的区别仅在于它们的原子数量和排列方式不同”。[一漆] 似乎他的这个“原子论”最为接近我们今天的科学理论，但在当时，那却是最抽象、最神奇、最令人难以置信的假想。所以我们发现，原来古希腊人的哲学总是在思考天与地，宇宙、自然，它与现实生活的距离其实非常遥远。但这却分明就是古希腊民族性格的体现——追求卓越与深邃。而罗马人呢？他们流行的哲学是斯多噶主义。这是一种兴起于希腊化时代的哲学，但罗马人对它做了很大的改造，主要是把它高度伦理化。“高度伦理化”，这五个字就很关键。本来斯多噶主义最主要是在讲“逻各斯”，但现在罗马人觉得那太遥远，他们就更加强调“逻各斯”要求人要对社会承担责任那一面，更加强调只有克服了个人肉体的欲望与弱点，才能达到“逻各斯”的境界那一面。这样，罗马人的哲学就是很致用的，它直接地为人类的社会与生活服务。朱孝远老师说：“希腊文明是放大了的个人，罗马文明是放大了的国家。”[一吧] 这个说法主要是基于古希腊文明对自由、民主精神的一贯高扬，和古罗马文明对纪律、制度的再三强调。希腊城邦实行直接民主制，每个公民都真正的是国家的主人[一9] ，因此个人的力量被塑造得很强大，这就孕生了他们对自由、个性的狂烈追求。而罗马是依靠军事扩张兴起的——军队当然是依靠纪律与制度来维系，所以罗马文明由始至终都很重视秩序、要求服从，它比较压抑个人的欲求。同样，正因为古希腊文明是经过了长期的文化积淀，所以它尤为推崇“以德治国”。苏格拉底毕生致力于讨论“美德”，柏拉图的“理想国”也是由“贤人王”来治理............而古罗马文明是军国主义的，它的文化根基比较薄弱，就不太适应“以德治国”，只能依靠严密的法律来把庞大帝国之内多种多样的民族、经济和文化区域捆绑到一起。当然，这种做法也是明智而有效的。我们知道，罗马文化的集大成者就是罗马法。威尔.杜兰如是说：“法律既是罗马史的精髓，所以罗马史与法律便无法分割。”古希腊人似乎天生就很聪慧，他们注重思辨，情感也相当敏锐。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智商”、“情商”都很高。古罗马人没有这种天赋，他们的戎马生涯也使他们无法在后天去可以的培养这种能力，所以古罗马文明似乎从整体上就不如古希腊文明那样深刻、细腻。但罗马有它自己的优势。这个民族也许意识到了自己与希腊相比的不足，所以他们特别勤奋。一方面，他们热爱劳动，特别是在共和初期，无论贵族或平民，都以到田间耕种为荣。另一方面，他们刻苦学习希腊文明，从文学到科学到艺术到宗教，从经济到政治到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我们都能或多或少的看到希腊的影子。“罗马用武力征服了希腊，却反被希腊的文化所征服”，古罗马诗人贺拉斯真可谓一语中的。此刻，我们不禁想到爱伦.坡那句简单而有力的名言：“光荣属于希腊！伟大属于罗马！”这句话高度概括了这两大古典文明各自的特征：希腊的光荣在于，它是西方文明最清澈的源头，以至于“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二0]；罗马的伟大在于，它将古典文明推向极盛，谱写了一页无与伦比的光辉传奇

③ 如果中日仇恨度是10，那希腊与土耳其、塞尔维亚与克罗地亚之间仇恨度是多少

首先纠正你一点，中日的民族仇恨没想象的那么高，现在又闹起来了主要是日本人逗比。中日仇恨如果打10分的话，总分至少得15分以上。

希腊和土耳其的仇恨值是满分，或者说是爆表了。这一对是真正的世仇，不死不休。对希腊人来说，死掉的土耳其人才是好土耳其人。土耳其前首都伊斯坦布尔是拜占庭灭亡前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土耳其现在的首都安卡拉是拜占庭的小亚细亚重镇安哥拉。对希腊人来说，土耳其历史上从希腊窃走的领土是现在的土耳其全境，土耳其必须亡国灭种，才能恢复希腊的荣光。能对立到这份上是需要水平的，中日和这一比只能算是打酱油。

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这三者之间的仇恨关系则是另一个极端，逗比中的战斗机。他们都是南斯拉夫人，准确点说是都是南斯拉夫人中的塞尔维亚部族。大部分巴尔干地区历史上被拜占庭统治，信仰东正教。西部和北部地区被匈牙利和神圣罗马统治，信仰天主教。土耳其灭亡拜占庭后进入巴尔干地区，部分人转信回教。信教不同教派的三伙人形成三个民族相爱相杀，不惜把祖国分成几块。程度虽然惨烈，但是主要是由于逗比造成的，打分只能给5分以下。

④ 如何理解日本文化

如何理解日本文化

导语：因历史等因素的纠结，当下国人对日本的理解易走向意气用事。对于日本文化，常见的误解有：认为它是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简单模仿，认为它是不健康、怪诞的，认为它是不健全的集体人格产物，认为它是凝固不变的……凡此种种，均非正见。

不论世事如何纷纭，在文化上应该互相交流、彼此尊重。中信出版社推出了着名学者李冬君的《落花一瞬——日本人的精神底色》一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入了解的机会。

日本人怎样看一朵花

写这本书时，我想了日本文化的五个风景，即花道、茶道、武士道、俳道，其实还有道和香道，但我力所不及。

日本人的道和中国的道不一样，中国人的道是“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之谓之气”，日本人把气作为道，不管是汉化或者是欧洲化，最后我们看到的是日本文化，它跟纯粹的欧洲文化和汉化都不同。

日本在中世纪汉化时有一个很着名的观念，叫模糊汉和之界，就是不要那么清晰，要模糊。近代以后，他又提出一个理念叫和洋折衷。

中国文化的道，和我们地缘政治、地理环境、风土都有关系，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地大物博，道也是大而化之的。老庄讲“道在瓦砾中”，但道是什么?这要靠每个人自己去悟。日本人不是，他说道是一个礼仪，是一个礼。在礼的修为中你能摸得到它，你能亲身实践，而不是悟。

比如日本的花道，日本人观花就像观人一样，我经常说人是什么?这个没有答案，你怎么来回答人是什么呢?不知道。每个人都可以说一大堆人是什么。所以日本人观花之言也是一样的，十人十色，但是日本人看花有一个总的原则，叫“物哀”，就是他看花会引起一种哀感。这和我们汉语理解的不一样，看了客体之后产生主体的一种感受，这种感受是一种哀。

这和古希腊是不一样的。古希腊观察客体时是认知性的——宇宙是什么，它的本质是什么——我一定要用一种逻辑的、一种理性的东西把它描述出来，然后产生一种知识结构来认识客观世界。古希腊的所有东西是认知性的，日本不同，日本是感知性的。

所以我看日本文化的时候愿意和古希腊相比，文化的东西都是好的，只要流传下来就是好的，你不能用价值判断去判断它。文化是一个动态的，文明则是固化的，文明是形成了一种样式摆在那的，已经是固化了。对于文明，有些文化带不动它，它就死掉了，而文化能带动的文明，它还在往前走，所以文化是动态的，只要是动态的，你就有可比性。文化的东西，东是日本，西是希腊，中国居中。

中国茶具曾影响日本政坛

日本人看花看出一个物哀，这是他看花的精神底色。日本人观花的时间尺度用尽了，所以落花一瞬，人就像花一样转瞬即逝，这种命运感，他们抓得比较准确，这是他的审美样式。

开始日本人看的是梅花，学唐朝文化，在诗里面眺望唐朝，但日本没有梅花，不知道梅花是什么东西，只能从唐诗里看梅花。后来梅花少了，樱花开始变多。之所以从梅花到樱花，是一种花文化本土化的'过程，这个过程非常重要。日本人在学习外来文化时，会慢慢自觉意识到一种文化怎么跟本土的土壤结合起来，实现本土化。

与此相类似的，是日本的茶道。茶道在日本有宗教的效果，他们说茶室就是他们的教堂。日本武士要进茶室，那个门很小，就要把他的刀和东西拿下来，人要钻进去，这表示他的一种放下屠刀，到了教堂去洗涤你心灵的效果。

当时千利休是丰臣秀吉的组织部长，丰臣秀吉要提拔谁，千利休就要先请他喝茶，在喝茶的过程中，他察言观色，看这个人适不适合做这个职位。所以他的茶室设计很小，一个武士进去是张牙舞爪呢，还是很拘谨，都能看出一个人的性格和修为，所以这个仪式非常重要。

茶道最开始从唐朝过去是一种功能性的，僧人打坐的时候不犯困，到了春天朱光、吴也烧、千利休这三个人，是茶在日本的本土化过程。

千利休的死不仅仅是冒犯了丰臣秀吉，明朝时，日本和明朝有看河贸易，从明朝进口大量的茶道具、名画、瓷器，这些都是日本当时做不好的，要从明朝运过去，价格很贵，只有商人或者将军、诸侯们才能使用。

千利休想把它本土化，用日本自己土的东西来做一种茶道具，只要给它附上思想的价值和文化的价值，同样卖高价。

将军们收藏了那么多高档茶具，千利休提倡本土化，这就产生了利益冲突。

用常识无法

理解武士道

我特别喜欢日本的俳句，它是世界上最小的一个诗格局，日本的俳句在审美上就是两点：一个里面要有花乐，日本人写诗要有花乐之心，还有一个他的诗里面主要是寞。以芭蕉为例，他临死的时候跟他弟子说，古词句是我风格的代表，就是青蛙越古池，扑通一声响。

俳句表达的和唐诗宋词不一样，我们汉诗到最后全是写诗了，成为一个定式，一写腐就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写边塞诗就是“长河落日圆”，概念化，读不出美感。气象特别大，但是你抓不住。你看松尾芭蕉写的闪电，他说闪电一闪，我握在手，它像一个烛光一样的。我握在手，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气象也很大，但那是他的个体感受。

在日本，武士必须会写贺歌，会写俳句。到了江户时代，社会和平了，武士们无事可干，开始女人化。中医原来男相脉跟女相脉不一样，到了江户时代，男相和女相脉都一样。江户时代主张武士文人化，山本常朝在书中说了一句话：武士道是什么?武士道就是找死之道，你只有知道死才知道生。

中国文化不关注死亡问题，而日本武士道就讲究找死之道，在找死之道中，没有我们传统儒家伦理道德观，只有审美。

武士道患有另外的一面，上战场前要把自己梳洗干净，化妆盒随时带在身上，因为武士要把牙齿描黑了，指甲每天要修，头发每天要梳得干干净净，因为随时可能上战场，如果邋遢地去死，就有损于武士的形象。把敌人的头颅砍下来后，你要把这个头颅拿回来，由你的母亲或者女人把这个头颅洗得干干净净，重新给化上妆，这也是尊重你的敌人。这是武士道的两面。

日本的武士道我们不能用常识的眼光，否则是没有办法理解的。

为何从仰慕走向侵略

“崖山之后无中国”，这是日本学者提出来，还不是我们自己提出来的。内腾湖南是日本着名的史学家，在世界上也是很有名的，他研究中国很到位。最近他的一些书也被翻译过来。

他的思想对欧洲影响很大，我也看了他的东西，他主张中国的近代化从宋朝就开始，所以他认为元之后不足以研究。这个在日本有一个流派。日本人为什么有这种流派?他也讲过中国曾经是我们的老师。他认为日本的汉化程度比元、辽金、清都高很多，文明程度都很高。

清以后，因为是游牧部落，那时日本人的笔记写了，传教士的笔记都有，那时进北京，马在胡同里乱走，随地大小便，完全倒退。明治维新时，福泽谕吉一方面批判日本的自由民权运动不彻底，另一方面又说我们已经欧化完成了，已经进入到欧洲国家的行列里，那么我们就应该跟欧洲国家一样进入中国去瓜分中国。

我曾经有一本书叫《文化江山》，我把中国文化分成两个部分，有两个中国，一个是文化中国，一个是王朝中国。

王朝中国最长不过两三百年，但文化中国直到今天还在发展。我觉得考量文化中国应该从美出发，我们的文化才能往前活下去，才能走下去，而且走出一番新天地，走出一个文艺复兴。我在研究宋代时，认为它就是中国的一次文艺复兴，但被打断了，我们还应该接着继续往下做，在文化的江山里用美的价值观、用美的眼光重建中国文明。

不管怎么说，让我们再来聆听一下鲁迅是怎么讲的，鲁迅说：用笔和舌将沦为异国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以使大家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我们在不做异国奴隶的同时，我们必须是自己的主人，这样才能不沦为异国的奴隶。

⑤ 怎样评价日本人看待历史的态度

我认同楼上的观点。现在的中国和日本就像类似于文艺故事，罗密欧与朱丽叶。历史的恩怨应该留给历史，不该忘记，但也不能过分病态话。我没有接触过很多日本人，但有接触过一个20代，一个30代，和一个40代。
刚刚交流的时候，我会刻意地避开历史问题，但当我的好朋友拿历史问题出来时，交流陷入了僵局。但确是那个日本姐姐先打破的，她有沉默一会，然后道歉。我觉得她们是清楚这段历史的。还有那个30代的，他跟我讲过，从小他就对中国有一种情节，不论是中国的什么，他都很喜欢，他去过北京，上海，西安，南京，武汉，香港，去过的城市比我这个中国人去的都多，他在北京拍照留念的时候，只是用日语感叹了一句：ke re i~~,是美丽的意思，就听到周围不少人都在骂：你看~~~这是个小日本儿，日本鬼子~~~~他很难过当时，但是还是假装听不懂。我问：那你对中国失望了吗？他说没有。中国是个令人尊敬的国家，而且和善的人民实在的人民是很多的。他有跟北漂的蚁族们共度一天，他说，那些孩子虽然穷困，但是却可爱，很善良。他羡慕中国，因为中国是一个有活力的国家，相反的，他觉得日本很腐朽了。我没有说什么，只是感叹，他真得很成熟。最后他的一段话：先辈们做过很多错事，我只能替他们说声对不起。还有，很感谢你没有用历史的眼光来看现在的日本，谢谢你。
那个40代的叔叔，他是早稻田大学的学生，现在刚从俄国回来。他曾经跟我说：他希望看到中国和日本可以很友好的共存下去，虽然两国政府可能会有很多分歧，但抛开政治因素的话，世界上任何两个国家的人民都应该是友好的。
这段话，不是我粘的，是一个字一个字敲的。我觉得大部分人是知道这段历史的。可是日本人话总是说不完，说得很隐晦的讲话方式可能造成了很多误解。

⑥ 古希腊文明领先中国很多年吗

很多人认为中华文明比不上古希腊文明，包括很多中国人都是这样认为。

那么，我觉得有必要讨论下中华文明是不是真的不如古希腊文明或者说西方文明。

1.从时间维度来看。

在明朝之前，也就是大航海时代前，中国都是领先于西方的，这是毫无疑问的。

西方奉古希腊为文化源头，就跟李渊称帝后，把道教祖师老子奉为祖先是一个道理。

至于民主、自由、个人主义，我只知道经济决定政治和文化。民主、自由并不能替代经济的作用，它们是近代经济发展的产物，与奴隶制条件下的民主并不是一个物种，尽管他们名字一样。

5.不能因近代百年落后就否定五千年中华史。

近代史上，中国被列强侵略，让中国人感到中国太落后了，一切都很落后。

很多民国大师们认为：经济、文化、文字、人种、中医等全都需要改变，不然就要亡国灭种。

今天的我们不应该嘲笑大师们，但是也应该知道他们的观点是不对的。

6.考虑别国感受。

比历史，可以肯定的说，中国不输给任何非西方国家。

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是断绝的文明。中国的周边国家想了解本国历史，都要来研究中国史书。印度人都承认，如果不是依靠晋朝《法显传》和唐朝《大唐西域记》，印度历史根本就无法重建。

如果中国人都承认古希腊历史（西方历史）更胜一筹，你让其他国家情何以堪？

⑦ 为什么日本人受希腊神话和北欧神话的影响那么大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走上了文化西化的路途，其间也经历了对自己的文化的怀疑和否定。虽然最后日本比较成功的保留了自己的传统文化，但是西方的影响也已经深刻的影响了日本生活的方方面面。
其中楼主说的希腊和北欧神话的影响主要是在动漫中看出来的吧？其实这主要还是借用一个外衣来讲述自己的故事罢了。希腊和北欧神话的精神和内涵其实并没有被吸收多少，但是希腊和北欧神话中的英雄都是英俊潇洒，其中的生物，比如希腊神话里的塞壬啦、北欧神话里的瓦尔基里女武神啦、还有共通的一些仙女啦、精灵啦都符合日本动漫美型的基本要求，这样既省去了自行设定的麻烦，又可以起到吸引眼球、积攒人气的作用。

⑧ 为啥言必称希腊

真的 古代希腊作为一个文明古国，曾经在科技、数学、医学、哲学、文学、戏剧、雕塑、绘画、建筑等方面做出巨大的贡献，成为后代欧洲文明发展的源头.希腊文明对我们如今的社会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可以说，如果没有希腊文明，就几乎没有我们今天现代社会的一切。现代的许多科学学科、技术发明以及民主制度，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已经产生出了其雏形。古希腊文明更是直接催生了中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导致近代科学的产生、民主制度的萌芽。这是希腊文明对整个人类世界做出的最重要最关键的一个贡献。

⑨ 古希腊与日本哪个出现的更早

古希腊在公元前800年左右，日本在公元1世纪仍是蒙昧不堪。
关于雅典娜，这个时间我认为是不可考证。
西方的神仙体系与中国不同，中国的神仙姓甚名谁，家乡那里，父母是谁都是可以说出来的，可以说是修炼成神；而西方的神仙多是来不知其所来，去不知其所去，可以说是生而为神，我猜想是编造神仙的人们刻意不留资料。比如圣经是谁写的，上帝的跟脚。如果不追究雅典娜何时被奉为神的话，那么可以说雅典娜要早于古希腊。那就是说在公元前800年之前

⑩ 希腊与科学的精神

希腊是现代科学精神的起源
公元前两千年前后，希腊人侵占了地中海东部，并在那里定居下来，并不断向海外扩张，在东方和西方建立了许多殖民地城邦。古希腊人向东越过爱琴海，在今天的土耳其西部沿海地区建立了爱奥尼亚的希腊殖民地城邦，向西越过爱奥尼亚海，在现在的意大利南部亚平宁半岛及西西里岛建立了殖民地。因此，这里所讲的古代希腊包括了希腊半岛本士、爱琴海东岸的爱奥尼亚地区、南部的克里特岛以及南意大利地区。
古希腊科学的意义
希腊哲学在公元前6世纪就开始出现。早期的哲学家对他们所生活的世界的本质进行一种严肃的、批判性的探求——这种探求从那时起一直延续到现在。他们询问关于它的成份、它的组成和它的运作的问题；他们质询它是由一种还是多种事物组成的；他们探究它的形状和位置并猜测它的起源；他们追求理解事物产生和转化的变化过程；他们沉思地震、日食、月食等异常自然现象，并寻求不仅适用于一次具体的地震或食、而且适用于所有地震或食的普遍性解释；他们开始仔细思考推论和证明的规则。
哲学家眼中的世界是一个有序的、可预言的世界，事物按其本性在其中动作。用来指称这个有序世界的希腊词是kosmos(宇宙)，从中引申出我们现在所用的“宇宙论”(cosmology)。由于他们关注于自然，这些引入新的思维方式的哲学家就被亚里士多德称为自然哲学家。
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3世纪，这里出现了大批才智卓越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他们是以后许多学科的鼻祖。我们可以列出长长的一串名单，如自然哲学家泰勒斯、阿那克西米尼、赫拉克利特、芝诺、德谟克利特，人文哲学家苏格拉底，体系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天文学家默冬、欧多克斯、托勒密，数学家欧几里得、阿波罗尼奥斯、丢番图，物理学家阿基米德，医学家希波克拉底、盖伦，地理学家希西塔斯、埃拉托色尼，生物学家特奥弗拉斯特等等。
这些天才人物许多不仅在一个领域做出他们的开创性工作，而且在许多个领域内均有杰出的成就。像亚里士多德，他的研究范围涉及现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很多领域，下面列出的仅是他着作的一部分：
哲学着作：《形而上学》，
物理学着作：《物理学》、《论生灭》、《论天》、《天象学》《论宇宙》，
生物学着作：《动物志》、《论动物的历史》、《论灵魂》，
逻辑学着作：《范畴篇》、《分析篇》，
伦理学着作：《尼各马可伦理学》、《大伦理学》、《欧德谟斯伦理学》，
以及《政治学》、《诗学》、《修辞学》等，
他几乎在每个知识领域都发表了他卓越的见解，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网络全书式的学者。
古希腊科学可以说是近代科学的真正先驱，几乎在每一领域、每一问题上，希腊人都留下了思考。古希腊思想今天仍能吸引很多科学家的兴趣，是因为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未曾建立起像他们那样高度发达的、表达清晰的知识和思维的体系，并且这种体系研究的对象是科学的整体，科学在那里没有分裂成象我们今天的孤立的、狭窄的科学知识领域。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认识到我们现在的基础科学中存在着严重的危机，要彻底解决科学中现存的危机，必须修正它的早期奠基者的理论基础。于是这更加激励人们重新努力研究古希腊的思想，有希望发现从源头开始长期形成的错误，进而将其修正。
一位古代历史学者西奥多·贡贝尔茨（Theodor Gomperz）在《希腊思想家》中的一段话说明了回顾希腊思想的重要意义：
回顾必须被视作是具有重要意义的。间接应用或利用非常重要，我们全部的知识教育都是起源于古希腊人。这些起源的全部知识，是我们从它们的不可抗拒的影响中摆脱出来的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要忽略过去，不仅是不受欢迎的，而且简直是不可能的。你不必了解古代大师们的学说和论文，也不必了解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你可以从未听到他们的名字，但你仍然处在他们权威的魔力之下。他们的影响，不只是被古代和现代的接受他们观点的人所传递。我们的全部思想，其中运行的逻辑种类，所使用的语言形式（被他们所操纵）——所有这些绝不是人工产物，而且基本上是伟大的古代思想家的产品。确实，我们必须全面地考察这种变化的过程，以免我们将增长和发展起来的结果误认为是原始的。将实际上是人工的东西误认为是自然的。
因此约翰·伯内特(John Burnet)也说“科学是希腊人的发明；在那些受希腊人影响的人之外，科学就从未存在过”。
如果我们用近代科学的眼光纵览早期希腊哲学，某些篇章似曾相识。对于宇宙的形状和排列，它的起源，或它的基本成份，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研究使我们想起形体物理学、宇宙学和粒子物理学中仍在研究的问题。然而，早期哲学的其他部分却相当陌生。今天，那些孜孜不倦的科学家不再探究变化是否逻辑上可能，或在哪里可以找到真正的实在。谁要还能找到有哪位物理学家或化学家尚在操心如何平衡各自对理性和观察的主张，可算是一个不小的功绩。这些事情再也不被科学家所谈论了，但这是否意味着，那些穷其一生研究这问题的早期哲学家是“非科学的”，甚至可能是被误导成智力愚钝呢？
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家们关心的诸如终极实在为何物、自然与超自然的区别、宇宙秩序的来源、变化的本质和知识的基础等主题，与文艺复兴以来的几个世纪科学家们关注于对具体观察结果(比如重物下落、化学反应和心理过程)进行解释的主题截然不同；但不同并不等于不重要。至少直到伊萨克·牛顿为止，这些大的问题与充斥在现今大学的自然科学课程中的各种问题一样，要求自然研究者给予同等的关注。这些问题是有趣的也是根本性的，它们是关于基础的问题；而基础问题的命运通常会被后来那些将基础想当然的人们看成是没有意义的。例如，今天我们可以发现自然和超自然的区别显而易见；但在能够仔细作出这种区别之前，对自然的研究就不能正确地开展。
因此，早期哲学家是从惟一可能的地方开始了他们的探索，这就是起源。他们创立了一种自然观，诸多世纪以来，它一直是科学研究和信仰的基础——这种自然观，或多或少也成为近代科学的预设。同时，他们提出的很多问题已经被解决，虽然通常只是得到了简陋而不是确定的解决，但已经解决得足以不再成为科学关注的前沿问题了。当它们从人们视野中消失时，它们的位置就被一批更细致的研究所代替。我们如果想要理解这一科学事业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就一定要看到它的两个组成部分：基础和上层结构，是互补互惠的。近代的实验室研究发生在一个宽泛的观念体系内，没有对自然或基本实在的预期，它甚至无法起步；反过来，实验研究结果的正确性使我们对这些最基本的观念进行反思，促使它们得到精炼和(偶然的)修正。
亚里士多德(Aristotole，公元前384-前322)在《形而上学》一书开篇就说，哲学和科学的诞生有三个条件：第一是“惊异”，是人们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所表现出来的困惑和惊奇，有了惊异也就感受到了自己的无知，而为了摆脱无知人们就会渴求知识。但是求知并非为了实用的目的，而纯粹是一种对智慧的热爱，对真理的追求。通俗地说，第一个条件是要求人们有好奇心和求知欲。第二个条件是“闲暇”。知识阶层不用为着生活而奔波劳碌，因为整天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而是没有闲暇的人，是无法从事求知这种复杂的脑力劳动的。第三个条件是“自由”。哲学知识是自足的，它不以别的什么目的而存在，而纯粹是为了自身而存在，它是一门自由的学问，它要求自由地思考、自由地发表意见，不受他种目的和利益的支配。
总的来说，亚里士多德强调了哲学和科学之来源的非功利性，也说出了为何希腊成为科学和哲学的发源地的道理：因为它提供闲暇、提供自由，因为希腊人有着强烈的求知欲，对智慧无比地崇尚。
最初的哲学家似乎是些很有政治意识的人，他们对于商业、航海、政治活动都很感兴趣。他们思索事物本质的方法是很新奇的。对于宇宙活动，他们是用日常生活的经验加以说明，用工艺技巧的过程来进行类比，而不是用宗教的教条和迷信来解释。当时的学者们普遍地受到高度的尊重，这点可以从各个城邦请他们去制定法典，担任管理者，或做官家子弟的家庭教师这样的事实中看出来。在另一方面，如果处于政治上动荡的年代，学者们便很可能受到政治上的敌对集团的迫害。因而，当自然哲学家，比起更早期文化时代的知识分子，那些祭司们，有了更多的进行自由探索的可能性的时候，他们却缺少像祭司那样作为神只们的代理人所受到的保护。
自然科学的发源地并不是在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在的雅典，而是在小亚细亚大陆的爱琴海沿岸——爱奥尼亚的米利都，泰勒斯(Thales of Miletus，约公元前640-546)和他的学生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约610B.C-545B.C）和阿那克西米尼（Anaximenes，活跃于公元前546年前后）形成了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哲学学派——爱奥尼亚学派。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记载，记述了泰勒斯的一个故事。泰勒斯的朋友们因为他的贫困而指责他，对他说，哲学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但是这位哲学家通过对天体的观察，预见到第二年将会出现橄榄作物的大丰收。于是在冬天，他筹集了一些钱，非常便宜地租下了米利都和开俄斯两地所有的榨油机。到了橄榄丰收的季节，这种榨油机的需要量很大。这时，泰勒斯以非常有利的条件把所有的榨油机租给用户，赚了很大一笔钱。泰勒斯证明：“对于哲学家来讲，要赚钱是很容易的。但是，他们的兴趣并不在发财这方面。”
科学研究的价值是什么？许多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往往是指出科学成就在改造技术、工业、工程等等方面的实际结果。诚然，科学在近两个世纪的发展确实说明正是科学超乎想象地改变了我们的整个生活方式，并且在不远的将来会进一步甚至以更快的速度推进社会的发展。但对这种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评价科学研究的态度，几乎没有哪一位科学家会赞同。由于希腊奴隶制度保证贵族和自由民优裕的生活，大量的奴隶使自由民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使希腊哲学家可以从爱好和兴趣出发，他们探索哲理只是为想摆脱愚蠢，显然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

其实我不能确定我们今天对希腊科学精神的理解是否准确，那就是它的内在性、非功利性、合目的性。但至少这是一可相对清晰的可以讨论的事情。并且籍由此我们可以谈论自己的观点，探讨以后的方向。而且现在清楚这些早已消失的历史，对我们的意义还在于，大家都在谈论的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的比较，其实更多地是义愤于西方文明所引发的现代文明对古老东方文明的冲击和吞没，而忽略了西方文明本身所走过的路程。

其实在讨论希腊科学精神的时候，我不断地联想到东方文化的一些观点。例如自然观。如果说古希腊人把自然是看作有神性的高于人的存在的时候，儒家的知天命、道家的法自然亦可作为同盟于后来的人类战胜并改造自然的哲学相论辩。因为前三者都持有与自然顺应和谐相处的基本态度。而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布衣粗食而耽于理念世界的行为，让我不禁想起孔子对颜回的赞美：“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人类的历史上从来都不缺乏理想主义者，他们超越了物质的层次，为了美好的理想或信仰，比如善，比如美，比如爱情，比如真理，比如自由。

于是窃以为，希腊的科学精神，除却其演绎的方法、对研究对象的好奇以外，对人类文明最大的贡献，乃在于其对真理、智慧、理想的孜孜追求。是谓爱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