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武士道有多少

Ⅰ 日本人崇尚的“武士道”，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一提起“日本武士道”，咱们广大的中国观众和读者就会在脑海当中浮现出“一个脑袋上扎一个必胜的白布条，长相猥琐或是凶恶，傻里傻气的日本鬼子，高喊天皇万岁，之后剖腹自杀”的场景。这一幕对于咱们中国的老百姓那是再熟悉不过了。

后来岸信介被日本军部调到菲律宾，参与了震惊世界的“菲律宾大屠杀”！战后它被东京法庭判处为“乙级战犯”，然而不久就被特赦了。岸信介战后积极活跃于日本政坛，曾出任日本内阁首相。顺便说一句，现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是它外孙。

结 语

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早已离我们而去。在战争中被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叫嚣尘上的“武士道精神”，也早已被热爱和平的人们，抛到了历史的“故纸堆”里了。现在所谓“武士道”的那一套，连日本人自己都不信了。

在咱们实际生活当中又有多少类似“武士道”这样，被别有用心的人精心打造包装一番，拿到现实中招摇赚骗，骗取他人钱财，已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因此，在座的各位读者要时刻保持清醒，不要被什么“大义”、什么“义无反顾”、什么“高大上”去洗脑，去做出毫无意义的个人牺牲！

热爱生命、享受生活、努力去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这才是一个健康而有意义的人生

Ⅱ 日本武士道溯源

一、武士道——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渊源
近代日本军国主义，渊源于古代、中世纪的日本武士、武士治国及武士道。而明治维新后转化为近代军人精神的武士道更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组成部分。
日本武士产生于八九世纪，是日本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和阶级关系变化的产物。武士一词，初见于721年（养老五年）元正天皇的一份诏书。这份诏书正式承认武士的存在，提到武士、武艺，并提倡和鼓励尚武精神。在平安时代（794-1191年）初期，开始出现封建庄园。发展到10世纪时，已形成和确立起庄园制。封建庄园的出现和发展，进一步促使大化改新（646年）以后实行的律令制度和班田收授制度由松驰、破坏走向崩溃、瓦解，社会动荡不安。庄园的发展，更导致武士的出现和登上政治舞台。
从11世纪起，日本武士阶层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以1192年源赖朝被大权旁落的天皇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建立镰仓幕府为标志，武士掌握了国家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镰仓幕府是日本历史上的第一个武士政权，从此，专事征战杀伐的武士阶级成为统治阶级。足利尊氏于1336年建立的室町幕府为第二个武家政权，而德川家康于1603年建立的江户幕府则是第三个武家政权。日本武士阶级以攻战杀伐为职业，自然是自古代中世纪已出现的军国主义的鼓吹者，是军国主义政策的制定者和推行者。而日本武士阶级掌握中央及地方实权的幕府时代长达676年之久，出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需要，逐渐形成了武士道。
武士道，即武士精神，它既是日本武士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又是武士应尽的义务和职责，包括效忠君主、崇尚武艺、忠勇义烈和绝对服从等讲究“信义”、“廉耻”等封建道德规范及行为准则。导源于神道、佛教、儒学及神权迷信的日本武士道，经历了三大发展阶段，即江户时代前的旧型武士道、江户时代的新型武士道和明治维新后转化为近代军人精神的武士道。
旧型武士道只是较为粗陋的“武者之习”、“兵之道”和“实践之道”，是作战争斗者的伦理规范，崇尚和重视主从关系，强调和讲究复仇和殉死，是超越理性和不辨是非只倡导为主君献身的武士道。旧型武士道的典型代表人物宫本武藏是着名剑道家，他受传统武士道精神支配，一生中表现了日本武士阶层传统的好勇斗狠和极端残忍性，动辄下毒手，致人死命。这些在日本古典戏曲中都得到长期表演，他的传奇故事广泛流传，战前还出版了关于他的长篇小说《宫本武藏》，成为畅销书。宫本所着《兵法三十五条》，将自己平生练功、惊险决斗体会及剑道新派别的要领、兵法奥妙均详细写明。后来日本军国主义者经常鼓吹、宣扬宫本的做法及精神，为侵略战争服务。
在江户时代，对武士道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总结，大量吸取儒家思想，建立了以儒家思想为理论骨架的武士道，即“士道”。这种新的“士道”论者以山鹿素行为主要代表，与旧型武士道论既相联系又相对立。
日本古学派的先驱者山鹿素行将毕生精力倾注在建立新武士道理论体系上，他的全集被称为日本“国民道德的权威，武士道精神的真谛”。他以儒家思想论述“武士道”，有《武教全书》、《武家事记》、《兵法问答》等大量着作，至少有600多卷。他聚众讲学，亦是着名的兵学家，有弟子4000余人。其子的门生中有一位是后来明治维新先驱者吉田松阴的祖辈，故吉田松阴称山鹿素行为“先师”，并在松下村塾讲授素行的兵学，明治维新的不少志士均受到素行思想的影响。山鹿素行从传到日本的朱子学中找到了武士道的“理论根据”；提倡遵“忠节”、“武勇”、“义理”等儒家伦理道德，表现出了“尽忠死难”的所谓“武士精神”。他把“安天命”、“尽忠孝，讲仁义”等作为武士修养的内容，把“得主尽忠”作为武士应尽的本份，向武士灌输“忠于主君”、“不顾身家”的思想，还要有“报恩、克己、面对死亡而不动摇的勇气”。并规定了一套繁杂的道德规范、规矩和礼法。武士道一直被作为日本社会伦理的基本支柱而被大加宣扬。素行的“武士道”理论，后来更被日本军国主义者利用，经常以“武士道”精神、“征战光荣”的思想和“忠勇义烈”的事迹，对军队进行奴化教育，使其充当征服世界的侵略战争的炮灰。山鹿素行还有强烈的儒家尊王思想和神道的日本中心主义。他将日本称为“中朝”或“中华”，主张日本天皇“可至万世而为君”，“神神相生、圣皇连绵”，“与天地无穷”以便维护万世一系的“国体”，这些对后世亦有深远的恶劣影响。
到江户时代后期，日本阳明派学者、明治维新的先驱者吉田松荫在山鹿素行武士道论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七规七则”和“忠魂不灭”说。
吉田松阴的“忠魂不灭”说，宣扬楠公（楠木正成）七生报国，永生不死，楠公之后，复生楠公，非止七度。七生原为佛教用语，指可转生七次，为永久之意。楠木正成为支持天皇中兴，欲从幕府手中夺回大权，恢复天皇统治，于1336年（建武三年）在兵库凑川（现神户市附近）与足利氏大军决战，战败后，与胞弟楠本正季用刀互相刺死，死前说将永远效忠天皇，“七生报国”。后来，楠木正成被推崇为武士道的典范和楷模，掀起建立祭祀正成的神社运动。明治五年（1872年），还建立了纪念正成的凑川神社。吉田松阴在囚室墙壁上也挂出“三余读书，七生灭贼”的条幅，他认为一般人死则魂灭，而忠魂则不同，将永久不灭。松阴自己亦在被处死前写下了《留魂录》；“吾躯纵暴藏野，大和魂永不泯灭”。这一“理论”及其实践，对明治维新后尊崇天皇，效忠天皇的思潮影响极为深远，对军国主义鼓吹为天皇效死，欺骗日本人盲目充当侵略战争的炮灰发挥了很大作用。
由于日本武家社会延续近700载，武士阶级执掌政权，故而为战争服务、崇尚征战杀伐的军国主义从一开始就如影随形，始终伴随着武士及武士道。而武士，则是军国主义的身体力行者；武士道则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渊源和精神工具。
二、武士道——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转变为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转化为近代军人精神伦理和扩展为国民普遍道德及行动准则的武士道，更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最重要的精神支柱。
明治维新，是日本从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折点，是一场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各领域的社会大变革。以天皇睦仁为首，由改革派武士掌握实权的明治新政府在实行一系列资产阶级改革时期，贯彻执行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三大政策，以推进资本主义化。
“富国强兵”是明治政府三大政策之首（另二大政策为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实是“强兵富国”，其主要措施就是改革旧军制，建立新的近代军队及军人精神，积极扩军备战和进行侵略战争。通过版籍奉还、废藩置县、改革封建身份制度、取消封建俸禄等改革，明治政府以赎买方式废除取消了武士身份等级及财产特权，武士阶层也随之瓦解。但因武士精神——武士道对明治政权的统治尚有作用，故武士道并未随武士阶层的消亡而消亡，反而转化为近代军人精神伦理和扩展为国民普遍道德伦理的武士道。为建立近代军队，在军事制度方面，于1870年宣布全国陆军统一采取法国式体制（1878年因普法战争法国战败而改为采取德国式体制），海军统一采取英国式体制。明治政府于1873年1月，颁布近代《征兵令》，建立了近代的常备军并不断扩充。与此同时，还于1874年建立了近代的警察制度。日本建立的近代常备军，不称国防军而称“皇军”，强调其效忠于天皇。1878年陆军卿山县有朋以陆军省（相当于部）名义发布的《军人训诫》，就要求军人必须把天皇当作“神”来崇拜，向军队灌输绝对尊崇天皇的思想；还特别提倡“武士道”精神，宣扬军人精神的三大根本在于“忠诚”、“勇敢”、“服从”。1881年建立了宪兵制度，1882年又以天皇名义发布《军人救谕》，再度重申军人应绝对遵守“武士道”的“忠节”、“武勇”、“礼仪”等。1890年更颁布《教育敕语》，倡导全日本国民均“应义勇奉公，以辅仁天壤无穷之皇运”，以为天皇之“忠良臣民”，从而确立了明治时代的武士道。
明治时代的武士道仍以儒学伦理为基干，受佛教禅宗及神道教的诸多影响，但对江户时代的武士道进行了扬弃转化，武士道的内容既有舍弃，亦有保留，更有较大的发展变化。其保留的内容有：一是以忠孝为本，尊崇五伦五常等儒家伦理纲常。《教育敕语》要求臣民“克忠克孝”，并与“皇祖皇宗”的“肇国宏远”相联系，称其为近代日本“国体之精华”，“教育之渊源”。还有意识地宣传家族国家观，奉天皇为最高家长。在五伦五常方面，《教育敕语》亦要求臣民“孝父母，友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等。二是倡文武两道，但以武为先，强调“尚武精神”。作为三大政策之一的“富国强兵”是明治时代军事立国的路线，宣扬“尚武”乃日本“国质”的“武国论”。《军人训诫》规定“勇敢，投入战门，敢冒风险以成功名”为军人三大根本之一。《军人敕谕》则规定军人“必须尚武勇”，声言“武勇乃日本自古以来最尊贵之特色，身为日本人，若无武勇，则愧为日本臣民”等等。三是强调奉公效忠意识，《军人训诫》将忠诚列为军人三大根本之一，强调“自古以来，日本武士以忠勇为主”，“而今日之军人，纵然并无世袭，亦与武士无异。故应遵循武门之习，以忠勇为主。”《军人敕谕》也要求“军人必须尽忠节为本分”，即使赴死，“也不得破坏此节操”，应“一心一意，恪守忠节”。《教育敕语》则要求全体日本国民“义勇奉公”。
明治时代的武士道对江户时代的武士道进行了扬弃转化。其舍弃和变化的内容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将以前分别效忠各自主君舍弃，转而强调全体日本人只效忠天皇个人，即由多元化转为一元化的效忠对象。手握神权并总揽国家大权的天皇，君临万民之上，构筑了“一君万民”体制，天皇成为举国唯一的效忠对象。明治时代的武士道是以“忠君爱国”为核心的。《军人训诫》要求官兵“对圣上御事”，“不可松懈恭敬之意”。“军人”自列入军籍之初，已宣誓“拥戴皇上，忠于朝廷”，故应“尽忠节于国家”。《军人敕谕》宣称“日本军队世世代代由天皇统率”，军人的责任在于“保证国家，维护国权”。《教育敕语》则要求日本臣民走上战场以“辅佐天壤无穷之皇运”。明治时代的国体论宣扬神造日本，天皇为“现人神”，有权依据“神敕”统治日本。而《大日本帝国宪法》这一国家根本大法的核心即是“天皇主权论”，宪法规定日本“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天皇统帅陆海军”。故报效国家就是效忠天皇，效忠天皇亦是由报效国家来体现。二是打破重义轻利的武士道传统观念，提出“士魂商才”方针。“士魂”，即武士之魂、武士精神，其核心就是“忠君爱国”观念；“商才”，即经商之才。三是将江户时代山鹿素行等人提倡的圣人之道全部抹煞舍弃，而把奴性、愚昧和野蛮的兽性、恶性发展到极端，崇拜残忍，歌颂殉死“玉碎”，变成对外侵略的日军的精神武器和精神支柱，成为侵略之道和杀人之道。明治政府确定了日本“与万国对峙”的目标，天皇在1868年发表的《宸翰》（御笔信）宣布要“继承列祖列宗之伟业”，“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军人训诫》称军队“为国家之土城”，《军人敕谕》鼓吹军人在天皇统率下“保证国家”，使“日本之威烈大放光华于世界”。尤其是以发布《教育敕语》为标志，原来适用对象仅为武士的武士道，遂扩大为适用于全体日本国民。在扩张国权、宣扬国威的喧嚣声中，武士道被纳入近代军国主义轨道，成为军国主义最重要的精神支柱，成为军国主义侵略的主要精神工具。
武士道恶劣影响的要害是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铁的历史事实无情地告诫我们，当武士道向恶、向丑、向黑暗一方，即向嗜杀成性、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倾斜之时，就是亚洲人民，尤其是中国人民遭殃之日。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只是带有浓厚封建主义残余的资本主义：政治上的近代天皇制度，经济上的半封建地主制度，思想上的天皇史观，社会上的武士特征，尤其是武士道烙印的民族性。武士道并未随着武家政治的终结、身分等级制度的消失、以及日本进入近代社会就画上终止符，相反进一步渗透到日本民族的血液中，“旧日本的建设者而且是其产物的武士道，现在仍然是过渡的日本的指导原则”⑧。武士道恶性膨胀成为近代日本国民道德的核心，进而酿成军国主义的温床，反过来又为军国主义彻底奉献。
明治维新的领导者多是武士（尤其是下级武士），新建立的明治政府各级领导的实权，也几乎都掌握在武士出身的人手中。据1871年至1986年的统计，93名省“卿”与“大辅”（部长、副部长）中，华族4人、士族88人、平民出身者仅1人。明治时期33名陆军大将中，皇族4人、士族28人、平民1人；海军大将中皇族1人、士族14人，无一平民。1940年以前的政府要员中86.25%是士族出身者、1.25%是旧大名出身者。不难看出，新政府建立伊始就是武士的大本营，唯有资格指导新政府的人物就是武士。“结果，整个国家机关之中都渗透了武士的势力”。这些人掌握权柄，控制思想，制定政策，驾驭民族，制约社会。
武士领导者完成的一个中心任务，就是使武士道恶性膨胀：先是把武士道灌输给士兵，1878年以陆军省名义颁布《军人训诫》，把“三德”作为近代军人的天职，向士兵灌输“忠诚”、“勇敢”、“服从”的武士道精神。继而武士道衍成“军人道”，1882年以天皇名誉颁布《军人敕谕》，规定军人应遵循尽忠节、正礼仪、尚武勇等项规范，把武士道进一步发展为近代军人的信条。所以，武士道在新形势下变形发展，成为新时期的武士道——“军人道”。最后使武士道全民化，1890年又以天皇名誉颁布《教育敕语》，把国民道德规范总结为“孝悌忠信”与“共同爱国”两大纲目。这样，就使臣民对于天皇的“忠诚”赋予“爱国”的意义，使武士道精神披上“爱国主义”的躯壳，体现出近代国家意识。于是武士道堂而皇之地成为近代日本教育方针的灵魂，向一代代日本青少年灌输。实际上《教育敕语》远远超出学校范围，使学校、家庭、社会结合起来，三位一体，作为全体日本国民的道德规范，统制着人们的意识形态，限制人们的言论行动。
明治政府通过这些法律、法令使全体国民“平常要其家庭、学校、兵营里，只受到为天皇献身的教训，而不知有其他。”强调武士道和军人精神、国民道德的一致性，于是武士的实践道德，演变成了全体国民的实践道德。这样，武士道被成功地嫁接在：爱护和尊敬日本的国体，维护天皇万世一系的统治，要求日本国民忠君爱国的所谓“日本精神”上。从而建构起以武士道精神、国家主义为核心，以忠君爱国为内容的近代国民道德。
“明治初年的富国强兵政策，以创建中央军队，扶持军事工业为开端，从整顿户籍，义务教育制度，强化警察网，整备交通网，充实官僚机构来看，其中无一不是以建设强大的军事国家为目的的。”11不难看出“富国强兵”参照系是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德富苏峰曾说“君民一德，举国一致之帝国主义，即对内实行平民主义，对外实行帝国主义，并一贯以皇室为中心主义统辖二者。”即建立一个以天皇制为中心的军国主义。这一思维轨迹就是“失之欧洲，取之亚洲”然后“合并世界各国。”“这种思维方式如果仅仅掌握几个书斋狂人或浪人，那不算什么大事，它也绝不能使日本文化畸变，但危险的是这种思维方式掌握的不是在野狂生，而是日本军、政界首脑。因之它不但可以转化为日本现实的思想、观念、战略，而且直接变成日本政治、生产的实践活动”。这种思维方式通过各级政府中掌权的武士，成为近代日本社会的主导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产生的思想观念也成了日本近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观念。最后，这一思想观念终于畸变出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
“在现代化的全过程中，日本传统文化中武士道与神道都适应‘富国强兵’的需要转变自己的功能”。这些思想观念深深植根在崇尚武力的武士道的穷兵黩武的德目中，在“忠”的旗帜下，全体国民自动地集合于天皇周围为其效命。正是因为有武士道这张温床，天皇制很容易把日本近代资本主义变成极富侵略的军国主义。武士道成为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之魂，在为法西斯服务的道路上越陷越深，武士道演变为法西斯军国主义武士道。
武士道的最大特点首先在于它不是一种单纯的信仰，而是一种必须身体力行的实践道德。武士道所以能成为军国主义的锐利武器，其根源就在于它是武士，进而是全体日本国民身体力行的实践道德；其次，武士道的核心是无条件效忠主君，对主君的忠诚观念凌驾于其他所有伦理之上，将无私献身作为武士的最高义务和最终行为。因而，武士道既是“忠”的宗教，同时也是“死”的宗教，从军事意义上说唯有“忠”和“死”最能体现彻底奉献。
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上，唯有武士道成功地以对主君的“忠”和为主献出生命来武装军队。这支军队是不要命的军队，随时准备为主君、为天皇献出生命。这支不要命的军队，既是勇猛顽强、战斗力极强的军队，同时也是最粗野、残暴、毫无人性的军队。这支军队在幕府时代，由武士组成；在明治维新以后，则是臣民皆兵。
军国主义意识形态支配下的武士道，对内作为精神工具，毒化和控制日本国民的思想；对外则踏上了侵略亚洲各国的道路。由此拉开了日本近现代史上武士道穷兵黩武，为战争服务的罪恶帷幕。占领台湾，吞并琉球、朝鲜，侵略中国、挑起太平洋战争，日本军国主义彻底的法西斯化。武士道被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战争政策所利用，为法西斯军国主义服务，武士道精神沿着为战争和法西斯服务的道路愈陷愈深，使日本国民把对外侵略战争看作是为“皇国”的“圣战”，以充当炮灰为荣，自愿做“神风”队员、“特攻”队员，当肉弹进行自杀性进攻。武士道精神把日本民族引向战争灾难，吞噬了数以百万计的无辜日本青年，给亚洲人民和中国人民带来了更为巨大和深重的灾难，侵华日军暴行令人发指，在整个人类战争史上也是骇人听闻的。正如万峰教授所说，这一切让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一想起武士道便反感、便作呕、深感憎恶，便想起太阳旗加军刀，想起烧杀掳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和举世震惊的南京大屠杀。
有史作证：武士道的最大恶劣影响是为战争服务、助纣为虐、危害人类和平的军国主义；用武士道思想武装的军队是随时准备献身主君、献身天皇的军队，这支军队由置生死于度外的亡命之徒组成，其战斗力和破坏性都是罕见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武士道的恶劣影响暴露无遗，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给亚洲人民和中国人民的灾难，只有“磬竹难书”四个字才能如实形容。武士道已深深扎根于日本民族精神之中，与武士道如影随形的军国主义并未彻底消失。因此，世界人民务必时刻警惕，以防日本军国主义再度复活，危害人类和平。
总之，武士道是日本否认甚至美化军国主义罪恶在意识方面的劣根，武士道痼疾侵害着日本民族，毒化着国民的意识，袒护着军国主义，甚至引发出战后日本军国主义的倾向。这尤为令人担心，值得世人警惕！
当然，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也有应对的良策，那就是不折不扣地遵照邓小平同志的话去做。小平同志说：“对付这种军国主义倾向，不仅要加强批评，揭露，而且要扎扎实实地做一些发展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友好关系的事情，加深我们之间的友谊，加深我们之间的了解，加深我们之间的感情。”
摘自《世界历史》1999年第4期

Ⅲ 日本的武士道

“武士道”一词在江户时代才出现，武士道的思想借用了儒家的“忠”和“勇”，禅宗的“生死一如”等思想，并在神道思想的天皇信仰中杂糅重造而成。 武士道的渊源可以到日本的国家神道和神道教和佛教，以及孔孟之道和亚洲甚至世界各国文化。它是日本武士阶级必须严格遵守的原则。武士道究竟是什么？一言以蔽之，武士道的诀窍就是看透了死亡，“不怕死”而为主君毫无保留的舍命献身。这种思想也是对传统儒家“士道”的一种反动。儒家的“ 士道”讲究君臣之义，有“君臣义合”、“父子天合”的人伦观念，但是日本“武士道”是以为主君不怕死、不要命的觉悟为根本， 强调“毫不留念的死，毫不顾忌的死，毫不犹豫的死”！ 神道教的信念基础就是不分是非。因而武士道在人格上容易导致极端的两重性：自狂而又自卑；信佛而又嗜杀；注重礼仪而又野蛮残暴；追求科学而又坚持迷信；欺压弱者而又顺从强者，等等。 武士道重视的是君臣戒律，“君不君”(君暴虐无道)也不可“臣不臣”(臣不尽臣道)，尽忠是绝对的价值。中国的原始儒学是以孝为本，尽孝才是绝对的价值。如果“父有过”，子“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但是如果“君有过”，臣“三谏而不听，则逃之”。武士道论者认为，儒家的“士道论”乃在粉饰贪生怕死的私心，慎于人伦而注重主君的道德如何，才选择生死，则面对死却不干脆去死。唯有纯粹彻底的觉悟死，才是武士道强人之处。武士道彻底的觉悟死了，他的容貌、言语、起居动作，也就与众不同。武士社会尊重礼仪，不光是封建社会阶层秩序的尊从，更进一步说“礼仪端正”，才是武士强人一等的表现。武士要“死的干脆”，君要你切腹自杀你就得切腹自杀，这是日本镰仓武家时代以来的传统。

编辑本段基本要求
武士道的要求最主要有几个方面：义、勇、仁、礼、诚、名誉、忠义。 “义”是武士准则中最严格的教诲，要求武士必须遵守义理和道德。 “勇”要求武士具备敢作敢为、坚忍不拔的精神，同时要有高强的武艺。 “仁”使武士不至成为黩武主义的武夫，而要具有宽容、爱心、同情、怜悯的美德。 “礼”不仅仅是风度，更是对他人的情感和关怀的外在表现。 “诚”要求武士保持诚实，同时要摆脱来自诸如商人阶层之类的诱惑。 “名誉”的意识包含着人格的尊严及对价值明确的自觉，它要求武士为了名誉而愿意付出一切，又要具有分清是非保持忍耐和坚忍的品行。 “忠义”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它是存在于各种境遇中的人们关系的纽带，忠于自己的主人是武士必须恪守的信条。

Ⅳ 日本武士的介绍

武士是10世纪到19世纪，在日本的一个社会阶级。一般指通晓武艺、以战斗为职业的军人。除了受到汉语语系影响的国家以外，多种语言以日语的“侍”（罗马字：以Samurai来显示，或者Bushi。武士的精神被称为“武士道”（Bushido）。

最有代表性的有

柳生十兵卫三严

柳生十兵卫三严 （柳生十兵衞三厳、Yagyū Jūbei Mitsuyoshi，1607年－1650年4月21日) 是日本封建时代最出名以及最常被浪漫化的武士之一。

由于柳生十兵卫的正史生平记载非常稀少，他的真实生活并不被人了解。 柳生十兵卫（幼名“七郎”）在他的家族祖传领地，位于现在的奈良的柳生之乡出生。 他是柳生 但马守宗矩的儿子。宗矩是江户幕府的剑术大师, 特别是德川家光和德川家康，他们将宗矩封为幕府最高级的幕僚。在关原之战中，宗矩为第一代江户幕府，也就是德川家康战斗，并且帮助幕府扩大了领地范围。因为其努力，宗矩被任命为幕府的剑术指导，以及一个小的大名，等于今天的省长。宗矩之后连续为三代的幕府提供剑术指导：德川家康，德川秀忠以及德川家光。

1616年，柳生十兵卫成为第二代江户幕府，德川秀忠庭院的一名侍从。之后并成为第三代江户幕府，德川家光手下的一名剑术指导，从而在某些时候可以顶替他父亲的角色。但是有关柳生十兵卫的纪载从此再未出现过。直到1631年，当十兵卫已经被认为是柳生家族最强的剑客的时候，他已经被幕府以很概括和含糊不清的理由给开除了。这有可能是因为十兵卫的大胆和傲慢，也有可能是因为他想做武者修行的决定。他的下落从此在接下来十二年间不为人知（即使是柳生家族丰富而详细的秘密纪录，也没有什么关于十兵卫的记载，特别是在这十二年间）。柳生十兵卫重新现世是在他36岁的时候，在幕府的面前表演剑术。在这之后，十兵卫重新上任，担任了很短时间的御所印判，并控制着他父亲的领地，直到1646年柳生宗矩逝世。十兵卫还写作了一本书，《月见の诸》，记载了他学剑的学校以及受到他父亲的朋友沢庵宗彭和尚在学习上的指导。在这本书中，他简要的提供了关于他从江户城消失开始1631年到1643年这十二年间下落的线索 --- 巡游全国以精进剑术。

由于柳生十兵卫的失踪以及没有关于他下落的文献记载，他的经历引起了人们的好奇和推测，然后在很多流行小说中被浪漫化。在他父亲死后住在江户的几年间，十兵卫辞退了他的幕府工作并回到他的家乡，并于1650年初在那里因为不明原因逝世。某些报告称他因为心脏病而逝世，另一些人说他在钓鱼的时候被猎鹰捕食袭击而死。还有人推测他被他异母的兄弟派手下暗杀。

十兵卫安息在一个叫做大河村的小村庄，很靠近他的出生地。那里也是他异母的兄弟柳生友矩的安葬地。柳生十兵卫被安葬在他的爷爷柳生宗严的墓地旁边。十兵卫有两个女儿。十兵卫被赐予一个佛教谥号: 奏吾。

宫本武藏

有名二刀流与兵法流派二天一流的始祖，亦是知名的水墨画家及工艺家。苗字是宫本、或用新免、通称武藏，本姓藤原，讳玄信（げんしん、または、はるのぶ）。幼名是辨助（べんのすけ、弁助、弁之助），号二天、二天道乐。着作‘五轮书’中是以新免武蔵守藤原玄信全名为署名。

现在，很明显地宫本武藏亲笔给有马直纯及松井兴长收的书信上的确实写上“宫本武藏玄信”，长冈佐渡守书状有“二天”这个称号。而熊本市削弓的墓碑上写有新免武蔵居士，养子伊织在武藏逝世之后9年建立《新免武蔵玄信二天居士碑》（小仓碑文）标明“播州赤松末流新免武蔵玄信二天居士”。死后71年后《本朝武芸小伝》以“政名”的名字介绍。自此所引用的系图及传记、武藏供养塔的介绍以及武藏的小说，多数使用“政名”的名字，二天一流门弟及宫本家史料等，没有使用“政名”的名字。

武藏在京都与兵法家吉冈一门对决，和岩流岛与岩流兵法家的决斗故事，至今成为许多小说、时代剧电影、乃至电视连续剧（历史电视剧）等发挥的题材，并名闻于世。其自着《五轮书》亦为现代日本人在哲学、经营、乃至运动各方面的指导书籍，在世界各地也有诸多翻译版本与喜好读者。武藏后期的文艺作品，如‘鹈图’、‘枯木鸣鵙图’、‘红梅鸠图’、以及‘正面达摩图’、‘卢叶图’、‘卢雁图屏风’、‘野马图’...等水墨画、以及马鞍、木刀、工艺作品都为日本国家指定的重要文化财产。

佐佐木小次郎

佐佐木小次郎（生年不详－1612年5月13日 ），日本战国时代与安土桃山时代的剑术家，曾与宫本武藏在小仓岛（今岩流岛）上展开着名的决斗。

富田势源的弟子，曾与中条流的钟卷自斋学习武术。为了修炼武艺而游历各国，并独自创立了自己的流派“岩流”及着名的剑技“还燕（燕返し）”。为了到细川家的仕官，受命与宫本武藏在岩流岛上决斗。这次决斗的胜负在大多数人的认识当中，是宫本武藏获胜并击杀佐佐木小次郎；但实际的决斗经过、参予者、胜败都还有待查证。

出身九州北部小仓市的佐佐木小次郎则是在拥护和赞扬的光环的环绕中成长起来的。但是，跟那些平庸的纨绔子弟不同，小次郎绝对是一个剑术奇才。虽然曾经跟随钟卷自斋学习过富田流的小太刀技法，但小次郎自己所创立的岩流，使用的却是比小太刀长得多的太刀。

小次郎的爱刀“备前长船长光”便是长达三尺三寸的长刀，而小次郎的绝技“燕返し”，更是能够将长刀之利发挥到淋漓尽致的招式。可是，即使是这样的小次郎，却连“燕返し”都没有使出就败在了宫本武藏的剑下。跟武藏决斗时的小次郎，无法发挥自己刀长的优势，因为武藏在决斗之前，特意制作了一把木刀，刀的长度是四尺二寸，比小次郎的“长光”长了整整一尺。

因为小次郎在决斗之前并未将绝技“燕返し”传给弟子，这一招便从此失传。佐佐木小次郎--是由钟卷自斋处学习富田流剑术而出身，但加入大部分自己的思想而构成岩流剑术的。其中最着名的是被称作“燕返し”的技巧，但亦没有流传下来。

Ⅳ 日本古代普通的武士遍地都是，真正的剑豪都有谁

日本武士大家一定很清楚，本质上他们属于职业军人，但又和欧洲的骑士阶层很像。受文学作品的影响，武士总是被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比如说武士道。对于日本武士道文化有所了解的小伙伴一定清楚，在日本历史上出现过数位剑豪，那么都有谁配得上这剑豪称号呢？今天小编就来给大家介绍几位在日本可以称得上是剑豪的人物。

以上就是小编给大家介绍的几位知名度比较高的剑豪，他们几位因为自身的传奇事迹，在世界上都享有一定声誉。不知道你们还认为哪位历史人物配的上“剑豪”的称号呢？

Ⅵ 日本“武士道”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明治以前的“武士道”

起源于镰仓时代的“原始武士道”，因政治契约之故，特别强调“忠”与“死”

所谓“武士道”，略言之，是一种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纵观历史，“武士道”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其实完全取决于现实政治的需要。

一般认为，“武士道”起源于镰仓时代，定名于江户幕府初期。公元721年，元正天皇诏书首次正式承认“武士”的存在，至11世纪，镰仓幕府建立，以专事征战杀伐的“武士阶层”作为统治基础。这类政权，通称“武家政权”，此后统治日本600余年，原始的“武士道”也在这600余年间逐渐成型。

“原始武士道”的核心理念，乃是“忠”与“死”。所谓“忠”，是强调各级武士须严守岗位，绝对忠于各自的主君；所谓“死”，是倡导为主君献身乃至殉死。“武家政权”对这两点的强调，其实是出于一种现实的“等价契约”的需要——武士向主君付出“忠”与“死”，主君则赐予并保障武士的地位与财富。这种契约关系，常常随着世局的变迁而有所修正。如群雄争霸的“战国时代”，旧主、新主更替频繁，武士们从自身利益出发，就更爱强调“为自我献身”，而不是“为主君尽忠”。

战时，军方乐于宣扬“叶隐”；战后，当局又乐于宣扬新渡户稻造

综上，“武士道”究竟为何物，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日本，实际上一直含混不清。镰仓时代所产生的“原始武士道”，只是一种现实的利益契约；江户时代，“士道”和《叶隐》互相对立，代表了不同政治阵营的需要；明治前期，武士道心照不宣地被遗忘；明治后期，新渡户稻造说“武士道”与西方主流文明共通，井上哲次郎说“武士道”是日本赖以抗衡基督教的独一无二的思想利器……可以说，不是“武士”，而是学者和政客们，在一直不断按照自己的需要塑造“武士道”的形象，而这种塑造，又因为利益出发点的不同，往往彼此冲突……

惟现实政治往往选择最符合其实际需要的解释。所以，在侵华战争期间，最受日本军界推崇的“武士道”，是《叶隐》一派，因为《叶隐》鼓吹“干脆利落地选择死”，而反对去追寻这种死是否与“义”相合。“如今如果奉召前往战地，我们绝对不要忘记带上《叶隐》”，正是东洋大学教授古川哲史在1940年代，给全体日本国民的“忠告”。1941年，时任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也在《战阵训》里鼓励日军士兵去死，“不可生而受虏囚之辱”。

二战结束后，崇拜《叶隐》的着名作家三岛由纪夫切腹自杀；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因为主旨是与西方沟通对话而非对抗，又重新成为日本“武士道”的主流，新渡户稻造的肖像，还被印在了货币之上。略言之，“武士道”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

Ⅶ 介绍一下日本武士道的历史，越详细越好

武士道是日本文化精神的核心，对日本民族性的影响颇深，尤其是日本近代化过程中以及今天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中、精神信仰中，都留下了武士道精神的印痕。研究日本武士道者，必以《叶隐闻书》为首要。《叶隐闻书》成书于1716年（日本江户时代），共十一卷，是由佐贺藩主锅岛光茂的侍臣山本常朝口述，一个名叫田代阵基的武士用七年的时间笔录而成。主要为论语体，又称《叶隐论语》。关于日本的研究，一般以为，《菊花与刀》和《武士道》二书是其入门要籍。前者为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所着，她以皇家家徽的“菊花”和日本武士的“刀”为符号，作为一种“既…又…”对立的文化模式，解读了日本人的内在矛盾，其观点曾影响了二战后美国对日的基本国策。后者是日本人新渡户稻造所着，在西方的骑士精神包装下，作者肆无忌惮地宣传武士道的残忍行为，企图为他们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暴虐行为辩护，同时也推动了日本军事扩张的进程，从而给亚洲各国带来了沉重的战争灾难。以上二书，观察日本社会的视角虽有不同，但“武士道一直都是日本的精神与原动力”，人们对这一基本判断大概是没有疑义的。而关于武士道的精神形成，《叶隐闻书》应当是最重要的第一手研究资料。书中我们不难看出，日本在何种程度上接纳了儒、佛学等外来文化的，乱世中他们又以何种方式来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以及近乎魔道的死亡观念，如何通过日本武士来实现的。就读后感受而言，笔者以为，只有认真研究了那些不加掩饰的武士道言行，我们才可能把握或理解一个“暧昧”的日本。《叶隐闻书》书中涉及到大量的切腹、复仇和异类死亡观念等内容，那些挑战人类道德底线的武士狂言，如书序作者所说，本该藏之深山或付诸一炬的，但那些血腥言论，不幸被奉为日本武士道精神的原典，从而演变成近现代日本的历史现实。口述者开宗明义宣称：“所谓武士道，就是看透死亡。于生死两难之际，要当机立断，首先选择死。没有什么大道理可言，此乃一念觉悟而勇往直前。”死亡观是该书的核心，也是武士道的精髓所在。在我们看来，武士的“无目的死”是没有价值的，他们对生命的冷漠态度也令人发指。但是，山本常朝的死亡观念，不是一时冲动的即兴狂言，包含了日本人对待外来文化、自身生存的理解。山本常朝有两位导师：一个是湛然禅僧。和尚教导他，无念即是正念，行动就是无邪的无住念，故人生可由武士道直入佛门，即武士道——忠于主君——孝行双亲——慈悲心。另一导师是佐贺藩的儒者石田一鼎，儒家精神熏陶了他的“不可为而为之”刚强之勇和担当意识。但佛学中的不杀生规戒和反对自行了断生命的态度，却被日本的武士道抛弃了。武士的“忠孝之道”，与我们儒学的忠孝完全是貌合神离的。儒家中庸之道被口述者诠释为矫枉必须过正，“中道是究极的境界，可武士道却必须超越，敢为天下先。教人射箭，规定左右手要有相同的高度，可右手动不动就会抬高，所以，真要射箭时，右手要降低一些，才是正确的位置。”一般来说，我们总是在逃避着死亡，而武士道就是要直面死亡，要思考怎样去死，抱着“死狂”激情，去实现死亡瞬间散发的“美学价值”。这种美学意义上的死亡，被他们赞誉为所谓的“落花之美”。“叶隐”就是“落花之美”意象,它意指凋零有期的花儿，隐藏于叶下，遇有知音，瞬间飘落而去，以展示自身生命的价值。从美学上看死亡，那些复仇、切腹等残忍血腥的场面，以“真漂亮啊”等赞许口气出现在《叶隐闻书》书中，也就不足为奇了。通过《叶隐闻书》书中关于武士道的死亡观简评，我们不难看出，日本是个谜，日本文化是独特的文化，它不是东方的儒学、佛学，但有儒学、佛学因素，它不是西方文化，但却有西方的存在主义和权力意志论的影子。依笔者拙见，日本文化就是以武士道为精神原动力的文化，这种文化本质上是要向外超越的，一旦给予外部条件时，势必要挑战人类的道德底线。认真研读《叶隐闻书》后，我们会同意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卓识：“日本不是一个普通正常的国家，它是一个隐藏在‘暧昧’表象下，无与伦比的单一民族集团性和不择手段的进取性的国家。不管‘菊花’也好，‘刀’也好，都是维护大和民族共同体，进取扩张的手段——不同的手段而已。在日本人的世界里，两种截然相反的东西，构成了奇特的‘互补’”。如果这一“奇特的互补”来自武士道精神，那么谦卑地接受黑格尔的教诲，应当是有益的。这一教诲就是：“‘精神’——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是自由的，因为他们不知道，所以他们不自由。他们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唯其如此，这一个人的自由只是放纵、粗野，热情的兽性冲动，或者是热情的一种柔和驯服自身只是自然界的一种偶然现象或者一种放纵恣肆。所以这一个人只是一个专制君主，不是一个自由人。”

Ⅷ 什么是日本的武士道

在说之前，首先要说，真正了解武士道，才能打开了解日本之门，如果“想当然”地把武士道和骑士精神以及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混为一谈，或者通过日本电影来认识武士道，那就南辕北辙了，将被误导到完全相反的路上。
武士道的真正教义是：为了主人而死，死后可以进入神社，成为和天皇一样的神。
换句话说，为主人而死，是一个非常好的福利机会，是成神的捷径！这个机会并不多，你不可以自己编造个理由自杀，最好的情况就是主人要你死，那么成神就妥妥有保障了。这样，你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西方殖民者不止一次有过要求日本交出N个人来抵命时，报名的人乌泱泱得多，而在切腹时，个个笑容满面喜气洋洋，不明真相的西方人当场吓蒙，据我所知，这样的事，比较着名的至少有两次，一次是西班牙人，要求40人偿命，另一次是法国人，要求20人偿命。
武士道只讲究一个字，就是忠，后来又加了几个字，那是模仿儒家的，但是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是没有忠的，因为只要确定有忠，那么其他所有的都是虚的，退一万步说，一个忠字，足可以和仁义礼智信旗鼓相当，要么忠，要么仁义礼智信，在武士道里，没有忠，就啥都不是，有了忠，你可以“下克上”，也正因为如此，天皇的地位十分稳固，因为上级军官想要造反，是极为困难的。
武士道的核心基础，其实是相信天皇是神，衍生基础就是靖国神社的神坛地位，这样日本贱民阶层（日本和印度一样，都是种姓制度，分贵族和贱民，日本人的很多表面行为，都是和这个有关，贵族要表示自己的贵族身份，贱民要尽量掩藏自己的贱民身份），才能相信为天皇而死，自己进入神社后，也会成为和天皇一样的神，直到二战结束，日本人都还在相信天皇是神，所以麦克阿瑟才会要求天皇承认自己不是神，否则整个日本会和中东的山中老人的组织一样，这样美军在日本的地位就会随时受到巨大的威胁。

Ⅸ 介绍一下日本武士及武士阶级

日本武士简介：

日本武士（日文中的侍者、贴身随从）。日文中，武士一词其本意是侍者，贴身随从。武士要遵守不畏艰难，忠于职守，精干勇猛。然而这一准则代表的只是理想，武士的忠诚、勇猛是建立在他所效忠的领主能对武士所作出的贡献给予奖赏的主从制度上。

许多史料记载武士来源于中国。然后到日本后入乡随俗改叫做武士。

一个西方人以旁观者的眼光这样描述武士道：“为荣誉而杀戮，对受惩者和失败者宽大，对卑鄙和营利的人毫不留情，主要欣赏生活中人为的诗 情画意的艺术美和死后冥府的月光般的清幽世界，这就是武士道。”武士集团最后集中在源氏和平氏两大家庭之下。

源氏和平氏都是皇族之后。源氏起源于814年，嵯峨天皇向诸皇子的赐姓，称源朝臣。自此之后，从淳和到三条的14代天皇都相继向子孙赐姓源氏。诸多源氏中以清和源氏最着名，这一支源氏始于961年清和天皇的孙子源经基，长期以关西为基地。

平氏也是皇族的赐姓，有桓武、仁明、文德、光孝等四支平氏家族。其中桓武平氏势力最强，其始祖起源于桓武天皇曾孙高望王，世代居住在关东地区。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日本武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