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为什么保护日本京都

‘壹’ 1945年,美军在考虑用原子弹轰炸日本城市小仓时,我国建筑学家梁思成在哪里他为什么可以提出建议

梁思成不是对原子弹轰炸小仓、而是对美军准备地毯式轰炸奈良提出的建议。 梁思成当时在重庆，时任“战区文物保护委员会”副主任（主要工作是编制一份沦陷区的文物建筑表，并在军用地图上标注出其位置）。虽然他在第十九路军中担任炮兵校官的弟弟梁思忠战死于“淞沪会战”、他的内弟（林徽音的三弟）飞行员林恒也在保卫成都的空战中壮烈殉国，他对日军仇恨极深，但当1945年初他听说美军准备地毯式轰炸日本奈良时，他却坐不住了。他知道，日本奈良有着至今保存最为完整的唐代木建筑，他不能想象炮火顷刻之间使它灰飞烟灭。出于对保护文物的高度责任感，梁思成赶到美军设在重庆的指挥部，向指挥官布朗森上校陈述保护京都、奈良的重要性。布朗森不理解为什么一个中国学者要保护敌国的古建筑。梁思成解释说：“要是从我个人感情出发，我是恨不得炸沉日本的。但建筑绝不是某一民族的，而是全人类文明的结晶。像奈良的唐招提寺，是全世界最早的木结构建筑之一，一旦炸毁，是无法补救的。”美军指挥部高度重视了梁思成的建议，地毯式轰炸终于没有投向奈良、京都。因此，日本建筑家说：“梁思成先生是我们日本的大恩人。” 梁先生的责任感和博大胸怀确实值得我们学习。

‘贰’ 在二战时为什么梁思成说服美国人不要向日本的京都等

因为大部分日本古都的建筑有中国唐朝时期建筑风格，所以想保护和研究。

‘叁’ 梁思成当年为啥，要劝阻美国核爆京都

梁思成之所以劝阻美国核爆东京，这是因为梁思成为了保护东京里面的古建筑古文物。梁思成认为，东京的文化价值非常高，不能够轰炸，最后，美军接受了梁思成的建议，改成轰炸长崎。刚从从是一个真正的文化保护，能够抛弃国仇家恨，去保护一个文物，这个方面是值得我们敬佩的。不过科学与文物是不一样，科学是有国界的，国际上谁掌握了科学谁就拥有足够的话语权，所以少年们，我们要加油了，但是也别忘了传承与发扬我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

梁思成是梁启超的大儿子，他是我国着名的建筑师，他也是林徽因的丈夫。在解放前，闫辉渊源，梁思成这两个人被请到解放军跟阶级，请求这两个人对北京古城进行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梁思成又参与设计了英雄纪念碑，等其他着名的建筑。总之，梁思成是一位真真正正的文化保护者，我们要像他一样保护着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古村落建筑等等，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义务。

‘肆’ 梁思成说服美军保留日本古建筑物是真的吗

是真的，央视有纪录片说
1944－1945年，在美军采用地毯式轰炸方式要全面摧毁日本的时候，梁思成先生曾力劝美国不要轰炸保有大量日本古代建筑及艺术国宝的奈良和京都。于是，在二战将要结束之时，美军在日本110多座城市狂丢炸弹和燃烧弹，但奈良和京都却得以幸存。
梁思成为了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日本古典文化，超越了狭隘的种族观念和复仇心理，这样的襟怀，让奈良人至今感念。就像他们没有忘记鉴真东渡给他们带来了当时世界最高水平文化一样，对于保护了奈良城的梁思成先生，奈良特意选择在迁都1300周年的时候，为梁先生立像。
梁思成是带着地图去见美军指挥官的
为中日友好作出重大贡献的鉴真和尚在奈良圆寂之后一千多年的1910年前后，一个中国男孩随父亲梁启超来到了奈良，徜徉在各个寺院之间。他就是梁思成。
梁思成在1963年的《唐招提寺会堂和中国唐代建筑》中写道：“在我执笔凝思的时候，一个童年的回忆又突现在我眼前，那可能是明治末年或大正初年的事了，我随同父母到奈良游览，正遇上某佛寺重建大殿。父母曾以一圆的香资，让我在那次修建中的一块瓦上写下了我的名字。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童年的绵绵心意还同那瓦片一样留在日本。我不知道当年是否到过唐招提寺，但是今天当我纪念鉴真而执笔的时候，我仿佛又回到童年，回到奈良去了。”
后来，梁思成还在1964年6月号日文刊物《人民中国》中写道：“我不由得沉浸在返回日本的心情中，对日本的怀恋之情就像那瓦片一样，无法飘离诞生处日本‘故乡’的土地。”
童年在日本的记忆，一直留存在梁思成脑海中。长大后的梁思成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建筑，后来回国从事古建筑调查保护，这更加深了他对古建筑和古代文化的珍爱。
谈到梁思成与日本的渊源，梁思成的学生、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罗哲文告诉本刊记者：“梁先生从美国学成回国后，成为中国营造学社的一员。中国营造学社很早就和一批日本学者有着很深的联系。听先生常提起的学者就有荒木清二、松崎鹤雄、桥川时雄等人。另外还有一些日本学者与营造学社发起成立了古瓦研究会，学者中有关野贞、伊东忠太、富田晋二等人。”
罗哲文先生是在1940年进入营造学社的，他还记得，尽管当时日本侵华战争已经全面铺开，但梁思成还是让罗哲文学习日本古建筑的保护知识。“那些发表在《中国营造学社会刊》上的文章，是我经常学习和研究的资料。”罗哲文先生回忆说。
值得特别提及的是，在残酷的二次大战中，梁思成本人及全家几乎丧生于日军之手。梁思成在逃出北平的路上险遭日本轰炸机炸死；他的亲弟弟梁思忠是十九路军炮兵校官，战死在与日军的“淞沪会战”战场上；内弟林恒则作为飞行员死于保卫成都的空战中。但尽管如此，到了1944年盟军准备开始对日本进行地毯式轰炸的时候，在重庆任“战区文物保护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从保护世界文化的角度，不计私仇，提出了希望不要轰炸奈良及京都的要求。
据罗哲文先生回忆，梁思成是带着地图去见美军指挥官的。“在日本地图上清楚地标明了奈良及京都的位置。”罗哲文回忆说。
日本《朝日新闻》记者古谷浩一也曾对这段历史进行了详尽的采访，并发表在2010年7月2日的报纸上。
古谷采访了北京大学教授宿白。后者回忆说，1947年或1948年自己在北京大学教书时，听梁先生讲课，“课间休息聊天时，梁思成提及过此事。”古谷也采访了梁的第二任夫人林洙。林洙也表示直接从梁思成那里听说过此事。
古谷在文章中写道，虽然很难断定奈良及京都未遭遇地毯式轰炸的原因就在于梁思成的建议，但他的建议对于中日之间意义重大。他引用罗哲文的话说：“梁思成为保护文物免受战争破坏而付出了努力，保护对象不仅限于本国文物，而且包括敌国文物，这一点对中日友好来说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平山郁夫力主立像
继承了导师梁思成保护文物工作的罗哲文，2007年11月访问日本，拜会了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平山郁夫。其间，平山会长谈到梁先生在保护古建筑方面的功绩，并主张该为他在奈良树立一尊铜像。
“我听到后非常的感激。我们在中国还没有为梁先生立铜像，反而是日本方面主动提出了这个想法，而且平山先生特别积极地推进了此事。”罗哲文说。
“2009年我们去奈良药师寺开讨论会纪念梁思成。开始时平山先生是准备出席的，后来他的身体实在支撑不住，在病榻上亲笔为讨论会写了致辞。”罗哲文说。
平山的亲笔致辞写得较长，其中有一段写道：“古都奈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其经历的最大危机莫过于战争。据说奈良和京都曾经是美军轰炸的对象。危机中奈良得以保护，正是拜梁思成先生超越国境、保护珍贵文物古迹的高尚情操和义举所赐。梁思成是伟大的建筑家，正是他所坚守的奈良文物古迹是全人类共同遗产的信念，才让我们的古都在战火中得以保护。”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朱文一告诉记者，在奈良为梁思成立像的消息传来后，“由清华大学牵头成立了一个铜像设计组，罗哲文先生和(梁思成的另一位弟子)张锦秋先生担任顾问，我任组长，与侯建群先生、王辉先生，特别是雕塑家李象群先生及王青春先生密切合作，共同推进梁思成铜像的设计工作。”
2010年4月24日，梁思成铜像正式在全国政协礼堂揭幕，为东渡奈良做好了准备。
而在今年10月底梁思成胸像在奈良揭幕前，“鉴真坐像也将在上海展出后，于11月26日到12月7日回归扬州故里，在鉴真图书馆展出”，扬州市副市长王玉新告诉记者。
不过这次回国省亲的鉴真坐像并不是位于奈良唐招提寺中的那座最着名的雕像。扬州宗教局方面透露，这回来扬州的是奈良东大寺戒坛院千手堂中的木质鉴真和尚坐像，该坐像成于1733年(日本享保18年)，也是日本的国家级重要文物。
“让鉴真大师回故乡看看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变化，也让扬州市民通过重温鉴真6次东渡的事迹，开阔眼界，多做文化交流方面的工作。”王玉新说。

‘伍’ 梁思成为什么要提出保护日本城市奈良梁思成的做法说明了什么

因为日本奈良城的建造是按照中国唐朝的建筑设计建造的，而在二战的时候中国本土唐代建筑物基本都已经被毁坏， 只有奈良的建筑保存得较为完好，奈良的建筑反应了中国唐代建筑的风格和艺术，所以梁思成希望保留奈良的建筑。个人觉得梁思成的做法反映了他对中国古建筑的热爱，和他对建筑艺术的尊重和执着的工作态度。希望好评！

‘陆’ 梁思成为何阻止美军轰炸日本的京都与奈良

这是后来的火箭专家梁思礼先生当年写下的句子。梁家，大体就是这样一个快乐的地方。 这个年轻的炮兵军官就是梁思成的亲弟弟梁思忠。 1941年，在成都，日军利用恶劣天气，以诡异的云上飞行方式奇袭中国空军双流基地，一个中国飞行员不顾日机的轰炸扫射，冒死登机，起飞迎战，在跑道尽头未及拉起就被击中，壮烈殉国。 三年后，林徽因依然为这个战死的中国飞行员写了一首哀婉的长诗，叫做《哭三弟恒》。 这个中国飞行员，就是林徽因的三弟，在北平西总布胡同老宅我们叫做三爷的那个孩子林恒。 因了国恨家仇，梁思成先生进入营造学社后从不与日本人交往。在长沙大轰炸的烈火中，谦谦君子的梁思成怒吼出：多行不义必自毙，总有一天我会看到日本被炸沉的！ 所以当梁思成提出保护京都和奈良时，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是一个难以理解的决定，而且，也超出他的工作范围。但是，他依然这样做了，而且并不是临时起意而已。他的弟子罗哲文这样记载他们从事这项工作时候的情景：他们住在重庆上清寺中央研究院每天，梁先生拿过来一些图纸，让罗哲文根据他事先用铅笔标出的符号，再用绘图仪器绘成正规的地图。罗哲文虽然没有详问图纸的内容，但大体可以看出，地图上许多属于日本占领区的范围。而梁先生用铅笔标出的，都是古城、古镇和古建筑文物的位置。还有一些地图甚至不是中国的。当时罗哲文虽然没有仔细加以辨识，但有两处他是深有印象的，那就是日本的古城京都和奈良。 梁思成这样解释他提出这个建议的原因要是从我个人感情出发，我是恨不得炸沉日本的。但建筑绝不是某一民族的，而是全人类文明的结晶。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是迂腐。 而我分明感到胸中的另一种感觉，那就是高贵。 高贵到野兽也无法夺去他胸中的仁爱与责任。 至今，依然有日本人认为当年侵略中国，是文明对野蛮的战争。 他不一定有徐志摩的才华，也不一定有胡兰成的浪漫，但是，梁思成，是那种胸中真正有一个大海的男人。 谁能看到这片大海，谁才能配得上梁思成。 有人问梁思成和林徽因在一起幸福吗？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在抗战中，他们曾共同守在贫穷的李庄。那时，梁思成的脊椎病使他必须穿上铁马甲才能坐直，体重降到四十七公斤；那时，林徽因在日日咯血的生死线上挣扎，几个月的时间就毁灭了她曾经有过的美丽。那是真正的受难，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每日伴随他们的是臭虫和油灯。 然而，当外国友人邀请他们定居美国的时候，这一对苦难中的人拒绝了。他们说，中国在受难，他们要与自己的祖国一起受苦。 而另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是由于奈良附近的军事目标众多，1945年，盟军不得不作出对其进行轰炸的准备。而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奈良的历史遗迹，盟军需要一张标明详细文物地点的地图。 这一次，画这张图的，是林徽因。 当抗战胜利的时候，人们才知道，他们竟然在李庄写出了十一万字的《中国建筑史》，两个人那时每天为了这部书工作到夜半，竟然欲罢不能。 我真的不知道梁思成和林徽因是不是幸福。

‘柒’ 梁思成为什么要保护奈良城

★在二战中的美军炮火开始猛烈轰炸日本本土时，梁思成却立马赶到美军设在重庆的指挥部，向美军上校布朗森递交上一份日本文化名城奈良的古建筑图纸，并要求保护奈良城。
为什么呢？
正如梁思成所说：“要是从我个人感情出发，想到国人的苦难，我是恨不得炸日本人，然而，一种职业与历史责任感，让我冷静下来，建筑是社会的缩影，民族的象征，但绝不是某一民族的，而是全人类的结晶。像奈良唐招提寺，是全世界最早的木结构建筑，一旦炸毁，是无法补救的。”梁思成一向以保护人类所共用的文明财富为己任，对比侵华日寇践踏人类文明的兽行，梁思成是何等的伟大！

‘捌’ 当时美国要原子弹炸日本京都被一个中国人阻止了真有此事吗

都是扯淡的，没有这回事。美国原子弹轰炸地区是经过精心准备的，选择原子弹投放目标，一是该目标具有完整的军事设施，二是可有效显示原子弹杀伤破坏效果，对日本能起到巨大的震撼作用。经过研究，“临时委员会”最后列出了京都、广岛和小仓为合适的打击目标。后因为京都是日本的文化圣地而放弃。
8月6日投放广岛，8月9日，美机又按计划对九州的海岸港口城市小仓实施原子轰炸，但恶劣的天气挽救了小仓。因烟雾笼罩，美机连续转了几圈都无法找到瞄准点，要命的是飞机备用油料箱开关失灵燃料告急，飞行员只得紧急向上级请示临时更换目标，将美国当时拥有的最后第二颗原子弹（“大胖子”）投向另一预备目标长崎。

‘玖’ 梁思成真的阻止美军轰炸京都和奈良了吗

盟军对日本国土进行总攻击时，梁思成透过美驻重庆办事处联络官布朗森上校，陈述了保护京都、奈良古建筑的重要性，并提交了一份关于奈良古建筑的图纸，以及这样一段见解：“建筑是社会的缩影，民族的象征，但绝不是某一民族的，而是全人类的共同财产。如奈良唐招提寺，是全世界最早的木结构建筑，一旦炸毁，是无法补救的。”美军接受了梁的建议，并请其助手在军用地图上标绘出区块，进而保护日本古都免于原子弹轰炸。

‘拾’ 假如你是在中国学习的日本中学生，向中国少年讲述梁思成保护奈良古城的故事

以德报怨 中国建筑师梁思成保全日本京都、奈良古城吉伯林党 中世纪隐士

1楼

二战时，日本古都京都和奈良在盟军的猛烈轰炸中奇迹般得以保全，遍布二都的宫殿、城墙和寺院也毫发无损。这个让日本人一直困惑不解的谜题直到1986年罗哲文访日时才被解开。这一切归功于于中国建筑师梁思成。

梁思成(1901年-1972年)是我国着名建筑家；当然，他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身份——清末改革家、国学大师梁启超之子。1901年，梁思成出生于日本东京。他的童年时代是与因变法失败而流亡日本的父亲一同在日本度过的。在日期间，梁氏一家人的生活颇不稳定，先后辗转于东京、横滨和神户等地，依靠梁启超主办《新民丛报》的微薄收入艰难度日，有时几乎困难到揭不开锅，只能就着咸萝卜或清水煮白菜吃米饭。
尽管生活清苦，但童年时代留给梁思成更多的是欢笑、感动和眷恋，其中最快乐的当属在神户郊区须磨度过的四年。那时，梁思成每天与兄弟一起沿田间小道步行到车站，然后乘火车到神户读书。每次乘车迟到，乘务员都为他们推迟开车时间，然后半开玩笑半严肃地说：“早点起床，一定要遵守时间，火车可不等人哦。”当然，令人感怀的远不止这些。梁思成晚年曾回忆说：“五十余年来……脑子里童年的美好回忆却始终如一地萦绕着。我爱美丽的日本和我童年记忆中和蔼可亲的善良的日本人民。这里面有在幼稚园和小学里教导我的师长，有在须磨海滨教我游泳的渔人，有我坐火车上学时每天在车上照顾我的车长……还有许多当年在一起嬉戏的日本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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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5-12 19:15
梁思成与古都奈良之缘也堪称悠远。孩提时代，父亲梁启超就曾带他去奈良的法隆寺游览，并买来一只乌龟让他放生。那时正值大殿重修，父亲便花了一元钱的香资将梁思成的名字刻在了大殿的一片瓦上，以求佛祖保佑。没想到30多年后，这座古刹竟因为刻在瓦片上的这个名字而躲过了灭顶之灾。

战时梁思成：有一天我会看到日本被炸沉
1912年，梁思成随父母回到了魂牵梦绕的故土，在天津安顿下来。然而，侵华日军的残暴让梁思成对日本的爱恋跌至冰点。他在《追忆中的日本》一文中回忆当时的情形：“那里(天津)有日本的租界，租界内有混蛋一样的警察……除警察外还有军队，他们也不把中国人当人看。正因为如此，我一见到日本警察和军队的影子便躲得远远的，对日本的爱渐渐蒙上了憎恨。”

梁思成成为古都的恩人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正在山西考古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得知北平沦陷，连夜返回北平。身为一名建筑学家，最残酷的事莫过于眼睁睁地看着宛平城、团河行宫等历史名城、名苑惨遭炮火摧残。面对日本人的宴会请柬，梁思成愤然拒绝，带着两三个手提箱举家出走。在逃亡过程中，梁思成一家又险些在长沙丧命于敌军的空袭。国仇未雪又添家恨，先是担任第十九路军炮兵校官的弟弟梁思忠，在“淞沪会战”的硝烟中英年早逝；接着在1940年，梁思成的内弟、飞行员林恒在保卫成都的空战中壮烈殉国。
后来，梁思成几经辗转来到陪都重庆，却正值日军狂轰滥炸之时。面对敌机炸丅弹下淋漓的鲜血和无力的号哭，梁思成再也无法抑制心中的愤怒：“多行不义必自毙，总有一天我会看到日本被炸沉的！”出于对日本不共戴天的刻骨仇恨，梁思成进入中国营造学社后，就拒绝与任何日本人来往。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出现重大转折。在太平洋战场，“地毯式轰炸专家”美国的李梅将军指挥美军对日本本土实施了大规模轰炸。时任“战区文物保护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也接到了一项特殊任务——编制一份沦陷区的文物建筑表，并在军用地图上标注出其位置。对于一位建筑专家来说，恐怕没有比这个更令人兴奋的美差了。他同学生罗哲文不分昼夜地绘制地图。在梁思成标记的地图中，有一份特殊的地图，上面划着两个圆圈，那便是日本古都京都和奈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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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伯林党 中世纪隐士

2楼

当梁思成将这个地图呈递到盟军司令部时，盟军的布朗森上校十分困惑，他不理解为什么一个中国学者要保护敌国的古建筑。梁思成解释说：“要是从我个人感情出发，我是恨不得炸沉日本的。但建筑绝不是某一民族的，而是全人类文明的结晶。像奈良的唐招提寺，是全世界最早的木结构建筑之一，一旦炸毁，是无法补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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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5-12 19:15

以德报怨 一言救下日本古建筑
1944年夏天，一排竹筏又把梁思成从李庄送到重庆朝天门码头。这次他不是躲难，更不是逃生，而是受盟军司令部邀请而来。当时，盟军准备轰炸敌占区，盟军司令部请梁思成建议，轰炸的时候要保护哪些古建筑。梁思成当即向司令部交了一张圈了红圈有明确保护标记的图纸。

随后，梁思成又说，还有两个城市我也希望能够保护，但这两个城市不在中国。美国人当时感到奇怪，即问他是哪两个城市，梁思成说：日本的京都和奈良。

对梁思成的这一建议，盟军司令部没有当即作出反应。

1945年夏季，美、英等国在太平洋上集结了两百万军队。对日本进行持续而强有力的轰炸。因为梁思成的嘱托，日本京都、奈良没有被轰炸，日本最重要的两个有着众多古建筑的古城得以保存。日本人对这件事情非常感激，说梁思成是古都的恩人。

梁从诫一次在日本讲台上说：“我父亲做出这个建议是不容易的，我们家有两个人直接死在抗日前线。”台下的日本听众听了梁从诫的陈述，鸦雀无声。

梁思成成为古都的恩人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这是鉴真大师颇为赞赏的一句偈语。1200多年后，梁思成的义举无疑是对这句偈语的最佳诠释，特别是在整个民族同仇敌忾的愤激氛围中，能保持一份学者的冷静和理性殊为不易。梁思成的提议最终被采纳，古都京都和奈良在盟军的猛烈轰炸中奇迹般得以保全，遍布二都的宫殿、城墙和寺院也毫发无损。这个让日本人一直困惑不解的谜题直到1986年罗哲文访日时才被解开。

为此《朝日新闻》曾刊发了题为《古都的恩人是中国学者》的文章，盛赞梁思成的义举；日本古建筑权威福山敏男也满怀感激地说：“梁思成先生是我们日本的大恩人，是他在二战中向美国提出了保护奈良和京都的建议，我们的古都才得以免遭滥炸而保存下来。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值得一提的是，梁思成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观念及其践行，甚至要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早了近30年。更重要的是，这种选择建立在超越国仇家恨的基础之上。诚如其子梁丛诫所言：“我父亲做出这个建议是不容易的，我们家有两个人直接死在抗日战争前线。”

1946年，梁思成曾因公干途经日本，在目睹美国兵横行霸道的情景后，他对日本的仇恨转化为了同情。他逐渐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热爱的是日本人民和日本美丽的自然，以及它优秀的文化和传统，应该憎恨的是日本的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

晚年的梁思成曾这样描述自己对日情感的嬗变：“自懂事开始到1949年，近50年间的日本对我来说，总是交杂着善与恶、美与丑、爱与憎的矛盾思绪。随着时光的流逝和形势的变迁，我对日本的憎恨和厌恶占据了上风，以‘七·七事变’为界，对日本的爱情完全冷却下来。然而，现在又再次燃起对日本的无限爱意。”从童年的爱恋到战时的憎恨，再到战后的怀念，在情感与时间的二维空间里，梁思成清晰地勾勒出一个开口向上的抛物线。封存其中的爱恨情仇随时空的变幻此消彼涨，然而恒久不变的是超越个人情仇、民族恩怨的情感，以及对日本古都与古建筑——这些人类共同文化遗产的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