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东盟有哪些投资

❶ 近几年来，日本在东南亚投资设厂，主要原因是

要从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原因来分析. `1. 经济原因:东南亚大部分国家和地区拥有 廉价和充足的地租和劳动力以及原料,只需在这些原材料上稍稍加工,便可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 2.政治原因:企图在取得巨大的经济利益的同时,有利地监视并向外务省通报其认为的一些比较重要的假象政治"敌对"国的情况.

❷ 日本软银在国内都有哪些投资

日本软银在国内的投资有阿里巴巴、网络、雅虎、携程等。
【拓展资料】
日本软银，就是softbank，老板叫孙正义，韩裔。起先是日本雅虎（日本最大的综合网站，相当于中国新浪+淘宝+世纪佳缘）的大股东。孙正义是1957年8月11日出生在日本的朝鲜半岛韩裔男子，他1981年在日本东京创立软件银行。2006年2月28日，其股价总额约为328亿美元。（直至1991年，孙正义才正式归化为日本人， 所以在1991年的时候他还不能称为日本籍。）
软件银行集团，简称软银，是一家致力于IT产业投资的综合性风险投资公司，由孙正义于1981年9月3日创立，1994年在日本上市。软银业务包括宽带网络、固网电话、电子商务、互联网服务、网络电话、科技服务、控股、金融、媒体与市场销售等，在全球投资过的公司已超过600家，是世界500强企业。2021年11月8日，软银发布2021财年第二季度财报。财报显示，软银第二季度销售净额1.5万亿日元，第二季度净亏损3，979.4亿日元。
软银股份有限公司是日本一家电讯与媒体领导公司，其业务包括宽带网络、固网电话、电子商务、互联网服务、网络电话、科技服务、控股、金融、媒体与市场销售等。软件银行拥有多个不同的公司，如日本宽带公司Cable& Wireless IDC、有线电视公司BB-Serve与游戏公司GungHo Online Entertainment。另外，软银与多个外国公司的日本子公司都有合作关系，如Yahoo!、E*Trade与Morningstar。2006年6月，多个媒体报道软银正与苹果公司共同为日本市场研发内建iPod播放器的3G手机。一年以后，iPhone面世，但由于2G网络不兼容，未在日本市场发售。其升级版iPhone 3G和iPhone 3GS，相继于2008年和2009年在日本市场推出。
softbank对日本社会最大的影响应该出于2个：让日本的普罗大众习惯依赖于互联网的生活（日本雅虎），给日本的服务行业带来免费的运营模式（之前的网络申请免费，现在演变成申请NTT光缆倒贴几万日元；而手机间通话免费也开始渐渐被其他2个运营商：DOCOMO和AU接受借鉴）。

❸ 日元国际化

措施：
1978年12月，日本大藏省提出了“正视日元国际化，使日元和西德马克一起发挥国际通货部分补充机能”的方针，1985年，日本贸易总额高达3052亿美元，日元不断升值，各国外汇储备总额中日元所占比重也达到8%，在这些有利条件下，日本外汇审议局于1985年发表了《关于日元的国际化》等一系列官方文件或协议，正式推进日元的国际化进程，挑战美元霸权。
为了使得日元广泛流通，日本利用资金雄厚的优势，开始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大量贷款日元，1972—1982年，日本对东盟五国的直接投资总计为 101.66亿美元，1960—1978年，日本向东南亚提供政府开发援助总额为35亿美元，而在中国，北京地铁一号线、北京首都机场、武汉长江二桥等项目建设中都使用了日元贷款，靠着这些贷款和援助，日元在亚洲国家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国际化。
1990年，在日本出、进口额中，按日元结算的比重各为37.5%和14.5%，分别比1980年提高了8.1和12.1个百分点；在世界各国的外汇储备中，日元的比重为8.0%，虽然仍大大低于美国的50.6%，也低于德国马克的16.8%，但却超过了英镑3.0%的1倍以上。1989年4月，在全世界外汇交易中，日元的比重为13.5%，与德国马克持平，仅次于美国的45.0%，高于英镑的7.5%和瑞士法郎的5.0%。由于在日元国际地位上升的过程中美元的国际地位相对下降，所以，世界就出现了美元、日元和西德马克“三极通货体制”开始发展的趋势。
失败：
1、使得日元不断的升值：
1983年10月，美元对日元开始初次交锋，美国财政部部长唐纳德·里甘致函日本大藏省大臣竹下登时指出：“由于日元低估，以及日本对美国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在美国国内形成了强大的批判浪潮和保护主义的巨大压力，如果希望美国政府尽力防止那些试图把日本的产品和服务赶出美国市场的行动的话，那么，日本有必要在金融市场的开放，和日元的国际化上采取强有力的大胆的步骤”。但是日本方面却认为，日元贬值、美元升值问题的根本原因并非是日方的“人为操作 ”，而是美国的高利率政策。1983年11月，日本首相中曾根就曾对来访的里根总统说，“美元因为世界经济形势不稳定的影响而变的非常强盛，希望美国方面在降低利率上多做努力”，这种礼貌语言下的交锋，也表明日本并不愿看到日元升值。
2、广场协议的签订：
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后的10年间，日元币值平均每年上升5%以上，无异于给国际资本投资日本的股市和房市一个稳赚不赔的保险。“广场协议”后近5年时间里，股价每年以30%、地价每年以15%的幅度增长，而同期日本名义GDP的年增幅只有5%左右。泡沫经济离实体经济越来越远，虽然当时日本人均GNP超过美国，但国内高昂的房价使得拥有自己的住房变成普通日本国民遥不可及的事情。1989年，日本政府开始施行紧缩的货币政策，虽然戳破了泡沫经济，但股价和地价短期内下跌50%左右，银行形成大量坏账，日本经济进入十几年的衰退期。
1987年G5国家再度在法国罗浮宫聚会，检讨“广场协议”以来对美元不正常贬值对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以及以汇率调整来降低美国贸易赤字的优劣性，结果是此期间美国出口贸易并没有成长，而美国经济问题的症结在于国内巨大的财政赤字。于是罗浮宫协议要美国不再强迫日元与马克升值，改以降低政府预算等国内经济政策来挽救美国经济。也就是说，广场协议并没有找到当时美国经济疲软的症结，而日元与马克升值对其经济疲软的状况根本于事无补。
相反的是，“广场协议”对日本经济则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因为，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大幅度地升值，对日本以出口为主导的产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为了要达到经济成长的目的，日本政府便以调降利率等宽松的货币政策来维持国内经济的景气。从1986年起，日本的基准利率大幅下降，这使得国内剩余资金大量投入股市及房地产等非生产工具上，从而形成了1990年代着名的日本泡沫经济。1990年4月，大藏省颁布《土地融资限令》，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干预，随之引发泡沫经济崩溃。经济泡沫在1991年破灭之后，日本经济便陷入战后最大的不景气状态，一直持续了十几年，日本经济仍然没有复苏之迹象。这被日本国内称为“失去的十年”。

❹ 日本在中国投资的企业有哪些

在可供比较的16150家日资（含与日合资）企业中，无疑在上海的企业是最多的，达到了6126家，所占比例37.9％，也就是说，近五分之二的日资企业选择了上海。看来日企看中的是上海的开放和中国金融中心的地位。最近有报道说央行的二部准备迁往上海，这无疑为上海的金融中心地位作出了最好的注脚。 不过，排在第二位的不是北京，也不是广东，而是辽宁，日企有2142家，占可比数据总数的13.3％。想想既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辽宁的地理位置与日本相对较近，辽宁又是我国的工业重地，在东三省中又最为发达。投资辽宁应该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排在第三的是山东，日企在山东有很长的投资历史，与日本地理位置也相对较近，在山东的日资企业为1678家，所占比例为10.39％。排在第四的是江苏，江苏与上海地理位置很近，经贸关系十分密切，而物价水平相对较低。在此的日资企业有1515家，所占比例为9.38％。其中又有十分之一的企业在苏州昆山市。 在日资企业在华地域分布排名中，北京排在了六，882家，低于排在第五的天津（949家）。而广东的排名较为靠后，486家，其中深圳199家，广州72家，珠海52家。 日资企业在华地域分布 省市自治区 家数 北京 882 上海 6126 广东 486 四川 168 山东 1678 重庆 67 河南 71 海南 39 河北 159 广西 27 浙江 762 云南 45 江西 36 安徽 65 福建 441 黑龙江 95 甘肃 24 贵州 11 湖北 78 湖南 28 吉林 79 江苏 1515 辽宁 2142 内蒙古 30 宁夏 7 青海 3 山西 28 陕西 102 天津 949 西藏 0 新疆 7 注：1.这里所讲日资企业均包括与日合资企业，并不限定纯日资企业。 2.台湾省、香港、澳门资料暂缺。 3.本次分析所选数据均为可比较的数据，数据会有一定偏差，仅供参考，如引用，还需核实。 4.本数据来源为伊梅名录在华日企数据库，数据结构略有调整。

❺ 日本主要找什么样的国家或地区进行投资建厂这一举措会对投资的国家带来哪些利

美国，欧洲，东亚等国家，可以带来经济。
在大环境影响下， 很多日本企业经营实力下降， 感到有与外资联合的需要， 对与外企合作的抵触情绪降低。 这给外企提供了一个打入日本市场、实行强强联合， 获取其先进技术、 管理经验、 市场资源的良机。 主客观因素促成多项大规模并购项目， 如日产与雷诺、 马自达与福特等。 日本企业实力下降还有利于缓和市场竞争， 便于外企扬长避短、 夺占市场。 例如在零售行业有法国佳乐福和美国 Costco 公司与 2000 年在日开设分店， 在通信行业有英国不列颠通信公司和美国 AT&T 对日本 TELECOM 的出资等大型项目。 此外， 日本原有的经营组织体系被打破， 终身就职的铁饭碗不复存在，雇用流动性增加， 职工对于转职和到外企就职的抵触情绪有所淡化， 便于外企获得人才
日本政府出台的《贸易白皮书》 中明确表示， 为迎接 21 世纪的挑战，解决当前存在的经济问题， 有必要实施一种内外一致的经济政策；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下， 应积极吸收外资， 使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融汇相通， 实现内外市场一体化， 建立与国际制度协调的政策制度； 在向外发展方面， 不仅应重视在 WTO场合的多边合作， 而且还需积极开展多双边的、 区域性的经贸合作。 以日本同新加坡缔结自由贸易性协议为标志， 日本开始实施一种新的“走出去”战略。

❻ 东盟基建合作项目有哪些

中老铁路、印尼雅万高铁项目。
官方统计数据显示，中企在东盟10国的基建订单营业额接近35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2607亿元，其中包括中老铁路、印尼雅万高铁等大型项目。
这些基建订单也在促进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往来。

❼ 东盟10个国家有哪些

东盟有10个成员国：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缅甸、越南。

东南亚国家联盟先后与中国、韩国、日本等六个国家建立了自由贸易区，中国、日本、韩国、印度、俄罗斯、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等国先后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建立了围绕东盟的“10+1”“10+3”“10+8”机制。

此外，东盟分别与联合国、欧盟、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南方共同市场等积极发展合作关系。

共绘中国-东盟发展愿景

东盟与中国关系“非常强劲”，在三个支柱领域已经拥有全面深入的战略合作。东盟和中国在积极推动区域合作和全球经济一体化方面的共同立场，东盟与中国致力于多边主义和开放的共同承诺，必将进一步推动双方合作继续向前发展。

柬埔寨东盟教育中心主任约瑟夫·马修斯表示，长期以来，中国和东盟在多领域的密切关系确保了地区和平、安全稳定发展。马修斯强调，中国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已经赢得东亚各国人民的心。

❽ 战后东南亚地区经济发展的背景，共同原因以及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东南亚经济取得了较其他地区更快的增长率。尽管70年代中期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但在70年代东南亚经济增长率高于世界其他国家。80年代上半期，由于受到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经济增长率急剧下降。但到80年代中期之后，东南亚经济出现了快速复苏。直到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东南亚经济均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出现了较大的波动起伏。1997年东南亚国家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1998年各国经济普遍陷入严重衰退，1999年和2000年却出现快速复苏或强劲反弹，而到2001年多数国家经济又急转直下，甚至呈现负增长。2002年后，东南亚经济再次出现复苏的态势。（见图1）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东南亚经济经历了金融危机后的严重衰退、迅速复苏、再陷衰退和又呈复苏的增长轨迹。东南亚经济增长的急剧波动，究其原因主要是在经济全球化下受到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周期波动的冲击和金融危机后国内经济转型与结构调整的拖累。
图1 1996－2005年东南亚五国经济增长率（%）资料来源：根据ASEAN Secretariat ASEAN Statistical Database数据编制。尽管有充分的数据表明参与全球化程度高的国家其经济增长速度较高，但是同时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波动性也增大。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各国经济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更加密切，经济增长波动的同步性愈益增强。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算，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与发达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相关系数为0.4。[1] 在东南亚国家，这种经济增长影响的相关性更大。例如，据新加坡贸工部的研究显示，美国的经济增长对新加坡经济的影响最大，美国经济每增长1%，新加坡经济就会增长0.96%。[2] 另据美国着名的所罗门美邦公司的研究，日本的经济增长对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经济的影响分别为：日本经济每增长1%，新加坡经济就会增长0.24%、泰国经济就会增长0.17%、马来西亚经济就会增长0.13%。[3] 发达国家的经济波动向东南亚国家的传导，是通过世界市场扩散的。按照传统的经济理论，在国际商品市场上，发达国家的经济波动向发展中国家传导，是通过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的变化实现的。但是，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促进了新的国际分工发展，东南亚国家已经成为制成品生产国和出口国，该类产品已占东南亚国家商品出口的50—90%。因而，国际商品市场的价格传导已经从初级产品价格为主转向以制成品为主。近年来，国际市场上制成品价格下降，不但包括劳动密集型产品，也包括高技术产品。东南亚国家紧跟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发展新经济的步伐，大力扩展以芯片为核心的信息技术产品生产和出口。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该类产品出口比重分别高达65%和64%，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分别高达25%和19%。菲律宾、泰国和印尼的相应比重也很高。据计算，1992—1999年电子信息产品价格下降对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造成的损失部分相当于它们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部分的6.71%、3.31%、1.13%和0.96%。[4] 2000—2001年，全球电子信息产品销售额从年增长30%到下跌30%，导致东南亚国家的出口贸易和经济增长急剧波动。例如，2000年新加坡经济增长率为9.6%，而2001年则下降2%，其中约有12个百分比的大幅波动。据新加坡贸工部的研究显示，世界半导体工业每下降1%，新加坡经济增长就会下降0.12%。而2001年全球半导体工业增长波动达60个百分点，它对新加坡经济增长的影响高达6.8个百分点。[5] 国际金融市场变化对东南亚经济的影响，不仅在于流入这些国家的资本流量减少，更在于金融资产价格，主要是股价和汇率变动的传导。近年来，东南亚国家引进外资的规模持续萎缩，它对以投资—出口推动的东南亚经济产生较大的影响。同时，近年国际股票市场价格和美、日货币汇价的剧烈波动，也引发东南亚国家金融市场的动荡，并危及国内经济的稳定增长。据美国所罗门美邦公司的研究，日元汇率的变动对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经济的影响分别为：日元每贬值10%，泰国经济就会下降0.3%、新加坡经济就会下降0.22%、马来西亚经济就会下降0.21%。 二、全球化下东南亚经济运行的特征 随着东南亚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程度的提高，经济全球化不仅加大各国经济增长的波动性和同步性，而且对这些国家的经济运行产生重要的影响。从东南亚经济的运行看，经济全球化推动各国的贸易自由化、金融国际化和生产一体化的进程。 在全球性和区域性的贸易自由化的浪潮推动下，东南亚国家的贸易自由化进程不断加快。各国积极调整经济发展战略，逐步放宽贸易管制，大幅降低关税水平。东南亚9国（文莱、柬埔寨、印尼、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 [1]）均为WTO成员国，在乌拉圭回合中均承诺削减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同时，它们也是《服务贸易总协定》的缔约国，并在协定中均作出了相应的承诺和提交了承诺项目表。[6] 目前，新加坡的简单算术平均关税率和按贸易额加权的算术平均关税率均为0%，文莱的简单算术平均关税率为1.98%；印尼、缅甸、马来西亚、菲律宾的简单算术平均关税率普遍低于10%，按贸易额加权的算术平均关税率也都低于5%；泰国、越南、柬埔寨的平均关税率都在10%以上。不少国家在取消非关税壁垒方面取得进展，逐步消除了进口许可证、配额制度等非关税壁垒措施。不过，各国关税水平和结构呈现明显的不平衡性。近年来，东南亚国家的服务贸易自由化也取得进展，但各国的发展仍不平衡。作为国际性金融、海运、空运中心的新加坡，它在国际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和开放度均是最高的；马来西亚服务贸易的开放程度相对较高，电信服务、离岸金融和保险、运输服务、旅游都已对外开放；印尼、泰国、菲律宾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步伐有所加快，但仍有诸多部门限制；文莱的服务部门多为政府管理，但某些部门的开放程度较高；越南、老挝、柬埔寨和缅甸经济比较落后，服务部门的开放也相对滞后。 80年代中期后，卷席西方国家的金融自由化、国际化和证券化浪潮在东南亚国家渐次出现，东南亚国家金融深化的国际进程大大加快。各国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均以放宽政府管制，开放金融市场，加速金融国际化为特征。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率先进行金融自由化改革，泰国、印尼和菲律宾起步较晚。1968年，新加坡率先设立亚洲美元市场，以此带动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80年代中期以后，马来西亚加快国内金融的市场化改革步伐，放松对利率的控制，放宽信贷限制。1990年设立了纳闽岸外金融中心，加快金融国际化的进程。1983年6月，印尼颁布新的银行管理条例开始了金融自由化改革的进程。1988年10月，政府又制定一套新的全面改革方案。印尼逐步取消对贷款利率的限制，放宽国内私人银行的经营领域，允许外资持有印尼上市银行不超过49%的股权。从1990年开始，泰国实施了空前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其广度和深度均是前所未有的。1990年5月泰国实行外汇管制自由化措施，1991年4月解除与资本项目有关的外汇管制，1993年泰国建立曼谷国际金融机构(BIBF)，以推动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90年代，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参与指导下，菲律宾进行了较大规模的金融改革。政府再度取消了外汇管制，放宽外资银行的进入限制。由于金融自由化过快和金融改革政策失误，导致了90年代中期的严重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各国大力进行国内金融体系的重组与改革，实施银行金融机构的合并，处理不良金融资产，加强金融风险管理，以应对金融国际化的严峻挑战。 随着国际投资和跨国公司的涌入，东南亚国家的生产一体化得以不断发展，并日益成为跨国公司全球工业产业链的重要环节。从衡量国际化生产的一些重要指标看，东南亚国家的生产国际化程度不断发展。无论是外国直接投资的流量和存量，还是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与国内固定投资的比重和外国直接投资存量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均表明这些国家的生产国际化程度的迅速提高。据联合国贸易及发展会议的统计，1980－2005年，东盟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的流量从24.14亿美元增至371.33亿美元，增长14.4倍；外国直接投资存量从247.22亿美元增至3748.14亿美元，增长14.2倍。2005年，东盟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占国内固定投资比重为18.3％，外国直接投资存量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43.2％，均高于世界的平均水平。[7] 在东南亚国家的跨国公司全球网络，不仅仅由母公司和子公司组成，还包括供应商、分包商、经销商、零售商、研究开发联盟以及各类合作协议。近年来，跨国公司在东南亚国家的电子信息工业、石化工业、汽车工业的渗透率较大，这些工业部门多数企业由跨国公司所主导，并被纳入跨国公司全球的生产体系中。例如，东南亚国家是世界办公和通讯设备产品的重要生产与出口基地，跨国公司在当地形成了庞大的办公设备和通讯设备产品生产的区域网络。它们把精密元件加工制造和研究开发等价值链的高尖端环节留在母国进行，将绝大部分高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组装和中低档元件的生产转移到东南亚国家；欧美石化公司在90年代大举进军东南亚石化市场，美、欧的石油跨国公司纷纷在当地的炼油与石化工业投下巨资。这些跨国公司在中东地区和东南亚当地取得廉价石油，按照合理的区域分布，跨国界组织炼油加工，定点生产，定向销售，它们在新加坡所设的子公司则是把它作为石油加工转运的一个区域中心；进入90年代，日、美、欧的着名汽车制造商大举投资东南亚国家的汽车工业。由于泰国的汽车零部件产业高度集中，产品质量高且制造成本低，许多跨国汽车制造商开始从汽车零部件到整车生产转移到泰国，使之成为东南亚最大的汽车生产与出口基地。[8] 三、经济全球化与东南亚区域一体化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当今世界发展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时代浪潮，东南亚加快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当前，东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主要从三个层次展开：一是东盟区域的经济一体化，二是东盟与区外国家的自由贸易区，三是东盟成员国与区外国家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东盟自身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经历了从特惠贸易安排到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再向经济共同体迈进的过程。自1978年起，东盟特惠贸易安排实施了15年的时间。从1993年起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程正式启动，随后这一进程不断加速，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成员不断扩大，涵盖的领域逐步深化。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成员国由6个增加到10个，自由贸易区也逐步从贸易扩展至服务、投资以及其他经济合作领域。到2002年，原有6个成员国初步建成自由贸易区。2003年10月，在第9次东盟首脑会议上，各国同意在2020年建立东盟经济共同体，加速推进自身区域经济一体化。根据实现东盟经济共同体的行动计划，东盟将全面推进和落实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协定和投资区计划。2004年11月，第10次东盟首脑会议确定东盟经济共同体的目标是建成一个稳定、繁荣、具有高度竞争力的单一市场和生产基地，实现区域内货物、服务、熟练劳动力和资本的自由流动；确定原有6个成员国在2007年之前率先实施11个优先领域的产品关税削减为零，新成员国将在2012年前实现这一目标，这11个领域包括木材、橡胶、汽车、纺织、电子、农业、资讯科技、渔业、保健产品、航空以及旅游等。[9] 2007年1月，第12次东盟首脑会议确定将实现东盟经济共同体的时间表从2020年提前至2015年。同时，东盟通过了《东盟宪章蓝图联合宣言》，决定成立高级别特别小组负责起草东盟宪章。[10] 东盟宪章将成为东盟成立40年来最重大的成就，它是东盟区域性组织的第一个宪法，并将为东盟摆脱松散机制、形成具有约束力的区域性组织提供法律架构。 进入21世纪，东盟与区外国家的区域贸易自由化迅速兴起，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印度—东盟自由贸易区、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韩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相继涌现。2000年11月，中国首次提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宏伟构想。时隔一年后，中国和东盟领导人宣布决定在2010年内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正式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宣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正式启动。2004年11月双方签署《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2005年12月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第二次修订议定书》和《<货物贸易协议>修订议定书》，2007年1月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服务贸易协议》，这些都标志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进入实质性实施阶段。继中国之后，东盟与印度宣布将在2011年建成印度—东盟区域贸易投资区，东盟与日本也确定了在2012年建成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目标，韩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实现目标也订在2010年。目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降税计划已全面启动，[2] 韩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货物贸易协定已正式签署，印度－东盟自由贸易区谈判正在进行，日本－东盟的自由贸易区谈判取得一定进展。 与此同时，东盟成员国与区外国家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也取得较快进展。目前，新加坡已与新西兰（2000年11月）、日本（2002年1月）、欧洲自由贸易协会（2002年6月）、澳大利亚（2003年2月）、美国（2003年5月）、约旦（2003年6月）、印度（2005年6月）、韩国（2005年8月4日）、巴拿马（2006年3月）正式签订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泰国已与印度（2003年10月）、澳大利亚（2004年7月）、新西兰（2005年4月）正式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马来西亚已与日本（2005年12月）正式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新、马、泰与区外一些国家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正在进行，其他东盟成员国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也相继展开。与以往区域贸易自由化形式不同，新兴的双边贸易自由化形式的目标和内容更为广泛而多样。除商品贸易自由化外，服务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成为重要方面。它突破地区和距离的限制，协定双方的非对称性，强调与WTO规则相一致，所承诺开放的程度超过WTO成员国之间的协议范围。[11] 四、结语 综观全球化时代的东南亚经济发展，各国既经历了参与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发展机遇，也遭受到经济全球化而引发的巨大冲击。作为参与全球化程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与教训。 国际经济机构的权威研究显示，尽管有充分的数据表明参与全球化程度高的国家其经济增长速度较高，但是同时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波动性和同步性愈益增强。作为高度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东南亚国家取得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但各国经济增长的波动性加大，同步性也随之增强。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国间经济相互依赖的程度加深。尽管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依赖是双向的，但它并不意味着相互依赖的双方是对称的和均衡的。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因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相互依赖关系属于非对称和非均衡的相互依赖。战后，虽然这种相互依赖关系总体上有所缩小，但未根本消除。东南亚经济的开放经验表明，全球化使各国对世界市场的依赖程度加深，生产与资本的国际化对各国的生产流程、产业升级、对外贸易乃至经济政策均产生深刻的影响。 在参与全球化进程中，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安全面临严峻的挑战。20世纪90年代中期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表明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开放和金融开放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国家经济安全受到严重的威胁。因此，发展中国家必须实施积极的全球化战略，不断增强综合国力，把握对外开放的主动权，以保障国家的经济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