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日本帝国怎么形成

① 日本军国主义是怎样形成的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在北京西南卢沟桥畔挑起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之后，日本按照蓄谋已久的计划，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7月29日侵占北平；7月30日侵占天津；8月13日在上海挑起“八·一三事变”，11月侵占上海；12月13日侵占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日军攻城掠地，铁蹄践踏了我国半壁河山，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累累罪行。在整个侵华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无比巨大的损失：伤亡3500万人，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日本侵略者的罪恶暴行，是人类史上所罕见的。这段中华民族悲惨苦难的历史，是不会因岁月流逝而被淡忘的。

然而，在战后50多年间，日本军国主义残余及右翼势力，一天也没有停止其为军国主义及侵略历史进行翻案的活动。以1963年9月日本《中央公论》开始连载右翼作家林房雄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为标志，日本军国主义残余势力及右翼势力更不断掀起阵阵浊浪，肆意歪曲历史，矢口否认战争罪行，公然美化日本军国主义，妄图为日本军国主义全面翻案。为纪念“七·七事变”63周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5周年，为驳斥日本右翼势力公然篡改历史、美化军国主义的倒行逆施，本文拟从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精神渊源、核心思想及理论基础三个方面进行概述和剖析，揭示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加深我们的认识。

武士道是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精神渊源

近代日本军国主义渊源于日本封建军国主义，它对内实行极权统治和统制经济，对外实行武力扩张，力图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一句话，军国主义是以“军事立国”并进行统治的反动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渊源则是日本武士道。

日本武士产生于八、九世纪，从11世纪起，日本武士阶层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以1192年镰仓幕府建立为标志，武士掌握了国家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镰仓幕府是日本历史上的第一个武士政权，从此，武士阶级成为统治阶级。日本武士阶级以攻战杀伐为职业，是自古代中世纪已出现的军国主义的鼓吹者，是军国主义政策的制定者、推行者和身体力行者。在日本历史上，幕府时代长达676年之久，武士阶级的思维和行为方式逐渐形成武士道，它对政治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影响极其深远，从而使日本具有了军国主义思想文化传统。

武士道既是日本武士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又是武士应尽的义务和职责，包括效忠君主、崇尚武艺和绝对服从等封建道德规范及行为准则。导源于神道教、佛教、儒学及皇国迷信的日本武士道，经历了三大发展阶段，即江户时代以前的旧型武士道、江户时代的新型武士道和明治维新后转化为近代军人精神及国民精神的武士道。

旧型武士道只是较为粗陋的“武者之习”、“兵之道”和“实践之道”，是作战争斗者的伦理规范，它崇尚和重视主从关系，强调和讲究复仇和殉死，它超越理性，不辨是非，只倡导为主君献身。旧型武士道的代表人物宫本武藏是着名剑道家，他的一生表现了日本武士传统的好勇斗狠和极端残忍性，动辄下毒手，致人死命。后来日本军国主义者经常鼓吹、宣扬宫本的做法及精神，为侵略战争服务。

江户时代对武士道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总结，大量吸取儒家思想，建立了以儒学思想为理论骨架的武士道，即“士道”。这种新的“士道”论者以山鹿素行为主要代表。山鹿素行将毕生精力倾注在建立新武士道理论体系上，他的文集被称为日本“国民道德的权威，武士道精神的真谛”。山鹿素行把“安天命”、“尽忠孝，讲仁义”等作为武士修养的内容，把“得主尽忠”作为武士应尽的本份，向武士灌输“忠于主君”、“不顾身家”的思想，还要有“报恩、克己、面对死亡而不动摇的勇气”。并规定了一套繁杂的道德规范、规矩和礼法。山鹿素行的“武士道”理论，后来被日本军国主义者利用，他们以“武士道”精神、“征战光荣”的思想和“忠勇义烈”的事迹，对军队进行奴化教育，使其充当征服世界的侵略战争的炮灰。山鹿素行还有强烈的儒家尊王思想和神道的日本中心主义。他将日本称为“中朝”或“中华”，主张日本天皇“可至万世而为君”，“神神相生、圣皇连绵”，“与天地无穷”以便维护万世一系的“国体”，山鹿素行的这些神道教、儒学及皇国史观中的封建思想糟粕对近代日本军国主义思想亦有深远的恶劣影响。

到江户时代后期，日本阳明派学者、明治维新的先驱者吉田松阴在山鹿素行武士道论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七规七则”和“忠魂不灭”说。他认为一般人死则魂灭，而忠魂不同，将永久不灭。这一“理论”及其实践，对明治维新后尊崇天皇，效忠天皇的思潮影响极为深远，对军国主义鼓吹为天皇效死，欺骗日本人民盲目充当侵略战争的炮灰发挥了很大作用。

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转变为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转化为近代军人精神伦理和扩展为国民普遍道德及行动准则的武士道，更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最重要的精神支柱。

明治时代的武士道对江户时代的武士道进行了扬弃转化。其内容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将以前分别效忠各自主君舍弃，转而强调全体日本人只效忠天皇一个人，即将效忠对象由多元转化为一元。手握神权并总揽国家大权的天皇，君临万民之上，构筑了“一君万民”的体制。同时，明治时代的国体论宣扬神造日本，天皇为“现人神”，有权依据“神敕”统治日本。而《大日本帝国宪法》这一国家根本大法的核心即是“天皇主权论”，宪法规定日本“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天皇统帅陆海军”。故报效国家就是效忠天皇，效忠天皇亦由报效国家来体现。二是打破重义轻利的武士道传统观念，提出“士魂商才”方针。“士魂”，即武士之魂、武士精神，其核心就是“忠君爱国”观念；“商才”，即经商之才。三是将江户时代山鹿素行等人提倡的圣人之道全部抹煞舍弃，而把奴性、愚昧和野蛮的兽性、恶性发展到极端，崇拜残忍，歌颂殉死“玉碎”。

明治政府确定了日本“与万国对峙”的目标以后，以发布《教育敕语》为标志，将原来适用对象仅为武士的武士道，扩大为适用于全体日本国民。在扩张国权、宣扬国威的喧嚣声中，武士道被纳入近代军国主义轨道，成为军国主义最重要的精神支柱，成为军国主义侵略的主要精神工具。

军国主义意识形态支配下的武士道，对内作为精神工具，毒化和控制日本国民的思想；对外则鼓舞日本国民踏上了侵略亚洲各国的道路。由此拉开了日本近现代史上武士道倡导穷兵黩武、为战争服务的罪恶帷幕。日本军人在武士道的支配下，占领台湾，吞并琉球、朝鲜，侵略中国大陆、挑起太平洋战争。日本国民在武士道的鼓舞下把对外侵略战争看作是为“皇国”的“圣战”，以充当炮灰为荣，自愿做“神风”队员、“特攻”队员，把自己当作肉弹进行自杀性进攻。武士道精神把日本民族引向战争灾难，吞噬了数以百万计的无辜日本青年，并给亚洲人民和中国人民带来了更为巨大和深重的灾难。日本侵略军的暴行令人发指，在整个人类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武士道一词也因与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和日军的侵略暴行联系在一起，而令人反感和憎恶乃至仇恨。

侵略扩张是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核心

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核心是侵略扩张思想。从日本历史来看，它经过了两个阶段，一是日本封建时代开疆拓土的侵略扩张思想，二是近代以来受西方列强殖民主义思想影响的侵略扩张思想。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思想由来已久，从传说中的首代神武天皇发布“诏敕”中，就有“八�一宇”（将五洲四海置于天皇一人统治之下）及“皇道”的用语。更有这一帝国理想的实践者，即关于神功皇后征讨新罗（朝鲜南部）等地，三次用兵，大获全胜的神话传说。后来历代统治者均宣场神功皇后开疆拓土的战功，对她推崇有加。

16世纪末，丰臣秀吉首次提出征讨朝鲜、进占中国、印度，称霸亚洲的狂妄计划，他的扩张思想和侵略野心之大达到了空前高峰，集日本封建统治者扩张思想、对外侵略行动之大成。丰臣之后，日本不少思想家及统治者都不断鼓吹其计划，宣扬其思想，致使日本对外侵略思想在300多年间延绵不绝且日益猖獗。

丰臣秀吉1585年出任“关白”（摄政），总摄日本国政，1586年又任太政大臣，掌握了日本政权，为解决统一后的日本社会矛盾，同时也因为个人野心不断膨胀及霸权思想作祟，他提出并实施了对外扩张的计划和政策。据史书所载，丰臣秀吉在1578年奉织田信长之命征伐播磨国（今兵库县）时，就对织田信长说：臣“必图朝鲜，窥视中华，此乃臣之宿志”。1585年，丰臣首次明确提出“征讨中华”，并为此积极准备。1590年5月，丰臣致书朝鲜国王李�：“吾欲假道贵国，超越山海，直入于明（中国明朝），使其四百洲尽入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此乃吾之宿志也。”当他得知1592年第一次侵朝战争初期顺利进军消息时，欣喜若狂，忘乎所以！但是，正当丰臣做黄粱美梦时，传来了日军在中朝联军打击下节节败退的消息，日本被迫议和撤军。1596年丰臣又撕毁停战和约，于1597年再次出兵侵朝，亦很快陷入困境。丰臣亦忧忿成疾，呜呼离世。丰臣死后，德川家康通过1600年的关原之战，确立了统治全国的地位，并于1603年建立了江户幕府，成为合法的全国统治者。和丰臣秀吉一样，德川家康依然企图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封建主义国际秩序。

江户幕府晚期，西方近代殖民主义势力东渐，幕藩体制陷于困境，尊皇思想及攘夷论开始出现，此时涌现出了一批思想家，他们继承和发展了丰臣秀吉封建主义的扩张思想，不仅将其体系化、具体化，而且为其寻找冠冕堂皇的借口，并打出了更富有欺骗性的招牌。

日本国学集大成者本居宣长把日本说成是天照大神创造的神国，提高日本和天皇的地位。他还宣扬“八�一宇”的对外侵略扩张思想，梦想征服世界，将世界各国置于日本支配之下。他的这些思想，后来被日本军国主义者利用，变为“大和民族优越论”，“国粹主义”，成为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舆论工具。

从18世纪八九十年代起，日本的经世学派和维新运动的先驱者们看到了欧洲殖民者在全世界建立自己的殖民地，奴役当地人民，攫取大量财富，深为所动，因此提出了许多从日本立场出发的对外扩张思想。其代表人物有林子平、本多利明、佐藤信渊、吉田松阴、岛津齐彬等。

林子平在1785年所着的《三国通览图说》中，全面介绍朝鲜、琉球和虾夷地（北海道）的历史沿革、文物制度、风俗习惯、地理物产等情况，便于日本人加强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了解。1786年他又着《海国兵谈》，纵论五大洲形势，提醒国人勿忘“江户（今东京）日本桥下水，直通中国与荷兰”，勿忘日本是四周为海洋环绕，与世界联在一起的“海国”，启迪世人站在日本桥上，放眼世界风云。一部《海国兵谈》，实为海国日本武备的网络全书，论述了日本海防必做到攻守兼备，又具体提出了各项防卫措施。在经世学派中，最早论述海防论者也是林子平。海防论的总体构思为日本近代对外侵略扩张的战略奠定了基础。他还在《海国兵谈》中露骨地表露了霸权主义思想，他希望日本能出现如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那样的“君主”，以“一统五洲”。而在推行其世界战略的基本手段方面，则主张武力对外扩张。

本多利明在1798年所着《经世秘策》一书中，主张确定世界战略的终极目标，即征服世界，使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大强国。本多利明要求日本实行殖民“开拓制度”。他指出，“欧洲各强盛国家其本国虽小，但多有属国，亦堪称大国”，强调“即使侵犯他国，也应由此而增强本国，是乃国务”。他还划定日本北攻、西侵方向，其主攻方向为堪察加、满洲（中国东北）、“山丹”（现俄国滨海疆区）和“西唐太岛”（库页岛）。他还在1801年所着的《贸易论》中宣称：“发动战争，谋取国家利益乃是为君之道的秘密”，并进而将“贸易之道”概括为“战争之道”，鼓吹伺机“进攻外国并占领之”。

将经世学派思想主张充分展开、发挥的集大成者是佐藤信渊。他在1823年的《宇内混同秘策》首句中即提出，日本是“大地最初生成之国，乃世界万国之本”。他所追求的目标是将全世界“混同”为日本郡县，使“全世界悉为皇国（日本）之郡县，万国君主皆为臣仆”，“皇化”全球，主宰世界。他提出“皇国”驾驭世界之策的外征论，更把武力扩张作为“皇化”世界的基本手段，将出兵海外的侵略行为美化为“奉天意，正万国之无道”，是“实行天惩”。他的这些思想和口号，被日本军国主义不断重变和鼓吹。佐藤信渊还提出了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纲领性蓝图和路线，这就是从侵略中国东北入手，进而入关全面侵华，征服中国，然后征服亚洲的西侵与南进并行的路线。这与105年后1927年日本东方会议上制定的《对华政策纲领》是一脉相通的。佐藤信渊的思想着述，在其生前影响并不太大。而在明治维新后，却倍受重视，“维新三杰”之一的明治政府早期实权派人物大久保利通发现并特别重视和提倡佐藤信渊的思想主张，从1871年（明治4年）起，连续出版了信渊的各种着述。信渊的思想体系和主张，成了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内外政策的思想和理论的基础。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吉田松阴提出将失之于欧美的“交易之处”，“偿还于鲜（朝鲜）、满（中国东北）之土地”。这种失之于西方者，补偿于鲜满的主张后来成为明治政府的一大战略。而因为倒幕维新及明治政府的重要人物如高杉晋作、久坂玄瑞、木户孝允，伊藤博文、井上馨、前原一诚、山县有朋等，皆系松阴门人，所以他的对外扩张思想直接影响了明治维新的领导者及近代日本的建设者。此外，松阴亦提出了赤裸裸的侵略扩张路线，目标直指中国与东南亚，甚至是印度。

其实，松阴这种“失之于欧美，补偿于邻国”，力图将西方殖民势力的压迫强加在邻近国家的思想主张，带有相当的普遍性。当中国鸦片战争失败之时，日本开明藩主萨摩藩主岛津齐彬便主张侵略中国。后来“维新三杰”中之二人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正是由岛津齐彬一手提拔起来的，他们都成为明治新政府的实权派，又都深受齐彬思想主张的影响。幕政改革派维新志士桥本左内甚至公然认为，如果不兼并中国、朝鲜等国领土，“日本就难以独立”。故“略取附近之国家，乃第一要紧之事”。

幕末经世学派代表人物是当时日本的先觉者，他们的对外侵略扩张思想表露得如此清晰，如此狂妄，实在令人吃惊。其实，这种思想是日本的领土野心、武士道的“征战光荣”主张的必然产物，更是在幕末特定的国际国内时代条件下，受列强西力东渐危机的冲击的结果，二者相结合，遂产生并形成了日本军国主义系统的对外侵略思想体系。他们企图通过模仿西方殖民者对外扩张的行径，侵略和掠夺弱小国家以臻富强，进而达到参与欧美列强的殖民角逐的目的。应该说，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扩张行径，无疑正是新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思想的继承、发展和贯彻实施。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发展资本主义的同时，就提出“大陆政策”，开始走上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在20世纪初，日本已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完成了军国主义化。它导致日本国民经济被纳入军事、战争轨道，成为一个恶性循环：战争——经济军事化——更大的战争——经济更加军事化……。这部战争机器不停地运转，只有到彻底败亡才被迫停止下来，经济亦终将崩溃。

社会达尔文主义是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化的理论基础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军国主义已开始制造法西斯舆论。1919年8月，日本法西斯主义运动的肇始者和理论家北一辉在中国上海写出《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1923年出版时改名为《日本改造法案大纲》，该大纲鼓吹动用天皇大权、依靠军事力量实现国家的“改造”和“积极对外开战”，夺取殖民地，称霸亚洲和世界，成为颇受帝国主义分子赞扬的法西斯纲领。同年，北一辉与另一个法西斯主义理论家大川周明等在日本组织起早期法西斯主义团体“犹存社”。此后大量形形色色的军队和民间法西斯团体纷纷出笼。从广田内阁开始，军部政治支配地位的确立和“军财抱合”（军阀与财阀的紧密勾结）局面的形成，标志着日本建立起军国主义法西斯独裁统治。

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确立后，更极力鼓吹侵略“合理”，反侵略“有罪”，竭力宣扬“忠君爱国”、“天皇至上”，大肆掀起侵略战争狂潮。在政治军事方面，日本政府修改《国防方针》，制定《国策大纲》，加紧扩军备战。《国策大纲》声称：日本的“根本国策在于国防与外交相配合，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地位的同时，向南方海洋方面发展”，实际上提出了吞并东亚太平洋区域的大规模扩张方针。接着于1936年6月，为适应扩张方针的需要，修改了《国防方针》，提出了昭和新军制计划和大肆扩军、增加军费的庞大计划，将国民经济亦逐渐纳入战争轨道。1933年3月，日本悍然宣布退出国联。当德国、意大利逐步建立法西斯统治并成为新的世界大战策源地之时，日本法西斯亦加速确立统治体制，并很快发展为东方战场的战争策源地。于是，日本、德国、意大利三个法西斯伙伴，在反共产国际的烟幕和幌子下勾结起来，1936年11月，日德签订《反对共产国际协定》，翌年11月，意大利加入，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开始形成。三国相互勾结、相互利用，走上了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道路。在思想方面，则对广大青年，特别是士兵和学生强化军国主义思想教育，极力鼓吹“战争是创造的动力，文化之母”，军人是“国家之花”，大力灌输“八�一宇”的侵略思想和武士道精神。

在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化的过程中，从西方思想武库中拣来的一些糟粕，特别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它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伟大的生物学家达尔文写下的《物种起源》，是人类对生物界、动物界认识深化的里程碑，而西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斯宾塞、古姆普洛维奇、沃尔特曼等人用庸俗进化论来解释社会现象，将人类社会比拟为动物界，宣扬“各种族争取生存的斗争”、“弱肉强食”及“优胜劣败”，划分民族优劣的种族主义思想。

在明治维新前后，就有曾留学西欧的一些日本启蒙思想家摄取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并将它传入了日本。着名启蒙思想家加藤弘之是日本最早的德国思想研究者，也是最早在日本宣传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官僚学者。1882年，加藤在《人权新说》中就以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对天赋人权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他鼓吹“优胜劣汰”原理，胡说什么“人类绝不是生而就有自由，就有自治、平等、均一的权利，人的权利只有在掌握专制大权的统治者即最大优者的保护下方能实现”。由于日本军国主义的需要，亦由于加藤的巨大影响力及其大肆宣传，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日本风靡一时，影响极大且十分深远。开始还是平民主义代表人物，后来变成露骨军国主义者的德富苏峰亦主张日本应做“世界性国家”。在甲午战争前后，他极力宣扬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合理性，在许多文章中都贯彻其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他认为甲午战争的国际意义正在于：“予世界上的顽迷主义者一大打击，并将文明之恩典注入野蛮社会”。原来亦是平民主义者的着名史论家、评论家山路爱山在接受社会达尔文主义后放弃了平民主义，公开声明“愿做帝国主义的信徒”，极力宣扬世界已进入“适者生存、弱肉强食”的时代，日本走向帝国主义正是历史的必然，“是适者的生存，是天赐的荣耀，是社会进化所生的淘汰”。连一直主张立宪主义的浮田和民也接受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转变成狂热的帝国主义者。他认为，军国主义侵略只是“民族生存竞争”的具体表现，“人类社会的进步是生存竞争的结果”，“征服半野蛮民族或吞并自己不能独立的国家，不应视为不仁不义”。他甚至露骨地主张“只要世界上还有半开化的野蛮民族存在，就不能不予以消灭”。

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为自己的思想理论基础，将日本军国主义传统文化中的形形色色货色进行改造和包装后，一古脑地塞入其庞杂的思想体系，制造和宣扬“日本民族优越论”、“生存发展论”和“生存自卫论”，鼓吹人种差异，自欺欺人地打出“种族战争论”（太平洋战争是“黄种人与白种人的战争”）、“民族解放论”（太平洋战争是“解放亚洲各民族”的战争）的蛊惑性招牌，妄图以社会达尔文主义做为侵略奴役亚洲人民的思想武器，实现其“皇化亚洲”、“皇化全球”的迷梦。

综上所述，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是一个庞杂的思想体系，其来源之一是武士道精神，来源之二是日本神道教、佛教以及儒学中的封建糟粕，来源之三是皇国、神国史观，进入近现代以后，又加上了从西方引进的一些所谓理论体系，因此，是十足的封建主义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腐朽、反动思想糟粕的大拚盘，其拚凑的内容和混乱的表述往往使人难以分类和把握其逻辑层次。但是，正是这一庞杂的精神糟粕，为日本军国主义者所利用，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这一切，都值得我们在今天的和平年代予以深刻的反思。

② 日本的形成

日本国，古称“大和”。古代中国称日本为“倭”。 7世纪后半期起以“日本”为国号,19世纪末叶起称“大日本帝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改用现称。 日本位于亚洲东部，是太平洋西北部的一个弧形列岛，由九州、四国、本州和北海道四大岛及数以千计的小岛组成。东和西南濒太平洋，西和北临中国东海、日本海及鄂霍次克海,与中国、朝鲜、苏联仅一水之隔。总面积37万余平方公里。人口 12055万(1985)，基本居民为大和族。盛行佛教和民族宗教神道。通用日语，首都东京。
古代日本（迄公元12世纪末） 石器时代 日本旧石器时代,亦称“无陶器时代”或“先陶器时代”。其上限无确考，据推测，距今约20～30万年前；其下限距今约 1万年前。日本旧石器时代和亚洲大陆旧石器时代是并行的。日本新石器时代文化称绳纹文化，因陶器有绳纹而得名。其上限距今约9500年或1万年前(一说4500年前)，下限为公元前3～前2世纪。
金石并用时代 继绳纹时代之后,日本于公元前3～前 2世纪进入弥生时代，即金石并用时代。这一时代的文化称弥生文化，因陶器出土于东京都弥生町（在今东京都文京区）而得名其下限止于公元3世纪。在弥生时代，中国大陆的水稻栽培技术和青铜器、铁器等金属文化经由朝鲜传入日本。
原始氏族公社 日本石器时代是母权氏族公社阶段，绳纹时代是其繁荣时期。绳纹时代后期和晚期的人口估计有12～15万。人们多栖身于被称作“竖穴”的原始房屋里，靠狩猎和渔捞为生。社会处于采集经济阶段。狩猎使用弓矢，渔捞则使用鱼钩和网罾。猎场、渔场和主要生产工具为公社成员所共有。所有社会成员权利平等，实行共同生产和平均分配，无贫富贵贱之别。进入弥生时代后，父权氏族公社逐渐取代母权氏族公社，原始公社制趋于解体。 日本人种和民族的形成 迄今日本考古出土的人骨化石很少。1931年在兵库县明石市西八木海岸发现人类腰骨化石，后命名为“明石原人”。1950年在□木县葛生町附近、1957年在爱知县丰桥市牛川町、1958和1961 年在静冈县引佐郡三日町相继发现一些人骨化石。据此推测，洪积世日本列岛已有人类存在。关于日本人种和民族的形成，学术界一般推测日本最早的居民经由北亚和南亚两条路线来到日本列岛，经过长期混血，大约在弥生时代以前形成具有共同语言和风俗习惯的日本民族。
阶级和国家的产生 弥生时代是日本文明史的开端。由于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农业出现，特别是青铜器和铁器等先进生产技术的传入，社会生产力飞跃发展。弥生时代中期日本从原始公社制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过渡。据中国《汉书》记载,大约公元前1世纪下半叶，日本列岛出现了百余个由村社首长统治的小部落。这些部落曾定期派人向汉武帝在朝鲜设置的乐浪郡献上贡物。后经长期兼并,至公元2～3世纪形成了规模较大的30多个部落。据《后汉书》和《三国志》的《魏志·倭人传》记载，公元2世纪末至3世纪初出现了邪马台国。邪马台国统辖约 30个部落，成为部落联盟的盟主，已有统治机构和贫富、阶级差别，是日本奴隶制社会初期粗具规模的国家。该国女王卑弥呼在 239年曾遣使到中国洛阳，魏明帝封她为“亲魏倭王”，授与金印紫绶。其后继女王□与（台与）亦曾遣使向西晋王朝朝贡。
古坟时代和倭王统治 公元4～7世纪，日本历史称古坟时代。因当时统治阶级大量营建“古坟”而得名。坟丘形状多种多样，其中最有特色的前方后圆坟，是奴隶主王权的象征。初期最大规模的古坟集中于畿内的大和地方。这种奴隶主王权,日本史称“大和朝廷”,即“大和国”。其统治者为日本皇室的祖先。从 4世纪下半叶到 5世纪，古坟分布的地区逐渐扩大，这表明大和国家从东到西逐步实现国土的统一。大和国家是以氏姓制度和部民制着称的奴隶制国家。在倭王之下初步建立起中央和地方的官僚统治机构。自 4世纪后半期起，大和国家为掠夺奴隶和财富,开始向朝鲜南部进行扩张。6世纪后半期起,由于父权家长制家族的发展,大和国家的统治阶级和人民之间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日趋尖锐。加之，对朝鲜半岛侵略失利，奴隶主王权面临危机。推古女帝的摄政圣德太子于 7世纪初制定“冠位”十二阶和《十七条宪法》，抑制豪族，革新政治。是为推古朝改革。对外，日本积极同中国开展外交,先后派遣隋使4次 (600、607、608、614)，积极吸收中国文化。此时，倭王对外称号改为天皇。
古代天皇制的确立和律令制社会 592年推古女帝即位后，因帝都在飞鸟地方，故称飞鸟时代(592～710)； 710 年元明天皇（707～715在位）迁都平城京（今奈良市）后，奈良时代(710～794)开始 (见彩图日本平城京 (奈良)遗址)；794年（一说784），桓武天皇（781～ 806在位）迁都平安京（今京都市）,到1192年建立镰仓幕府的400年间，史称平安时代。在这600年间，日本处于天皇的最高权力统治之下。从 630年起的200 多年间，为了向中国学习先进文化和典章制度，日本先后派遣唐使19次，实际到达的有13次。这对日本古代的改革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645年日本发生“大化改新”，仿照中国唐朝的律令制度，实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大化改新完成了推古朝改革未竟的事业，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律令制官僚统治机构，世袭氏姓贵族制度被废除，高度中央集权的奴隶主王权统治即古代天皇制得以确立。律令制的完成，经过半个多世纪。 701年制定、次年实施的《大宝律令》将大化改新的成果在制度上巩固下来。大化改新后建立的国家体制,史称律令国家;就社会组织而言，则称律令制社会。关于大化改新的性质，学术界一直有争论；中国史学界多认为是“自上而下的封建制社会变革”。
自8世纪前半期起,由于土地不足，国家被迫允许私人开垦新田。 723年颁行《三世一身法》，规定凡新造沟池开垦的水田，允许三代人私有；凡利用原有沟池开垦的水田，准给本人一代使用。 743年又颁行《垦田永世私有法》，允许垦田永远归私人所有。于是真正的私有领地开始出现。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日本庄园制度不断发展；进入10世纪以后，律令制趋于衰微和蜕变。在社会经济发生重大变化的基础上，自 9世纪中叶迄11 世纪下半叶，外戚藤原氏擅权，被称为摄关政治的贵族政治体制占统治地位。之后，以太上天皇为代表的皇室势力伸张，以院政取代摄关政治。与此同时，伴随庄园成长的新兴武士势力于10世纪登上历史舞台。武士势力的核心是地方庄园领主阶层，他们逐步演变成封建的军事农奴主。号称“武家栋梁”的源平两氏，经过为皇室贵族效力的阶段，展开了争夺国家权力的激烈斗争。这一斗争持续到12世纪末。
古代经济和文化 大约4世纪下半叶起,中国和朝鲜的移民不断来到日本，带来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促进了日本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自大化改新起五六百年间，社会经济有显着进步。农业已普遍使用铁制农具，水田耕作的集约程度提高，水利事业发展，耕地面积不断增加。养蚕受到政府鼓励，手工业生产也获得发展。 与此同时，文化也日臻繁荣。继4～5世纪汉字和儒家经典传入之后， 6世纪佛教由百济传入日本，从而促进了日本古代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先后出现了着名的三大文化：6世纪末至7世纪上半叶的飞鸟文化，是以寺院为中心的初期佛教文化；7世纪下半叶的白凤文化,则在佛教艺术方面通过中国唐朝接受印度文化的影响； 8世纪的天平文化深受中国唐朝文化的影响，除佛教美术外，还有《古事记》、《日本书纪》等国史的编纂,以及《怀风藻》、《万叶集》等着名诗集的编撰。平安时代初期，除佛教文化外，在学术和文化方面深受唐朝儒家思想的影响；同时开始使用平假名和片假名两套日本表音文字。随后,创立“国风文化”,出现了《古今和歌集》、《源氏物语》等文学杰作。
中世纪日本（12世纪末～1868年）
武家政权的建立和发展 自12世纪末迄16世纪末约400年间,日本社会处于封建制形成和发展的阶段。其特点是幕府政治的建立和发展、天皇的朝廷和武家政权并存以及朝廷势力不断削弱。1192年源赖朝(1147～1199)被朝廷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在镰仓开创幕府,开武家政权的先河。1333年，以后醍醐天皇（1318～1339在位）为首的宫廷贵族用武力推翻了镰仓幕府。次年改元建武。史称“建武中兴”。 1336年武士巨头足利尊氏(1305～1358)攻入京都，开创室町幕府，后醍醐天皇逃至吉野。从此出现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南北朝时代。1392年南北朝议和，足利氏的室町幕府统一全国。
大名领国制的确立和人民斗争
从镰仓时代到室町时代,封建制不断发展,幕府集权统治逐渐走向封建分权割据。南北朝时代庄园制趋于衰落，守护大名领国制形成。1467年（应仁元年）爆发应仁之乱，此后至1568年出现一个长达百年的群雄割据时期，史称战国时代。守护大名领国制演变为战国大名领国制。在大名领国制形成和演变的过程中，各种社会矛盾加剧，爆发了多种形式的斗争。其中有农民反对地主压榨、反对商人高利贷盘剥的“德政暴动”，有各领国内武士为争夺领地而进行的“国人暴动”；还有农民借宗教信仰而进行的反对领主的“一向宗暴动”。
镰仓和室町时代的经济和文化
镰仓时代出现水田稻麦两熟、旱地麦豆两熟或三熟的种植法。农业技术进步,耕地面积扩大。从中国传入的茶叶栽培盛行,并开始种植从朝鲜传来的棉花。手工业和运输业兴旺起来。生产的发展促进了商业发达和城市兴起，同中国、朝鲜等地的贸易也日益发展。
文化方面，从12世纪中叶至13世纪，在中国宋元两朝文化的影响下，出现了以武士为中心的新文化。一系列新的佛教宗派兴起,禅宗尤为武士所尊崇(见彩图日本武士画像)。出现了以京都、镰仓的五山禅林为中心的 “五山文学”。作为日本民族宗教的神道奠定了基础。中国的“朱子学”受到重视。连歌、能乐等文艺形式兴起，茶道（品茶）、花道（插花）也日益盛行。
国家统一和织丰政权 战国时代末期，在群雄中崭露头角的武将织田信长于1573年推翻室町幕府，国家开始走向统一。织田信长的继承者丰臣秀吉于1590年完成国家统一大业。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建立的统治，是没有幕府的武家政权，史称“织丰政权”。织丰时代亦称 “安土桃山时代”。
丰臣秀吉在完成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在全国实行“检地”(1582～1598,史称“太□检地”)；颁布“刀狩令” (1588)，收缴农民手中的武器；固定武士和农民的身份，实行“兵农分离”；为防止西方殖民势力入侵，查禁基督教。通过“检地”，丰臣秀吉集中掌握全国土地，彻底废除了庄园领主土地所有制，代之以封建武士领主所有制。原来在庄园制下受层层剥削的小佃农，得以自立为自耕农。丰臣秀吉妄图征服中国（明朝），为此假道朝鲜，于1592和1597年两次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都以失败告终。
织丰政权时期，日本开始同西方发生接触，欧洲文化传入日本。1543年以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接踵而至,同日本进行贸易。1549年西班牙耶稣会士方济各·沙勿略(1506～1552)到日本传布基督教。1582～1590年,九州的信奉天主教的大名也向欧洲派遣了使节。
幕藩统治体制 1603年，德川家康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在江户（今东京）开设幕府，是为江户幕府，亦称“德川幕府”。江户幕府的统治制度，史称“幕藩体制”。幕府为集中权力和控制诸侯，除颁行有关法令外，还实行参觐交代制度。为查禁天主教、防止西方殖民势力入侵，自17世纪30年代起颁行锁国令，至1853年实行了长达两个多世纪的锁国政策。

③ 日本是怎么强大起来的

经过明治维新而渐趋富强的日本，利用强盛的国力，逐步废除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收回国家主权，摆脱了沦为殖民地的危机；而后随着经济实力的快速提升，军事力量也快速强化，更在1895年以及1904年～1905年，分别于中日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中击败昔日强盛的两个大国—大清帝国与沙皇俄国，受到西方列强的注意，成为称雄一时的亚洲强国；福泽谕吉所提出的“脱亚入欧”论也在此时成为正论。 维新初期，由于明治政府的政策，使得武士的社会地位大幅下降；而随着俸禄渐次缩减，武士的经济上保障也被削弱。凡此种种皆导致士族对明治政府的不满，武力抗争因此接二连三地发生。维新功臣西乡隆盛以鹿儿岛县为中心，于1877年6月18日年所发动的西南战争，成为最后一次，也是规模最大的士族反抗战役。战败之后，残余的士族成员转入地下活动，与板垣退助所主导的“民选议院设立运动”结合，透过“自由民权运动”的开展形成政治上的反对势力。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公布，成为亚洲第一部成文宪法；1890年，日本国会（帝国议会）正式开始运作。 至于社会、文化方面的改变，随着留洋知识分子（伊藤博文、大隈重信、新渡户稻造等）吸收并引介西方文化与典章制度进入日本，以及众多现代化事物的引进，“文明开化”的风潮逐渐形成，对于原本传统而保守的日本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不只物质需求与生活习惯上出现西化的转变，在教育系统与社会组织的广泛推行下，思想与观念上也逐渐有了现代化的倾向（例如守时、卫生等概念与西式礼仪）；文艺上的影响也不小（特别是现代文学与欧式风格建筑）。 另一方面，虽然明治政府锐意改革，但整体而言较为偏重促使国家强盛的结果，也遗留了许多问题：如天皇权力过大、出身藩地的有权有势者长期掌控国政，形成势力庞大的“藩阀政治”体系、土地兼并依然严重、新兴财阀垄断市场经济等现象。这些负面问题与日后发生并累积的一些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相互影响，最终直接或间接促使日本走上侵略扩张的道路

④ 日本天皇是如何产生的

日本天皇名称最早的文字记载是在673年至688年前后由天武天皇制定的《飞鸟净御原令》中。

日本一直保持天皇统治，主要是出于那个狭隘岛国的特殊地理和人文环境，尤其是人们普遍的宗教信仰。在欧洲宗教权力高于皇权，中国的皇权则高于宗教权力，这都使王朝不可免地在宗教、民族和权力冲突中不断更换。

日本古代就形成了神道教与皇室紧密结合，宗教权力与皇室结合在一起，其国内又是单一民族，这就使皇朝不便于更换。

(4)大日本帝国怎么形成扩展阅读

日本国君不是从来就被称为“天皇”的。公元7世纪，圣德太子摄政期间，颁布“十七条宪法”，将大和国国君惯用的“大王”改为“天皇”。小野妹子奉命出使隋朝时，所持国书中有“东天皇敬曰西皇帝”的话，这是日本国君第一次对外自称“天皇”。

天皇在日本实际掌权的时间不长，自1192年源赖朝自任征夷大将军，建立镰仓幕府开始，室町幕府、江户幕府先后专权，天皇大权旁落达七百年之久。直至1867年，倒幕运动后“大政奉还”，天皇才又走向前台。

明治天皇在统治日本的第二十二年（即1889年），颁布了《日本帝国宪法》（又称《明治宪法》），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且“天皇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议会和内阁事实上只是辅佐天皇的臣僚。更为重要的是“天皇统率陆海军”，有军事权。

明治天皇在位期间，推行一系列改革，发动了对中国和俄国的战争，使日本跻身世界强国之列。1912年即位的大正天皇患有精神疾病，所以1921年起由皇太子裕仁摄政，至1926年裕仁登基，改元昭和。

昭和初年，日本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发动战争已是箭在弦上。昭和天皇对“九一八事变”不仅是事先知情的，还在事变后的1932年初褒奖关东军：“冲风冒雪，英勇奋战，以铲除其祸根，扬皇军威武于海外”，“皇军”一词也随即流传开来。

⑤ 日本的天皇制度是怎么形成的

一至三世纪日本首领称“王”或“君”，约到四--五世纪诸王的联合体设在大和地方，其首领改称为“大王”。大约七世纪，圣德太子时代，公布宪法十七条，当时受中国儒教的影响，把大王改为天皇。天皇的称号出自《日本书记》一书中遣隋使图书及法隆寺药师像铭文。“天皇”两字意为“帝王”。第一代天皇为神武天皇。天皇的权利超越任何豪族。大化改新后的半个世纪，日本实行中央集权，天皇的权利到达官僚制的顶点，天皇亲理朝政。特别到天武天皇时，平息了壬申之乱，威望倍增，国民崇天皇为神，迎来了古代天皇的黄金时代。

⑥ 日本怎么形成的

日本国名的由来

日本全称“日本国”，是位于亚洲东北部、太平洋西北隅的岛国。古称“八大洲国”、“苇原中国”、“丰苇原瑞穗国”等。至神武天皇时公元前42年，将其建国的地方称作Yamato，即“和”或“大和”，在日语中，Yama意为“山”，to意为“地方”，合起来原意为“多山之地”，是以地形命名的国名。这样，“大和”一名便成为日本的国名。到了3世纪末4世纪初，在国都附近的大和地方，又出现一个统治整个北九州、势力达到关东地方的邪乌国，又称“大和”政权。所以，当时对日本的俗称为“大和”。大化元年645年，日本第三十六代孝德天皇即位，大化革新后，日本仿效唐制，建立了封建中央集权制国家，为区别以前的大和政权，将国名正式称之为日本国。在日本官方文献上改称日本，则是720年，这一年，日本用汉文编写成《日本书纪》，把“大和”日本古称都改为“日本”。“二战”结束以前大约半个世纪内，日本是一个带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国家。1868年，明治维新，日本的民族扩张主义逐渐抬头。1889年公布的明治宪法定国名为“大日本帝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日本帝国”战败投降。1946年11月公布的宪法称日本为“日本国”，一直使用到现在。

⑦ 日本国是怎么来的

日本这一称呼的使用最迟不晚于7世纪后期。其来历在日本史书中没有明确记载，但中国《新唐书》则记载道：“咸亨元年（670年），遣使贺平高丽。后稍习夏音，恶倭名，更号日本。使者自言，因近日所出，以为名。”

意思是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年），倭国派使者祝贺唐朝平定高丽，因为懂点汉语，所以讨厌“倭”这一名称，因此改国号为日本，使者自称这是因为地理位置靠近日出之处而命名的。

唐代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记载“武后改倭国为日本国”。

而“日本”国名正式记载于史册是公元720年。这一年，日本用汉语纪传体编写成《日本书纪》，把“大和”和“倭”等日本古称都改为“日本”。

现代日本的正式国名为日本国。自明治维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的国名为大日本帝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1946年颁布的日本新宪法中，改成现今的名字。

(7)大日本帝国怎么形成扩展阅读：

历史上日本曾有大和、东瀛、扶桑等别称。

据史书记载，公元3世纪时，日本叫大和国，那个时候它是中国的藩属国，每年都向中国朝贡。据《后汉书》记载，当时东汉的汉光武帝刘秀接见来中国朝拜的大和国的使者时，亲自册封它的国家的国王为倭王，此后大和国便改成了倭国。

因为当时的日本人普遍都生长的矮小，个子矮矮的，而叫矮国又不好听，倭这个字形似矮字，所以就取名为倭国。后来，汉代的皇帝还赐给了倭国金印，印文曰：汉倭奴国王印。从引文上看，当时的倭国并没有独立的主权，其地位就相当于中国的一个诸侯国。后来在日本也出土了这枚金印。

随着时间推移和中国文化渗透，倭国派遣唐使来到中国，乞求武则天赐他们国家的国名为“日本”。武则天起初不同意，一次倭国使者来求见，哀求武则天赐日本国名，那时武则天正在喝酒，倭国使者来打扰，朦胧之时有醉意，就勉强点头答应了。于是倭国就正式的改名为“日本”了，一直沿用至今。

⑧ 日本近代天皇制形成的原因

日本近代天皇制及其特点
1867年12月，日本发生了“王政复古”政变，成立了以天皇为首的新政权。此后，新政权进行了一系列资产阶级改革，史称“明治维新”。“明治维新”是由以下级武士为主导所进行的一次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意义，并带有近代民族民主运动鲜明特点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万峰:《日本近代史》第3页。它的任务是实现近代民族独立和建设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在这个意义上“明治维新”是一次历史的进步，被称为日本历史上的第二次飞跃（第一次是“大化革新”）。由此日本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近代化的道路，成为亚洲独一无二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明治维新又是一次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仍然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如天皇君主制、寄生地主制以及财阀等的存在，都是明治维新不彻底的表现。因此，可以说近代日本是在进步与反动的并存、斗争中发展的。走的是一条畸形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即在发展近代资本主义的同时，也走上了一条军国主义的发展道路。由明治维新所形成的近代日本的存在方式是，以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联合专政为国体，以君主立宪形式的近代君主独裁为政体的近代天皇制。正如马克思评论普鲁士军事专制时所说，是一个“以议会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织起来，并以警察来保卫的军事专制制度的国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22页。由此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近代化的道路，同时确立了日本近代天皇制。至1945年日本战败，近代天皇制的确立和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明治新政权成立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是近代天皇制的雏形期。这一时期，明治政权成立伊始，就发布了《五条誓文》和《政体书》，确定了近代日本的发展目标和方针、政策。接着进行了“废藩置县”、“奉还版籍”、“秩禄处分”、“地税改革”等一系列资产阶级改革，并平定了封建士族的暴乱（以1877年西南战争为突出点），从而确立了近代天皇制的经济政治基础。
第二个时期，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到1890年明治宪法的颁布，明治政府提出“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三大国策，大力推进近代天皇制的建设。在政治上，由于自由民权运动和人民群众反对藩阀专制统治的斗争，明治政府于1885年改太政官制为内阁制，开始正式实行具有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政治制度。至1889年以钦定方式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俗称明治宪法），于次年实施，并开设了议会，至此，标榜资产阶级民主的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大体完成。在经济上，以国家资本为主导大力推进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出现了早期产业革命热潮，农村的寄生地主制也基本形成。在思想文化上，1882年颁布了《军人敕谕》，1890年颁布了《教育敕语》，确立了天皇主义的思想统治体系。以上标志着近代天皇制的正式确立。
第三个时期，从19世纪90年代初至20世纪10年代初。这一时期，日本对外发动了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修订了不平等条约；对内完成了产业革命。这表明日本资本主义已经完全角成并过渡到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近代天皇制作为资产阶级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体制最终完成。万峰:《日本近代史》第202页。
第四个时期，从20世纪10年代初至30年代初，这一时期，伴随着世界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日本也进入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同时由于垄断资本主义的自身矛盾，也伴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危机。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民族解放、民主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蓬勃发展，对近代天皇制产生了巨大冲击。但另一方面，随着世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具有浓厚封建性的天皇制军国主义，向着法西斯化的方向发展。可以说，这一时期是近代天皇制政权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权力向帝国主义法西斯专政转变的过渡时期。
第五个时期，从30年代初至1945年。这一时期，日本法西斯发动“九·一八”事变，首先在东方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开始了法西斯主义的侵略战争，并在战争中把日本推向国家法西斯化。1936年“二·二六”事变后军部法西斯独裁政权的确立和1937年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开始全面侵华，是日本法西斯化的重要标志。至1941年东条英机内阁的全面法西斯独裁体制的确立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标志着日本法西斯化达到最高潮。可以说，这一时期是近代天皇制最反动的时期——法西斯帝国主义时期。或者说，因为日本法西斯的基础是近代天皇制，其突出表现形式是以军部势力为主导，所以又称日本法西斯是天皇制法西斯主义或军部法西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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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近代天皇制及其特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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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近代天皇制始终实行的是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联合专政。这是从近代天皇制的阶级属性或者国体来加以认识的，因此也可以说，近代天皇制是军事的封建的帝国主义。这是对近代天皇制的总的概括。但另一方面，近代天皇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这种变化既有日本国内的内部因素，也有国际的外部影响。这种变化主要是指社会结构和功能，以及统治方式和机能的变化。这种结构功能性变化反映出的基本特征，就是近代天皇制的两重性。从上述阶级性质和结构功能两个方面认识近代天皇制，我们可以看出日本近代天皇制以下的主要特点。
(1)天皇总揽大权和多种政治力量集合体的集团统治方式。战前的日本天皇既不是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的“虚君”状态，也不像美国总统那样握有国家的重大权力，但是天皇作为日本的最高统治者，不仅总揽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统帅权，而且实际上还拥有财权（财权指天皇以拥有大量财产的经济权势来干预政局）和文权（指天皇作为“国君”和“国师”，有权为国民规定思想道德准则，如发布《军人教谕》和《教育教语》等）。明治宪法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第1条）;“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第3条）;天皇“总揽统治权”（第4条）;“天皇批准法律，并命令其公布和执行”（第6条）;如此等等。
在天皇总揽之下，作为行政机构的内阁，其国务大臣的职能是“辅弼天皇”，即辅佐天皇施政，只对天皇负责，而不像西方资产阶级国家那样，对国会负责。立法机关的议会，由贵族院和众议院组成。贵族院是敕任议员，众议院是选举议员（选举资格限制很严，在第1次选举时，有选举权者仅占日本人口的1�1%）。两院表面权力相等，实际上贵族院牵制众议院。司法机关的“裁判所”（法院），亦“以天皇名义，依照法律行之”。上述被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称为“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在日本虽有其形，但其“实”却大打折扣。此外，在近代天皇制统治结构中还有两种占有特殊地位的力量，一是军部势力，它代表着“统帅权独立”（详见下节）。一是宫中势力，包括元老、重臣（内大臣）、枢密院等。其中枢密院作为天皇的最高顾问府，是天皇意志的重要体现。除具有对重大国事进行咨询的职能外，甚至可以否决议会的决议和内阁的政策。有学者认为，“像日本枢密院这样的机构，是其他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没有的。它和帝国议会、内阁，同为支撑天皇制统治的三根支柱”。万峰:《日本近代史》第188页。
由天皇总揽大权，各职能部门分权构成的近代天皇制，是一种既集权又分权的双重统治结构，这样各种势力之间相互牵制、相互制约,而由天皇掌握最终决定权，从而根本反映天皇制的集体意志。
(2)近代天皇制的性质始终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但各政治力量并不平衡，不同时期各有消长。其中主要有藩阀、财阀、官僚、政党、军部以及宫中势力等几种政治力量，其统治形态也相应出现过藩阀政治、政党政治和军部法西斯政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主要是由藩阀和军阀（两者经常浑如一体）为主导的藩阀政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至1932年出现过短暂的政党政治，其后是军部法西斯专政。需要明确的是，各统治力量在维护天皇制统治的根本点上是完全一致的，而且经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交织的。
(3)在对外关系方面，日本近代天皇制走的是一条从属与侵略并存的道路，即所谓“失之于西方，取之于东方”。明治维新时，日本仍然面临着半殖民地的危机，摆脱西方资本主义殖民势力的压迫，实现近代日本民族的独立自主，成为明治新政府头等重要的外交课题。明治政府成立后，立即开始了实现民族完全独立自主的斗争。这一斗争集中体现在修改不平等条约问题上。其中最突出的两个问题是“治外法权”和“关税自主”问题，然而在明治初期，日本收回国权的斗争并不顺利，西方列强以日本“不开化”、“没有资格修改条约”为由，拒绝交涉。为迎合西方列强的口味，日本曾经出现过“鹿鸣馆外交时代”（19世纪80年代，日本通过建洋馆，穿洋服等洋化手段，讨好西方国家）。到19世纪90年代，随着世界资本主义逐渐向帝国主义过渡，西方列强的矛盾斗争为日本修改不平等条约创造了条件。1894年7月，英国率先签订了日英新的通商条约，美、德等国也相继重订了新条约。通过这次修改条约，取消了治外法权，关税自主权也得到很大恢复。进而到1911年，日本再次与美、英等西方各国全面修订条约，完全实现了关税的独立自主和法权上的独立平等。至此近代日本民族的独立自主得以完全实现。
日本修改不平等条约，历经40年，其成功的主要原因当然是日本人民要求实现民族独立自主的结果，但也要注意到，新兴的日本资产阶级也有维护民族独立，摆脱西方列强殖民压迫的要求。虽然他们的态度较之于人民显得十分软弱，但比较注重了解西方情况（如派遣岩仓使节团），重视发展自身实力，善于利用国际矛盾，在完成近代日本民族的独立自主和国家的完整上，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和历史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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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近代天皇制及其特点(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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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对西方列强的态度相反，日本对亚洲各国采取了蔑视和侵略的态度。从1874年发动侵略中国台湾的战争，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多次发动战争，对亚洲弱小民族、国家和地区进行武装侵略，将别国的领土变为日本的殖民地，对那里的人民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奴役，对那里的资源进行疯狂的掠夺。其野蛮性和疯狂性，比起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有过之而无不及。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始终是近代天皇制对外发展的主导方向。
上述近代天皇制的对外发展模式，称之为“脱亚入欧”方式，其具有代表性的论调，是福泽谕吉所写的《脱亚论》。该文说：“我国不可犹豫，与其坐等邻邦之进步，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队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对待中国、朝鲜之办法，不必因其为邻邦而稍有顾虑，只能按西洋人对待此类国家之办法对待之。”1885年3月16日《时事新报》。这个论调集中反映了近代天皇制的对外发展战略，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理论指南。
(4)在经济方面，日本资本主义工业化及垄断资本的形成，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比较有许多特异之处。
第一,跨越式的发展模式。一般来说，资本主义的发展，由原始积累开始，经过产业革命，完成资本主义工业化，然后进入到垄断资本主义。但是日本在明治维新时，由于各种历史条件的限制和作用（如日本资本主义的因素极为薄弱，而西方资本主义已有百年以上的历史等等），日本要追赶西方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就不能亦步亦趋，而必须是跨越式的追赶。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看，自明治维新开始至19世纪80年代初，是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起步阶段。这一阶段，明治政府推行“殖产兴业”政策，大力引进西方工业文明，建立近代企业制度，为资本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基础。其突出特点是，后进国移植型资本主义。从19世纪80年代到甲午战争，是日本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早期产业革命阶段。其特点是产业革命和原始积累同时进行。从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是第一次产业革命高潮和日本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阶段。其特点是在产业革命过程中已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从日俄战争后到20世纪10年代初，日本出现了第二次产业革命高潮，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同时垄断资本主义也大体形成。因此，可以说，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循序渐进地发展，而是交错跨越式发展。
第二,与上一个特点相适应，日本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另一个特点是，国家政权和国家资本的作用极为突出，因此有人称日本资本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基本上是以资本家阶级为主体，是自由资本主义自然而然地开展和实现的。而日本的情况是，从原始积累到工业化实现，一开始就是由国家自上而下地加以组织和推进的，在这个意义说，日本几乎不曾有过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且国家资本在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发挥了特殊重要的作用，私人资本对国家权力的依赖性很大，从而决定了国家资本在日本资本主义中的特殊地位。
第三,在日本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资产阶级亦有其特点。在幕府末期存在着拥有特权的“政商”，明治维新后他们与政府联系密切，转化为新兴资产阶级。还有许多封建领主出身的华族，通过改革俸禄制度，也转化为金融和产业资本家。这样的资产阶级结构残存着相当浓厚的封建因素，使日本资本主义带有一定的封建性。他们在政府的保护下，形成了少数特权资本，从而控制了各个部门的支配权，使日本资本主义很快出现了垄断现象。到日俄战争前，已经形成了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四大财阀和古河、涩泽、大仓等二流财阀。他们几乎垄断了工业、金融业和交通业等重要部门。日俄战争后，这些垄断组织很快发展为康采恩性质的垄断组织，形成了多角经营形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财阀资本已经垄断了国家经济，标志着日本垄断资本主义已经确立。财阀垄断资本是带有浓厚封建性的现代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相结合的企业集团，其组织经营形态一般以“家族总公司——直系公司——旁系公司”的特殊持股关系，结成“家族康采恩”。因此也可以说，日本垄断资本主义是“家族康采恩”式的垄断资本主义。
第四,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内容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般是从轻工业向重工业发展。而日本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毋宁说是从国营重工业部门开始的。虽然从私人资本主义来说，工业化还是从纺织业等轻工业部门开始的，但从整体上看，由于日本资本主义一开始由国家组织和推动，以军事工业为“龙头”的国营重工业始终是日本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牵引车”。日本资本主义工业化，可以说是以军工生产为主的国营重工业的近代化带动以纺织工业为中心的轻工业实现近现代化。这种军事工业的主导性，决定了日本资本主义带有明显的军事性质。同时也是近代天皇制具有明显军事性的重要表现。
第五,日本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带有疯狂的侵略性和掠夺怀，可以说日本资本主义工业化是在殖民侵略扩张中实现的。殖民侵略政策是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例如，日本通过甲午战争从中国获得了大量殖民权益和战争赔款，从而促进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了第1次产业革命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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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近代天皇制及其特点(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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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思想方面，近代天皇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是天皇主义和军国主义，近代天皇制通过国家政权，向国民灌输“天皇国体观”和“武备第一”的思想，以此来支配人们的精神生活。这种精神统治首先是对军队进行思想统治。1878年和1882年，日本相继颁布了《军人训诫》和《军人敕谕》。强调军人必须信守“尽忠节、正礼仪、尚武勇、重信义、贵俭朴”的武士道信条，以此来为天皇制军国主义效忠、卖命，后来还把所谓“战功者”如广濑武夫、乃木希典等捧为“军神”和“圣将”，宣传纯属自杀式的“肉弹攻击”,愚弄军队士兵充当军国主义的炮灰。
1890年近代天皇制确立时，还以天皇名义发布了《教育敕语》，强迫人民“尊崇天皇”，“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这个文件是近代天皇制思想统治的指导方针。为更有效地利用天皇主义愚弄人民，一些御用文人还借用西方哲学思想为天皇主义粉饰。如西村茂树所作《日本道德论》，主张以西洋哲学补充“东洋儒教”；受命解释《教育敕语》的井上哲次郎，在《敕语衍义》中把德国的国家主义嫁接到日本家族主义之上，提出了“家族国体观”、认为“国家至上的忠孝伦理乃是敕语的核心”《近代日本思想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3，第130、161页。。这样，天皇主义披着“西洋”外衣，成为奴役人民的精神枷锁。
(6)随着法西斯主义的出现，具有浓厚封建性的天皇制军国主义很容易地与法西斯主义结合起来，使近代天皇制进入了最黑暗最反动的法西斯天皇制阶段。
在政治上，军部法西斯通过发动侵略战争，不断强化其政治地位，使天皇制统治结构日益法西斯化。军部法西斯不仅对无产阶级革命进行镇压，而且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也毫不留情地肆意践踏。1932年军部法西斯发动“五·一五”政变，宣告了资产阶级“政党政治”的结束。1936年又发动“二·二六”事变，确立了军部法西斯独裁政权。到1940年所谓“近卫新体制”,代表资产阶级民主的政党形式已经不复存在，议会制度形同虚设，实际上完成了“一党一国”的独裁政治体制。1941年东条内阁的上台，更使军部法西斯主义政治独裁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阶段。
在经济上，军部法西斯推行经济军事化和经济统制政策，将国民经济纳入到了法西斯主义的战争轨道。首先，以军费开支为核心的国家财政膨胀化，“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推行“高桥财政”，在1931～1936年期间，财政支出由14�8亿元上升到22�8亿日元，其中军费由4�5亿日元增加到10�3亿日元，军费占财政支出的比率由30%上升到47%。在庞大军费支持下，日本不断扩充军备，使侵略战争不断升级。其次，运用国家权力，对经济实行全面控制，使经济发展完全为侵略战争服务。1931年日本颁布《重要产业统制法》，开始对重要经济部门实行统制，而后又提出了《日满经济统制方案要纲》，实行“日满一体”的统制经济。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经济军事化和统制经济全面展开，颁布了《临时资金调整法》、《国家总动员法》等一系列军事性统制法律，标志着日本军事法西斯主义战争经济业已确立。到近卫内阁时期，颁布了《确立经济新体制要纲》和《重要产业团体令》，确定了将国民经济作为国家整体的原则，按各产业类别设立统制会，对经济运行实行了全面控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成立了军需省，颁布了《军需会社法》，法西斯主义战争经济体制更加深化。
法西斯主义战争体制，强制推行经济军事化，表面上刺激了重化学工业的发展，促进了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实际上这完全是战争需要带来的“跛行景气”，造成了经济结构的畸形化，使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失去平衡。庞大的军事工业和军事财政，只能用于战争消耗。军需生产的扩大必然是对社会总财富的掠夺。这种消耗性掠夺性的经济方式，获利的只能是大垄断资产阶级，最终国民经济必将走向崩溃。战争经济还必然导致国民生活贫困化。法西斯将沉重的战争负担转嫁给人民，一方面必然是劳动强度不断增大，一方面是生活水平的不断下降。人民经受了巨大的战争苦难。总之，军部法西斯推行的经济军事化和统制经济，是近代天皇制发展的极端表现，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极端反动。
在思想上，天皇主义、军国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结合，形成法西斯天皇主义和“高度国防国家”的军事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理论家北一辉，以“超国家主义”理论提出“天皇赤子观”，强调“君民一如”是日本国体的根本。另一法西斯骨干大川周明提出“天皇道义论”，鼓吹由至高无上的天皇绝对权威统治“道义的国家”日本。高素之也接过墨索里尼的国家集权主义论调，认为“万世一系”和天皇国体是日本“独一无二”的精华，宣扬“英雄独裁主义”。军部法西斯政权建立后，法西斯天皇主义意识形态日益强化。1937年和1941年，日本发布了《国体之本义》和《臣民之道》，强调以天皇的“圣德”永远统治日本，国民尽“臣道”维护国家，是“万古不易的国体”。桥川文三编《近代日本思想大系》〔36〕，第69～90、156～187页。
另一方面，军部法西斯从现代军事理论出发，提出了“高度国防国家”理论，强调在天皇的绝对权威下，建立高度的全民的“国防国家”，即法西斯主义的“总体战”体制。“九·一八”事变后，这种“高度国防国家”的思想形成高潮。军部法西斯通过在乡军人会等法西斯团体，大力开展“国防思想普及运动”。对人民进行法西斯主义的思想统治。1934年军部发布了《国防的本义及其加强国防的倡议》的小册子，全面阐述了法西斯主义的“高度国防国家”思想，并广泛向社会进行宣传，毒化人民。当时民主人士评论：这是“以笔为剑的‘五·一五’事件”三轮忠公编《再考·太平洋战争前夜》第88页。;同时，军部法西斯更为注重对军队的思想控制。1941年军部发布了被视为“皇军座右铭”和《军人敕谕》战场版的《战阵训》，强调军人必须视勇武为“皇军精神”之根本，以对天皇的绝对服从为“军纪之精髓”，愚弄士兵为法西斯侵略战争卖命。总之，法西斯天皇主义是各种反动思想的大杂烩，它以极端集权主义方式，用天皇主义的封建伦理和法西斯的国体意识统治人民的精神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