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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怎么评价日本人

发布时间: 2022-08-01 16:11:26

‘壹’ 历史人物小传,急用

辜鸿铭何许人也?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凭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辜鸿铭,(1857年7月18日-1928年4月30日),字汤生。1857年7月18日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马来西亚的槟城州)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
英国的炮舰1840年就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辜鸿铭的义父布朗先生对他说:“你可知道,你的祖国中国已被放在砧板上,恶狠狠的侵略者正挥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学通中西,担起富国治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到了英国,在布朗的指导下,辜鸿铭从西方最经典的文学名着入手,以最朴拙的死记硬背办法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并以优异的成绩被着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并得到校长、着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1877年,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着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后来,蔡元培去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鸿铭已是声名显赫的知名人物;而40年后,当林语堂来到莱比锡大学时,辜鸿铭的着作已是学校指定的必读书了,在林语堂的《京华烟云》一书中曾提及辜鸿铭。14年的留学生活使富有天赋的少年辜鸿铭成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
完成学业后,辜鸿铭听从当时在新加坡的语言大家马建忠的劝说,埋头研究中华文化,并回到祖国大陆,继续苦读中国典籍。他在晚清实权派大臣张之洞幕府中任职二十年,主要职责是“通译”。他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自号“汉滨读易者”。
辜鸿铭博通西欧诸种语言、言辞敏捷的声名很快在欧美驻华人士中传扬开来。他给祖先叩头,外国人嘲笑说:这样做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饭菜了吗?辜鸿铭马上反唇相讥:你们在先人墓地摆上鲜花,他们就能闻到花的香味了吗?他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在轮船上用纯正的德语挖苦一群德国人。英国作家毛姆来中国,想见辜。毛姆的朋友就给辜写了一封信,请他来。可是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辜来。毛姆没办法,自己找到了辜的小院。一进屋,辜就不客气地说:“你的同胞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只要一招手,我们非来不可。”一句话,让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毛姆立时极为尴尬,不知所对。
同时作为东方文化的捍卫者,辜鸿铭的声誉也逐渐显赫起来。辜鸿铭在北京大学讲课时对学生们公开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喻那些四夷之邦。”在那样的时候,他还嘴硬,叫西方为“四夷之邦”,为此,许多人仅仅把他当成一个笑料的制造者,却忽略了他内心的痛苦,忽略了他对东方文化的积极思考,忽略了他对这片土地命运的深切关注,也忽略了他曾做出的坚定而绝望的挣扎。
自1883年在英文报纸《华北日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开始,他昂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几年里,他还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相继在海外刊载和印行。后来又翻译了《大学》。他的工作是创造性的,古老的东方理论中还加入了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在他之前,中国的古经典从来没有好的译本。
从1901至1905年,辜鸿铭分五次发表了一百七十二则《中国札记》,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1909年,英文着本《中国的牛津运动》(德文译本名《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出版,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1915年《春秋大义》(即有名的《中国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同时,他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锐的深刻的。很快《春秋大义》德文版出版了,在正进行“一战”的德国引起巨大轰动。
辜鸿铭认为,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评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他独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此外还有“灵敏”。
辜鸿铭从这一独特的视角出发,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对比,凸显出中国人的特征之所在: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也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在中国人温良的形象背后,隐藏着他们“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鸿铭写道,中国人“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辜鸿铭生活在一个不幸的时代,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只要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就只能是病弱的,任人宰割的。如果你是清醒的,你要抗争,就需付出分外沉痛的代价。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的祖国,辜鸿铭为中华传统之断落而忧患,为炎黄文明之涂炭而忧患,他在笔记《张文襄幕府纪闻》中表达了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自尊与忧患的深层叹息。
辜鸿铭狂放的姿态,是他带泪的表演,是以狂放来保护强烈的自尊。当时西方人见到中国街市当中,遍挂“童叟无欺”四字,常对辜说:于此四字,可见中国人心欺诈之一斑。辜顿时语塞,无以自遣。实际上,因为眼界比同时代的人要开阔许多,那种不幸辜鸿铭比任何人都体会得更清楚、更深刻。由此,他不惜用偏执的态度来表达自己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他学在西洋,却喜欢东方姑娘,尤其喜爱中国姑娘的小脚。他的夫人淑姑是小脚,他一见钟情、终身不负。民国建立后,他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用偏激的行为方式--留辫子,穿旧服,为纳妾和缠足进行头头是道的辩解,来对抗整个社会弃绝中华传统的畸形走向。辜鸿铭一生主张皇权,可他并不是遇到牌位就叩头。慈禧太后过生日,他当众脱口而出的“贺诗”是“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袁世凯死,全国举哀三天,辜鸿铭却特意请来一个戏班,在家里大开堂会,热闹了三天。
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梳着小辫走进课堂,学生们一片哄堂大笑,辜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狂傲的北大学生一片静默。
辜鸿铭生平喜欢痛骂西方人,反以此而见重于西方人,不为别的,就为他骂得鞭辟入里,并总能骂在要穴和命门上。故很多西方人崇信辜鸿铭的学问和智慧,几乎到了痴迷的地步。
当年,辜鸿铭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内的六国饭店用英文讲演“The Spirit of theChinese People”(他自译为《春秋大义》),中国人讲演历来没有售票的先例,他却要售票,而且票价高过“四大名旦”之一的梅兰芳。听梅的京戏只要一元二角,听辜的讲演却要两元,外国人对他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辜鸿铭在西方人面前表现出来的优越感源自于他的机智与幽默。某天,辜鸿铭在他位于北京椿树胡同的私邸宴请欧美友人,点的是煤油灯,烟气呛鼻。有人说,煤油灯不如电灯和汽灯明亮,辜鸿铭笑道:“我们东方人,讲求明心见性,东方人心明,油灯自亮。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专门看重表面功夫。”你说这是谈佛理,谈哲学,还是故弄玄虚?反正他这一套足够唬住那些洋鬼子。
辜鸿铭辩才无双。中日甲午海战后,伊藤博文到中国漫游,在武昌时,与张之洞有过一些接触。辜鸿铭是张的幕僚,作为见面礼,他送了伊藤一本自己刚出版的《论语》英译本。伊藤早知辜氏是中国保守派中的先锋大将,便乘机调侃他道:“听说你精通西洋学术,难道还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两千多年前,却不能行于二十世纪的今天吗?”辜鸿铭见招拆招,回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在数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纪,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会三三得八。”伊藤听了,一时间无词以对。
在北大,受蔡元培、黄侃、洋教授的青睐,但却是西化分子的死对头。对于胡适等人的白话文运动给国人带来传统文化断层上的灾难,曾经早有预见,但最终,民国政府还是在小学课本废除了文言文,给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巨大损失。辜鸿铭,作为一个出生在马来西亚的华侨,用自己的努力捍卫着中华民族的尊严,是他,促使世界第一个孔子学院的诞生,近代中国的人物,也唯有他,是最受到世界各国学者文人的尊敬的人物,然而在他的祖国中国,却屡屡被自己的同胞和学生嘲笑唾骂误解着,我们不能不遗憾那样的时代里,我们的大多数青年的幼稚和愚蠢。
1928年4月30日,辜鸿铭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编辑本段]【着书立说】
辜鸿铭的仕途生涯不足一谈,他一生事迹的意义及其重要性在于沟通中西文化并诉诸于翻译事业。为了让西方人了解中国的孔孟哲学,精神道义,他勤于写作。辜氏一生着述颇丰,且多用流利的英文写成,其目的即在于使西方人了解,并通过了解进而尊重中国文化。
辜鸿铭的英文着作主要包括:
1. Papers from a Viceroy's Yamen: A Chinese Plea for the Cause of Good Government and True Civilization.封面上有赵凤昌亲笔手书的中文书名《尊王篇》。该书于1901年在上海出版,乃是辜鸿铭自和义和团运动以来,陆陆续续发表于《日本邮报》等报刊上的系列英文政论文章结集而成的合集。这些文章分析了义和团运动产生的原因,指出义和团运动完全是外国传教士的不正当活动和西方列强的殖民政策所引起的。辜鸿铭还在书中公开对西方文明及其没落进行大肆的评价。该书出版后,欧洲人争相购买传阅,当时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清史稿》本传中说:"辜氏以英文撰《尊王篇》,申大义,列强知中华以礼教立国,终不可侮,和议乃就。"
2. ET nunc, reges, intelligite! The Moral Cause of the Russia-Japanese War(《当今,皇上们,请深思!日俄战道德原因》)它从1904年12月10日起在《日本邮报》上连续发表,1906年结集于上海刊行。主要讨论日俄战争在道义方面的根源,兼及中西文明问题,并批评俄日双方的政策。
3. 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d Movement(《中国牛津运动故事》),为辜鸿铭为纪念张之洞而作,1910年首次在上海出版。书中他将张之洞比作英国19世纪的红衣主教纽曼(Cardinat Newman),把张之洞领导的维护中国纲常名教的清流运动和纽曼在英格兰教会攻击自由主义的牛津运动作了对比研究,指出张之洞的清流运动和纽曼的牛津运动都是反对和攻击同一个敌人--现代欧洲高度物质文明的破坏力量。
4.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国人的精神》,又名《春秋大义》),这是辜鸿铭向西方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作。该书1915年在北京首次出版,并很快由德国学者奥斯卡·A·H·施密茨(Oscar.A.H.Schmitz)译成德文,一时轰动西方。书中力阐中华民族德精神和中国文明的价值,鼓吹中国文化救西论。全书分为绪言、导论、正文和附录四个部分。导论阐述"良民宗教"(The Religion of Good-Citizenship);正文第一章论"中国人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第二章论"中国女子"(The Chinese Woman),第三章论"中国语言"(The Chinese Language),第四章论"约翰 ·史密斯在中国"(John Smith in China),第五章论"一个着名的汉学家"(A Great Sinologue),第六、七两章论"中国学"(Chinese Scholarship);附录论"崇拜群众的宗教"或名"战争与出路"(The Religion of Mob-Worship or the War and the Way out)。
此外,辜鸿铭还常在英文报刊上发表文章,《字林西报》(又名《华北日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日本邮报》(Japan Weekly Mail)、《北京日报》(Beijing Daily News)、《密勒氏远东评论》(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华北正报》(North China Standard)、《泰晤士报》(The Times)等英文报刊都是他批判西方,阐扬"周孔之道"的阵地。
辜鸿铭的文章发表之后,西方人既惊讶又非常佩服,德国人和日本人尤其如此,为了让更多的国人了解这位东方圣哲的思想和学说,他们把辜鸿铭的文章着述分别译成德文和日文。1920年在德国莱比锡出版了由奈尔逊教授翻译的辜鸿铭的论文集Vox Clamantis(《呐喊》,又名《哀诉之音》)。德国着名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则编译了辜鸿铭文集《中国对于欧洲思想之反抗:批判论文集》,该书主体为《中国牛津运动》。辜鸿铭在日本讲演的论文由日本大东文化协会集结成《辜鸿铭讲演集》于1925年在日本刊行。1941年日本人萨摩雄次在日本编译出版了《辜鸿铭论集》,主要篇目是从《辜鸿铭讲演集》和《中国人的精神》中选译出来的。
[编辑本段]【翻译实践】
作为翻译家,辜鸿铭的贡献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将我国经典古籍《论语》、《中庸》、《大学》等译成英文,在清末民初的中书英译中最享盛誉;另一方面是将外国诗歌等翻译成中文,主要有威廉·柯伯的《痴汉骑马歌》和柯勒律治的《古舟子咏》,成为近代中国向国内译介西方诗歌的先驱。
中国四书五经的翻译最早始于明末清初。当时来华的外国传教士和汉学家把《诗经》、《易经》、《论语》、《老子》等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移译成多种文字传到欧美,有拉丁文、英文、意大利文、法文等译本。要把中国古代经籍译成西方文字,就得同时精通对译的两种语言,能够透彻理会两国文化,并非一般人所能担任。而这些传教士和汉学家大多数只是粗通汉语,因此翻译出来的作品中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有的甚至是积字成句、积字成篇,根本无法从整体上体现中国文化的精奥之处。
到了近代,翻译孔孟着作最出名的要属理雅各(James Legge)。理雅各是个有名的汉学家,汉语造诣很高。在王韬的协助下,他把中国"十三经"中的十部经书译成英文,统称为《中国经典》( The Chinese Classics),在西方享有很高的声誉,到现在,仍被许多西方人视为标准译本。但由于英汉两国语言、文化、思维方式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因此理雅各的翻译虽较之以前的译着相对准确,仍不免有误解曲解、死译硬译、断章取义的现象。
辜鸿铭早在1884年发表的《中国学》一文中就指出:理雅各翻译《中国经典》的工作不过是应时之需,虽然数量惊人,但并不都令人满意。辜鸿铭认为正是这些传教士和汉学家歪曲了儒家经典的原义,糟蹋了中国文化,并导致西方人对中国人和中国文明产生种种偏见。为了消除这些偏见,他决定自己翻译儒家经典。1898年辜鸿铭在上海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译着《论语》(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 A New Special Translation, Illustrated with Quotations from Goethe and Other Writers),1906年又推出了第二本译着《中庸》(The Universal Order or Conct of Life),后来他又翻译了《大学》(Higher Ecation),但是没有正式出版发行。
他在《论语》译序中声称:我们只想在此表达一个愿望,希望那些有教养有思想的英国人在耐心读过我们的译作之后,能够反思一下他们对中国人已有的成见,并能因此修正谬见,改变他们对于中英两国人民与人民、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态度。
辜鸿铭翻译儒经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意译法,即采用"动态对等"的方法,使译文在表达思想方面起到与原文相同的作用,而不是原文与译文之间字栉句比的机械性转换。在《论语》译序中,他就明确指出他的翻译目的是"让普通英语读者能看懂这本给了中国人智力和道德风貌的中文小册子",因此他努力"使孔子及其弟子的谈话方式,就像有教养的英国人在表达与这些中国俊杰同样的思想时一样。"在《中庸》译序中,他进一步阐明他的翻译观点:"彻底掌握其中之意义,不仅译出原作的文字,还要再现原作的风格。"辜鸿铭在具体的翻译工作中,确实努力实践着这一翻译宗旨。例如:
1.《论语·学而第1》中子贡与孔子的一段对话。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者也。"辜鸿铭译为:"A disciple of Confucius said to him,' To be poor and yet not to be servile; to be rich and yet not to be proud, what do you say to that?'' It is good, 'replied Confucius, 'but better still it is to be poor and yet contented; to be rich and yet know how to be courteous.'" 句中"谄"字译得尤为精彩,servile 远比flatter 更能表情达意。而且整个译句简洁明了,既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又与原句语体风格相互呼应。
2.《论语·子罕第9》中记载颜回赞叹孔子之道高且深的那段话:"仰之弥高, 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辜将之译为:"The more I have looked up to it the higher it appears. The more I tried to penetrate into it the more impenetrable it seems to be. When I have thought I have laid hold of it here, lo! it is there. But the Master knows admirably how to lead people on step by step. He has enlarged my mind with an extensive knowledge of the arts, while guiding and correcting my judgment and taste. Thus I could not stop in my progress, even if I would."
辜氏的这段译文很好地保持了原文言简意赅的特点。"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译成"The more I have looked up to it the higher it appears. The more I tried to penetrate into it the more impenetrable it seems to be" , 对仗工整,用词洗练到位。"When I have thought I have laid hold of it here, lo! it is there" 一句则将颜回慨叹孔子之道高深不可捉摸的语气栩栩如声地传递出来,让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辜氏将"欲罢不能"译成"Thus I could not stop in my progress, even if I would", 充分挖掘了原文的内涵和神韵并将之生动地再现出来。
辜氏再现原作风格的努力还体现在以诗译诗,即把《论语》、《中庸》等中出现的诗歌片段同样用诗歌的形式表现出来。由于辜氏精通中英文,所以译得颇为成功。如《论语·微子篇第18》中楚狂接舆之歌:"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尤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辜氏是这样译的:
"O Phoenix bird! O Phoenix bird,
"Where is the glory of your prime?
"The past, --t is useless now to change,
"Care for the future yet is time.
"Renounce! Give up your chase in vain;
"For those who serve in Court and State
"Dire peril follows in their train."
全诗分为三节,共7行,每行8个音节,双行押韵,读后琅琅上口。全诗的关键"Renounce! give up your chase in vain", 把接舆对于孔子没有于乱世之际隐退的不理解和惋惜之情充分地表达出来。
辜鸿铭翻译儒家书籍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是引用歌德、卡莱尔、阿诺德、莎士比亚等西方着名作家和思想家的话来注释某些经文,这在儒经翻译史上还是第一次。辜氏在《论语》译序中解释了其用意:"为了让读者彻底理解书中思想的含义,我们引用了欧洲一些非常着名作家的话,作为注释。通过唤起业已熟悉的思路,这些注释或许可以吸引那些了解这些作家的读者。"近代中国于西方的文化交流虽然是双向的,但"西学东渐"的势力始终要比"东学西渐"强大得多,且西方人在对东学进行选择时总是带着殖民者高高在上的蔑视态度,因此,与东方文化的隔膜甚深。在这种情况下,辜氏的儒经注释法对于帮助西方读者理解中国文化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除了引用欧洲名家作注之外,辜氏还在注释中将书中出现的中国人物、中国朝代与西方历史上具有相似特点的人物和时间段作横向比较。如将颜回比作圣·约翰,子路比作圣·彼得,尧比作亚伯拉罕等。对于夏朝这样一个时间概念,辜氏作了这样的比拟:夏朝之于孔子时代的人就如希腊历史之于现代欧洲人。这样的比较未必恰当,但却有助于那些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的西方人更好地把握儒家经典的内容。
辜鸿铭所译的《论语》、《中庸》等较之以前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的儒经译本有了质的飞跃,可以说是儒经西译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但由于思想和时代的局限性,他的译作中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之处。
辜氏译经最大的缺点在于过分意译。其表现之一就是在把握大意的前提下,随意增添许多原文没有的内容。如对"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论语·学而第1》)一句的翻译。辜氏的译文为:"It is indeed a pleasure to acquire knowledge and, as you go on acquiring, to put into practice what you have acquired. A greater pleasure still it is when friends of congenial minds come from afar to seek you because of your attainments." 其中"as you go on acquiring", "greater", "of congenial minds"和"because of your attainments"都超出了原文的内容。表现之二 是将译文中出现的大量中国人名、地名删掉。
如在《论语》中,他只保留了颜回和仲由的名字,而孔子的其他弟子则直接翻译为"孔子的一个弟子"或"另一个弟子"。虽然他这样做的动机是好的:"为了进一步除去英语读者会产生的古怪感和奇异感,只要有可能,我们就删除其中的专有名词。"(见《论语》译序)但对于帮助西方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这一点,并没有好处,因为儒经中出现的中国人名、地名往往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容,删掉之后就会改变原文的文化色彩和民族色彩。翟林奈(Lionel Giles)在他自己的《论语》译本(The Sayings of Confucius)中就指出辜氏的这种做法只会使刻画人物形象的力度大打折扣,而人物塑造正是《论语》的引人之处。
对于辜氏英译儒经,曾存在过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一种是赞美推崇,一种是否定批评。持前一种观点的以林语堂为代表。林语堂在《从异教徒到基督教徒》一书中这样评价道:"他(辜鸿铭)了不起的功绩是翻译了儒家《四书》的三部,不只是忠实的翻译,而且是一种创造性的翻译,古代经典的光透过一种深的了然的哲学的注入。他事实上扮演东方观念语西方观念的电镀匠。他的《孔子的言论》,饰以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有关儒家书籍的翻译,得力于他对原作的深切了解。"持否定态度的则以王国维为代表。王国维曾认真研读过辜氏翻译的《中庸》,并着书《辜汤生英译〈中庸〉后》一文指陈其中大小弊病若干条,认为辜氏的翻译尝试乃一大失败。
不管人们对辜氏译经活动的评价如何,我们都应该承认他对中华文化的阐释宣扬功不可没。他所译的《论语》,泰西购者近万部,流传甚广;所译的《中庸》曾被收入在《东方智慧丛书》中。辜氏也因此在西方声名大噪。他以极大的热情和创造性把中国传统文化介绍给西方世界,在中西文化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贰’ 辜鸿铭为什么在日本人的报纸上骂中国学生

因为当时国内报纸大多被学生们的后台……用金钱收买了,不肯登载辜先生的理性文章。
即使国内有一些报社能够理解辜先生的良苦用心,但由于惧怕学匹暴徒前来算账,也不得不婉言谢绝了辜先生的投稿。

‘叁’ 国学大师辜鸿铭,大家对他有什么评价

他绝对是晚清民国的第一大儒,当年他把四书等典籍翻译成外文传给西方,西方人看了都大为认可,尊称他是当代的孔子,而他本人学贯中西,一人精通十几种语言,外语说的比中文还好,八股联军侵华时,慈禧都不敢硬抗,唯独辜鸿铭见了哪个国家的人,就用哪个国家的语言骂他们,偏偏每个国家的人都不敢怎么样辜鸿铭,在当年这是绝对的民族和文化自信,另外辜鸿铭的助手都是外国人,这在当年也是奇迹了

‘肆’ 为啥清末怪杰辜鸿铭说:日本人才是真正的中国人

辜鸿铭于1924年在日本东京大学做了题为《中国文明的复兴与日本》的演讲,而这句“日本人才是真正的中国人”正是出自于这次演讲。如果将这句话单独列出来,显然令人愤慨,让人觉得狗屁不通,但要将其放回原文再看,则不得不承认,辜鸿铭先生说的却有几分道理。

‘伍’ 辜鸿铭演讲时,为何说“日本人才是真正的中国人”

辜鸿铭先生叼着烟斗在哗然声中上台,众人纷纷议论“这就是北大英文教授,居然留着辫子。”先生坦然风趣道:“老夫的辫子长在头上,诸君的辫子长在心里。”接着一转身,背对众人道:“诸君请尽情地笑吧。”1924年,辜鸿铭在日本做一次演讲主题,为中国人民的复兴与日本,他提出了日本人都不是真正的日本人,日本人是真正的中国人这一观点。然而,辜鸿铭所说的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今天的强盛。而绝非特意下功夫讨好日本人。这样一位接受了最新潮教育的伟大文化大师,中国文化对外的宣扬者,想必,是不会崇洋媚外的。

‘陆’ 在日本演讲时,辜鸿铭为何会说,日本人才是真正的中国人

20世纪初斐声海外的辜鸿铭,堪称名副其实的民国奇人。当时世界上的一些重量级人物,都曾与他有过一定的瓜葛,列夫·托尔斯泰曾经给他写过信;泰戈尔曾经与他在思想上碰撞出火花;就连印度圣雄甘地,都赞美他是一位“可敬的中国人”。

而在国人的口中,辜鸿铭的评价变得两极分化,赞美他的人会认为他是“怪杰”,贬低他的人则认为他是“怪物”。辜鸿铭曾经在日本做演讲时,脱口而出“日本人才是真正的中国人”的话,引起了轩然大波。作为中国人的辜鸿铭,为何会说出这样的话呢?

辜鸿铭老年

令人惊讶的是,过了13年以后,辜鸿铭此行的所有演讲内容,竟然被日本帝国拿出来断章取义,这些侵略者只摘取了对日本有利的言论中片言之语,他们打着“辜鸿铭热”的旗号,抹黑这位文化怪杰,并借此掩盖他们的侵略罪行,最终导致辜鸿铭的许多言论被世人所误解。

‘柒’ 请教大家 介绍一下辜鸿铭大师。

狂儒辜鸿铭

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辜鸿铭何许人也?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凭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辜鸿铭,字汤生。1857年7月18日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

英国的炮舰1840年就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辜鸿铭的义父布朗先生对他说:“你可知道,你的祖国中国已被放在砧板上,恶狠狠的侵略者正挥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学通中西,担起富国治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到了英国,在布朗的指导下,辜鸿铭从西方最经典的文学名着入手,以最朴拙的死记硬背办法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并以优异的成绩被着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并得到校长、着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1877年,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着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后来,蔡元培去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鸿铭已是声名显赫的知名人物;而40年后,当林语堂来到莱比锡大学时,辜鸿铭的着作已是学校指定的必读书了。14年的留学生活使富有天赋的少年辜鸿铭成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

完成学业后,辜鸿铭听从当时在新加坡的语言大家马建忠的劝说,埋头研究中华文化,并回到祖国大陆,继续苦读中国典籍。他在晚清实权派大臣张之洞幕府中任职二十年,主要职责是“通译”。他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自号“汉滨读易者”。

辜鸿铭博通西欧诸种语言、言辞敏捷的声名很快在欧美驻华人士中传扬开来。他给祖先叩头,外国人嘲笑说:这样做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饭菜了吗?辜鸿铭马上反唇相讥:你们在先人墓地摆上鲜花,他们就能闻到花的香味了吗?他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在轮船上用纯正的德语挖苦一群德国人。英国作家毛姆来中国,想见辜。毛姆的朋友就给辜写了一封信,请他来。可是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辜来。毛姆没办法,自己找到了辜的小院。一进屋,辜就不客气地说:“你的同胞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只要一招手,我们非来不可。”一句话,让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毛姆立时极为尴尬,不知所对。

同时作为东方文化的捍卫者,辜鸿铭的声誉也逐渐显赫起来。辜鸿铭在北京大学讲课时对学生们公开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喻那些四夷之邦。”在那样的时候,他还嘴硬,叫西方为“四夷之邦”,为此,许多人仅仅把他当成一个笑料的制造者,却忽略了他内心的痛苦,忽略了他对东方文化的积极思考,忽略了他对这片土地命运的深切关注,也忽略了他曾做出的坚定而绝望的挣扎。

自1883年在英文报纸《华北日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开始,他昂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几年里,他还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相继在海外刊载和印行。后来又翻译了《大学》。他的工作是创造性的,古老的东方理论中还加入了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在他之前,中国的古经典从来没有好的译本。

从1901至1905年,辜鸿铭分五次发表了一百七十二则《中国札记》,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1909年,英文着本《中国的牛津运动》(德文译本名《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出版,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1915年《春秋大义》(即有名的《中国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同时,他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锐的深刻的。很快《春秋大义》德文版出版了,在正进行“一战”的德国引起巨大轰动。

辜鸿铭认为,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评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他独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此外还有“灵敏”。

辜鸿铭从这一独特的视角出发,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对比,凸显出中国人的特征之所在: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也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在中国人温良的形象背后,隐藏着他们“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鸿铭写道,中国人“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辜鸿铭生活在一个不幸的时代,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只要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就只能是病弱的,任人宰割的。如果你是清醒的,你要抗争,就需付出分外沉痛的代价。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的祖国,辜鸿铭为中华传统之断落而忧患,为炎黄文明之涂炭而忧患,他在笔记《张文襄幕府纪闻》中表达了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自尊与忧患的深层叹息。

辜鸿铭狂放的姿态,是他带泪的表演,是以狂放来保护强烈的自尊。当时西方人见到中国街市当中,遍挂“童叟无欺”四字,常对辜说:于此四字,可见中国人心欺诈之一斑。辜顿时语塞,无以自遣。实际上,因为眼界比同时代的人要开阔许多,那种不幸辜鸿铭比任何人都体会得更清楚、更深刻。由此,他不惜用偏执的态度来表达自己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他学在西洋,却喜欢东方姑娘,尤其喜爱中国姑娘的小脚。他的夫人淑姑是小脚,他一见钟情、终身不负。民国建立后,他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用偏激的行为方式--留辫子,穿旧服,为纳妾和缠足进行头头是道的辩解,来对抗整个社会弃绝中华传统的畸形走向。辜鸿铭一生主张皇权,可他并不是遇到牌位就叩头。慈禧太后过生日,他当众脱口而出的“贺诗”是“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袁世凯死,全国举哀三天,辜鸿铭却特意请来一个戏班,在家里大开堂会,热闹了三天。

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梳着小辫走进课堂,学生们一片哄堂大笑,辜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狂傲的北大学生一片静默。

附: 《中国人的精神》(节选)

我曾听一位外国朋友这样说过:作为外国人,在日本居住的时间越长,就越发讨厌日本人。相反,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长,就越发喜欢中国人。这位外国友人曾久居日本和中国。我不知道这样评价日本人是否合适,但我相信在中国生活过的诸位都会 同意上述对中国人的判断。一个外国人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久,就越喜欢中国人,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中国人身上有种难以形容的东西。尽管他们缺乏卫生习惯,生活不甚讲究;尽管他们的思想和性格有许多缺点,但仍然赢得了外国人的喜爱,而这种喜爱是其他任何民族所无法得到的。我已经把这种难以形容的东西概括为温良。如果我不为这种温良正名的话,那么在外国人的心中它就可能被误认为中国人体质和道德上的缺陷——温顺和懦弱。这里再次提到的温良,就是我曾经提示过的一种源于同情心或真正的人类的智慧的温良——既不是源于推理,也非产自本能,而是源于同情心——来源于同情的力量。那么,中国人又是如何具备了这种同情的力量的呢?

我在这里冒昧给诸位一个解答——或者是一个假设。诸位愿意的话,也许可以将其视为中国人具有同情力量的秘密所在。中国人之所以有这种力量、这种强大的同情的力量,是因为他们完全地或几乎完全地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中国人的全部生活是一种情感的生活——这种情感既不来源于感官直觉意义上的那种情感,也不是来源于你们所说的神经系统奔腾的情欲那种意义上的情感,而是一种产生于我们人性的深处 ——心灵的激情或人类之爱的那种意义上的情感。

下面让我们看看中国人是否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对此,我们可以用中国人实际 生活中表现出的一般特征,来加以说明。

首先,我们来谈谈中国的语言。中国的语言也是一种心灵的语言。一个很明显的 事实就是:那些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其儿童和未受教育者学习中文比成年人和受过 教育者要容易得多。原因在于儿童和未受教育者是用心灵来思考和使用语言。相反, 受过教育者,特别是受过理性教育的现代欧洲人,他们是用大脑和智慧来思考和使用语言的。有一种关于极乐世界的说法也同样适用于对中国语言的学习:除非你变成一 个孩子,否则你就难以学会它。

其次,我们再指出一个众所周知的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事实。中国人具有惊人的 记忆力,其秘密何在?就在于中国人是用心而非脑去记忆。用具同情力量的心灵记事 ,比用头脑或智力要好得多,后者是枯燥乏味的。举例来说,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儿 童时代的记忆力要强过成年后的记忆力。因为儿童就象中国人一样,是用心而非用脑去记忆。

接下来的例子,依旧是体现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并得到大家承认的一个事实— —中国人的礼貌。中国一向被视为礼仪之邦,那么其礼貌的本质是什么呢?这就是体 谅、照顾他人的感情。中国人有礼貌是因为他们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他们完全了解 自己的这份情感,很容易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显示出体谅、照顾他人情感的特征。中 国人的礼貌虽然不象日本人的那样繁杂,但它是令人愉快的。相反,日本人的礼貌则是繁杂而令人不快的。我已经听到了一些外国人的抱怨。折衷礼貌或许应该被称为排 练式的礼貌——如剧院排戏一样,需要死记硬背。它不是发自内心、出于自然的礼貌 。事实上,日本人的礼貌是一朵没有芳香的花,而真正的中国人的礼貌则是发自内心 、充满了一种类似于名贵香水般奇异的芳香。

我们举的中国人特性的最后一例,是其缺乏精确的习惯。这是由亚瑟·史密斯提出并使之得以扬名的一个观点。那么中国人缺少精确性的原因又何在呢?我说依然是 因为他们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心灵是纤细而敏感的,它不象头脑或智慧那样僵硬、 刻板。实际上,中国人的毛笔或许可以视为中国人精神的象征。用毛笔书写绘画非常困难,好像也难以准确,但是一旦掌握了它,你就能够得心应手,创造出美妙优雅的书画来,而用西方坚硬的钢笔是无法获得这种效果的。

正是因为中国人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一种像孩子的生活,所以使得他们在许多方面还显得有些幼稚。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即作为一个有着那么悠久历史的伟大 民族,中国人竟然在许多方面至今仍表现得那样幼稚。这使得一些浅薄的留学中国的 外国留学生认为中国人未能使文明得到发展,中国文明是一个停滞的文明。必须承认 ,就中国人的智力发展而言,在一定程度上被人为地限制了。众所周知,在有些领域 中国人只取得很少甚至根本没有什么进步。这不仅有自然科学方面的,也有纯粹抽象 科学方面的,诸如科学、逻辑学。实际上欧洲语言中"科学"与"逻辑"二词,是无 法在中文中找到完全对等的词加以表达的。

象儿童一样过着心灵生活的中国人,对抽象的科学没有丝毫兴趣,因为在这方面心灵和情感无计可施。事实上,每一件无需心灵与情感参与的事,诸如统计表一类的 工作,都会引起中国人的反感。如果说统计图表和抽象科学只引起了中国人的反感, 那么欧洲人现在所从事的所谓科学研究,那种为了证明一种科学理论而不惜去摧残 肢解生体的所谓科学,则使中国人感到恐惧并遭到了他们的抑制。

实际上,我在这里要指出的是: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并非他们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所有处于初级阶段的民族都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正如我们都知道的一样,欧洲 中世纪的基督教徒们也同样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马太·阿诺德就说过:"中世纪的 基督教世人就是靠心灵和想象来生活的。"中国人最优秀的特质是当他们过着心灵的生活,象孩子一样生活时,却具有为中世纪基督教徒或其他任何处于初级阶段的民族 所没有的思想与理性的力量。换句话说,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是:作为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它既有成年人的智慧,又能够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因此,我们与其说中国人的发展受到了一些阻碍,不如说她是一个永远不衰老的民族。简言之,作为一个民族,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就在于他们拥有了永葆青春的秘密。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最初提出的问题了——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真正的中国人就是有着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过着心灵生活的这样一种人。 简言之,真正的中国人有着童子之心和成人之思。中国人的精神是一种永葆青春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中国人永远年轻的秘密又何在呢?诸位一定记得我曾经说过:是同情或真正的人类的智能造就了中国式的人之类型,从而形成了真正的中国人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这种真正的人类的智能,是同情与智能的有机结合,它使人的心与脑得以调和。总之,它是心灵与理智的和谐。如果说中华民族之精神是一种青春永葆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那么,民族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心灵与理智的完美谐和。

‘捌’ 生逢乱世还见谁骂谁,辜鸿铭为何能得到善终

文|大熊飞罐

除了辫子和长袍马褂之外,辜鸿铭还有一个立世标签――狂。辜鸿铭的狂主要表现在两个地方:一是愿意当众显示自己的才能,二是经常骂人。

中年辜鸿铭就是一个斗士的形象。

辜鸿铭可以轻易表现出来的才能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外语好,一个是记性好。配上辜鸿铭老土守旧的造型,所以很容易引起别人的惊讶,从而留下一段段逸事。

有一次,辜鸿铭在电车上看《泰晤士报》,几个同车的英国人见他的样子可笑,出语侮辱。辜听到后,故意将报纸倒过来看。英国人更加嘲笑他连字都不认识。此时辜鸿铭看着倒着的报纸,将整段文章朗诵出来,并说,“英文太简单,如果不倒着看,就一点意思也没有了。”

梁敦彦是清末知名的外交官,还曾在北洋政府中担任过交通总长,他也曾在张之洞的幕府中任职,与辜鸿铭相熟。一次,辜鸿铭和他打赌,说自己能背下来英国诗人弥尔顿的长诗《失乐园》。这首长诗共6100多行,辜真的背了下来。

辜鸿铭第二个表现狂的方式是见人就骂,主要骂的还是达官显贵或社会知名人士。

让我们先简单看看他都骂过谁:

大清帝国还未倒台时,一次,外务部举行联欢会,有地方官员给李鸿章行礼,李鸿章极为傲慢,视而不见。辜鸿铭看不过去,走上前去讽刺李鸿章,“一直听说中堂大人身体欠安,原来患的是眼疾啊!”

一次辜鸿铭和盛宣怀闲聊,盛怕辜说出不好听的话,所以很小心,自称管理经济不如张宫保(张之洞)。谁知还是被辜找到了话茬。辜鸿铭说:“张宫保比起你来差远了。张宫保的部下,一个个穷困不堪;而你的部下,一个个大腹便便,富雄一方。所以张宫保的经济才能比你差远了。”

辜鸿铭主要着作之一《张文襄幕府纪闻》刊行于1910年,他在书中评论的人物大都健在,有的依然很有权势,但辜鸿铭在书中指名道姓,嬉笑怒骂,毫不避讳。

1911年,张謇、唐绍仪来劝辜鸿铭辅佐袁世凯,辜不仅拒绝,而且奚落两人:“鄙人命不犹人,诚当见弃。然则汝两人者,一为土芥尚书,一为犬马状元乎?”好在唐绍仪是出了名的好脾气,对此并不介意。辜去世后,唐还曾向国民政府为他申请国葬。

袁世凯称帝后,辜鸿铭多次在不同场合骂袁世凯是“贱种”“流氓”,公开宣称袁是“中国群氓的化身”。在北大讲课时,有一次从上课开始骂袁世凯,一直骂到下课。学生总结:不能跟辜先生提“袁世凯”,一提一堂课就报废了。

在清末民初那样一个乱世,政客、文人惹来杀身之祸的不在少数,辜鸿铭的做法难免会令人担心他的人身安全。但实际是,辜鸿铭活到72岁,因染上感冒而去世。那么,处处得罪人的辜鸿铭为什么会得到善终的呢?

1我本善良

辜鸿铭虽然狂傲,但本性有善良的一面。

据梁实秋记载,辜鸿铭听不得乞讨之声,一听见,便出门施舍一两枚小银币。其晚年时,家境已比较穷困,但仍如此施舍,所以其妻对此非常恼怒。一次,又有叫花子上门讨钱,辜照例又给了钱,结果回来后,他夫人将手中饭碗砸向他的脑袋。

辜鸿铭有一个妾,是日本人,叫吉田蓉子,辜鸿铭之所以收她为妾,其实也因为可怜她。吉田蓉子的父母来中国,多年未有音讯,吉田蓉子便只身一人来中国寻找。父母没找到,她还被拐卖到汉口一妓院中。吉田蓉子坚持不肯接客,遭到鸨母的打骂。辜鸿铭了解情况后,把她赎回家中。后在其妻的撮合下,吉田蓉子当了妾。虽然后来辜鸿铭帮她找到了父母,她也决定不再返回日本。

类似这样的善良本性肯定会反映在辜鸿铭的日常行为上,也会成为他的“护身符”吧。

2狂有狂的底气

辜鸿铭之所以狂,因为他有狂的底气,就是他的学识才能确实高人一等。辜鸿铭自小在欧洲留学,通晓英语、德语、法语、拉丁语、希腊语等9种语言。他的这种“通晓”,不仅仅是流利对话,而是可以用其写出高质量的文章,孙中山、林语堂都曾认为其英文造诣“中国第一”。

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曾写信向辜鸿铭请教,与其探讨过中国文化对现实世界所起的作用。

英国作家毛姆对辜鸿铭的评价是“声高望重的哲学家”“中国孔子学说的最大权威”。

正是因为具有这些才能,辜鸿铭才有立身之阶:张之洞收他在幕府中任职20年,并颇为依重他,后又向朝廷举荐他。袁世凯也曾想起用他,被拒绝后还想拉拢他,许之每月600大洋,来做家庭教师。蔡元培也力排众议,让他来北大当教授。

有狂的资本,虽然爱骂人,但还可以为其他人接受吧。

3做事有原则性

在张之洞的举荐下,做了多年幕僚后,辜鸿铭当上了上海黄浦浚治局督办,这是一个月薪高达800两银子的肥缺。辜上任后,发现局里的洋雇员贪污挖泥工费,十分愤怒,要予以严办。但将情况呈报上去之后,上级却决定不查办。辜鸿铭气愤不过,想方设法将此事捅到了报纸上。

因缺资金购买外国军火,张之洞派辜鸿铭到上海去借外债。辜鸿铭找到德国一家银行的经理,说明来意后,马上声明绝不收回扣。

民国初年,议会贿选成风。辜鸿铭在参加一次国际聚会时碰到一位议员,便指着此人,用英语说:“此人要用800大洋买我的选票。诸位,我辜鸿铭如此卑贱吗?”

所以,辜鸿铭的愤怒也是有原则性的,并非随心所欲地乱来,这也是最终保证辜鸿铭平安度过一生的原因之一吧。

‘玖’ 辜鸿铭为何选择在日本人办的报纸上谴责五四青年学生

巴黎和会谈判失败,是个人可以左右的吗? 学生借此接口,暴力冲击国家官员,违法乱纪,犯罪当以法律为准绳,不可用私法,这不是暴民吗?这是民族主义,这就是赤裸裸的暴力,文革中也是这样,给国家带来巨大的损失。学生不过是被利用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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