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為什麼要打庫恩德

『壹』 愛上迫害自己的壞人心理病症！

一名劫匪在持槍搶劫銀行時中了警方的埋伏，隨即劫持了一男三女，將他們扣壓在保管庫內。匪徒提出的條件是，釋放在押的同夥，保證他們安全出境，否則將人質一個個處死。經過六天的包圍，警方設法鑽通了保管庫，用催淚瓦斯將人質和劫匪驅趕出來，狙擊手同時作好了危急情況下擊斃劫匪的准備。然而，「離開保管庫後，三名人質反而將劫持者圍了起來，保護他不受警方的傷害，並拒絕提供不利於他的證詞。一個女人還說她愛上了劫持者，等他獲釋後就嫁給他」〔1〕。

這是發生在1973年瑞典斯德哥爾摩的一個真實的故事。從那時起，心理學增添了一種新病例——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在西方人質劫持事件中是相當普遍的一種現象。請看以下事例：

「劫持者與當局交火，而人質卻幫助他們填子彈……

「有一次，一個劫持者帶著他的女人質通過一片沼澤地逃跑，警察即將趕上，劫持者嫌人質拖累，就決定放她，但這個女人卻一直跟在後面跑。當警察逼近時，她還朝警察擲石頭，想減慢他們的速度，掩護劫持者逃跑……

「曾發生過這樣的情況，當警察進行襲擊時，人質竟自動站出來用身體為劫持者擋槍子……

「有一次，被釋放的人質偷偷越過警察跑到劫持者那裡，向他們報告警察所在的位置……

「被綁架的人質可能向警方提供不可靠的情報，甚至假情報，例如虛報劫持者的武器數量及種類。當局的援助工作可能受到阻礙。……」〔2〕

人質這是怎麼了？恐懼能夠產生愛？傷害能夠帶來依戀？高爾基曾經謳歌：「人，這是個大寫的字母！」「大寫字母」從什麼時候起寫得歪歪扭扭的？

西方心理學家這樣解釋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人質會對劫持者產生一種心理上的依賴感。他們的生死操在劫持者手裡，劫持者讓他們活下來，他們便不勝感激。他們與劫持者共命運，把劫持者的前途當成自己的前途，把劫持者的安危視為自己的安危。於是，他們採取了「我們反對他們」的態度，把當局當成了敵人。〔3〕

東西方的國情有異，斯德哥爾摩症「傳染」到東方後，產生了一些「變種」。東方人質落入劫持者的掌握後，對劫持者產生了更強的「心理上的依賴感」（大多數「以命相托」），然而他們的命運卻十分悲慘。

1999年，中國福建省三明市發生過一起滅門慘案，一公司老總家全家遇害。案破後，警方對這家人的被害唏噓不已。案情經過是這樣的：搶匪闖進家門，宣稱只要服從，將不會傷害他們。但在捆綁家屬時，兒子與他們打了起來。女兒直叫別打了：「他們又不會傷害我們。」「他們只是要點錢財。」於是兒子停止了反抗。匪徒將他與其姐姐、保姆全部捆好，正當逼迫他們交出貴重錢物時，經理夫婦到家了，此刻時間約為晚上十點。父親一看家人被縛，沖上去以一敵三與搶匪搏鬥，因其身壯力大，加之是在拚命，搶匪一時還奈何不了他。這時兒子、女兒不斷在旁哀求父親：「爸爸，別打了，他們只是要我們一點財產，不會害我們命的，你這樣子要把大家都害死了。」父親聽女兒這么說，遂停止了反抗，搶匪也將他捆綁起來。這時母親進了房，嚇得大叫起來，父子三人又勸她：「這幾位兄弟只是要我們一點財產，不會害我們的，別怕！」於是母親也停止了叫喊。搶匪把她也捆好並把一家人的口全部塞緊，在這之前，匪徒們因緊張都忘記了這點。接下去是逼問、拷打，匪徒得到存摺密碼及貴重物品後便將一家人（包括保姆共五口）全部殺害。

一個警官說，這一家人至少有兩次活命機會都沒抓住，即如果當父親與匪徒搏鬥時全家人一起呼救——這家人所住的房子臨街——獲救的可能性非常大。或者他與匪徒搏鬥時，擋住匪徒，大聲呼叫妻子別上來，歹徒很可能要奪門而逃。

他們是否希望以自己的誠心感動匪徒?他們是否想證明，心和心可以相通，四海之內皆兄弟？

「不會傷害我們」的呼聲也曾響徹在浙江千島湖上。1994年，三個歹徒在千島湖用獵槍、刀、斧劫持了一艘大型遊艇，將三十二個遊客（包括導游及其他員工）全部殺害。此案的驚奇之處是遊客被騙鎖進底艙，歹徒打開船底閘門淹船時，艙內哭聲震天，遊客沖上去拚命砸鐵欄門，歹徒扔炸葯包，倒下去一批，又沖上一批……這里有個疑問，現在被鎖住了才拚命，何不當初自由時拚命？三十多人齊往前沖，歹徒又能擊倒幾個？案後據罪犯招供，被鎖進底艙時確實有部分遊客想反抗，但導游和眾多「有頭腦」的遊客把他們說服了：「聽他們的」；「他們只是要財物，不會傷害我們的」。原來如此！

1976年，法航139次班機被恐怖分子劫持到烏干達的恩德培機場。以色列年輕婦女達維森是經歷這段地獄之旅的少數頭腦清醒者之一。據她回憶，劫持過程中，留給她強烈印象的不是恐怖分子如何凶神惡煞，如何毆打、虐待旅客，而是每當恐怖分子的頭（達維森認為此人相當陰險狡猾）發表演說，全機艙里一片掌聲。達維森非常討厭這些掌聲，她寫道：

這些年來，我一直不能理解大屠殺。年復一年，我讀了關於這個問題的材料，看了這類電影，聽了那些聳人聽聞的證詞，但是我不能理解。為什麼猶太人竟那麼平靜地走進煤氣室？為什麼當他們一無所有的時候，他們還像綿羊一樣去任人宰割。我需要經歷恩德培的一場惡夢之後才能理解。現在，只是現在，我才理解。當人們想活命時，是最容易受騙的……〔4〕

我們不知下面這個案例所記述的，又是斯德哥爾摩症狀的第幾個變種？讀著它你的知覺也許會不知不覺陷入迷糊，你不由地會想：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活到今天還想從罪案中獲取寫作靈感的話，恐怕他已經無法動筆，二十世紀出現的新型罪案，撲朔迷離，根本就超出了他的理解能力。

2002年，中國山東省廣曉縣高二女生劉雲（非真名）在上完晚自習騎車回家的路途中，被罪犯王江西污辱並受到殘酷的毆打。之後，劉找不到身上的衣服，王允諾暫時先在他家安頓一下，第二天他去買套新校服，再讓她回家；劉雲遂牽車跟他行去。路上經過熱鬧的村民居住區，遇到幾撥騎自行車的人，劉都沒有呼救。最荒唐的是，在一個岔道口，王去還自行車，叫劉蹲在一家門洞口等他；還完車，酒氣未脫的王江西自顧自走回家，竟把劉雲忘了，待到記起趕過來時，大半個時辰又過去了；劉雲還蹲在那邊等候，雙方像是約好了一般。到罪犯家後，劉雲哭了，說頭很疼，王江西似乎天良尚未喪盡，安慰她說：「明天一早我就去給你買衣服。」劉雲應了一聲，便昏昏沉沉睡去。

生活比小說更迷幻。第二天一早，王江西對醒來的劉雲說：「我現在就去給你買衣服。」但走到門口，劉雲一句冷冰冰的話將他打回來：「我認識你，我要去告你。」聞聽此言，這個惡魔露出猙獰的面目：「你要告我，我就拿刀捅死你，把你埋了，一個人也不知道！」劉雲竟然回答：「你不要用刀捅我，我要吃葯死，我死後請你把我埋得深點。」劉雲的話使王江西感到莫名其妙，又感到毛骨悚然；隨後兩人就該不該死發生了一番爭議，爭議的結果是王江西答應去為劉雲買安眠葯。一路上王思想斗爭很厲害，人性似乎有些復甦，幾次想給劉雲父母打電話（之前他從劉處獲知了電話號碼），然後遠走高飛。但獸性最終戰勝了人性，在一個公用電話前他猶豫了許久，手伸出又收了回來，他最終到了一個私人診所，買了四十片安眠葯。

當王江西在路上消磨時間時，劉雲沒有離開他的租房半步。事後報道此案的記者大惑不解：「究竟是什麼原因令已經看到死亡獰笑的劉雲如此無動於衷，即便是面臨絕好的出逃良機，她竟然視若無睹？難道失身所帶來的傷害真的就比生命還重要？事後，劉雲的麻木非但令主審此案的法官分析不透，就連王江西對此也是不明就裡。」

往下的情節宛如「愛麗絲漫遊惡夢」——劉雲索葯，王江西不忍就給，拖時間。劉提出要看墓地，王陪她去。劉說：「我喜歡有草的地方，你一定要把我埋深一點。」王找了一處有草的地方，劉親手把一大片草拔干凈，之後，站在一旁看王江西一鏟一鏟開始挖，直至黃昏，墓穴挖成……第二天一早，劉雲突然大哭，說要去告王江西。王安撫她，劉提出了服葯，王將三十八片安眠葯分幾次給了她（有兩片先被他吃掉了），劉服後問：「還有沒有別的葯?」王從床底下找出半瓶農葯，她一飲而盡……「此時的劉雲因葯力發作，面色呈現出極為痛苦的表情，意識到所剩時間不多了，劉雲再次哭訴，她說自己有一個要好的同學，自己對不起那個人，還說想見父母一面，自己就這樣走了不是個好女兒。劉雲的痛苦和悲切讓王江西不忍直視，這個罪惡的歹徒終於流下了懺悔的淚。陪劉雲哭了一段時間後，王江西發現劉雲的身體因疼痛而劇烈地痙攣起來，在劉雲斷斷續續的哭求下，王江西將劉雲抱至事先挖好的深坑裡。當劉雲在坑裡躺下的一刻，她懇求王江西能否將自己的父母叫來見最後一面……」〔5〕
十九世紀哪有這樣的案件？可憐天下父母心！

與王江西案如出一轍的還有河北省的張伊亮案〔6〕。張伊亮是系列殺人狂，在其作惡的過程竟也有善念一閃，而被他劫持殺害的女子多數也像劉雲一樣，痴痴獃獃。心理學家應該研究這個問題：是否當「人類的精神戰栗時」，受害者的心魂，說迷失就迷失了，連帶著罪犯的心魂也迷失了?斯德哥爾摩症狀還有多少謎團等待著被揭示？

半個多世紀以來，研究蘇共歷史的學者一直無法解釋這樣一個問題，那麼多受過地下工作鍛煉（其中不乏與列寧並肩戰斗過）的老布爾什維克，在沙俄的刑訊室中屢次面對死亡毫無懼色，為何一到斯大林的審判庭，個個卑躬屈膝，胡亂招供，爭相往自己身上潑污水，最後痛哭流涕要求判自己死刑？甚至在刑場上他們也還在高呼：「斯大林萬歲！」

這又是斯德哥爾摩症狀的哪種變型？心智迷失如此，怎不令後人「為親人灑下了祭觴！」

老革命冤死及其「心智迷失」並非蘇聯一家獨有，捷克、匈牙利、阿爾巴尼亞、蒙古……幾乎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除了越南）都曾上演過這一幕悲劇。

1949年，匈牙利共產黨主要領導人拉伊克（匈共政治局常委、匈牙利人民陣線主席）在匈共的清洗浪潮中被捕，同其他四名匈共高級幹部一起被判處死刑。中國學者趙啟強在其報告文學《走向絞刑架的改革家——納吉與匈牙利事件》中寫道：

在那個恐怖年代，許多蒙受冤屈的人被打成殘廢，精神被徹底摧垮。

拉伊克——這位多次蹲過敵人監獄的老共產黨員，這位多次領教過警察特務各種審訊、拷打而從未屈服過的老地下工作者，在拉科西的保安局的摧殘下，精神完全崩潰了。他站在擴音器面前，毫無表情，嘴裡不停地念著別人替他捏造的口供：他是美國特務，是南斯拉夫法西斯分子的走狗，他准備搞政變，他要謀殺共產黨的領袖……

在1938年的蘇聯，我們也見到過相同的場面：布哈林在法庭上，也承認了他是帝國主義間諜的指控。到底是什麼手段能使共產黨的保安人員達到比法西斯暴徒都難以達到的目的——迫使如此優秀的人物就範？

這是一個謎。

1987年7月3日，《巴爾的摩太陽報》就蘇聯歷史檔案解禁一事報道說：「據蘇聯官方公布的數字，由於斯大林的罪行，使一千七百萬人被送往勞改營並死在那裡，五百萬個家庭被放逐。一位四十多歲的莫斯科婦女說：『我從來不知道這件事。』她的眼睛在讀揭露文章時哭紅了。」〔7〕1987年12月20日，蘇聯《星火》周刊登出人口學家馬克．托爾茨的文章：「在1929年至1937年之間，由於集體化和飢荒，總共有一千四百五十萬人死亡。……在一些村莊，受飢荒之害的農民一家一家全部死去。」為掩蓋農民大量死亡的真相，「……蘇聯統計學家在斯大林的壓力下偽造了1937年人口普查數字。參加人口普查而了解內情的統計學家被送往勞改營，普查的主持人於1939年被害死」〔8〕。

列寧逝世前曾力圖作一次「最後的斗爭」。中風、癱瘓、失語症卻阻止了他的「最後的斗爭」，而今歷史留下的資料卻是，斯大林1953年去世時，成千上萬的家庭「老人也哭，小孩也哭」——這些家庭不少都曾失去過親人。

平心而論，我們不能把斯大林時代的犧牲者都看做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因為這個數量太龐大了，他們已經受盡冤屈而死，誰能忍心再說他們都是斯德哥爾摩症患者？他們中哪怕是人格有缺陷的（如季諾維耶夫、加米涅夫），也極其可憐。季諾維耶夫曾違背列寧的遺願，阻止列寧遺囑在黨代會上宣讀，從而保住了斯大林。十多年後，他被處死刑，臨刑前，他反復地說：「看在上帝的面上，同志們，看在上帝的面上，請給斯大林同志打個電話吧！」當斯大林的衛隊長在酒宴上繪聲繪色地表演這一場面時，斯大林竟笑得前仰後合……〔9〕這是多麼觸目驚心的一幕！

可是我們確實在蘇聯的數不清的冤案中，找到了一名斯德哥爾摩症患者〔10〕，此人是二十世紀「傳奇式的人物」（索爾仁尼琴語）。他的心智已經完全迷失。豈止迷失，簡直喪心病狂。他兩度淪入「地獄」，卻在「地獄」中萌發出熱情，要把「整個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獻給一個「壯麗」的事業——為提高克格勃勞改營的工效而「斗爭」！其原創性的「革新」數不勝數，深得領袖贊賞，最後官升克格勃中將。1958年，因長期積勞積瘁，死於莫斯科。蓋棺論定，他是二十世紀最特殊的（或許也是最壞的）斯德哥爾摩症患者。

1928年至1930年，斯大林掀起一場又一場運動（樂此不疲），一會兒清查「沙赫特」分子，一會兒大抓「工業黨」和「孟什維克中央局」，一會兒又是清查所謂「勞農黨」，最後大抓什麼梁贊采夫「聯合組織」。幾年下來，幾十萬人被逮捕，幾千人被槍斃，大量辛勤工作在蘇聯生產建設一線的專業人員死於非命。這些案件多年後證實純屬捏造的假案，此處不贅述。在這些假案中，有個特殊（因「沙赫特案」被判刑）的犯人，他不是蘇聯人，他是土耳其人，叫弗連克爾。

土耳其人跑到蘇聯去干什麼？原來，在布爾什維克鬧革命的時期，援助俄國革命的外國人有不少，這些外國人長期與俄國來往，有些就住到了俄國，他們援助革命有些是純粹出於道義的，如日本人明石；也有是既考慮道義也考慮經濟利益的，如美國百萬富翁哈默；還有一些是因為喜歡冒險，如土耳其百萬富翁弗連克爾。

弗連克爾具有經商天賦。從商學院畢業後，他先是從事木材貿易，迅速成為百萬富翁，被稱為「黑海木材大王」；接著搞運輸，很快擁有一支近海船隊；然後投身出版業，擁有一家自己的報紙，其風格接近通俗文學；還開了一個專欄專門挖苦、嘲笑自己的商業對手。總之那個時候弗連克爾是個精力旺盛、熱愛生活、活潑風趣的人物。

弗連克爾早年援助俄國革命有兩件事可圈可點：一是革命前曾販運武器給布爾什維克戰斗隊；一是革命後蘇聯經濟困難時，他趕到蘇聯，運用自己的金融才能，幫助蘇聯進行黃金交易，阻止了蘇聯黃金外流，並使大量黃金由境外流入了蘇聯國庫。如果他僅限於在這樣的水平援助蘇聯，「君子之交淡如水」，說不定若干年後，蘇聯史書會記載：「弗連克爾同志，土耳其人，不遠千里，來到俄國，長期無私援助俄國革命，是俄國人民的老朋友……」錯就錯在有一天弗連克爾心血來潮，頭腦一熱，把家從土耳其遷到了蘇聯（索爾仁尼琴說：「某種宿命的力量招引著他前去紅色大國。」〔11〕）他不但加入了蘇聯籍，還把數百萬資產交由蘇聯處理。而他自己作為專家，去管理部門工作。
幾年後弗連克爾被捕，被打成與國外勾結的「沙赫特分子」、土耳其間諜，家破人亡！他被押送到靠近北極圈的索洛維茲勞改營長期服苦役。而當地勞改營死亡率極高，政治犯與刑事犯關在一起，很難活過三年……

弗連克爾卻活下來了。他的生存天賦說簡單也簡單，那就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他的陰森森的神情嚇退了不少獄卒（營卒），「野狼嚎」（刑事犯）的「工間娛樂」（毆打政治犯）不會找上他。終於有一天……弗連克爾對勞改營運作系統發生了興趣，開始「解剖麻雀」。

數月後，他向索洛維茲管理局遞了一份報告，對勞改營管理的每一個環節進行分析，指出國家資源（包括人力資源）遭到了低效率使用，若要改進，得採取如下措施等等，看得管理局頭頭們臉紅一陣、白一陣，驚呼：「人才！人才！」

報告很快地轉上去……

1929年的一天對索洛維茲是個重要的日子。這一天莫斯科直接派來一架專機，把弗連克爾接去見斯大林。索爾仁尼琴寫道：「斯大林很有興趣地和弗連克爾談了三個小時。這次談話的記錄永遠不會公開，因為根本就沒有做記錄。但是弗連克爾顯然在各民族的父親面前展示了利用犯人勞動『建設社會主義』的光彩奪目的前景。……」〔12〕

按照弗連克爾方案推行的勞改營四級登記制度、瑣細的伙食熱量計算及再分配製度、刑期折減計算新方法等，蘇聯勞改營的勞動生產率大大提高，然而犯人的死亡率也大大提高。例如，白海運河是運用弗連克爾方案建成的第一個工程，工期縮短了一半，犯人竟死了成千上萬，弗連克爾卻得到了一枚斯大林勛章。白海運河建成後，斯大林任命弗連克爾為貝阿（貝加爾—阿穆爾鐵路干線）工程處長。

弗連克爾獲得了自由沒有？似乎獲得了。他先任勞改營工地主任，後任勞改營工程處長，其身份多麼「榮耀」。可是他又不是完全的自由人，他離開勞改營系統的任何嘗試（比如說打報告要求做個平民），都會導致他立刻喪失性命；他成了「留場就業者」，已經成為「人質」。

弗連克爾不管這些。「學海無涯勤為舟」，勞改營將他迷住了。他在各個勞改營考察，不斷探索各種前所未有的管理方法；對比，否定，肯定……

1937年，他再度被捕，這一次逮捕凶多吉少，他被判十年，其實判十年與判二十年的意義相差不大。

又是偉大領袖救了他！1939年蘇聯侵略芬蘭，蘇芬戰爭爆發。蘇軍與芬軍的戰爭從某種意義上說，本是重量級拳手和幼兒園小孩的搏鬥，卻不料接連失利。領袖震怒了。追究責任，原來「投到遼遠的卡累利阿雪原上的軍隊沒有供應線」，重武器運不上去。誰有辦法在短時間內在北極圈凍土層上築出兩條鐵路？除非神仙！斯大林想到了弗連克爾。

服苦役的弗連克爾又一次被召見。沒有解釋，沒有道歉，斯大林第一句話就要求：三個月內，在卡累利阿冰天雪地里建成三條鐵路——一條與前線平行，兩條與前線垂直。沒有條件，惟一的是擁有足夠充足的人力：一無計劃二無倉庫三無採掘機械四無汽車運輸，一切靠人力。「能做到嗎？」領袖問。弗連克爾冷冰冰地回答：「能！放權！」

弗連克爾提出了自己的條件（全蘇聯只有這樣一個人敢跟斯大林討價還價）：退出原有的古拉格（蘇聯勞改營）系統，另成立鐵路拉格系統——全蘇鐵路建設勞改營管理總局，任命他為局長；國內一切資源供他調撥使用，只要他需要；鐵路勞改系統的一切規章制度由他重新制訂。領袖同意了。全蘇聯的「犯人們」，痛哭吧！不管你是工人、農民、教師、技術員、軍人、專家、學者……你們的末日到了！

卡累利阿鐵路線如期完成，接下去還有沿伊朗邊境鐵路、沿伏爾加河鐵路、貝加爾—阿穆爾鐵路……弗連克爾得了一枚又一枚勛章（憑良心說，弗連克爾也對莫斯科戰役和斯大林格勒戰役的勝利做了貢獻，沒有弗連克爾建的鐵路復線，遠東部隊趕到莫斯科的時間就要延遲），他把這些路都建成了「死亡之路」。他的官職越升越高，成了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將軍（中將）。

沒有什麼同僚（包括貝利亞）會蠢到去妒忌弗連克爾。他一不戀權，二不貪財，三不近女色；所謂無欲則剛！他只對一個事業感興趣——提高克格勃勞改營的工效。他智力超群，其「傑出才能不僅表現在組織工作方面，好幾排數字他只需過一次目，就能用心算加出來。他喜歡誇口說，能記住四萬名犯人的面孔和他們每個人的姓、名、父名、條款（罪名）和刑期」〔13〕。他「從來不要總工程師。看到呈閱的鐵路車站設計圖，就急於在裡面發現錯誤，一旦發現，他就會把這張圖紙揉成一團，朝部下的臉上摔過去」。索爾仁尼琴寫道：「他特別喜歡半夜打電話給工地，藉以維持關於他從來不睡覺的傳說。」「他像托洛茨基一樣，永遠住在列車里。」「他從來沒有結過婚。」「從臉上明顯看出他充滿了憎恨人類的凶惡意向」……他這不是有病嗎？任何現代社會的心理醫生都可以指出，這是一名精神病重症患者，屬於只有恨沒有愛的那類患者。只是不能確定的是，這是一種新型的精神病，還是斯德哥爾摩症的又一變種——為虎作倀的變種？

在當今世界中，有一支最可憐的人群，他們是邪教群眾。他們多數過著群居生活（現在也有散居的，但是思想受到嚴格控制），許多人將自己的所有財產捐出，帶領一家加入了「教會」。許多人每天勞動十幾個小時，超出了常人所能忍受的限度，長期營養不良……

溫馨、親情、兒女呢喃……早與他們告別。兩情相悅、生死相許、柔腸寸斷……不啻海外奇談。理想、前途、夢想……一切與他們無緣。
他們的目光如待宰的羔羊怯生生，似乎在哀求：「我們沒有傷害你們，請你們放了我們，請你們讓我們按自己的意願生活。」他們也極少哭泣，如果哭泣，那是因為他們要離開這個世界了。

有人說，二十一世紀的瘟疫是恐怖主義，錯了！錯了！邪教在後面等著哩。它很有耐心。

由此看來，同樣都是精神痴迷狀態，然而「進入狀態」的途徑卻不同：斯德哥爾摩症靠「當頭棒喝」——一次驚嚇就夠了，邪教則必須靠日日夜夜的修煉——無休無止地洗腦。除了特殊例子（如弗連克爾等），斯德哥爾摩症來得快去得也快，而邪教卻能糾纏你終生。斯德哥爾摩症的潛意識是戀世，邪教的潛意識是厭世。誰的害處大，不言自明。
參考資料：http://www.xici.net/b25569/d40646186.htm

『貳』 庫恩德團隊效率三角形是什麼

團隊效率構成三角形狀分布，頂端代表團隊核心，直轄下屬一層，層層下轄，每層只對其上一層負責。大體是這個意思，具體的可以去參考《企業的靈魂》這本書。

希望能幫到你，請採納，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