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防止土耳其陷入貨幣危機

1. 為什麼土耳其貨幣瞬間崩盤中國卻沒有

土耳其里拉崩盤是多方面因素導致的結果。
土耳其本身政局不穩，2016年軍事政變失敗，土耳其由議會制變為總統制，其任期可長達2029年。再加上多發恐怖襲擊，經濟增速已經放緩至3%，投資前景大不如前。

土耳其外債佔GDP比重55%，經濟嚴重依賴外資直接投資。也就是說，一旦外資撤離，會對其經濟造成毀滅性的影響。川普對土耳其增加關稅，是外資撤離導火線。
為了留住資金，土耳其的對策是加息，目前土耳其利率在17%以上，但是土耳其通脹嚴重，通脹率在15%以上，也就是說實際利率也就2%，留不住資金。
外資撤離，在外匯市場上拋售里拉，買進本國貨幣，里拉一泄如注。

如果土耳其有充足外匯儲備，那麼土耳其能通過在外匯市場上買進里拉來穩定匯率。但是截至今年5月，土耳其外匯儲備已低於外債總額90%。也就是說，土耳其外匯儲備嚴重不足。
中國雖然同樣和被美國加征關稅，但是中國政局穩定，經濟增速比較穩健，不存在特別嚴重的政治風險。外資佔中國GDP比重為1.2%，而且中國外匯儲備差不多是外債總額的兩倍，即便外資撤離，中國外匯儲備也足夠維持當前匯率穩定。
所以，中國貨幣不會像土耳其里拉一樣崩盤。

2. 土耳其陷入金融危機，這對全球的金融經濟會不會有影響

土耳其的經濟危機並不會在全球金融市場上引發連鎖反應。

土耳其的貨幣危機已經導致土耳其國內的金融市場面臨非常不穩定的因素。這導致土耳其的主要貨幣出現了嚴重貶值的傾向，而貨幣的嚴重貶值也導致土耳其國內出現了嚴重的通貨膨脹危機。不過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土耳其國內的經濟危機並不會出現像地區或者是全球蔓延的傾向。

土耳其並不是一個具有很強地區影響力的經濟強國，這也使得土耳其的經濟危機只能夠影響到土耳其國內的經濟發展問題。而且一些發達地區的國家本身就具有很強的經濟保障能力，這也使得經濟發達的地區能夠很好的應對土耳其國內的金融問題所帶來的影響。

當然也希望有關組織以及國家能夠關注一下土耳其的金融危機情況。因為土耳其的金融危機一旦向地區蔓延的話，將很有可能會出現不可控的因素，這其實對於地區的穩定也會帶來相當大的影響以及沖擊。

3. 土耳其金融危機2001

有什麼好鄙視的，至少他花時間找了這篇資料！頂2樓

一、危機始末
20世紀90年代，土耳其經濟出現滯脹，而且長期的經濟不景氣使得國際投資者對土耳其漸漸失去信心。為了使國內經濟走出困境、清償以美元標價的國際債務和穩定投資者信心，土耳其迫切需要IMF的緊急貸款。2000年1月，土耳其為了獲得IMF和世界銀行80億美元的貸款，採納了IMF一些令人懷疑的建議，開始實行緊縮性的貨幣與財政政策、改革銀行體系和對國有資產進行私有化等等。這一系列緊縮政策降低了通貨膨脹率，但是對困境中的土耳其經濟無疑雪上加霜。
2000年11月，土耳其政府接管了10家陷入困境的銀行，導致投資者產生恐慌心理，全國范圍內出現擠兌風潮，金融危機首次爆發。土耳其政府為了穩定銀行體系，通過公開市場操作向銀行部門注入了約60億美元的資金。這一數量遠遠超過了1999年底與IMF達成的關於控制貨幣發行規模的協議。為了固守協議，11月30日土耳其央行宣布停止向市場投放資金，導致隔夜同業拆借利率很快漲到接近2000％的年利率水平。如此高的利率吸引了大量股市資金，結果伊斯坦布爾股交所的全國100指數在12月份下跌幅度超過50％。土耳其政府立即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緊急干預，主要包括：銀行業重組和對擁有巨額不良貸款的國有銀行進行私有化；開放電信業；積極尋求國際援助等等。歐盟和IMF也分別提供1.5億歐元和77億美元的援助。到當年12月中旬，危機暫時平息，土耳其經濟開始步入正軌。
誰知好景不長，短短三個月後，金融危機竟又卷土重來。由於土耳其長期由各黨派組成聯合政府執政，土耳其總統和總理在治國方略上曾出現重大分歧並有多次爭執。2001年2月19日，他們在國家安全委員會月度例會上再次針鋒相對。消息傳出後，投資者信心大受打擊，紛紛撤資，土耳其又爆發了貨幣危機。外匯市場上投資者拋售土耳其里拉，土耳其政府有限的外匯儲備（2000年底不到200億美元）根本無法維持釘住匯率制。2月22日，土耳其政府宣布允許匯率自由浮動。此舉立即引起外匯市場劇烈動盪，美元對里拉的匯率從前一天的1比65萬飆升至1比120萬。土耳其政府在金融危機再次爆發後痛下決心，推行金融市場化改革，抑制壟斷，引入競爭。IMF和世界銀行也認可了土耳其政府的做法並再次提供援助，在多方共同努力下，危機很快被遏制住了。
二、危機的原因
（一）宏觀經濟不平衡
1.經常項目巨額赤字。20世紀90年代，受到重要貿易夥伴俄羅斯金融危機、兩次大地震、98年底以後國際原油價格上漲等因素的綜合影響，土耳其出現大量貿易赤字。2001年1月至8月貿易逆差為232億美元，經常項目赤字佔GDP的比重為5.2％。
2.通貨膨脹嚴重。據2000年10月公布的數字，土耳其的通脹率為44.4％。
3.債務負擔沉重。2000年土耳其債務總和達110億美元，佔GDP比重為50％左右。
（二）匯率制度不合理
IMF2000年向土耳其提供貸款的一個條件是當年1月1日起土耳其開始實行爬行釘住匯率制，要求里拉同由美元和歐元組成的一籃子貨幣掛鉤，一年內最大調整幅度為15％。要實現穩定匯率和降低通脹的雙重目標，土耳其有限的外匯儲備就顯得力不從心了。雖然名義匯率水平保持穩定，但是高通脹率造成了里拉的實際升值，使得經常項目赤進一步字擴大。
（三）銀行體系不健全
長期以來土耳其一直實行金融為國家發展政策服務的策略，政府和銀行關系過於密切，造成銀行業集中度很高、銀行經營效率低下。同時政府對於出現問題的大規模銀行歷來都採取資金支持而非清理整頓的做法，使得國內銀行業缺乏自律和監管機制。
（四）政局不穩定
90年代以來，土耳其一直由各黨派組成聯合政府執政，各項政策在政府內部經常不能達成一致，導致政策貫徹不力。政治危機就直接誘發了2001年2月的金融危機。
三、危機的影響與啟示
土耳其金融危機除了使俄羅斯、波蘭、阿根廷等新興市場經濟體的證券市場出現輕微震盪外，並沒有向其它地區擴散，對國際金融市場的影響也較小。在2001年中期，土耳其經濟也開始復甦，僵硬的匯率制度已經廢除，里拉在貶值後提高了國內貿易品的出口競爭力，減少了進口需求，改善了國際收支狀況。危機雖然遠去，但有一些問題仍然值得我們深思。
土耳其接受了IMF的一系列葯方，依照新自由主義的原則來管理經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新自由主義主張管住貨幣，其它的一切讓市場自由決定，政府應該放棄干預。新自由主義以貿易自由化、資本流動自由化、公營事業私有化為主導思想來管理經濟。這體現的實際是世界市場強者的聲音，新自由主義硬把強者邏輯說成對弱者也有好處。土耳其稀里糊塗地成為了跨國公司和國際金融巨頭的盤中佳餚。當土耳其陷入危機，IMF開出了緊縮性政策的葯方，認為緊縮能降低需求、減少進口和改善經常賬戶，但是緊縮政策會使本已低迷的國內經濟大受打擊。同時IMF反對央行充當最後貸款人，認為應通過兼並解決國內的問題銀行，這樣就不僅失去了維護國家金融穩定最後一道屏障，還大開外資進入的方便之門。國際銀行就能以國際援助為名，以投資者身份跟進，大肆掠奪危機國的財富。
事後看來，如果土耳其早些拒絕IMF的建議，金融危機或許能夠避免。就算在危機發生時，央行也可以充當最後貸款人來穩定市場信心，緩和危機。然而固守新自由主義的原則使得土耳其政府放棄了這個選擇。可見，控制國家信貸、實行適度干預才能保證發展中國家經濟健康、平穩地發展。（范坤祥整理）
非出自本人

4. 今年土耳其貨幣貶值近30%，有哪些辦法可以幫其恢復

貨幣貶值：貨幣的價值下降，也就是單位貨幣的價格下降。土耳其貨幣貶值會造成本國內的物價上漲， 形成通貨膨脹，這種現象在一定范圍內是可以刺激國內的生產，擴大出口量減少進口量，在特出條件下可以應對經濟危機同時刺激國內的經濟發展。

恢復土耳其貨幣價值的方法：調高利率。提高英航存款的利率，會抑制百姓在金融市場上的投機行為，同時增加存款數額。當許多人都把錢存進銀行時，貨幣的流動性會大大降低，當貨幣流動性很小的時候，人們在購買商品時會更傾向於必需品，減少購買奢侈品，因此會對部分企業造成沖擊，導致商品價格下降，當商品價格下降時，通貨膨脹率減小，因此可以恢復貨幣貶值影響。但是想要真正消除貨幣貶值，最好的方法是發展土耳其國內的經濟，提高國民的購買水平，進一步增強企業的抗風險能力，這樣才能徹底消除貨幣貶值近30%帶來的影響。

5. 土耳其民眾如何反抗美國

近日，土耳其貨幣危機伴隨而來的土美間多日口水戰，使得埃爾多安的支持者們反美情緒高漲。

為挽救里拉跌勢，土總統埃爾多安此前呼籲民眾將手中的美元換成里拉，參與到這場「全民戰爭」中來……雖有人無動於衷甚至反其道而行，但也不乏表現異常狂熱的總統支持者。他們選擇燒美元、撕美元，用行動展現對埃爾多安的支持以及對美國制裁的回應。

據俄羅斯衛星通訊社英文網站報道，多日來，這些埃爾多安的支持者通過社交媒體「聯合」起來，他們不斷上傳自己焚燒或撕碎美元的視頻。

上傳於8月12日的一段視頻顯示，一名男子用打火機點燃了一張面值為100的美鈔。

社交媒體上一名備注為土耳其地方政黨前官員的男子也加入到焚燒美元的行列中來。

該男子於11日上傳的一段視頻顯示，其手拿大把1美元現鈔，在用打火機點燃後，全數扔進桶中。

土耳其HaberTurk電視台12日還在臉書上發布了一段視頻報道，大批民眾聚集首都安卡拉，打著橫幅舉行反美示威。

有示威民眾將美元或踩在腳下，或拿起來撕碎。從視頻中能夠看到地上散落著大量美元被撕留下的碎屑。有民眾撕美元的同時，還一邊親吻里拉，以示支持國家。

視頻截圖

今年以來，土耳其里拉經歷數次快速貶值。除了高通脹、高外債、高經常賬戶赤字等宏觀經濟問題，近期土耳其與美國之間的外交沖突也成為里拉暴跌的一大關鍵因素。

近期土美兩國在美國牧師遭土耳其扣押一事上，各不相讓，引發兩國相互制裁。本月10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又宣布對土耳其鋼鋁產品加征關稅翻倍。

埃爾多安於15日宣布反擊，將部分進口自美國的商品關稅翻倍，其中，美國產乘用車關稅猛增至120%，酒精飲料也升至140%。

里拉對美元匯率10日出現暴跌後一度維持跌勢，不過，從昨天（15日）開始，里拉開始出現反彈，這場牽動全球市場的土耳其風暴才稍有緩和。

必須團結一致。

消息來自網易新聞。

6. 4天前 土耳其政變何時休

原文在這里
9世紀上半葉，隨著英國率先完成工業革命和西歐其他先進國家工業革命的全面展開，一個世界規模的現代化進程已經開始。以第二次殖民主義浪潮為標志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擴展，使率先實現工業化的民族日益成為剝削全世界的民族，也給東方各文明古國展示了新的發展方向。以奧斯曼帝國的上層改革為開端的土耳其現代化探索，就是在這樣的國際環境中起步的。

在不斷的改革中尋求出路
土耳其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歷史，是一部不斷深化的改革史。從19世紀上半葉到20世紀40年代，在百餘年的現代化探索過程中，雖然發生過數次政變和革命，但自上而下的改革貫徹始終。改革反映了土耳其現代化道路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土耳其走向現代化的基本形式。
改革可以大致劃分為三個時期，即19世紀奧斯曼帝國「西化」改革時期，青年土耳其黨人改革時期和凱末爾革命與改革時期。各個時期的國內外環境條件、改革的目標、改革的成敗得失都有很大差別，但改革的現代化方向和總的歷史效果是一致的，它們的共同特點是：都是由居於國家政治核心地位的上層精英集團發起、領導的。在歷史連續性與繼承性意義上的確可以說，凱末爾主義共和國是一個長期進程發展的結果。「正是通過這一進程，土耳其的統治精英改造了自身，改造了政體(state)，最後也改造了國家(country)。」
從專制主義到「國家主義」
跟英法等早期現代化國家的歷史進程不同，土耳其在強大的外部挑戰刺激和內部經濟動因不足條件下進行的現代化探索，首先從軍事、政治領域開始。國際環境的壓力、專制統治傳統和西方自由民主觀念與現代政治制度的沖擊，三種力量綜合作用的結果，決定了土耳其的政治現代化道路。從蘇丹專制主義通過青年土耳其的寡頭政治走向凱末爾的「威權主義」、「國家主義」，是這條道路的顯著特徵。
19世紀改革產生了雙重結果：一方面，改革使近衛軍、烏來馬等曾經擁有限制蘇丹行動的實力或特權的勢力或盪然無存、或一蹶不振，維護了蘇丹的權威，強化了專制集權統治的傳統。1826年以後，蘇丹政府不再遇到反改革勢力的有力威脅。國家機能的擴大，新的官僚監督和鎮壓機構(秘密警察和新聞檢查機構等)的建立，給蘇丹政府帶來了比先前大得多的權力范圍和影響。另一方面，改革運動所引入的資產階級政治法律制度，動搖了蘇丹專制統治的傳統社會基礎。與西方交流的大門打開以後，新一代土耳其人首先感受到的就是西方自由主義和立憲民主制度。被蘇丹怒斥為「根據妄自虛擬的信仰和荒誕無稽的說法……誘使一群狂若瘋人的平民同謀不軌」的法國自由，在他們看來卻是指引人類進步的女神，娓娓動聽地向人們講解「如果沒有自由，也就不可能有安全;沒有安全，也就不可能有工作;沒有工作，也就不可能有繁榮;沒有繁榮，也就不可能找到快樂!」到19世紀60年代，當改革要不要實行已經不再成其為問題時，一個反對專制主義，要求自由與立憲的運動便逐漸形成了。極有天賦的詩人、評論家、土耳其新文學的創始人之一納米克·基馬爾(1840—1888)是這個運動的傑出代表。納米克自幼接觸到西方式教育，深受法國啟蒙思想的影響，同時又有強烈的伊斯蘭信念。他認為孟德斯鳩的自然法則在權力的分立、官員的職責、個人的自由與平等、思想自由、集會自由、財產的享有以及住所的不可侵犯等一般原則上同伊斯蘭教義是完全一致的。1865年，納米克等結成一個以立憲改革為宗旨的團體。不久以後，這個團體被國內外輿論稱為「青年奧斯曼」或「青年土耳其人」。
自由主義運動以1876年立憲為標志達到高潮。立憲由首相米德哈特主持，受米德哈特等人擁戴的新蘇丹阿卜杜拉·哈米德二世答應盡早宣布立憲。納米克被從囚禁地召回參與憲法的起草工作。首都新聞界積極報道官方關於憲法討論的消息。一本被時人稱為討論立憲的樣本小冊子《立憲政府》提出：正像英國的經驗所顯示的那樣，立憲政府是秩序與繁榮的基礎。憲法和議會都符合伊斯蘭和奧斯曼傳統，一個選舉產生的立法會議是防止政治專斷的最好保證。在一片鼓雜訊中，一個由蘇丹下令設立的憲法起草委員會在10月6日正式開始工作了。
但是，立憲運動一開始就存在著尖銳的內部矛盾。首先，哈米德二世表面上支持立憲運動，實際上則另有打算，希望通過立憲，在宗教和哈里發的基礎上最大限度地確立蘇丹的主權。他看到有一個立憲派無法跨越的障礙：英國保守黨政府不支持土耳其的自由主義運動。在當時正在召開的一個由英國組織的國際會議上，英國外相拒絕討論土耳其人希望列強承認其立憲的要求，而堅持由與會各國對奧斯曼改革實行監督。他的一些建議(如將保加利亞一分為二，其總督之任命需得列強同意)，即使在力主地方分權的米德哈特看來，也是對土耳其國家主權的損害，因而是斷然不能接受的。其次，憲法起草委員會中一些宮廷官吏的代表害怕在立憲造成的新的權力分配中失去地位，因而一再延宕立憲准備工作。此外，「青年土耳其人」與米德哈特也有嚴重分歧，納米克所設想的是一個由哈里發通過中央政府行使主權的伊斯蘭國家，希望所有奧斯曼臣民不分民族和宗教信仰，在一個基於伊斯蘭原則的民主憲政體制下融為一體，不贊成米德哈特主張在憲法中給非穆斯林和非土耳其省份一定自治權利的非集權化觀點。
經過一再推遲，一部欽定憲法終於在1876年12月23日公布。憲法宣布了奧斯曼帝國的獨立與領土完整，重申了所有臣民在法律面前平等，以及宗教信仰、出版、結社自由等原則，提出設置一個由蘇丹指定的參議院，一個選舉產生的眾議院，以及司法獨立、國家財政預算受議會控制、地方分權、實行強迫義務教育等等。但憲法賦予蘇丹以絕對的主權。蘇丹享有任命大臣和參議員、召集和結束議會、頒布或否決議會通過的法律的權力。因此，憲法和議會對蘇丹都沒有多少制約作用。實際上，立憲並沒有能夠阻止蘇丹專制主義的發展。哈米德二世為了加強自己的地位，在宣布立憲後不久即將米德哈特解除職務並驅逐出境。在選民普遍漠不關心情況下產生的奧斯曼議會前後只存在了5個月，也被蘇丹強行解散，此後幾十年再也沒有召開過。取代立憲議會的是警察、監獄等鎮壓機構的膨脹和嚴厲的書報檢查制度。19世紀的蘇丹專制主義在哈米德二世時代到達了頂點。
立憲失敗以後，一方面是西方式教育，交通通訊事業的發展和行政、立法改革運動的繼續，另一方面，自由主義者受到蘇丹政府的迫害、鎮壓，許多人或被監禁，或被流放。專制主義改革派同立憲自由派的斗爭似乎以哈米德二世的獨裁統治而告結束了。但是，自由思想仍在各種學校廣泛傳播。政府列舉的「國家公敵」納米克·基馬爾，在青年學生眼裡卻是「最偉大的民族英雄」。從1889年起，新一代青年土耳其人開始了有組織的反專制斗爭。在國外，巴黎的流亡者出版了《青年土耳其人報》和宣傳實證主義的《協商》半月刊。在國內，由四名醫科學生發起的「奧斯曼同盟」(「同盟與進步委員會」的前身)在伊斯坦布爾各個學校迅速蔓延。到20世紀初，其組織發展到各地駐軍內部。包括後來的「土耳其之父」穆斯塔法·凱末爾在內的大批青年軍人參加了反抗活動。
1908年，這些青年軍人所領導的斗爭終於迫使哈米德二世宣布召開議會，恢復立憲。但是，左右了奧斯曼政局的青年土耳其領導人並沒有一如既往地遵循自由主義原則，相反，他們最終選擇了集權主義和寡頭統治。讓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重新選擇的過程。
在1908年以前的青年土耳其運動中，典型的自由主義派是以薩巴哈丁為首的「個人主動和地方分權聯盟」。薩巴哈丁受崇拜英國地方自治政體的法國人德莫蘭(Edmond Demolins，1852—1907)的影響,認為土耳其苦難的根源是其社會的集體主義形式，以前的改革努力都是使這一形式永久化，哈米德暴政不過是改革歷史的自然產物。因此，他主張模仿英國立憲並盡可能地減少中央政府的權力。1902年的青年土耳其黨人巴黎大會在薩巴哈丁主持下通過決議，希望借歐洲各國干涉蘇丹政府實行改革。1908年「立憲革命」以後，自由派組成「阿赫拉爾」(Ahrar)黨，後來又以「自由與協調黨」為名出現。自由派有一套系統的改革設想，在政權建設上，他們主張建立一個分權的政府，實際上是要取消中央政權;在經濟政策方面，要求給當時依賴特權條約的非穆斯林資產階級以完全自由;在社會問題上，支持非土耳其人民族恢復教區特權的要求。從這些主張可以看出，20世紀初葉的土耳其自由派與19世紀強調伊斯蘭傳統反對模仿歐洲的立憲自由派不同，具有明顯的「西化」色彩。
青年土耳其黨人的另一支生力軍是「同盟與進步委員會」即「同盟派」。其成員和支持者主要由青年軍官、低級官吏、現代學校培養出的各種專業人員、受少數民族商人排擠的城鎮小手工業者、小商人和工匠構成。同盟派深受法國實證主義的影響，主張秩序與進步。在1902年大會上，他們反對利用外國干涉，斷然拒絕任何有損於奧斯曼帝國獨立的行動。1908年以後，同盟派主張建設一個不受宗教力量支配的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以衛護奧斯曼統一體的利益。在這樣一個中央政府之下，所有奧斯曼臣民一律平等，實現不分宗教信仰與民族的全民同盟。僅為達此目標亦應使中央政府足夠強大，以便實行必要的政策實現各民族的融合、同化與進步。同盟派的教區世俗化主張是：教區由信仰不同宗教但世俗地屬於同一國家的個人組成，它沒有政治和民族的含義，只是信仰的結合體。
從上述兩派的主張來看，同盟派跟自由派的分歧還說不上是「土耳其民族主義和奧斯曼自由主義之間的分歧」。即使是最有影響的民族主義者齊亞·格卡爾普，在1909年也還是主張民族融合的奧斯曼主義者，希望「奧斯曼國家成為自由與進步的東方美利堅」。但是，同盟派反對照搬英國政治制度，主張建立一個真正強大的中央政府的傾向是顯而易見的。
青年土耳其運動的中堅力量即青年軍人本能地傾向於加強政府的權威。「立憲革命」以後不久發生的奧地利吞並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希臘合並克里特、保加利亞宣布獨立以及蘇丹暗中支持下的保守勢力叛亂等一系列事件，促使他們迅速走上強化中央權力的道路。1909年4月12日，同盟與進步委員會由秘密組織公開而成為「同盟與進步黨」。8月16日，同盟與進步黨控制下的政府公布了「集會法」，9月又有「禁止搶劫及妨害治安法」，對叛亂首領實行鎮壓，並趁機打擊了自由派「阿赫拉爾」黨。1913年同盟與進步黨正式掌握政權後，繼續從政治上打擊妨礙其建立中央集權統治的力量。[page]
同盟派強化土耳其國家政權的措施遭到帝國主義者首先是英國的敵視。還在1908年，英國外交大臣格雷就提出，若土耳其真的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政府，將對埃及甚至印度帶來不幸後果。1911年，土耳其政府向英法請求貸款遭拒絕;1913年邀請列強談判廢止治外法權與特惠條約，又不被接受。帝國主義的蠻橫無理迫使青年土耳其黨人徹底打消了對西方經濟自由主義和自由貿易原則的幻想，在做了談判廢約的最後嘗試而無結果以後，單方面宣布廢除治外法權和所有對土耳其的經濟、法律限制。
從「坦志馬特」改革者到執政的青年土耳其黨人，他們都以國家的生存與強盛為目標，又都從維護或鞏固中央集權走向極端的專制主義——哈米德二世的獨裁統治和青年土耳其黨人後期的寡頭政治。但是，由於他們的集權政府所賴以存在的奧斯曼帝國龐大而衰老的機體已經無力承受國內外各種反帝國力量的沖擊。他們並沒有建立起真正強大的國家機器。僅就19世紀的蘇丹改革而言，改革以集權和專製取代了舊制度下的某些特權和自由，卻將自由和特權給予西方列強，允許他們在帝國境內不受限制地橫行恣肆。這是一個極大的歷史諷刺。青年土耳其黨人試圖通過以君主立憲製取代蘇丹專制重建強大的奧斯曼國家，但是，奧斯曼帝國這樣一個龐大的民族宗教混合體的社會整合，既不能以民族主義或伊斯蘭為基礎(因為有眾多非伊斯蘭民族，許多正在鬧民族獨立)，也不能輕松地放棄由哈里發制和謝里亞特代表的伊斯蘭(因為有穆斯林、特別是非土耳其穆斯林)。土耳其歷史似乎走進一個死胡同，現代化領導者陷入一個難以克服的困境，不解決民族問題與宗教問題就不能實現社會的整合，不實現社會的整合則不能抗禦外來干涉和使國家真正走上繁榮強大。而在20世紀的帝國現存框架內，解決民族與宗教問題已十分困難。因此，奧斯曼帝國的解體看來已不可避免。青年土耳其政府參加世界大戰和戰敗加速了帝國解體的過程。促成了土耳其民族主義的發展和現代土耳其民族國家的誕生。一個以凱末爾為代表的真正強有力的現代化領導核心，是伴隨這一新國家的誕生而形成的。
但是，比之青年土耳其運動，凱末爾所領導的民族解放運動曾經在相當一段時間內表現出色彩更濃的成分多元性，而不是發端於一個集中統一的領導核心的作用。據統計，1919年民族運動的埃爾祖魯姆大會54名代表中地方顯要佔17名，地方宗教領袖為6名;1920—1923年的第一屆大國民議會，更是一個混雜的團體，代表中有125名政府官吏，53名軍人，53名宗教人員，32名地主，前奧斯曼國會議員就有92人之多。大會成員中許多人堅決表示不願脫離蘇丹—哈里發。這一方面說明民族主義運動具有廣泛的社會基礎，另一方面也顯示了運動領導核心社會成分的復雜性，預示了後來的世俗化、現代化改革的艱巨性。第一屆大國民議會中存在一個以地方宗教領袖(法典官)為主體的反凱末爾的「第二組」。1923年改選後的新議會中，原「第二組」成員只剩3人，但又形成了新的更有威脅性的反凱末爾派。一些地位重要的文官和將軍(包括勞夫總理、阿利·富阿德將軍、雷費特將軍等一直與凱末爾關系緊密的人)在基本的行動綱領問題上同凱末爾等人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分歧，他們主張在一個基於強有力的立法機構的政治制度之下，維護君主立憲制。允許宗教保持其原有地位，允許地方發揮比較重要的作用。在這些觀點背後是一個盡可能依照傳統習慣建設新土耳其國家的目標設想，主張漸變、進化，強調個人權利和地方主動，反對凱末爾所推行的迅速的，全面性的變革。1924年11月17日，這個反對派組成為「進步共和黨」,黨的宣言和綱領強調反對專制主義。支持這個黨的社會力量包括前同盟進步黨中思想陳舊的分子，前「第二組」分子，以及真誠的民主主義者，保守派等各種反凱末爾的成分。進步黨成立後四天，被視為自由派的費特希即代替擁護凱末爾政治主張的伊斯梅特為內閣總理，可見當時反對派力量之大。
1925年年初發生的以推翻世俗的共和國為目的的宗教反動勢力叛亂活動使形勢急劇變化。叛亂在2月份爆發，3月3日，費特希被免職，伊斯梅特再度出任總理;次日，國民會議通過一項嚴厲的「維持治安法」，賦予政府為期兩年的特別權力(後延長到1929年才撤銷)。政府採取迅速果斷的軍事行動粉碎了叛亂，6月3日，進步黨涉嫌反政府而被取締。1927年，當舉行第三屆國民議會選舉時，所有反對派力量都已銷聲匿跡了。從此以後直到1946年初，除在1930年曾冒出幾個短命的反對黨以外，土耳其共和國一直只有一個忠實於凱末爾主義的執政黨——共和人民黨。這個黨掌握著一支忠實的軍隊，建立了一個堅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保證了各項改革和現代化建設得以比較順利地進行。
凱末爾運動從自己的前輩那裡繼承下來一個相當發達的官僚體系，一支職業化的武裝力量，運動領導核心的頂層為文武官員所佔據。加上現實斗爭的客觀需要，應當說，其走上某種形式的「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是很自然的。但是，凱末爾運動最初只有一個明確的政治目標，在戰敗而瀕臨滅亡的帝國殘余領土上，建立一個完全獨立的民族國家。1923—1931年間，共和人民黨一直沒有黨綱，這反映出其理論之薄弱。實際上，共和國的權力比較集中的中央政府的建立和它在現代化進程中充分發揮統一的指揮者，組織者的作用，經過了一段艱苦的摸索和選擇過程，選擇的結果之一是，「國家主義」作為一種寬泛的集權主義政治經濟原則而被提出。
國家主義(Statism, étatisme)起源於西方，作為一種現代思潮的國家主義是與自由主義相抗衡而在19世紀發展起來的。伯納德·劉易斯認為，在集權的、官僚家長式的凱末爾主義政權看來，由國家來指導和管理經濟生活是統治精英所擁有權力、特權和職能的自然而明顯的延伸。但是，無論理論還是實踐，凱末爾的國家主義都是經過長期醞釀才形成的。1922年的洛桑會議廢除了使土耳其國家成為列強半殖民地的特權條約，但規定土耳其仍需承擔維持低關稅等義務到1928年底。結果是：1920—1930年間在土耳其建立的股份公司中，1/3擁有外國資本;土耳其的外貿入超長期保持在外貿總額的10%以上。盡管齊亞·格卡爾普在1923年就提出「不能坐等個人的企業精神自發地發展以實現工業化」而「必須通過國家的努力達到歐洲的工業水準。……只有國家能夠承擔在各個領域引入大規模工業的任務」。20年代土耳其共和國的經濟方針，基本上仍然是鼓勵私人資本主義的發展。1929年，強制性的低關稅義務到期，土耳其馬上將關稅從13%提高到46%，但隨即開始分期償付奧斯曼債務，加上世界經濟大危機的影響，造成了土耳其的貨幣危機。種種因素合在一起，促使凱末爾政權轉變政策，走上了強加政府對經濟的直接控制、參與的道路。
1931年，凱末爾總結多年的改革經驗，概括出六項「基本的和不可改變的原則」。這些原則很快為黨綱所接受，1937年又被正式載入憲法。六項原則當中，共和主義、民族主義、民眾主義和世俗主義在20年代已人所共知，新增的兩項原則一為「改革主義」，另一項就是「國家主義」，它被視為凱末爾主義與共和人民黨的突出特徵。
應當指出，凱末爾的「國家主義」有著深刻的傳統淵源。19世紀改革推動奧斯曼國家進一步集權化，造成國家對社會的越來越多的參與，通過擴大政府的規模，將規范社會生活所有方面作為自己的權利甚至職責。直到哈米德時代，現代化和中央集權相伴隨而發展的趨勢有增無減。青年土耳其革命也不過使集權政府從蘇丹手裡轉到一批受到西方思想教育的軍官和文職官員手裡，集權主義傳統對凱末爾政權有明顯影響。這種傳統加上凱末爾革命與改革領導者的軍人、官僚背景，其緊靠政府而與各種社會利益集團無強大聯系的職業社會化特點，種種因素的相互作用導致國家主義的盛行。早在1923年，齊亞·格卡爾普就已提出，「土耳其人天性是國家主義者，他們期待國家在每一種新的和進步的事情上採取主動。在土耳其，社會變革是通過國家進行的，跟反動力量作斗爭保護了社會變革的也是國家。」格卡爾普關於社會高於個人的論述是凱末爾國家主義原則的來源之一。1931年提出的「國家主義」依照凱末爾的解釋：「我們所說的國家主義，在於當涉及民族總體利益國家對所有領域的干預……」凱末爾的原則和齊亞·格卡爾普的思想是一致的。兩者都不單指一種經濟政策或經濟制度，而是指國家即中央政府的全面作用。「國家主義」作為一項基本原則被提出，反映了當時土耳其經濟之薄弱，需要通過強有力的國家機器扶植和發展民族資本主義，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土耳其現代化進程對自由主義發展模式的又一次排拒。
從蘇丹改革所強化的專制主義到凱末爾的「威權主義」和「國家主義」，說明土耳其的現代化首先需要建設一個對內能以引導社會經濟發展和政治進步，對外能夠保衛國家主權和民族利益的強有力的國家機器。奧斯曼上層改革者和青年土耳其黨人都曾試圖建立這樣一個國家機器但都沒有成功，這個任務是由民族解放運動和凱末爾政權完成的。阿諾德·湯因比視凱末爾主義政權的歷史作用為「以一種『變形的極權主義』(totalitarian conversion)使這個民族從傳統的伊斯蘭生活方式轉向一種新生活方式」。還有的研究者提出，凱末爾主義指導下的共和人民黨政權是一種容忍有限的多元主義和政治參與的「威權主義」政權。其領導人並不想使一黨壟斷政權理想化、永久化。1930年，凱末爾曾鼓勵他最親密的朋友之一前總理費特希建立了一個反對黨即自由共和黨。共和人民黨執政期間，所有重要的政治決策，都是遵照1924年憲法關於立法、執法權屬於國家最高組織——議會的規定，通過議會來完成的。在人民黨內部，允許對重要政策持不同意見，即使對凱末爾提出的「不可改變的」原則也允許爭論;黨內沒有發生過清洗。這些都顯示出凱末爾的「威權主義」與蘇丹專制主義以及青年土耳其的寡頭政治有重大的區別。一黨執政局面長期維護，主要與社會—經濟發展程度較低有關，說明在作為一定規模的經濟社會發展的產物的民族資產階級形成一支政治力量之前，統治精英的黨尚無競爭的對手。最後，土耳其現代化領導者盼望已久的一支工商業資產階級隊伍終於在凱末爾主義時代成長起來，並且跟執政的共和人民黨展開了政權角逐。以1946年1月民主黨登記成立為標志，土耳其現代史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7. 土耳其陷入經濟危機了嗎

在土耳其經濟陷入危機之際，卡達伸出了援助之手。卡達承諾向土耳其投資150億美元。

土耳其與卡達傳統上保持著良好的關系。2017年6月，以沙特、阿聯酋等國為首的多國突然宣布與卡達斷絕外交關系。斷交危機爆發後不久，土耳其議會迅速通過了一份同意土耳其幫助訓練卡達安全部隊的雙邊協議。在海外鄰國的封鎖下，土耳其也對其進行幫助。在「斷交危機」期間，土耳其一直在向卡達提供各種物資援助，甚至不惜一切代價，用飛機空運物資到卡達。土耳其在卡達擁有一個軍事基地，卡達埃米爾也將土耳其描述為「戰略盟友」，埃爾多安表示，「我們不會拋棄我們的卡達兄弟們」。可見土耳其和卡達雙邊聯系異常緊密。「土耳其作為卡達在中東地區少有的『盟友』之一，現在給予土耳其幫助，有助於進一步鞏固雙邊關系。」唐志超認為。

卡達和土耳其都是美國在中東地區的盟友，但土耳其已經因為庫爾德問題等議題與美國關系僵化。卡達並未與美國保持步調一致，轉而堅定地支持土耳其。此外，沙特在8月初也因「維權人士」引發兩國爭端，並驅逐加拿大外交官。

唐志超指出，這些事情都是相當罕見的，但從中可以看出，中東已經進入「後美國時代」，美國對構建中東地區秩序的影響力已經減弱。特朗普政府在中東繼續實行戰略收縮的政策路線，美國已不願過多插手中東問題，其中東地區盟友的外交政策也變得更加獨立自主，美國與部分中東盟友的聯系不再緊密。

來源：海外網

8. 如何看待土耳其貨幣崩潰

近日美國宣布對土耳其的一系列產品增加關稅，貿易戰一觸即發，土耳其貨幣里拉「跌跌不休」，若是說怎麼看待土耳其貨幣崩潰，你是想問原因呢，還是說土耳其貨幣崩潰後會產生什麼影響。

首先可以告訴你，導致土耳其貨幣崩潰的操作手是美國。其次土耳其貨幣崩潰以後，按照目前的情況來看，土耳其貨幣里拉拖累了人民幣和歐元，美元成最大贏家。關於具體的土耳其貨幣資訊可以到這里看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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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土耳其里拉大崩盤有何影響

8月13日，土耳其里拉開盤再次崩跌10%，這已經是里拉連續第四天下跌並創出歷史新低，俄羅斯盧布、南非蘭特及一眾新興市場貨幣大跌。上周五，土耳其里拉暴跌逾15%，其動盪波及全球，同時美元指數大幅走高，升破了96整數關。

不過，12日土耳其央行發布聲明稱，將為銀行提供流動性，里拉存款准備金額將下調250個基點，適用於各期限債券。聲明發布後，土耳其里拉自歷史低點反彈，對美元縮窄至約2%，報6.5474，此前一度跌至7.21。

此次土耳其里拉的大幅貶值，幾乎是新興市場歷史上最慘烈的貨幣崩盤之一，而且由此引發的危機已不僅限於新興市場貨幣，就連歐元、英鎊等也出現連續貶值的情況。

(9)怎麼防止土耳其陷入貨幣危機擴展閱讀：

差異：政府對銀行和企業的控制力、市場廣度、銀行體系和人口結構等都不相同。

在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發展室主任易憲容看來，當前高房價症結在難以抑制的投機性需求。中國大量二、三線城市如今還可以吸引投機資金。所以這幾年房地產整體還難以遭到崩盤的結果。「但是一旦房地產泡沫破裂，後果將會比日本更嚴重」。

戴德梁行策略研究顧問部董事黎慶文更認為，內地樓市10年內都不會崩盤。中國內地金融體系與美國、日本甚至中國香港地區不一樣，央行對房地產信貸的控制力更強。

中金公司香港研究部副總經理沈建光也指出，泡沫前，日本政府並沒有對商業銀行採取有效措施引導監管。中國政府對銀行和企業有很強的控制力，可以引導資金流向，出台政策打壓房地產泡沫。

沈建光認為，另一個視角是人口結構。1985年日本城市化率達76.7%高點，城市化接近尾聲；中國城市化進程還處於加速階段。只要吸取日本經驗教訓，採取有效及有前瞻性的政策。

10. 土耳其貨幣已崩盤，國內金融行情你怎麼看

國內的經融市場一直穩得很，和土耳其是完全不一樣的情況，土耳其貨幣崩盤是有很多原因的，但是核心原因就是土耳其不夠強大，我們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同時經濟保持持續增長，基本盤穩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