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為什麼能跨過中等收入陷阱
『壹』 林毅夫稱我國具備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條件，為什麼存在中等收入陷阱
存在中等收入陷阱，是因為經濟、政治乃至社會文化方面均存在著一些問題。近日，林毅夫稱我國具備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條件，林毅夫認為，新常態作為一個舶來詞，歐美的新常態，與中國的新常態有本質不同。歐美的新常態意味著低增長高失業率，而中國的新常態是中國經濟面臨轉型升級遇到的新情況，但中國仍然具備後發優勢。最後，林毅夫還樂觀預測，如果中國經濟保持7%的平穩增長，2020年中國有望擺脫世行眼裡的「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個國家發展到中等收入階段（人均國內生衫粗產總值3000美元左右）後，可能出現兩種結果：1.持續發展，逐漸成為發達國家。2.出現貧富懸殊、環境惡化甚至社會動盪等問題，導致經濟發展徘徊不前。後一種結果稱走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貳』 「中等收入陷阱」辨析
【內容提要】「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銀行提出的概念，其含義是：一個國家在躋身於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後會陷入這樣一種進退兩難的境地：一方面，隨著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它的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會受到影響；另一方面，它的產業結構不是以科技創新為基礎。其結果是，這樣的國家既不能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競爭，也無法與發達國家競爭。由此可見，「中等收入陷阱」不是指發展中國家（中等收入國家）在經濟和社會發展道路上或現代化道路上遇到的一切問題，也不是指一個國家長期不能躋身高收入國家行列。在一定意義上，將人均GDP能否達到12196美元（或12276美元）視為能否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標志，完全是一個偽命題。隨著中國勞動力成本的快速上升，中國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在增加。因此，中國必須加大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力度，通過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盡快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
【關鍵詞】「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國家 勞動力成本 競爭力 拉美 中國
近幾年，國內學術界極為關注「中等收入陷阱」。在谷歌的搜索引擎中輸入「中等收入陷阱」，可獲得120萬條結果。然而，在研究這一課題時，許多學者曲解了這一概念的含義，因而提出了一些不正確的觀點。本文力圖從「中等收入陷阱」的定義入手，指出國內學術界在理解這一概念時出現的偏差，並回答拉美和中國是否已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這個至關重要的問題。
一、何謂「中等收入陷阱」
關於「中等收入陷阱」這一概念的由來，國內外學術界有這樣一種共識：它最初是由世界銀行提出的。通過檢索網際網路，我們發現，世界銀行在2006年11月出版過一個關於東亞如何應對全球經濟疲軟的報告。在這一報告中，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指出，「中等收入國家如要繁榮，必須採取一些與以往不同的措施。這一建議與以下事實是吻合的：中等收入國家的增長速度既不及富國，也不如窮國。」這些經濟學家還認為，中等收入國家處於工資水平更低和競爭力更強的窮國與富於創新的發達國家之間的夾縫中。但這一報告沒有使用「中等收入陷阱」這一名詞。
2007年，世界銀行曾發表了題為《東亞復興：關於經濟增長的觀點》的研究報告。在這一報告中，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認為，由於缺乏規模經濟，東亞的中等收入國家不得不努力保持其前所未有的高增長率。以生產要素的積累為基礎的戰略可能會導致持續惡化的後果。跡培仿這一後果必然會出現，因為資本的邊際生產率會下降。在長達幾十年的時間內，拉美和中東是中等收入地區，但它們無法走出這一陷阱。 這是世界銀行第一次提到「中等收入陷阱」。
2010年，世界銀行發表了題為《有力的增長與不斷增加的風險》的研究報告。在這一報告中，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認為，在長達幾十年的時間內，拉美和中東的許多經濟體陷入了中拆中等收入陷阱。在這一陷阱中，作為高產、低成本的生產國，它們力圖在工資成本不斷上升的情況下保持自身的競爭力，但無法提升其價值鏈，也無法進入正在不斷擴大的、以知識和創新為基礎的產品和服務市場。
盡管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在上述3個報告中未能明確地界定「中等收入陷阱」的確切含義，但我們從字里行間能得出這一結論：一個國家在進入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後，隨著人均收入的提高，勞動力成本會上升,而它的產業結構及科技創新卻未出現顯著的改善或進步。其結果是，它既不能與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其他發展中國家競爭，也無法與發達國家競爭，從而陷入一種進退兩難的境地。換言之，世界銀行所說的「中等收入陷阱」不是指一個發展中國家在發展道路上遇到的一切問題，而是指勞動力成本上升後遇到的一種「進退兩難」的境況。
一些外國學者對「中等收入陷阱」定義的解析或許能幫助我們理解其真實的含義。例如，秘魯學者路易斯?阿布加塔斯-馬傑魯夫（Luis Abugattas-Majluf）認為，向技能密集、技術先進和勞動生產率更高的生產活動過渡，是約旦應對「中等收入陷阱」的唯一方法。 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維克拉姆?尼赫魯（Vikram Nehru）認為，只有大力發展製造業和減少對初級產品出口的依賴，印度尼西亞才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日本學者大野健一（Kenichi Ohno）認為，中等收入陷阱是第二階段與第三階段之間姿纖的「玻璃天花板」。第一階段是外資引導下的簡單的製造業；在第二階段，支持性產業（supporting instries）開始發展，並通過從國外直接購買或引進外國直接投資等形式獲得技術； 在第三階段，國內企業掌握了生產高質量產品所需的技術和管理經驗；第四階段的特點是創新和產品設計。
美國學者愛娃?帕斯（Eva Paus）認為，「中等收入陷阱」是描述這樣一種狀態：一方面，一個中等收入國家在生產一般性出口產品時無法與低收入國家競爭；另一方面，這個國家尚未建立起能夠生產以知識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為基礎的商品和勞務的能力。因此，「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是無法向更高的知識密集型產業發展。她指出，經濟發展是經濟和社會變革的進程。在這一進程中，生產結構不斷地向增加值更高的生產活動進化。換言之，中等收入國家總是面臨這樣一種挑戰：如何從大宗商品生產向知識密集型生產活動過渡。
帕斯還認為，中國在國際貿易領域已成為一個強有力的競爭者，因此許多中等收入國家發現自己難以在低工資密集型生產領域與中國競爭；與此同時，這些國家尚未培養出能在高生產率領域與發達國家展開競爭的生產能力。其結果是，它們面臨著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險。
當然，我們不會同意帕斯將其他中等收入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歸咎於中國。但從上述外國學者的表述中可以看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較為狹窄的。它不是指一個國家在發展道路上遇到的所有問題和挑戰，而是僅僅指勞動力成本提高後如何對產業結構作出相應的調整。
2013年2月16日出版的英國《經濟學家》雜志有一篇關於「中等收入陷阱」的文章。這一文章在解釋「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論」時寫道：「富國自誇擁有最好的技術，窮國則認為自己擁有最低的工資，而中等收入國家卻既沒有最好的技術，也沒有最低的工資。」 言下之意時，中等收入國家陷入一種進退兩難的被動局面。這一文章認為，中等收入國家可通過制度建設來避免陷入這一陷阱。
然而，在國內學術界，「中等收入陷阱」的定義卻被常常被曲解為以下三種意思：第一，一些發展中國家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後，在發展道路上長期趑趄不前，從而無法躋身高收入國家行列。第二，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後，有些發展中國家在低收入階段積累的一系列經濟和社會問題會集中地爆發。除經濟增長乏力以外，這些國家還面臨著貧困化現象加劇、「三農」問題成堆、勞動力轉移困難、城市化速度過快、收入分配不公、兩極分化嚴重、金融體系脆弱、通貨膨脹率居高不下、社會凝聚力弱化、腐敗司空見慣、毒品泛濫成災以及社會治安每況愈下等問題。第三，有些發展中國家之所以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因為原有的增長機制和發展模式失靈，政府無法應對政治、經濟和社會領域中的各種挑戰和系統性風險，內需疲軟導致過度依賴外需，等等。
2010年，《人民論壇》雜志在徵求了50位國內專家、學者的意見後，列出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的十個特徵：經濟增長回落或停滯、民主亂象、貧富分化、腐敗多發、過度城市化、社會公共服務短缺、就業困難、社會動盪、信仰缺失、金融體系脆弱。 該雜志發表的多篇文章認為，拉美國家已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綜上所述，在國內學術界，許多人將「中等收入陷阱」當作一個「筐」，把中等收入國家（尤其是拉美國家）在發展進程中遇到的一切問題都「往裡裝」。
二、「中等收入陷阱」不是「數字游戲」
世界銀行對「中等收入陷阱」所作的定義未能明確告訴我們如何判斷一個國家是否陷入了這一陷阱。但有些學者認為，世界銀行在2009年將人均國民總收入（GNI）12196年美元以上的經濟體作為高收入經濟體，996美元至12195美元為中等收入經濟體，因此，如果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長期不能達到這一指標，它就可被視為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他們還斷言，「2011 年是南美大陸擺脫『中等收入陷阱』的元年」，因為根據有關國際機構的統計，2011 年智利和烏拉圭的人均國民總收入超過了世界銀行在2011年7月公布的為高收入經濟體設定的12276 美元這一界限，率先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將一個國家的人均國民總收入是否大於一個具體的數字當作其是否逾越「中等收入陷阱」是欠妥的。
第一，何謂長期徘徊在中等收入階段。「長期」顯然是一個含糊不清的時間狀語，多少年可被視為「長期」，顯然是一個眾說紛紜的時間狀語。而且，「長期」這一表達方法還低估了發展的艱難程度。美國經濟學家W. W. 羅斯托認為，世界各國經濟發展要經歷5個不同的發展階段，即傳統社會、為「起飛」創造前提的階段、 「起飛」階段、向「成熟」發展的階段、民眾的高消費階段。他認為，從「起飛」階段到「成熟」發展階段的過程大約要經過60年左右。 由此可見，發展中國家從中等收入階段向高收入階段跨越的時間是漫長的。
世界經濟的發展史表明，在世界上的一百多個發展中國家中，能夠脫穎而出的畢竟是少數國家。很難想像一百多個發展中國家能在較短時間內從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躋身於高收入國家的行列。須知，發展中國家的人均國民總收入在提高時，發達國家的這一數值也在不斷提高，高收入的「門檻」也會隨之提高。更為重要的是，中等收入和高收入是相對而言的。沒有中等收入國家，也就不會有高收入國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世界上總會有一些國家永遠處於追趕他國的不利地位。
第二，將人均國民總收入視為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標志，不啻為「數字游戲」。如前所述，2009年，跳出「中等收入陷阱」所需的人均國民總收入為12196美元；2011年，由於高收入國家的人均國民總收入提高到12276 美元，因此，跳出這個「陷阱」的高度上升了80美元。這意味著，一個發展中國家能否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取決於世界銀行設定的分界線是否發生變化，不論這個國家的產業結構發生了多大的變化。此其一。其二，因為世界銀行為高收入經濟體確定的指標是動態的，因此，今年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或許會在明年再次跌入這一陷阱。之所以有這樣的出出進進，就是因為生搬硬套了世界銀行對高收入經濟體設定的「門檻」。
我們還可提出這樣的問題：以2009年為例，如果一個國家的人均國民總收入為12195美元（即比世界銀行確定的高收入經濟體的「標准線」少1美元）或12194美元（比世界銀行確定的高收入經濟體的「標准線」少2美元），是不是意味著這個國家尚未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如果說接近12196美元就算跳出「陷阱」，那麼這個「接近」的數字應該是多少？12000美元（比世界銀行確定的高收入經濟體的「標准線」少196美元）可被視為跳出「中等收入陷阱」了嗎？我們甚至還不能排除這樣一種可能性：為急於跳出「中等收入陷阱」，有些當政者或許會用「做假賬」的方法來提高本國或本地區的人均國民總收入。
而且，以美元計算的人均國民總收入很容易受匯率因素的影響。我們完全可以作出這樣一個的大膽的想像：由於匯率發生重大變化，世界上或許會有一些國家的國民總收入會從中等收入經濟體躋身於高收入經濟體行列，或從高收入經濟體行列跌落到中等收入經濟體行列。而伴隨著這樣的「跳出」或「跳進」，這個國家的產業結構、競爭力和科技創新能力可能沒有發生重大變化。
如將人均收入引入「中等收入陷阱」這一概念，或許還能鬧出天大的笑話。例如，我們假設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因種種原因而長期無法躋身於高收入經濟體的行列，只能在「中等收入陷阱」中徘徊。然而，天有不測風雲。這個國家某天遇到了一次極大的地震或其他自然災害，無數人失去了生命。毋庸置疑，由於這個國家的人口大量減少，其人均國民總收入也就隨之快速上升，達到或超過了高收入經濟體的標准線，因此它就會跳出「中等收入陷阱」。一個自然災害居然會使一個國家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委實不可思議。又如，2009年利比亞的總人口是642萬，國內生產總值為588億美元，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僅為91589美元。 由此可見，利比亞尚未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如果我們假設2011年的戰爭提前到2009年爆發，再假設這一戰爭使利比亞的人口減少160萬，那麼利比亞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就會達到12199美元。 一場戰爭居然使一個國家跳出「中等收入陷阱」，豈非令人捧腹大笑。
第三，人口大國的人均國民總收入要達到高收入國家的標准，需要很長時間的艱苦努力。例如，中國的人口早已大大超過13億。無論是根據世界銀行在2009年確定的高收入經濟體指標（12196美元）還是參照2011年確定的新標准（12276 美元），中國的經濟總量只有在超過16萬億美元以後才能成為高收入國家。今天中國的經濟總量不足7萬億美元。從7萬億美元增加到16萬億美元，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而且，可以斷定，世界銀行確定高收入的指標必然會「水漲船高」的。這是否意味著中國將長期陷於「中等收入陷阱」中而不能自拔？
三、如何正確理解拉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國內學術界在討論「中等收入陷阱」時，拉美常被當作反面教材。例如，有人認為，「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和馬來西亞等國在上世紀70年代均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行列。直到2007年，這些國家仍然掙扎在人均GDP3000美元至5000美元的『發展階段』。在同一時期，只有日本、韓國和新加坡等少數國家和地區跳出了『中等收入陷阱』」。 還有人認為，拉美國家「在經歷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快速發展之後，出現了長達三十多年的經濟停滯。當時，這些國家主要是走進口替代的工業化戰略，著重發展大型企業，城市化進程過快，貧富不均現象非常嚴重。而經濟高速增長使得民眾的期望值提升的速度比經濟的增長速度還要快，這給政府的社會保障帶來巨大壓力，最終導致外債和財政赤字居高不下，通貨膨脹嚴重，金融危機迭起，給經濟發展帶來重創。」
將拉美作為「中等收入陷阱」的「標本」或「典型」是值得商榷的。
第一，大多數拉美國家在進入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後，其經濟並非長期停滯不前。誠然，20世紀80年代，由於受到債務危機和經濟危機的打擊，拉美國家的經濟增長率很低，有些年份甚至是負增長；但所謂「停滯不前」的持續時間不足十年。在進入90年代後，拉美經濟重新走上了復甦之路。除了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的2009年以外，其餘年份均為正增長，而且大多數年份的增長率都比較高，有些年份甚至接近6%。
第二，經濟增長緩慢、貧困化現象加劇、「三農」問題成堆、城市化速度過快、收入分配不公、兩極分化嚴重、社會凝聚力弱化、腐敗司空見慣、毒品泛濫成災以及社會治安每況愈下等等問題，不僅僅是拉美國家的「專利」，而且也是其他發展中國家難以消除的痼疾，甚至在一些高收入國家也不難找到。
第三，當年在討論「拉美病」、「拉美化」、「拉美陷阱」和「拉美現象」時，拉美國家在其經濟和社會發展進程中遇到的各種問題被當作典型的「症狀」；在討論「一千美元門檻」時，這些問題被說成是拉美未能逾越這一「門檻」的論據； 在討論拉美現代化道路或拉美的發展時，這些問題被視為其「失敗」的反面教材；在討論拉美經濟改革的成效時，這些問題被定性為「新自由主義改革」的必然後果；而今在討論「中等收入陷阱」，這些問題又被奉作有力的證據。這樣的研究方法顯然是不足取的。
當然，我們不能無視以下兩個事實：一是拉美國家的勞動力成本在上升，由此而來的負面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如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美國跨國公司將大量工廠從墨西哥等國轉移到中國和亞洲的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二是大多數拉美國家難以減輕對初級產品出口的依賴。曾在創建石油輸出國組織的過程中發揮過重要作用的委內瑞拉前石油部長胡安?巴勃羅?佩雷斯?阿方索在1970年說過，「十年後，二十年後，你會看到，石油帶給我們（委內瑞拉）的是（經濟上的）毀滅，……石油是魔鬼的興奮。」
由此可見，如果非要說拉美已跌入這個陷阱，那麼，我們應該指出，這個陷阱是指勞動力成本上升以及過度依賴初級產品出口導致造成的不良後果，不是該地區在經濟和社會發展領域中遇到的無所不包的問題。
『叄』 五問「中等收入陷阱」 哪些國家曾陷入
可以這帆碰森樣說。 你看看轉型成功的國家和地區，美國、韓國、新加坡、日本、台灣吵畢……等，在進入中等收入的時候，社會矛盾很突出，社會動亂很多。但政府的強勢，保證了轉型的成功。 美國，50~70年代是很混亂的，但政府壓得住就過去了。 韓國，70~80年代，靠軍政府鎮壓。 日本，60~70年代，靠財閥寡頭鎮壓。 香港，60~70年代，靠殖民地政府的鎮壓 台灣，60~70年代，靠蔣經國的鐵腕。態畝
『肆』 中國中等收入陷阱
什麼時候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的提高，貧富差距是否縮小，公共服務得到基本保障，那麼中國不僅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並且成為真正的發達國家也指日可待。
至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在用驚人的速度上升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盡管如今中國的GDP已經超越許多發達國家，但由於中國人口基數眾多，它在近階段也是一直處於發展中國家的位置。
處於「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大概值在20世紀70年代均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這些國家仍然掙扎在人均GDP3000至12000美元的發展階段，並且見不到增長的動力和希望。據目前統計，大部分未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都來自於拉丁美洲，比如，巴西，智利，和委內瑞拉等。
中國將邁入高收入國家
林毅夫
2020年9月14日，知名經濟學家林毅夫在廈洽會發表了一篇《林毅夫：新形勢下的全球治理體系》文章闡述了他的觀點，在林毅夫先生看來，根據各種預測，中國大陸應在2025年之前可跨過人均收入12700美元的門檻，變成高收入經濟體。屆時，全世界生活在高收入國家的人口將從現在只佔全世界人口16%，大幅提升至34%。社科院學部委員李培林則表示，在2021年-2025年的「十四五」規劃期間，中國將由一個中等收入偏上的國家走向高收入國家。李培林表示：「2019年中國人均GDP達到了1萬美元左右，按照現在的人口增長、匯率變化，以及經濟增長的態勢，預計在2021-2025年的五年期間某一個時間點我們將跨過按照世界銀行的標准（12600多美元）高收入國家的一個門檻。李培林指出：「我們一般說的發達國家是指經合組織三十多個國家，這三十多個國家的人均GDP低的2.5萬，高的大概8萬多，所以我們和發達國家還是有很大差距的。我們也不能輕言，跨過這個坎以後就認為我們跨過了中等收入國家的陷阱，很多國家在這個階段長期徘徊的情況也是發生過的。
不難發現，中國終將進入發達國家行列似乎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是如何規避轉型期間可能出現的中等收入陷阱，不少的經濟學家和學者或是迴避或是閃爍其詞，並不願意主動觸及這個問題，作為從事信息分析27年的獨立智庫，安邦從2009年開始著手分析這個問題，並不斷預警，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難度不能低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需要的技術持續進步、產業高端化等條件對中國而言都絕非易事。
實際上，對於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問題，決策層的看法有時比學者觀點更直白，也更客觀。早在2014年11月10日，中國政府領導人在北京出席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同工商咨詢理事會代表對話會時曾經表示，對中國而言，「中等收入陷阱」過是肯定要過去的，關鍵是什麼時候邁過去、邁過去以後如何更好向前發展。領導人表示，我們有信心在改革發展穩定之間，以及穩增長、調結構、惠民生、促改革之間找到平衡點，使中國經濟行穩致遠。政府的表態給出了兩個信息
（1）中國現在仍處在中等收入陷阱的階段，今後肯定會邁過去；
（2）即使邁過中等收入陷阱階段，也存在以後如何向前發展的問題。
這意味著，跨越之後並不是萬事大吉，正如有些學者所言，在高收入階段也會陷入停滯的陷阱。
中國將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陳功
安邦智庫（ANBOUND）首席研究員陳功
安邦智庫（ANBOUND）首席研究員陳功在安邦智庫首席研究員陳功看來，從歷史來看，世界上有多個國家曾經努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但大部分國家都失敗了。
戰後可以穩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並不多見，雖然從技術層面來講共有11個國家（赤道幾內亞，希臘，愛爾蘭，以色列，日本，模里西斯，葡萄牙，西班牙，波多黎各，新加坡，韓國）先後進入高等收入經濟體行列，但其中大多數國家隨後的表現並不穩定，真正穩居高收入國家的只有四個——日本、以色列、新加坡和韓國。
其他全球上百個國家經超過半個世紀的發展和努力，始終都無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些國家即使僥幸暫時跨越，但很快就跌落「神壇」，被打回原形。
統計顯示，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經歷了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諸如馬來西亞、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等國家在上個世紀70年代就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之後數十年裡卻一直停滯在人均GDP3000美元至5000美元階段。世界銀行的另一項調查顯示，從1960年到2008年間，全球101個中等收入國家和地區中，只有13個成功發展為高收入經濟體。
研究顯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在其跨越過程中都出現了大量的技術轉移和技術吸收，以及隨之產生的產業高端化升級。值得注意的是，前述四個國家都是美國進行技術轉移的受益國。如果中國尋求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難以迴避吸收技術轉移升級、產業高端化的過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對中國來說並非易事，有如下因素需要考慮：
（1）人均國民收入的提升速度正在放緩。按世界銀行對高收入國家人均國民收入1.2萬美元左右的標准，中國如果維持2017年的增速，大約在2022年將進入到高收入國家行列。但是，隨著中國經濟增速放緩，人均國民收入的達標時間也會變長。如果考慮到中國經濟中的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實現人均收入達標的時間可能更長。
（2）中國的技術提升並不那麼順利。要成為發達國家，技術提升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撐。中國與發達國家的科技差別仍然較大，要追上較高水平並以科技來支持經濟，這一跨越並不容易實現。尤其是在反全球化浪潮興起，美國對中國發起貿易戰、科技戰的背景下，中國獲得技術轉移的難度進一步加大。
（3）中國需要進行持續有效的制度改革。經濟發展與技術進步，最終都要看制度安排，尤其是在各種紅利因素消退之後，新的發展動力往往來自製度改革。客觀來看，中國的市場化改革仍然存在滯後的問題。
『伍』 關於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詳解）
關於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詳解）
最近可能大家都有聽到中等收入陷阱這個詞，但是大家是否清楚是什麼意思呢?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世界銀行經濟學家英德米特?吉爾在2006年首先提出的。它主要是指經濟體從低收入到中等收入的發展戰略，不適應於向高收入階段的發展，其經濟增長被原有的增長機制鎖定，人均國民總收入難以這個突破1萬美元 ，進入一個經濟增長的停滯徘徊期。同時，這個觀點提出來以後還有一些學者認為在這個階段不僅經濟增長停滯緩慢，而且還伴隨各種政治和社會問題，社會容易處於不穩定和動盪的階段。
從低收入到中等收入的發展戰略是什麼?為什麼它在當時能夠促進經濟的發展，在後期發展的過程又無法實行?從中等收入再到高收入的戰略又是什麼?對於產生這一現象的一些根本原因，並沒有在理論上作出深入的說明，因此人們在研究和分析這個問題時容易停留在表面現象，給人留下許多謎團。
現在，世界上大體上有近百個經濟體處在中等收入階段，有多少國家從中等收入階段順利走到高收入階段，很多專家有不同的說法，例如：有人認為日本、韓國、以色列、新加坡等國都是從中等收入階段順利走過來了，但是我個人認為要做一些排除，抽掉不是特別典型的沒有代表性的這些類型，像日本，它在二戰前就已經是列強了，那時候它就能夠製造航空母艦能夠製造飛機了;像這個以色列，它在1948年建國，從全世界移民，移民中很大的比例是工程師、專家等，文化層次很高，並且它還得到美國和猶太海外財團的大力支持;像新加坡，是個城市型國家，位於馬六甲海峽要地，有得天獨厚的這個位置;這些國家沒有什麼代表性。至於說像中東那些產油國，在戰後從窮國到富國的這個經歷呢，就更沒有什麼代表性了。
我們所說的典型的具有代表意義的值得研究和重視的中等收入經濟體，主要是指有一定人口規模的從傳統的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發展的經濟體。從傳統農業發展起來的經濟體，從中等收入階段走到高收入階段大體只有韓國和我們中國台灣等少數幾個經濟體，大多數拉美國家、東南亞國家、東歐國家還都在中等收入陷阱中，沒有走出來。
研究這個問題的一個重點就是為什麼有那麼多國家沒有走出中等陷阱，而少數的國家和地區能夠走過來?我們國家已經進入中等收入階段，2012年人均國民收入已經超過6000美元，按世界銀行的標准，已經屬於上中等收入階段，而如今我們國家經濟也出現許多問題 ，經濟增長開始放慢，財政收入增速下降。如何看待這些問題，怎樣才能順利走過中等收入階段，是我們非常關心的問題。
現在有一個比較有影響力的觀點：中等收入階段經濟增長要靠投資拉動，高收入階段經濟增長要靠消費拉動，因此中國應由投資拉動向消費拉動轉型。但是所謂投資拉動和消費拉動仍停留在表面現象的描述上，沒有觸及本質問題，缺乏理論的深層解釋，容易誤導。可以說我們在解釋中等收入階段問題時，可直接參考借鑒的`理論和實踐並不多。例如，現在的主要發達國家、高收入國家，他們就沒有經歷過真正意義的中等收入階段，因為從近代歷史上講，這些國家始終是處於相對的高收入階段。因此我們需要理論和實踐上的積累，特別是在理論層面的研究中等收入階段的問題，這有助於我們通過現象看本質，發現中等收入階段的一些基本經濟特徵和經濟規律，更深刻的解釋為什麼在這個階段容易掉進經濟增長緩慢、政治經濟社會問題叢生的陷阱。
如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今後的五年、十年，中國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很大。怎麼避免呢?
一是農業改革，減少對糧食的全方位補貼，鼓勵農產品進口。中國人總有戰爭思維，認為一旦發生戰爭，我國當前大量進口農產品會被阻斷，但即便發生戰爭，也能靠「換草退耕、還濕退耕」來保證農產品庫存。因此目前應鼓勵農產品進口，才能進一步轉移農村的勞動力，彌補製造業、服務業的勞動力短缺，使工資增速低於生產率的增速。
二是戶籍改革，要從法律的角度，打破遷戶口的障礙，讓各地允許租房落戶。國務院於2014年7月頒布的戶籍制度改革文件，截至目前為止只有14個省市出台了落實方法，但人們最願意落戶的省份卻沒放開。因此，為了打破勞動力流動的一些阻力，國家要提供教育、醫療等資源，讓轉移的人口真正穩定到城市裡面去。
三是在勞動關繫上，不能像歐美國家，員工以區域或者行業為單位進行聯合，與僱主強勢地談判。要讓企業和員工個體決定，增加就業的靈活性。
四是土地改革，農村建設用地(分為宅基地、工業用地、集體的經濟用地)交一筆錢以後，就能像城鎮土地那樣流轉。在土地交易的過程中，政府不能征地拆遷，而由農民應自主決定，並和買地的一方談判，怎麼再就業，怎麼交社保領社保。
五是在社會保險的問題上，要劃撥國有資本，充實社保基金以適當降低社保費率，真正建立「多交多得」的機制。因為1997年以前，社保制度沒有建立起來，國企職工沒有繳納養老保險，只有靠劃撥國有資本才能解決之前未交部分的虧欠。而目前的社保制度的給付、收繳、投資收益及替代率等比率必須做出相應調整，不然我國將過不去即將到來的快速老齡化。
如果完成三中全會、四中全會關於2020年的任務，我國將繞開「中等收入陷阱」，但同時，最大的難題是去杠桿化的問題。不能再積累杠桿率，否則高杠桿爆發之時是無法收拾的。 ;
『陸』 跨過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有哪幾個
國際上公認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和地區有日本和「亞洲四小龍」，
但就比較大規模的經濟體而言，僅有日本和韓國實現了由低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的轉換。日本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萬美元。
韓國1987年超過3000美元，1995年達到了11469美元。
從中等收入國家跨入高收入國家，日本花了大約 12年時間，韓國則用了8年。
(6)新加坡為什麼能跨過中等收入陷阱擴展閱讀：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發展中國家工業化進程中奉行GDP增長方式，經過一段時間的經濟高速增長使人均收入達到中等收入水平時，
由於道德淪喪、法治崩潰、坑蒙拐騙黑橫行、假冒偽劣毒充斥、腐敗與兩極分化嚴重，
迅速形成既得利益集團並使既得利益集團迅速壟斷國家資源、掌控國家經濟命脈、掌握國家大部分財富，
造成國內市場萎縮、產業升級乏力、增長停滯不前、民族主體性削弱、經濟對外依賴性增強的狀態。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個國家磨笑發展到中等收入階段（人均國內生產總值10000美元—12000美元左右）後，
可能出現兩種結果：
1.持續發展，逐漸成為發達國家。
2.在發展中經濟體發現自己卡在勞動力成本上漲和成本競爭力下降的中間，無法與高技能創新的先進經濟體，或低收入低工資的經濟體在廉價生產製成品上相競爭，導致經濟發展徘徊不前。
後一種結果稱走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銀行《東亞經濟發展報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的概念，
基本涵義是指：鮮有中等收入的經濟體成功地躋身為高收入國家，
這些國家往往陷入了經濟增長的停滯期，既無法在人力成本方面與唯升低收入國家競爭，又無法在尖端技術研製方面與富裕國家競爭。
一個經濟體從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邁進的過程指游老中，既不能重復又難以擺脫以往由低收入進入中等收入的發展模式，很容易出現經濟增長的停滯和徘徊，人均國民收入難以突破1萬美元。進入這個時期，經濟快速發展積累的矛盾集中爆發，原有的增長機制和發展模式無法有效應對由此形成的系統性風險，經濟增長容易出現大幅波動或陷入停滯。
大部分國家則長期在中等收入階段徘徊，遲遲不能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中等收入陷阱」發生的原因主要就是低端製造業轉型失敗，低端製造業可以帶來中等收入，但是伴隨而來的污染，低質低價，都是惡性循環。
低端製造改高端製造，是完全靠高科技解決，而高科技不是幾十年能追趕的。
因此，其中「中等收入」和「陷阱」之間沒有任何內在的必然聯系，因人均收入達到中等水平而進入「陷阱」只是假象，把增長當發展的GDP增長方式造成的嚴重社會後果使增長不可持續才是本質。
所以，「中等收入陷阱」是用假象掩蓋本質的偽命題。
「中等收入陷阱」假象後面的本質說明，增長問題實質是發展問題，可持續增長後面是可持續發展。
道德—法治—公平—正義不僅是社會穩定的條件，也是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要求；
GDP增長方式已經破產，GDP增長方式的理論基礎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基礎新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基礎一般均衡理論已經被證偽；
發展中國家只有徹底拋棄新古典價格經濟學範式、新自由主義的GDP增長方式、以一般均衡理論為理論基礎的西方經濟學，通過包容性發展才能可持續發展，實現趕超戰略。
『柒』 中等收入國家的陷阱包括哪幾個國家
國際上公認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和地區有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但就比較大規模的經濟體而言，僅有日本和韓國實現了由低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的轉換。日本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萬美元。韓國1987年超過3000美元，1995年達到了11469美元。從中等收入國家跨入高收入國家，日本花了大約 12年時間，韓國則用了8年。
拉美地區和東南亞一些國家則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一些國家收入水平長期停滯不前，如菲律賓 1980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671美元，2006年仍停留在 1123美元，考慮到通貨膨脹因素，人均收入基本沒有太大變化。還有一些國家收入水平雖然在提高，但始終難以縮小與高收入國家的鴻溝，如馬來西亞1980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1812美元，到2008年僅達到8209美元。阿根廷則在1964年時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就超過1000美元，在上世紀90年代末上升到了8000多美元，但2002年又下降到2000多美元，而後又回升到2008年的8236美元。拉美地區還有許多類似的國家，雖然經過了二三十年的努力，幾經反復，但一直沒能跨過1萬美元的門檻。
『捌』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富裕行列是哪些國家
國際上公認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和地區有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就比較大規模的經濟體而言，僅有日本和韓國實現了由低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的轉換。
如下：
1.日本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萬美元。
2.韓國1987年超過3000美元，1995年達到了11469美元。
從中等收入國家跨入高收入國家，日本花了大約 12年時間，韓國則用了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