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人是怎麼種樹的

① 新加坡位於paya laber的一種樹，請問樹種是什麼

名稱大葉女貞，植物界；被子植物門；雙子葉植物綱；玄參目；木犀科；女貞屬；大葉女貞種。

② 新加坡的一種樹根會開花結果的樹叫什麼

根果

③ 新加波有什麼樹木是國寶

新加坡有十種樹，但是沒有所謂國寶。和我們國家不同，我們有銀杏金絲楠等名貴樹木，而新加坡沒有，新加坡國內的十種樹木有九種都是外來引進的。唯獨有一種，叫做海蒲桃的樹木，是新加坡本土就有的，我覺得這應該算是比其它九種更符合國寶的意義。另外九種分別是：欖仁樹，紫綉球，海紅豆，香灰莉木，大葉桃花心木，非洲楝，黃盾柱木，青龍木，雨樹。

④ 聽說新加坡沒有蚊子，這是真的嗎

是真的，我剛去新加坡回來，的確沒有蚊子，當地人說因為大量種植一種樹是驅蚊的，叫什麼忘了，而且新加坡溫度並不高，常年氣溫只有33-25℃，很涼爽但是濕氣重

⑤ 新加坡哪種樹發出氣味蚊子不喜歡

一般桉樹發出來的氣味是蚊子不喜歡的，樟樹發出來的氣味也是蚊子不喜歡的

⑥ 新加坡路邊根部鼻子梁高又大的樹叫什麼樹

你說的那個鼻子梁高又大的樹根，學名叫做「支柱基板根」。

新加坡有很多種樹都是板狀根，例如：

菩提樹：

其他的還有很多很多。。。。。。

還有問題的話歡迎追問

⑦ 新加坡有種樹很高大開黃色小碎花香味很濃滿城都聞的到請問叫什麼名字

黃盾柱木（Yellow Flame）
又名：雙翼豆、翼果盾柱木
原產地：中國，東南亞、澳洲的熱帶地區
在長達幾個星期的花季里，一串串3公分大的黃色波浪形花朵會布滿樹冠頂端，因此獲得「黃色火焰」的名字。據說樹皮具有治療痢疾的功效，也能舒緩肌肉酸痛與潰瘍等疾病。樹皮所帶有的棕黃色染料可以用於蠟染。
本地生長狀況：抗旱性高，並能迅速適應城市化環境，可植於公園或路旁。

黃盾柱木（Peltophorum pterocarpum）
家庭：豆科（豆科）Fabaceae (Leguminosae)
外觀：黃盾柱木的增長高達20米的身高。以路邊樹而言，它很受歡迎，所以很多國家都會在路邊種植它。這是抗旱的所以更是能適應新加坡的多陽氣候。
這棵樹有廣泛的傘狀冠，所以也提供了好的遮陽效果（路蔭）。
特性：每當它燦爛的黃色花涵蓋整個樹冠時，就能聞到一股奇香。這些約3厘米大小的花構出波浪狀花瓣。有點像堆在一塊的黃色小紙巾。
花開花季節後，花會長出深紫褐色的豆條果莢。這些豆莢幾個月後才會掉落。

⑧ 為什麼新加坡這么小，卻這么多別墅，綠化面積這么大呢

超高的綠化覆蓋率
新加坡一直被譽為「花園城市」
全國高達50%以上的綠化覆蓋率
令人無比驚嘆
這多虧了政府的遠見
1965年建國伊始
新加坡政府就確立了
建設「花園城市」的目標
在人口密度大
土地資源極度緊缺的情況下
還是提出了人均8平方米
綠地的指標
60年代，政府制定了每個鎮區中心
都要有個10公頃的公園的計劃
80年代，政府規劃將
5%的土地列為自然保護區
多年來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
讓這些計劃成為了現實
才有了如今滿目綠色的新加坡
▲新加坡巴西立公園
不僅重視綠化面積
新加坡綠化的分布
還特別講究「公平」
除了全國每個大區域都有
一大塊自然保護區和樹林
新加坡還在中部、東北、西北等
不同區域建立了四個自然保護區
禁止開發，保留原始的熱帶雨林
在東部和西南部又建立了
兩個樹木保存區
砍伐樹木必須經過批准
同時，中心城區和政府組屋區
每隔一個小區域都要
保留一塊空地開辟成小公園
光是注重地面的綠化
土地資源如此緊俏的新加坡
還不能夠實現「花園城市」的目標
政府進一步推出了「垂直綠化」
簡單來說，就是在樓上種樹！
讓大家直接開門見綠
各個政府部門聯手合作
用稅收折扣等優惠政策刺激
鼓勵開發商和建設商
在大廈的垂直牆面上
種植密集的綠色植物
國家公園局還設立了「花園城市基金」
用於公園建設或垂直綠化項目
資金主要來源於開發商
非政府機構以及個人贊助等
這些舉措，使得新加坡
成為一個天然「大氧吧」
空氣質量越來越好

⑨ 有人說新加坡的樹很多，有關部門有沒有預防樹倒下來的措施

新加坡的樹確實特別多，並且新加坡也被稱為花園城市，所以我們可以知道新加坡它的綠地面積是非常大的，而新加坡有一個比較奇葩的事情就是，新加坡的樹要辦理身份證，所以每一棵樹都有一個身份證，每一個身份證都代表了這一棵樹的價值，我們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新加坡對於這一些樹是非常重視的，對於他們的環境保護也是非常重視的。

他們還會用聲吶探測儀檢查吃那穿越樹干所需要的是這樣子可以檢查樹木內部是否有腐爛，如果樹木腐爛的話，是那穿越樹干需要時間會更長，所以對於樹木新加坡政府是非常的保護的。

⑩ 新加坡為什麼那麼干凈

新加坡是這樣變干凈的（李光耀） 《新加坡是這樣變干凈的》 摘自李光耀回憶錄《經濟騰飛路》 12、城在花園中 派駐新加坡的外國通訊員找不到涉及貪污和其他營私舞弊行徑的大丑聞來報道，於是便報道新加坡經常落力推行這類「勸人向善」。的運動，冷嘲熱諷，說我們是個「保姆之邦」。他們可以笑我們，可我深信最後開懷大笑的人會是我們…… 1976年，我第一次到北京人民大會堂，主人同我們見面的會議室里擺著痰盂，有些中國領袖還用它。於是，1978年鄧小平到新加坡訪問的時候，我們在會議室內他的座位旁邊放了一個明代的藍白色痰盂，他卻沒用，也許是他發覺新加坡華人跟中國人不一樣，不隨地吐痰。1980年我再次訪問北京，發覺北京人民大會堂里的痰盂已經拿走了。幾年後，我在新加坡設宴招待主管經濟的國務委員谷牧，提到人們改變了習慣，不再在人民大會堂里使用痰盂。他笑著說，會議室里的是拿走了，辦公室里卻還用，老習慣改不了。 從1960年代開始，我們便展開反隨地吐痰運動。盡管如此，到1980年代，還有許多的士司機向窗外吐痰，一些人也仍然在巴剎和熟食中心裡照吐不誤。我們通過學校和媒體傳播信息，肺病等疾病會因隨地吐痰而傳染。現在很少看到人們在公共場所隨地吐痰。我們都是移民，離鄉背井而來，但卻准備擯棄陋習，在一個新的國家脫穎而出。這個運動成功了，促使我再接再厲把人民的其他陋習也改掉。 獨立後，我千方百計要找出引人注目的辦法，以向世人顯示新加坡跟其他第三世界國家不一樣。最後，我選定了一個使新加坡成為清潔又蔥翠的城市的計劃。我的策略之一是使新加坡成為東南亞的綠洲，達到第一世界的水平，使來自發達國家的商人和旅客，把這里當成是到本地區進行商業和旅遊活動的基地。改善有形的基礎設施要比改變人民的習性容易。他們原本住棚屋，要方便不是在地上挖個洞，就是到放在屋外廁所的木桶去解決。如今搬進裝置了現代衛生設備的高樓，他們的習慣卻沒有改變。我們設法使人民改變亂丟垃圾、喧嘩吵鬧、粗野無禮等壞習慣，並使他們懂得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講究禮貌。 我們從很弱的基礎做起。1960年代，部長和國會議員接見選民，幫助他們解決問題的時段總是大排長龍。妻兒陪伴在旁的失業人士前來找工作，或要求的士或小販營業執照，或要求在學校食堂售賣食物。這正是失業數據背後的現實情況。數以千計的人在人行道和大街上售賣熟食，完全不理會交通、衛生和其他問題。結果街道垃圾成堆，造成堵塞，腐爛的食物散發出惡臭異味，四處凌亂污穢不堪，市區的許多角落都變成貧民窟。 許多人當上霸王車司機，不但沒有執照，也沒保險。把破舊汽車租給他們的商人，趁機剝削他們。霸王車的收費較巴士車資高一些，卻比有執照的的士收費便宜多了。要在哪裡停車讓乘客上下車，都由乘客決定，這樣卻對其他公路使用者構成危險。從最初的數百輛到數千輛，霸王車堵塞街道，也妨礙了巴士服務。 取締非法小販和霸王車司機我們無法取締這些非法小販和霸王車司機以整頓市容。必須等到1971年以後，當我們能夠提供許多工作機會時，法律才得以執行，街道才得以整頓。我們發出熟食小販執照，把小販從人行道和馬路上移到附近嚴格建造，備有輸水管、陰溝和垃圾處置系統的熟食中心。到1980年代初，所有小販都獲得徙置安排。他們當中有好些廚藝一流，遊客聞風而至，幾個還成了百萬富翁，開馬賽地，僱用傳應生。正因為有這些具有企業精神、沖勁和才乾的人民，新加坡才會成功。至於霸王車司機，在我們重組巴士服務，並且提供其他就業機會之後，他們才從公路上銷聲匿跡。 我們還未脫離馬來西亞時，在1964年7月和9月發生了種族暴亂之後，整個市區十分混亂，民眾士氣低落，紀律鬆弛。有兩件事使我採取了行動。1964年11月的某天早上，我從政府大廈的辦公室向窗外眺望，視線掃過大草場，看到幾頭牛在海濱公園的草地上吃草！幾天之後，一名律師驅車經過市區邊緣的一條主要公路時，撞到一頭牛，不幸身亡。養牛的印度人把牛趕到市區，在路旁放牧，甚至把牛帶到海濱公園。我召集公共衛生處的官員開會，訂下立即解決這個問題的行動計劃。我們給牛羊的主人規l定了一個到1965年1月31日為止的寬限期。此後，這類走失的牲畜將被送往屠宰場，屠宰後的鮮肉將送給各個收容所。到12l月，共有53頭牛被逮著送往屠宰場。不久，所有牛羊都很快地回到棚里去。 為了在這個第三世界地區凸顯我們的第一世界水平，我們著手把新加坡發展成為熱帶的花園城市，終年清潔翠綠。每逢民眾聯絡所開幕，到各個機構訪問參觀或在交通圈主持公路竣工儀式時，我都會種樹做紀念。所種的樹有些長得茂盛，但是多數都枯萎了。要是我再到某個聯絡所，負責人會在我訪問之前補種上一棵。我的結論是，樹木種下後必須有個部門來管理，於是便在國家發展部設立了一個署負責這項工作。 取得一些進展之後，我會見了各個部門和法定機構的所有高級官員，要他們大力推動綠化運動。我告訴他們，我到過將近150個國家和地區，也在接近同樣數目的政府賓館里住過，留下好印象的不是建築物的大小，而是保養的水平。從建築物無人照顧的情形一一臉盆破裂、水喉漏水、抽水馬桶發生故障、建築全面失修以及花園荒蕪——我就能知道一個國家和它的行政人員士氣低落。到新加坡的貴賓同樣會做出這種判斷。 我們種植了上百萬棵樹，有棕櫚樹和灌木，教導人民如何愛護它們，而不是加以摧殘和破壞。這個綠化行動提高了人民的士氣，使他們對自己的生活環境產生自豪感。我們沒把中產階級區和工人階級區劃分開來。英國人過去把東陵和總督府一帶列為白人區，這個地區的環境比本地人地區整潔、干凈和青翠。民選政府這樣做可得付出慘重的政治代價。我們也致力於消滅蒼蠅和蚊子，疏浚臭氣熏天的溝渠和水道。不到一年，人們便覺察到公共場所明顯地變得更加整潔了。 人們的壞習慣是長期養成的，如隨意踐踏植物和草地，破壞花圃，有時又偷竊樹苗，或把腳踏車和電單車靠在樹身上，把樹木壓倒。要革除這些陋習，需要堅持不懈地進行。有這種毛病的不光是窮人。一名醫生看上了一棵頗有價值，剛剛種下的南美杉，把它從中央分道堤上移走，想把它移植到自己的花園里，被逮個正著。為克服一開始人們對綠化所採取的漠不關心的態度，我們讓孩子們在學校里親自栽種並照顧樹木，辟設小花園，希望他們把綠化的信息帶回家讓父母也了解。 大自然並不鍾愛新加坡。在新加坡生長的青草，不能像在紐西蘭或愛爾蘭的那麼青翠茂盛。應我的要求，1978年，一位澳大利亞植物專家和一位紐西蘭土壤專家，前來研究新加坡的土壤後提呈報告。我讀後興致勃勃，決定召見他們。他們告訴我，新加坡是赤道雨林地帶的一部分，一年到頭陽光強烈，雨水很多。樹木被砍伐之後，大雨把土壤表層沖走，也把養分沖掉。草要長得青翠茂盛，非得經常施肥不可，最好是用不容易被沖走的混合肥料，外加石灰，因為新加坡的土壤酸性太強。管理人員根據這個意見在總統府的草地上進行試驗，草果然碧綠起來。我們用同樣的方法處理所有學校的操場和其他體育場，結果是蔫黃的草坪和足球門柱旁一塊塊寸草不生的泥地都變成翠綠一片。整個城市逐漸綠化。在1970年代，一位前來參加國慶酒會的法國部長興高采烈地以法語向我道賀。我不會說法語，卻了解「verure」這個詞的意思是青翠。美麗的綠化城市把他給迷住了。 當時多數亞洲國家甚少或根本不注意綠化，新加坡卻與眾不同，而且採取嚴厲的措施對付走散的牛羊，這成了1969年美國《展望》雜志報道的新聞。香港新聞處處長大感興趣，前來訪問之後宣布，他將根據新加坡的經驗，建議香港舉行為期兩年的反亂丟垃圾運動。 共和聯邦總理會議定於1971年1月中舉行之後，我號召官臨們再加把勁，以便使客人對新加坡留下更好的印象。我們為所有的服務行業從業人員，包括店員、的士司機、旅館和餐館工人舉行了說明會，要求他們盡量在我們的客人面前表現得有禮和友善。他們對此都有很好的反應，而來訪的各國總統、總理和他們的隨員的反應也非常好。於是，新加坡旅遊促進局展開一個有禮服務的運動，鼓勵售貨員和其他服務行業的從業員為顧客提供有禮的服務。我決定干涉。如果我們的服務業從業人員只對旅客表現得彬彬有禮，對國人則不然，那是很荒謬的。我召集了國防部、教育部和全國職工總會，通過它們分別向國民服役人員。50萬名學生和數十萬名工友傳達一個信息：我們必須把講禮貌當做我們的生活方式，只有這樣，新加坡才會成為一個人人都生活得更加愉快的社會，而不單是為了旅遊業。 最大的好處是東盟領袖決定不讓新加坡專美而競相為自己的城市展開綠化計劃。1970年代，還沒出任馬來西亞首相的馬哈蒂爾醫生曾經在新加坡總統府別墅住過，他問我為什麼總統府的草坪會那麼綠油油的。成為首相之後，他把吉隆坡綠化了。1970年代末，蘇哈托總統在雅加達推行同樣的計劃，馬科斯總統在馬尼拉這樣做，他寧首相也使曼谷綠化了。我鼓勵他們說，他們的國家氣候也不錯，而且有更多的樹木可供選擇。 綠化競爭有積極意義對本區域來說，再沒有其他作業比綠化的收益來得大。我們同鄰居互相競爭，設法使綠化工作做得更好，讓花卉長得更茂盛。綠化城市的競爭有積極意義，使大家受惠，對提高人民士氣有好處，對旅遊業、投資者也有好處。有好多領域的競爭不但有害，甚至是致命的。所以與其在其他領域競爭，不如爭相成為亞洲綠化最好最清潔的城市。 1971年11月的第一個星期日，我們開始舉行一年一度的植樹日，所有國會議員、民眾聯絡所和它們的領袖都參與。自那以後，每年的植樹日我們都進行植樹活動。11月種下樹苗，雨季在這個時候開始，澆水的工作少之又少。 由於喬木、灌木和匍匐植物的品種不夠多，我派研究人員到熱帶和亞熱帶地區的植物園和公園考察，挑選亞洲、非洲、加勒比海諸島和中美洲氣候相似的國家的植物新品種，把許多自然開花的植物和樹木的新品種帶回來，在新加坡的氣候和土壤條附下試種。有時我們會大失所望。來自加勒比海諸島的樹木原本會自然地開出美麗的花朵，到新加坡卻不開了，因為這里沒有它們所需要的涼快的冬天。來自印度和緬甸的樹木在新加坡不常開花，因為這里跟它們生長的本土不一樣，每年在不同的季候風季節之間沒有長期的旱季。新加坡的植物學家到世界各地收集樹種，引進了8000個不同的品種，但是只有2000多種能在新加坡繁衍生長。他們在全島各處種植這些生命力較為堅韌的品種，使我們的綠陰更加多姿多彩。執行我的綠化政策的一個主要人物是能乾的官員黃堯。這個造林學出身的馬來西亞人，原本打算在馬來西亞的橡膠園和油棕園工作。他利用專長，為我們解決了種種問題，包括在路邊種植喬木、灌木和其他花草，以及在市區里辟設公園和鋪設公園連道。面對我接連不斷的便函和永無止境的要求，他勤奮地一一回應，而且還成功地推行了其中的許多計劃。他的接班人蔡善英的專業是農學，卻成為一名樹木專家，表現也一樣好。 每逢我出國幾個星期後回到機場，驅車沿著東海岸公園大道進入市區，看到蒼翠的樹木、棕櫚、綠油油的青草和繁花似錦的灌木，我就意氣風發、精神抖擻。在我推行過的所有計劃之中，綠化計劃的成本效益最高。 我們之所以非使新加坡清潔不可，一個不得已的原因是，新加坡必須盡可能收集每年95英寸的雨水。我要求土木工程出身的防止污染組主任李一添制定計劃，修築堤壩把所有小河與溪流的水攔截起來使用。這項計劃花了約十年的時間才落實。他必須使來自住家和工廠的所有污水全部流人陰溝，只允許屋頂、花園和空地的干凈水流進明溝，再流進被攔住的河流。到了1980年，每天能收集到6300萬加侖的水，約相等於當時新加坡每天用水量的一半。 雄心最大的計劃是清理新加坡河和加冷盆地，把魚兒引回這兩條河。1977年2月我最初公開提出這個建議時，許多人，尤其是工業家問道：「干嗎要清理？梧槽水道（它注入加冷河）和新加坡河向來都是臟兮兮的，這是新加坡傳統的一部分！」這樣的看法我絕不能接受。兩條水道發出刺鼻的惡臭。芝的律師樓有個失明的電話接線生，每次乘巴士快要來到新加坡河時，嗅到河水的特有惡臭，便知道到了什麼地方。新加坡的水道污染問題一半是由工業廢水造成的。我們必須確保每條溪流、陰溝和小河都不受污染。當時的建屋發展局局長鄭章遠打趣說：「每星期買魚放進河裡，開支會要比這樣做少得多。」李一添並沒有因為被潑冷水而退縮，他跟我密切合作過，知道這是做得到的，因為我會支持他排除一切障礙。清理新加坡河和加冷盆地是大規模的工程，這意味著必須為整個新加坡島鋪設地下水道。在市區，由於建築物成群，這樣做尤其困難。我們不得不徙置大約3000戶家庭小工業，讓它們搬進有控制油污和其l他廢物設備的正式工業區。新加坡自1819年開埠以來，駁船和就在新加坡河上川流不息，船上人員生活在河上，在河上烹飪和洗澡。我們必須把他們遷移到西海岸的巴西班讓，加冷河兩岸的小船廠則搬到大士和裕廊河邊。另外讓5000名街邊熟食小販搬進經過精心設計，清潔的熟食中心。小販慣於在路旁做買賣，不必繳租金，方便顧客。他們抗拒到有蓋小販中心去，因為生意未必那麼好，還要交租金和水電費。我們不溫不火地卻也絲毫不放鬆地協助他們搬遷，津貼租金。盡管如此，一些小販還是經營不下去。 我們逐步淘汰8000個養了90多萬頭豬的養豬場，因為豬的糞便污染了溪流。除了14個開在農業科技園里的魚塘以及三幾家釣魚場外，其他魚塘都關閉了。鮮魚現在是在柔佛海峽的淺水網箱和南部島嶼的深海浮動網箱養魚場里生產的。 我們成立了一個徙置署，應付徙置過程中涉及的爭論不休和討價還價的問題。無論小販、農民或家庭小工業者，他們永遠不喜歡搬遷和轉行。這是個有政治風險的任務，非得小心並採取。恫情的態度處理不可，否則在來屆選舉中會失掉很多選票。我們成立了一個由官員和受影響選區的議員組成的委員會來控制局面，以便減少政治上的不利影響。 徒置農民最為棘手。我們定下了賠償率，根據的是農場建築的面積、農場范圍內鋪上混凝土的空地面積、果園里的果樹數目和魚塘數目。隨著國家經濟繁榮，我們提高了賠償額。但是連最慷慨的賠償也不夠好。上了年紀的農民不曉得該怎麼辦，也不會使用賠款。他們不得不住進組屋，對過去給他們提供了免費糧食的豬、鴨、雞、果樹和萊地懷念不已。甚至在被安排搬遷到建屋局新組屋區15到20年後，許多人依然投票反對行動黨。他們認為行動黨政府摧毀了他們的生活方式。 1987年11月，我欣然主持加冷盆地和新加坡河的清河紀念儀式。這兩條水道一直是新加坡市區的天然下水道。我頒發金牌給執行計劃的官員，表揚他們的成就。之後，我們建了八個新港灣蓄水池，其中一些用做劃船和消閑釣魚的場所。每天能收集到的食水猛增到1.2億加侖。每一項成功的工程都由一個能乾和富有獻身精神的官員指揮，他們出身於相關的專業，應付新加坡的獨特難題時懂得學以致用。沒有李一添，新加坡不可能會變得這么干凈和翠綠。我概括說明了概念上的目標，他必須研究出可行的解決方案。後來他升任公務員首長。 1993年溫斯敏到新加坡河釣魚，真的釣到了一條。河流清潔了，人們的生活素質也有所改變。全島各地的地價都大幅度上升，尤其是在市區與河流和水道附近的地段。我們向印尼買沙，覆蓋了加冷盆地沿岸的泥土。如今人們可以在加冷盆地曬太陽和滑水。在河畔，共管式公寓取代了難看的小船廠。新加坡河兩岸都鋪設了人行道，河邊的舊店屋和貨倉翻新了，成為餐館、咖啡座、商店和酒店。人們在河畔飲酒用餐，華族的傳統駁船晚上停靠在河邊，也成為露天用餐的地點。對那些仍然清楚記得新加坡河作為下水道的人們來說，這一切改變有如一場夢。 從一個城市的植物可以看出它的污染程度。失修的汽車、巴士和柴油羅厘噴出過量廢氣，灌木蒙上黑色的煙灰粒，就會枯萎凋謝。1970年的秋天，我在波士頓看見車輛沿著前往加油站的方向大排長龍，感到詫異。司機告訴我，當天是讓車輛更換下一年執照的最後一天。要更新執照，車輛必須給經授權的加油站進行檢查，看看是否適宜在路上行駛。之後，我決定在總理公署設立防止污染組。我們在繁忙公路兩旁安裝監察儀器，測量車輛排出的塵埃、油煙的濃度和二氧化硫的含量。在其他城市，經濟情況較好的人可以搬遷到干凈和翠綠的郊區，遠離城市受污染的地帶，新加坡的土地面積卻迫使我們在同一個小地方工作、消閑和居住。所以不論是富人或貧民，我們都必須為他們保護環境，保持清潔和優雅。 1971年我們在裕廊鎮的中心開辟了飛禽公園，四周是數以百計的工廠。當初如果不堅持和保持嚴格的防止污染標準的話，來自世界各地的飛禽就不可能在裕廊繁衍成長。我們也在裕廊工業區內進行綠化，在發出證書允許工廠開工以前，要求它們美化廠區並植樹。 盡管新加坡已經解決了國內主要的空氣污染問題，可是，在1994年和1997年，蘇門答臘和婆羅洲發生森林大火，煙霧籠罩了整個新加坡和它的周圍地區。大火是因為種植園公司在砍伐寶貴的木材之後，放火燒掉其他樹木，以便清理土地來種植油棕和其他農作物而造成的。在乾燥的季節里，大火能連續燒上幾個月。1997年年中，濃厚和有毒的煙霧籠罩了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和菲律賓，導致機場關閉，數以千計的人病倒。 舊時的新加坡也遭受車輛和諸如建築工地打樁，以及露天娛樂活動的揚聲器、電視機和收音機傳出的噪音污染。我們按部就班地慢慢實施新條例，促使人們把音量放低。最危險最吵鬧的是華人的習俗，在農歷新年期間放鞭炮。人們受到嚴重的灼傷和其他傷害，尤其是兒童。木屋經常失火，甚至整個非法木屋村化為灰燼。1970年華人農歷新年的最後一天，發生了一場規模極大的火災，五個人喪生，許多人受傷。我決定明文規定放鞭炮是犯法行為，禁止了這個長期延續下來的華人喜慶傳統習俗。兩年後，兩個沒有武裝的警察試圖攔阻一群人放鞭炮，卻遭到殘酷毆打。於是我完全禁止鞭炮進口。當我們住在10層20層高的樓房時，各種不適合高樓生活方式的傳統習俗都必須停止。 1960年代，城市重建的步伐加快。我們致力於重建陳舊的市中心，歷史不斷地被抹掉。到了1970年底，我們對這樣的做法深感不安，於是在第二年設立古跡保存局，負責確認和保存在歷史、傳統、考古、建築設計和藝術性等方面，對新加坡歷史來說具有意義的建築物，其中也包括行政、文化和商業建築物。這些建築物包括老舊的華人廟、印度廟、伊斯蘭教堂、聖公會和天主教堂、猶太教堂、19世紀傳統華族建築物以及在舊行政中心的前殖民地政府辦公樓。過去殖民地時期英國總督辦公的總督府，是目前總統和總理辦公的地方，已改稱為總統府。 我們設法保留新加坡獨有的特色，使得新加坡人能夠飲水思源。值得慶幸的是，我們沒有拆除牛車水、小印度和甘榜格南的歷史區，後者是前蘇丹王宮所在地。新加坡河畔的舊建築物也保留下來。 早自1970年代，新加坡就開始禁止一切香煙廣告，主要目的是防止年輕人染上危險和令人討厭的煙癮。我們逐步禁止在所有公共場所吸煙——電梯、巴士、地鐵車廂和地鐵站，最後是所有冷氣辦公室和餐館。加拿大人有什麼行動我就跟，因為他們是這方面的開路先鋒。美國人遠遠落在後面，因為他們的香煙製造業力量太大了。 我們每年也舉行「無煙周」。「無煙周」開展的時候，我在電視上追述了個人的經歷。我原來每天大約抽20支煙，1957年參加三個星期的市議會競選活動，聲音啞了，選舉結果宣布時，我連憾謝選民的話也說不出來。既然控制不住煙癮，我決定非戒掉不可。起初的兩個星期很不好受。進入1960年代，我對煙高度敏感，禁止人們在我的冷氣辦公室和內閣會議室吸煙。幾年下來，多數部長都不再吸煙。拉賈拉南和巴克始終煙不離手，內閣開會，他們總會溜開10分鍾左右，到戶外走廊過煙癮。 我們鍥而不舍地跟香煙斗爭。美國煙草公司的財力和打廣告的資金雄厚，成了禁煙運動的強大阻力。盡管老一輩煙客已經減少，但是年輕人，包括少女，仍然沉溺於吸煙的惡習。這場斗爭我們輸不起。 受到美國大肆嘲笑的一項禁令，是禁止香口膠。早在1983年，國家發展部長便 建議禁止香口膠，因為人們把吃過的香口膠塞進大門和信箱的鑰匙孔，或粘在電梯按鈕上，也有人把它隨意吐在地上和走廊上，打掃的開支因此增加，也損壞清潔設備。起初我認為禁止未免太嚴。然而接著便發生了破壞分子把香口膠塞進地鐵車門的感測器，地鐵服務受到干擾的事件。那時我已經不再擔任總理，吳總理和其他同僚在1992年1月決定禁止。多位上過美國大學的內閣部長說，有人吃過香口膠之後，隨手把它粘在大學講堂座位底下，粘上就清除不了，使座位臟得不得了。香口膠被禁止後，情況大大改善。在商店裡的存貨都搬清後，地鐵站和地鐵車廂的香口膠問題已微不足道。 派駐新加坡的外國通訊員找不到涉及貪污和其他營私舞弊行徑的大丑聞來報道，於是便報道新加坡經常落力推行這類「勸人向善」的運動，冷嘲熱諷，說我們是個「保姆之邦」。他們可以笑我們，可我深信最後開懷大笑的人會是我們。要是沒有做出這些努力，勸人民改變陋習，新加坡的社會就會更不文明、更粗野、更沒有教養。新加坡過去算不上是個有教養的文明社會。我們准備在最短的時間內爭取實現這個目標，對此並不感到慚愧。我們先教育和規勸人民，待多數人都接受了，我們就通過立法懲罰叛逆的少數人。新加坡有了一個更加信人的居住環境。如果這就是所謂「保姆之邦」，我倒要為促使它的形成而感到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