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模式為什麼要重回原點

『壹』 新加坡模式之所以能在競爭激烈的國際旅遊市場中脫穎而出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摘要 菲律賓的旅遊資源十分豐富,有眾多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如美麗的沙灘、高 爾夫球場、潛水勝地等,且消費價格十分低廉。

『貳』 新加坡政治模式適用於中國嗎

盡管我認為新加坡不是民主國家也不是法治國家，但並不否認高素質政治精英治理下的新加坡所具備的獨特氣質：官員清廉、社會穩定和經濟繁榮。而這也成為學界支持將新加坡政治模式引入中國的主要根據。
我同意學者蕭功秦的觀點，即這種模式不適和中國。關於不適和的原因，蕭功秦有著很具體深入的分析，在這里我只是就我比較看重的原因做一簡要分析，同時提一些我對政治制度改革前景的看法。
我認為中國的執政黨很難有把握在引入多黨競爭後仍然維持一黨獨大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很難在政改過程中確保政局和社會的穩定。因為中國在改革開放過程中積累了很多新加坡所沒有的矛盾。
新加坡執政黨的治理既保證了社會穩定，又帶來經濟的繁榮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雖然中國經濟增長很快，但腐敗、貧富不均、農村等問題都已嚴重到了尖銳化的程度。只是因為政府對社會的嚴密控制，使這些矛盾還沒有機會爆發並發生連鎖反應。而一旦引入新加坡式的政治模式，這看似是在走一種漸進式民主道路，卻很可能點燃積蓄以久的矛盾。雖然不能否定中國民主化的漸進道路，但至少可以說新加坡的模式在中國不可能取得新加坡式的繁榮。而新加坡呢，這些矛盾要麼沒有要麼很小，比如農村問題新加坡根本不存在，因為新加坡只有城市沒有農村。

『叄』 新威權主義的新威權主義

1、威權主義政體是一個時間概念。它存在的時間大致是從19世紀後半期以後，其中，19世紀後期和20世紀中期是兩個高潮。
2、威權主義政體也是一個空間概念。它不但出現在歐洲，也出現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一般是指社會經濟基礎還不強大的國家走向發達的一種政治上的過渡形態，即通過強制性的政治整合維持秩序和穩定，以達到發展經濟、促進社會進步的目的。 新威權主義具有如下特徵：
1、新威權主義以經濟繁榮而非武力或意識形態獲得本國民眾的支持和他國的尊重；
2、新威權主義提倡強有力的政府，以保證在全球化進程中自身的發言權；並保證政府在本國社會事務和經濟中的主導權；
3、新威權主義認為主權是人權的重要組成部分，不提倡對較穩定的專制國家進行直接干涉；
4、新威權主義的國家以政治核心集團替代個人專制和直接選舉；
5、新威權主義以民族主義和文化傳統提供軟力量，這體現了全球化浪潮之下的民族國家的應激反應和全球化的新動向；
6、新威權主義提倡漸進式的人權與民主化進程，新威權主義認為過激、過快的人權與民主化進程會帶來社會混亂，而混亂最終會帶來對人權和民主的反動。 政黨之間的競爭，也是人才的競爭。
俗話說，得人才者得天下！現在新加坡的執政黨 人民行動黨十分重視這一點。
人民行動黨(The Peoples Action Party)是新加坡最大的政黨，一向主張精英治國。2008年8月22日，《聯合早報》刊登了對李顯龍總理的專訪，其中有一段話可以代表這種思想。他說： 政府的工作效率必須跟私人企業同樣高；政府的思考能力、分析能力、辦事能力也必須跟私人企業的專業人員一樣強。如果私人律師比法官聰明的話，法治就發生問題了。如果企業家比我們經濟管理人員來得聰明，創造經濟發展的環境會發生問題。如果反對黨比政府來得厲害的話，應該交換位置，否則不能維持這個制度。
人民行動黨的黨員分為兩類，一類是普通黨員，17歲以上的新加坡公民，沒有犯罪記錄和不良背景，都可申請加入人民行動黨。這類黨員每年交少量的黨費，參與黨組織的活動，對他們沒有很高的要求。另一類黨員是幹部黨員，這類黨員要求有較高的文化和專業水準，有較強的事業心和奉獻精神，有較高的政治參與能力，即是所謂的社會精英。只有是幹部黨員，才能被黨組織推薦為議員候選人，或被安排到重要的崗位。人民行動黨中幹部黨員的數量很少，只佔黨員總數的1%左右，但他們是黨組織的核心。
2008年被李顯龍總理任命為律政部長的尚穆根，是新加坡最有名的律師之一。據說為了讓其入黨，人民行動黨對他跟蹤了10多年。李光耀說過，在新加坡你如果發現哪位精英人士不是人民行動黨的黨員，那多半是因為其本人不願入黨，人民行動黨一定早已經找他茶敘過了。 只要是社會上的精英人士，人民行動黨都會千方百計吸收其入黨，哪怕是持不同政見者。如果人民行動黨看中某位精英人士，一般會先派人約其茶敘，通過喝茶聊天對其進行觀察，待時機成熟時吸收其入黨。李光耀說： 人民行動黨長壽的一個關鍵因素是不斷地自我更新，把年輕有為、品格良好和有干勁的青年男女引進到黨內。只要他們是維護新加坡利益者，不計他們的政治觀點和哲學觀點。
要保障真正的人才被錄用。新加坡的一些官員，他們在進入政治之前，都是對政府持批評態度的。但是執政黨很開放。政府需要的是具有建設性批評的人。只要批評得有理，執政黨就會使用他們。執政黨最不喜歡光會講好話的庸人。你有能力，有業績，有建設性意見，黨都可以把你吸納進來。如何保持政權的開放性，代表社會利益，這是執政黨要解決的問題，否則執政黨本身就會演變成既得利益。
在新加坡，政府的官僚系統公務員是內部選拔的，但其政治精英，很多是社會為執政黨培養的。或者說，很多政治領袖都不是執政黨自身培養的，而是從社會吸收進執政黨的。在上世紀70年代，人民行動黨吸收了後來成為總理的吳作棟和副總理的陳慶炎。在80年代和90年代，又吸收了現在的總理李顯龍和副總理黃根成等精英人才。這些領袖人物在成為執政黨領導人之前，都是社會各方面的精英人才。他們在哪個領域成功了，執政黨才邀請他們入黨，為國民服務。所以，在新加坡很少有「黨齡」一說。今天不是黨員，明天黨需要你了，你就可以成為黨員。這就解決了很多列寧主義政黨黨內論資排輩的問題。列寧主義政黨的本質就是要吸收社會的精英，但在列寧主義政黨成為組織之後，往往會演變成為既得利益集團。新加坡有效地解決了這個問題。解決方法就是維持政黨的開放性，向社會開放。 1959年6月舉行的就職儀式上，李光耀率領的內閣成員全部身穿白色襯衫和白色長褲，他們用白色象徵純潔和廉潔，表明要廉潔從政的決心。從此，只要出席重要的公眾場合，官員們都會身穿白襯衫和白長褲，這成為新加坡政治中一道獨特的風景。1986年11月，李光耀的老朋友、國家發展部部長鄭章遠被貪污調查局調查。李光耀密切關注案件的進展，當他聽說鄭章遠想見他時，答復說要等調查結束後才可以。一星期後，鄭章遠服安眠葯自殺。他給李光耀留了一封遺書，表示自己承擔全部責任。
要採取行動對付一個認識多年的密友或部長是很困難的事。但是，如果不採取行動，任由他逍遙法外，那整個制度就會受到損害。 李光耀說。對待貪污犯罪者，不論犯罪者的職位多高，曾經的貢獻多大，和自己關系多好，李光耀都態度明確，行動果斷，查處堅決。這既是李光耀鐵腕肅貪的結果。 進入上世紀90年代後，新加坡很少再有政府高官涉嫌貪污犯罪。這既是李光耀鐵腕肅貪的結果，也與新加坡建立的與私企掛鉤的公務員薪酬制度有關。公務員的待遇提高了，可以憑薪水過上富裕的生活，而如果因貪污被查處，不僅身敗名裂，數十萬新元的公積金還會被沒收，得不償失。在這種情況下，誰還會傻得去貪污？通過多年努力，新加坡已經形成了公務員不想貪、不用貪、不能貪、不敢貪的反腐倡廉機制。
（四）一黨占據主流（one party dominant）
新加坡並非一黨制國家。除人民行動黨外，新加坡還先後有過22個其他政黨。但新加坡實際上實施的卻是「一黨執政體系」,新加坡雖然存在反對黨和選舉制度，但反對黨在選舉中獲取執政權的概率為零這一事實，有學者稱之為「半競爭性的政黨制度」.行動黨能夠長期執政，確有利用行政權力控制和打壓反對黨的因素，不過，盡管反對黨的存在是點綴性的，但行動黨又不能不承認反對黨存在的合法性及其價值。
在對黨政關系的處理上，新加坡模式的基本特徵是弱化黨政、強化行政，政治生活行政化，實行黨政一體。李光耀也毫不諱言：「人民行動黨就是政府，而政府就是新加坡。」新加坡學者陳慶珠則更明確地將新加坡稱為「行政國家」(administrative state)。新加坡的體制有一個好處，就是將「選拔」和「選舉」結合起來。人民行動黨要保證，先要選拔出幾個「好蘋果」，再讓老百姓投票來選舉。選拔是中國傳統的東西，而選舉是西方的。新加坡能夠把兩者結合得很好。
應當指出的是，選拔不是指定，選拔就是黨內民主、黨內競爭。對新加坡的領袖人物，人民行動黨的黨內認同很重要。李光耀曾講過，在吳作棟和陳慶炎之間，前者並不是他的首選。但黨內支持吳作棟，最後是黨內精英認同而不是個人認同起了作用。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裡面人人自由；法律外面沒有民主，法律上面沒有權威。
在世界上，新加坡以法律嚴厲而著稱行人如在人行橫道兩側50米以內穿越馬路將面對50新元的罰款。
亂扔垃圾，初犯者會處以1000新元的罰款。公共場所不得隨地吐痰，初犯者會處以1000新元的罰款。使用洗手間後不沖水是違法的，初犯者會處以高達150新元的罰款。
fine在英語里既有「美好」的意思，又有罰款的意思。所以有人說新加坡的美好，其實是靠罰款 罰出來的。 新加坡執政黨（人民行動黨）牢牢控制了選舉委員會，這一委員會主要職責是制定選舉規則。整個新加坡選區被劃為集選區和單選區，集選區面積和人口是單選區的幾倍，各政黨選出五到六人作為候選人參加競選，某一政黨只要獲簡單多數就可在國會中獲得相對的多數；單選區每個政黨只能派一人參加競選。
當選舉臨近時，一旦反對黨在某個選區可能獲勝時，選舉委員會就會改變選區的劃分，或將某選區分成幾個小選區，或將某選區的一部分並入別的選區，這造成反對黨幾乎無法取得選區選戰中的勝利，甚至是連在一個選區獲勝也是及其困難的事，因此反對黨根本不可能撼動行動黨的執政地位。在上世紀60年代早期選舉的時候，人民行動黨差一點被反對黨社會主義陣線挑下了馬，據說兩者只差關鍵的一票，這讓李光耀驚出一身冷汗。後來政府就設法對選舉辦法進行了修改，推出集選區制度。本來一個選區選一名議員，現在把五六個選區綁在一起選，叫集選區，理由是要讓少數族裔在議會里有自己的聲音。因為如果按單一選區選舉，每個選區選出來的可能都是華人。現在改為了集選區，每個黨派推舉出來的候選人中，都必須有至少一名少數族裔，這樣才能確保少數族裔的參政。由於反對黨的勢力都很小，要他們一下子推出多名候選人參加集選區的選舉十分困難，因此在集選區人民行動黨往往是不戰而勝。目前新加坡有14個集選區和9個單一選區。李光耀曾經說過： 要砥柱中流和贏得選舉，政治議程必須掌握在我們手裡。
在新加坡的選舉中有一個怪現象，凡是人民行動黨組織的政治集會，往往沒多少人去，會場上比較冷清。但凡是反對黨組織的政治集會，一般會有很多人參加，會場上很熱鬧。但在選舉投票時，人們還是投人民行動黨的票。這反映出人們的矛盾心理，一方面希望政治上有新的變化，但同時還是覺得人民行動黨好，對人民行動黨的執政有較深的認同。 新加坡國會由三種議員組成，即普通議員、非選區議員和官委議員。非選區議員是指通過委任選舉中獲得最多選票的反對黨候選人的方式產生的議員。這是新加坡獨創的議員產生方式。新加坡是人民行動黨長期的一黨主導體制，反對黨幾乎不可能憑選票優勢進入國會，只有通過特殊措施才能保障反對黨分配到國會議席。正是基於這個原因，1984年起重新開始實行這個制度。
官委議員是指由總統委任的議員。這一制度始於1990年，目的是為了充分表達國會之外的其他重要觀點。根據憲法的規定，總統可以委任6名官委議員。官委議員候選人由國會的一個特別推舉委員會提名。議長為推舉委員會主席，另包括7名國會議員。

『肆』 新加坡的國企改革經驗對中國有用嗎

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新一輪頂層設計即將出台。當前坊間流行的猜測是，政府將以新加坡淡馬錫模式對國企進行改革，於是國內輿論對淡馬錫模式的關注再次升溫。

其實淡馬錫模式進入學界與決策界視野久矣，但如何正確理解卻是問題所在，這需要回溯淡馬錫模式誕生的歷史條件、該模式的當前特徵，以及它所折射的新加坡國有資產經營管理模式的大環境與大背景。

一

新加坡從1965年獨立之初就走上了國家主導經濟發展的道路。在獨立後初期，政府主導的側重發展勞動密集型製造業的模式，一直是主要的經濟戰略。這項戰略為新加坡提供了亟需的就業機會。政府創辦的國有企業，也一度成為新加坡的核心國際競爭力所在。國有產業不斷經歷轉型，從最初的造船業、交通運輸業，發展到後來的石油化工與高科技產業，一直是新加坡經濟的中流砥柱。

到了1970年代中期，國有企業的數量日益增多，對其進行管理的任務也變得愈加復雜繁重。於是在1974年，新加坡決定由財政部組建一家專門經營管理各類國有資本的資產運營與管理公司，淡馬錫控股公司因而成立(「淡馬錫」一詞是新加坡的古稱)。後來，淡馬錫成為新加坡最大的國有投資控股公司。

淡馬錫持有並管理旗下企業的投資，為新加坡政府的長遠利益服務。新加坡政府對其賦予的職責是：「通過有效監督和商業性戰略投資來培育世界級公司，從而為新加坡的經濟發展做出貢獻」。

它旗下是一個巨大的企業聯合體，涉及各種產業領域，其中大多數是新加坡的核心企業，主導著該國的經濟命脈。據報道，目前淡馬錫以控股方式管理著23家國聯企業(政府控股公司控股、參股的企業)，包括14家獨資公司、7家上市公司和兩家有限責任公司，下屬各類大小企業約2000多家，總資產超過420億美元，佔新加坡GDP的8%左右。

必須非常明確的是，淡馬錫在法律上是一個企業，而不是政府機構，是私人領域的法人，而不是公共領域的管理者。

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正是淡馬錫模式的精髓所在。新加坡財政部持有淡馬錫100%的股權，財政部投資司負責監督淡馬錫的運營，對於一些重大的決策，淡馬錫必須聽取新加坡財政部的意見。淡馬錫每年在從下屬公司獲得紅利的同時，也將50%的利潤上繳給財政部。但是在通常情況下，淡馬錫擁有完全的經營自主權。

二

在內部公司治理方面，淡馬錫也反映了新加坡國有企業的典型樣態。財政部是國有資產的最高所有者，其內部的董事任命委員會掌握淡馬錫的人事權。但財政部對淡馬錫公司治理的干預非常有限，只是任命公司主席和董事，審閱每年的財務報告，在必要的時候召集會議討論公司績效和重大計劃，並在淡馬錫並購或出售在國聯公司中的股份時參與，以這些途徑來確保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除此之外，淡馬錫的日常經營完全由其自主。

與此類似，淡馬錫與其旗下企業的關系也是如此，不直接介入其經營決策，只是通過董事會來對其進行管理。旗下企業的日常投資經營活動由其自身的團隊負責，淡馬錫只對旗下企業通過商業化運作和價值化管理兩大標准進行控制。

在國有資產經營方面，淡馬錫遵循市場化原則和股東收益最大化目標，投資風格積極而穩健，確保了新加坡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淡馬錫在新加坡國內和全球范圍內進行投資，投資地域和投資行業都遵循風險分散原則，以確保合理的利潤。

就公司內部機構設置而言，淡馬錫董事會下設常務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及領導力發展和薪酬委員會三個專門委員會，其中獨立董事占絕大多數，以保證董事會的獨立性。董事會與經營層分設，高級經理層由董事會聘任，對董事會負責，董事會對其進行考核和監督，股東委派的董事履行監督作用。政府任命的董事、獨立董事、經理人之間分工明確，職權清晰，確保董事會的公正與效率。很明顯，董事會的設立使國家作為所有者的地位清晰化，從而避免了角色虛化所可能導致的過度干預問題，起到了阻斷政府不當介入的作用。

雖然在某種意義上，淡馬錫是新加坡實現國家戰略的一個工具，但是公司並不完全是政府的附屬物，並未因承擔政府職能與意圖而失去靈活性。投資主體與決策主體分離，使淡馬錫在承擔國家賦予使命的同時，不像有的國家的國有企業那樣陷入僵化低效的泥潭。

淡馬錫雖然是國企，但不享受特殊保護和優待，而是必須參與激烈的市場競爭，這也是它區別於有些國家國企的重要特徵。同時，高效的內部法人治理結構保證了它所管理的國有資產的運營效率。淡馬錫作為國有公司，實現了非凡的經營業績，在全球享有盛名，構成了一個獨特的國有企業經營管理框架，這的確是值得其他國家學習的。

三

從大的角度看，淡馬錫只是新加坡國有資產投資管理制度最成功的樣本之一。一直以來，國有經濟在新加坡經濟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而新加坡也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國有資產監督與管理制度。

當前的新加坡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分為三個層次，分別是政府部門、法定機構和政府控股公司，以及國聯企業。

法定機構和政府控股公司按照政府經濟戰略，具體實施經營活動，指導國聯公司的經營。政府主要以股份形式對國有資產進行經營管理，以各種方式保持在國聯公司中的控股地位。國家以股東身份行使國有資產的所有權，通過任免董事長、董事以及同企業簽訂計劃合同等方式來主導企業發展方向。

顯然，國有企業如果採取政企合一的方式，由政府部門直接運營，則政府行政職能與企業功能通常難以界分清楚，政府是制定法律與政策的「裁判員」，又直接是負責企業運營的「運動員」，顯然會產生各種尋租腐敗問題。因此，勢必要把兩種職能分開。政府控股公司是作為獨立法人出現的，擁有投資經營決策的完全的自主權。也只有在把兩種職能分開之後，企業才能不再依賴政府，直接參與到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去發展壯大自身，這正是新加坡國資管理模式的核心所在。

新加坡財政部門設有董事咨詢與委任會議，由其任命和罷免控股公司的董事會成員。董事會成員並不直接參與國聯企業的日常經營活動，而是由專門聘請的職業經理人負責。政府控股公司是國家作為資產所有者的代理人，通過控股權管理國有企業，但具體的國有資本運營完全以市場化方式進行。與私人企業相比，政府控股公司不享受任何特殊待遇或保護，必須在市場和法治環境中與其他企業平等競爭，以利益最大化為目標，以專業方式經營管理。在另一層面，政府控股公司對於旗下企業的日常運營也不過度干涉，下屬企業是擁有自主經營權的市場化主體。

在新加坡，政府與市場職能得到了充分的釐清，政府對控股公司的管理主要在人事權和收益分配權上。政府派出的代表擔任政府控股公司董事會的董事，代表政府行使資產管理職能，重大的經營活動要受到政府的掌控，但是監督權和管理權是分離的，政府並不直接干預企業的日常經營活動，鼓勵企業採取市場化的冒險性經營行動。

同時，新加坡對國資管理的外部監督機制非常強大高效。在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方面，既有行政主管部門監管、審計監管和議會監管，也有完善的企業內部監督管理機制。在懲治腐敗方面，新加坡的法治非常嚴格，在國企管理領域也不例外。在政府控股公司中工作的公務人員的活動要受到反貪機構的嚴格監控。

另外，政府鼓勵新聞媒體對侵吞國有資產等貪污腐敗嫌疑進行嚴格的監督。報紙、電視台等機構會頻繁報道國聯企業的日常經營與動向，使其一切行為都暴露在陽光之下。新加坡政府還規定，任何機構和個人只需花費5新元，就可以在注冊局調閱任何一家國企的資產管理信息資料。這正是發揮政府和公民社會兩方面的作用來保證國有資產管理者的清廉。正是在這些制度的保障下，幾十年來，淡馬錫等新加坡政府控股公司所經營的國有資產沒有流失，而是不斷增長，與此同時還打造了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全球性企業。

總體上看，新加坡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層級性強，相互制衡色彩明顯，整個國資管理運行過程都在嚴格的法治軌道上運行，遵循明確的規則，同時受到來自政府、行業內部、媒體和社會公眾的嚴格監督管理。新加坡的國有企業遵循現代企業制度，內部治理機制完善。經理人在聘任機制和薪酬待遇等方面實行市場化安排，但同時受到法治的制約以解決「委託-代理」問題，實現了激勵與約束的統一。股東、管理層、職工、獨立董事以及其他利益相關者形成了合理的權力安排架構，企業既對股東負責，也承擔必要的社會責任，這對許多承載著大眾期待和公共利益的國有企業來說尤其重要。正是這些制度的結合確保了新加坡國有資產管理的成功。

所以，深入研究新加坡模式，的確有助於中國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創新。但前提是中國從新加坡經歷中提取和吸收正確的教訓，比如尊重市場、釐清政府與企業角色等等，同時應充分考慮到兩國整體環境的巨大不同和制度移植的困難性，認識到成功的借鑒不僅是借鑒技術化的機制設計，更重要的是學習新加坡系統性的市場經濟與法治制度。

『伍』 新加坡模式的介紹

新加坡模式，是指新加坡建國後幾十年裡建立起了一個政治民主、政府清廉、社會文明、經濟繁榮、人民幸福和諧、環境優美國度的治國方略和模式。新加坡社會發展取得巨大的成功，成為世界上許多國家的政治、經濟體制改革學習的樣板和追求的模式，故又稱為新加坡經驗。

『陸』 新加坡神話破滅了嗎

作者李葉明撰文，新加坡過去十幾年的高速發展，真的已經沒有意義了嗎？ 香港一位年輕學者鄺健銘，最近寫了篇題為《新加坡神話破滅？》的文章，引起兩地讀者熱傳。可是當文章轉到隨筆南洋網時，有網友一針見血地指出：新加坡根本就沒有神話，何來破滅？新加坡是一個實實在在，一步一步走過來的國家。 筆者在《國際先驅導報》發表文章稱,新加坡的成功絕非偶然。新港之間一直有「瑜亮情結」。作為亞洲四小龍的兩個城市經濟體，又同為前英國殖民地，雙方確有很多相似之處，所以自然而然唱起「雙城記」，常被人拿來相互比較。 從領土面積和人口來看，香港較大，所以經濟總量一直領先。我1996年到新加坡時，獅城的人均GDP剛剛追上香港，但總量仍有很大差距。因為人口只有香港的一半。所以很明顯能感受到，新加坡人視香港為趕超的對象。 1997年前後，新加坡吸引了大批優秀的香港移民，似乎有機會大大拉近雙方的差距。可是香港順利回歸，一國兩製成功落實，使大批香港移民迴流。於是雙方又重回原點。而香港在融入內地大市場之後，似乎對未來更有保障，競爭優勢也更明顯了。 可十幾年之後，新加坡卻一步一個腳印，穩穩地超越了香港，不但人均GPD遙遙領先，甚至連總量也於2011年實現超越。 在筆者看來，香港的落後並不是剛剛開始。記得2005年去香港，從市容、街景和公共設施的直觀感受，筆者就覺得香港已經落後了。 而更令港人「漏氣」的是原本引以為自豪的民主，竟演變成「民主亂象」，被一些學者批評為民粹主義盛行。於是，有反思香港民主的輿論把新加坡作為絕佳參照，不僅在經濟層面，更對所謂「大政府」加「威權主義」的新加坡模式進行探討。 可最近新加坡出現排外情緒，通膨加劇、房價上漲、交通擁擠，都引發民眾不滿，政府的人口白皮書成為導火索，最終引爆罕見的數千人大集會。這似乎讓另一批香港媒體鬆了一口氣，宣稱這一事件戳破了新加坡經濟高速發展的「神話」。 而鄺健銘的文章認為，這僅說對了一半，因為沒有提到這個流行於香港社會的「神話」是怎麼煉成的。他認為，港媒多年來就新加坡的報道相當片面，往往限於「李光耀說」，以及政府的想法、行動與成就。對社會精英的分歧、民眾的想法與感受、反對黨的建議與回響很少關注，也沒有談到「新加坡模式」的代價。言外之意，「神話」的破滅似乎早就有跡可循。 可是這個結論過於簡單和激動了。新加坡目前的問題真有那麼嚴重？而且一定能歸因於所謂「新加坡模式」？新加坡過去十幾年的高速發展，真的就沒有意義了嗎？筆者來看鄺健銘先生未必對新加坡有全面的了解。 高速發展帶來的一些失衡，遠比不發展、同時又失衡，更容易解決。新加坡政府有足夠的能力解決民生問題。新加坡社會也有足夠的糾錯能力。新加坡的民主機制是有效的，這里的大選並非擺設。 不過，新加坡的確出現了民粹主義苗頭。這已引起一些新加坡人的警惕。有新移民網友認為，所謂「神話破滅」是香港媒體看不得別人健康。現在新加坡也得了民主病，他們自然要歡呼。但他認為新加坡的病情不嚴重，能很快康復，而且會從此擁有免疫力。

『柒』 新加坡模式的質疑解析

新加坡不講意識形態，只講共享價值。它把自己的文化，與憲政制度結合，是亞洲第二個把東西方文明結合得最好的國家。我認為，日本是第一個把自己的傳統文化和西方政治民主結合得最好的國家。日本並非是完全的西式民主。日本結合了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和西方的民主憲政。自民黨內部的派系能夠達成共識和傳統文化分不開。日本政治人物也勇於承擔責任，這也是傳統文化的一部份。新加坡領導人通過自己的努力也走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一條政治道路。制度移植在新加坡沒有發生，所發生的是制度創新。
美國的制度已經經歷了兩百多年了，已經生根了，誰也毀滅不了。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很多民主政體的運作很有問題，成了社會不穩定的根源。本來民主的精神就是相互妥協的，但這些國家往往相互攻擊。在亞洲，很多國家實行民主已經有很多年，但政局還是那麼亂，社會經濟也不發達。新加坡避免了很多發展中民主國家所走過的彎路。制度創新在這個過程中扮演了很大的作用。然而新加坡也提出了「後李光耀時代」的問題。我自己的判斷是，在「後李光耀時代」，李光耀時代所確立的制度正是確保這個制度延續性的制度保障，同時這個制度里也包含著巨大的制度創新精神。 新加坡在很多中國知識分子眼中，是個異數。因為常識告訴我們，一個國家不民主，不讓人民充分享有監督政府的權利，政府就必然墮落為人民的老爺，就不可能使政府廉潔勤政，建立一個文明和諧的社會。新加坡卻讓我們無話可說：它相信權威主義、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民主，沒有充分的新聞自由，建國40年來，一直由人民行動黨一黨執政，父親可以傳位給兒子;但它同樣很文明，沒有人隨地吐痰，擁有潔凈的空氣、優美的環境，人民享有很好的福利，老百姓至少看上去生活得很幸福。
曾經，我們很想把中國搞成一個「大新加坡」。比如中國老百姓對官員腐敗非常痛恨，而新加坡政府的廉潔程度比較高，為什麼呢?原因是新加坡公務員的工資水平高，就用不著搞腐敗了。這條經驗非常容易學，要想讓我們國家的公務員廉潔，只要給他們加工資、加福利就可以了。
中國公務員確實常常加薪，但是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看出公務員加薪和他們的廉潔程度有直接關系。是因為我們加薪加得還不夠多，還是這條新加坡經驗不適合「中國國情」?遺憾的是很多人沒有搞清楚。
新加坡確實是一個奇跡，尤其是華人社會的一個奇跡。 國內對於新加坡經驗的報道，問題出在哪裡?
這些直接或者間接的報道，大都是斷章取義的，多年來，只讓人知道一面，而沒有讓大家了解另一面。公眾所接受的信息經過了不負責的過濾。
如果一位部長在大選中落選，那他什麼也沒有了。部長薪金看起來很多，但這是全部收入，再沒有其他收入，也沒有其他任何特殊待遇，連住房都得和普通市民一樣，到市場上購買。
另外，新加坡的政府中公私分得很清楚。有一件事對我震撼很大。一位新加坡部長應邀來北京辦公務，有點空閑時間，想看看北京有特色的景點，我介紹了一處。部長一行4人要打車過來，我說，還是我開車去接吧。我跟部長開玩笑說，能給部長開車，對我是不可想像的事。
相對於新加坡的整體富裕程度來說，如果以中國作為參照系，新加坡的官員從自己崗位上獲得的利益並不算高。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新加坡的官員並不是藉助政府權力和關系網才變得身價倍增。通常，他們在進入政府之前就已經是富人，能夠獲得很高的薪酬。比如，一個原來能在企業得到300萬元年薪的人，進入政府獲得100萬元年薪，對他而言，這只能算是一個比較體面的收人，而不能算是高收人。這些人該有的都有了，本來就是社會公認的精英，進入政府的初衷，往往就是為了回報社會。 新加坡確實是權威主義，但他們的權威主義和我們想像的完全不一樣。
新加坡的新聞界不敢隨便批評政府，但他們的政府並不會直接干預新聞運作，而是通過事後法律起訴，比如告人家誹謗罪，以公開答辯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另外，當媒體公開批評政府官員時，政府往往不採取封殺措施，而是主動曝光，向社會全面披露，有問題就主動檢討、嚴肅處理，沒問題也向社會作詳細解釋。 對於新加坡的成就，有兩種觀點，一種歸功於儒家傳統和「東亞價值觀」，一種則認為是因為「經濟透明和法制嚴明」。
新加坡的政府官員往往都受過西方高等教育，他們的領導人多出身資產階級，並且大多是受過劍橋教育的大學生。在新加坡，下層人一般說中國話，比如你坐計程車，或者在小攤上吃餛飩，你和老闆用華語交流完全沒有問題;但你到政府辦事，大家說的都是英語，好像一下子切換到另一個系統，你似乎在和一幫黃皮膚的歐洲人打交道。
儒家傳統和價值觀當然也發揮了部分作用。「選賢與能」可以算是儒家的。人民行動黨標榜自己是一個由精英分子組成的政黨，包括李光耀在內的領導人，也確實是一批受過西方系統教育和熏陶的精英，所以，能夠成為人民行動黨黨員，在新加坡代表一定的社會地位。 要有效集中權力，維持權力和使用權力，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權力要有載體，需要有組織結構。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是個精英黨。黨員分幹部黨員和普通黨員兩部分。普通黨員不多，幹部黨員更少。社會上大家感覺不到黨的存在。黨是隱性的，是政治領域的「看不見的手」。就是說，政黨是融於社會的。實際上，政黨必須是社會的一部分，是社會的精英部分。這是列寧主義政黨的要點。政治人物來自民間。如果政黨變成了脫離社會的自成一體的既得利益集團，那麼這個政黨就會處於危機之中。
新加坡盡管是一黨執政，但政治體系是向社會開放的。從建國開始，新加坡的領導人就意識到，在一個沒有任何資源的國家，政治人才是國家生存、發展和提升的關鍵。在西方發達國家，最優秀的人都去經商。新加坡要把這些最優秀的人來從政。因此，執政黨很重要的一個功能就是扮演「伯樂相馬」中的「伯樂」，在全社會、全世界尋找優秀人才。
在新加坡，政府的官僚系統公務員是內部選拔的，但其政治精英，很多是社會為執政黨培養的。或者說，很多政治領袖都不是執政黨自身培養的，而是從社會吸收進執政黨的。在上世紀70年代，人民行動黨吸收了後來成為總理的吳作棟和副總理的陳慶炎。在80年代和90年代，又吸收了已經在職的總理李顯龍和副總理黃根成等精英人才。這些領袖人物在成為執政黨領導人之前，都是社會各方面的精英人才。他們在哪個領域成功了，執政黨才邀請他們入黨，為國民服務。所以，在新加坡很少有「黨齡」一說。今天不是黨員，明天黨需要你了，你就可以成為黨員。這就解決了很多列寧主義政黨黨內論資排輩的問題。列寧主義政黨的本質就是要吸收社會的精英，但在列寧主義政黨成為組織之後，往往會演變成為既得利益集團。新加坡有效地解決了這個問題。解決方法就是維持政黨的開放性，向社會開放。 新加坡本身是一個很小的城市國家。人民行動黨議員都要定期和選民直接見面，討論他們所關心的問題，這就把執政黨內和社會結合起來。如果代表、委員們沒有和社會連接的有機機制，都不跟老百姓發生直接的關系。如果這些代表和社會、人民是沒有直接的聯系的，那麼他們如何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呢？
新加坡把民主和一黨執政制度很好地結合起來。西方人說新加坡是非自由的民主，但名稱並不重要，關鍵是民主要能夠產生一個好和有效的政府。在西方國家，民主政治能夠有效運作獲益於民主化之前的基本國家制度建設，也獲益於比較高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在亞洲，一些國家和地區在能夠確立基本國家制度和取得社會經濟發展之前，受各種因素影響而民主化。民主政治因此經常出現問題。尤其是，民主政治具有不可逆轉的性質。一旦民主化，很多基本國家制度就很難建立起來。這就有可能使得這些國家長期處於弱勢地位。
應當強調的是，任何政治制度都有可能出現一個好政府。中國古代也出過好皇帝和好政府，但那是靠一個領導人的個人素質。領導人好，政府就好，個人的因素扮演了主要作用，缺乏制度性的保障。新加坡是用民主制度來保證這個好政府的。執政黨必須通過五年一次的「大考」，即大選。因為有很多反對黨存在，盡管他們很小，但也構成良好的競爭壓力。反對黨本身對執政黨沒有什麼實質性的制約，在國會里只有少數幾個名額。但如果人民不滿意執政黨，在原則上在大選時是可以支持反對黨的。因此，執政黨始終有壓力。執政黨的執政行為必須讓多數民眾滿意。
同時，要保障真正的人才被錄用。新加坡的一些官員，他們在進入政治之前，都是對政府持批評態度的。但是執政黨很開放。政府需要的是具有建設性批評的人。只要批評得有理，執政黨就會使用他們。執政黨最不喜歡光會講好話的庸人。你有能力，有業績，有建設性意見，黨都可以把你吸納進來。如何保持政權的開放性，代表社會利益，這是執政黨要解決的問題，否則執政黨本身就會演變成既得利益。
執政黨要代表人民的利益，這很重要。在這一點上，新加坡政府做到了很多發達的民主國家做不到的事情。新加坡政府的立國精神是民本主義，地地道道的中國傳統精神。在很多地方，人們對政府和市場的作用、對資本和人民的作用爭論不休。但新加坡很好地處理了這些方面的平衡。新加坡政府在「親商」和「親民」之間找到了一個平衡點。「親商」也就是親商人，重視資本的作用。 政治可以集中，權力可以集中，但必須保證這些掌握權力的人，必須是社會上最優秀的人。這是新加坡領袖的重要考量。在民主政治中，反對黨的作用是能夠制約執政黨，但也存在著其他更加有效的制約措施。上面說過，對新加坡執政黨最有效的制約並不是反對黨，而是社會，也就是人民。
應當指出的是，選拔不是指定，選拔就是黨內民主、黨內競爭。對新加坡的領袖人物，人民行動黨的黨內認同很重要。李光耀曾講過，在吳作棟和陳慶炎之間，前者並不是他的首選。但黨內支持吳作棟，最後是黨內精英認同而不是個人認同起了作用。
保證候選人的品質、才能，老百姓投票才有意義。這點新加坡做得很好。議員要選舉產生。比如，把一個在某個領域做得很好的人注冊到一個特定的選區，讓老百姓選舉你。他是先有社會認同，再有政黨認同的。黨外做得好的，會被黨直接吸收進來，所以他很容易當選。
新加坡也在作政治改革，主要是為了更多的民主，增加反對黨在國會內的比例。新加坡總理李顯龍說，這個改革是為了維護政治穩定及保持民眾對政府強而有力的授權。新加坡決定修改選舉條例，將反對黨在國會的保障席位，即非選區議員的席位，由最少3個增至9個。不論反對黨候選人的得票多少，在國會都有最少9個席位，令反對黨在國會的比例增至兩成。新加坡政府強調指出，比例代表制不會是政治改革的選項，否則會出現弱勢政府。就是說，發展更多的民主並不一定要學習西方。西方的很多做法在理論上比較公正，但在實際上並非如此。西方的很多做法並不符合亞洲國家。新加坡所作的精神就是在體制內提供給不同的利益和聲音以更大的空間，在體制內消化和協調不同利益。

『捌』 新加坡模式的創新舉措

經濟的增長總是伴隨著成本的提高，持續增長很難一再依賴有形資本的積累和投入。特別是金融風暴後，面對國際形勢的重大變化，新加坡深刻地感覺到以往的發展模式已經不再適用了，必須與時俱進，牢牢抓住知識經濟帶來的機遇，逐步轉變成創新型的發展模式。
1.研究開發
新加坡於1991年成立了科技局並制定了國家科技發展計劃，計劃周期為五年。第一個五年計劃從1991～1995年，政府共投入20億新加坡元，目標是建立和完善研究設施，包括建立公共研究所和科學園區，以資助的方式鼓勵本地企業投入研發，更新技術。
2.創新創業
為鼓勵技術發明人創業和中小企業技術創新，新加坡政府在五年計劃中對相關的法律和規定進行了重新檢討和修訂，出台了一系列重大舉措。例如建立風險投資基金，與風險投資商共同投資技術起步公司；按比例支付中小企業的技術更新和技術咨詢費用等；允許個人利用組屋住宅(在限定的行業)創辦公司，大力弘揚創業文化；扶持創新產業的發展；發起了多項融資計劃，牽線搭橋，設法解決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力圖改變本地中小企業不受重視，二等公民的地位形象。
3.公司競爭法
《公司競爭》法於2004年10月通過，適用於新加坡境內的所有公司，無論本地外資、無論規模大小、無論國有私人。但電信、新聞、郵電、交通、能源、環保等10個行業不包括在內，因為這些行業已經有了相應的規定。制定競爭法的目的是為所有參與競爭的企業劃一條平等的起跑線，創造公開透明的競爭環境，提高活力。

『玖』 新加坡模式的模式歷程

新加坡的經濟發展總是與政府的影響和介入分不開，這是因為其具有獨特的背景淵源。新加坡獨立時面臨的形勢非常嚴峻，困難重重，主要表現在：落後的經濟基礎； 有限的國內市場； 教育不普及； 高失業率； 種族沖突； 無社會和居住保障； 面對外來威脅。
貧窮落後的現實迫使新加坡把吸引外資作為發展經濟的核心策略。吸引富國投資，不僅是出於盡快擺脫生存的危機的考慮，更是出於其自身安全的考慮。如何吸引外資是新加坡當時面臨的最大挑戰。新加坡的做法是:政府以補貼的方式鼓勵外資落戶。事實證明，這種做法是奏效的。但用於補貼的資金從何處來呢？在這個問題上， 新加坡有其獨到的做出:通過強制推行個人儲蓄中央公積金來解決國家資本的來源和積累問題。中央公積金不僅為吸引外資提供了補貼來源，同時也為興建政府組屋(相當於我國的經濟適用房)提供了資金支持。
在初創的1965～1973年之間，新加坡利用優越的地理位置，以補貼的方式加大了對外資的吸引力度，重點發展轉口貿易和勞動密集型產業。外來直接投資的不斷增長，推動了經濟發展，創造了就業機會；大力興建政府組屋，不僅實現了「居者有其屋」，而且有力地拉動了國內消費市場，即使人民安居樂業又有助於國家資本――中央公積金的擴大積累，形成了特有的經濟發展的良性循環模式。
隨著形勢的變化，雖然後來政策有所調整，但基本模式並未改變，而是在原有基礎上逐漸完善。例如，在1974～1985年之間，隨著經濟形勢的好轉並步入快速發展軌道，新加坡在貿易轉口占經濟主導的基礎上，開始發展加工業，出現了國內勞動力資源短缺的問題，經濟的增長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外來僱傭勞動力。當時的政府一方面通過制定移民法，利用廉價外來勞工解決勞動力不足的問題，另一方面通過提高中央公積金的繳納率，限制本地勞動力成本的增長速度。
1986～1997年，針對房地產投資過熱和勞動力成本增長過快等問題，新加坡大力發展服務性行業，將服務業作為推動經濟發展的第二引擎，特別是金融和信息資訊服務業的快速發展，把新加坡變成地區金融和信息中心，使其具有貿易和金融的吸納和輻射能力。
1998年後，亞洲金融危機使國際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面對中國和印度的崛起，以及高昂的土地和勞動力成本，原有的發展模式遇到了挑戰，其經濟政策的調整，主要集中在利用成熟的經濟體制，積極發展知識型經濟產業，鼓勵國民創新創業，政府努力營造良好環境等方面。

『拾』 新加坡的國企改革經驗對中國有用嗎

新加坡模式並不是適合中國。
新加坡「淡馬錫」模式在中國是行不通的。主要原因，它與中國改革的大方向大原則是背道而馳的。五條大理由：
第一，改革必須堅決貫徹落實黨中央精神。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是「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黨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都是用「完善」這個詞。「完善」就是堅持現有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總體框架，不能推倒重來。
第二，改革必須堅持市場化大方向。中國改革的基本方向一直是市場化，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讓企業成為市場經濟的主體，為此改革大原則一直是「三個分開」，即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所有權和法人財產權分開。而新加坡淡馬錫模式是典型的政企不分、政資不分的模式，架構中最頂層是新加坡財政部，政府做出資人。2003年黨中央決定建立國資委這個出資人代表的特設機構解決了政企不分、政資不分的問題，現在不能一夜退到十年前。改革只能往前走，不能開倒車。
第三，改革必須堅持立足國情，走中國特色路。淡馬錫的模式不符合中國的國情，中國的基本經濟制度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但新加坡是一個私有制國家，公有制處於從屬地位，新加坡國有資產只有不到1萬億規模，但我國的國企資產總共加起來超過了100萬億，不在一個重量級上。
第四，改革必須堅持分類指導。匯金模式是一個國有金融資產的管理模式。金融資本和實業資本在特質上有著重大區別，必須分類管理，實業資本不能採取匯金模式。
第五，從客觀標准衡量看，改革必須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國資委成立11年來，同時取得了「四個巨大發展」的實踐效果：中央企業獲得巨大發展，國有經濟獲得巨大發展，同時民營經濟也獲得巨大發展，因而國民經濟獲得了巨大發展，這說明中央決策的現行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總體上值得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