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新加坡華僑捐了多少物資

㈠ 新加坡大屠殺的事件紀念

日軍在新加坡的「大檢證」
以下是黃添右老先生的敘述。「日本軍隊在佔領新加坡後，在人們還沒來得及清理遍地瓦礫的廢墟、掩埋被日軍炸死者的屍骸的情況下，1942年2月中旬至3月初，侵略軍就將新加坡劃分為四個「檢證區」。我所在被「檢」的區域叫做水檢證中心，是由日本皇軍警備團和憲兵隊負責「檢」的區域。日本兵到各家各戶驅趕12～60歲之間的男性居民，每人限帶五天的糧食到其指定的區域內集中。「檢證」中心在海山街。周邊六條街道被用帶刺的鐵絲網圍起來，周圍有坦克車和日本兵監視。」
「我的姐夫葉秋濤帶著剛滿15歲的我，懷著憤怒和恐懼的心情進入了「檢證」區域。天氣炎熱，環境嘈雜，人山人海，個個都汗流浹背，洗澡和大小便都極困難。一清早，人們就等待被「檢」，日本兵不許排隊的人站著，只准他們蹲在地上，擁擠中不免秩序混亂，有人爭先恐後時，日本兵就用棍子毆打，打得他們頭破血流。我們屬於瘦弱之輩，當然不敢貿然參與到擁擠的人群中。」
「當我進入「檢」室之前，姐夫囑咐我要鎮定，萬不得已時，就只好跟日本兵拼了。有了這種心理准備，我倒是鎮定多了，當我們站在小桌前接受日本軍審視時，毫不緊張，日本軍在一張紙條上蓋了印章，手一揮，我們就拿著紙條從另一個門走出去。那張蓋著章子的紙條印著以下的字樣：昭和十七年，「檢」，大日本皇軍司令官山下奉文中將。」
「人們拿著這張紙條走出門口時，門房除站著一名日本兵崗哨之外，還坐著另一個日本軍頭目，他手一揮將人們放行，指示走一條街道回家；或另一隻手一揮，命令人們爬上停在街口的大貨車。那些上了貨車的，都是些身體壯實的人，他們被運送到新加坡樟宜或榜鵝的海邊集體槍殺。人口不到百萬的新加坡就這樣被殺了5萬人。」
「我住的那條街，有三個青年人被「檢」上了貨車，其中一個沒死，偷跑了回來，長期藏匿，直到日本人投降後，才敢出來露面。那兩個被殺的人，其中一個已婚，遺下了老母親和新婚已懷孕的妻子，老母親哭瞎了眼，含恨死去，妻子生了個遺腹子，母子倆過著凄慘的日子。另一個被殺者，留下了未婚妻，終日以淚洗面。日本人又去印度尼西亞抓爪哇青年到新加坡做苦工，病了又將其趕出集中營，以致他們餓死街頭巷尾。這就是日本侵略者的所謂「解放」和「德政」。」
以下是另一位倖存者自述
「那年我21歲，未婚，住在膠園(現福建義冢附近)，靠割膠為生。3月26日當天清晨6點多，大隊日軍闖入小鎮，著令全鎮二三百成年男人全部集中到學校對面的籃球場，站著等候「檢證」(甄別)。被令集中者，還包括興華學校校長殷春初，教務主任朱績夫和老師黃火生。鬼子命令男子脫掉上衣和短褲，只穿內褲一排排的蹲在球場上。從早上曬太陽到下午四五點。鬼子包圍著球場，有的持槍監視，有的配長劍來回踱步。五六個兵負責檢查男人的身體。據說，鬼子是檢查男子身體有沒有刺青圖紋，特別是在手部拇指與食指間虎口處。鬼子認為，有刺青者，就是私會黨，而私會黨是抗日的。」
「當鬼子來到他身邊正檢查其隔壁的男人時，突然就把那男子帶走。他心跳得很，心想這次沒命了。他說，檢查到他時，他手拿著的衣服，剛好衣角遮到之前曾擦爛過的，已不明顯的黑色五花點刺青。鬼子沒注意到而走到隔壁去。我逃過了鬼門關，但並沒有被釋放，而是又被拉進學校。過後，又一個一個排隊出來問話。我不敢先出，待到最後剩下二三十人時才出。很幸運的，我順利過關。到晚上才終於被釋放回家。我馬上走入山芭逃難。」
「肅清結果，共有15人被扣押，包括三名師長。他們被關在學校。第二天校長就押去太平憲兵部折磨。剩下14人在第三天凌晨，被押出村子，到不遠的沙叻北火車站附近三和礦場與和合興礦場旁(現今高壓電塔邊)，日本兵用刺刀瘋狂刺殺14人。凄慘號叫聲響徹雲霄，連村子也聽到。」
「怎料到在刺殺過程中，竟有一人可能綁不緊，掙脫繩索突然拔腿飛跑，沖到礦湖邊縱身一跳，在黑夜的掩護下逃出生天。他就是40歲左右會游泳的教務主任朱績夫。」
「13具屍體第二天就由印度人就地埋葬。直到大戰結束後，親人們才到亂葬崗撿拾屍骨。由於無法區分，就全部合葬在現今墓址。而被折磨至死的校長，屍骨不知何去向，村民也將其名刻在碑上。他親戚王卡也是殉難者之一。」「我全家搬到馬來甘榜住了三年多，到和平後才搬回沙叻北來。」 日本佔領時期死難人民紀念碑
在新加坡市區的美芝路（Beach Road）有一座規模不大但意義重大的公園——戰爭紀念公園。日本佔領時期死難人民紀念碑就坐落在這座公園里。顧名思義，紀念碑是為了紀念在1942－1945年，日本佔領新加坡的三年零六個月苦難的日子裡，被迫害致死的新加坡各族人民，其中大多是華僑。
建立日本佔領時期死難人民紀念碑的構想始於1962年。在這一年，在新加坡多個地方相繼發現日本佔領時期被屠殺者的遺骸。新加坡中華總商會不忍讓這些骸骨散棄在荒郊野嶺，於是在2月28日成立了日本佔領時期死難人民遺骸善後委員會，負責探查、發掘和安葬等工作。紀念碑於1967年2月15日，在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先生主持下宣布落成揭幕。
李光耀在致詞說，這座紀念碑標志著一種經驗和教訓，它時刻提醒人們，當他們對未來的事物與發展毫無准備之時，什麼可怕的禍患都可能降臨。「只有我們痛定思痛，認真吸取歷史的教訓，明智而勇敢的鞏固我們的未來，我們許多死難的同胞才不至於白白地犧牲」。此後，每一年的這一天，人們都會在這里舉行悼念活動。
遠處就能夠看到紀念碑那高達70米的碑身高聳入雲。四支錐形的白色石柱，組成一座巨大的錐形石塔，插入藍天，象徵新加坡的華裔、馬來人、印度裔和歐亞裔所共同擔負的苦難和精神。紀念碑四周環繞著碧水，方形基座的南北兩面由石階分成四個面，分別由四種文字寫著「日本佔領時期死難人民紀念碑1942－1945」。沿石階而行，穿過水池，來到紀念碑的中心。在四支石柱上，各自有一面銘文，記錄著紀念碑建立的始末。而在整個建築的中央，有一尊半人高的方形石台，四面都有不同文字的銘文，中文部分這樣寫道：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八日，日軍佔領新嘉坡，我平民無辜被殺者，其數不可勝計。越二十餘年始得收斂遺骨，重葬於此，並樹豐碑永志悲痛。」
紀念碑下埋葬的，正是上世紀60年代初在新加坡市郊山谷內發現的被日軍殺害的數千具屍骨，他們在此處得到了安息。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新馬一帶發起了眾多抗日運動和賑災活動。當中兩名積極參與抗日的義士——梅啟康、梁後宙（又名梁宙），前者不幸在肅清中喪命，後者組織鄉民支援中國抗戰，他一家35人被日軍殺害，自己逃過一劫。今年是二戰70周年，記者特地采訪了梅啟康與梁後宙的後人，一起來追憶這段已沉寂多時的往事，讓後人看到前人的光輝，記住歷史，珍惜現在的幸福。
訪梅啟康、梁後宙後人 追憶抗日義士事跡
歲月悠悠，轉瞬70年過去了，多少人還記得在那烽火連天的年代，多少人為了正義、民族、國家和家園走上抗日道路？多少人慘死在日軍的炮火或屠刀下？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在新馬形成的眾多抗戰救亡文藝運動中，最具號召力的是戲劇活動。各方言群都熱烈響應，包括廣東幫與商界代表梅啟康，他粉墨登場，親自參與戲劇演出，以實際行動籌款賑災。在檢證中，梅啟康因不願招供而遭處決。梅啟康的生平事跡鮮少被人提起，直到最近其家人在本報刊登了一則追思啟事後，才引起人們的注意。遭遇不幸的也包括梁後宙。梁後宙這位對開發林厝港貢獻很大的先驅人物，一家35人被日軍殺害，僅他和另外五名家人逃過一劫。若不是不久前新加坡歷史博物館接收梁後宙後人捐贈的一批頗有歷史價值的遺物，相信這起慘絕人寰的事件，也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煙消雲散。
1942年3月6日，梅啟康被朋友帶去日軍憲兵部。他當天回家時神情沮喪，隔日一早再到憲兵部報到，從此一去不返。新加坡淪陷後，日軍便展開慘無人道的大屠殺，以肅清抗日分子。當年位於史丹福路的英國人青年會總部被改為日本憲兵部，日本憲兵就在這里以酷刑對付抗日分子。據《新馬華人抗日史料》的記載，梅啟康是被檢查及指名被逮捕的人之一。梅啟康的長子梅保堅說，當時父親拋下一句「不要害人」的話後，便匆匆忙忙上車離開。事後他從朋友口中得知，父親是不願招供而被折磨至死的。
不會唱不會演也要上台講兩句
1896年出生於廣東台山的梅啟康，9歲隨父親南來，抗戰時期是曇花鏡影慈善劇社的名譽會長及海天游藝會社員。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後，東南亞各地華人社區紛紛成立籌賑祖國難民的籌賑會，全情投入抗日活動中。本地華社也不落人後，幾乎每一種娛樂形式都動用了，業余劇社的社員也紛紛參加抗日籌賑，包括先後於1913年和1920年成立的海天游藝會和曇花鏡影慈善劇社，這兩個社團多以演劇的方式進行抗日籌賑。
梅保堅（89歲）接受本報訪問時說：「父親曾說過中國難民很苦，他們因戰爭流離失所。父親不會唱，也不會演，但也上台講兩句，為籌賑出一分力。」一次，海天游藝會演出粵劇《呂布與貂蟬》為中國難民籌款，梅啟康還飾演董卓一角。現在，這張劇照就展示在晚晴園—孫中山南洋紀念館二戰史料展廳里。梅啟康也是星華籌賑會的廣幫代表之一。本報曾報道，在一份《星華籌賑會主辦救濟英國戰時婦孺游藝大會第一次會議議案錄》中，清楚記錄梅啟康是出席會議的數十名來自各分區及各方言群代表之一。梅保堅說，其父是星華籌賑會的廣幫總務。
熱心公益和教育事業
抗日戰爭年間，梅保堅已是一名少年。在他的記憶中，父親很少跟家人提起他在外的活動，但記得父親跟吳鐵城有聯絡，詳情則不得而知。吳鐵城是當年中國國民黨中央海外部部長，1939年曾奉命赴南洋各國聯絡和爭取華僑捐款資助抗戰。梅啟康走時，留下妻小九人，在八個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二的梅保堅才16歲。在梅保堅的心目中，父親是個堅貞不屈的義士，為人慷慨仗義，除積極參與抗日活動，也非常熱心公益和教育事業。
有關梅啟康的資料零散且有限。較完整的資料只能在新加坡晚晴園—孫中山南洋紀念館的二戰史料展廳和國家檔案館梅保堅的口述歷史中找到，而且不多。至於梅啟康的其他貢獻記錄，則幾乎是零。多虧梅保堅，他雖年事已高，但說話條理分明，思路清晰。記者根據他的憶述，找到一些線索，終於從梅汝南堂的《本堂宗親記錄部》《廣惠肇留醫院八十周年特刊》《精武體育會50周年紀念特刊》《精武體育會七十周年紀念專輯》《百年樹人》和《新加坡全國社團大觀》刊物中翻查到一些相關資料，並拼湊起來，才對梅啟康有了更明確的認識。
（摘自聯合早報） ■ 克蘭芝烈士紀念碑
■ 伊麗莎白公園烈士紀念碑
■ 陸軍少將林謀盛之墓
■ 舊福特汽車工廠
■ 日本佔領時期死難人民紀念碑
■ 樟宜監獄博物館
■ 亞歷山大醫院

㈡ 汶川地震後各國捐款多少

各國政府為四川地震捐款明細，沙特捐助6000萬美元

截至今日，各友國對四川地震災區伸出援手。

沙特國王阿卜杜拉決定沙特向中方捐贈5000萬美元現金和1000萬美元物資，幫助中國抗震救災。

美國政府向四川地震災區捐款50萬美元。

俄羅斯政府向災區捐贈的首批救援物資昨天下午運抵成都。首批總值30多萬美元的救援物資共約30噸，包括帳篷、被褥等，將直接運往災區。俄羅斯政府近日還將派出3架專機，再向四川地震災區運送100噸救援物資。

泰國前總理差瓦立昨天也特地來到中國駐泰國使館，向使館負責人轉交他給中國政府的慰問電。此前泰國政府表示，准備向中國捐款50萬美元，支援中國救助災民。截止記者發稿時，中國駐泰使館已經收到來自泰國各界人士的捐款總額1500萬泰銖，約合375萬元人民幣。

波蘭外交部表示將通過中國紅十字會向災區提供10萬美元援助。

比利時政府向我地震災區提供65萬歐元資金援助。

日本政府將向地震災區提供約5億日元的緊急援助。

英國政府將向地震災區提供100萬英鎊的援助物資。

韓國政府將向地震災區提供約100萬美元的緊急援助。

義大利政府將一所野戰醫院、一線搶救物資、災民住宿帳篷等物資通過空運運往中國，還將根據中方需求，提供其他緊急救援物資。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駐華代表處承諾向我受災地區提供30萬美元的緊急援助。

挪威政府決定向中國提供2000萬挪威克朗（約合390萬美元）捐助款。

德國政府已通過德國紅十字會向中國地震災區提供第一筆總數為50萬歐元的救災援助。

法國表示可向中方提供人員、設備和物資，尤其是專業救援人員。

烏克蘭政府准備向中國派出由102人組成的戰地移動醫院.

㈢ 洋務派的賑災

光緒三、四年的災荒遍及各省，除了北五省持續乾旱以外，蘇北、皖北、川北、甘肅及奉天部分州縣也持續乾旱，江西、福建則大水成災，同時浙江、湖南、湖北、廣東、台灣等省也不同程度地遭受洪澇災害。以清政府當時的財政狀況，根本無力賑濟「丁戊奇荒」這樣持續幾年、遍及各省的大災荒。此時洋務派積極主持組織了賑災，主持賑災活動的洋務派在財政十分困難的情況下，多方籌措賑銀賑糧，積極救濟災民，為後世留下了不少有益的經驗。洋務派等籌集的賑災捐銀大致可分為三類：一類是捐官所得。早在乾隆年間，出於賑災需要，在邊遠如甘肅等省區即有「捐監」的做法，不過當時都只是給予監生資格而已。道光年間，也曾奏定過捐輸章程，捐者也僅止封銜而已。同治中期的閩捐和光緒二年的津捐，對所捐官銜仍有限制。在光緒「丁戊奇荒」中，為了賑濟數千萬嗷嗷待哺的飢民，清政府只好允許重開捐納，而且由捐資格發展為捐實官，從知縣、知州到知府、道員，均可用捐輸銀錢的方式買到。光緒三年七月，在曾國荃的奏請下，清政府發給他虛銜實職空白執照各二千張，他除了在山西就地開捐外，還派人到商賈富足之區如天津、上海、漢口、寧波各處及皖、湘、閩、粵、桂、川、浙、贛各省設捐輸局，按捐輸數量的多少，分別給捐者不同的官銜和官職。後來，河南幫辦賑務大臣袁保恆等又奏請戶部發給空白執照，捐官可至道、府、州、縣四項實官，該省在蘇、浙、皖、贛、粵等省有捐局。「丁戊奇荒」中，北方災區用此法集捐賑銀多達四五百萬兩以上，這種賣官鬻爵的做法，致使人心僥幸，名器之濫，無異於飲鴆止渴，正如李鴻章所說：「鬻爵數萬，不過活人數千，言之痛心。」另一類是紳商義捐。南方各省紳士富商「素多急公赴義」，他們得知北方遭受特大災荒之後，苦口苦心，多方勸集，「貧士捐膏火，婦女脫簪珥，百工減佣資」，很快集成巨款，並派代表親自攜帶義捐賑銀到災區，發放到災民手中。光緒三、四年，江蘇廩生嚴作霖等人就曾到直隸、河南、山西各省發放賑銀。五年，又攜帶賑晉余銀五萬多兩赴直隸任丘等地辦理工賑，興修被洪水沖毀的河道。這些紳員「遍歷災村，撫問疾苦，處處認真」，在賑濟災民中起了很大作用。浙江紳士布政使銜江西補用道胡光墉在這次災荒中，為陝西捐銀5萬兩，為河南、山西各捐銀1.5萬兩，為山東捐銀2萬兩，制錢3100串，另有新棉衣3萬件，「合計銀錢米價棉衣及水陸運解腳價估計已在二十萬內外」在整個災荒過程中，洋務派官員多帶頭捐獻，捐銀從幾百兩到上萬兩，這種方法不僅效果好，而且為後世發動社會力量捐資濟困，提供了有益的借鑒。第三類是華僑捐款。在洋務派的活動下，新加坡、小呂宋、暹羅、越南各埠華僑多向北方災區捐款。李鴻章奏請派候選知府柯振捷、候選同知高廷楷等人到以上各地潮州籍華僑中勸捐，捐額高達「百數十萬之多」，在各省開捐之前首先解濟數十萬，李鴻章稱「收繳轉運均極迅速」，「實為賑案中未有之盛舉」。

㈣ 抗日戰爭期間，新加坡成立了由誰為主席的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

抗日戰爭期間，新加坡成立了由陳嘉庚為主席的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

南僑總會成立時，發表《南僑代表大會宣言》，無情揭露日本侵華的暴行，號召全南洋華僑堅抱抗戰最後勝利的信念，各盡所能，各竭所有，力求實踐其每月近400萬元的常月捐; 勉勵南洋華僑精誠團結，密切聯系;

要求全體僑胞積極向祖國投資，增強祖國的經濟實力。同時，宣言希望南洋華僑同所在地政府搞好關系，爭取他們同情中國抗戰。南僑總會的成立，標志著南洋華僑沖破傳統的幫派地域觀念，實現了建立在抗日救國基礎上的大團結，從而使南洋華僑的抗日愛國救亡運動走上了新的道路。

總會成立大會後，南洋各地80多個籌賑會，1000多個分會在南僑總會的領導下，為祖國抗戰籌賑捐款，派遣僑胞回國參戰，組織華僑慰勞團，有力地支援了國內的抗戰。

南僑總會主席為陳嘉庚，副主席為庄西言、李清泉。

(4)二戰新加坡華僑捐了多少物資擴展閱讀：

陳嘉庚的經歷：

一、陳嘉庚1910年春，毫不猶豫的參加了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喚醒僑胞，興我中華。

二、1928年，濟南慘案發生後，他組織南洋華僑掀起了聲勢浩大的聲援運動，同時發起全面抵制日貨運動，在腐朽的封建專制和新型的民主革命之間，在民族尊嚴與帝國主義強權之間，他的態度和立場是鮮明積極而堅定的，抗日戰爭爆發後，陳嘉庚立即投身於這場關繫到民族存亡的斗爭洪流。

三、1938年11月，他被推選為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主席，帶頭捐款捐物，精心籌劃組織，三年多的時間共籌款15億元，還有大量葯品、卡車的物資，同時在新加坡和重慶投資建立制葯廠，有力地支援了中國人民的抗日斗爭。

四、1939年他應國內之情在南洋各地招募了3200餘名汽車司機和修理工，在新開辟的滇緬公路上搶運抗戰急需的戰略物資，為中國的全面抗戰發揮了重要作用。

五、1940年前，陳嘉庚一直是個堅定的擁蔣派，西安事變後的1937年4月9日，他接受《南洋商報》采訪時，不但強烈的批評張、楊的兵諫行為，而且對國共合作發表了一邊倒的看法：國共沒有任何聯合的道理，唯有在中央軍的指揮下才能長久。

他組織的南洋華僑的多次捐款，也全部匯交了國民政府，這是他對共產黨人還缺乏了解，三年後他才對中國的抗戰真相有了新的認識，思想上也有了質的飛躍。

六、1940年5月31日，陳嘉庚和慰勞考察團一行來到延安，受到延安軍民各界熱烈而隆重的歡迎，陳嘉庚一行人深入雅安的學校，機關，工廠，商店和醫院，與群眾廣泛接觸，並與華僑青年和集美廈大奔赴延安的校友交流座談。

邊區的官兵一致艱苦奮斗，給他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邊區人民在物質條件極度匱乏的困難中，仍然積極而堅定的抗日和樂觀向上朝氣蓬勃的革命精神，使他們深受感動，與中共領導特別是毛主席的多次悔悟，使他極為震撼。

七、1932年年初英軍不戰，而向日軍佔領了新加坡，早就被認定為南洋抗日巨頭的陳嘉庚遭到了日本憲兵隊的瘋狂搜捕，必欲殺之而後快。

幸得友人陳貴賤幫助陳家崗，未能來得及與家人告別，也未能帶走一件行李，匆忙中乘一艘小火輪逃往印度尼西亞的蘇門答臘，夜裡不久也為日軍佔領，陳嘉庚在黃季丹等校友的幫助掩護下，更名改姓多次轉移仍然深陷重圍，時時有被捕殺的危險，歷經了磨難。

為了防備，一旦落入敵人之手，則必定強迫他當傀儡做漢奸，因為他身上一直藏著一小包青化甲，隨時准備殉國成仁。

㈤ 512地震各國捐款名單

汶川地震各個國家捐款情況具體如下：

沙烏地阿拉伯，捐贈5000萬美元現金和1000萬美元物資。
加拿大，捐贈3100萬加元援助。
印度，捐贈500萬美元救災物資。
日本，提供約5億日元緊急援助。
俄羅斯，提供四批救災物資，價值400萬美元。

挪威，提供2000萬挪威克朗。
義大利，提供50萬歐元和150萬歐元的救災物資。
土耳其，提供200萬美元援助。
英國，提供100萬英鎊援助。
西班牙，提供100萬歐元援助。

愛爾蘭政，提供100萬歐元援助。
馬來西亞，提供150萬美元援助。
以色列，提供150萬美元的救援物資。
比利時，提供65萬歐元緊急援助。
巴基斯坦，捐贈價值100萬美元的救援物資。

韓國， 提供價值100萬美元援救資金以及救援物資。
阿爾及利，提供100萬美元緊急援助。
澳大利亞，提供100萬澳大利亞元援助。
芬蘭，提供50萬歐元援助。
荷蘭，提供50萬歐元援助。
德國，提供50萬歐元幫助中國救災。

泰國，捐款50萬美元。泰國公主詩琳通向災區捐款10萬人民幣。泰國紅十字會和普密蓬國王「猜帕塔那」發展基金會各向中國紅十字會捐款10萬美元。
法國，提供價值38萬歐元的物資。
寮國，提供價值50萬美元的木材援助。
美國，提供50萬美元援助。

紐西蘭，提供50萬紐西蘭元援助。
瑞士，提供40萬瑞士法郎的援助。
丹麥，提供75萬丹麥克朗和超過100萬丹麥克朗的救災物資。
克羅埃西亞，提供20萬歐元援助。
希臘政， 提供20萬歐元緊急援助。

新加坡，提供20萬美元物資援助。
越南，提供20萬美元現金援助。
巴西政府，提供20萬美元物資援助。
斯洛維尼亞，提供10萬歐元援助。
朝鮮政，提供10萬美元緊急援助。

柬埔寨，捐款10萬美元。
薩摩亞，提供10萬美元援助。
波蘭， 提供10萬美元援助。
立陶宛，捐款20萬立特。
盧森堡，提供5萬歐元援助。

蒙古，提供5萬美元緊急有效援助。
愛沙尼亞，捐款50萬愛沙尼亞克朗。
捷克政府，提供70萬捷克克朗物資援助
阿爾巴尼亞， 提供4萬美元援助。
莫三比克，捐款4萬元人民幣。

㈥ 他無償向美捐獻183件國寶，卻向祖國索要巨款，這名華僑是誰

《與諸子登峴山》：「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江山留勝跡，我輩復登臨。」

歷史的車輪從未停止過，縱然古代有很多令人嚮往的故事，但是我們卻永遠無法身臨其境地去感受。此外，很多文物卻在向我們無聲地訴說著久遠的歷史。由於特殊的原因，很多國寶都流落在外國，如今我國的國力逐漸富強，已經有了更多富足的力量去尋找那些失落在外的寶貝。

「興亡千古繁華夢，詩眼倦天涯。孔林喬木，吳宮蔓草，楚廟寒鴉。」悠悠歷史長河，有太多太多的故事，也有太多的文物流傳下來，現今很多文物都已經追回。當然，也有很多人曾經質疑過翁萬戈，但是看到他的真正意圖之後，就會發現這其中包含了許多無奈與心酸。也許趕上和平年代，翁萬戈就會無償將這些寶貝獻給我們的祖國。

㈦ 海外僑胞給我們做了哪些貢獻

抗戰期間,海外僑胞以前所未有的規模組織起來開展了波瀾壯闊的救亡運動。
僅據廣東省僑務委員會1946年的統計，戰時回國參加抗戰的粵籍華僑就有4萬多人
抗日戰爭時期，華僑為祖國毀家紓難，他們為祖國捐款、捐物的范圍之廣、規模之大、數量之巨，為華僑愛國運動史上絕無僅有。據統計，戰時全世界有800多萬華僑，其中有400多萬人為祖國抗戰捐過款，占當時全世界華僑總數的一半左右。
據統計，從「九一八」事變開始到抗戰勝利的14年中，華僑捐款總額為國幣13億多元。何應欽就在國民參政會上報告說，1939年全年戰費，共開國幣18億元，而華僑義捐可當三分之一。
華僑捐款階層極其廣泛，有富商巨賈、工農大眾、文化人士、甚至乞丐、舞女、妓女、囚犯等。
除捐款外，華僑還為祖國抗戰捐獻大量物品。所捐獻的物資從飛機、坦克和各種車輛，到冬夏服裝、毛毯、被褥、蚊帳，應有盡有。抗戰的頭三年，廣大僑胞就捐獻飛機217架、救護汽車1000多輛、坦克23輛。
華僑不僅在捐獻方面作出巨大貢獻，而且還通過抵制日貨與「不合作運動」，幾乎每一個有華僑聚居的地方都有專門抵制日貨的組織，直接給日本以經濟打擊。
華僑還開展了不為侵略者服務、不供給侵略者物品的「不合作運動」。南洋日營工礦企業中的華工罷工停產；旅美華僑組織起來，抵制美國把廢鋼鐵和戰需品運往日本。所有這些行動，都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給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擊，支援了祖國抗戰。
抗戰時期，華僑創辦報刊，宣傳報導祖國抗戰，是他們支援祖國抗戰的重要方面。華僑宣傳抗戰的報刊雜志有70種以上，比較有影響的有巴黎的《救國時報》、紐約的《華僑日報》、舊金山的《世界日報》、新加坡的《南洋商報》和菲律賓《華僑商報》等。其共同的特色就是突出地報導了祖國的抗日動態，把「祖國消息」和「華僑救亡運動」辟為專欄。
為向全世界揭露日軍暴行，宣傳鼓動和爭取世界各國政府和人民關心並支援中國抗戰，世界各地的華僑做了大量的工作，即通過辦報、辦電台、演出救亡戲劇和抗日歌曲、演講、散發宣傳品等形式，向僑居地人民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暴行，報道中國抗日的真相，呼籲國際友人從道義上、物資上支持中國抗戰，捍衛世界和平。他們還廣泛爭取僑居國各階層人士和進步團體，促其主持正義，發揮社會影響，動員本國人民推動本國政府建立反日政治同盟，援助中國抗戰。
在華僑們不懈地努力下，援華抗日的輿論響遍全球。許多國家的友好人士，先後建立了一些反日援華聯合組織，並開展了「抵制日貨運動」、不許出售或運輸軍事物資給日本的「不供給運動」、「一碗飯運動」、購贈「希望書行動」等等。國際友人的熱情支持，為中國爭取抗戰勝利創造了有利的國際環境；同時，鼓舞了中國人民，增強了抗戰必勝的信心。

「故國故鄉，人之所戀。」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大批華僑青年克服各種阻礙，回國參加建設，成為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力量。一批著名的專家學者沖破西方國家的重重封鎖，回國效力，不少人成為新中國科技、國防、工業和教育等領域的奠基人和領導者。

許多僑胞回國投資或捐款捐物，支持新中國建設，海外僑胞匯給國內眷屬的僑匯更成為中國經濟恢復和建設中極其重要的外匯資金來源。據統計，僅從1950年初到1954年底，全國僑匯收入總數近7億美元，約等同於同期中國出口外匯收入的一半。

㈧ 新加坡華人的社團

華人初到僑居地時雜居於牛車水一代。基於相同地緣，漢語方言及血緣的凝聚力和認同感，華人形成了五大幫群：福建幫，潮州幫，廣東幫，客家幫，海南幫。在英國殖民時期，殖民政府基本上採用的是以華治華的手段，指定了一些華人的領袖來管理華社。所以，華社是屬於一個半自治的狀況。他們組織的方式是通過一些民間組織來互相照顧自己，例如處理同伴的喪事。
因此，這些組織很多時候是個宗教組織，後來再發展成宗廟，或者是從這些照顧善後的組織裡面，再發展成同鄉會館和宗親會館，以便彼此之間互相照應。經過時代的演變，華人在經濟和教育上都有了顯著的成長，一些實力雄厚的華商開始發起了跨越幫群的社團組織。這些包括了成立俱樂部 (例如怡和軒），商會（例如新加坡中華總商會)。1906成立的新加坡中華總商會是華社的最高機構，自成立起就背負著為華人爭取權益的責任。二戰時期，新加坡華人曾透過商會來籌款捐賑物資，幫忙受難中的中國。
在20世紀60年代初，新加坡慢慢的爭取到了自治。新加坡政府採取了許多使種族和諧的政策，讓大家不分種族，不分宗教的一起生活。所以，當時新加坡政府並不太鼓勵這些會館。華人慢慢地由僑居轉向了定居，在新加坡落地生根。隨著國民意識與認同感的加深，會館也慢慢地走向了衰退，而這些會館的組織功能也逐漸被政府取代。
現今的會館雖不如以前來的重要，但仍然扮演著傳承中華文化的作用，尤其是讓年輕的一代了解自己的文化根源及加深文化認同。 華源會（中國大陸）、九龍會（香港）、新加坡台北工商協會（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