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對新加坡現代化有什麼影響

A. 儒學復興有何當代意義

（） 儒家文化的現實價值
論儒家文化的現代價值 當代中國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儒家文化的影響。在借鑒西方國家發展的積極經驗的基礎上，我們也不忘從本土文化中「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由此可見，儒家思想在現代社會仍具有不可忽略的價值。以下我就其中幾個方面發表我自己的看法。
儒家文化是中國文化最重要的組成部分。要了解中國的歷史與現實，構建具有中國風格的社會主義新文化，就必須對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及現代價值有一個客觀的認識和把握。儒家文化中的和諧意識、人本意識、憂患意識、道德意識和力行意識對中國社會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形成有深遠的影響。 在春秋戰國時代，孔子創立的儒學即被稱之為「顯學」。漢以後，儒學取得「國家意識」的合法身份。在漫長的歷史發展中，儒學對中國社會之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形成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可以說，儒家文化構成中國文化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我們要了解中國的歷史與現實，要構建具有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的社會主義新文化，就必須對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及其現代價值有一個客觀的認識和總體的把握。
儒家文化的創始人是孔子，而孔子最根本的思想就是「仁」。「仁」以立人之本為基礎上升為立國之本，從個人修養的層面提升到治國理念，「仁」成為政權組織和建設者的主導思想，「仁政」也就成為政權和諧的楷模。而「仁政」在現代中國治國理念中便具體化為「以德治國」。 儒家的「德治」主張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認為，無論人性善惡，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人。這種教化方式，是一種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善良，知道恥辱而無姦邪之心。這是最徹底、根本和積極地辦法，斷非法律制裁所能辦到。孔子認為，「德」在治理政事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論語為政》)因此，執政者應施行德治，用道德來教化民眾，這樣才能得到民眾的支持，才能鞏固自己的政權。
當代中國「以德治國」的基本內容——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為指導，以為人民服務為核心，以集體主義為原則，以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社會主義為基本要求，以職業道德、社會道德、家庭美德的建設為落腳點，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與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相配套的社會主義思想體系，並使之成為全體人民普遍認同和自覺遵守的行為規范——便是體現了這一思想。 國不可無法。「依法治國」同樣體現了儒家思想的某些方面。孔子倡導以德治國並不反對以法治國，他也認識到法令的重要性：「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且無恥。」 執政者應以道德教化為治國的根本措施，而不應片面強調殺戮，只有這樣，政權才能贏得老百姓的支持，否則，必然會引起老百姓的反對。和諧社會的最終目的是建立一種以道德自律為主的社會機制，因為道德是法律文明的內在、深層的精髓與內核，是法律文明的價值追求和終極關懷的最終目標，是法律的最高原則。法律和道德是作為主體人參與社會活動要受到的兩種控制力量，如果社會絕大多數成員都與法律相抵觸，拒絕遵守法律，法律就會成為一紙空文，從根本上說，法律的社會認同離不開道德教化，只有藉助道德教化的力量，使法律條文轉化為道德的善惡判斷標准，才能對社會成員產生實效，正所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且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民有恥且格」。
儒家思想對現代社會生活也有積極影響。它在關於人的問題上表現的積極作用更為突出。它關注人的價值。而人的價值正是通過對待自我、他人、民族和國家以及自然的關系而實現的。 在對待人與自我的關系方面，儒家思想認為一個人的生命價值與道德價值、人格價值相比較，道德價值和人格價值更為重要，孔子的「殺身成仁」和孟子的「捨生取義」，就是儒家為了保全仁義道德價值而不惜犧牲個人價值。 在對待人與他人的關系方面，儒家思想認為應保持人家關系的和諧，其「仁、禮、和、義、信」，就是關於人與他人關系的准則與規范。現代中國社會主義道德規范體系所涉及的公平、公正、誠實、守信，就是體現了其思想吧。
在關於個人與民族和國家的關系方面，儒家的思想雖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不過，公民對於國家的義務仍然可從某些方面借鑒其思想。有國才有家，國家賦予了公民權利，公民也有義務為維護國家的利益而斗爭。 從最後一點來說，我覺得最不可忽視的是儒家的教育思想，其中以孔子的教育思想為根本。他的教育思想是很豐富的，涉及許多教育基本理論，他在兩千年前的的某些看法對今天的教育理論研究仍有不少啟迪作用，特別是對當代中國「科教興國」戰略的影響。 在教育的社會功能方面，孔子對於教育與社會、經濟、軍事、行政、法律的關系，都有自己的獨到見解。在孔子看來，治國之民，政治、經濟、軍事、法律都是不可缺少的，但最根本的還是教育。聯繫到春秋末期，統治者熱衷於橫征暴斂、苛政酷刑和武力征討，而造成學校不修、文教不振的社會現實，特別強調教育的作用，抬高教育的地位，是有很強的針對性；孔子把教育提高到很高的地位，是有歷史進步作用的。特別是在國際競爭激烈的今天，教育、人才作為綜合國力的軟實力，教育更是功不可沒。
（二） 東亞儒學與現代化
現代化在東亞各國的發展，不僅是受到西方刺激之後的反應，而且更為主要是自身內在的要求，有自身發展的邏輯。儒學思想史上，例如我們前面說到的中、韓、日三國的經世、實學思潮的發展，即是內在調適的一種表現。這實際上為東亞的現代化做了鋪墊。明清以來中國商業的發展，與商人的價值理念有關。實際上，例如徽商、晉商等等的商業行為中，都有儒家價值、儒家倫理的滲透與融和。近世以來，東亞三國迎接西方的挑戰，內在思想的資源仍然是儒學。睜眼看世界並鼓動學習西方的人，骨子裡恰恰是入世的，是關切國事民瘼、嚮往大同世界的儒家情結最深的人。他們的為人為學、思想與行為方式，乃至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獻身精神，無一不是儒家式的。儒學思想與現代化的調適，除了我們以上說的這些外，更深層次的即是仁、義、禮、智、信等基本價值的轉化。
東亞儒學的價值理念既有共性，又有個性。所謂共性，指的是仁、義、禮、智、信，或者說仁愛、敬誠、忠恕、孝悌、信義等基本觀念的某些主要內涵是普遍的、穩定的，是東亞各儒學大師的精神追求和信念、信仰，在不同時空環境中對社會文化具有價值導向的功能。所謂個性，指的是儒教倫理在中、日、韓、越各國的不同時代具有不同的表現。同一價理理念的內涵會發生一些變化。特別由於社會結構、文化習俗、民族心理等各方面的差異，導致倫理價值觀各有偏重，有的價值變得更加重要。溝口雄三具體比較了中日「公私」觀的差異，認為日本的「公」與「私」是領域性的和限定性的，中國的「公」與「私」則是原理性的和道德性的。日本人的這種「公」觀念產生出「滅私奉公」的意識，並與盡忠領主的「忠」的觀念相結合，對日本經濟起飛起了支柱性的作用。在日本，「忠」的觀念化為對國家和自己所屬集團的忠誠，加上社會普遍重視的「信」與「義」，超越了宗族血緣倫理，成為資本主義性質的契約關系和商業交易關系的有效倫理。在中國精英層不受重視的勇、武、剛、強、毅等武勇價值，在日本則受到重視，而且較易導入基於弱肉強食的生存競爭之上的資本主義競爭原理。他認為，日本儒教倫理與江戶時代的世襲階級社會有深刻的聯系，這種倫理易於適應日本的工業化。[38]
盡管如此，我們仍然可以看到中日傳統的「公」「私」觀有相同的一面，例如山鹿素行就把對國家、天下、人民盡力，視為最大的忠，也就是「公共之忠」棗「公」。[39]這就與溝口先生所說的中國人追求的道德性與普遍性的「公」的觀念十分相近。中國的「公」的觀念也並非如溝口先生所說，是沒有層次性的。溝口先生又說，日本「忠」強「孝」弱，宗族血緣關系薄於中、韓，亦是契約關系和商業倫理的又一生長點。這當然有一定的說服力。但另一方面，我們又不能不看到，日本其實也有重「孝」派，例如中江藤樹等。特別是，「孝」的意識在韓國和我國的台灣與香港等地的經濟起飛中，亦成為一種助緣，對家族產業也起過一定作用。此外，傳統中國注重相互扶助而不是競爭，警戒「恃強凌弱」和一定程度的平均主義、均富情結，雖不易導入基於弱肉強食的資本主義競爭原理，但仍然可以作為協調當下和未來社會的利益分配，求得社會公正的一種支援意識。溝口先生在前引論文中正確地指出：新的社會體制往往更加受到以往的倫理觀念的影響；在不同的時期與不同的條件下，過去成功的傳統因素，可能變成衰落的因素，過去不利的傳統因素，可能變成有利的因素。傳統倫理、道德條目、社會觀念對於特定時期、特定條件的適應性和不適應性並不是絕對的，而是活動的、相對的。這些論斷不僅沒有排斥東亞儒學共同的價值理念，反而說明流變、相對、特殊之中仍有其常住、絕對、普遍價值。
羅伯特·貝拉(Robert N.Bellah)關於德川宗教的研究給我們多方面的啟示。他說：「存在於德川時期的中心價值系統在現代依然起著決定作用，也許是以更加強化的、理性化的形式而存在。將作為各個階級的身份倫理而起作用的中心價值系統應用於現代，證明是十分有利於處理每個階級所承擔的新的經濟責任。」[40] 貝拉關於中國的整合價值占首位，日本以重視政治或達到目標為特徵，中國倫理是普遍主義的，日本倫理是特殊主義的等等論斷，都是值得商榷的。但他具體分析了德川時代的中心價值，預先指出了這些價值在日本現代化道路與過程中的作用，是很有意義的。丸山真男曾對此作了中肯的評價。[41]
我們倒不必以化約主義的方式，簡單地得出「中國重仁、韓國重孝、日本重忠」[42] 等類似的結論。我想說明的是，在中、日、韓諸國的價值系統中，各種價值固然不是平列的，但也並非沒有整合起來。如前所述，「孝」的價值及忠孝之關系在日本儒學史上就引起過多次討論，「孝」作為次一級價值，仍然起著作用。
中國大陸和台灣、香港，以及新加坡、韓國等國家與地區的現代化運動中，民間社會的儒家倫教的積淀起了積極的作用。在文化小傳統中，勤儉、重教、敬業、樂群、和諧、互信、日新、進取的觀念，無疑是經濟起飛的文化資本。這些文化小傳統，與儒家精英、文化大傳統是密不可分的。從長遠的、健康的、高品質的社會目標來看，儒家「仁愛」思想可以純潔世道人心，整合社群利益，調整人與天、地、人、物、我的關系，克治自我中心和極端利己主義。「恕道」對於環境倫理、全球倫理的重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礎，有助於全球持續性地發展。「誠敬」、「忠信」思想有助於整頓商業秩序，增強企業內部的凝聚力並改善外部形象，提高效率，促進人的精神境界的提升。儒家的價值觀、義利觀和人格修養論，有助於克服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和坑蒙拐騙的行為。目前，這些價值至少對於中國大陸社會的整合，具有極其重大的現實意義。
總之，我認為，東亞儒學的中心價值系統或核心價值觀念是仁愛、敬誠、忠恕、孝悌、信義。仁愛是人性之本然，中、韓、日諸前賢大儒均視為人之所以為人之根本，即人的類特性、類本質，亦與世界各民族各宗教倫理之精核均可以相溝通。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立立人，己達達人，仁民愛物，民胞物與，完全可以成為新的全球倫理的基石，成為化解宗教、民族、國家、文化間諸矛盾沖突的葯方和協調人與自然關系的指南。敬與誠是人面對天、地、人、物、我的一種虔誠、恭敬的態度，一種責任意識和敬業精神，真誠無欺，真情自然。愚忠愚孝已被洗汰，而忠孝之心仍可以存於現代社會，化為孝敬父母，尊重前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行為，化為對人類、民族、國家、社會、團體的奉獻精神。持守道義，主持公道，講求信用，言行一致，仍是我們做人的准則。
仁愛、敬誠、忠恕、孝悌、信義等價值在當下和未來中國或東亞社會的發展中，不僅作為普遍性的道德理念，而且作為企業、商業、職業、環境倫理，還將繼續起著作用。傳統倫理經過時代的轉化、洗汰與我們自覺地批判繼承，可以與現代化的新的倫理價值棗個性自由、人格獨立、人權意識等等棗整合起來。儒家核心價值觀念與現代人權、平等、尊嚴、理性、道義，不乏可以溝通之處。現代倫理缺乏信念的支撐，也缺乏深度、累積的社會資本和文化資本之支撐。
在天道性命貫通的思想背景中，東亞價值潛含有宗教精神，即超越的理據；同時又是聖凡合一的。禮樂倫教在東亞傳統民間社會、民心深處有極大的滲透力。以人的道德責任而不是超越外在的上帝為依憑，對現世的重視，足以顯示「仁學」的力量。限於篇幅，這一方面的思想不可能在此深論。
未來社會的發展仍需要價值指導。面對人與自然、社群、天道諸種復雜關系的調治問題，面對東亞社會的現代化問題，儒家的核心價值有重大意義。在人生的安立、精神的歸屬方面，在社群倫理乃至全球倫理、環境倫理的建設方面，仁義禮智信等核心價值觀仍然是我們重要的精神資源。

B. 儒家思想在今天東亞、東南亞一些國家仍被廣泛推崇，新加坡甚至用儒家思想來治國。有人認為，儒學的本質

C. 談談儒學對現代生活的價值

儒學肯定人在宇宙間的地位和作用———儒家人本主義在某種意義上可以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代名詞。從其形成至今，在中華民族歷史上扮演過各種各樣的角色：有進步的，有反動的；有積極的，也有消極的。甚至越過國境，波及海外華人世界。特別是在今天，伴隨著現代文明的日益發展，傳統儒學面臨著各種各樣的挑戰，儒學與現代化的關系普遍受到人們的關注。在現代社會多元經濟發展的條件下，人們普遍追求效益、功利，而儒家則強調「正其義而不謀其利」；市場經濟要求個人的創造性與能動性，而儒家則強調橫體觀念，強調個人對於集體的服從。如此等等。認為儒家思想成了經濟發展的障礙，如果不拋棄它，想要實現現代化是不可能的。果真如此嗎？讓我們先來看兩個例子。前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在北京國際儒學聯合會成立儀式上的致辭中說：「……從治理新加坡的經驗，特別是1959—1969年那段艱辛的日子，使我深深地相信：要不是新加坡的大部分人民，都受過儒家價值觀的熏陶，我們是無法克服那些困難和挫折的。新加坡人民有群體凝聚力，能夠以務實的態度，來看待治理國家和解決社會的問題……。」眾所周知，新加坡是一個受儒教思想影響很深的社會，屬「儒教文化圈」，其經濟騰飛一躍而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除去各種外在客觀經濟因素外，其傳統文化的保留不能不說是其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後，逐漸實現了資本主義的現代化。第二次世界大戰使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受日本侵略，同時也使日本社會一落千丈，物質財富告罄，文明墮落。但日本民族並沒有從此一蹶不振，而是經過艱苦奮斗，矗立起了現代化大廈。到20世紀80年代，儼然已成為名副其實的經濟大國。日本民族再次騰飛，依靠的是什麼？無論有多少種原因，但其民族傳統文化的保持不能不說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家族主義向來是日本民族引以為榮的傳統，在他們看來，企業、社團、公司、小群體、鄰里、學校、作業組，甚至家庭，都是家族的化身或縮影。這種強烈的家族意識表現為強烈的歸屬感，造就了日本民族的高度集體感。這無疑是一種群體意識，它培育了團體精神，個人與集體生死攸關，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日本這種團體精神或稱集體主義精神的深層意蘊，即是儒家「忠」的意識。 通過以上兩個事例，筆者想要說明的是：中國傳統儒家文化中並非都是消極的內容，我們要取其精華，加以適當發展，是完全可以為我們現代社會服務的。當然，由於過去入學與政治的結合一直比較緊密，特別是在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提出以後，經過後世的一些學者的發揮，使其思想蒙上了一層厚厚的封建主義的陰影。這無疑是同現代化的發展不相適應的。但如果我們摒棄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精華，就會欣喜地發現，原來在傳統的儒家思想中還有如此多的閃爍著人性的光芒的東西。而這無疑會給我們現代生活的各個方面提供新的思路及視角。以下擇取幾點做一分析。 一、協調人際關系，維護社會秩序 儒學主要是一種道德人文主義的哲學思想。其道德人文主義以心性論為基礎，而關於「良知」的學說則是儒家心性論的中心。孔子提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就正確地放映了如何處理人類社會中個體與整體、個人與他人的道德原則。所謂「良知」（或稱之為「良心」），乃「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朱熹《四書集注·孟子集注》）它是人類共同的善性，反映著社會向善的客觀意志。一個社會，如果不突出弘揚深植於人性之中的「良知」，不以道德為謀求進步與發展的內在動力，而是任憑私慾橫行，個人利益極度膨脹，以致人人為己，個個損公肥私，那麼這個社會必將最終不會獲得進步和發展，甚至整個人類的進步與和平也會因之而葬送。歷史地看，儒家的「心性論」及其「良知」說，曾經有效地制約了社會沖突和個人行為，加強了人群之間的親和力，使中華民族形成了一些共同遵守的社會公德。 孔子的「中庸」、「禮」可為發展現代經濟創建一個有利的安定和諧的社會環境提供有益的借鑒。「中庸」，朱熹解釋說：「不偏之為中，不易之為庸」，強調矛盾的統一性，強調「和」，主張社會的和諧穩定。其實，追究起來「，和」的思想一直是我國文化史的很重要的方面，甚至可以說作為我國文化史的主導思想，也是孔子思想的出發點和歸宿。他主張對上要「和」，表現為忠、孝、尊、崇、恭、敬，使「天下有道」，「天下歸仁」，對平級也要「和」，表現為忠（忠於人之事）、恕、信、義、敦、睦，「推己及人」，協調矛盾。對下也要「和」，表現為寬、厚、慈、惠，使人們不要「犯上作亂」，以穩定統治。「禮之用，和為貴」（《論語·學而》）「和氣生財」，已化為人們普遍的牢固的共同心理態勢。提倡孔子的「中庸」「、和」，就使客觀社會的穩定性易於被人們接受，為社會的穩定提供心理基礎。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個中社會矛盾更呈現出復雜的狀態，對各種矛盾不是用「同」，強調矛盾同一而無原則的調和，而是用「中庸」的「中」和適度方法加以處理，協調各種矛盾，把矛盾限制在質量互變的「度」的范圍內，不使它發展到破壞統一體，影響社會的安定。所以「，中庸」對社會穩定具有方法論的意義。而「禮」把社會區分層次的思想及禮的有序性，如果把它的等級性所體現的階級壓迫和剝削的本質予以批判剔除，代之以平等的新內涵，使人們自覺地遵守社會角色的行為准則的規定，就可形成社會的有序和安定團結。只有社會穩定，才能保證現代經濟建設的順利進行。儒學作為一種有豐富精神資源的道德人文主義哲學，能夠啟發和成全人們的道德良知，滿足人們的精神需求，並不斷提升人的內在心性，催發人們為達到理想的人格境界而努力。至於它所提倡的人與自然的和諧，人際關系的仁愛、和諧與溫情，反對利己主義、縱欲主義等等，更是現代社會所迫切需要的。因此，可以這么認為，盡管儒學不是醫治現代社會精神弊病的靈丹妙葯，但它至少是一劑良方，是樂於為現代社會所認可和接受的。 二、對於現代企業管理 儒家學說中的許多思想，可以融入現代企業管理思想體系之中。儒家學說重視整體，強調整體的和諧，認為個體價值只有通過整體價值才能體現，個人只有在整體（包括家族、集體和國家）中才能充分顯示出自己存在的意義；個人的意志、情感也只有在群體關系中才能體現出來。所以，培養出了為國家、整體利益而犧牲個人利益，以他人、以集體為重的崇高的情懷。儒家思想中的篤誠、尚情、敬業等思想，對於先掉企業管理人員也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拿日本為例。儒家文化中「人」的學說，即以人為本、為中心的思想，深刻影響著日本企業家，他們認為這種學說可以救治歐美資本主義的種種弊病。日本企業界吸收了儒學的「和為貴」的學說並加以改造，提出了「和諧高於一切」的口號。認為人與人之間，人與企業之間、企業與企業之間、企業與社會之間，應始終保持和諧的關系或狀態。在日本企業公司，乃至全日本社會，立足與尊重相互關系，珍惜由此而得來的和諧，人們之間以禮相待，既充滿熱情又表情嚴肅。「禮」又是一種黏合劑，在人們的相互關系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日本企業特別注意相信人、重視人，讓每個雇員都感到自己在企業中的重要性。資方強調：企業管理者與雇員之間、企業與顧客之間，絕不是單純的利益關系，更重要的是互相尊重、互相幫助，把愛心傾注到企業的經營管理之中。其管理哲學是以人為核心的，重視吸引最佳人才，樂意付出高的報酬，給最有才乾的人才，從而最大限度地發揮人的潛能。孔子思想中的許多命題可以為發展現代企業提供智慧。運用孔學的「仁者愛人」、「家族本位主義」、「己欲立而立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思想於企業管理，使企業充滿和諧氣氛，並使企業的興衰與職工經濟利益掛鉤，使職工與企業的命運休戚相關，造就企業共同命運體，以便發揮企業力量。企業內部的和諧與高度一致性，必然伴隨著對外的競爭性，企業之間的競爭又反過來增強企業的凝聚力，使之成為企業發展的一股恆久的內在動力。「誠信」與「溫良恭儉讓」可以造就人們信得過的企業。「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信，是企業生存發展的根本，贏得客戶的信任就意味著成功。而孔子的「民無信不立」的光輝思想，對企業建立在信的基礎上，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儒家的義利觀總體來說是「重義輕利」、「義然後取」，這種義利觀觀對企業立足於現代社會具有啟迪作用。如果一個企業，不顧顧客、他人企業、國家社會的利益，一味「放於例而行」，必將會招致顧客、別的企業的反對而遭到報復，也會為社會所不容。誠然，企業在適當的范圍內求利也是必然的和應當的，但要置於一定的前提下，應該適當地考慮到他人、別的企業和國家的整體利益以至大到全球的利益，樹立協同發展的思想，（此處加全球變暖、節約資源、保護環境等內容）自覺地把企業的命運與社會發展緊密聯系起來，企業最終才能立足於社會，為企業帶來利益。孔子的「義然後取」的以義馭利的思想對發展企業具有深遠的意義。雖說求利是企業的本性，但「君子愛財」，也應「取之有道」，建立在「義」的基礎上的「利」才是最真實的和最長久的。這樣就可避免西方近代商業活動中出現的爾虞我詐，不講道德的求利觀的弊端，以求正當的利，求合道的富，就能引導企業走上可持續發展的道路。 三、對於生態環境的保護 儒家的人文主義哲學是與天道哲學相通的，這就是其「天人合一」的思想，它溝通了人與自然關系中的和諧和順應。在環境污染日益嚴重、生態平衡遭到嚴重破壞的今天，儒家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可以避免人類在危險和自我毀滅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儒家把「自然」（稱之為「天」或「天地」）看成是和諧的整體，儒家創始人孔子就曾說過：「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的運行是自然而然的，百物的生長也是自然而然的。孔子還認為，「天」是無私地覆蓋著萬物的「，地」是無私地承載著萬物的，這都是儒家對自然和諧的看法。在人與自然對象的關繫上，儒家主張「人與自然的和諧」。儒家認為，「天」是一和諧整體，此和諧整體永遠在生息變化中。也就是說，天是一剛健的大流行，因此人應體現「天」這一特點而自強不息。所以《易傳》中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這個思想的基礎正是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在人與自然對象的關繫上，儒家的基本價值取向是保持天人之間的平衡與和諧。這一點突出地表現在宋明理學的「萬物一體」說中。例如朱熹說：「人道」不能離開「天道」，「天道」也不能離開「人道」，因為「人道」在開始產生時是由「天道」決定的，但在有了人及人類社會之後，「天道」就變為由「人道」來體現了。聖人的作用就是要使「人道」完完全全地體現「天道」，以實現「天人合一」。儒家這種主張「天人合一」，追求人與自然和諧的觀念是基於不把人看成與自然對立的，而是把人看作是和諧的自然中的一部分，因此「人」和「天」應該是和諧的統一體。北宋張載的「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就是人與自然和諧一致的關系的最好體現。 自然與人的關系如何定位，是貫穿於現代化過程始終的問題。從前現代走向現代，當然不可能停留於天與人的原始平衡上。然而單粗，純粹以征服攫取為對待自然的原則，同樣也會給人類帶來無窮的災難甚至毀滅！最終會導致人與自然的「同歸於盡」。生態環境的破壞，不僅使自然固有的生物圈、生物鏈等等面臨危機，而且開始威脅人類自身的存在。這種現象乃是以人類為中心的行為原則的必然結果。現代文明固然不可避免地將突破天與人之間的原始平衡，但這並不意味著可以由此導向天與人的對峙。合理的思路也許是在打破原始平衡的同時在總體上不斷重建天與人的統一，亦即在變革自然的同時，始終承認人是宇宙整體中的一員。而在這方面，儒家「人與萬物為一體的觀念確實可以成為一種內在的范導原則。 四、對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 儒學的創始人孔子建立了龐大、完整的道德體系，不僅把道德規范列舉了出來，而且找除了他們之間的有機聯系———忠信是入德之門，行禮才能進入道德的文明領域，求仁才能進入道德的奧堂，並進而指出了進行道德修養的途徑。在孔子看來，道德不是依賴於外部力量———上帝去獲得，而是通過人們自身的修養和道德實踐（因道德植根於心）去獲取。它強調人自身的因素，帶有人文主義色彩。孔子沒有把人的心理情感融於以親子之愛等關系為核心的人世間的關系中，從而以一種現實的倫理模式代替了可能的玄想體系。這也正是儒家文化和仁學思想的關鍵所在。而且正是由於肯定了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所產生的觀念，肯定了具有自然生理基礎的正常人的一般情感，儒學從一開始就摒棄了宗教禁慾主義，也更容易為廣大人民所接受，從而有利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建設。先秦儒家所建立的道德體系，內容無比精湛、豐富，對於其中反映人類文明進程共性和普遍性的東西，我們加以繼承、更新，有利於建立適應商品經濟和現代經濟的新道德，從而把中華民族的道德提到新的高度。傳統儒學是一種積極入世的理論，所強調的是現實的人生，因此它認為人之所以要追求道德，其目的是為了自我完善，遵循道德是做人的義務。 傳統儒學以「仁」為核心，講以君子為道德理想的道德精神。儒家認為，作為一個人就應該有對自己負責的精神。這中自律的源泉不是外在的目的，也不是受人驅使，而是純粹先天意義上的「應該」。這種道德精神培養了「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對培養中華民族的道德精神有很重要的作用。在當今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更需要這樣一種道德精神來培養民族脊樑，使他們在中華民族重新騰飛的過程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道德精神在處理社會關系中也具有現實意義。儒家思想認為社會中有五種主要社會關系：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處理他們之間的關系分別以「義」、「親」、「別」、「序」、「信」為指導，他們依賴的基礎是「愛人」「、互愛」的原則。用這種原則處理社會關系，使整個社會處於「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省」的狀態中。這樣就可以建立一個以君子、仁人為主的和諧的社會，也就是一個理想的社會，道德上要求上進、精神充足的社會。現在人們普遍認為，隨著市場經濟的日益深入發展，似乎人們的道德水平反而日益下滑了。於是有些有識之士提出疑問：難道經濟的發展果真要以道德的淪喪為代價嗎？這種擔憂顯然不是杞人憂天。市場經濟，注重效益，效益優先，人們普遍追逐物質利益，從市場經濟中獲得物質利益的極大滿足。這對於中國這樣一個經濟還不很發達的國家而言無疑是一副極強的興奮劑。但若以此作為人們的唯一目的，而置其他於不顧，勢必回造成人們精神生活的頹喪，失去理性的指導，最終會導致人們精神失衡的加重，出現失落感、無輕重感等現代社會的弊病。這對於道德生活來說無疑是極大的沖擊，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關注。需要我們的社會從指導思想上加以引導，使人們重拾精神信仰，從內心加以調節。當然，這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漫長的過程，需要我們共同的努力。 誠然，傳統入學對於現代化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其作用也是多種多樣的。以上僅從四個方面粗淺地談了談傳統儒學的正面影響，試圖證明傳統儒學中的許多思想並非與現代社會格格不入。其實只要將傳統儒學中的那些合理的內容加以適當發揮，它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是能發揮積極作用的。

D. 儒學的當代意義

一、儒家文化的內在特質及對社會的整合價值

知識社會學家曼海姆認為，所有的思想和知識都是某個社會結構或歷史進程的產物[1]。儒家文化就是在中國傳統社會以小農經濟佔主導地位的經濟結構和以皇帝為最高頂點的垂直隸君型的社會結構上產生的。經百家爭鳴、兩漢獨尊儒術、魏晉儒道並融、隋唐儒釋道並立、宋明理學的興盛，儒家文化經久不衰，並在中國傳統社會的歷史轉化過程中通過對其他文化的吸納和自身的改造而被保存下來。儒家文化之所以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文化，獨領風騷兩千多年，這不僅在於它體現了中國傳統社會結構的需要，還在於它在中國傳統社會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文化特質。

（一）儒家文化的內在特質

1、人本主義思想

在西方的神話傳說中，宇宙萬物是各種神創造的，在神之上有一個統而管之的上帝。在中國神話故事中，創造宇宙萬物的不是神，不是超自然的力量，而是人世間的偉人：盤石、女媧、伏氏、神農氏、燧人氏、有巢氏，等等。也就是說，一開始，中華民族就肯定了人在宇宙萬物中的主體性地位。在《孝經》中孔子曰，「天地之間，人為貴」。在《荀子•王制》中荀子曰，「人最為天下貴」。並進而解釋，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草木、貴於天地之間，在於人有「仁」和「義」。「仁」是儒家人本精神的實質，仁者「愛人」，就是推己及人，把對自己之愛、對親人之愛推廣到對一切人的愛。《淪語•雍也》中說：「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顏回》中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是一種博愛的精神，它提倡尊重人、理解人。「義」是指人有認識客觀事物的能力，懂得遵守社會道德，並肯定事在人為，通過人的自覺活動來改變自然和現實社會。所以說，儒學是一種積極人世的人生哲學。它塑造了中華民族吃苦耐勞、勤奮向上的性格，培養了中華民族積極參與社會生活的責任心和緊迫感。「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論語•泰伯》)。「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孟子•告子》)。這種精神鼓舞了歷史上的中國人創造了古代中國的燦爛文明。
2、「內聖外王」思想

在積極肯定了現實生活的人生態度之後，儒家提出了現實生活的理想原則，這就是著名的「內聖外王」思想。「內聖」是對個人主體心理修養方面的要求，以達至仁、至聖的理想境界；「外王」是指社會教化方面的要求，以實現仁政、王道的目標。「內聖外王」，也就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和社會理想的統一，它所注重的是個人人格的自我修養、人生理想的完成和對社會人際關系的治理。怎樣進行個人的內心修養，實現「內聖」的人生目標，儒家提出了一系列的概念和規范，如「禮、仁、忠、孝、信、義、恕」等等。「仁」是指以血緣為紐帶的父母兄弟之間的親情之愛，以及由此推廣到對一切人的愛。為了達到「至仁」的境界，儒家提出「禮」的概念。「禮」即「正名」，孔子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孟子提出「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倫」思想。孔孟還強調忠君孝父、友信仁義。在此，儒家為君臣關系、家庭關系、一般的人際關系提供了行為准則，為封建的宗法制度和君主專制制度提供了有效的倫理規范。至於怎樣實施這些規范，儒家認為，除了人們自己潛心修養外，還有賴於社會對個人的道德教化，將這些倫理規范內化為人們的心理過程，轉化為人們的內在品質與性格，因此，儒學十分注重教育，孔子主張「有教無類」，教育先行。「外王」思想中，儒家提出了一套治國安邦的思想。如孟子的「民本思想」，他說：「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得民心是得天下之所在。故此，孟子主張推行「仁政」，即要「制民恆產」，因為民有恆產才有恆心，無恆產則無恆心，仁政是王道政治的

基本要求。繼孟子之後，荀子提出了「庶人安政」的思想，他以舟水形象地說明了「庶人安政」的作用：「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此外，儒家還有許多推行王道的政治思想。「內聖」與「外王」並不是相對立的，而是相統一、相一致的。孔子認為「修己」可以「安人」；荀子認為「聖者」可以為王，聖者就是王者，聖王是合一的，即修養自己，安頓好家庭，達到至聖，就可以治國、平天下。

3、「天人合一」思想

儒家強調人本思想，但不同於西方文藝復興後的人文主義。儒家文化強調人的主體性的同時，還提倡「天人合一」，主張自然與人的和諧關系。而西方的人文主義在反神教的同時，也反自然，更多的是強調人定勝天，強調人類對自然的無限開發，如今的生態系統失衡與這一「戡天論」思想是不無相關的。

孔子所講的天命，不等同於基督教的上帝。中國著名歷史學家、文學家郭沫若說：「孔子所說『天』，其實是自然，所謂『命』，是自然之數或自然之必然性。」[2]如《論語•陽貨》所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是在「究天人之際」問題時，把「天」與「人」納入一個能自覺維持平衡的有機系統中進行思考，認為天人之間緊密相聯，不可分割。孟子認為，「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者，知天矣」(《孟子?盡心上》)。漢初，董仲舒提出「天人相類說」，認為人與天相似，天是有意志、有目的、有道德的主宰，人受命於天，天人之間存在著神秘的感應關系；天人之間用王者貫通起來，王者依天行事，「天瑞應誠而降」；反之，王者逆天行事，將招致「天譴」。顯然，其目的旨在尋求天人的和諧統一，維持現存的社會秩序。傳統儒家這種「天人合一」的思想，體現了有機的自然觀，也是儒家文化特質之一。

從以上的內容來看，儒家文化充滿了人文主義精神、有機的自然觀、完美的倫理道德體系和重民思想。這些思想不僅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對歷代統治者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更為重要的是，儒家文化的精神已滲透在中華民族日常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之中，它的價值已遠遠超過了它所賴以產生的那個時代對它所做的要求，而成為中華民族及世界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二）儒家文化對中國傳統社會的整合功能

一定的思想文化都是在一定的社會經濟結構和政治結構基礎上產生並體現出其文化價值。德國哲學家李凱爾特指出：「在一切文化現象中都體現出某種文化價值，由於這個緣故，文化現象或者是被產生出來的，或者是即使早已形成但被故意地保存著的。」[3]儒家文化以綱常倫理為核心的特點所表現出來的文化價值就是它對於協調社會生活中的人際關系，維護社會秩序，實現社會穩定具有極強的凝聚功能和整合功能。

1、價值的整合。社會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要求和慾望，從而形成了不同的價值觀，如果沒有統一的文化熏陶，就難以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達成大體一致的觀念，儒家文化之所以在中國傳統社會綿延幾千年，在於它為中國傳統社會各階層的人提供了統一的價值觀，這就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內聖外王」思想。

2、規范的整合。統一的價值觀需要統一的規范去維持，文化的整合規范因價值的需要而產生，因文化的整合而系統化和協調一致。因此，不僅要制定統一的規范，而且要內化為個人的行為准則，從而將社會成員的行為納入一定的軌道和模式，以維護一定的社會秩序。儒家文化的規范整合在於它提出了「禮、仁、忠、孝、信、義」等一系列的行為規范，並強調人們修身養性，通過人們的這種內在的教化來自覺遵守社會規范，實現規范的整合。

3、結構的整合。社會是一個多元結構的系統，是由眾多互相分離而又互相聯系的部分組成。每一個部分和單元都有自己的功能，但這種功能的發揮必須和其他部分的功能聯結起來才能實現，才能對整個社會的運行發揮作用，即所謂的功能互補。由於統一文化的作用，使社會結構成為一個協調的功能體系，儒家文化既提出了「君君、臣臣」的君主制思想，又提出了民本思想，忠君愛民二者並不矛盾，而是相互依存。「忠君」是為了維護君主的絕對權威，「愛民」是為了得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二者都是為了鞏固君主制，從而，實現了君主階層與百姓階層的結構整合，以進一步實現無為而治的社會理想。同時，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實現了自然系統與人類社會的結構性整合。還有人聖思想，即只要人人潛心修養，都可以成聖等等。整合功能是儒家的一大特色。所以說，儒家文化是秩序文化並不過分，它所追求的就是社會的穩定與和諧。
二、儒家文化在東亞現代社會中的作用

儒家文化經歷了幾百年的衰微而重新讓人們認識它的價值，是由於近些年來西方經濟的萎靡不振和東亞經濟圈的迅速崛起。人們發現，東亞經濟的起飛除了科技、經濟等物質性原因之外，還有一個因素在支撐經濟秩序的正常運行，那就是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仍然在現代社會發揮著核心文化的作用。正如美國學者賴肖爾所說：「當代的日本人，雖然已經不是德川時代他們祖先那種意義上的孔孟之徒了，但是，他們身上仍然滲透著儒教的價值觀、倫理觀。」[4]

(一)儒教的整體性原則

本世紀中葉以來，由於西方個人主義的惡性膨脹和對利益的無限追求，損害了經濟組織和集團的正常運行，而東亞人雖然也有現代的民主、自由、平等意識，他們也追求個人利益，但社會仍保持著統一，並顯示了集團整體性的效率。如在韓國，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和市場經濟的作用二者．是同時加強的。在日本、新加坡都莫不如此。這主要源於社會本身所具有的統一機制。東亞的這些國家歷史上長期受中國儒家文化的影響，因而，它們都有中央集權的歷史傳統。雖然君主制在近現代社會已不存在，但以「忠孝」為支柱的儒家倫理秩序經過長期在人們生活中的潛移默化，把優於其他文化的整體號召機制保留至今，從而，「國家，作為一個大集團，具有高效率地實現某個預定目標的能力」[5]。

(二)家族式的管理方式

西方的科層制被稱為現代最具合理性、最有效率的管理方式而風靡全球。家族式的管理被韋伯看成是傳統落後的、缺乏效率的管理方式。如今，它卻在東亞國家的經濟組織管理中體現了它的有效性。東亞國家把國家和民族看成是同等概念，所有集團都以家族主義方式聯系在一起，在企業中，人們的地位雖然不同，卻使人們有一種家族一體的感覺，企業成員之間保持著家族般的人際關系，忠孝相統一的行為模式。在韓國，許多企業把職員稱為家族成員。在日本，家不僅僅是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單位，而是擴大化了的具有獨立性的社會集團或組織。日本學者認為，日本企業管理的全部秘密在於「家庭意識」。一個公司如同一個家族，每個職員為了維護公司的名譽，要忘我拚命地工作，甚至忘掉自我和自己的小家庭。而公司對職員實行終生僱傭制，以此對職員和家庭負責到底，增強公司的凝聚力和職員的歸屬感、責任感，使職員把公司的命運和自己的命運聯系起來，從而發揮集團的整體性效率。

(三)追求和諧的人際關系

在以儒家禮義、忠孝為基礎的規范體系中，東亞國家追求人與人之間和諧正常的人際關系，以克服個人主義膨脹所帶來的社會災難。新加坡獨立之初，大力吸收了西方的科學技術和民主政治，在一二十年間，迅速成為經濟繁榮的現代化國家。針對物質享受驟增，個人利益受重視，卻心靈空虛，忽視國家觀念和責任感的現象，他們從自己的國情出發，重視儒家倫理，有領導、有計劃地推行儒家倫理教育，以調節社會中的各種人際關系。在吸收和改造儒家學說中，賦予儒家倫理以新的適合新加坡現代化要求的精神和解釋。日本有「大和」民族之稱，這種「和」的思維方式主要是調和、和諧的意識，即講人與人關系的義理人情。這種「和」被運用於企業之中時，就形成了日本式的競爭，即競爭與協調的融合，也就是說，群體外的排他性與集團內的和諧性。所以，日本企業界認為，日本企業的精髓就是「和」。當這種「和」的方式用於日本縱式社會結構關系時，「和諧高於一切」的人際關系將日本社會上下等級關系融合在一起，形成一股凝聚力，為著一個目標而同心協力。追求和諧的人際關系是東亞社會的特徵之一。

(四)教育優先原則

20世紀初東亞國家大多是西方國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日本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國，它們之所以能在短短的幾十年內迅速地發展起來，還得力於它們的教育成就。這一成就淵源於儒家的重教傳統，儒家為了實現「內聖外王」的理想，主張首先要對個人進行教化，提倡「有教無類」。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權力，主張科舉取才，強調通過學習和考試競爭來取得社會的成就和地位，通過學習社會知識成為社會有用人才。這一傳統使東亞國家和地區無論政府還是家庭都十分重視教育。在韓國，家長為了子女的教育，無論生活多麼貧寒也要不惜一切代價讓子女上學。同時，韓國政府實行「教育超前」的政策，在教育上的投資也很高，發展中國家裡，除以色列之外，韓國在教育方面的政府投資最高。我國台灣從 1968年開始實行「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在日本，教育立國更為突出，戰後，日本的教育經費增長很快，從1950年到1972年增長了 25倍，教育經費占行政經費的20％以上。而同期，美國佔15％，前蘇聯佔16％，西德佔12％，英國佔13％左右。日本政府認為：「教育投資的成果，其特點是以培養人的才能的形式積累起來的。所以一旦作了投資，從其效果具有持久性這一點看，可以認為它是生產上的重要投資。」[6]教育的發展，人才素質的提高，無疑是科技進步、經濟發展的原始動力。
縱觀日本、韓國、新加坡、台灣、香港等東亞國家和地區的現代化經驗，充分說明了現代化並不僅僅是對西方國家科學技術、經濟制度和管理經驗的簡單移植，而是根植於本國本地的文化傳統。這些國家和地區經過對儒家傳統文化的反思、批判、繼承，並對之進行適應現代化的轉化、改造，從而，使儒家文化不同程度地對現代化和經濟的發展起到了促進的作用。正如韓國學者金日坤所說：「發展經濟的關鍵並不僅僅在於必須引進有效的資本主義經濟原理或經濟原則，而在於必須處理好這一個國家的社會文化同經濟的內在關系這一根本性問題。」[7]儒家文化倡導忠誠、責任感、獻身精神、集體主義、教育優先的價值觀，無疑對東亞地區的社會和經濟的協調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三、儒家文化的現代意義

儒家文化在東亞經歷了一個由興盛——衰落——再生的過程。這種肯定、否定、再肯定的過程不是後者對前者的簡單重復，而是對前者的超越。同時，也更加體現了人類對文明體系的整體性、全面性的追求。儒家文化在東亞古代社會與經濟結構、政治結構相統一，因而，它具有統攝整個社會的意義。隨著商品經濟對自然經濟的取代，儒家文化失去了它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從而也失去了其意識形態的統治地位。但是，儒學的道德體系對社會秩序的協調和對社會的整合價值仍然存在。工業化以來，人類社會的物質財富迅速增長，但是，卻帶來了人與自然生態系統的失衡、社會秩序混亂、道德淪喪、人的異化和對人終極關懷的缺乏等等，因而，人類在追求社會全面發展的同時，發現了物質文明的局限和儒家文化的價值。因此，對現代化模式的重新解釋和對儒家文化的重新定位，是很有必要的。

（一）對現代化模式的重新認識

西方現代化理論認為，現代化就是西方化，發達與不發達的區別，只是發展速度的差異，並無發展道路的分歧。非西方國家(日本除外)要現代化，必須要走西方國家走過的路。西方國家的現在就是非西方國家的未來。由於非西方國家內部制度結構和文化傳統不利於現代化而導致了現代化發展的速度和進程慢於西方，只要這些國家積極地引進和輸入西方國家的文明和文化，就能促成現代化，趕上西方發達國家。然而，東亞經濟的起飛，推翻了西方現代化的惟一模式，而證實了現代化的多元性。即東亞儒家社會的經濟起飛是否能開辟出一條不同於西方而具有儒家特色的現代化道路來?看來是可能的。

（二）儒家文化的有效范圍

知識社會學家曼海姆認為，所有的思想和知識都是某個社會結構或歷史進程的產物。同時，曼海姆還認為，任何知識都有一定的有效范圍，即對於什麼樣的歷史條件這個觀念才正確有效。[8]也就是說，可以確定文化的效度。從這一研究方法出發，韋伯提出的有關近代資本主義不可能在儒教社會產生的結論是無可厚非的。儒家文化是適應中國傳統社會的經濟結構和政治結構而產生的，它在創造中國古代文明乃至東亞古代文明的過程中，曾有過輝煌的歷史。然而，儒家文化在近代確實阻礙了東亞社會的資本主義產生。因為，儒家文化的最大特點，在於它對社會的整合功能，這種文化的整合價值只能滿足於需要穩定和秩序的社會，因而，它具有適應性、凝聚性、保守性的特點，但不具有對現實社會的批判功能。它的綿延，除了它本身的特點之外，還在於儒家文化主張維護現有的社會秩序而反對改革和社會變遷。而現代化的產生是建立在對傳統社會結構的徹底摧毀之上的。同時，儒家文化重人倫輕自然、重道德輕工藝、重農輕商、重義輕利、重集體輕個人等思想與工業化前西方的重商主義、個人主義、功利主義、民主思想等格格不入。而這些思想對現代化的產生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在追求物質財富的增長和生產效率方面，儒家文化滿足不了人類社會的這種需求而陷入沉寂。這時，西方的科學主義傳統恰恰適應了人類近代文明的發展要求而得以發揚和光大。儒家文化這幾百年的沉落，是歷史之使然，是它的內在特質與人類近代社會的格格不入之使然。沒有它得以生長、繁榮的歷史土壤，從而它也就不能顯示其價值的有效性。社會學家索羅金在其「文化的有限原則」理論中指出：「社會現實是整體的，要了解它，就應承認現實具有多面性的特點。但居主導地位的文化思想不能做到這一點，相反它只會誇大現實的某個方面，並且掩蓋其他同樣正確的方面」[9]。傳統社會中，儒家文化追求社會關系的和諧和社會秩序的穩定成為當時的人類主題，雖然中國文化中也不乏追求物質生活和主張發展商業，如墨子的「義」就是講物質利益的，荀子也認為，好利而欲得，是人之本性。但在秩序文化佔主導地位的傳統社會，它卻遭到忽視，這並不意味著它的不正確。儒家文化更是突出了秩序和社會穩定的一面，這正是當西方科學主義興起後它急劇衰落的原因。這種重農輕商、重義輕利、重社會人倫而輕自然的文化特點，可追溯到它產生的那個時代的社會特點，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理解，才能不抱偏見地看到其價值所在。

孔子生活的時代是一個諸候爭霸、戰亂四起、社會道德體系崩潰和社會秩序失調的時代。因而，追求治亂、重建社會秩序是孔子創立儒學的根本出發點。同時，孔子所處的也是一個物質貧乏、生活艱苦的時代，戰爭對生產力的頻繁破壞，人民生活在貧苦之中，追求物質生活的要求是不現實的，因而，孔子放棄對物質的追求，轉而修練內心，以求得心裡的自由與平衡。「存乎欲，止乎禮」就是孔子解決物慾的方法。在此，就出現了東西兩種自由觀的不同。西方的自由觀是當人們內心產生了一種要求時，追求的是外在的滿足，即通過行動去積極滿足之。而東方的自由觀則是去除慾望，不為欲困，欲除則心裡平衡，追求的是心理的自由與滿足，朱熹後來「存天理而滅人慾」亦是如此道理。因此，潛心內心修養，追求至聖乃是儒家個人人格完善的途徑，這種文化特點導致了輕商輕自然。
（三）儒家文化的當代意義

西方物質文化、工具理性主義、科學主義在近代的興起，無疑對推動人類社會現代化的產生和發展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但是，這種物質文化、科學主義統治世界幾百年後的今天，已發展到了其文化體系的頂點，並表現出了極大的缺陷：第一，人類對物質財富的無限度追求，必然導致對自然環境的嚴重破壞、生態失衡。第二，個人主義的膨脹，必然導致對社會組織和他人的威脅，道德淪喪、社會秩序混亂。第三，社會產品越多，社會結構越擴張，人就越淹沒在物質生活之中，世俗的享樂主義、拜金主義盛行，人成為社會追求物質財富的工具。從而，人失去了其主體性和人自身的價值。這種現代病的出現，嚴重地阻礙了西方現代化和經濟的持續發展。而東亞經濟圈卻一直保持著經濟持續發展的勢頭，中國改革開放短短的30年時間里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幾百年創造的生產力的總和還要多，經濟總量躍居全球第四。有著悠久儒家文化傳統的中國將在本世紀中葉全面實現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的復興。從這些事實看，是否可以對儒家文化作這樣的定位：當現代化處於啟動階段時，社會正經歷著巨大的社會變遷。而追求秩序與和諧的儒家文化確實阻礙了現代化的產生。而當現代化發展到一定的規模並面臨危機時，需要維持一定的發展速度，需要現代化的機制達到良性的運轉，這時，儒家文化的整合價值就能發揮作用。西方物質文化的缺限在東方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中可以得到補充。西方文化的缺限為東亞的儒家文化提供了再生的契機。

總之，未來的世紀，不是西方文化一統天下的世紀，也不是東方文化獨領風騷的世紀，而是東西文化在人類文明的大道上逐漸融和、匯合而形成新文化的世紀。在人類新文化形成的過程中，儒家文化將再顯其獨特的文化價值。雖然，它已不具有昔日一統天下的優勢，但也不會遭受近代社會以來「壽終正寢」的命運，而成為未來文化價值取向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儒家文化經過改造與弘揚，必然為人類新文化的形成作出它應有的貢獻

E. 新加坡是提倡儒家文化的國家嗎

（一）儒家文化對在廉政建設中具有規范性意義的中央公積金制度的影響.
孔子說:「藏富於民.」而孟子更直接地指出要「置民之產」,「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
中國古代儒家文化認為讓人民錢物富足,生活穩定,民心就易平定,就不會謀求利用不正當的渠道去獲取不義之財,這樣社會就易安定.新加坡政府正是吸取了這種思想,建立了有其特色的中央公積金制度.

（二）儒家文化對在廉政建設中具有相對主動性的以俸養廉工薪制度的影響.
如果說中央公積金制度是經濟制度上較為被動的防範性措施,那麼,以俸養廉的工薪制度則可以說是相對較為主動的一種手段.
（三）儒家文化對與廉政建設相配合的「精英主義」人事政策的影響.
以俸養廉說明新加坡並不是單純地用高薪來制止貪污腐敗.它還有一套人事約束機制相配合,即「精英主義」的人事政策.

F. 學習與弘揚儒學對當今社會有什麼重要的意義

一、儒家思想對新時期治國理政思維具有現實借鑒意義。我國自古便有「半部《論語》治天下，一部《孟子》定江山」的言談，也有《中庸》是德行標准，《大學》是為學綱目等中肯評價，彰顯了儒家思想在治國理政和教化人心等方面的重要價值和作用。孔子用「禮」和「仁」等修己治人的理念與國家治理相結合，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德政」的思想，首開儒家德治主義先河。他強調道德在人類社會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把道德視為治國安邦、協調人際關系出發點。後經孟子、荀子等逐步發揮，《大學》、《中庸》等理論升華，形成了德政仁政的系列治國方略，成為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儒學中為政以德、以民為本、仁者愛人、天人合一等思想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治國方略有著重大的借鑒意義。
二、儒家思想對提升當代黨員幹部品德修養有重要作用。黨員幹部是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中堅力量，加強道德修養，是最基本的職業需要。黨員幹部的言行舉止具有放大效應和示範效應，對社會價值取向、社會公德形成和發展具有重要導向作用，其品德修養直接影響到執政能力、社會和諧、百姓福禍。
三、儒家思想可助力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形成。我國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無論是國家追求的富強、民主、文明、和諧，還是社會追求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或是公民追求的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的價值目標，都在一定意義上吸納了中華傳統文化的營養。儒學思想精華凝聚著中華民族價值追求和價值共識，承載著中華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理所當然有可能成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源頭活水。

G. 儒家思想對現代有什麼影響消極還是積極

儒家思想在21世紀的前景
張慶松

問題的原由
問題的出現，據說是由著名華人新加坡政府資政李光耀先生的一段話引起的。李先 生在一次國 際會議上，同美國的著名企業家戴爾電腦公司的創辦人戴爾坐在一起。李先生稱贊戴 爾年青有為，並謙虛地說自己老了，不適應新的信息科技時代了。他又說，儒家文化尊重老人，但是信息時代 需要年青人。老人雖有經驗，卻沒有青年人的活力和創意，所以儒家文化的尊老觀不適應現代社會了。這段文字可能並沒有精確地反映李先生的原話，但是這是「儒家文化過時論」爭論的起源。
李先生的這段話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爭論和反響是因為，在過去的幾十年裡，李先生一直是儒家文化(亞洲東方文化價值)的捍衛者。他並且為此還受到西方學派的猛烈攻擊。他卻沒有屈服，而是在亞洲文化價值的基礎上把新加坡建成了一個既有秩序，又有活力，既有市場經濟，又有強有力政府的東方模範社會。成了傳統儒家文化適應新時代社會的典範。但是，這一位始終信仰儒學傳統的人，突然會宣稱儒家思想過時。這種震動當然就會超過一般人對儒學的批判了。
但是，由於大眾傳播業向來有三人成虎的弊端，李先生的原話和真實涵義難以確認。因此，也就不能匆忙地就下斷定說，李先生認為儒家文化過時了。這很可能是媒體的誤導，背離了李先生的願意。
從事件發生的背景看，李先生只是就年青人與老年人能力比較的角度發表的意見。他舉出儒學中的老人觀是用來說明在新時代，年青人比老年人更有能力辦事情。而不是用年齡之比來否定儒學。這就是偏和全的問題。李先生可能是說，儒學中的尊敬老人，服從長輩這一概念，在新時代已經不完全適用。但這充其量只能說是儒家思想中的某個方面需要修改。否定局部不等於否定全部。所以，網路上所傳的「儒家文化過時論」是誤解誤傳了李先生的本意。筆者斷定，李先生沒有提出「儒家文化過時」這一觀點，而只是認為儒家文化中的某些觀點需要修正，以適應當代社會的特點。
從這個角度上說，李先生沒有錯。

儒家思想博大精深
外界如果只是因為李光耀先生提出了儒家思想中的尊老觀，就斷定李先生認為「儒家思想過時了」，這是不適當的。犯了以偏概全的錯誤。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尊老思想只是其中的一個方面。不能因為某個局部出了問題，就否定全部的合理性，那就失之武斷。

什麼是儒家思想呢？
總的來說，儒家思想是一種人類社會道德倫理規范的學說。它的最基本的理論基礎是「性善論」。正如筆者在《人性善惡論》中指出的，中國古代流行的教子歌《三字經》當中的第一句話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也就是說，人的本性(天性)是向善的，是好的。而且，這種本性是相同相近的，帶有普遍性的。只因為後天生活習慣和環境的變化，才造成了各種行為的差異，導致背離「善」的現象。這一點，儒家並沒有錯。人性中本來就有善的一面，而且是主流。
在性善論的基礎上，中國儒家文化治理國家的主要思路就是德育教育。這種思想認為，既然人的本性是好的，惡習只是後來感染的，所以治理社會就應該從道德教育入手，勸人們放棄惡習，回到先天性的「善」的境地，社會就會安寧了。中國古代強調「教化世人」，也就是教育和感化普通百姓。所以，儒家輕法制，重道德。儒家認為，如果以道德和禮制來教導百姓，將使得他們自愛自重，心悅誠服。
儒家思想中的仁德學說非常重要。儒家不倚重武力，而強調仁義道德是爭天下和管理天下的不二法門。在過去的幾千年裡，這一思想被無數次地證明其正確性。凡是能夠遵循這一法則的，就可以成功。凡是違背這一法則的，必然失敗。而且這一思想不光是可以用來治國，對任何層次的領導者都會有用。即使在現代社會也完全適用。將來也會適用。這是人類歷史幾千年經驗智慧積累下來的一個結晶。儒家的仁德思想理論永遠也不會過時。
儒家的倫理思想的核心是一個「禮」字。既然人本性都是善的，執政者就應該讓民眾知道自製，回到那種彬彬有禮的社會狀態中去。就是所謂的「克己復禮」。這個禮包括了禮節，禮數，禮貌，和規章制度。所以，儒家的思想要人懂得自製，剋制慾望，遵守禮節，消除暴力，以達到一種平和的社會環境。正是儒家的這一「禮教」思想，使得中國成了舉世公認的禮儀之邦。禮的思想並沒有錯。只是需要改變其中過於僵化的部份而已。
儒家思想因此為社會制定了許多具體的禮節，具體表現為「三綱五常」。李先生講的尊老觀就包括在這綱常倫理中。三綱五常一直是反儒學的人批評的一個靶子。從現代社會的角度看，這些社會規范確實有很多不適應現代價值觀的地方。但是，這些綱常只是儒家道德思想應用到社會規范中的一些表現形式而已。人們可以說，這些表現形式過於刻板，不夠變通；或者說某些形式已經不符合現代社會的需要。這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必須要注意形式和內容的區別。一種思想可以影響到許許多多的方面，也會有無數的表現形式。某個方面不適用，或某個形式不合理，並不代表這種思想在其他場合和其他形式都不適用都不合理。
既然儒家思想有如此多的內容(本文列舉尚不完全)，人們就不能僅憑某個事件和某個方面妄下「儒家思想過時」的斷語。

儒學繼承和創新
儒家思想能夠傳承數千年而不衰，必然有其獨到之處。儒家經典文獻里的許多概念警句含有非常精闢的義理。過去的中國社會受益於儒學，今後的中國社會仍然會向這一寶庫中去尋求智慧。
人類的文化知識是一種傳承積累的運動。過去的知識日積月累，形成了新知識發展的基礎。古人告訴我們，要「通古知今」。這句話也可理解為，「通古才能知今」。要想理解今天發生的事情，就必須知道過去發生的事情。否認過去，也就等於否定了現在。不了解現在，也就不能夠預測將來。
像儒家思想這種中國幾千年積累的思想寶庫是永遠不會過時的。不要說今天，以後一代代的學子都會繼續到儒學寶庫中去尋求知識和智慧。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今天是冷門，明天可能會變成大熱門。這種可能性可以說是絕對會發生的。
當然，儒家文化是古代的東西，與今天的社會確實會有不一致，不協調的地方。這是正常的，不可避免的。任何學說都有其產生的背景和條件。時代變了，觀念變了，學問也需要調整。這就是繼承和創新的辯證關系。文化要繼承，但是，同時文化也需要創新。沒有繼承，就無法創新。沒有創新，知識就不會發展，社會也不會進步。所以，說「儒家思想完全適用」現代社會是不對的，說「儒家思想過時了」也是不正確的。
正確的態度，是避免使用「儒家學說過時了」這種過於誇張、否定一切的說法，而採用實事求是，就事論事的態度。當我們談儒家文化有沒有過時時，一定要精確地討論到底談的是儒家文化的哪個方面，這樣才能夠把事情談得清楚。要不然肯定會出現這樣的情況：為儒家辯護的人談什麼「學習的重要性」，「道德的重要性」等儒家的優點，而反對的人就用「三綱五常」這樣過時的倫理規范來反駁。這兩派談的是不同的方面，所以根本就沒有辦法溝通。只會爭論不休。但是，採用就事論事的方法，問題就解決了。
就拿李先生提出的儒家的尊老觀來說吧，他對戴爾的年青有為感到欣賞，並由此懷疑儒家的老人觀是否適用。他並沒有錯，因為中國傳統文化中確實有重老輕幼的特徵。儒家的三綱五常中有兒子服從老子的要求。這是因為老人經驗豐富，年輕人沒有經驗，所以應該由老人做主。婚姻大事，也由老人包辦。中國成語中有「老馬識途」一說。在社會生活中，也常見到老人罵兒子：「你個乳臭未乾的小子，懂什麼？我過的橋比你走的路還多。」
老人與年青人相比，孰優孰劣，應該是見仁見智的，無法做一個定論。年青人確實有活力和創意。但是老人的社會閱歷豐富也是不爭的事實。應該是各有所長。因此，年青人無條件服從老年人的要求就顯得過於僵化。
但是，並不能據此就完全否定儒家的尊老觀。儒家的尊老觀也包含有尊敬老人，撫養老人的意思。這可是永遠也不會過時。孔子說，「父母在，不遠游」。這是告訴人們，子女對長輩有照顧的責任。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子女也可能因工作關系做不到，但是這份對老人的知恩圖報的孝心還是應該有的。比如在美國，65歲以上的老人，在任何地方都會享有優惠和折扣。這不是同中國儒家的尊老思想相符合的嗎？
前兩天，筆者的女兒從小學回來後說，她的美國同學在班級上講，將來可能所有的人都需要要學中文，講中文。我對她說，這是很可能的。隨著中國加入WTO，中國經濟同世界的接軌，中國的貿易在世界的份額也占的越來越大。中國的文化在全球也會有越來越大的影響。全世界的人也必然會更需要了解中國文化。所以，筆者相信，中國的儒學將會在21世紀有更輝煌的前景。

H. 儒學的現代意義是什麼

自孔子創立儒家學派以來，通過後人的不斷繼承與發展，儒家思想的合理內核一直流傳至今，成為中華民族優良道德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一代又一代的國人不斷地接受其熏陶，造就了中華民族這個禮儀之邦。儒家思想的精髓甚至漂洋過海，流傳國外，如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國的文化都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有些思想如「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甚至被現代西方人看作是為人處世的黃金律。儒家思想非常寬泛而繁雜，很難一言以蔽之，但大多數學者認為儒家思想的主要內核是「仁、義、禮、智、信」。聯系我國當今社會現實，談一談儒家思想對當今社會的現實意義。

「仁」是儒家思想中最重要的范疇，「仁」的基本含義，就是愛人。正如孔子所說「仁者，愛人也。」愛是人類最基本的感情，是人類靈魂的最終依託。這里又包括兩層含義，則「仁心」和「仁政」，前者是指社會的每個公民都要與人為善，有愛人之心，後者是指統治者對老百姓要有愛心。仁者愛人，是指愛一切人。但是對一切人的愛，要從對自己親人的愛做起。所以儒家認為「孝悌」是仁愛的根本。所謂「孝悌」，指的就是家庭親屬之間的親情之愛。其中又尤以父母與子女間的血緣親情最為天然深厚。這種親情之愛，是仁愛的基礎。很難想像，
一個對自己家庭中的親人冷酷無情，漠不關心的人，會對社會上其他的人有發自內心的愛。所以，儒家把家庭中的親親之愛看作是仁愛的出發點和根本，然後再把愛延伸到朋友之間，鄰里之間，對朋友忠誠友愛，對鄰里和睦相處，最後把愛延伸至全社會。正如孟子所說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這樣全社會就能和諧、協調、安定。前幾年，黨中央頒布了《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這一重要文件，家庭美德作為公民道德的重要內容，是每個公民在家庭生活中應該遵循的行為准則，涵蓋了夫妻、長幼、鄰里之間的關系，家庭生活與社會生活有著密切的關系，正確對待和處理家庭問題，共同培養和發展夫妻愛情、長幼親情、鄰里友情，不僅關繫到每一個家庭的美滿幸福，也有利於社會的安定和諧。綱要中大力倡導以尊老愛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儉持家、鄰里團結為主要的家庭美德，與儒家所倡導的「仁德」是有很深厚的歷史淵源，甚至可以說是一脈相承的。

儒家思想仁的另一要義是「仁政」，這是針對統治者而說的，也就是所謂的王道。孔子、孟子認為堯、舜、商湯、周武實行的就是王道。但是在春秋戰國時期，各國君主推崇的是強權政治、武力爭雄的霸道。孟子在這樣的年代裡高揚王道的大旗，到處奔走，宣傳以德治國，施行仁政，在當時來說是非常迂闊，不切實際的。但是，歷史發展到今天，我國已經有了實施「仁政」的條件，這就是因為我們是實行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作為領導階級的無產階級，它代表了人民的絕大多數，並且由成熟的、先進的政黨一一中國共產黨執掌國家政權。「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要求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先進生產力的 發展要求，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黨中央又提出「以德治國」的偉大治國方略；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新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又提出了落實「科學發展觀」的要求。這就是今天的「仁政」。要實行「仁政」，關鍵在於加強黨的自身建設，提高執政水平，在選拔幹部上提倡任人唯賢，反對任人唯親，任人唯私，選拔德才兼備的幹部走上各級崗位，真正做到為官一任，造福一方，造福百姓，堅決鏟除以權謀私，腐化墮落的丑惡現象。

由許許多多的人組成的人類社會，錯綜復雜，千頭萬緒。人光憑愛的情感做事，並不能使社會太平。有的時候，愛失去了理性的控制和引導，還會惹出麻煩來。所以必須有理性精神來對人的情感進行引導和規范，使人知道什麼是適宜的，什麼是不適宜的。這種理性精神就是「義」。孔子很少提到「義」，但孟子卻把它上升到很重要的地位，與「仁」相提並論。「義」在一定程度上是對「仁」的一種節制，但最終目的還是為了從根本上實現「仁」。孟子把「仁」比作人們安身的家，把「義」比作人們行走的路，這個比喻十分精妙。有「仁」這樣一個溫暖的家，可以安身立命，當然很幸福；但別忘了，出門走路開車，要遵守「義」的交通規則，否則亂闖亂撞，丟了小命就回不了家了。說到「義」，必須涉及到「利」。「義」與「利」也並不總是對立的。關鍵在於，出發點應當是「義」而不是「利」，用心應當是「義」而不是「利」。面對可能獲得的「利」，要仔細掂量是不是符合「義」不能見利忘義。孟子認為當全國上下只知道爭利時，是非常危險的。聯繫到當今社會的一些領域和一些地方道德失范，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主義有所滋長，見利忘義，損公肥私行為時有發生，以權謀私、腐 化墮落現象嚴重存在。這些問題如果得不到及時有效解決，必然損害正常的社會秩序，損害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局，應當引起全黨全社會高度重視。儒家的見利不能忘義、捨生取義等仁義道德思想無疑對上述行為和現象有一定的警示作用。

儒家思想中的「禮」就是道德規范，具體表現形色就是禮儀。「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禮儀文明，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特色；禮樂教化，是儒家學說的重要內容。儒家的禮儀，內容極其豐富，條文極其繁多，但用意都在於體現孝心；送往迎來，進退揖讓的禮儀，是要體現人與人之間交往中的誠意與恭敬。禮的一些具體規定，在今天看來，有的已經陳腐過時，應當拋棄。誰要是在今天還提倡為父母服三年之喪，那真是十分可笑了。禮儀的具體形式，一直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而變化的。但儒禮儀的內在精神，卻是一以貫之，即使在今天，也仍然有意義。
禮儀的內在精神包括三個方面：第一，是強調秩序，天地萬物，皆有一定的秩序，若是亂了秩序，則必然發生火禍。人類社會也是如此，社會需要秩序，個人也是如此，社會需要秩序，個人也應當遵守秩序。第二，是強調恭敬與謙讓。以恭敬之心待人對事，就會得到人們的信任，就不會招來恥辱，就不會出現失誤。儒家之禮的一個十分重要的社會文化功能，就是要在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中，養成相互尊重、相互謙讓的風氣，從而消解矛盾，避免沖突。第三，是強調「和為貴」。「和」就是和諧、協調、安定。渴望和平安定，是社會上絕大多數人的心願。要實現「和」，前提是必須有一定的秩序，禮就是要通過在人們的客觀社會環境中及內在心理機制上，建立一定的秩序，來達到「和」的目的。不管什麼社會，都需要有自己的一套禮儀，它是 這個社會文明程度的標志。禮的這些內在精神，今天並沒有過時，尤其是在著力構造和諧社會的今天仍有其現實意義。

儒家特別重視教育，尊崇學問，希望大家做一個智者，因為知者無惑。儒家宗師孔子、孟子都是偉大的教師，在教書做學問方面，都留下了許多值得後人借鑒的經驗。孔子在與學生們的談話中說學習是一件樂事（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鼓勵弟子們敏而好學，博學於文（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己。）並通過現身說法，說自己並不是「生而知之」，而是「敏以求之」才有所成就的。孔子認為學習的關鍵在於培養興趣（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並且要善於向別人學習（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在學習過程中還要注意學習方法（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並強調復習鞏固的重要性（溫故而知新），孔子認為教師要「誨人不倦」，「因材施教」 ，「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而不以三隅反。」 孟子在與弟子們的談話中，論述了種種不同的教育方式，強調不僅要教知識、教技能，更要教品德，塑人格。教學要堅持高標准、嚴要求，方法則應當因材施教，循序漸進，由博反約。孟子又談到讀書的方法，反對迷信書本，「盡信書不如無書。」讀書要善於知人論世，以意逆志，不能望文生義，以詞言意。孟子還強調了讀書人的社會地位，讀書人並非不勞而獲白吃飯，他們的腦力勞動的價值，他們對社會精神文明做出的貢獻，應當得到社會的承認。君主應禮賢下士，尊重賢才。讀書人自己也應當自愛，充分意識到自己的崇高歷史使命， 承擔起自己光榮的社會責任。後來的儒學大師們在教育方面都提出了許多真知灼見，這里就不再一一贅述。這些教育思想對現代知識分子如何讀書作學問，如何待人做事無疑具有積極的借鑒意義，也為全社會尊師重教良好社會風氣的形成提供了豐厚的歷史積淀，更為我國提出「科教興國」的偉大戰略決策提供了歷史依據。

儒家中的「信」就是負責任，守信用。忠於朋友，恪盡職守，辦事負責，說話算數都屬於「信」的范疇。孔子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這說明一個人在社會中不守信用是寸步難行的。在現代社會，隨著社會經濟交往的日益繁多，每個公民能否恪守「信」的原則，顯得尤為重要。目前不講信用、欺騙、欺詐已經成為社會公害。例如，假冒偽劣商品充斥市場，一些不法奸商不遵守商業道德，不按合同辦事，鑽法律空子，用欺詐手段謀取商業利益，並因此沾沾自喜。我國已經加入WTO，國際貿易往來越來越多，如果不按WTO的規則辦事，我們將不僅在經濟上蒙受巨大損失，而且會嚴重損害我國的國際信譽。而目前我國公民的信用意識非常淡薄。所以，要大力倡導以愛崗敬業，誠實守信，辦事公道，服務群眾，奉獻社會為主要內容的職業道德，鼓勵人們在工作中做一個好建設者。

總之，儒家思想中的「仁、義、禮、智、信」雖然與我們的時代要求有較大的差距，有很多思想已經過時，但它的合理內核無疑對我們現代社會仍然有積極的意義，我們要取其精華，棄其糟粕，古為今用，為我所用，促進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在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上闊步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