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統一後哪個督軍去新加坡

Ⅰ 李純的三督之首

1917年5月23日黎元洪解除段祺瑞職務，府院之爭空前激烈，6月4日江西督軍李純自天津入京調停時局，6日無功離京南返。8月1日，副總統兼江蘇督軍馮國璋進京任代理大總統，8月6日特任李純為江蘇督軍，20日到達南京，21日接任，即告誡文武僚屬及地方各界注（2），23日特派李純兼督辦浦口商埠事宜，以李純為首的「長江三督（江蘇督軍李純、江西督軍陳光遠、湖北督軍王占元）」成為馮國璋直系的嫡系勢力。9月「護法運動」開始，馮國璋主張和平統一，段祺瑞主張武力統一，李純對皖系段祺瑞借日款、購軍械、准備發動內戰的行為多次表示反對，大閱駐寧軍隊，宣示訓詞注（3），並嚴防南方革命黨。10月20日，李純、王占元、陳光遠（長江三督）聯名提出解決南北問題意見，停止湖南戰爭，撤回傅良佐，改善內閣，整理倪嗣沖部。10月下旬段祺瑞決定派兵入湖南，李純和王占元、陳光遠聯合提出「停止征湘、改組內閣」等主張，向段祺瑞施加強大壓力。10月28日，李純電孫中山，盼銷兵氛，29日孫中山復電，如能恢復約法國會，懲辦倡亂諸逆，即可罷兵，並盼互相提攜。11月18日，李純又聯合王占元、陳光遠、曹錕通電主和，段祺瑞被迫辭國務總理和陸軍總長職。12月19日，李純致電北京政府，嚴辭拒絕張懷芝部隊假道江蘇進攻湖南，繼續努力謀求和平統一，無果。12月31日，江蘇、江西督軍李純、陳光遠電阻第二路司令張懷芝部魯軍過境，以李純為首的長江三督一再阻撓段祺瑞「武力統一」政策，引起皖系軍閥的痛恨。
1918年1月4日，李純、王占元、陳光遠通電主解散臨時參議院，11日因受主戰派軍人攻擊，電請辭職。1月27日，南方的湘桂聯軍突然攻佔湖南軍事重地岳州，刺激了北洋軍閥集團，主戰派占據了上風，28日李純再電主南北調和，30日李純電孫中山等調停南北時局，主停止戰事。2月1日徐樹錚拉攏直系曹錕和奉系張作霖准備出兵，並強請政府罷免李純、再起用段祺瑞組閣，主戰派大占上風，6日李純通電聲明對和戰問題毫無成見，8日張作霖電責李純首倡調和，10日李純電詆張作霖對南主戰，22日孫中山通電說明時局主張，贊同李純和平救國之議。3月17日倪嗣沖電徐樹錚，暫勿免李純職，曹錕、張懷芝均代李疏通。3月18日吳佩孚佔領岳州，主戰派更加囂張，徐樹錚電張作霖，主段祺瑞再出，並商處置李純事，擬俟段祺瑞組閣後去李。3月19日，曹錕、張作霖等十五名北洋將領聯名電請段祺瑞重新出任國務總理，李純反對段祺瑞復出，徐樹錚電曹錕、王占元，盼向李純切實開布疏解，消釋嫌怨，20日徐樹錚親電李純解釋誤會。3月21日，李純以奉軍許蘭洲旅將由津浦路南下，派兵一旅開赴徐州阻擋。3月23日馮國璋被迫再次令段祺瑞組閣，26日徐樹錚電李純，共釋前嫌，津浦路奉軍兩旅暫駐臨城、韓庄及宿州、固鎮。
1918年春，山東魯南土匪流竄到江蘇。4月17日，隴海鐵路第五次客車行至碭山縣楊集，被土匪堆積石頭攔路行劫，擄去乘客13人，死傷5人，李純令張文生派軍隊追緝剿辦，又令所屬各鎮守使各專責成，限期肅清防區內土匪注（4）。5月9日李純派兵援江西。8月，淮、海、宿各區土匪次第肅清，李純復令第六師抽調一團進剿豐、沛。9月24日，李純拆毀滁州以南路軌，阻徐樹錚部參戰軍第一旅王永泉部（奉軍）開往福建。10月9日馮國璋代理大總統期滿下台，李純失去憑借，仍極力調停南北停戰。10月13日被李純阻擋的王永泉旅經疏通後抵浦口。10月23日，李純電廣東軍政府岑春煊，再主南北言和，11月2日岑春煊電復李純，言和首在使南北無所軒輊，9日李純電徐世昌，南北言和應「法律事實兼顧」。11月26日，李純電岑春煊，北京同意南北各派代表在南京舉行善後會議（此系北方督軍之主張）。11月27日江蘇督軍李純與日本泰平公司訂購軍械合同，價值六十五萬元。12月2日李純電勸岑春煊擔任南方代表領袖，5日因江蘇督軍李純調停，北洋政府定南北和會名為「和平善後會議」，11日南方政府表示同意。
1919年2月6日，李純電南北政府，提議福建陝西及鄂西實行停戰、陝鄂軍停止前進及增援、南北代表派員監視、劃分防區等五條，13日唐紹儀電徐世昌要求立即遵行李純所提停戰辦法五條，禁止自日本輸入軍火，北京政府以李純所擬南北停戰辦法五條電知陝西當局督軍陳樹藩。2月20日南北和平會議在上海開幕，李純居中調停之功不可沒，但因陝西靖國軍和北洋軍戰事不停，和平會議中止。3月30日陝西戰事停止，4月1日李純、王占元、陳光遠、吳佩孚聯名電請重開南北和議，李純主張由舊國會完成憲法，追認徐世昌為總統，新舊國會均解散，另行選舉，但為安福系所反對。8月13日浙江督軍楊善德病故，14日淞滬護軍使盧永祥兼任浙江督軍，江蘇督軍李純保舉所部第六師師長齊燮元繼任淞滬護軍使，為盧永祥所反對。9月6日李純晉授勛一位。9月26日，南京總商會、江寧縣教育會、南京地方公會、江寧縣農會、江寧自治辦事處等各團體，推代表向李純獻頌辭注（5），李純回書答謝注（6）。10月6日電請北洋政府撤換北方和談總代錶王揖唐。10月10日給予一等大綬寶光嘉禾章。12月28日馮國璋病死，曹錕成為直系新領袖。
1920年1月1日，北京政府授李純陸軍上將。1920年4月曹錕在保定召開直奉八省反段聯盟會議，李純派代表參加。1920年6月吳佩孚北返至河南，直皖之戰已不可避免，徐世昌電召張作霖及曹錕、李純同來北京，調停直皖之爭，曹、李謝絕。1920年7月3日曹錕、張作霖、李純通電討徐樹錚，宣布其六大罪。12日，曹錕、張作霖、王占元、李純、陳光遠、趙倜等聯合通電討段，言辭譴責段祺瑞為「全國之公敵，惟有秣馬厲兵，掃盪妖氛，以靖國難」。1920年7月14日直皖戰爭爆發，吳佩孚率直軍大戰皖軍，17日李純通電討安福系，並密告南方唐繼堯、劉顯世皖軍敗況注（7），19日通告各方江蘇戒嚴注（8），但李純因須防備浙江盧永祥而無力北上助戰，僅能虛張聲勢，遙為呼應，不數日皖系徹底失敗。1920年8月4日，北京徐世昌任命李純為北方議和總代表，想借重李純在南北做調解，李純因覺議和一時無從談起力辭不受，21日再辭北方和議總代表。1920年9月10日，曹錕、張作霖、李純、吳佩孚、王占元、倪嗣沖、陳光遠、盧永祥、閻錫山、趙倜、李厚基、田中玉、陳樹藩、張廣建等復唐繼堯、劉顯世電，希望迅速進行和議，依法改選新國會，外交訴諸輿論。1920年9月16日北京任命李純以江蘇督軍兼長江巡閱使。1920年10月2日北洋政府令「長江巡閱使」裁改為「蘇皖贛巡閱使」，特任李純為巡閱使，1920年10月10日北京政府授李純為將軍府「英威上將軍」名號，他不肯受命，並拒絕了北洋政府要他接濟龍濟光軍隊的要求注（9）。
此間江蘇各界發動反對財政廳長文和（李純干兒子）貪污的風潮，報紙連篇累牘影射他任用非人，遺禍全省，李純逐漸悲觀絕望。1920年10月11日夜，李純突然死於督軍署內，年僅四十六歲。12日，省長以下各官，和省議會的議長、議員、地方士紳，不下數百人，得了信息，陸續晉署探問，當由齊幫辦會同何參謀長、齊省長，暨家屬人等，公同發表李純遺書並電報等，共計五件注（10），疑點甚多，官方宣布李純是因「憂國憂民」而自殺身亡注（11），14日齊燮元自行宣布就任江蘇督軍。1920年10月15日，北洋政府令優恤李純注（12），陸軍部照上將例從優議恤喪營費一萬圓，一次性給恤七百圓，遺族年撫金四佰伍拾圓三年，齊燮元為李純舉辦隆重的喪禮，其盛況在江蘇全省可以說前所未有。
1921年9月9日，北洋政府令，「故英威上將軍李純功德在民，特准在贛建立專祠」，10月6日又令「准在贛建立已故英威上將軍李純專祠」，南京城東幾十畝旗地闢建「秀山公園」（後改第一公園），園內又建「英威閣」，又在天津街荒墳堆上建一宏大「英威祠」（現為逸仙橋小學），同時又把天津街易名「英威街」（現中山東路頭條巷附近）。

Ⅱ 十大軍閥簡介

1、袁世凱

袁世凱是北洋軍閥的奠基人，是中國近代最大的軍閥，他是厚黑的典型。戊戌變法中，他假裝支持變法，使「戊戌六君子」倒在血泊中，辛亥革命爆發後，他們打著「實行君主立憲」的旗號，演出一場「逼宮戲」，後又舉著贊成共和的幌子，巧取了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職務。

2、段祺瑞

段祺瑞這只「北洋之虎」，皖系的巨魁，在北洋軍閥統治中國的十六年間，他三次出任國務總理，一直處於權利的核心，即使在他下台期間，仍能呼風喚雨，待機而出。他不搞陰謀，不搞謀殺，崇尚簡朴，為政清廉。

3、曹錕

曹錕1985年投奔袁世凱新建陸軍，很快成為「三洋三傑」之外的第三號人物。曹錕作為直系重要頭目之一，在直、奉、皖三大派系中左右逢源，先是圖謀副總統不成，後又拉攏奉系，打敗皖系，最終謀取了直系軍閥獨掌北京政權。

4、張作霖

張作霖出身綠林，當過胡匪，因而被稱為「胡帥」。由一個被清政府招撫的土匪頭目，升至奉天督軍東三省巡閱使，成為「東北王」，他還曾問鼎中原，一度控制北京政府並當上國家元首。「智深須有忍，將勇貴能謀」就是他自己的寫照。

5、吳佩孚

吳佩孚師從名儒，得中秀才，他讀了古今中外不少的書，不少的兵法，在軍事上，他長於權術，善於臨時應變，打敗了許多敵人，曾得「長勝將軍」的稱號。吳佩孚在其戎馬生涯中還做了許多的詩詞，反映他得意時，失意時，苦悶時的心情。因此他稱為秀才軍閥是恰當的。

6、閻錫山

西王閻錫山經歷清王朝末期，辛亥革命北洋軍閥。國民黨統治幾個歷史重大變革時期。不管形勢如何變化。他均能用他的權術或投靠袁世凱，或依附段祺瑞，或與中共合作，乃至與日本勾結來保全並擴展自己的地盤和勢力，因而他統治山西達38年之久，這在中國近代軍閥史上是少的。

7、張宗昌

張宗昌無知無識，人稱「狗肉將軍」，他有三不知：一不知兵有多少，二不知錢有多少，三不知姨太太有多少。他當過土匪，後又在張作霖的卵翼下發跡。竟至擁有兵數十萬成為山東的土皇帝。在他督魯的三年間為惡甚多，人民對他恨之入骨。

以擅長作戰並兼通文墨而發跡，在北伐戰爭中一路猛打猛沖過關斬將，是率軍第一個打到北京城下的北伐將領。時人稱其為「飛將軍」。在中原大戰前脫離馮玉祥投靠蔣介石，韓復榘在山東擊敗了晉軍為蔣介石鞏固了前沿戰線。

9、韓復榘

韓復榘由一個普通的士兵被提升為統帥千軍萬馬的將軍。繼張宗昌之後，他曾統治山東達七年之久。他自稱「韓青天」，到處斷案，卻草菅人命，留下不少笑話，抗日戰爭開始後，他退棄山東，成了蔣介石的替罪羊。

9、白崇禧

白崇禧是桂系新軍閥中，僅次李宗仁的第二號首腦人物。在眾多的軍閥中，白崇禧以足智多謀，滿腹經綸而聞名，有「小諸葛」之稱。

白崇禧在抗日戰爭勝利後，擔任「中華民國國防部長」，然而國民黨政府未能保住在中國東北地區的戰果，局勢對國民黨政府愈趨不利，新桂系最終亦無法保住中華民國的半壁江山。解放軍解放中國大陸後，白崇禧逃往台灣，1966年逝於台北。

10、陳炯明

陳炯明1911參加辛亥革命，因他極喜趨新弦奇，在當時的廣東社會，就軍事上的言行十分引人注意。1933年9月22日病逝於香港，1935年4月3日，葬廣東惠州西湖畔的紫薇山。

(2)南北統一後哪個督軍去新加坡擴展閱讀：

一、詞源出自《舊唐書·郭虔瓘傳》有著名的漢末群雄、北洋軍閥、直系軍閥、皖系軍閥等。

近代意義上的「軍閥」一詞，是由梁啟超從日本翻譯而來的。民國軍閥勢力之一，由袁世凱掌權後的「北洋新軍」主要將領組成，袁死後無人具有足夠能力統領整個北洋軍隊及政權，各領導人以省割據導致分裂，以軍隊為主要力量在各省建立勢力范圍。在名義上仍接受北京政府的支配。

二、民國十大軍閥相關的書籍《民國十大軍閥》：

《民國十大軍閥》書籍講述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王朝，建立了中華民國。袁世凱竊取革命成果，成為中國現代軍閥之祖。繼之，大小軍閥粉墨登場，擁兵自重，為搶奪地盤和各自利益大打出手，混戰一團，狼煙四起，餓殍遍野，民不聊生。

《民國十大軍閥》對民國時期形成的十個主要軍閥進行梳理描述，全面介紹了這些軍閥逐漸壯大，擁兵自重的歷史，展現了這群風雲人物的個性風格和傳奇故事。這十大軍閥為：張作霖、段祺瑞、吳佩孚、孫傳芳、陸榮廷、龍雲、劉湘、盛世才、馬鴻逵、馬步芳。

《民國十大軍閥》其分十章，每一章集中敘述一個軍閥人物。敘述脈絡清晰，描寫細致全面，史料運用准確，講述生動活潑。通過對民國十大軍閥的描述，讀者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這些軍閥們的興衰歷史，更加深刻地了解中華民國的變遷歷史。

Ⅲ 上世紀20或30年代在塞北當過督軍後住在天津南開區叫什麼名字

綏遠督軍張紹曾。住英租界威靈頓道（今河北南路334號第五中葯廠址）。
察哈爾都督蔡成勛1924年底直系失敗後，回天津寓居。1926年在今河北區日緯路84號，修建「蔡家花園 」。後又在英租界新加坡道（今大理道 3號、5號）建寓所和家祠。
這兩個是在塞北四省當過督軍的。
住南開區的是江西督軍李純。在南開區白堤路南豐路附近，也稱「津門庄王府」。

Ⅳ 陳炯明生平

1878年，生於廣東汕尾海豐，原名捷，字贊之，又字競存；
1899年，中秀才；
1906年，到廣州就讀於廣東法政學堂，1908以優等成績畢業；1909年，任廣東諮議局議員，先後提出《革除衙署積弊案》、《廢除就地正法案》、《籌辦城鎮鄉地方自治案》、《籌築惠湖鐵路案》、《禁絕一切賭博案》等提案；11月與丘逢甲等一起被推為代表，赴上海參加各省咨議局聯合大會，加入同盟會；
1910年，參加廣州新軍起義聯絡工作；
1911年，任廣州起義領導機關統籌部屬下的編制課課長兼調度課副課長，又被確定負責率領一路選鋒隊進攻巡警教練公所。武昌起義後被同盟會南方支部派到東江組織民軍起義，光復惠州；
1911年，廣東軍政府成立，被推為副都督，不久後為代都督；
1913年，宣布廣東獨立，聲討袁世凱，失敗後逃往香港轉赴新加坡；
1915年，聯絡一批原國民黨人另立異幟，組織中華水利促成社，受到孫中山的嚴厲批評；
1916年，回到廣東東江發動駐軍和民軍起義，參加討袁斗爭；
1917年，北京政府大總統黎元洪授予其「定威將軍」。後向孫中山表示「竭誠擁護」，參加護法運動，任援閩粵軍總司令，佔領閩西南的汀州、漳州、龍岩等地，建立根據地，稱為「閩南護法區」；
1920年8月，率粵軍從廣西回粵，打敗盤踞廣東的桂系軍閥，被任命為廣東省省長兼粵軍總司令；
1921年5月，被孫中山任命為中華民國政府陸軍部總長兼內務部總長，積極參與「聯省自治」運動，反對孫中山的北伐主張；6月任援桂軍總司令，進軍廣西，攻佔廣西全境。後阻撓孫中山到桂林設立北伐大本營，破壞北伐；
1922年4月，拒絕前往梧州與孫中山面商北伐問題，並以辭去各職務相要挾，被孫中山免去廣東省省長，粵軍總司令、內務部總長三職。此後退居惠州，其部屬葉舉率「陳家軍」主力回師廣東，於6月16日發動兵變，炮轟總統府和粵秀樓。8月15日，陳炯明回到廣州任粵軍總司令；
1923年1月，被滇、桂、粵聯軍組成的西路討賦軍擊敗，後陳炯明率部退守東江；
1925年，革命軍兩次東征徹底打垮其所部後避居香港，後將美洲致公黨改組為中國致公黨；
1933年9月22日在香港病故。（1933年，陳炯明在貧困中病死於香港，竟然要用其母所備的棺木。一個曾經顯赫一時的地方軍政長官，結局如此凄慘，這是非常罕見的。）

少年時期

陳炯明，惠州府海豐白町鄉（現汕尾·海豐）人。粵系軍事將領，中國軍事家。光緒二十四年中秀才。光緒三十二年就讀於廣東法政學堂，光緒三十四年以成績優等畢業。宣統元年被推選為廣東咨議局議員。參加過辛亥革命及著名的黃花崗起義，黃花崗之役中為敢死隊第四隊隊長，謀炸廣東水師提督未中。
武昌起義後，陳炯明到東江組織民軍起義，1911年11月9日廣東「和平光復」後不久，任廣東副都督，後為代理都督。1912年4月，任廣東總綏靖經略，後任廣東護軍使。1913年6月繼任廣東都督，7月18日宣布廣東獨立討袁。後其屬下師長蘇慎初炮轟都督府，自立為臨時都督，陳逃往香港、新加坡。1915年12月，回到東江一帶，組織民軍起義，翌年在惠州附近成立廣東共和軍總司令部，自任總司令。袁死，黎元洪出任總統後，陳交出兵權，被授予「定威將軍」稱號。後到上海，參加孫中山發起的護法運動。11月21日朱慶瀾任陳為省長親軍司令。12月2日，孫中山任陳為「援閩」粵軍總司令，經10個月奮戰，打敗了福建督軍李厚基所部，佔領閩西南20多個縣。這時，陳炯明除整軍經武外，又致力「刷新政治」，創辦《閩星半周刊》、《閩星日刊》，提倡「新文化」，以響應「五四運動」後新思潮的傳播。

任職廣東
1920年8月奉孫中山之命回師廣東，10月28日攻克廣州。孫中山任陳為廣東省長兼粵軍總司令。1921年4月，非常國會選舉孫中山為非常大總統。這里，陳是反對非常大總統選舉的。
陳炯明認為：依總統選舉法，總統由兩院聯席選出，出席議員至少須全部的三分之二，即580人才能舉行選舉總統會，當前廣州的舊國會議員才兩百多人，還不夠原眾議院人數的一半，而且實行記名投票，這豈不是自毀法律嗎？和北方毀法，又有什麼本質不同？一旦廣東成立正式政府，結局只有一個：南北之間將再次陷入戰爭之中。陳反對孫中山任職，不參加就職典禮。孫任非常大總統後，任陳為陸軍部總長兼內務部總長，並說服陳加入國民黨。
1922年6月陳炯明與孫中山因護法運動（這里的法是孫中山1912年3月11日實施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而合作，又因政見分歧而決裂。陳炯明主張先在廣東搞好民主憲政，仿照美國，建立與歐美民主國家相仿的聯邦政制，逐步走向全國和平統一，這個主張，史稱 「聯省自治」；孫中山不同意陳炯明的主張，他主張「中央集權」，要以武力「北伐」來統一中國，以便自己奪取政權。1922年3月21日，陳炯明的親信、負責為北伐軍在後方籌劃的粵軍參謀長鄧鏗從香港公幹回省，在廣九車站突然遇刺，兩天後身亡。
國民黨官史一向說鄧鏗是被陳炯明暗殺的，然而，陳派及駐穗美、英兩國領事館都認為，刺殺鄧鏗，是孫派國民黨人所為。鄧鏗之死，對孫陳間本來就脆弱不堪的關系，可以說是致命一擊。4月9日，孫中山讓廖仲愷轉告陳炯明：一、陳炯明參加北伐，二、籌措500萬元的軍費。陳炯明無法接受孫的條件，遂被罷黜。4月下旬，第一次直奉戰爭爆發。孫中山與奉、皖軍閥一直有秘密接洽，結成三角同盟。孫中山深感這是聯合奉、皖軍閥，夾擊直系的千載良機，必須立即出兵策應，但出乎意料的是，直奉開戰，僅及一周，奉軍便被吳佩孚擊敗，狼狽退回關外，南北夾擊直系的計劃，化為泡影。但南方的北伐，卻如弦上之箭，不得不發了。5月8日，孫中山委任陳炯明的部下葉舉為粵桂邊督辦，以示對粵軍的信任。5月9日，孫中山在韶關大誓三軍，旌麾北指，「出師宗旨，在樹立真正之共和，掃除積年政治上之黑暗與罪惡，俾國家統一，民治發達」。
然而葉舉並不領情，5月20日，他率領六十多營粵軍，突然開入省城。粵軍雖然打著迎陳復職的旗號，但內部已經開始分化。一派要求陳炯明馬上回省，恢復所有職務，鎮攝大局；另一派則不滿陳炯明對孫中山的態度過於軟弱，希望由葉舉來領導粵軍，與孫中山徹底決裂，如果陳炯明不同意，就請他出洋，或者繼續留在惠州休養。5月31日，上海《申報》的一篇文章，透露了粵軍內部的分歧：「現在陳之部曲，亦分兩派，一主張陳氏即速回省，則大局立定；一主張陳氏不可造次，俟解決完妥後，始可返省。」陳炯明則在惠州隱居。各界吁請陳炯明回省的函電，鋪天蓋地，見諸報端；前往勸駕的使者，車水馬龍，絡繹不絕。甚至連陳獨秀也到了惠州，勸陳炯明不如加入共產黨，領導華南地區的革命。
1922年6月1日，孫中山率領兩個營的警衛，從韶關返回被粵軍重重包圍的廣州。6月2日，孫中山在總統府設宴招待粵軍將領，竟沒有一個高級軍官應邀前來，只來了幾個中下級軍官。他對那幾個小軍官說：「告訴你們的長官，不要以為據守白雲山，便可胡作非為，我立刻上永豐艦，升火駛入東江射擊你們，連你們的根據地也一並鏟除！現在東江水漲，永豐炮艦可以直行駛入陳炯明的老巢！」孫中山一連拍了三封電報，要求陳炯明立即到廣州面商一切，又派人到惠州催駕。但陳炯明拒絕在這個時候到廣州。他說，在省城軍隊撤出之前，他都不打算到廣州。顯然，他不希望被人誤解。陳炯明曾經說過，一旦粵軍叛孫，則「天下之惡皆歸焉」，這是他所不願意看見的。

1922年6月2日，北洋總統徐世昌在巨大的壓力之下，宣布辭職。由於孫中山在護法運動中曾一再發表政治宣言，承諾只要徐世昌下台，他亦將同時下野。因此，輿論普遍認為，徐世昌下台後，停止內戰，和平統一，終現一線曙光。6月3日，蔡元培、胡適、高一涵等兩百多位各界名流，聯名致電孫中山和廣州非常國會，呼籲孫中山實踐與徐世昌同時下野的宣言，可見這個要求在當時是頗得人心的。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孫中山竟然公然拒絕履行承諾、拒絕辭職下野。頓時，社會各界大失所望。孫中山之前的「護法」革命口號，也因此而露餡，大失民心。甚至段祺瑞都對曹汝霖說：「以前，孫文以臨時約法被蹂躪為旗號，鬧革命，可是，現在臨時約法已經恢復，孫文卻還要堅持造反，從今以後，就變成是他不對了。」陳炯明也對孫中山表示不滿，說：「我們之所以一直鬧革命、試圖武力顛覆北洋政府，無非是因為北洋軍閥廢掉了臨時約法、蹂躪了民主憲政，現在既然臨時約法已經恢復了，我們自然也就不必造反了。」
6月3日，葉舉宣布廣州戒嚴，大街通衢，遍布崗哨。6月12日，孫中山邀請廣州報界出席茶會。他決心通過報紙，向陳炯明攤牌，他宣布：我下令要粵軍全數退出省城30里之外，他若不服命令，我就以武力壓服他。人家說我孫文是車大炮（講大話），但這回大炮更是厲害，不是用實心彈，而是用開花彈，或用八英寸口徑的大炮的毒氣彈，不難於三小時內把他六十餘營陳家軍變為泥粉。但殘害六十餘營的軍人，且驚動全城的居民，不免過於暴烈，但我不如此做去，他們終不罷休。我只望報界諸君，主持正義，十天之內，做足工夫，對於陳家軍，加以糾正。陳家軍若改變態度，即不啻如天之福，萬一無效，就不能不執行我海陸軍大元帥的職權，制裁他們了。（《申報》1922年6月19日）

1922年6月15日深夜，粵軍高級將領在鄭仙祠召開緊急會議，決定發動軍事政變，驅逐孫中山下台。就在這危急關頭，「陳炯明在惠州派秘書陳猛蓀持親筆信勸止葉舉……信大意說孫中山出兵北伐如果能勝固好，如其失敗，我以陸軍部長身份暫將部隊調返東江訓練，做充分准備，到時仍可收拾殘局。陳猛蓀持信送到鄭仙祠。葉舉閱後，當著陳猛蓀的面將信擲落地上，說陳炯明不知軍事，還說:回東江哪裡找吃的？叫陳猛蓀回報陳炯明事情已不容不發……陳炯明怒不可遏地把茶盅也打碎了。」
1922年6月16日凌晨，葉舉開始行動。但他並不想置孫中山於死地，只想將孫趕出廣東，所以在開炮前讓人打電話給孫透露了消息，讓他趕快逃跑。他們提出的要求，也正是前面蔡元培等人所提出，請孫中山兌現他與徐世昌一齊下台的諾言。孫中山離府後，粵軍圍攻總統府，要求守軍投降不遂，而開土炮「三響嚇之」。孫中山登上軍艦，海軍宣布和叛軍開戰。根據當年香港中英文報紙和英、美兩國外交官的報道，1922年6月17日，孫中山以海軍大炮亂轟廣州的大標題，炸死無辜平民過百人。

晚年逝世
1925年10月10日美洲致公黨改組為中國致公黨，推舉陳炯明為總理，唐繼堯為副總理。1933年9月22日，陳病逝於香港。1935年4月3日歸葬於惠州西湖畔的紫薇山。

Ⅳ 柏文蔚的人物生平

柏文蔚（1876～1947），字烈武，生於安徽壽縣南鄉柏家寨一個世代書香門第。幼年習讀《山海經》、《爾雅》、四子書、七經等，還常常帶領小夥伴們模仿軍人擺陣操練，他邊指揮邊對大家說：要殺盡一切惡人及貪官污吏。年齡稍大後，他研究農學，雖「胼手胝足，處之夷然，不以為苦。」柏文蔚16歲時，代父到私塾館授課3年。柏文蔚父親望子成仕，多次要他參加科考應試。父命難違，21歲那年他前往應試，從州試、府試、到院試，得心應手，一發即中。父母高興，鄉里羨慕，而他自己卻認為：「經國大計，不在此雕蟲小技也。」
中日甲午戰敗後，柏文蔚與孫毓筠、張樹侯等人在壽城內創立了「閱書報社」，同時改良藏書樓，創立天足會，把改良思想付諸初步實踐。
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夏，柏文蔚考入求是學堂（後改名安徽大學堂）。知清廷與俄羅斯訂西藏密約，乃奔走呼號，痛斥清廷喪權辱國之非。他曾多次去南京，結識了趙聲、張伯純等革命志士，共同組織了反清革命團體「強國會」。光緒二十九年，陳獨秀、潘贊化等留日學生回國，在安慶召集各校學生於藏書樓前集會，柏文蔚在演說中慷慨激昂，強烈抨擊清廷「寧以土地送友邦，不以土地遺漢人」的謬論，激勵青年攜手「革除惡政，拯民於水火。」與會人驚呼：柏君真英雄也！安慶知府聞此，惱羞成怒，查封了藏書樓，迫害參加集會的學生，柏文蔚憤而退學。
光緒三十年春，柏文蔚投武備練軍學堂充當學兵。他聯絡熊成基、倪映典等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學，發起組織「同學會」，探討如何推翻清王朝、推動社會進步的道路。在練軍學堂卒業後，柏文蔚應安徽公學校長李光炯邀約入校任體操教習。任教期間，他與李光炯等加入了劉光漢（即金少甫）組織的專門從事暗殺活動的「黃氏學會」。同年秋，柏文蔚與陳獨秀、常恆芳、宋少俠等人聯絡了一些優秀青年學生，秘密建立了反清革命團體「岳王會」。柏任南京分會會長，效仿民族英雄岳飛，決心「精忠報國」。其主要任務是發動青年學生及清軍內的中下級軍士，暗殺清廷軍政要員。光緒三十一年9月，柏文蔚應南京鎮軍三十三標第二營管帶趙聲之邀，辭去安徽公學教職，在趙營中任前隊隊官。同年冬，他率領南京岳王分會全體會員加入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不久，趙聲升任三十三標統帶，柏文蔚即被提升為管帶。光緒三十二年底，孫毓筠奉孫中山之命由日本回國，在南京與柏文蔚、趙聲密議謀炸兩江總督端方，但事泄未成，孫毓筠被捕，柏文蔚難以存身，遂離職。光緒三十三年2月，柏去吉林胡殿甲統制的吉強軍，充任文幫帶兼馬步隊總教習。7月，吉林邊務幫辦吳祿貞組織督辦公署，吳舉薦柏為二等參謀。宣統元年（1909年）4月，吳又委任柏文蔚為屯田軍一標標統。柏在東北5年間，與吳祿貞一起，先後資助過被清廷通緝的吳昆、熊成基等革命黨人逃往日本。同年冬，柏奉督辦之命赴韓國漢城，與韓國交涉東北的延吉問題。柏因購得一份東北地區全圖，被駐韓的日本偵警認定為「國事偵探」，遂回國。吳祿貞去職後，柏文蔚任屯田營管帶，不久回奉天（今沈陽市）任督練公所參謀處二等參謀。
宣統三年，武昌起義爆發後，柏文蔚受陳其美電邀，南下赴滬，與黃興等在陳其美家集會，決定由黃興負責收復武漢，柏文蔚負責南京。柏遂趕抵南京，與同盟會負責人凌毅、李華儂等商討起義方案。會後柏又趕回上海籌措槍支彈葯。然後率領百餘名敢死隊員，帶著上海革命黨人趕制出的1200顆炸彈，連同購買的300支手槍，乘坐三等車潛回南京。柏與新軍第九鎮統領徐紹楨決定於農歷九月初十晚10時起義。此事被兩江總督張人駿偵知，徐紹楨被迫依令將部隊撤出南京，起義之舉暫擱淺。此時，張勛在城內布防捉人，徐紹楨率領的第九鎮人心思散，隨同柏文蔚來的人亦紛紛離去，最後只剩下柏文蔚、李華儂夫婦、凌毅4人，所幸第九鎮正副目代表兵士來迎接柏文蔚，這才化險為夷。柏文蔚見徐紹楨畏難情緒很重，便耐心勸說誘導，曉以革命大義，使徐堅定了起義決心。當時全鎮缺乏槍支彈葯，柏文蔚再回上海，從總部領取槍彈10萬發、炮彈3000發、炸彈2000顆、手槍500支、步槍300支、現款20萬元，運到鎮江。柏文蔚與林述慶等一起指揮了進攻江寧的戰斗，趕跑了張勛，遂於10月12日收復南京。為統一思想，統編部隊，各省革命黨人代表集會南京，會議決定首先擴編柏文蔚所領導的部隊為革命軍第一軍，柏任軍長，駐蚌埠一帶。
該年年底，柏文蔚奉命北伐，聯合粵軍分左右兩翼，首先向北進攻固鎮。革命軍勢如破竹，張勛等人敗退。袁世凱急電要求和談。北伐軍參謀部命令柏文蔚停止前進。柏認為革命軍如不乘勝追擊到黃河以北，佔領大片軍事重鎮，談判桌上才會有主動權。因此，他口頭上奉命停戰，實際上沿津浦線繼續向北進攻，進占徐州。但是，革命軍內部主和妥協派佔了上風，參謀本部電斥柏文蔚「奉令停戰，竟前進不止，是有意破壞和局，特令申斥，勿得再誤。」從而使本次進攻半途而廢。
同年除夕（1912年2月17日），柏文蔚連接參陸兩部4封急電，召柏立即回寧。柏的幕僚力阻，以防不測，但柏自問無罪，遂坦然星夜南下，於18日拂曉抵浦口，7時謁見孫中山說：「吾人兵力不過黃河，苟且以和，吾人毫無地位，北洋系力量完全存在，吾恐不及兩年，袁氏反手，吾人無立足之地，大總統感想如何？」孫中山回答：「一人倒在地下，牽其一根頭發而拽之立起，吾知其萬萬不能；大眾皆願講和，不願再事兵戎，吾豈能要大家犧牲，為吾一人爭總統耶。」但是柏堅持反對議和的立場，並在陸軍部召集的軍事會議上闡明了自己的觀點。他的主張未被到會大多數人員接受。
南北議和達成後，柏文蔚奉命協助皖督張毓筠統一安徽政局。柏即馳電廬州軍政分府孫萬乘、蕪湖軍政分府吳振黃、大通軍政分府黎宗岳，勸他們維護大局，早日取消分府。孫、吳先後依電宣布取消，唯黎宗岳置之不理。3月，柏文蔚奉命統水陸各軍，武力解決黎宗岳潯軍。潯軍一股攜械逃往山區，其餘在胡聘臣指揮下投降，黎宗岳乘夜逃武漢。安徽軍政終歸於統一。4月下旬，柏文蔚接任安徽都督兼民政長，柏在督皖期間，制定和頒布了一系列法令、政策，推進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在發展教育、實業、交通等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他嚴令查封鴉片煙館，嚴懲毒販，警方偵知英商太古公司的一艘輪船上裝有大量鴉片，柏即令將鴉片全部查封，於都督府門前「和鹽焚銷」。英駐上海總領事羅磊率兵艦兩艘馳皖威脅，要求賠償損失。柏督師嚴陣以待，並予嚴詞駁斥。10月間，孫中山巡視長江中下游各省途中，於安慶登岸向軍民發表演說，稱贊柏文蔚及安徽人民禁煙的正義行動。
民國2年（1913年）3月，孫中山發動「二次革命」，武裝討伐袁世凱。柏文蔚堅決支持。不久，袁即以「不服從中央」為借口，於6月下令將安徽都督柏文蔚免職。7月中旬，柏文蔚出任安徽討袁軍司令。下旬，柏由南京至蚌埠，成立討袁軍司令部，並集中皖軍向潁州方向推進。當時袁軍倪嗣沖部正向潁上進軍，柏本欲赴前線督軍驅倪，不料，8月7日安慶第一師師長胡萬泰叛變，率部進攻都督府，並與討袁軍戰於城郊獅子山。討袁軍失利，柏率少數隨從突圍至蕪湖。後柏文蔚轉赴上海，不久出走日本長崎。
民國4年5月，柏文蔚在日本獲悉袁世凱接受了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憤激至極，與黃興、李烈鈞、陳炯明等流亡日本的革命黨人聯合通電袁世凱，要袁必須對日施行「強力抵抗，即至破裂亦不顧恤」，並表示革命黨人暫「不作討袁之舉，俾政府與國民安心對外」。不久柏文蔚即加入了孫中山的中華革命黨。是月下旬，柏文蔚離日赴南洋，與白楚香以「水利促成社」名義，在海外各埠奔走，半年後籌款12萬余元，資助革命。由於勞累嘔血日重，遂回新加坡住院治療。是年秋，被唐繼堯、蔡鍔聘為南洋籌款總代表。12月12日，袁世凱公開稱帝，次年2月，柏文蔚回到上海。5月，黃興命柏文蔚用其從日本借貸的300萬元日幣即刻組練成一軍，由柏任司令，以備討袁。柏即奔走浙江、安徽一帶，募集人馬，籌措給養軍需。6月袁世凱死，柏文蔚接黃興函，組軍作罷。
民國7年，柏文蔚任靖國軍川鄂聯軍前敵總指揮，先後在四川夔州、湖北恩施一帶指揮作戰。民國9年又兼任鄂軍總司令。柏文蔚自結識孫中山以來，發現有些人常在孫面前讒言挑撥。民國10年秋，柏文蔚到上海謁見孫中山時，坦誠相告：「文蔚自忖，自（隨）從先生至今，不服從先生之事，絕想不出來。服從以何為定義？有一種人面見先生，脅肩諂笑，絕對服從；至與先生離開，所言所行無一不違反先生之主張。再有一種人，與先生若干年不見面，又或與先生相隔幾萬里，或幾千里，他的所言所行絕不絲毫有違背先生之處；若與先生見面，研究重要問題，絕不敢昧乎良心，以順為正，行妾婦之道以待先生。」交談中，柏文蔚還向孫中山先生暢談了導淮計劃（柏的意見後在孫中山的《建國方略》中多有採納）。並欣然應約協助孫中山將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孫中山就任非常大總統後，柏文蔚被委為建國軍第二軍軍長。民國12年，孫中山指派柏文蔚參加改組國民黨，並參加國民黨臨時中央的工作。民國13年1月，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柏文蔚所做軍事報告，對正式形成第一次國共合作起了積極作用。在這次會上，他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同年秋，柏文蔚赴北方策動軍隊，奔波於豫、魯、冀、察各省和上海之間，為北伐做准備。同年底至翌年春，柏文蔚奉命赴河南，協調國民革命軍第二軍、第三軍的團結，並在黑石關洛河東岸擊敗了北洋軍隊。此間柏文蔚曾任河南軍校校長。民國15年1月，在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他再度當選中央執行委員。翌年1月，柏文蔚以淮上軍為基礎，組建國民革命軍第三十三軍，並任軍長。民國17年2月，在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
民國16年4月12日，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捕殺共產黨人，實行獨裁統治。柏文蔚強烈反對，他率領第三十三軍營以上軍官發出通電，宣布擁護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敦促蔣介石下野。在其軍長職務被撤銷前後，盡管處境維艱，但仍挺身而出，掩護、營救了許多共產黨員，如柯慶施、王更生、李運鶴（原名鄭鼎），以及被關押在鄂、川、黔「剿匪」指揮部的共產黨員楊金龍、楊宗貞等。蔣介石被迫下野後，柏文蔚給某要人電文中稱之「獨裁政治之不良，今者獨裁已倒」等由此獲罪蔣介石。蔣授意何應欽撤免了柏的第三十三軍軍長職務。柏以北路宣慰使的空銜，在壽縣創辦「學兵團」，熱忱歡迎中共派廖運澤協助開展創辦工作，並依廖的推薦，任命在南昌起義中任二十五師七十五團團長的孫一中為學兵團團長，接納了參加南昌起義的共產黨員廖運周、孫天放、許德華（許光達）、葉守成、吳勤吾、張威武等人進學兵團。民國17年蔣介石復職後，柏文蔚的宣慰使空銜亦被免去。
民國20年9月，日本入侵東北，柏文蔚猛烈抨擊國民黨當局「先安內後攘外」的反動政策，並聯絡馮玉祥、方振武等抗日將領，為不受外侮，竭盡全力奔走呼號。對危害革命或專擅營私舞弊者或直言以爭，或予以揭露。柏文蔚的一身正氣，更加遭到蔣介石疑忌。民國22年，蔣介石密令安徽省主席劉鎮華嚴密監視柏的行動，後竟密遣特務尋機刺殺。一日清晨，柏文蔚的一個部下突然來到柏在上海寓所流淚不止，柏問其何以如此，來者說：「我不是為自己傷心，而是為先生傷心」，「先生禍在旦夕，我特來報信兒，請先生速速離開，否則生命難保。」柏問為什麼，來者說：「特務隊捏造先生反動，已經很久了……已得到上級命令，要直接對您下手了。為先生著想，請您快速離開為好。」柏文蔚當即搭快車離滬赴寧，找到於右任，陳述情況，並申明：一旦遇難，一不向你求援，二不是用你伸冤，只要你為我作證，我是為什麼而死，是被誰殺害的。因得於右任的保護，柏文蔚才免遭暗害。
民國26年盧溝橋事變後，柏文蔚數次請纓抗日，「均不獲准」。晚年離開重慶，到湘西永綏（今花垣縣）賦閑，每日誦經向佛，消極避世。此間曾撰寫了《柏烈武五十年大事記》及許多詩詞楹聯。他一生追求真理，寄希望於共產黨，曾作春聯貼大門：「渴望國共合作，倭奴奸暴終必滅；吾神威靈顯化，土豪劣紳不容昌。」
民國36年，柏文蔚登報聲明辭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等職，以示同蔣介石的獨裁統治徹底決裂。4月26日，因患肝膿瘍醫治無效在上海逝世，終年72歲。

Ⅵ 近年來中華兒女報效祖國、為國爭光的資料

鄧世昌：「吾輩從軍衛國，早置生死於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
鄧世昌（1849－1894） 原名永昌，字正卿。廣東番禺人。1867入馬尾船政後學堂駕駛班第一期學習，1874年以優異成績畢業，並被船政大臣沈葆璋獎以五品軍功任命為「琛航」運船幫帶。次年任「海東雲」炮艦管帶，時值日本派兵侵犯台灣，他奉命巡守澎湖、基隆，獲升千總。後調任「振威」炮艦管帶，代理「揚武」快船管駕，獲薦保守備，加都司銜。
1880年李鴻章為建設北洋水師而搜集人才，因鄧世昌「熟悉管駕事宜，為水師中不易得之才」而將其調至北洋屬下，先後擔任「飛霆」、「鎮南」蚊炮船管帶。同年冬天北洋在英國定購的「揚威」、「超勇」兩艘巡洋艦完工，丁汝昌水師官兵200餘人赴英國接艦，鄧世昌隨往。1881年11月安然抵達大沽口，這是中國海軍首次完成北大西洋——地中海——蘇伊士運河——印度洋——西太平洋航線，大大增強了中國的國際影響，鄧世昌因駕艦有功被清廷授予「勃勇巴圖魯」勇名，並被任命為「揚威」艦管帶。
1887年春，鄧世昌率隊赴英國接收清政府向英、德訂造的「致遠」、「靖遠」、「經遠」、「來遠」四艘巡洋艦，是年底回國。歸途中，鄧世昌沿徒安排艦隊操演練習。因接艦有功，升副將，獲加總兵銜，任「致遠」艦管帶。1888年，鄧世昌以總兵記名簡放，並加提督銜。是年10月，北洋海軍正式組建成軍，鄧世昌升至中軍中營副將，1891年，李鴻章檢閱北洋海軍，鄧世昌因訓練有功，獲「葛爾薩巴圖魯」勇名。
文天祥
文天祥，（1236——1283）字宋瑞，一字履善，號文山，南宋廬陵（今吉安）人。
南宋末年，朝廷偏安江南，國勢弱小，北方蒙古族於1271年結束了內部爭奪皇位的自相殘殺局面，建立了元朝，接著把侵略矛頭直指南宋。1273年，丞相伯顏統20萬大軍攻下襄、樊，以此為突破口，順江而下，兩年不到，便後臨南宋首都臨安的近郊。蒙古兵所過之處，屍橫遍野，血流成河，農田荒廢，百業凋敝，這是一場空前殘暴的野蠻的侵略戰爭，南宋面臨著亡國滅種的嚴重威脅，文天祥就是在這種形勢下出現的抗擊侵略的偉大民族英雄。
南宋朝廷長期為投降派所把持。還在1259年，宰相賈似道便以稱臣、割江北地區和歲納銀絹各20萬兩匹為條件，暗中屈膝求和。伯顏卻意在滅宋，並不停止南侵。1275年，將賈似道十三萬大軍消滅，朝廷便再無可用之兵。此時宋恭帝在位，年僅四歲，太皇太後謝氏臨朝聽政，不得不發出「哀痛詔」，號召天下四方迅速舉兵「勤王」。文天祥當時正擔任贛州知府，他「捧詔涕泣」，並立即行動，在兩三個月內便組織了第一支「勤王」隊伍近萬人，幾經周折，趕到了臨安。而在成千上萬大小地方官中，帶兵勤王的只不過他和張世傑三人而已，這個政權腐朽到什麼程度，可見一斑。1276年正月十八日，伯顏兵臨皋亭山，左相留夢炎早已投降叛變。其他大臣或已投降。伯顏雖願受降，卻要右相陳宜中去元營洽談，陳哪有這個勇氣？當天晚上便逃之夭夭。謝太後唯珂派人只剩下一個文天祥。他毅然臨危受命，但不是去投降，他考慮是「戰、守、遷皆不及施」，「國事至此，予不得愛身」，他甚至藉此機會觀察一下敵營的虛實以謀「救國之策」。但是他沒有想到，正當他指斥伯顏扣押不能返回宋營，他的義兵則在同時被投降派命令解散。敵人的兇殘不曾使文天祥受困，昏庸的朝廷和無恥的投降派卻使他遭到了第一次嚴重的挫折。
1276年二月初九日，文天祥被押送去大都（今北京），行至京口（今鎮江），在義士的幫助下，逃脫了虎口，據他在《指南錄後序》所記，至少有十六次倖免於死，經過千辛萬苦，於四月初八日逃到了溫州，此時他聽說度宗的兩個兒子（即恭帝的兩個兄弟）已逃到福州，於是立即上表勸進。不久，被詔至福州，任右丞相兼樞密院事，後又命為同都督。七月，文天祥便在南劍州（今福建南平）打起帥旗，號召四方英雄豪傑，各各起兵，民復失地。1277年三月，文天祥統兵進軍江西，收復南部數十州縣，同時圍困贛州，湖南、湖北皆起而響應，震撼了江南，鼓舞了人民的反侵略意志，使元統治者大為驚慌。元忙調40萬大軍來解贛州之圍，另派兵五萬追 擊文天祥。文部不過五千餘人，這年八月，空坑一戰，遂致大敗，部將數人犧牲，文妻及子女皆被俘，趙時嘗在緊急中假扮文天祥，吸引了元軍，文才得乘間逃脫。趙隨即被殺。這是文天祥在一年多時間內所遭到的第二次重大挫折。
但是文天祥並沒有灰心喪氣，他下定決心抗元到底。1278年11月，他收拾殘軍，加以擴充，移兵廣東潮陽，不幸於十二月二十日兵敗五坡嶺，文天祥自度難以逃出重圍，當即吞服隨帶的冰片，以求一死，免遭污辱，但他並未死，而在昏迷中被俘了。這是他遭遇的最後一次嚴重的挫折。從此以後，文天祥便再也不能統領義軍在戰場上與元軍拼殺。
文天祥被俘後，打定主意，只求義死而不求苟生。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還在伯顏將他扣押北營時，他便明白地告訴對手：「宋狀元……所欠一死報國耳，宋存與存，宋亡與亡，刀鋸在前，鼎鑊在後，非所懼也，何怖我？「1279年十月，元平章阿合馬來文天祥囚所勸降，文天祥長揖就坐，不把他放在眼裡，阿合馬卻要他下跪，文天祥說：」南朝宰相見北朝宰相，何跪？「阿合馬以勝利者自居，傲慢地說：「你何以至此？」文天祥嘲諷地說，南朝若早用我為相，你去不了南方，我也不會到你這里來，你有什麼可神氣的阿合馬用威脅口氣對左右說：「此人生死尚由我。」文天祥正義凜然道：「亡國之人，要殺便殺，道甚由不由你。」阿合馬自討沒趣，灰溜溜地走了。同年年底，元丞相孛羅審問文天祥。孛羅一來就擺威風，要文跪下，遭到文拒絕，左右便用武力強使文天祥作跪拜狀，文凜然說道：「天下事，有興有廢，自古帝王以及將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天祥今日……至於此，幸早施行。」臨刑前夕，皇帝忽必烈親自出馬勸降，以宰相之職作為誘餌，妄圖使文天祥投降，但遭文天祥嚴厲拒絕。忽必烈只好問他，那你究竟要什麼呢？文天祥回答說：「願以一死足矣！」文天祥這種以身殉國，視死如歸的的偉大精神使得敵人束手無策，一籌莫展。這實際上等於宣布了反侵略戰爭的勝利，是正義的勝利和他自己所贊頌的「正氣」的勝利。也等於宣布侵略者的失敗，是一切投降派和賣國賊的失敗。
在國家民族危亡緊急時刻，文天祥無時無刻不把國家民族利益看作最高的利益，對投降派和姦佞之徒從不留情。1259年，元軍渡江圍鄂州，皇帝寵幸的內侍董宋臣慫勇宋帝遷都，文天祥勇敢地上疏，乞斬董宋臣。1275年，朝廷追封投降元軍大將呂文德為和義郡王，又提拔他的侄子呂師孟為後部尚書，投降氣氛一時彌漫京城，文天祥又上書乞斬呂師孟，以穩軍心。文天祥被俘後，留夢炎一班降賊都曾硬著頭皮來勸降，文一律唾罵之置，就連先已投敵的宋恭帝前來勸降時，也被置之不理。文天祥明確提出「社稷為重，君為輕」。他並不對帝王愚忠，而只無條件地忠於國家和民族。
1283年1月9日，文天祥在大都柴市口英勇就義。他死後留下了大量詩文，其中如《過零丁洋》中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獄中所作的《正氣歌》以及死後從其衣帶中 發現的「衣帶詔」（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都已成為光照日月、氣壯山河的絕唱，成為民族精神財富的寶貴部分。文天祥也因此成為永垂不朽的民族大英雄。
關天培
關天培（1781～1841.2.26），鴉片戰爭中抗英名將。字仲因，號滋圃。江蘇山陽(今淮安)人。1803年(清嘉慶八年)中武秀才，授把總。後累升至參將。1826年(清道光六年)，清政府初辦漕糧海運，關天培押糧船千餘艘平安至天津，旋升副將。次年,擢總兵。1832年春,署理江南提督。1834年調任廣東水師提督。赴任後,踏勘地理形勢,將虎門口的沙角、大角炮台改為信炮台；在上橫檔島一線，重建南山炮台(改名威遠)，改建橫檔、鎮遠炮台，增建永安、鞏固炮台,控制東西水道；在虎門底,改建大虎山炮台。另鑄6000斤以上大炮40門，安置各炮台。同時抓緊訓練,制定春、秋操章程。1838年,在鎮遠、威遠炮台間增建靖遠炮台，首次安設西洋銅炮，並在橫檔東側水道架設排鏈兩道。1839年，欽差大臣林則徐到粵禁煙，協助緝拿煙販，收繳鴉片，並指揮水師多次與英艦船交火。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欽差大臣琦善至廣東,一意主和，懈於防務。1841年1月7日,英方發動虎門之戰，企圖以武力迫使琦善屈服，出動艦船10餘艘，攻佔沙角、大角炮台。2月26日，英軍又以戰艦10艘、汽船3艘，配以登陸部隊，猛攻橫檔島一線6炮台。關天培於靖遠炮台督軍頑強抵抗，並親燃大炮對敵轟擊，負傷力戰殉國。其辦理廣東海防的奏摺公牘，輯為《籌海村集》。
詹天佑
詹天佑(1861年4月26日 –1919年4月24日）（Jeme Tien Yow)，號眷誠，字達潮，廣東南海人，原籍安徽婺源，是中國首位鐵路工程師，負責修建了京張鐵路等工程，有「中國鐵路之父」、「中國近代工程之父」之稱。
1905年，清政府決定興建我國第一條鐵路京張鐵路（北京至張家口）。英俄都想插手，由於中國人民的強烈反對，他們的企圖沒能得逞。英俄使臣以威脅的口吻說：「如果京張鐵路由中國工程師自己建造，那麼與英俄兩國無關。」他們原以為這么一來，中國就無法建造這條鐵路了。在這關鍵時刻，詹天佑毫不猶豫地接下了這個艱巨的任務，全權負責京張鐵路的修築。消息傳來，一些帝國主義分子及英國報刊挖苦說：「中國能夠修築這條鐵路的工程師還在娘胎里沒出世呢！中國人想不靠外國人自己修鐵路，就算不是夢想，至少也得五十年。」他們甚至攻擊詹天佑擔任總辦兼總工程師是「狂妄自大」、「不自量力」。詹天佑頂著壓力，堅持不任用一個外國工程師，並表示：「中國地大物博，而於一路之工必須借重外人，我以為恥！」「中國已經醒過來了，中國人要用自己的工程師和自己的錢來建築鐵路。」
1905年8月，京張鐵路正式開工，緊張的勘探、選線工作開始了。詹天佑親自帶學生和工人著，背著標桿，經緯儀，日夜奔波在崎嶇的山嶺上。一天傍晚，猛烈的西北風卷著沙石在八達嶺一帶呼嘯怒吼，颳得人睜不開眼睛，測量隊急著結束工作，填個測得的數字，就從岩壁上爬下來。詹天佑接過本子，一邊翻看填寫的數字，一邊疑惑地問：「數據准確嗎」？「差不多」，測量隊員回答說。詹天佑嚴肅地說：「技術的第一個要求是精密，不能有一點模糊和輕率，『大概』、『差不多』這類說法不能工程人員之口。」接著，他背起儀器，冒著風沙，重新吃力地攀到岩壁上，認真地又重新勘測了一遍，修正了一個誤差。當他下來時，嘴唇也凍青了。
不久，勘探和施工進入最困難的階段。在八達嶺、青龍橋一帶，山巒重疊，陡壁懸岩，要開四條隧道，其中最長的達一千多米。詹天佑經過精確測量計算，決定採取分段施工法：從山的南北兩端同時對鑿，並在山的中段開一口大井，在井中再向南北兩端對鑿。這樣既保證了施工質量，又加快了工程進度。鑿洞時，大量的石塊全靠人工一鍬鍬地挖，湧出的泉水要一擔擔地挑出來，身為總工程師的詹天佑毫無架子，與工人同挖石，同挑水，一身污泥一臉汗。他還鼓舞大家說：「京張鐵路是我們用自己的人、自己的錢修建的第一條鐵路，全世界的眼睛都在望著我們，必須成功！」「無論成功或失敗，決不是我們自己的成功和失敗，而是我們國家的成功和失敗！」
為了克服陡坡行車的困難，保證火車安全爬上八達嶺，詹天佑獨具匠心，創造性地運用「折返線」原理，在山多坡陡的青龍橋地段設計了一段人字形線路，從而減少了隧道的開挖，降低了坡度。列車開到這里，配合兩台大馬力機車，一拉一推，保證列車安全上坡。
詹天佑對全線工程曾提出「花錢少，質量好，完工快」三項要求。京張鐵路經過工人們幾處奮斗，終於在1909年9月全線通車。原計劃六年完成，結果只用了四年就提前完工，工程費用只及外國人估價的五分之一。一些歐美工程師乘車參觀後嘖嘖稱道，贊譽詹天佑了不起。但詹天佑卻謙虛地說：「這是京張鐵路一萬多員工的力量，不是我個人的功勞，光榮是應該屬於大家的。」
李四光
李四光，（1889-1971)，蒙古族,字仲拱，原名李仲揆，1889年10月26日出生於湖北省黃岡縣一個貧寒人家。他自幼就讀於其父李卓侯執教的私塾，14歲那年告別父母，獨自一人來到武昌報考高等小學堂。在填寫報名單時，他誤將姓名欄當成年齡欄，寫下了「十四」兩個字，隨即靈機一動將「十」改成「李」，後面又加了個「光」字，從此便以「李四光」傳名於世。
李四光的最大貢獻是創立了地質力學，並以力學的觀點研究地殼運動現象，探索地質運動與礦產分布規律，新華夏構造體系的特點，分析了我國的地質條件，說明中國的陸地一定有石油。從理論上推翻了中國貧油的結論，肯定中國具有良好的儲油條件。毛澤東、周恩來在認真聽取了匯報後，支持了他的觀點，並根據他的建議，在松遼平原、華北平原開始了大規模的石油普查。1956年，他親自主持石油普查勘探工作，在很短時間里，先後發現了大慶、勝利、大港、華北、江漢等油田，為中國石油工業建立了不朽的功勛。從50年代後期至60年代，勘探部門相繼找到了大慶油田、大港油田、勝利油田、華北油田等大油田，在國家建設急需能源的時候，使滾滾石油冒了出來。這樣，不僅摘掉了「中國貧油」的帽子，也使李四光獨創的地質力學理論得到了最有力的證明。

Ⅶ 陳炯明的人物生平

陳炯明，惠州府海豐白町鄉（現汕尾·海豐）人。粵系軍事將領，中國軍事家。光緒二十四年中秀才。光緒三十二年就讀於廣東法政學堂，光緒三十四年以成績優等畢業。宣統元年被推選為廣東咨議局議員。參加過辛亥革命及著名的黃花崗起義，黃花崗之役中為敢死隊第四隊隊長，謀炸廣東水師提督未中。
武昌起義後，陳炯明到東江組織民軍起義，1911年11月9日廣東「和平光復」後不久，任廣東副都督，後為代理都督。1912年4月，任廣東總綏靖經略，後任廣東護軍使。1913年6月繼任廣東都督，7月18日宣布廣東獨立討袁。後其屬下師長蘇慎初炮轟都督府，自立為臨時都督，陳逃往香港、新加坡。1915年12月，回到東江一帶，組織民軍起義，翌年在惠州附近成立廣東共和軍總司令部，自任總司令。袁死，黎元洪出任總統後，陳交出兵權，被授予「定威將軍」稱號。後到上海，參加孫中山發起的護法運動。11月21日朱慶瀾任陳為省長親軍司令。12月2日，孫中山任陳為「援閩」粵軍總司令，經10個月奮戰，打敗了福建督軍李厚基所部，佔領閩西南20多個縣。這時，陳炯明除整軍經武外，又致力「刷新政治」，創辦《閩星半周刊》、《閩星日刊》，提倡「新文化」，以響應「五四運動」後新思潮的傳播。 1920年8月奉孫中山之命回師廣東，10月28日攻克廣州。孫中山任陳為廣東省長兼粵軍總司令。1921年4月，非常國會選舉孫中山為非常大總統。這里，陳是反對非常大總統選舉的。陳炯明認為：依總統選舉法，總統由兩院聯席選出，出席議員至少須全部的三分之二，即580人才能舉行選舉總統會，當前廣州的舊國會議員才兩百多人，還不夠原眾議院人數的一半，而且實行記名投票，這豈不是自毀法律嗎？和北方毀法，又有什麼本質不同？一旦廣東成立正式政府，結局只有一個：南北之間將再次陷入戰爭之中。陳反對孫中山任職，不參加就職典禮。孫任非常大總統後，任陳為陸軍部總長兼內務部總長，並說服陳加入國民黨。
1922年6月陳炯明與孫中山因護法運動（這里的法是孫中山1912年3月11日實施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而合作，又因政見分岐而決裂。陳炯明主張先在廣東搞好民主憲政，仿照美國，建立與歐美民主國家相仿的聯邦政制，逐步走向全國和平統一，這個主張，史稱 「聯省自治」；孫中山不同意陳炯明的主張，他主張「中央集權」，要以武力「北伐」來統一中國，以便自己奪取政權。1922年3月21日，陳炯明的親信、負責為北伐軍在後方籌劃的粵軍參謀長鄧鏗從香港公幹回省，在廣九車站突然遇刺，兩天後身亡。
國民黨官史一向說鄧鏗是被陳炯明暗殺的，然而，陳派及駐穗美、英兩國領事館都認為，刺殺鄧鏗，是孫派國民黨人所為。鄧鏗之死，對孫陳間本來就脆弱不堪的關系，可以說是致命一擊。4月9日，孫中山讓廖仲愷轉告陳炯明：一、陳炯明參加北伐，二、籌措500萬元的軍費。陳炯明無法接受孫的條件，遂被罷黜。4月下旬，第一次直奉戰爭爆發。孫中山與奉、皖軍閥一直有秘密接洽，結成三角同盟。孫中山深感這是聯合奉、皖軍閥，夾擊直系的千載良機，必須立即出兵策應，但出乎意料的是，直奉開戰，僅及一周，奉軍便被吳佩孚擊敗，狼狽退回關外，南北夾擊直系的計劃，化為泡影。但南方的北伐，卻如弦上之箭，不得不發了。5月8日，孫中山委任陳炯明的部下葉舉為粵桂邊督辦，以示對粵軍的信任。5月9日，孫中山在韶關大誓三軍，旌麾北指，「出師宗旨，在樹立真正之共和，掃除積年政治上之黑暗與罪惡，俾國家統一，民治發達」。然而葉舉並不領情，5月20日，他率領六十多營粵軍，突然開入省城。粵軍雖然打著迎陳復職的旗號，但內部已經開始分化。一派要求陳炯明馬上回省，恢復所有職務，鎮攝大局；另一派則不滿陳炯明對孫中山的態度過於軟弱，希望由葉舉來領導粵軍，與孫中山徹底決裂，如果陳炯明不同意，就請他出洋，或者繼續留在惠州休養。5月31日，上海《申報》的一篇文章，透露了粵軍內部的分歧：「現在陳之部曲，亦分兩派，一主張陳氏即速回省，則大局立定；一主張陳氏不可造次，俟解決完妥後，始可返省。」陳炯明則在惠州隱居。各界吁請陳炯明回省的函電，鋪天蓋地，見諸報端；前往勸駕的使者，車水馬龍，絡繹不絕。甚至連陳獨秀也到了惠州，勸陳炯明不如加入共產黨，領導華南地區的革命。
1922年6月1日，孫中山率領兩個營的警衛，從韶關返回被粵軍重重包圍的廣州。6月2日，孫中山在總統府設宴招待粵軍將領，竟沒有一個高級軍官應邀前來，只來了幾個中下級軍官。他對那幾個小軍官說：「告訴你們的長官，不要以為據守白雲山，便可胡作非為，我立刻上永豐艦，升火駛入東江射擊你們，連你們的根據地也一並鏟除！現在東江水漲，永豐炮艦可以直行駛入陳炯明的老巢！」孫中山一連拍了三封電報，要求陳炯明立即到廣州面商一切，又派人到惠州催駕。但陳炯明拒絕在這個時候到廣州。他說，在省城軍隊撤出之前，他都不打算到廣州。顯然，他不希望被人誤解。陳炯明曾經說過，一旦粵軍叛孫，則「天下之惡皆歸焉」，這是他所不願意看見的。
1922年6月2日，北洋總統徐世昌在巨大的壓力之下，宣布辭職。由於孫中山在護法運動中曾一再發表政治宣言，承諾只要徐世昌下台，他亦將同時下野。因此，輿論普遍認為，徐世昌下台後，停止內戰，和平統一，終現一線曙光。6月3日，蔡元培、胡適、高一涵等兩百多位各界名流，聯名致電孫中山和廣州非常國會，呼籲孫中山實踐與徐世昌同時下野的宣言，可見這個要求在當時是頗得人心的。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孫中山竟然公然拒絕履行承諾、拒絕辭職下野。頓時，社會各界大失所望。孫中山之前的 「護法」 革命口號，也因此而露餡，大失民心。甚至段祺瑞都對曹汝霖說：「以前，孫文以臨時約法被蹂躪為旗號，鬧革命，可是，現在臨時約法已經恢復，孫文卻還要堅持造反，從今以後，就變成是他不對了。」陳炯明也對孫中山表示不滿，說：「我們之所以一直鬧革命、試圖武力顛覆北洋政府，無非是因為北洋軍閥廢掉了臨時約法、蹂躪了民主憲政，現在既然臨時約法已經恢復了，我們自然也就不必造反了。」
6月3日，葉舉宣布廣州戒嚴，大街通衢，遍布崗哨。6月12日，孫中山邀請廣州報界出席茶會。他決心通過報紙，向陳炯明攤牌，他宣布：我下令要粵軍全數退出省城30里之外，他若不服命令，我就以武力壓服他。人家說我孫文是車大炮（講大話），但這回大炮更是厲害，不是用實心彈，而是用開花彈，或用八英寸口徑的大炮的毒氣彈，不難於三小時內把他六十餘營陳家軍變為泥粉。但殘害六十餘營的軍人，且驚動全城的居民，不免過於暴烈，但我不如此做去，他們終不罷休。我只望報界諸君，主持正義，十天之內，做足工夫，對於陳家軍，加以糾正。陳家軍若改變態度，即不啻如天之福，萬一無效，就不能不執行我海陸軍大元帥的職權，制裁他們了。（《申報》1922年6月19日）
1922年6月15日深夜，粵軍高級將領在鄭仙祠召開緊急會議，決定發動軍事政變，驅逐孫中山下台。就在這危急關頭，「陳炯明在惠州派秘書陳猛蓀持親筆信勸止葉舉……信大意說孫中山出兵北伐如果能勝固好，如其失敗，我以陸軍部長身份暫將部隊調返東江訓練，做充分准備，到時仍可收拾殘局。陳猛蓀持信送到鄭仙祠。葉舉閱後，當著陳猛蓀的面將信擲落地上，說陳炯明不知軍事，還說:回東江哪裡找吃的？叫陳猛蓀回報陳炯明事情已不容不發……陳炯明怒不可遏地把茶盅也打碎了。」
1922年6月16日凌晨，葉舉開始行動。但他並不想置孫中山於死地，只想將孫趕出廣東，所以在開炮前讓人打電話給孫透露了消息，讓他趕快逃跑。他們提出的要求，也正是前面蔡元培等人所提出，請孫中山兌現他與徐世昌一齊下台的諾言。孫中山離府後，粵軍圍攻總統府，要求守軍投降不遂，而開土炮「三響嚇之」。孫中山登上軍艦，海軍宣布和叛軍開戰。根據當年香港中英文報紙和英、美兩國外交官的報道，1922年6月17日，孫中山以海軍大炮亂轟廣州的大標題，炸死無辜平民過百人。 陳炯明政治主張為「聯省自治」制省憲，效美國憲法之聯邦體制，但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的官方歷史觀點一直認為陳炯明的「聯省自治」承認北洋政府國體的統治現狀，實質仍會導致變相軍閥割據。亦有人認為他是中國聯邦憲政的實踐者。
劉鳳舞歷史小說《民國春秋》所描述的陳炯明殘殺幼童事件，只有小說做為來源。
1920年12月15日《香港華字報》轉載《上海新申報》對陳炯明的評論雲：「陳氏為人剛毅果敢沉默寡言，其私人道德，可為南北權要之模範。」章太炎譽陳「清操絕於時人，於廣中彌不可得」。孫逸仙曾坦言陳炯明「不好女色，不要舒服，吃苦儉朴，我也不如」。
無論是國民黨主導的國民政府，還是共產黨主導的中共政權，在教科書上描述陳炯明都以「逆黨」、「叛軍」、「叛徒」稱之。1990年代以後，部分學者開始對此進行考證，尤其是陳炯明之子陳定炎查閱了當時的大量報刊資料，方才讓世人重新認識陳炯明。但陳定炎的資料中也並非全無偏頗。 潘采夫在《陳炯明：悲傷的烏托邦 》一文做了詳細介紹。
全文如下：
歷史學家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歷史課本里的陳炯明，是以一個亂臣賊子的面目出現的，作為反對孫中山的可恥下場，來教育一代代天真的小孩。無論國民黨史還是共產黨史，都將陳炯明描繪成一個軍閥，一個孫中山和辛亥革命的背叛者，一個炮轟總統府的劊子手，他的所謂貢獻，總是被一筆草草帶過。
不過，折戟沉沙鐵未銷，時間總能磨洗出一些真相，將近一百年過去了，隨著史料的發現，以及意識形態的松動，陳炯明對辛亥革命的巨大功績，他的自治理想與實驗，他與孫中山的恩怨是非，開始被越來越多的人知道。人們才發現，這是又一位被湮沒的辛亥元勛。
1925年，孫中山逝世的時候，陳炯明曾手撰一副輓聯：「惟英雄能活人殺人，功罪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與故交曾一戰再戰，公仇私誼，全憑一寸赤心知。 」在知己相惜的情懷之下，似訴英雄心中不平事。可以看出，在這兩位大人物之間，發生了太多的故事。
魯迅去世的時候，徐懋庸曾寫過一副對聯挽魯迅，「敵乎友乎，余惟自問；知我罪我，公已無言」。敵，友，知，罪，倒是陳炯明與孫中山這兩位辛亥元勛一生關系的寫照。
1933年9月，陳炯明去世之時，香港《工商日報》評價道：「國民黨死了一個敵人，中國死了一個好人。」

Ⅷ 中華民國初期第二次"南北戰爭"，以下哪一位北洋將領從主和派倒戈轉向主戰派

曹錕（重說中國近代史章節測驗）

Ⅸ 關於北洋軍閥時期府院之爭的詳細過程

府院之爭指民國五至六年(1916年至1917年)總統府與國務院之間的權力斗爭， 是以黎元洪為首的總統府集團與以段祺瑞為首的國務院集團之間爭權奪利的斗爭，實質上反映了美、日兩國在爭奪中國權益上的矛盾和中國統治集團內部爭奪勢力的矛盾。
府院之爭指民國五至六年(1916年至1917年)黎元洪與段祺瑞之間的權力斗爭。 1916年6月袁世凱死後，原第一任副總統黎元洪依法繼任大總統，段祺瑞任國務總理，段以北洋正統派首領自居，依附日本軍閥，掌握軍政大權，與黎元洪分庭抗禮。 先是在國務院秘書長人選問題上，黎元洪和段祺瑞發生了爭執，最後由徐世昌出面了結。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要不要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對德國宣戰這個問題上，雙方斗爭更趨激烈。 為了達到主戰的目的，段祺瑞將其手下的十幾個督軍叫到北京，組成「督軍團」，對黎元洪施加壓力，但未獲成功；後來段祺瑞又叫人寫了對德宣戰書要總統蓋印，黎元洪為了平息風波，勉強在文件上蓋了章。即使這樣，段祺瑞仍不滿足，在國會開會討論時，又大肆干涉，終於觸動了眾怒。 恰在這時，段祺瑞私自向日本借款一事被揭露。1917年5月21日，黎元洪瞅准時機在這時下令撤銷了他的總理職務，段祺瑞憤然離京去津，並且根據臨時約法，總統無權撤銷總理職務，不承認黎的免職令。因一方為總統府，一方為國務院，所以它們間的爭斗被稱為「府院之爭」。 之後黎元洪請督軍團團長張勛於6月14日入京調解。張勛入京後，擁立宣統復辟。事件為段祺瑞所鎮壓，黎元洪於事後辭去總統職，總統改由馮國璋擔任。府院之爭告一段落。
各省督軍原本不少人反對宣戰，因為他們害怕讓他們派兵作戰，從而損害自己的實力。 段祺瑞明白他們的心思，於是就明確告訴他們，宣戰無須出兵，中國派遣勞工去歐洲即可。 各省督軍一聽，心上的石頭落了地，於是紛紛表示服從總理的意志。 4月25日，督軍會議在京召開。
各省督軍和代表一致贊成段內閣外交政策，並在寫有「贊成總理外交政策」的紙上簽了名，給黎元洪施壓。 5月1日，內閣舉行會議，督軍團居然要求參加。 有人說軍人干政，傅良佐卻辯解道：「軍人也是國民的一員，對國事發表意見，怎能說是干政？大總統這么害怕軍人的意見，難道是心中有鬼不成？」參加內閣會議的閣員可憐只有3人：海軍總長程璧光、司法總長張耀曾、農商總長谷鍾秀，軍人倒有一大班，於是，宣戰案順利通過。 段祺瑞便想趁熱打鐵，利用督軍團使國會和總統屈服。 黎元洪這里順利通過了，但國會卻出了問題，本來國會通過宣戰案問題並不大，湯化龍、梁啟超早就在議員中活動支持段祺瑞，但國會傅良佐卻幫了倒忙。 5月8日，段祺瑞到國會解釋對德政策並接受質詢，他矢口否認中國參戰背後有著中日幕後交易，聲稱宣戰是本著正義的需要。 當兩院即將討論宣戰案的時候，各地人民團體紛紛來電支持宣戰，北京城中也有一些「自發」的群眾的代表強烈要求對德宣戰，段祺瑞聞之十分滿意。 一些外地人民團體的電報實際上都是傅良佐派人從北京電報局發出的。 5月10日下午，成群的「自發公民」包圍了眾院大樓，他們或搖旗吶喊，或散發「請願書」，有的甚至闖進議長辦公室，要求湯化龍允許公民代表列席討論。 「公民團」的行徑引起了眾議員的義憤，大家集體罷會，以示抗議，並准備離開會場，於是一場騷亂發生了。 傅良佐急於求成，結果弄巧成拙，反而使段祺瑞的宣戰案中途告吹，內閣總長紛紛辭職，只剩下一個光桿總理了。 段祺瑞決定堅持下去，他一面醞釀新的閣員，一面授意滯京的部分督軍和代表們，繼續對國會施壓，企圖重開議會通過宣戰案。 然而，一個毀滅性的新聞給段祺瑞致命的打擊，英文《京報》披露中日秘密簽訂了一億元的軍事借款。 段祺瑞在國會所作關於中日之間絕無秘密外交的證詞完全是一個謊言！令人意外的是，一向軟弱可欺的黎元洪突然挺直了腰桿，下令免去了段祺瑞國務總理和陸軍總長的職務。 5月23日，張國淦聽說黎元洪要免段，剛想開口勸說，站在旁邊的金水炎沖了過去，拔出手槍對准張國淦：「不許開口！開口我就打死你！」段祺瑞氣得鼻子又歪了。
國民黨和南方的地方勢力是黎元洪的依託，研究系、進步黨和北洋督軍是段祺瑞的基礎。雙方在國會制憲等問題上分歧嚴重。黎元洪一派主張擴大國會許可權，以抵制段祺瑞的專斷獨行，研究系則反對省制入憲，主張縮小國會權利，改兩院為一院，以迎合皖系軍閥專制的私利。由於國民黨議員在國會人多勢眾，研究系的議案屢遭否決。在國會表決中（國會議場在今西城境內），皖系軍閥首領便策動北洋各省督軍，粗暴干涉國會，恣意打擊國民黨人。 1917年美國參加對德作戰，要求中國與之採取一致行動對德宣戰，並答應借給軍費，黎元洪表示同意。而日本支持段祺瑞參戰，答應借巨款給段祺瑞，以擴充其勢力。因日本支持段祺瑞，中國若參戰必有利於日本，美國遂指使黎元洪夥同國會反對參戰。段祺瑞召集親信召開督軍會議，決定參戰，並要挾黎元洪和國會同意參戰案，但未能得逞，於是要求黎元洪下令解散國會。黎元洪利用人們反段要求，在國會的支持和美國公使"允為後盾"的情況下，下令免去段祺瑞國務總理職務。段祺瑞被罷職後，離京赴津，以天津為基地，組織脫離北京政府的各省督軍在天津成立"軍務總參謀處"，揚言另組臨時政府，段黎矛盾白熱化。黎元洪在段祺瑞的壓力下內外交困，只好同意張勛入京「調停國事」，後演為張勛率辮子軍入京復辟。
馮國璋任總統後，與國務總理段祺瑞，在西南軍閥及廣東護法軍政府的政策上，產生了矛盾。段祺瑞主張「武力統一」，藉此擴充皖系勢力；馮國璋主張「和平統一」，藉此討好西南軍閥，保護直系的利益。 1917年8月，段派傅良佐為湖南督軍，調北洋第八、第二十兩師入湖南，拉開了南北戰爭（護法戰爭）的序幕。11月，正當湖南戰事擴大時，直系北洋軍第八師師長王汝賢、第二十師師長范國璋突然發出通電，主張停戰議和。緊接著直系長江三督和直隸督軍曹錕聯名發表通電，響應停戰。段提出辭職。馮於11月25日下令准免，先以外交總長汪大燮代理國務過理，後又請出王士珍署理國務總理兼陸軍總長。
12月2日，段策動北方十督：曹錕、張懷芝、張作霖、倪嗣沖、閻錫山、陳樹藩、趙倜、楊善德、盧永祥、張敬堯等在天津舉行督軍團會議。12月6日，聯名電請馮國璋明令討伐西南。馮只得表示讓步。又任命段為參戰督辦，段芝貴為陸軍總長，以消解皖系的不滿。此時，西南軍閥陸榮廷提出恢復國會，停止湘粵進兵和擁護馮國璋繼任總統，作為取消兩廣獨立的條件。馮發出停戰布告，責成南北兩軍停止敵對行動。 12月31日，北方十督曹錕等發表通電，堅決反對恢復舊國會，主張以皖系控制的臨時參議會代行國會職權，選舉正式大總統，企圖「合法倒馮」。馮聲稱要親自出征討伐西南，率拱衛軍一旅，乘專車沿津浦路南下，想回到直系大本營南京。不料車到蚌埠，被皖系安徽督軍倪嗣沖攔截，迫使馮回京。同時，奉軍入關「兵諫」。皖奉聯合，馮不得已，請出段再次出任國務總理。 1918年9月4日，安福國會選舉徐世昌為新任大總統。馮國璋、段祺瑞同時下野。
「三造共和」後，段祺瑞並沒有迎回落難總統黎元洪，而是力捧副總統馮國璋繼任總統。而在此之前，黎元洪放下了面子，以國家大局為重，重新任命段祺瑞為國務總理，並令他掛帥討賊。只此一點，便可看出府院之爭的主要症結。 當時，一直在努力調解府院之爭的張國淦力勸段祺瑞迎黎元洪復位，他說：「相對而言，和黎元洪共事其實比較容易，因為他手中無兵，而且剛經受過挫折，會吸取教訓；而馮國璋既有兵權，又是新官上任，遇事必然逞強好勝，因此更難對付。」張國淦的分析入情入理，完全是出於對段祺瑞的一片愛護之忱。如果段祺瑞能夠接受，學古人將相和，也許可以開創一個雙贏的新局面，可惜他對黎元洪罷免自己耿耿於懷，終於因私而廢公，挾憤而忘義，拒絕了這個建議。 所謂「府院之爭「，「府」即總統府，「院」指國務院，「府院之爭」即總統和總理之爭。北洋時期的府院之爭有兩次，一次是黎元洪總統和段祺瑞總理之爭，另一次是馮國璋總統與段祺瑞總理之爭，兩次的當事人都有段祺瑞。可見段的性格缺陷是府院之爭的一大動因。 但是，府院之爭的淵藪卻決不止如此之淺，而是有其歷史背景的。中國實行了幾千年的帝制，民主共和是新鮮的舶來品，因此民國肇立之初，需要借鑒西方的政治和行政制度。而西方的共和體制大體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美國式的總統制，另一種是法國式的內閣制。於是，有關總統制還是內閣制的爭論，在政客們爭權奪利的心理作用下，一時甚囂塵上。即便以袁世凱的神武雄健，欲加強總統的權力，也一度面臨著宋教仁政黨內閣計劃的挑戰。孫中山讓位給袁世凱時，革命黨人同時修改了《臨時約法》，將政治體制從總統制更改為內閣制，用以約束袁世凱。宋教仁更在此基礎上，重組國民黨，要成立政黨內閣，從而在實際行動上邁進了一大步。袁世凱及其北洋派不願放棄權力，乃卑鄙地暗殺了宋教仁，激起了國民黨「二次革命」，然後再藉此驅逐了國會中佔大多數的國民黨員。總統制與內閣制的理論之爭，最終引發了流血和戰爭，使民國成為一個亂世。
在社會運動中，理應有一個「理論先行」的過程，此即孫中山所謂的「知難行易」。中國的民主革命自維新運動失敗後開始成為社會運動的主流，不出十餘年就推翻了帝制，建立了民國。在這十餘年中，革命者更多的是按照西方民主共和的藍圖來憧憬新政權的，至於將民主共和的理論與中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的工作，實在還做的很少。於是，進入民國後，就出現了一個「理論後行」的局面，這實際上是一個「補課」的過程。不惟總統制和內閣制發生了激烈論爭，到後來竟連「共和制」和「帝制」、「世襲制」和「非承繼制」等原本不成問題的問題，也被重新翻上檯面。參加這些辯論的往往不是政客本身，而是聲名卓著的學者，中國的比如楊度、梁啟超，洋人比如古德諾、有賀長雄，不一而足。 不論總統制或內閣制，總之當時並未建立一個深入人心的政治體制模式，因此，民國的建立僅僅是根植了一個「共和」的理念，卻有其名而無其實，可以對抗帝制復辟，卻不足以對抗內部矛盾。如此一來，那些「共和」業務素養十分有限的政客和軍閥們，主觀上本就惟力是視，客觀上也的確不知所措。府院之爭就是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
1916年6月袁世凱臨死前，對徐世昌、段祺瑞執手嗚咽道：「按照《約法》，由宋卿（黎元洪）繼任總統，你們要好好輔佐他。」可能是有感於此，當在川作戰的張敬堯等將領致電表示願推舉段祺瑞為總統時，被他斷然拒絕。此事被外人知曉後，舉國一片贊嘆之聲。當時，袁世凱戕害約法，解散國會，民國已遭到嚴重破壞，如今有一個寬仁謹厚的黎元洪擔任國家元首，有一個正直不阿的段祺瑞主持內閣，又有國民黨和進步黨共處國會，憲政實現已依依在望，全國上下對此表示了一致的樂觀。 但是，段素來剛愎自用，又自恃為北洋勛宿，從內心深處對黎元洪抱輕視態度，和黎絕少交往；黎元洪則外柔而內剛，雖不足威懾別人，卻自有不屈的意志。因此府院之間不可能有親密的關系。再者，段祺瑞並不是一個非常勤奮的總理，大小事務多委之於秘書長徐樹錚，而徐偏生是個恃才傲物的人物，他奔走於府院之間，處處越俎代庖，以前就為袁世凱所厭惡，現在更為黎元洪所不喜。有一次，徐樹錚拿著一份委任狀請黎元洪蓋總統印，黎問起其人的履歷，徐竟然回答道：「現在實行內閣制，總統您何必多問！我很忙，您還是快點蓋印吧！」黎十分憤怒，對左右說：「我本來不要做什麼總統，你看他們眼中哪裡有我！」而段祺瑞對徐卻每每縱容，有一次徐以辭職要挾黎元洪，段祺瑞竟為他說情，說他「為人耿介，不屑妄語」雲雲，甚至於說「凡徐所為，本人願負其責。」黎元洪等聽了，都覺寒心。因此，最初的府院之爭，與徐樹錚有很大關系。
徐樹錚的囂張跋扈，使府秘書長張國淦憤而辭職。黎元洪為對抗徐樹錚，乃聘請一樣霸氣縱橫的丁佛言為府秘書長。丁佛言與黃遠生、劉少少並稱「報界三傑」，筆鋒銳利，又素喜打抱不平，如今乃利用報紙為黎元洪張目。徐樹錚則以牙還牙，創辦《公言報》與之抗衡。於是府院之爭，竟然成為報端的花邊新聞，搞得天下皆知。而黎段二人也日漸身陷其中不能自拔，後來竟至事事必反，為爭而爭。以對德宣戰一事為例，最初是黎元洪主張與德國絕交，段祺瑞則深信德國必勝的，到後來在張國淦的游說下，段祺瑞又變成了一個極端的反德派，極力主張對德宣戰，黎元洪為了與段祺瑞相反，硬生生地轉變為親德派，竭力反對宣戰。到了1917年5月，在府院之爭的影響下，國會仍然在是否參戰的問題上猶疑不定，段祺瑞乃組織軍隊和「各界人士」包圍國會，並脅迫、毆打議員，企圖強行通過對德宣戰案。國會忍無可忍，乃呈請黎元洪免去段祺瑞的總理職務。5月23日，黎元洪簽署了罷免令。段祺瑞下野後避居天津，堅持認為在責任內閣制中，總統的命令非經總理副署不能發生效力，即便任免總理也是如此，因此並不承認自己已經下野。他在天津厲兵秣馬，等待時機，徐樹錚則為他策劃了徐州會議，直接推動了張勛復辟，再由段祺瑞「黃雀在後」。於是，才一個多月功夫，段祺瑞便暗渡陳倉，「三造共和」，贏得了第一次府院之爭的勝利。 第二次府院之爭是指馮國璋和段祺瑞之爭。張勛復辟中，黎元洪流亡使館區，馮國璋副總統在南京代行總統職權，與段祺瑞遙相呼應，通電討逆，保障了共和政體的持續。隨後，段祺瑞拒絕迎回黎元洪，乃致電馮國璋北上就任總統。他的電文是簡單乾脆的四個字：「四哥快來！」馮國璋一看之下，不禁心中一熱，即令備車出發。不過，在北上之前，他以總統名義令最親信的將領李純接替自己的江蘇督軍，以坐鎮自己的大後方。
馮國璋在就任總統之初，和段祺瑞的心思是一樣的。他們都出身北洋，在小站時就朝夕相處，在洪憲帝制和張勛復辟中都站在一條戰線上，可說親如手足，因此他們相信決不會再有新的府院之爭了。為此，馮國璋還曾將段祺瑞、王士珍請到府中大話家常，執手溫言：「我們三人不要分什麼總統、總理、總長，我們是一體的，一定能把事情做好！」
但是談何容易！軍事方面。段祺瑞要以武力統一全國，因此要整合北洋的軍事，早在馮國璋北上時，他就准備以親信入替其江蘇督軍之職，不料被馮先下手為強。後來段在幕後策劃的天津會議，則幾乎囊括了除馮系「長江三督」之外的所有北洋地方實力派，從而最終倒馮成功。政治方面。段祺瑞將第一次府院之爭時的「朋黨」繼續擴大，組織了一個安福俱樂部，進而形成安福系，並最終組成了安福國會。所謂「安福」，指的是北京西城安福胡同內的一個四合院，段系人物常在此聚會，評論時政，商量大事，代表人物如王揖唐、曾毓雋、王印川、梁鴻志、光雲錦等，顯然的「朋黨」無疑！段祺瑞方一復任總理，即宣布解散舊國會，代之以安福系為主的新國會，從此國會成為國務院的御用會議。段在新府院之爭中佔得先機。 而第二次府院之爭的要害，其實在於施政理念。段祺瑞秉持的是袁世凱的政治立場，以西南為叛逆，要以武力統一全國，由此可見他對袁世凱的反對是有限的；而馮國璋的立場與黎元洪類似，與西南暗通消息，要以和平方式統一南北，由此可見他對袁世凱的反對是較為堅決的。由於西南方面一直對黎元洪持支持和同情態度，對段祺瑞解散國會、廢除約法的行為從失望而至於憤恨，段祺瑞的武力統一政策也就貫徹得尤為堅決。而西南方面的實力派如陸榮廷等頻頻示好於馮國璋，馮因此認為西南可以和平爭取，而惟有南北統一，他的總統才更有含金量，而戰爭則會破壞這一切。
辛亥革命是一連串的骨牌效應：先是四川爆發保路運動，清廷征調湖北軍隊前往鎮壓；隨後湖北革命黨人抓住了這個空隙，首義於武昌，各省響應；接著，清廷派精銳的北洋軍南下征剿，北洋軍竟「不知有朝廷，惟知有項城」，軍前似有倒戈的危險；於是，袁項城復出，總攬大權並養寇自重，意在逼帝去位。可見，革命軍對清帝退位的作用是間接的，而袁世凱才是直接的。 武昌起義後不久，南北之間形成一個僵局：南方革命軍攻佔南京，則北洋軍收復漢口，在軍事上務必維持均勢；革命軍進攻力愈強，則朝廷壓力愈大，而袁世凱愈喜，在政治上呈現一邊倒的趨勢。袁世凱之所以要鏟除欲在北方起事的吳祿貞，正是生怕其破壞這一均勢。袁世凱用的是借力打力、借刀殺人之計，他的天下打得太過輕鬆了！也許正因如此，後來也就不甚珍惜。
當時奉命征剿武昌革命軍的北洋軍，乘火車抵達孝感前線後開始盤桓不進，總指揮官蔭昌莫如之何。朝廷聞訊大驚，攝政王明白，湖北到北京不過兩三日的車程，如果北洋軍反撲京城，則是亡國之禍。於是，10月27日，攝政王遜退，袁世凱復出，總攬軍政大權，且直接赴湖北督戰，不曾入京叩謝。果然，北洋軍突然聲威大振，一日之內收復漢口。前軍主帥馮國璋戰到酣處，把政治因素渾然忘卻，一意要直搗武昌，創立曾國藩那樣的赫赫功勛。袁世凱十分不滿，乃臨陣換將，以段祺瑞替換馮國璋為第一軍總統，並署理湖廣總督，主持前線軍事。 其實袁世凱剛復出時，對馮國璋並無偏見，因此，他最初只是把段祺瑞從江北提督調任第二軍總統，折往山西鎮壓黨人起義。但一個月後，袁世凱便無法容忍馮國璋的遲鈍，乃以段祺瑞代之，駐湖北前線與革命軍對壘。馮國璋曾縱容第一軍在漢口縱火燒屋，破壞嚴重，民憤極大。袁世凱以段代馮，不僅支開了馮，也保護了馮，且可給馮總結自省的時間，為日後收服禁衛軍埋下了伏筆；而將段從革命軍的另一個主攻方向江蘇調開，坐鎮革命軍已被嚴重削弱的湖北，這樣就既保護了段，又給段以機會。一進一退之間，形勢即大有改觀，袁世凱用人的高明之處即在於此。
不久前，袁世凱避禍林田的時候，馮國璋和段祺瑞都與他聯系密切，一樣的幕後密語，段祺瑞卻顯然更得要領。果然，他一到漢口，即下令停戰，大談和平。之後，又秘密派親信廖宇春到上海與革命黨代表顧忠琛、俞仲達談判並達成協議，約定若確定共和政體，則先推翻清室者為大總統。這正是袁世凱朝思暮想而口不能言者，幸有「政治覺悟」如此之高的段祺瑞，日後才得以心想事成呵！
致內閣原文
次年元月26日，段祺瑞領銜薑桂題、張勛、何宗蓮、段芝貴、倪嗣沖、王占元、曹錕、陳光遠、吳鼎元、李純、潘矩楹、孟恩遠、馬金敘、謝寶勝、靳雲鵬、吳光新、曾毓雋、陶雲鶴、徐樹錚、蔣廷梓、朱泮藻、王金鏡、鮑貴卿、盧永祥、陳文運、李厚基、何豐林、張樹元、馬繼增、周符麟、蕭廣傳、聶汝清、張錫元、張士鈺、袁乃寬、王汝賢、洪自成、高文貴、劉金標、趙倜、仇俊愷、周德啟、劉洪順、柴得貴、施從濱、蕭安國等47名高級將領，發出致內閣代奏電，原文如下： 「內閣軍咨陸軍並各王大臣鈞鑒：為痛陳利害，懇請立定共和政體，以鞏皇位而奠大局，謹請代奏事。竊維停戰以來，議和兩月，傳聞官廷俯鑒輿情，已定議立改共和政體，其皇室尊榮及滿、蒙、回、藏生計許可權各條件，曰大清皇帝永傳不廢；曰優定大清皇帝歲俸，不得少於四百萬兩；曰籌定八旗生計，蠲除滿、蒙、回、藏一切限制；曰滿、蒙、回、藏，與漢人一律平等；曰王公世爵，概仍其舊；曰保護一切私產，民軍代表伍廷芳承認，列於正式公文，交萬國平和會立案雲雲。電馳報紙，海宇聞風，率土臣民，罔不額手稱慶，以為事機至順，皇位從此永保，結果之良，軼越古今，真國家無疆之休也。想望懿旨，不遑朝夜，乃聞為輔國公載澤、恭親王溥偉等一二親貴所尼，事遂中沮，政體仍待國會公決，祺瑞自應力修戰備，靜候新政之成。惟念事變以來，累次懿旨，莫不軫念民依，惟國利民福是求，惟塗炭生靈是懼；既頒十九信條，誓之太廟，又允召集國會，政體付之公決；又見民為國本，宮廷洞鑒，具征民視民聽之所在，決不難降心相從。茲既一再停戰，民軍仍堅持不下，恐決難待國會之集，姑無論牽延數月，有兵潰民亂、盜賊蜂起之憂，寰宇糜爛，必無完土。瓜分慘禍，迫在目前。即此停戰兩月間，民軍籌餉增兵，布滿各境，我軍皆無後援，力太單弱，加以兼顧數路，勢益孤危。彼則到處勾結土匪，勒捐助餉，四齣煽擾，散布誘惑。且於山東之煙台，安徽之潁、壽境界，江北之徐州以南，河南之光山、商城、固始，湖北之宜城、襄、樊、棗陽等處，均已分兵前逼。而我皆困守一隅，寸籌莫展，彼進一步，則我之東皖、豫即不自保。雖祺瑞等公貞自勵，死生敢保無他，而餉源告匱，兵氣動搖，大勢所趨，將心不固，一旦決裂，何所恃以為戰？深恐喪師之後，宗社隨傾，彼時皇室尊榮，宗藩生計，必均難求滿志。即擬南北分立，勉強支持，而以人心論，則西北騷動，形既內潰；以地理論，則江海盡失，勢成坐亡。祺瑞等治軍無狀，一死何惜，特捐軀自效，徒殉愚忠，而君國永淪，追悔何及？甚非所以報知遇之恩也。況召集國會之後，所公決者尚不知為何項政體？而默察人心趨向，恐仍不免出於共和之一途，彼時萬難反汗，是徒以數月水火之患，貽害民生，何如預行裁定，示天下以至公？使食毛踐土之倫，歌舞聖明，零涕感激，咸謂唐虞至治，今古同揆，不亦偉哉！祺瑞受國厚恩，何敢不以大局為念？故敢比較利害，冒死陳言，懇請渙汗大號，明降諭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體，以現在內閣及國務大臣等，暫時代表政府，擔任條約國債及交涉未完各事項，再行召集國會，組織共和政府，俾中外人民，咸與維新，以期妥奠群生，速復地方秩序，然後振刷民氣，力圖自強，中國前途，實維幸甚，不勝激切待命之至，謹請代奏！」
太後讀後的反應
這篇電文將隆裕太後嚇得面如土色，從此食不甘味。她念念不忘的不過是「大清皇帝永傳不廢」、「皇帝歲俸不得少於四百萬兩」、「王公世爵概仍其舊」等條款，早把什麼老祖宗「退保關內」的走為上之計忘在九霄雲外了。但是，許多朝廷親貴並不相信這么多人會一同造反，堅持認為電文是偽造的。局勢雖然越來越明朗，太後卻仍然不知所措，無奈何處，乾脆裝聾作啞，捱得一天是一天。
再次發出代奏電
不料段祺瑞已等不下去，2月5日，又領銜第一軍八名協統再次發出代奏電，原文如下： 「共和國體，原以致君於堯、舜，拯民於水火，乃因二三王公，迭次阻撓，以至恩旨不頒，萬民受困。現在全局危迫，四面楚歌，潁州則淪陷於革軍，徐州則小勝而大敗，革艦由奉天中立地登岸，日人則許之，登州、黃縣獨立之影響，蔓延於全魯，而且京、津兩地，暗殺之黨林立，稍疏防範，禍變即生。是陷九廟兩宮於危險之地，此皆二三王公之咎也。三年以來，皇族之敗壞大局，罪難發數，事至今日，乃並皇太後皇上欲求一安富尊榮之典，四萬萬人慾求一生活之路，而不見允，祖宗有知，能不恫乎？蓋國體一日不決，則百姓之困兵燹凍餓，死於非命者，日何啻數萬。瑞等不忍宇內有此敗類也，豈敢坐視乘輿之危而不救乎？謹率全軍將士入京，與王公痛陳利害，祖宗神明，實式憑之。揮淚登車，昧死上達。請代奏。」
太後下詔退位
他威脅「率全軍將士入京」，便是毫不客氣的逼宮了；所謂「敗壞大局，罪難發數」，對皇族也不再有絲毫客氣。他明指「二三王公」，實批「太後皇上」，如此電文，猶勝十萬貔貅，應該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電文之一了。果然，2月12日，隆裕太後再也捱不下去，乃以宣統皇帝名義下詔退位，去安享其400萬兩「歲俸」去了。
一造共和
《三國演義》中，曹爽胸無大志，想做「富家翁」，結果造成曹氏被司馬氏夷滅的慘劇。如今，隆裕太後婦人之見，甘願領「遣散費」，結果造成清朝政權迅速瓦解的笑劇。兩者的性質是一樣的，然而清室卻能保住身家性命，算是不幸中的萬幸，也正是革命不徹底的表現。實際上，滿清入關之初，就對統治中國很不自信，因此一直留有「退保關外」的後路。清帝退位時的東三省總督趙爾巽，即後來《清史稿》的主編，是個死忠的保皇派，他帳下的張作霖等將領，也是不折不扣的保守派。因此，如果隆裕有慈禧一半的手段，他庶幾可以退出關外，依仗日本和東北地方的力量，維持一個小王國的。當然，這顯然是逆歷史潮流的。清帝沒有退出關外，而是和平交出政權，避免了別生枝節，對中國而言是一件幸事。而段祺瑞在此重要時刻中，立場堅定，終至一錘定音，不僅為袁世凱立下頭功，對民國的建立也可謂功勛卓著，這便是他的「一造共和」。
袁世凱任臨時大總統
15日，袁世凱任臨時大總統，以段祺瑞為陸軍總長，從此他在這一職務上連任七屆。陸軍總長的實權，僅在總統、總理之下，因此，段祺瑞一入民國，便成為二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實權派了。事實上，他還在民國二年（1913年），暫代過兩個月的國務總理，而更早些的總統選舉，他與孫中山得票數相同，僅排在袁世凱、黎元洪、伍廷芳之下。

Ⅹ 朱鏡宙的投身革命

一九一七年，黎元洪免國務總理段祺瑞職，解散國會，張勛復辟。八月，孫中山先生南下護法，在廣州就任軍政府大元帥，朱鏡宙間關南下，任軍政府參議，曾謁孫先生於河南士敏土廠，並獲識大元帥府秘書長章太炎。朱鏡宙在廣州停留不久，旋應新加坡《國民日報》之聘，赴星洲任該報總編輯。朱鏡宙在星半年余，呼籲華僑團結互助，籌建中華會館，遭英政府之忌，逼其離開報館。朱鏡宙乃辭職游馬來全島，考察實業、礦產及華僑教育。一九一九年秋，返回溫州，以考察所得，撰《南洋群島──英屬之部》一書，由浙督盧永祥為之印行，上海泰東書局發售。北京政府大總統徐世昌見此書，約朱鏡宙入京一晤，垂問南洋華僑情形甚詳，詢及今後工作計畫，朱鏡宙答擬赴菲律賓、安南、爪哇考察，以加強國人對南洋的認識。徐大總統勉其為國努力，並囑其秘書長吳笈孫，致贈朱鏡宙旅費三千元以壯行色。
一九一九年，少年中國學會在北京成立，朱鏡宙與發起人王光祈友善，亦加入為會員。朱鏡宙離京前，鄉人黃溯初推介其於中國銀行張公權氏。張氏聘朱鏡宙為中國銀行經濟研究室南洋經濟特派員，朱鏡宙乃再度赴新加坡，停留兩月余，奉張公權電召回國，出任中國銀行福建分行副行長，赴廈門就職。
朱鏡宙對章太炎先生一向十分敬佩，也很有因緣。早在杭州讀書時，受《蘇報》上章太炎和蔡元培、吳敬恆等人的文章影響。在廣州任軍政府參議期間，更是經常接觸時任大元帥府秘書長章太炎，深得其賞識。1918年10月，徐世昌就任中華民國大總統，宣言和平統一，南北和議，當時南方議員有主張擁兵自衛者。朱鏡宙認為與國家長治久安無補，撰寫了《民國政治改造論》一書，主張實行總統制、南北同等裁兵、廢除督軍制、普及教育、開發交通、確立司法三級三審制、改善文書制度等12個章節。這大概是章太炎對朱鏡宙良好印象的又一次重要起因吧！ 在朱鏡宙的一生中，章太炎對他影響極大。1923年的秋天，朱鏡宙因公務到上海，順便拜訪了章太炎，章先生一直很喜歡朱鏡宙，邀請朱鏡宙陪自己去杭州。途中，章夫人湯國梨告訴朱鏡宙，說章先生意以第三個女兒章展嫁他為妻，朱鏡宙滿懷喜悅一口答應，婚事就這樣定下來。1924年3月，他們在上海一品香飯店完婚，一個34歲，一個25歲，婚後偕赴廈門定居。朱鏡宙除任職中國銀行外，並兼任廈門大學教授。後章展曾在甌海中學（今溫州四中）任教英語。
魯迅是章太炎的得意門生，因此朱鏡宙與魯迅也有較好交往。1926年9月，魯迅到廈門大學任教，剛到廈門僅半個多月後的中秋佳節，朱鏡宙約他與友人在東園餐敘舊。《魯迅全集》中有條記載。
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蔣中正就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誓師北伐。浙軍第一師之旅長余憲文、石鐸，均為朱鏡宙溫屬同鄉，交誼素篤。朱鏡宙默察時勢，念「報效國家此其時矣！」乃游說二人響應革命軍。余憲文允諾，石鐸則猶豫無結果。朱鏡宙赴上海謁蔣總司令，蔣允予余以師長名義，余乃率部投入革命軍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