緬甸衛生事業取得了哪些成就
Ⅰ 我國衛生事業發展取得的成就有哪些
1、消除了霍亂、鼠疫、天花、麻風等傳染病；
2、新農合醫療覆蓋農村，大大降低了農民的住院費用的花費。
3、擴大免疫規劃，提高了我國兒童的抵抗力，降低了兒童得傳染病的發生率
4、婚前體檢大大降低了殘障兒童的出生率。
Ⅱ 《2020年我國衛生健康事業發展統計公報》發布，有哪些數據值得關注
其實在這裡面有很多的數據都是值得關注的，比如說在這一個統計數據裡面，我們可以發現在2020年我國很多的傳染病發病數量都有明顯的下降，在公共衛生方面支出佔比相對來說是很高的。由此便可說明2020年我國在衛生健康事業的投入是更多的，並且也是得到了明顯的成就的。
那麼這一點其實也和現在大家的這種衛生健康意識有關，大家會發現在歷經了新冠肺炎之後，大家對於這種傳染性的疾病的警惕度也是在逐漸的增強的。在原來的時候可能很多人並不把它當回事情，但是在經歷了這一次事件之後，大家都開始意識到這個問題實際上是比較嚴重的。如果說不對他去重視起來的話，那麼很有可能會危及到自己的生命，所以說像這種病毒類的傳染疾病，隨著大家意識的提升，相對來說感染的人群數量也是在不斷的減少。
Ⅲ 緬甸南鄧是不是很亂
全區各族幹部群眾的共同努力奮斗下，南鄧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在經濟發展、文化教育、醫療衛生、民族團結等各方面取得的顯著成就，為佤邦和平發展作出的貢獻的奮斗歷程，並分享了成功經驗，展望了發展前景。
Ⅳ 建國以來衛生事業的成就有哪些
最大的成就莫過於各個村裡都有赤腳醫生，農民小病基本不花錢，不出家門。這曾經被聯合國作為推廣模式。工人幹部看病不花錢，家屬都報銷一半。這在我們這個百廢待興，一片瘡痍的國家來說，是非常了不起的。
Ⅳ 1956年至1976年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取得的成就和探索成果
1、培育了良好社會風氣，社會進步舉世矚目。
人民共和國政府以最快的速度滌盪了舊社會遺留下的污泥濁水，培育形成了良好社會風氣。在懲治貪腐、反對封建迷信、掃除文盲、發揚社會主義新道德、計劃生育等方面，都取得顯著成績。
一個國家的人均預期壽命，是反映這個國家綜合實力和社會進步狀況的一個重要指標。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人均預期壽命從35歲提高到65歲。而印度1952年人均預期壽命41歲，直到2011年人均預期壽命才達到65歲，比中國晚了整整35年。
2、在外交上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
新中國一貫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針，區別不同國家對我國的不同態度，同世界各國建立新型外交關系，極大提高了新中國的國際地位。1964年中法建交，打破了西方國家封鎖中國的鏈條。
1971年恢復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1972年促使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打開了中美關系正常化的大門。到1976年，在當時世界上獨立的130多個國家中，同我國建交的達到110個。在國際上樹立了我國獨立自主的尊嚴形象，贏得了朋友，贏得了聲譽。
3、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
到1966年，建成並投產的限額以上大中型項目1198項，初步形成門類比較齊全的工業體系。興建了一批新興的工業部門，我國的電子工業、石油化學工業、原子能工業等，大多是在這個時期打下基礎的，填補了我國工業的許多空白。
工業布局有了明顯改善，內地和邊疆地區都建起了不同規模的現代工業和現代交通運輸業，基本上改變了舊中國工業畸形發展的局面。
4、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初見規模，效果明顯。
農業技術改造的積極開展，為農業生產持續增長打下了基礎。在糧食、棉花增長幅度較大的同時，經濟作物也獲得一定的增長。這期間依靠農村集體力量修建了84000多座大中小型水庫，至今仍在農業生產中發揮灌溉、發電、攔洪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5、重建了新型的社會主義法律秩序。
任何一場劇烈的社會革命運動，要實現其預定目標，不僅要從根本上改變舊的政治與法律制度的本質與結構，而且要建立一種新的政治與法律制度賴以存在和發展的穩定的社會與法律秩序。
在新中國成立之初的幾年裡，國家生活的重心就是要在逐步實現國家制度根本性變革的基礎上重建社會與法律秩序。
這一時期先後開展的土地改革運動、鎮壓反革命運動、貫徹婚姻法運動、「三反」「五反」運動、司法改革運動以及「一化三改」等以群眾運動方式推進的一系列重大社會變革運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6、展開較大規模的法律創制活動。
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共產黨人重視加強人民民主法制建設，注重運用法律與政策相結合的方式治理國家與社會，藉以適應新的社會經濟政治情況不斷發展的客觀要求。1949年到1956年間，新中國的法律創制工作大致經歷了兩個前後相繼的發展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以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為基礎的法律創制，其特點是運用立法手段，鞏固革命勝利成果，建立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社會與法律秩序，保障各項社會民主改革運動的順利進行。
第二個階段則是以「五四憲法」為基礎，加快國家立法進程，推動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變，全面構建社會主義制度的法律基礎，促進國家的工業化進程。立法亦開始啟動。
Ⅵ 佤邦的外交
佤邦政策路線
佤邦脫離緬共錯誤領導後，舉什麼旗？走什麼路擺在佤邦全黨全軍全體人民的面前。當時，世界形勢已發生變化，根據佤邦幾十年戰爭造成的災難的狀況及世界上由對抗轉為對話，戰爭趨於和平的形勢，佤邦聯合黨中央及時地制定了「一手高舉和平民主的旗幟，一手高舉武裝自衛的旗幟」、「爭取民族區域自治」、「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軍事實力為後盾」的策略路線。
在經濟建設和商貿活動中，佤邦制定了「引進資金、引進技術、引進人才」的對外開放政策。
根據佤邦多民族聚居的實際，制定了「各民族不分大小，都是佤邦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員，各民族一律平等，團結和睦，互相學習，共同進步，既要反對大民族主義，也要反對狹隘的地方民族主義」的民族政策。制定了「在不分裂國家，不分裂佤邦，不分裂民族，不幹與政權的前提下信仰自由」的宗教政策。制定了「團結和睦，和平共處，共同發展，互不幹涉內部事務」的對外關系政策。
與緬甸政府的關系
佤邦脫離緬共後，1989年5月18日與政府軍隊代表談判，達成了停戰協議。由於幾十年的戰爭對抗造成的隔閡及成見，初期雙方互相都存有戒心。從1990年起，佤邦領導人趙尼來、鮑有祥、李自如、肖明亮等多次到仰光參觀，與中央政府官員會晤，中央政府官員也多次到佤邦視察，促進了雙方相互的了解和信任。佤邦開始走上了和平發展的道路。佤邦在和平發展建設中得到中央政府在文化、教育、醫療衛生、交通建設等方面的支持和幫助。中央政府還給佤邦在商貿發展、珠寶玉石開采給了許多優惠條件。同時中央還鼓勵佤邦到緬甸的大中城市發展經濟投資建設。佤邦在原首都仰光購置了商用大樓，辦了軋鋼廠等企業。在其他大中城市也進行了部分投資，開展商貿活動。通過十年的努力，佤邦在地方建設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央政府不斷的給予支持和肯定，認為這是緬甸聯邦精神的體現，是緬甸各民族團結實現和平發展取得的成就。
與中國關系
緬中兩國人民一直保持著傳統的友誼。尤其是佤邦與中國臨滄地區的耿馬縣、滄源縣，普洱市的西盟、瀾滄、孟連縣等跨境民族地區的地方政府和人民更是保持著「胞波情誼」。佤邦脫離緬共時，外界對佤邦的義舉不了解，在佤邦處境十分困難的時候，中國雲南邊境地區的政府和人民給了佤邦很大的同情和支持，幫助佤邦度過了難關。佤邦與中國雲南邊境地區政府和人民來往密切，外事活動頻繁，文化科學技術方面的交流與合作不斷深化，相互配合。在發展替代經濟和共同打擊毒品犯罪的斗爭合作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佤邦同時和雲南昆明及中國沿海的省區及中國首都北京的一些企業和非政府組織的關系也得到了發展。
佤邦政府鮑有祥主席多次強調：「搞好和中國的關系是佤邦人民生存和發展的重要保證」。佤邦政府決心為創造一個和平穩定、繁榮友好的中緬邊界環境不斷作出努力。
Ⅶ 新中國取得的成就有哪些
新中國取得的成就有：
一、經濟建設現代化
在推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現代化方面，我國進行了多種探索。在較長的時間里，我們曾採取計劃經濟體制，這在當時的中國也是新事物。歷史地看，該體制在兩方面取得了比較突出的成績：
1、是集中力量建設了一批重大工程、項目。
2、是在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情況下實現了基本社會福利人人享有。
3、我國經濟走向現代化最為突出的創新，是大膽實現了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現在，我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和完善功不可沒。
二、社會建設現代化
在推進社會主義社會建設現代化方面，我國的探索和創新十分突出，尤其是探索構建了覆蓋巨大人口的現代醫療體系、教育體系、社會保障體系。
1、醫療衛生和醫療保障體系的現代化，極大提升了國人的健康水平。我國人均預期壽命由新中國成立前的35歲提高到2012年的75歲，嬰兒死亡率由新中國成立前的200‰下降到2014年的8.9‰。
2、在教育現代化上，我國也進行了很多探索和創新。我國在農村普遍建立小學，1986年頒布義務教育法，普及九年義務教育。進入21世紀，我國高等教育實現大眾化，2015年高校毛入學率達到37.5%，在國際上也屬於較高水平。
三、國家治理現代化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繼「四個現代化」後我們黨提出的又一個現代化戰略目標。國家治理體系的核心是制度體系，國家治理能力的關鍵是制度執行力。因此，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核心是建立更加成熟定型、更具現代化特色的制度體系。
中國這個巨型社會自古以來就依靠巨大的管理體系運行。國家治理現代化，是要創造低成本、高效率、奉行良法善治、廣泛參與的治理體系。從當今社會發展形勢看，互聯網、雲計算、大數據等一系列新技術為此提供了有力支持。建構這樣一種現代國家治理體系，需要我們在實踐中不斷探索和創新。
四、人的現代化
社會的主體是人，現代化的最終目的是人的現代化。人的現代化，包括人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權利義務、文明程度等全方位的現代化。如果中國人都能成為有理想、有信念、負責任的現代人，中國必將得到世界各國人民的更大尊重和支持。
五、中國的國際地位不斷加強，國際影響日益擴大。60年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新中國的國際地位逐步提高，國際影響日益擴大。建國之初，就得到蘇聯和歐亞各人民民主國家的承認。印度、緬甸、瑞典、瑞士等國同我建交；英國也很早承認了新中國。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逐漸為很多國家所接受，成為指導國際關系的普遍准則，在世界上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Ⅷ 哪些電影里有毛主席關於醫療衛生的說話，最好是贊揚醫務工作者的視頻
新中國成立後，盡管各項醫療衛生事業取得了巨大的進展，但毛澤東對於醫療衛生制度與工作，卻一直有著諸多不滿與批評。1965年的6月到8月間，他先後三次對醫療衛生工作發表了談話。毛澤東當年意氣風發的批評、思考和主張所透露出來的民眾情懷濃郁得令人感動。如果人們持有更加平和的心態，也許還能夠得到關於走出中國醫療改革這一泥淖的點滴啟示。
三次談話的重要主題是如何有效解決農村缺醫少葯的問題
早在戰爭時期，毛澤東就指出「所謂國民衛生，離開了三億六千萬農民，豈非大半成了空話」。新中國成立後的1951年9月9日，毛澤東以中央名義有針對性地指出：「必須教育幹部，使他們懂得，就現狀來說，每年全國人民缺乏衛生知識和衛生工作引起疾病和死亡所受人力、畜力和經濟上的損失，可能超過每年全國人民所受水、旱、風、蟲各項災荒所受的損失，因此至少要將衛生工作和救災防災工作同等看待，而決不應該輕視衛生工作。」但新中國畢竟家底十分薄弱，科教條件不好，農村人口巨大，發展國家的衛生醫療事業困難不小。毛澤東強調，解決中國的醫療衛生難題，既不能照搬西方的條條框框，也不能照搬蘇聯的條條框框，只能從中國的實際出發，並始終堅持面向和服務工農兵的基本方針，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根據這些思想，衛生部在建國初期就十分明確：「今後衛生建設的重點在農村。」但是，歷經十多年的發展，實際情況並不理想。尤其是1962年「七千人大會」後，國家全面實施「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政策，一方面要求醫療衛生工作規范化，另一方面在減輕經濟負擔的名義下，去除了許多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期間發展起來的醫療衛生事業。許多地方新生的農村合作醫療事業也被當作「共產風」和「平均主義」的產物加以抑制。這樣，全國農村缺醫少葯的狀況基本沒有太大的改變。這是毛澤東提出批評的基本背景。
不能忽視佔全國人口85%以上的農村群眾的醫療需要
毛澤東的第一個談話發表於1965年6月26日，後來民間稱之為「六·二六指示」。談話一開始，毛澤東就直指衛生部忽視了佔全國人口85%以上的農村群眾的醫療需要。他說：「告訴衛生部，衛生部只給全國人口的15%工作，而這15%中主要還是老爺。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生，二無葯。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為城市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這里所謂「只給全國人口的15%工作」，指的是醫療衛生資源主要集中在城市裡。而所謂「老爺」則是當官做老爺的意思，指的是官員。這等於說，衛生部不僅把主要醫療衛生資源集中於城市，而且主要還是為城市中那些當官做老爺的人服務。顯然，批評矛頭直指忽視農村缺醫少葯狀況的傾向，也指向官員特殊化的醫療保健制度。
培養農村「用得起」、「留得下」的醫療衛生人才
談話的另一個重要內容是如何培養農村「用得起」、「留得下」的醫療衛生人才問題。毛澤東說：「現在那套檢查治療方法根本不符合農村，培養醫生的方法，也是為了城市，可是中國有五億多農民。」當時的情況是，全國培養醫療衛生人才的院校不多，而且由於「規范化」的要求，每年招生因受到附屬醫院床位數和生師比等因素的制約而招生不多，本科生的學習年限一般也要五至六年，甚至七年。以當年全國著名的中山醫學院為例，每年全部招生也就是400人左右。在毛澤東看來，這種培養模式根本無法滿足中國五億多農民的醫療保健需求。因此，他要求醫學教育要從適應國情實際出發，改革醫療教育，培養大批農村醫療衛生事業適用人才。內容包括：縮短學制，降低招生學歷要求，改變培養方法。他說：「醫學教育用不著收什麼高中生、初中生，高小畢業生學三年就夠了。」「根本用不著讀那麼多書」，「主要在實踐中學習和提高」。他贊成學生學會「常見病的治療和一些預防工作」，然後接受有經驗的醫療人員帶班學習一段時間，就能夠滿足農民的基本醫療衛生需求。他說「這樣的醫生，就算本事不大，總比騙人的醫生與巫醫要好，而且農村也養得起」。這種設想，直接催生出一種後來被稱為「社來社去」的學員類型，意思是學員從公社中招收而來，學習結束後，回到公社去為農民服務。至於所謂「學三年就夠了」，也並非毛澤東看不到醫學生接受更加系統教育的必要性，而是他焦慮於農村缺醫少葯、急需大批人才的現實。他反問反駁這種觀點的人：「華佗讀的是幾年制?明朝李時珍讀的是幾年制?」這種主張的立足點仍然是「主要在實踐中學習提高」。
要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攻克常見病、多發病的預防和改進治療上
這次談話還批評了醫學研究中脫離群眾需求而熱衷於研究高、深、難的疾病的傾向。他說：「脫離群眾，把大量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難的疾病上，所謂尖端，對於一些常見病、多發病、普通存在的病，怎麼預防，怎樣改進治療，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少。尖端的問題不是不要，只是應該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應該放在群眾最需要解決的問題上去。」這實際上提出了醫學科研工作的價值觀選擇的問題。作為治國理政的領袖，面對著中國這樣一個整體醫學水準不高的現實，他急切地希望醫學科研工作應該首先以國家和大眾的需求為基本導向，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攻克常見病、多發病、普通存在的病的預防和改進治療上。尤其新中國成立後，國家把所有醫療衛生院、所與人員全部納入國家財政供養的公職機構和公職人員的范圍，響應國家和民眾的需求，理所當然應該成為具有公職機構和公職人員身份的醫療機構與人員責無旁貸的事情。從整體上提高國家的醫療衛生和民眾的保健水平著眼，也確實有賴於這類常見病、多發病的預防和診療水平的提高。當然，研究「高、深、難的疾病」這類所謂「尖端」課題比起研究「常見病」和「多發病」，會更受學界關注，更容易提升個人的學術地位。這就實實在在地存在著科研人員科研價值觀的選擇問題。但對於統管全國醫療衛生工作的衛生部來說，毛澤東希望它要加強對於全國的醫學科研導向和布局，「大量的人力、物力應該放在群眾最需要解決的問題上來」。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在整體醫學水平不高的國家裡，為廣大人民群眾提供切實有效的醫療保健服務，也只有這樣，才是真正心繫人民的「人民衛生部」。
不能把服務農村當作新手的練兵場敷衍了事
這次談話還涉及城市裡的醫院如何扶持農村醫療衛生事業的問題。談話提出了一個看似有些偏頗色彩的主張：「城市裡的醫院應該留下一些畢業一、二年本事不大的醫生，其餘的都到農村去」，並以「把醫療衛生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嘛!」為結束。其實，所謂在城裡只留下「本事不大的醫生」，其餘的都到農村去，指的是到農村去巡迴服務。其本意是，到農村去巡迴服務的，都應該是有真才實學的，而不能把服務農村當作新手的練兵場。實際上不論當時還是現在，都有一些單位把去農村巡迴醫療服務，當作額外負擔，而把一些城裡醫院用不上的「人手」而不是「人才」，派到農村去敷衍了事。所以提出這一點，反映了毛澤東的良苦用心和對於農村民眾的真摯感情。
不能把醫療衛生作為賺錢行當
「六·二六」談話由於以十分尖銳的情感語氣，觸及當時中國醫療衛生工作的一系列重要問題，引起了極大的反響，因此就有緊接著的7月19日和8月2日的兩次談話。這兩次談話的對象都是衛生部的官員，主題是如何貫徹和落實「六·二六」談話精神。在這里毛澤東進一步談及他對於醫療衛生工作的看法。
首先，毛澤東肯定衛生部提出「打算為農村生產隊培養不脫產衛生員」的主張，並進一步提出「為什麼不在工廠設不脫產的衛生員呢?小廠可以設衛生員，大廠設醫務所」。後來，農村的赤腳醫生和廠礦衛生員的大批培養，實際上就是得益於這一措施的實行。他們在加強工農大眾的初級醫療保健方面確實發揮了非常積極的作用。
其次，強調醫療醫葯不能以賺錢為目的。他嚴厲批評有些醫療單位：「認為賺錢的醫療隊就好，不賺的、少賺的就不好，這難道是人民的醫院?」他告誡各級幹部應該有全面的效益觀：「葯品醫療不能以賺錢不賺錢來看。一個壯勞力病了，給他治好病不要錢，看上去賠錢，可是他因此能進行農業和工業生產，你看是賺還是賠?……在天津避孕葯不收錢，似乎賠錢，可是確實起到節制生育的目的，出生率受到控制，城市各方面工作都容易安排了，這是賺錢還是賠錢?」他還說：「有些醫院，醫生就是賺錢，病人病不大或沒有什麼病也要他一次次看，無非是賺錢。甚至用假葯騙人……搞一些賺錢的醫院賺錢的醫生、假葯，花了錢治不了病，我看還不如拜菩薩，花幾個銅板，賣點香灰吃，還不是一樣?」與此同時，他主張「葯品應當降價」，甚至病人「葯錢拿不起也可以不拿」，因為「國家出點錢，保護生產力是合算的」。他還多次就專門的病種的免費治療問題發表意見。如次年3月12日，他就指示「血吸蟲病的檢查和治療應該免費」。在他看來，新中國的醫療衛生事業應該奉行「救死扶傷的革命人道主義」，而不應該是發財致富的行當。這實際上就是一種大醫之道的弘揚。當然，不能把醫療衛生作為賺錢的行當，不等於就可以在這一領域搞「大鍋飯」和刮「共產風」，這是兩個完全不同性質的問題。
醫生一定要政治好才會全心全意為工農兵服務
再次，提出「醫生一定要政治好」。毛澤東向來認為「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醫生僅有技術好，如果人生觀出問題，就可能依仗其技術敲詐勒索病人。因此，沒有正確的政治觀點就等於沒有靈魂，只有「政治好」才有可能保證醫和葯不會以賺錢為目的，才願意為國家分擔對於民眾的承諾，全心全意為工農兵服務，也才會自覺地到農村去，到最艱苦的地方去。為此，他強調各級黨委應當多抓衛生工作，衛生管理部門既要加強業務領導，更要加強政治領導，以確保醫療衛生工作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的落實。這里，「政治好」是一種實實在在的要求，而不是空頭的大話。
貴族老爺醫院要向老百姓開放
在談話中，還涉及了一個對於上層既得利益群體的沖擊問題，這就是毛澤東對於幹部保健制度和北京醫院的辦院方向的批評。新中國成立以後，中國學習蘇聯的保健制度，為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提供較為優越的醫療保健措施。就中央而言，設立中央保健局，還把北京醫院這所由德國人於1905年創建的醫院作為高幹定點保健醫院，並由此拒絕平民百姓就醫。毛澤東一直對這種做法不滿。1964年6月24日，他在會見越南朋友時指出：「中國的保健工作是學蘇聯的。」他認為，這種做法不僅助長幹部的特權思想，也不利於幹部的保健，還不利於醫生提高醫術。他說：「一個人如果不動動，只是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出門坐車不走路，就會多生病。衣食住行受太好的照顧，是高級幹部生病的四個原因。」對於專事保健的醫生而言，長期脫離病房和門診，「不多看各種各樣的病」，會導致診療水平的退化，「把專門醫生變成不專門的」。因此，「不好，要改進」。同年8月10日，他在批示衛生部關於改進高級幹部保健工作報告時更直截了當地指出，「保健局應當取消」，「北京醫院醫生多，病人少，是一個老爺醫院，應當開放」。在圍繞「六·二六」指示的這兩次談話中，他直接詢問「北京醫院改得怎麼樣了?」當匯報人作出情況說明後，毛澤東還是認為它「並沒有徹底開放」。他說：「某某、某某就不能去看病，某某、某某可以去看病，這不是貴族老爺醫院是什麼?」他斬釘截鐵地說：「要開放，給老百姓開放。」並說：「不要怕得罪人。這樣做得罪了一批人，可是老百姓高興。這批人不高興讓他們不高興好了。做什麼事總要得罪人，看得罪的是些什麼人，高興的是什麼人，老百姓高興就行。」在毛澤東的這種強勢主張下，後來，中央保健局撤了，北京醫院也更名為「東單醫院」，並不再專事高乾的保健工作。但到了1972年，由於連續有幾位部長級以上的官員因醫療不及時而遭不幸，國務院主要領導認為「沒有一個北京醫院還是不行」，北京醫院作為高乾的保健醫院重新恢復。本來，客觀地說，要求北京醫院向老百姓開放，與北京醫院承擔高幹保健職能，是可以並行不悖的。他批評北京醫院人那麼多，設備那麼好，只為少數人服務，脫離群眾，助長特權，也不利於醫務人員診療水平的提高等，這些都是可取的。但在極「左」思想氛圍下，把「向老百姓開放」這一不錯的主張，變成一種「非此即彼」的選擇而走向另一個極端。這應該不是毛澤東的初衷。
中國醫療衛生模式曾經享譽世界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去世後，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1979年衛生部領導明確提出要「運用經濟手段管理衛生事業」開始，國家的醫療衛生工作走上了一種不同的發展道路。當時，人們真誠地相信通過這一道路，可以達致一種更好的境界。但是，歷經30多年後的今天，人們在看到一些大城市裡的大醫院大樓更大更高，設備更齊全更先進，醫院整體發展更具活力和優勢的同時，也看到城鄉的醫療資源配置越發兩極分化，下層民眾尤其是農村的農民看病難看病貴的民怨已近沸騰，醫患關系也在醫療產業化發展思路的引導下空前尖銳與對抗，許多發生在醫療衛生領域中的醜陋的利益之爭和令人發指的殘忍事件也在不斷沖擊著人們的道德良心底線。我們不得不承認，醫療衛生的那一檔子事，還在困惑甚至折磨著許許多多中國的百姓和各級政府。
與此同時，世界衛生組織對於中國醫療衛生事業的評價也發生了顛覆性的轉變。上世紀80年代初，世界衛生組織在考察報告中，把由毛澤東倡導和推動下建立起來的中國醫療衛生模式，尤其是農村合作醫療稱為以最低的成本獲得了滿足民眾基本醫療需求的最高效益的範例，並譽為「發展中國家解決衛生經費的惟一典範」。衛生部前部長錢信忠在《中國衛生事業發展與決策》一書中，也自豪地說：「世界衛生組織前任總幹事馬勒博士曾積極向發展中國家推薦中國農村衛生工作經驗。」世界銀行在一份主題為「投資於健康」的世界發展報告中，也高度稱贊中國這一醫療制度，認為「這是低收入發展中國家舉世無雙的成就」。然而，在實行新制度20年後，世界衛生組織在《2000年世界衛生報告》中，把中國在衛生財務負擔公平性的評價方面，排在世界191個國家的188位，也即倒數第四位。有關人士發現這個排名剛好是在兩個被公認為遠遠落後於我們的近鄰——尼泊爾、越南之後，與巴西、緬甸和獅子山等國一起排在最後。這一切都在刺痛中國人的自尊與良知。
今天，在社會價值觀多元化的背景下，面對毛澤東當年的思想與主張，人們一定會有不同的價值判斷。但是，不論如何，毛澤東當年意氣風發的批評、思考和主張所透露出來的民眾情懷濃郁得令人感動。如果人們持有更加平和的心態，也許還能夠得到關於走出中國醫療改革這一泥淖的點滴啟示。
Ⅸ 舊中國的恥辱和今日祖國的強大
1841年，英國強佔香港島後，清政府曾試圖用武力予以收復，道光帝為此下了幾十道諭旨，一些封疆大吏也曾上折具奏，但清政府沒有能力捍衛國家領土完整和主權獨立。
北京政府時期，在1919年的巴黎和會和1921年的華盛頓會議上，中國代表曾提出收回租借地的問題。但終因英國的頑拒和當時軍閥混戰、政局不穩和缺乏實力作外交的後盾而嚴重受挫。
辛亥革命後，孫中山先生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宣言中，明確提出了廢除帝國主義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的奮斗目標，其中將取消列強在華租借地放在突出的地位。
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從來沒有向英國正式提出過歸還九龍租借地。從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到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本來有兩次機會收回香港和九龍租借地。可是，蔣介石政府執行錯誤政策，又兩次坐失收復良機。
香港回歸是「一國兩制」偉大構想和港人治港方針的成功實踐。收復香港的百餘年歷史，再一次向我們證明了落後必挨打、弱國無外交這個顛撲不破的真理，證明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最終實現中華民族幾代人為之奮斗的夙願。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從1841年英國武力侵佔香港島開始至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的一個半世紀，中國經歷了晚清時期、民國（包括北京政府和國民政府）時期和新中國時期。無論是清政府還是民國時期的北京政府和國民政府，都曾為收復香港進行過努力。但是，所有這些努力都失敗了。歷史表明，只有新中國才能最終實現中華民族幾代人為之奮斗的夙願。在香港回歸已在眼前的今天，全面地回顧一下百餘年來我國收復香港的艱苦歷程，將有助於真正理解香港回歸祖國的深刻含義，並從中得到應有啟示。
英國強佔香港島及清政府武力收復香港島計劃的破滅
自1841年1月英國武力強佔香港島起，清政府即開展了收復該島的斗爭。為了說明這一斗爭的情況，首先必須弄清英國佔領該島的經過。
迄至目前為止，一些著述和傳媒是這樣描述鴉片戰爭期間英國如何佔領香港島的：1840年8月英軍在佔領定海之後，北上到達天津白河口，驚慌失措的清政府急派直隸總督琦善去大沽與英國全權使臣懿律和義律談判。1841年1月25日，琦善與英國簽訂了臭名昭著的《穿鼻草約》，條約第一款就是將香港島割與英國。第二天，英國軍隊就佔領了香港島。這種說法似乎認為英國佔領香港島有確實的「條約根據」。其實英國是在毫無條約根據的情況下強占該島的，道光帝事先既未曾聞知，更未予允准。因此才有亟謀收復之舉。
依據中英兩國的檔案記載，1840年8月30日，義律去天津大沽曾向清政府遞交《巴麥尊子爵給中國皇帝欽命宰相書》，提出割讓東南沿海一島或數島給英國等侵略要求。琦善根據道光帝的旨意拒絕了英方提出的侵略要求，勸說英軍退回廣東再繼續談判。幾個月之後，琦善抵達廣州繼續與英方交涉。道光帝明確指示琦善，如果英方堅持其侵略要求，即採取果斷措施，堅決用武力抗擊侵略者。但是琦善懾於英軍船堅炮利，力求妥協。由於道光帝的態度非常強硬，因此琦善在與義律談判時只同意賠償煙價，拒絕割讓香港島。1841年1月7日，英軍野蠻地攻佔了虎門口的大角、沙角，隨即又提出霸佔沙角等要求。琦善在英軍武力脅迫下，萬般無奈，復照英方，英軍若退還定海、沙角等處，可奏請道光帝於珠江口外給予「寄寓一所」。1月14日，義律提出割佔九龍尖沙咀、香港兩地。琦善答以只能選擇一處「寄寓泊船」，俟英方選定後，再由他上奏請旨。1月20日，義律突然宣布，他已經與琦善達成共有四項內容的「初步協定」，其中第一項就是將香港島及港口割讓與英王。1月26日，英軍在沒有任何條約依據的情況下，悍然侵佔了香港島。1月27—28日，義律為了迫使中方承認其侵佔香港島為合法，又迫不及待地與琦善在蓮花山進行會談。兩人在英方提出的重要條款，即割讓香港島和通商等問題上發生了爭執，琦善表示對義律所擬定的協定草案再行籌思後方能具復。由此可見，1月20日義律宣布的「初步協定」實屬無稽之談。1月30日，英方又故伎重演，英國遠征軍海軍司令伯麥照會中方大鵬協副將賴恩爵，再次謊稱義律已與琦善「說定諸事，議將香港全島地方讓給英國主掌，已有文據在案，」並要求撤走島上各處的中國官兵。兩天之後，英軍又在香港島張貼告示，妄稱「現經與欽差大臣爵閣部堂議定諸事，將香港等處全島讓給英國寄居主掌，已有文據在案。是以香港等處居民，現系歸屬大英國主之子民」。歷史事實是，琦善在英軍炮口下，確有允許代為奏懇皇帝，准許英人在香港寄寓泊船之意。但是，當時香港一詞，並非指香港全島，而僅僅指該島西南今香港仔一隅之地。英方卻故意將一隅變成了全島，將「寄寓泊船」變為割占，將「代為奏懇」說成是「議定諸事」、「已有文據在案」。這充分說明英國這個老牌殖民帝國在外交上是如何不擇手段的。
英國武力侵佔香港島以後，清政府極為震驚，立即為武力收回香港島進行了部署。1841年2月26日，道光帝收到廣東巡撫怡良關於琦善將該島擅與英人、英軍侵佔香港島並擅出偽示的奏摺，即認定英軍侵佔香港島是琦善越權私與造成的，諭稱：「朕君臨天下，尺土一民，莫非國家所有，琦善擅與香港，擅准通商，膽敢乞朕恩施格外，」並下令將琦善革職鎖拿解京，查抄所有家產。道光帝嚴懲琦善絕非偶然，他對琦善在廣東一味向英人妥協的行徑早就不滿。1月27日道光帝得知大角、沙角炮台失守，即刻下令將琦善交部議處。三天後，他又命御前侍衛內大臣奕山為靖逆將軍，戶部尚書隆文、湖南提督楊芳為參贊大臣，南下征討英國侵略者。英軍侵佔香港島後，武力收復香港島就成了奕山等人南下征戰的一個重要目標。是時奕山等人還在南下途中，道光帝降旨稱：「即使香港並非險要，亦必設法趕緊收回，斷不準給予該夷，致滋後患。」之後他又接二連三地下達收復香港島的諭旨：「至該逆所佔香港，務須設法克復，使該逆永絕窺伺，方為不負委任。」豈知道光帝下令調集的奕山軍隊人數雖然數倍於英軍，但全部是陸軍，只能由陸上防守廣州，根本無力進攻港島。1841年5月18日，英軍幾乎傾巢出動，前往進攻廣州。奕山倉促應戰，清軍大敗，廣州城外炮台全部失陷，奕山被迫訂立「城下之盟」，在一星期內交付了600萬元賠款，並把軍隊撤出了廣州城。事後奕山謊報軍情，諱敗為勝，致使道光帝誤認為，英軍於條件得到滿足後從廣州退回港島，是天朝征討「英夷」的勝利。至於香港島，道光帝接受新任兩廣總督祁的建議，同意暫緩圖之。此間恰好港島遭到兩次颶風，很多英船沉沒、被毀。道光帝得知這一消息，立即頒發大藏香二十柱，讓奕山等去各廟宇答謝神靈，並誤以為以後「夷膽震懾，不敢再有覬覦」。
1841年8月21日，英國派來接替義律擴大侵華戰爭的璞鼎查，留下少數陸軍及5艘軍艦在香港，親自率主力北上。道光帝以為英軍主力北上，港島勢必空虛，這是收復香港的良機。他告誡奕山：「如能設法收復香港，則從前辦理不善尚可少贖罪戾。」之後，他又多次令奕山等訓練鄉勇，乘機收復香港。奕山經過廣州之戰的大敗，已深知英軍實力，陸上攻剿一敗塗地，遑論渡海收復港島。加以虎門內外炮台早被鏟為平地，無險可扼，水師無船無炮，他認為當今之計，只有嚴守陸路，以防焚掠而已。盡管道光帝一再諭令收復香港，斷不準遲延觀望，但是廣東方面依舊我行我素，隱忍苟安，不圖攻剿。1841年10月，英軍相繼攻佔浙江定海、鎮海和寧波，中英雙方開始在陸上交戰。道光帝認為陸戰是清軍長處，他任命奕經為揚威將軍，從全國各地調集軍隊，准備一舉擊敗英軍，收復失地，並再次諭令奕山等，乘廣東海面英船無幾、香港空虛之際，即行剿洗，並收復香港。誰知清軍陸戰再次失利，揚威將軍遁逃杭州。鐵的事實證明了清軍不僅海上不能打，陸上同樣不可恃。但是英軍盤踞香港依然是道光帝的一塊心病。1842年3月27日清政府以耆英署杭州將軍，並於4月11日頒給他欽差大臣關防。5月18日英軍攻陷乍浦，在此危急之時，5月25日道光帝卻出乎意料地下令耆英帶欽差大臣關防馳赴廣州將軍之任，諭令他稱：「至香港地方豈容被逆夷久據，現在廣東炮台等工事如已妥為預備，正可乘機進取，明攻暗襲，收復香港，以伸國威。」這是我們所能見到的最後一道收復香港的諭旨。但是，10天之後道光帝不得不改變主意，命令耆英暫緩赴粵，在浙確查英人動向，專辦對英羈縻事宜。此時的羈縻實際上已經成了乞降的代名詞。當英軍攻陷吳淞、上海、直抵鎮江時，道光帝更授權耆英便宜行事，決意投降。其後英軍攻陷鎮江，8月4日直逼南京城下，耆英、伊裡布接受了英方提出的議和條款，並在8月29日簽訂了城下之盟———中英《南京條約》，終於將香港島割讓與英國。
上述事實說明，英國強佔香港島之後，清政府試圖用武力予以收復，道光帝為此下了幾十道諭旨，一些封疆大吏也曾上折具奏，並咨會奕山，要求武力收復香港島。但是，清政府最終不僅沒有收復香港島，反而以條約形式割讓了香港島，表明了清政府已經沒有能力捍衛國家領土完整和主權獨立。國家的落後，統治階級的腐敗，從根本上決定了這一結局。1860年，英國又以武力逼迫清政府簽訂中英《北京條約》，割佔了九龍半島南端及昂船洲。1898年，在西方列強瓜分中國的狂潮中，英國又趁火打劫，逼迫清政府簽訂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攫取了我國新安縣大片陸地及周圍235個島嶼連同廣闊水域的「租借權」，為期99年，並將其改稱「新界」，並入英國的香港直轄殖民地。
辛亥革命到太平洋戰爭前中國爭取收回九龍租借地的努力
辛亥革命以後，中國政府和人民繼續為收回香港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在1919年的巴黎和會上，中國代表曾根據北京政府的指示，向和會提出收回租借地（包括九龍租借地）的問題。由於和會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兩個主要戰勝國英、法所把持，它們在中國都佔有租借地，根本不願意放棄其既得利益。和會主席、法國總理克里蒙梭借口中國的提案「不在和會許可權范圍之內」，推說這件事應由國際聯盟今後去加以考慮，輕易地予以否決了。眾所周知，這個標榜建立「國際公正」、以「締造世界永久和平」為宗旨的和會，以其極不公正地對待中國，通過將德國在山東的侵略權益讓與日本的決議而誘發了中國的五四運動，並促使中國代表拒絕在和會的對德和約上簽字。
1921年12月3日，中國代表顧維鈞在華盛頓會議上，又重新提出廢止各國在華租借地的議案。議案中歷數了列強在華租借地破壞中國領土及行政完整、危及中國國防、將中國牽入列強沖突的漩渦及被列強利用來建立自己的勢力范圍等事實，要求「將此等租借地取消或從速廢止之」。當時正值戰後世界民族解放運動高漲時期，中國在五四運動的推動下，人民大眾「外爭國權」、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浪潮洶涌澎湃。與此同時，美、日在遠東互爭雄長，美國力圖箝制日本咄咄逼人的擴張勢頭，其他列強之間也矛盾重重。以上兩個因素促使英、日兩國不得不分別同意放棄威海衛和膠州彎租借地。但在廢除九龍（即香港新界）租借地和旅大租借地的問題上，中國代表卻遭到英、日代表的強烈反對。英國出席會議的代表、樞密院長、以「血腥人物」著稱的貝爾福，借口「沒有九龍租借地則香港不能自衛」，堅決拒絕歸還。12月7日，顧維鈞在會議的遠東委員會上據理駁斥了貝爾福的謬說。貝爾福對此置若罔聞，日本代表緘口不言，美國代表則無動於衷，作壁上觀。此後，華盛頓會議再沒有討論九龍租借地的問題。中國收回九龍租借地的正當要求，終因英國的頑拒和當時中國軍閥混戰、政局不穩和缺乏實力作外交的後盾而嚴重受挫。
華盛頓會議以後，中國人民對會議結果大失所望。廢除不平等條約，日益成為全國各黨派和各界人士的共同要求。1924年1月，孫中山先生在中國共產黨的支持和幫助下主持召開了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同月23日通過的大會宣言中，明確提出了廢除帝國主義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的奮斗目標，其中將取消列強在華租借地放在突出的地位。宣言寫道：「一切不平等條約，如外人租借地、領事裁判權、外人管理關稅權以及外人在中國境內行使一切政治權力侵害中國主權者，皆當取消，重訂雙方平等互尊主權之條約。」這段話成了後來一個時期中國外交的指導方針。
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後，雖然對帝國主義尤其是英、美有很大的依賴性，但是為了鞏固自身的地位，也不得不考慮廣大民眾的迫切願望和孫中山先生渴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的遺願，提出了「修改不平等條約」的外交方針，多次要求列強廢除租界和租借地。但這一修約外交，除了在關稅自主、收回幾處租界和按照英國先前的承諾於1930年收回了威海衛租借地外，其他收效甚微。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前，南京國民政府甚至從來沒有向英國正式提出過歸還九龍租借地。
和國民政府相反，英國政府及港英當局一直關切著九龍租借地的前途，神經過敏地注視著國民政府和中國輿論在這個問題上的動向。港督金文泰不僅堅決反對歸還這塊租借地，反而多次建議本國政府將它正式割占，辦法是以歸還威海衛作為交換條件，或是故意挑起與中國的沖突來製造兼並的機會。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另一位港督羅富國也企圖乘人之危，於1938年提出中國急需外國貸款來支持它的貨幣，不妨利用這個機會用貸款來換取它割讓九龍租借地或延長它的租期。但是以上兩位港督的建議沒有得到英國政府採納，它寧可對這件事採取拖延、沉默、迴避的方針。只要中國不提出，它決不主動涉及這個問題。
英國政府雖然在九龍租借地問題上對中國防範甚嚴，卻沒有注意到它的政策正在給它對香港的統治帶來致命的危險。多年以來，英國一直奉行對日本綏靖、討好、縱容的方針，幻想與日本達成妥協，以維護它在遠東和東南亞的殖民利益。孰知這一政策非但沒有奏效，反而鼓勵了日本軍國主義的南進，起到引狼入室的作用，終於導致太平洋戰爭爆發和日本對整個香港地區的佔領，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正如一位澳大利亞學者所說，「在這個時期，幾乎可以說，對香港……的較大威脅與其說是來自中國人，勿寧說是來自英國外交部。」
1942年中英關於歸還九龍租借地的談判和兩次收復香港良機的喪失
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侵略軍進攻香港。是時英國忙於歐洲戰事及保衛本土，在香港抵抗不力，僅僅18天即棄甲曳兵而走。港督楊慕琦於同年聖誕日向日本投降，英國對香港的百年統治由日本取而代之。與此同時，英國王牌軍艦「威爾士親王號」和「卻敵號」在馬來海面為日本襲擊而檣櫓灰飛煙滅，英國在遠東和東南亞的殖民體系迅速土崩瓦解。到1942年6月，英軍已先後退出馬來亞、新加坡、緬甸等地，日本陳兵印緬邊境，形成直叩印度大門之勢。大英帝國往日的雄風，掃地殆盡。英國在香港和東南亞的大潰退標志著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列強通過華盛頓會議建立起來的遠東國際均勢已徹底破壞。中、美、英此時已成為共同反對日本侵略的盟邦。這一形勢迫使英國不得不考慮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的要求。
當時，東西方反法西斯戰爭連成一片，中國的抗戰與各同盟國的作戰匯成一體。國際形勢的變化不僅有利於中國人民爭取抗戰勝利，也為收復香港提供了良機。以羅斯福為首的美國政府，深知中國戰場對日本的巨大牽製作用，為了使國民政府堅持對日作戰，為了戰後填補英國在遠東可能留下的真空，從自身利益出發，也開始攻擊英國在中國保留殖民特權、不將香港歸還中國等做法。美國的態度無疑對英國是一個壓力，對國民政府是一個鼓舞，並促使它採取行動。
1942年8月底，國民政府正式要求美國與中國舉行廢除不平等條約的談判，藉以促使英國與中國也舉行類似的談判。英國外交部聞知此事後，慌了手足，急忙指示其駐華大使薛穆「採取主動」。10月10日，美、英兩國分別發表聲明，准備與中國政府談判「立時放棄在華治外法權及解決有關問題」之條約。中美、中英關於廢除不平等條約、另訂新約的談判隨即開始。此次談判涉及放棄在華租界問題，國民政府認為租借地與租界屬於同一范疇，乘勢提出了歸還九龍租借地（即香港新界）的要求，這本是順理成章的事。
此後，美、英兩國分別提出關於新約的草案以供考慮。中英談判在重慶舉行，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宋子文和薛穆分別代表兩國。英方草案包括廢除在華治外法權，終止1901年辛丑條約、將一些租界交還中國等內容。但是，英方雖然明知中國至為關心收回香港（至少是新界），卻在其草案中故意不提這個問題。11月10日，英國戰時內閣首相丘吉爾更親自出馬，針對香港問題強硬地宣稱：「我當國王的首相不是為了主持清算大英帝國」，又說他「決不會放棄大英帝國的任何一塊領地」，從而表明了英國堅持它對香港殖民統治的頑固立場。
11月13日，國民政府就英方草案提出一份《修訂草案》，其中加上了廢止1898年6月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的內容：「英方在九龍租借地之行政與管理權，連同其官有資產與官有債務，應移交中華民國政府。」應該說，這里僅提出歸還九龍租借地，未要求歸還整個香港地區，已屬妥協退讓。是時重慶輿論激昂，反對任何外國繼續佔領中國領土，美國公眾意見也同情和支持中國的正當要求。形勢於中國有利。
當英國收到中方《修訂草案》後，急忙研究對策。英國外交部遠東司司長格善理（克拉克）提出三個可供選擇的方案：（1）接受要求；（2）斷然拒絕；（3）盡量拖延。他認為第一個方案不行，因為新界在經濟和戰略上對香港至關重要；第二個方案也不行，會引起美國的不滿和非議（戰時英國對美國有很大的依賴性）。因此，他認為應該選擇第三個方案，能拖就拖。對於這位司長的主張，外交大臣艾登認為是既不堅決又不明朗，竭力表示反對。他傾向採取第二個方案，即斷然宣布九龍租借地不屬於本條約的討論范圍，拒絕歸還。艾登的主張得到丘吉爾的大力支持，並在11月30日英國戰時內閣會議上作出了相應的決議。英國對九龍租借地的政策，因以大定。
11月30日，薛穆按照英國政府的指示，向宋子文宣布英國不準備同中國談判九龍租借地問題。宋子文反復重申了中國收回該租借地的原則立場。雙方發生爭執，未有結果。蔣介石得知這一情況後表示，中英新約內如果不包括收回新界的內容，他就拒絕在條約上簽字。談判陷於僵局。
在此情況下，中方首席代表宋子文發生了動搖。他為了打破談判僵局，准備拿原則做交易，在九龍租借地問題上對英讓步。但他不敢對蔣介石直陳他的主張，於是請求當時正回國述職的外交界元老、駐英大使顧維鈞去勸說蔣介石對英讓步。顧維鈞受託前往，對蔣介石說，他「明白委員長的意思，說送來的禮物應當一次送來，可是英國願意分兩次送」，「依我看還是先收下這第一份為宜，可以暗示我們正等待這第二份禮物的到來，這樣可以不致引起什麼誤解」；而且，戰時盟國間的「團結一致」「極為重要」。顧維鈞的勸說對蔣介石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在此後的談判中，英方繼續堅持殖民主義的頑固立場。宋子文為了使談判不致完全破裂，退而要求英方發表一項表示今後願歸還九龍租借地意向的聲明，為此中方在戰爭結束前決不催促英國歸還九龍租借地，同時著重宣布，如果英方連這樣的意向也不表示，中國將不在條約上簽字。對此，英國只同意「於取得戰爭勝利後討論該租借地的前途問題」，不願就戰後歸還該租借地作出任何承諾，甚至以英方也要「拒絕簽訂新約」相威脅。恰在此時，正對中國進行血腥野蠻侵略的日本，為了攪亂人心、挑撥盟國間關系，提出「盡速撤消」日本在華租界及治外法權等特權，以示「中日親善」，以圖搶在中美、中英之前與汪偽訂約。蔣介石在英國「拒簽新約」、日偽可能搶在中英之先訂約的雙重壓力下，向英國作了根本性的讓步，於1942年12月31日指示國民政府正式同意不將收回九龍租借地問題與取消治外法權等問題合並提出。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對英外交，頗費心神」，「九龍（租借地）交還問題英堅不願在新約內同時解決」，他只得「暫忍之」，同意在中英條約上簽字；「待我簽字之後，另用書面對彼說明，交還九龍問題暫作保留，以待將來繼續談判，為日後交涉之根據。」他還信誓旦旦地寫道，作為「最後手段」，他准備「一俟戰後，用軍事手段（將九龍租借地）由日軍手中取回。則彼雖狡猾，亦必無可如何。」
蔣介石的本意是趕在日偽之前於1943年元旦簽訂中美、中英新約。但由於英國拖延，直到1943年1月11日才簽訂這兩個條約（日偽條約已於1月9日簽字）。在當天於重慶簽字的《關於取消英國在華治外法權及其有關特權條約》中，隻字沒有涉及九龍租借地問題。同一天，宋子文照會薛穆，聲明中國政府對九龍租借地「保留日後提出討論之權。」戰時中國收回九龍租借地的交涉，至此又以中國的失敗而告終。
1942年是中國廢除列強在華特權和不平等條約的有利時機。不能諱言，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雖然對英美有嚴重的依賴性，但當時確想乘機收回盡可能多的外人在華利權。通過1943年1月的中英新約，中國廢除了英國在華治外法權和1901年的辛丑條約，收回了北平使館租界及上海、廈門公共租界的行政管理權，收回了天津、廣州的英租界，如此等等。這件事發生在英國用炮艦打開中國大門、逼簽中英《南京條約》，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100周年之際，不能不說是歷史的巧合。這是中華民族廢除不平等條約斗爭史上的一件大事。這個成就的取得，從根本上說，應當歸功於正與日寇浴血奮戰的中國人民。
然而應該指出，此次交涉中未能收回九龍租借地，確是國民政府的無能。國民政府在中美、中英新約簽訂後的第二天發表的文告中，宣布中國自此已獲得與各國「並駕齊驅」的「完全獨立平等自由之地位」，未免言過其實。此次中國未能收回九龍租借地，固然是英國堅持殖民主義所致，但與國民政府爭取不力、態度軟弱也有直接關系。如上所述，當時收回九龍租借地，有絕好的國際國內條件。本應把握時機，據理力爭，堅持原則，以求成功。即使英國頑固不讓，也不妨拒簽新約，以待來日。即便如此，英國亦無法責難中國破壞盟國團結。相反，英國作為中國盟國，抓住在華租借地這種特權不放，倒是有害於盟國團結的。故條約不成，失理仍在英方。在當時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民族解放浪潮空前高漲，帝國主義殖民體系的崩潰已經不可逆轉。即使新約暫時不訂，戰爭勝利以後，英國豈能長期保持在華特權和租借地不放？宋子文作為中方首席代表，不能洞察世界大勢，目光短淺，心理軟弱，企圖以妥協退讓來換取與英國的「團結」，結果中國愈退，英國愈進，終於造成中方有理而受挫，英方無理而制勝的局面。對此，宋子文是不能辭其咎的。至於蔣介石，他雖然想收回九龍租借地，並為此作了一些努力，但在英國死硬的立場面前，仍沒有堅持到底，最終還是對英國委曲求全，致使收回九龍租借地一事功虧一簣，坐失良機。
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後，收復香港的良機再至。可是，由於蔣介石奉行矛頭對內、堅決反共的錯誤政策，急於搶奪抗戰勝利果實，他早已把自己關於戰後重新提出交涉和「用軍事力量從日軍手中取回」九龍租借地的誓言忘到九霄雲外；相反，倒是急急忙忙地向英國宣布他對香港「沒有野心」。結果是讓英國搶先重新佔領了香港。不僅如此，蔣介石作為同盟國中國戰區（香港屬於中國戰區）的最高統帥，本有權接受香港日軍的投降，可是最後連這個受降權事實上也被英國人奪去。這是國民政府在收復香港問題上的第二次坐失良機，是對「四強」之一中國的莫大諷刺，也是它的歷史悲哀。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宣告了中國半殖民地時代的終結，第一次為香港地區的回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隨著我國國力的日趨強盛、香港新界租期的行將屆滿和國際形勢出現有利的變化，到80年代初，收回香港提上了議事日程。1984年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原則上最終解決了香港的回歸問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不久前產生了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任行政長官，任命了特別行政區政府的主要官員，香港的順利回歸和平穩過渡已在意料之中。這是「一國兩制」偉大構想和港人治港方針的成功實踐。百年屈辱，即將滌盪殆盡，國人無不為此而揚眉吐氣，並對回歸後香港的繁榮穩定充滿信心。
在歡慶香港即將回歸的同時，我們切不可忘記收復香港的漫長而艱苦的歷程，當思今日成就的取得來之不易。收復香港的百餘年歷史，再一次向我們證明了落後必挨打、弱國無外交這個顛撲不破的真理，證明了一個閉關自守、不求革新、內部不穩、國力不振、腐敗落後的國家，是斷不能保持自身的獨立和領土完整的，要求它「重頭收拾舊山河」，也是不可能的。只有在中國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堅持社會主義，才能最終實現中華民族幾代人為之奮斗的夙願，只有改革開放，保持穩定團結，自立自強，力爭先進，不斷增強國力，才是唯一的衛國興邦之道。
Ⅹ 近日緬甸是否發生流行瘟疫
我住緬甸˙沒聽過最近有瘟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