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武士道有多少

Ⅰ 日本人崇尚的「武士道」，究竟是個什麼東西

一提起「日本武士道」，咱們廣大的中國觀眾和讀者就會在腦海當中浮現出「一個腦袋上扎一個必勝的白布條，長相猥瑣或是凶惡，傻里傻氣的日本鬼子，高喊天皇萬歲，之後剖腹自殺」的場景。這一幕對於咱們中國的老百姓那是再熟悉不過了。

後來岸信介被日本軍部調到菲律賓，參與了震驚世界的「菲律賓大屠殺」！戰後它被東京法庭判處為「乙級戰犯」，然而不久就被特赦了。岸信介戰後積極活躍於日本政壇，曾出任日本內閣首相。順便說一句，現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就是它外孫。

結 語

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早已離我們而去。在戰爭中被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叫囂塵上的「武士道精神」，也早已被熱愛和平的人們，拋到了歷史的「故紙堆」里了。現在所謂「武士道」的那一套，連日本人自己都不信了。

在咱們實際生活當中又有多少類似「武士道」這樣，被別有用心的人精心打造包裝一番，拿到現實中招搖賺騙，騙取他人錢財，已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因此，在座的各位讀者要時刻保持清醒，不要被什麼「大義」、什麼「義無反顧」、什麼「高大上」去洗腦，去做出毫無意義的個人犧牲！

熱愛生命、享受生活、努力去實現自己的人生目標！這才是一個健康而有意義的人生

Ⅱ 日本武士道溯源

一、武士道——日本軍國主義的思想淵源
近代日本軍國主義，淵源於古代、中世紀的日本武士、武士治國及武士道。而明治維新後轉化為近代軍人精神的武士道更是日本軍國主義的主要組成部分。
日本武士產生於八九世紀，是日本封建社會經濟發展和階級關系變化的產物。武士一詞，初見於721年（養老五年）元正天皇的一份詔書。這份詔書正式承認武士的存在，提到武士、武藝，並提倡和鼓勵尚武精神。在平安時代（794-1191年）初期，開始出現封建庄園。發展到10世紀時，已形成和確立起庄園制。封建庄園的出現和發展，進一步促使大化改新（646年）以後實行的律令制度和班田收授制度由松馳、破壞走向崩潰、瓦解，社會動盪不安。庄園的發展，更導致武士的出現和登上政治舞台。
從11世紀起，日本武士階層開始登上政治舞台。以1192年源賴朝被大權旁落的天皇任命為「征夷大將軍」建立鐮倉幕府為標志，武士掌握了國家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權。鐮倉幕府是日本歷史上的第一個武士政權，從此，專事征戰殺伐的武士階級成為統治階級。足利尊氏於1336年建立的室町幕府為第二個武家政權，而德川家康於1603年建立的江戶幕府則是第三個武家政權。日本武士階級以攻戰殺伐為職業，自然是自古代中世紀已出現的軍國主義的鼓吹者，是軍國主義政策的制定者和推行者。而日本武士階級掌握中央及地方實權的幕府時代長達676年之久，出於政治和社會生活的需要，逐漸形成了武士道。
武士道，即武士精神，它既是日本武士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又是武士應盡的義務和職責，包括效忠君主、崇尚武藝、忠勇義烈和絕對服從等講究「信義」、「廉恥」等封建道德規范及行為准則。導源於神道、佛教、儒學及神權迷信的日本武士道，經歷了三大發展階段，即江戶時代前的舊型武士道、江戶時代的新型武士道和明治維新後轉化為近代軍人精神的武士道。
舊型武士道只是較為粗陋的「武者之習」、「兵之道」和「實踐之道」，是作戰爭斗者的倫理規范，崇尚和重視主從關系，強調和講究復仇和殉死，是超越理性和不辨是非只倡導為主君獻身的武士道。舊型武士道的典型代表人物宮本武藏是著名劍道家，他受傳統武士道精神支配，一生中表現了日本武士階層傳統的好勇鬥狠和極端殘忍性，動輒下毒手，致人死命。這些在日本古典戲曲中都得到長期表演，他的傳奇故事廣泛流傳，戰前還出版了關於他的長篇小說《宮本武藏》，成為暢銷書。宮本所著《兵法三十五條》，將自己平生練功、驚險決斗體會及劍道新派別的要領、兵法奧妙均詳細寫明。後來日本軍國主義者經常鼓吹、宣揚宮本的做法及精神，為侵略戰爭服務。
在江戶時代，對武士道進行了系統的理論總結，大量吸取儒家思想，建立了以儒家思想為理論骨架的武士道，即「士道」。這種新的「士道」論者以山鹿素行為主要代表，與舊型武士道論既相聯系又相對立。
日本古學派的先驅者山鹿素行將畢生精力傾注在建立新武士道理論體繫上，他的全集被稱為日本「國民道德的權威，武士道精神的真諦」。他以儒家思想論述「武士道」，有《武教全書》、《武家事記》、《兵法問答》等大量著作，至少有600多卷。他聚眾講學，亦是著名的兵學家，有弟子4000餘人。其子的門生中有一位是後來明治維新先驅者吉田松陰的祖輩，故吉田松陰稱山鹿素行為「先師」，並在松下村塾講授素行的兵學，明治維新的不少志士均受到素行思想的影響。山鹿素行從傳到日本的朱子學中找到了武士道的「理論根據」；提倡遵「忠節」、「武勇」、「義理」等儒家倫理道德，表現出了「盡忠死難」的所謂「武士精神」。他把「安天命」、「盡忠孝，講仁義」等作為武士修養的內容，把「得主盡忠」作為武士應盡的本份，向武士灌輸「忠於主君」、「不顧身家」的思想，還要有「報恩、克己、面對死亡而不動搖的勇氣」。並規定了一套繁雜的道德規范、規矩和禮法。武士道一直被作為日本社會倫理的基本支柱而被大加宣揚。素行的「武士道」理論，後來更被日本軍國主義者利用，經常以「武士道」精神、「征戰光榮」的思想和「忠勇義烈」的事跡，對軍隊進行奴化教育，使其充當征服世界的侵略戰爭的炮灰。山鹿素行還有強烈的儒家尊王思想和神道的日本中心主義。他將日本稱為「中朝」或「中華」，主張日本天皇「可至萬世而為君」，「神神相生、聖皇連綿」，「與天地無窮」以便維護萬世一系的「國體」，這些對後世亦有深遠的惡劣影響。
到江戶時代後期，日本陽明派學者、明治維新的先驅者吉田松蔭在山鹿素行武士道論的基礎上又提出了「七規七則」和「忠魂不滅」說。
吉田松陰的「忠魂不滅」說，宣揚楠公（楠木正成）七生報國，永生不死，楠公之後，復生楠公，非止七度。七生原為佛教用語，指可轉生七次，為永久之意。楠木正成為支持天皇中興，欲從幕府手中奪回大權，恢復天皇統治，於1336年（建武三年）在兵庫湊川（現神戶市附近）與足利氏大軍決戰，戰敗後，與胞弟楠本正季用刀互相刺死，死前說將永遠效忠天皇，「七生報國」。後來，楠木正成被推崇為武士道的典範和楷模，掀起建立祭祀正成的神社運動。明治五年（1872年），還建立了紀念正成的湊川神社。吉田松陰在囚室牆壁上也掛出「三餘讀書，七生滅賊」的條幅，他認為一般人死則魂滅，而忠魂則不同，將永久不滅。松陰自己亦在被處死前寫下了《留魂錄》；「吾軀縱暴藏野，大和魂永不泯滅」。這一「理論」及其實踐，對明治維新後尊崇天皇，效忠天皇的思潮影響極為深遠，對軍國主義鼓吹為天皇效死，欺騙日本人盲目充當侵略戰爭的炮灰發揮了很大作用。
由於日本武家社會延續近700載，武士階級執掌政權，故而為戰爭服務、崇尚征戰殺伐的軍國主義從一開始就如影隨形，始終伴隨著武士及武士道。而武士，則是軍國主義的身體力行者；武士道則是日本軍國主義的思想淵源和精神工具。
二、武士道——日本軍國主義的精神支柱
1868年日本明治維新後，日本轉變為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發展轉化為近代軍人精神倫理和擴展為國民普遍道德及行動准則的武士道，更成為日本軍國主義的最重要的精神支柱。
明治維新，是日本從封建社會走向資本主義社會的轉折點，是一場涉及經濟、政治、軍事、文化各領域的社會大變革。以天皇睦仁為首，由改革派武士掌握實權的明治新政府在實行一系列資產階級改革時期，貫徹執行了「富國強兵」、「殖產興業」和「文明開化」三大政策，以推進資本主義化。
「富國強兵」是明治政府三大政策之首（另二大政策為殖產興業、文明開化），實是「強兵富國」，其主要措施就是改革舊軍制，建立新的近代軍隊及軍人精神，積極擴軍備戰和進行侵略戰爭。通過版籍奉還、廢藩置縣、改革封建身份制度、取消封建俸祿等改革，明治政府以贖買方式廢除取消了武士身份等級及財產特權，武士階層也隨之瓦解。但因武士精神——武士道對明治政權的統治尚有作用，故武士道並未隨武士階層的消亡而消亡，反而轉化為近代軍人精神倫理和擴展為國民普遍道德倫理的武士道。為建立近代軍隊，在軍事制度方面，於1870年宣布全國陸軍統一採取法國式體制（1878年因普法戰爭法國戰敗而改為採取德國式體制），海軍統一採取英國式體制。明治政府於1873年1月，頒布近代《徵兵令》，建立了近代的常備軍並不斷擴充。與此同時，還於1874年建立了近代的警察制度。日本建立的近代常備軍，不稱國防軍而稱「皇軍」，強調其效忠於天皇。1878年陸軍卿山縣有朋以陸軍省（相當於部）名義發布的《軍人訓誡》，就要求軍人必須把天皇當作「神」來崇拜，向軍隊灌輸絕對尊崇天皇的思想；還特別提倡「武士道」精神，宣揚軍人精神的三大根本在於「忠誠」、「勇敢」、「服從」。1881年建立了憲兵制度，1882年又以天皇名義發布《軍人救諭》，再度重申軍人應絕對遵守「武士道」的「忠節」、「武勇」、「禮儀」等。1890年更頒布《教育敕語》，倡導全日本國民均「應義勇奉公，以輔仁天壤無窮之皇運」，以為天皇之「忠良臣民」，從而確立了明治時代的武士道。
明治時代的武士道仍以儒學倫理為基幹，受佛教禪宗及神道教的諸多影響，但對江戶時代的武士道進行了揚棄轉化，武士道的內容既有舍棄，亦有保留，更有較大的發展變化。其保留的內容有：一是以忠孝為本，尊崇五倫五常等儒家倫理綱常。《教育敕語》要求臣民「克忠克孝」，並與「皇祖皇宗」的「肇國宏遠」相聯系，稱其為近代日本「國體之精華」，「教育之淵源」。還有意識地宣傳家族國家觀，奉天皇為最高家長。在五倫五常方面，《教育敕語》亦要求臣民「孝父母，友兄弟，夫婦相和，朋友相信」等。二是倡文武兩道，但以武為先，強調「尚武精神」。作為三大政策之一的「富國強兵」是明治時代軍事立國的路線，宣揚「尚武」乃日本「國質」的「武國論」。《軍人訓誡》規定「勇敢，投入戰門，敢冒風險以成功名」為軍人三大根本之一。《軍人敕諭》則規定軍人「必須尚武勇」，聲言「武勇乃日本自古以來最尊貴之特色，身為日本人，若無武勇，則愧為日本臣民」等等。三是強調奉公效忠意識，《軍人訓誡》將忠誠列為軍人三大根本之一，強調「自古以來，日本武士以忠勇為主」，「而今日之軍人，縱然並無世襲，亦與武士無異。故應遵循武門之習，以忠勇為主。」《軍人敕諭》也要求「軍人必須盡忠節為本分」，即使赴死，「也不得破壞此節操」，應「一心一意，恪守忠節」。《教育敕語》則要求全體日本國民「義勇奉公」。
明治時代的武士道對江戶時代的武士道進行了揚棄轉化。其舍棄和變化的內容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將以前分別效忠各自主君舍棄，轉而強調全體日本人只效忠天皇個人，即由多元化轉為一元化的效忠對象。手握神權並總攬國家大權的天皇，君臨萬民之上，構築了「一君萬民」體制，天皇成為舉國唯一的效忠對象。明治時代的武士道是以「忠君愛國」為核心的。《軍人訓誡》要求官兵「對聖上御事」，「不可鬆懈恭敬之意」。「軍人」自列入軍籍之初，已宣誓「擁戴皇上，忠於朝廷」，故應「盡忠節於國家」。《軍人敕諭》宣稱「日本軍隊世世代代由天皇統率」，軍人的責任在於「保證國家，維護國權」。《教育敕語》則要求日本臣民走上戰場以「輔佐天壤無窮之皇運」。明治時代的國體論宣揚神造日本，天皇為「現人神」，有權依據「神敕」統治日本。而《大日本帝國憲法》這一國家根本大法的核心即是「天皇主權論」，憲法規定日本「由萬世一系之天皇統治」，「天皇統帥陸海軍」。故報效國家就是效忠天皇，效忠天皇亦是由報效國家來體現。二是打破重義輕利的武士道傳統觀念，提出「士魂商才」方針。「士魂」，即武士之魂、武士精神，其核心就是「忠君愛國」觀念；「商才」，即經商之才。三是將江戶時代山鹿素行等人提倡的聖人之道全部抹煞舍棄，而把奴性、愚昧和野蠻的獸性、惡性發展到極端，崇拜殘忍，歌頌殉死「玉碎」，變成對外侵略的日軍的精神武器和精神支柱，成為侵略之道和殺人之道。明治政府確定了日本「與萬國對峙」的目標，天皇在1868年發表的《宸翰》（御筆信）宣布要「繼承列祖列宗之偉業」，「開拓萬里波濤，布國威於四方」。《軍人訓誡》稱軍隊「為國家之土城」，《軍人敕諭》鼓吹軍人在天皇統率下「保證國家」，使「日本之威烈大放光華於世界」。尤其是以發布《教育敕語》為標志，原來適用對象僅為武士的武士道，遂擴大為適用於全體日本國民。在擴張國權、宣揚國威的喧囂聲中，武士道被納入近代軍國主義軌道，成為軍國主義最重要的精神支柱，成為軍國主義侵略的主要精神工具。
武士道惡劣影響的要害是窮兵黷武的軍國主義。鐵的歷史事實無情地告誡我們，當武士道向惡、向丑、向黑暗一方，即向嗜殺成性、窮兵黷武的軍國主義傾斜之時，就是亞洲人民，尤其是中國人民遭殃之日。
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只是帶有濃厚封建主義殘余的資本主義：政治上的近代天皇制度，經濟上的半封建地主制度，思想上的天皇史觀，社會上的武士特徵，尤其是武士道烙印的民族性。武士道並未隨著武家政治的終結、身分等級制度的消失、以及日本進入近代社會就畫上終止符，相反進一步滲透到日本民族的血液中，「舊日本的建設者而且是其產物的武士道，現在仍然是過渡的日本的指導原則」⑧。武士道惡性膨脹成為近代日本國民道德的核心，進而釀成軍國主義的溫床，反過來又為軍國主義徹底奉獻。
明治維新的領導者多是武士（尤其是下級武士），新建立的明治政府各級領導的實權，也幾乎都掌握在武士出身的人手中。據1871年至1986年的統計，93名省「卿」與「大輔」（部長、副部長）中，華族4人、士族88人、平民出身者僅1人。明治時期33名陸軍大將中，皇族4人、士族28人、平民1人；海軍大將中皇族1人、士族14人，無一平民。1940年以前的政府要員中86.25%是士族出身者、1.25%是舊大名出身者。不難看出，新政府建立伊始就是武士的大本營，唯有資格指導新政府的人物就是武士。「結果，整個國家機關之中都滲透了武士的勢力」。這些人掌握權柄，控制思想，制定政策，駕馭民族，制約社會。
武士領導者完成的一個中心任務，就是使武士道惡性膨脹：先是把武士道灌輸給士兵，1878年以陸軍省名義頒布《軍人訓誡》，把「三德」作為近代軍人的天職，向士兵灌輸「忠誠」、「勇敢」、「服從」的武士道精神。繼而武士道衍成「軍人道」，1882年以天皇名譽頒布《軍人敕諭》，規定軍人應遵循盡忠節、正禮儀、尚武勇等項規范，把武士道進一步發展為近代軍人的信條。所以，武士道在新形勢下變形發展，成為新時期的武士道——「軍人道」。最後使武士道全民化，1890年又以天皇名譽頒布《教育敕語》，把國民道德規范總結為「孝悌忠信」與「共同愛國」兩大綱目。這樣，就使臣民對於天皇的「忠誠」賦予「愛國」的意義，使武士道精神披上「愛國主義」的軀殼，體現出近代國家意識。於是武士道堂而皇之地成為近代日本教育方針的靈魂，向一代代日本青少年灌輸。實際上《教育敕語》遠遠超出學校范圍，使學校、家庭、社會結合起來，三位一體，作為全體日本國民的道德規范，統制著人們的意識形態，限制人們的言論行動。
明治政府通過這些法律、法令使全體國民「平常要其家庭、學校、兵營里，只受到為天皇獻身的教訓，而不知有其他。」強調武士道和軍人精神、國民道德的一致性，於是武士的實踐道德，演變成了全體國民的實踐道德。這樣，武士道被成功地嫁接在：愛護和尊敬日本的國體，維護天皇萬世一系的統治，要求日本國民忠君愛國的所謂「日本精神」上。從而建構起以武士道精神、國家主義為核心，以忠君愛國為內容的近代國民道德。
「明治初年的富國強兵政策，以創建中央軍隊，扶持軍事工業為開端，從整頓戶籍，義務教育制度，強化警察網，整備交通網，充實官僚機構來看，其中無一不是以建設強大的軍事國家為目的的。」11不難看出「富國強兵」參照系是西方國家的資本主義、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德富蘇峰曾說「君民一德，舉國一致之帝國主義，即對內實行平民主義，對外實行帝國主義，並一貫以皇室為中心主義統轄二者。」即建立一個以天皇制為中心的軍國主義。這一思維軌跡就是「失之歐洲，取之亞洲」然後「合並世界各國。」「這種思維方式如果僅僅掌握幾個書齋狂人或浪人，那不算什麼大事，它也絕不能使日本文化畸變，但危險的是這種思維方式掌握的不是在野狂生，而是日本軍、政界首腦。因之它不但可以轉化為日本現實的思想、觀念、戰略，而且直接變成日本政治、生產的實踐活動」。這種思維方式通過各級政府中掌權的武士，成為近代日本社會的主導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產生的思想觀念也成了日本近代占統治地位的思想觀念。最後，這一思想觀念終於畸變出法西斯主義的意識形態。
「在現代化的全過程中，日本傳統文化中武士道與神道都適應『富國強兵』的需要轉變自己的功能」。這些思想觀念深深植根在崇尚武力的武士道的窮兵黷武的德目中，在「忠」的旗幟下，全體國民自動地集合於天皇周圍為其效命。正是因為有武士道這張溫床，天皇制很容易把日本近代資本主義變成極富侵略的軍國主義。武士道成為日本法西斯軍國主義之魂，在為法西斯服務的道路上越陷越深，武士道演變為法西斯軍國主義武士道。
武士道的最大特點首先在於它不是一種單純的信仰，而是一種必須身體力行的實踐道德。武士道所以能成為軍國主義的銳利武器，其根源就在於它是武士，進而是全體日本國民身體力行的實踐道德；其次，武士道的核心是無條件效忠主君，對主君的忠誠觀念凌駕於其他所有倫理之上，將無私獻身作為武士的最高義務和最終行為。因而，武士道既是「忠」的宗教，同時也是「死」的宗教，從軍事意義上說唯有「忠」和「死」最能體現徹底奉獻。
在人類幾千年的歷史上，唯有武士道成功地以對主君的「忠」和為主獻出生命來武裝軍隊。這支軍隊是不要命的軍隊，隨時准備為主君、為天皇獻出生命。這支不要命的軍隊，既是勇猛頑強、戰鬥力極強的軍隊，同時也是最粗野、殘暴、毫無人性的軍隊。這支軍隊在幕府時代，由武士組成；在明治維新以後，則是臣民皆兵。
軍國主義意識形態支配下的武士道，對內作為精神工具，毒化和控制日本國民的思想；對外則踏上了侵略亞洲各國的道路。由此拉開了日本近現代史上武士道窮兵黷武，為戰爭服務的罪惡帷幕。佔領台灣，吞並琉球、朝鮮，侵略中國、挑起太平洋戰爭，日本軍國主義徹底的法西斯化。武士道被法西斯軍國主義的戰爭政策所利用，為法西斯軍國主義服務，武士道精神沿著為戰爭和法西斯服務的道路愈陷愈深，使日本國民把對外侵略戰爭看作是為「皇國」的「聖戰」，以充當炮灰為榮，自願做「神風」隊員、「特攻」隊員，當肉彈進行自殺性進攻。武士道精神把日本民族引向戰爭災難，吞噬了數以百萬計的無辜日本青年，給亞洲人民和中國人民帶來了更為巨大和深重的災難，侵華日軍暴行令人發指，在整個人類戰爭史上也是駭人聽聞的。正如萬峰教授所說，這一切讓中國人民和亞洲人民一想起武士道便反感、便作嘔、深感憎惡，便想起太陽旗加軍刀，想起燒殺擄掠、姦淫婦女、無惡不作和舉世震驚的南京大屠殺。
有史作證：武士道的最大惡劣影響是為戰爭服務、助紂為虐、危害人類和平的軍國主義；用武士道思想武裝的軍隊是隨時准備獻身主君、獻身天皇的軍隊，這支軍隊由置生死於度外的亡命之徒組成，其戰鬥力和破壞性都是罕見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武士道的惡劣影響暴露無遺，日本法西斯軍國主義給亞洲人民和中國人民的災難，只有「磬竹難書」四個字才能如實形容。武士道已深深紮根於日本民族精神之中，與武士道如影隨形的軍國主義並未徹底消失。因此，世界人民務必時刻警惕，以防日本軍國主義再度復活，危害人類和平。
總之，武士道是日本否認甚至美化軍國主義罪惡在意識方面的劣根，武士道痼疾侵害著日本民族，毒化著國民的意識，袒護著軍國主義，甚至引發出戰後日本軍國主義的傾向。這尤為令人擔心，值得世人警惕！
當然，愛好和平的中國人民也有應對的良策，那就是不折不扣地遵照鄧小平同志的話去做。小平同志說：「對付這種軍國主義傾向，不僅要加強批評，揭露，而且要扎扎實實地做一些發展我們兩國和兩國人民之間友好關系的事情，加深我們之間的友誼，加深我們之間的了解，加深我們之間的感情。」
摘自《世界歷史》1999年第4期

Ⅲ 日本的武士道

「武士道」一詞在江戶時代才出現，武士道的思想借用了儒家的「忠」和「勇」，禪宗的「生死一如」等思想，並在神道思想的天皇信仰中雜糅重造而成。 武士道的淵源可以到日本的國家神道和神道教和佛教，以及孔孟之道和亞洲甚至世界各國文化。它是日本武士階級必須嚴格遵守的原則。武士道究竟是什麼？一言以蔽之，武士道的訣竅就是看透了死亡，「不怕死」而為主君毫無保留的捨命獻身。這種思想也是對傳統儒家「士道」的一種反動。儒家的「 士道」講究君臣之義，有「君臣義合」、「父子天合」的人倫觀念，但是日本「武士道」是以為主君不怕死、不要命的覺悟為根本， 強調「毫不留念的死，毫不顧忌的死，毫不猶豫的死」！ 神道教的信念基礎就是不分是非。因而武士道在人格上容易導致極端的兩重性：自狂而又自卑；信佛而又嗜殺；注重禮儀而又野蠻殘暴；追求科學而又堅持迷信；欺壓弱者而又順從強者，等等。 武士道重視的是君臣戒律，「君不君」(君暴虐無道)也不可「臣不臣」(臣不盡臣道)，盡忠是絕對的價值。中國的原始儒學是以孝為本，盡孝才是絕對的價值。如果「父有過」，子「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但是如果「君有過」，臣「三諫而不聽，則逃之」。武士道論者認為，儒家的「士道論」乃在粉飾貪生怕死的私心，慎於人倫而注重主君的道德如何，才選擇生死，則面對死卻不幹脆去死。唯有純粹徹底的覺悟死，才是武士道強人之處。武士道徹底的覺悟死了，他的容貌、言語、起居動作，也就與眾不同。武士社會尊重禮儀，不光是封建社會階層秩序的尊從，更進一步說「禮儀端正」，才是武士強人一等的表現。武士要「死的乾脆」，君要你切腹自殺你就得切腹自殺，這是日本鐮倉武家時代以來的傳統。

編輯本段基本要求
武士道的要求最主要有幾個方面：義、勇、仁、禮、誠、名譽、忠義。 「義」是武士准則中最嚴格的教誨，要求武士必須遵守義理和道德。 「勇」要求武士具備敢作敢為、堅忍不拔的精神，同時要有高強的武藝。 「仁」使武士不至成為黷武主義的武夫，而要具有寬容、愛心、同情、憐憫的美德。 「禮」不僅僅是風度，更是對他人的情感和關懷的外在表現。 「誠」要求武士保持誠實，同時要擺脫來自諸如商人階層之類的誘惑。 「名譽」的意識包含著人格的尊嚴及對價值明確的自覺，它要求武士為了名譽而願意付出一切，又要具有分清是非保持忍耐和堅忍的品行。 「忠義」具有至高無上的重要性，它是存在於各種境遇中的人們關系的紐帶，忠於自己的主人是武士必須恪守的信條。

Ⅳ 日本武士的介紹

武士是10世紀到19世紀，在日本的一個社會階級。一般指通曉武藝、以戰斗為職業的軍人。除了受到漢語語系影響的國家以外，多種語言以日語的「侍」（羅馬字：以Samurai來顯示，或者Bushi。武士的精神被稱為「武士道」（Bushido）。

最有代表性的有

柳生十兵衛三嚴

柳生十兵衛三嚴 （柳生十兵衛三厳、Yagyū Jūbei Mitsuyoshi，1607年－1650年4月21日) 是日本封建時代最出名以及最常被浪漫化的武士之一。

由於柳生十兵衛的正史生平記載非常稀少，他的真實生活並不被人了解。 柳生十兵衛（幼名「七郎」）在他的家族祖傳領地，位於現在的奈良的柳生之鄉出生。 他是柳生 但馬守宗矩的兒子。宗矩是江戶幕府的劍術大師, 特別是德川家光和德川家康，他們將宗矩封為幕府最高級的幕僚。在關原之戰中，宗矩為第一代江戶幕府，也就是德川家康戰斗，並且幫助幕府擴大了領地范圍。因為其努力，宗矩被任命為幕府的劍術指導，以及一個小的大名，等於今天的省長。宗矩之後連續為三代的幕府提供劍術指導：德川家康，德川秀忠以及德川家光。

1616年，柳生十兵衛成為第二代江戶幕府，德川秀忠庭院的一名侍從。之後並成為第三代江戶幕府，德川家光手下的一名劍術指導，從而在某些時候可以頂替他父親的角色。但是有關柳生十兵衛的紀載從此再未出現過。直到1631年，當十兵衛已經被認為是柳生家族最強的劍客的時候，他已經被幕府以很概括和含糊不清的理由給開除了。這有可能是因為十兵衛的大膽和傲慢，也有可能是因為他想做武者修行的決定。他的下落從此在接下來十二年間不為人知（即使是柳生家族豐富而詳細的秘密紀錄，也沒有什麼關於十兵衛的記載，特別是在這十二年間）。柳生十兵衛重新現世是在他36歲的時候，在幕府的面前表演劍術。在這之後，十兵衛重新上任，擔任了很短時間的御所印判，並控制著他父親的領地，直到1646年柳生宗矩逝世。十兵衛還寫作了一本書，《月見の諸》，記載了他學劍的學校以及受到他父親的朋友沢庵宗彭和尚在學習上的指導。在這本書中，他簡要的提供了關於他從江戶城消失開始1631年到1643年這十二年間下落的線索 --- 巡遊全國以精進劍術。

由於柳生十兵衛的失蹤以及沒有關於他下落的文獻記載，他的經歷引起了人們的好奇和推測，然後在很多流行小說中被浪漫化。在他父親死後住在江戶的幾年間，十兵衛辭退了他的幕府工作並回到他的家鄉，並於1650年初在那裡因為不明原因逝世。某些報告稱他因為心臟病而逝世，另一些人說他在釣魚的時候被獵鷹捕食襲擊而死。還有人推測他被他異母的兄弟派手下暗殺。

十兵衛安息在一個叫做大河村的小村莊，很靠近他的出生地。那裡也是他異母的兄弟柳生友矩的安葬地。柳生十兵衛被安葬在他的爺爺柳生宗嚴的墓地旁邊。十兵衛有兩個女兒。十兵衛被賜予一個佛教謚號: 奏吾。

宮本武藏

有名二刀流與兵法流派二天一流的始祖，亦是知名的水墨畫家及工藝家。苗字是宮本、或用新免、通稱武藏，本姓藤原，諱玄信（げんしん、または、はるのぶ）。幼名是辨助（べんのすけ、弁助、弁之助），號二天、二天道樂。著作『五輪書』中是以新免武蔵守藤原玄信全名為署名。

現在，很明顯地宮本武藏親筆給有馬直純及松井興長收的書信上的確實寫上「宮本武藏玄信」，長岡佐渡守書狀有「二天」這個稱號。而熊本市削弓的墓碑上寫有新免武蔵居士，養子伊織在武藏逝世之後9年建立《新免武蔵玄信二天居士碑》（小倉碑文）標明「播州赤松末流新免武蔵玄信二天居士」。死後71年後《本朝武芸小伝》以「政名」的名字介紹。自此所引用的系圖及傳記、武藏供養塔的介紹以及武藏的小說，多數使用「政名」的名字，二天一流門弟及宮本家史料等，沒有使用「政名」的名字。

武藏在京都與兵法家吉岡一門對決，和岩流島與岩流兵法家的決斗故事，至今成為許多小說、時代劇電影、乃至電視連續劇（歷史電視劇）等發揮的題材，並名聞於世。其自著《五輪書》亦為現代日本人在哲學、經營、乃至運動各方面的指導書籍，在世界各地也有諸多翻譯版本與喜好讀者。武藏後期的文藝作品，如『鵜圖』、『枯木鳴鵙圖』、『紅梅鳩圖』、以及『正面達摩圖』、『盧葉圖』、『盧雁圖屏風』、『野馬圖』...等水墨畫、以及馬鞍、木刀、工藝作品都為日本國家指定的重要文化財產。

佐佐木小次郎

佐佐木小次郎（生年不詳－1612年5月13日 ），日本戰國時代與安土桃山時代的劍術家，曾與宮本武藏在小倉島（今岩流島）上展開著名的決斗。

富田勢源的弟子，曾與中條流的鍾卷自齋學習武術。為了修煉武藝而游歷各國，並獨自創立了自己的流派「岩流」及著名的劍技「還燕（燕返し）」。為了到細川家的仕官，受命與宮本武藏在岩流島上決斗。這次決斗的勝負在大多數人的認識當中，是宮本武藏獲勝並擊殺佐佐木小次郎；但實際的決斗經過、參予者、勝敗都還有待查證。

出身九州北部小倉市的佐佐木小次郎則是在擁護和贊揚的光環的環繞中成長起來的。但是，跟那些平庸的紈絝子弟不同，小次郎絕對是一個劍術奇才。雖然曾經跟隨鍾卷自齋學習過富田流的小太刀技法，但小次郎自己所創立的岩流，使用的卻是比小太刀長得多的太刀。

小次郎的愛刀「備前長船長光」便是長達三尺三寸的長刀，而小次郎的絕技「燕返し」，更是能夠將長刀之利發揮到淋漓盡致的招式。可是，即使是這樣的小次郎，卻連「燕返し」都沒有使出就敗在了宮本武藏的劍下。跟武藏決斗時的小次郎，無法發揮自己刀長的優勢，因為武藏在決斗之前，特意製作了一把木刀，刀的長度是四尺二寸，比小次郎的「長光」長了整整一尺。

因為小次郎在決斗之前並未將絕技「燕返し」傳給弟子，這一招便從此失傳。佐佐木小次郎--是由鍾卷自齋處學習富田流劍術而出身，但加入大部分自己的思想而構成岩流劍術的。其中最著名的是被稱作「燕返し」的技巧，但亦沒有流傳下來。

Ⅳ 日本古代普通的武士遍地都是，真正的劍豪都有誰

日本武士大家一定很清楚，本質上他們屬於職業軍人，但又和歐洲的騎士階層很像。受文學作品的影響，武士總是被蒙上一層神秘的面紗，比如說武士道。對於日本武士道文化有所了解的小夥伴一定清楚，在日本歷史上出現過數位劍豪，那麼都有誰配得上這劍豪稱號呢？今天小編就來給大家介紹幾位在日本可以稱得上是劍豪的人物。

以上就是小編給大家介紹的幾位知名度比較高的劍豪，他們幾位因為自身的傳奇事跡，在世界上都享有一定聲譽。不知道你們還認為哪位歷史人物配的上「劍豪」的稱號呢？

Ⅵ 日本「武士道」究竟是個什麼東西

明治以前的“武士道”

起源於鐮倉時代的“原始武士道”，因政治契約之故，特別強調“忠”與“死”

所謂“武士道”，略言之，是一種道德規范和行為准則。縱觀歷史，“武士道”究竟是個什麼東西，其實完全取決於現實政治的需要。

一般認為，“武士道”起源於鐮倉時代，定名於江戶幕府初期。公元721年，元正天皇詔書首次正式承認“武士”的存在，至11世紀，鐮倉幕府建立，以專事征戰殺伐的“武士階層”作為統治基礎。這類政權，通稱“武家政權”，此後統治日本600餘年，原始的“武士道”也在這600餘年間逐漸成型。

“原始武士道”的核心理念，乃是“忠”與“死”。所謂“忠”，是強調各級武士須嚴守崗位，絕對忠於各自的主君；所謂“死”，是倡導為主君獻身乃至殉死。“武家政權”對這兩點的強調，其實是出於一種現實的“等價契約”的需要——武士向主君付出“忠”與“死”，主君則賜予並保障武士的地位與財富。這種契約關系，常常隨著世局的變遷而有所修正。如群雄爭霸的“戰國時代”，舊主、新主更替頻繁，武士們從自身利益出發，就更愛強調“為自我獻身”，而不是“為主君盡忠”。

戰時，軍方樂於宣揚“葉隱”；戰後，當局又樂於宣揚新渡戶稻造

綜上，“武士道”究竟為何物，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日本，實際上一直含混不清。鐮倉時代所產生的“原始武士道”，只是一種現實的利益契約；江戶時代，“士道”和《葉隱》互相對立，代表了不同政治陣營的需要；明治前期，武士道心照不宣地被遺忘；明治後期，新渡戶稻造說“武士道”與西方主流文明共通，井上哲次郎說“武士道”是日本賴以抗衡基督教的獨一無二的思想利器……可以說，不是“武士”，而是學者和政客們，在一直不斷按照自己的需要塑造“武士道”的形象，而這種塑造，又因為利益出發點的不同，往往彼此沖突……

惟現實政治往往選擇最符合其實際需要的解釋。所以，在侵華戰爭期間，最受日本軍界推崇的“武士道”，是《葉隱》一派，因為《葉隱》鼓吹“乾脆利落地選擇死”，而反對去追尋這種死是否與“義”相合。“如今如果奉召前往戰地，我們絕對不要忘記帶上《葉隱》”，正是東洋大學教授古川哲史在1940年代，給全體日本國民的“忠告”。1941年，時任陸軍大臣東條英機，也在《戰陣訓》里鼓勵日軍士兵去死，“不可生而受虜囚之辱”。

二戰結束後，崇拜《葉隱》的著名作家三島由紀夫切腹自殺；新渡戶稻造的《武士道》，因為主旨是與西方溝通對話而非對抗，又重新成為日本“武士道”的主流，新渡戶稻造的肖像，還被印在了貨幣之上。略言之，“武士道”是個筐，什麼都能往裡裝。

Ⅶ 介紹一下日本武士道的歷史，越詳細越好

武士道是日本文化精神的核心，對日本民族性的影響頗深，尤其是日本近代化過程中以及今天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中、精神信仰中，都留下了武士道精神的印痕。研究日本武士道者，必以《葉隱聞書》為首要。《葉隱聞書》成書於1716年（日本江戶時代），共十一卷，是由佐賀藩主鍋島光茂的侍臣山本常朝口述，一個名叫田代陣基的武士用七年的時間筆錄而成。主要為論語體，又稱《葉隱論語》。關於日本的研究，一般以為，《菊花與刀》和《武士道》二書是其入門要籍。前者為美國文化人類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所著，她以皇家家徽的「菊花」和日本武士的「刀」為符號，作為一種「既…又…」對立的文化模式，解讀了日本人的內在矛盾，其觀點曾影響了二戰後美國對日的基本國策。後者是日本人新渡戶稻造所著，在西方的騎士精神包裝下，作者肆無忌憚地宣傳武士道的殘忍行為，企圖為他們在中日甲午戰爭中的暴虐行為辯護，同時也推動了日本軍事擴張的進程，從而給亞洲各國帶來了沉重的戰爭災難。以上二書，觀察日本社會的視角雖有不同，但「武士道一直都是日本的精神與原動力」，人們對這一基本判斷大概是沒有疑義的。而關於武士道的精神形成，《葉隱聞書》應當是最重要的第一手研究資料。書中我們不難看出，日本在何種程度上接納了儒、佛學等外來文化的，亂世中他們又以何種方式來應對外部環境的變化，以及近乎魔道的死亡觀念，如何通過日本武士來實現的。就讀後感受而言，筆者以為，只有認真研究了那些不加掩飾的武士道言行，我們才可能把握或理解一個「曖昧」的日本。《葉隱聞書》書中涉及到大量的切腹、復仇和異類死亡觀念等內容，那些挑戰人類道德底線的武士狂言，如書序作者所說，本該藏之深山或付諸一炬的，但那些血腥言論，不幸被奉為日本武士道精神的原典，從而演變成近現代日本的歷史現實。口述者開宗明義宣稱：「所謂武士道，就是看透死亡。於生死兩難之際，要當機立斷，首先選擇死。沒有什麼大道理可言，此乃一念覺悟而勇往直前。」死亡觀是該書的核心，也是武士道的精髓所在。在我們看來，武士的「無目的死」是沒有價值的，他們對生命的冷漠態度也令人發指。但是，山本常朝的死亡觀念，不是一時沖動的即興狂言，包含了日本人對待外來文化、自身生存的理解。山本常朝有兩位導師：一個是湛然禪僧。和尚教導他，無念即是正念，行動就是無邪的無住念，故人生可由武士道直入佛門，即武士道——忠於主君——孝行雙親——慈悲心。另一導師是佐賀藩的儒者石田一鼎，儒家精神熏陶了他的「不可為而為之」剛強之勇和擔當意識。但佛學中的不殺生規戒和反對自行了斷生命的態度，卻被日本的武士道拋棄了。武士的「忠孝之道」，與我們儒學的忠孝完全是貌合神離的。儒家中庸之道被口述者詮釋為矯枉必須過正，「中道是究極的境界，可武士道卻必須超越，敢為天下先。教人射箭，規定左右手要有相同的高度，可右手動不動就會抬高，所以，真要射箭時，右手要降低一些，才是正確的位置。」一般來說，我們總是在逃避著死亡，而武士道就是要直面死亡，要思考怎樣去死，抱著「死狂」激情，去實現死亡瞬間散發的「美學價值」。這種美學意義上的死亡，被他們贊譽為所謂的「落花之美」。「葉隱」就是「落花之美」意象,它意指凋零有期的花兒，隱藏於葉下，遇有知音，瞬間飄落而去，以展示自身生命的價值。從美學上看死亡，那些復仇、切腹等殘忍血腥的場面，以「真漂亮啊」等贊許口氣出現在《葉隱聞書》書中，也就不足為奇了。通過《葉隱聞書》書中關於武士道的死亡觀簡評，我們不難看出，日本是個謎，日本文化是獨特的文化，它不是東方的儒學、佛學，但有儒學、佛學因素，它不是西方文化，但卻有西方的存在主義和權力意志論的影子。依筆者拙見，日本文化就是以武士道為精神原動力的文化，這種文化本質上是要向外超越的，一旦給予外部條件時，勢必要挑戰人類的道德底線。認真研讀《葉隱聞書》後，我們會同意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的卓識：「日本不是一個普通正常的國家，它是一個隱藏在『曖昧』表象下，無與倫比的單一民族集團性和不擇手段的進取性的國家。不管『菊花』也好，『刀』也好，都是維護大和民族共同體，進取擴張的手段——不同的手段而已。在日本人的世界裡，兩種截然相反的東西，構成了奇特的『互補』」。如果這一「奇特的互補」來自武士道精神，那麼謙卑地接受黑格爾的教誨，應當是有益的。這一教誨就是：「『精神』——人之所以為人的本質——是自由的，因為他們不知道，所以他們不自由。他們只知道一個人是自由的。唯其如此，這一個人的自由只是放縱、粗野，熱情的獸性沖動，或者是熱情的一種柔和馴服自身只是自然界的一種偶然現象或者一種放縱恣肆。所以這一個人只是一個專制君主，不是一個自由人。」

Ⅷ 什麼是日本的武士道

在說之前，首先要說，真正了解武士道，才能打開了解日本之門，如果「想當然」地把武士道和騎士精神以及儒家的仁義禮智信混為一談，或者通過日本電影來認識武士道，那就南轅北轍了，將被誤導到完全相反的路上。
武士道的真正教義是：為了主人而死，死後可以進入神社，成為和天皇一樣的神。
換句話說，為主人而死，是一個非常好的福利機會，是成神的捷徑！這個機會並不多，你不可以自己編造個理由自殺，最好的情況就是主人要你死，那麼成神就妥妥有保障了。這樣，你就不難理解為什麼西方殖民者不止一次有過要求日本交出N個人來抵命時，報名的人烏泱泱得多，而在切腹時，個個笑容滿面喜氣洋洋，不明真相的西方人當場嚇蒙，據我所知，這樣的事，比較著名的至少有兩次，一次是西班牙人，要求40人償命，另一次是法國人，要求20人償命。
武士道只講究一個字，就是忠，後來又加了幾個字，那是模仿儒家的，但是儒家的仁義禮智信是沒有忠的，因為只要確定有忠，那麼其他所有的都是虛的，退一萬步說，一個忠字，足可以和仁義禮智信旗鼓相當，要麼忠，要麼仁義禮智信，在武士道里，沒有忠，就啥都不是，有了忠，你可以「下克上」，也正因為如此，天皇的地位十分穩固，因為上級軍官想要造反，是極為困難的。
武士道的核心基礎，其實是相信天皇是神，衍生基礎就是靖國神社的神壇地位，這樣日本賤民階層（日本和印度一樣，都是種姓制度，分貴族和賤民，日本人的很多表面行為，都是和這個有關，貴族要表示自己的貴族身份，賤民要盡量掩藏自己的賤民身份），才能相信為天皇而死，自己進入神社後，也會成為和天皇一樣的神，直到二戰結束，日本人都還在相信天皇是神，所以麥克阿瑟才會要求天皇承認自己不是神，否則整個日本會和中東的山中老人的組織一樣，這樣美軍在日本的地位就會隨時受到巨大的威脅。

Ⅸ 介紹一下日本武士及武士階級

日本武士簡介：

日本武士（日文中的侍者、貼身隨從）。日文中，武士一詞其本意是侍者，貼身隨從。武士要遵守不畏艱難，忠於職守，精幹勇猛。然而這一準則代表的只是理想，武士的忠誠、勇猛是建立在他所效忠的領主能對武士所作出的貢獻給予獎賞的主從制度上。

許多史料記載武士來源於中國。然後到日本後入鄉隨俗改叫做武士。

一個西方人以旁觀者的眼光這樣描述武士道：「為榮譽而殺戮，對受懲者和失敗者寬大，對卑鄙和營利的人毫不留情，主要欣賞生活中人為的詩 情畫意的藝術美和死後冥府的月光般的清幽世界，這就是武士道。」武士集團最後集中在源氏和平氏兩大家庭之下。

源氏和平氏都是皇族之後。源氏起源於814年，嵯峨天皇向諸皇子的賜姓，稱源朝臣。自此之後，從淳和到三條的14代天皇都相繼向子孫賜姓源氏。諸多源氏中以清和源氏最著名，這一支源氏始於961年清和天皇的孫子源經基，長期以關西為基地。

平氏也是皇族的賜姓，有桓武、仁明、文德、光孝等四支平氏家族。其中桓武平氏勢力最強，其始祖起源於桓武天皇曾孫高望王，世代居住在關東地區。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日本武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