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為什麼保護日本京都

『壹』 1945年,美軍在考慮用原子彈轟炸日本城市小倉時,我國建築學家梁思成在哪裡他為什麼可以提出建議

梁思成不是對原子彈轟炸小倉、而是對美軍准備地毯式轟炸奈良提出的建議。 梁思成當時在重慶，時任「戰區文物保護委員會」副主任（主要工作是編制一份淪陷區的文物建築表，並在軍用地圖上標注出其位置）。雖然他在第十九路軍中擔任炮兵校官的弟弟梁思忠戰死於「淞滬會戰」、他的內弟（林徽音的三弟）飛行員林恆也在保衛成都的空戰中壯烈殉國，他對日軍仇恨極深，但當1945年初他聽說美軍准備地毯式轟炸日本奈良時，他卻坐不住了。他知道，日本奈良有著至今保存最為完整的唐代木建築，他不能想像炮火頃刻之間使它灰飛煙滅。出於對保護文物的高度責任感，梁思成趕到美軍設在重慶的指揮部，向指揮官布朗森上校陳述保護京都、奈良的重要性。布朗森不理解為什麼一個中國學者要保護敵國的古建築。梁思成解釋說：「要是從我個人感情出發，我是恨不得炸沉日本的。但建築絕不是某一民族的，而是全人類文明的結晶。像奈良的唐招提寺，是全世界最早的木結構建築之一，一旦炸毀，是無法補救的。」美軍指揮部高度重視了梁思成的建議，地毯式轟炸終於沒有投向奈良、京都。因此，日本建築家說：「梁思成先生是我們日本的大恩人。」 梁先生的責任感和博大胸懷確實值得我們學習。

『貳』 在二戰時為什麼梁思成說服美國人不要向日本的京都等

因為大部分日本古都的建築有中國唐朝時期建築風格，所以想保護和研究。

『叄』 梁思成當年為啥，要勸阻美國核爆京都

梁思成之所以勸阻美國核爆東京，這是因為梁思成為了保護東京裡面的古建築古文物。梁思成認為，東京的文化價值非常高，不能夠轟炸，最後，美軍接受了梁思成的建議，改成轟炸長崎。剛從從是一個真正的文化保護，能夠拋棄國仇家恨，去保護一個文物，這個方面是值得我們敬佩的。不過科學與文物是不一樣，科學是有國界的，國際上誰掌握了科學誰就擁有足夠的話語權，所以少年們，我們要加油了，但是也別忘了傳承與發揚我們中華優秀的傳統文化。

梁思成是梁啟超的大兒子，他是我國著名的建築師，他也是林徽因的丈夫。在解放前，閆輝淵源，梁思成這兩個人被請到解放軍跟階級，請求這兩個人對北京古城進行保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梁思成又參與設計了英雄紀念碑，等其他著名的建築。總之，梁思成是一位真真正正的文化保護者，我們要像他一樣保護著我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和古村落建築等等，這是我們的責任，也是我們的義務。

『肆』 梁思成說服美軍保留日本古建築物是真的嗎

是真的，央視有紀錄片說
1944－1945年，在美軍採用地毯式轟炸方式要全面摧毀日本的時候，梁思成先生曾力勸美國不要轟炸保有大量日本古代建築及藝術國寶的奈良和京都。於是，在二戰將要結束之時，美軍在日本110多座城市狂丟炸彈和燃燒彈，但奈良和京都卻得以倖存。
梁思成為了保護世界文化遺產的一部分——日本古典文化，超越了狹隘的種族觀念和復仇心理，這樣的襟懷，讓奈良人至今感念。就像他們沒有忘記鑒真東渡給他們帶來了當時世界最高水平文化一樣，對於保護了奈良城的梁思成先生，奈良特意選擇在遷都1300周年的時候，為梁先生立像。
梁思成是帶著地圖去見美軍指揮官的
為中日友好作出重大貢獻的鑒真和尚在奈良圓寂之後一千多年的1910年前後，一個中國男孩隨父親梁啟超來到了奈良，徜徉在各個寺院之間。他就是梁思成。
梁思成在1963年的《唐招提寺會堂和中國唐代建築》中寫道：「在我執筆凝思的時候，一個童年的回憶又突現在我眼前，那可能是明治末年或大正初年的事了，我隨同父母到奈良游覽，正遇上某佛寺重建大殿。父母曾以一圓的香資，讓我在那次修建中的一塊瓦上寫下了我的名字。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我童年的綿綿心意還同那瓦片一樣留在日本。我不知道當年是否到過唐招提寺，但是今天當我紀念鑒真而執筆的時候，我彷彿又回到童年，回到奈良去了。」
後來，梁思成還在1964年6月號日文刊物《人民中國》中寫道：「我不由得沉浸在返回日本的心情中，對日本的懷戀之情就像那瓦片一樣，無法飄離誕生處日本『故鄉』的土地。」
童年在日本的記憶，一直留存在梁思成腦海中。長大後的梁思成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學習建築，後來回國從事古建築調查保護，這更加深了他對古建築和古代文化的珍愛。
談到梁思成與日本的淵源，梁思成的學生、中國文物學會名譽會長羅哲文告訴本刊記者：「梁先生從美國學成回國後，成為中國營造學社的一員。中國營造學社很早就和一批日本學者有著很深的聯系。聽先生常提起的學者就有荒木清二、松崎鶴雄、橋川時雄等人。另外還有一些日本學者與營造學社發起成立了古瓦研究會，學者中有關野貞、伊東忠太、富田晉二等人。」
羅哲文先生是在1940年進入營造學社的，他還記得，盡管當時日本侵華戰爭已經全面鋪開，但梁思成還是讓羅哲文學習日本古建築的保護知識。「那些發表在《中國營造學社會刊》上的文章，是我經常學習和研究的資料。」羅哲文先生回憶說。
值得特別提及的是，在殘酷的二次大戰中，梁思成本人及全家幾乎喪生於日軍之手。梁思成在逃出北平的路上險遭日本轟炸機炸死；他的親弟弟梁思忠是十九路軍炮兵校官，戰死在與日軍的「淞滬會戰」戰場上；內弟林恆則作為飛行員死於保衛成都的空戰中。但盡管如此，到了1944年盟軍准備開始對日本進行地毯式轟炸的時候，在重慶任「戰區文物保護委員會」副主任的梁思成，從保護世界文化的角度，不計私仇，提出了希望不要轟炸奈良及京都的要求。
據羅哲文先生回憶，梁思成是帶著地圖去見美軍指揮官的。「在日本地圖上清楚地標明了奈良及京都的位置。」羅哲文回憶說。
日本《朝日新聞》記者古谷浩一也曾對這段歷史進行了詳盡的采訪，並發表在2010年7月2日的報紙上。
古谷采訪了北京大學教授宿白。後者回憶說，1947年或1948年自己在北京大學教書時，聽梁先生講課，「課間休息聊天時，梁思成提及過此事。」古谷也采訪了梁的第二任夫人林洙。林洙也表示直接從梁思成那裡聽說過此事。
古谷在文章中寫道，雖然很難斷定奈良及京都未遭遇地毯式轟炸的原因就在於梁思成的建議，但他的建議對於中日之間意義重大。他引用羅哲文的話說：「梁思成為保護文物免受戰爭破壞而付出了努力，保護對象不僅限於本國文物，而且包括敵國文物，這一點對中日友好來說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
日中友好協會會長平山郁夫力主立像
繼承了導師梁思成保護文物工作的羅哲文，2007年11月訪問日本，拜會了日中友好協會會長平山郁夫。其間，平山會長談到梁先生在保護古建築方面的功績，並主張該為他在奈良樹立一尊銅像。
「我聽到後非常的感激。我們在中國還沒有為梁先生立銅像，反而是日本方面主動提出了這個想法，而且平山先生特別積極地推進了此事。」羅哲文說。
「2009年我們去奈良葯師寺開討論會紀念梁思成。開始時平山先生是准備出席的，後來他的身體實在支撐不住，在病榻上親筆為討論會寫了致辭。」羅哲文說。
平山的親筆致辭寫得較長，其中有一段寫道：「古都奈良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其經歷的最大危機莫過於戰爭。據說奈良和京都曾經是美軍轟炸的對象。危機中奈良得以保護，正是拜梁思成先生超越國境、保護珍貴文物古跡的高尚情操和義舉所賜。梁思成是偉大的建築家，正是他所堅守的奈良文物古跡是全人類共同遺產的信念，才讓我們的古都在戰火中得以保護。」
清華大學建築學院院長朱文一告訴記者，在奈良為梁思成立像的消息傳來後，「由清華大學牽頭成立了一個銅像設計組，羅哲文先生和(梁思成的另一位弟子)張錦秋先生擔任顧問，我任組長，與侯建群先生、王輝先生，特別是雕塑家李象群先生及王青春先生密切合作，共同推進梁思成銅像的設計工作。」
2010年4月24日，梁思成銅像正式在全國政協禮堂揭幕，為東渡奈良做好了准備。
而在今年10月底梁思成胸像在奈良揭幕前，「鑒真坐像也將在上海展出後，於11月26日到12月7日回歸揚州故里，在鑒真圖書館展出」，揚州市副市長王玉新告訴記者。
不過這次回國省親的鑒真坐像並不是位於奈良唐招提寺中的那座最著名的雕像。揚州宗教局方面透露，這回來揚州的是奈良東大寺戒壇院千手堂中的木質鑒真和尚坐像，該坐像成於1733年(日本享保18年)，也是日本的國家級重要文物。
「讓鑒真大師回故鄉看看改革開放30多年的變化，也讓揚州市民通過重溫鑒真6次東渡的事跡，開闊眼界，多做文化交流方面的工作。」王玉新說。

『伍』 梁思成為什麼要提出保護日本城市奈良梁思成的做法說明了什麼

因為日本奈良城的建造是按照中國唐朝的建築設計建造的，而在二戰的時候中國本土唐代建築物基本都已經被毀壞， 只有奈良的建築保存得較為完好，奈良的建築反應了中國唐代建築的風格和藝術，所以梁思成希望保留奈良的建築。個人覺得梁思成的做法反映了他對中國古建築的熱愛，和他對建築藝術的尊重和執著的工作態度。希望好評！

『陸』 梁思成為何阻止美軍轟炸日本的京都與奈良

這是後來的火箭專家梁思禮先生當年寫下的句子。梁家，大體就是這樣一個快樂的地方。 這個年輕的炮兵軍官就是梁思成的親弟弟梁思忠。 1941年，在成都，日軍利用惡劣天氣，以詭異的雲上飛行方式奇襲中國空軍雙流基地，一個中國飛行員不顧日機的轟炸掃射，冒死登機，起飛迎戰，在跑道盡頭未及拉起就被擊中，壯烈殉國。 三年後，林徽因依然為這個戰死的中國飛行員寫了一首哀婉的長詩，叫做《哭三弟恆》。 這個中國飛行員，就是林徽因的三弟，在北平西總布胡同老宅我們叫做三爺的那個孩子林恆。 因了國恨家仇，梁思成先生進入營造學社後從不與日本人交往。在長沙大轟炸的烈火中，謙謙君子的梁思成怒吼出：多行不義必自斃，總有一天我會看到日本被炸沉的！ 所以當梁思成提出保護京都和奈良時，在當時的人們看來是一個難以理解的決定，而且，也超出他的工作范圍。但是，他依然這樣做了，而且並不是臨時起意而已。他的弟子羅哲文這樣記載他們從事這項工作時候的情景：他們住在重慶上清寺中央研究院每天，梁先生拿過來一些圖紙，讓羅哲文根據他事先用鉛筆標出的符號，再用繪圖儀器繪成正規的地圖。羅哲文雖然沒有詳問圖紙的內容，但大體可以看出，地圖上許多屬於日本佔領區的范圍。而梁先生用鉛筆標出的，都是古城、古鎮和古建築文物的位置。還有一些地圖甚至不是中國的。當時羅哲文雖然沒有仔細加以辨識，但有兩處他是深有印象的，那就是日本的古城京都和奈良。 梁思成這樣解釋他提出這個建議的原因要是從我個人感情出發，我是恨不得炸沉日本的。但建築絕不是某一民族的，而是全人類文明的結晶。 也許有人會認為這是迂腐。 而我分明感到胸中的另一種感覺，那就是高貴。 高貴到野獸也無法奪去他胸中的仁愛與責任。 至今，依然有日本人認為當年侵略中國，是文明對野蠻的戰爭。 他不一定有徐志摩的才華，也不一定有胡蘭成的浪漫，但是，梁思成，是那種胸中真正有一個大海的男人。 誰能看到這片大海，誰才能配得上樑思成。 有人問梁思成和林徽因在一起幸福嗎？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在抗戰中，他們曾共同守在貧窮的李庄。那時，梁思成的脊椎病使他必須穿上鐵馬甲才能坐直，體重降到四十七公斤；那時，林徽因在日日咯血的生死線上掙扎，幾個月的時間就毀滅了她曾經有過的美麗。那是真正的受難，沒有電，沒有自來水，每日伴隨他們的是臭蟲和油燈。 然而，當外國友人邀請他們定居美國的時候，這一對苦難中的人拒絕了。他們說，中國在受難，他們要與自己的祖國一起受苦。 而另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是由於奈良附近的軍事目標眾多，1945年，盟軍不得不作出對其進行轟炸的准備。而為了最大限度地保護奈良的歷史遺跡，盟軍需要一張標明詳細文物地點的地圖。 這一次，畫這張圖的，是林徽因。 當抗戰勝利的時候，人們才知道，他們竟然在李庄寫出了十一萬字的《中國建築史》，兩個人那時每天為了這部書工作到夜半，竟然欲罷不能。 我真的不知道梁思成和林徽因是不是幸福。

『柒』 梁思成為什麼要保護奈良城

★在二戰中的美軍炮火開始猛烈轟炸日本本土時，梁思成卻立馬趕到美軍設在重慶的指揮部，向美軍上校布朗森遞交上一份日本文化名城奈良的古建築圖紙，並要求保護奈良城。
為什麼呢？
正如梁思成所說：「要是從我個人感情出發，想到國人的苦難，我是恨不得炸日本人，然而，一種職業與歷史責任感，讓我冷靜下來，建築是社會的縮影，民族的象徵，但絕不是某一民族的，而是全人類的結晶。像奈良唐招提寺，是全世界最早的木結構建築，一旦炸毀，是無法補救的。」梁思成一向以保護人類所共用的文明財富為己任，對比侵華日寇踐踏人類文明的獸行，梁思成是何等的偉大！

『捌』 當時美國要原子彈炸日本京都被一個中國人阻止了真有此事嗎

都是扯淡的，沒有這回事。美國原子彈轟炸地區是經過精心准備的，選擇原子彈投放目標，一是該目標具有完整的軍事設施，二是可有效顯示原子彈殺傷破壞效果，對日本能起到巨大的震撼作用。經過研究，「臨時委員會」最後列出了京都、廣島和小倉為合適的打擊目標。後因為京都是日本的文化聖地而放棄。
8月6日投放廣島，8月9日，美機又按計劃對九州的海岸港口城市小倉實施原子轟炸，但惡劣的天氣挽救了小倉。因煙霧籠罩，美機連續轉了幾圈都無法找到瞄準點，要命的是飛機備用油料箱開關失靈燃料告急，飛行員只得緊急向上級請示臨時更換目標，將美國當時擁有的最後第二顆原子彈（「大胖子」）投向另一預備目標長崎。

『玖』 梁思成真的阻止美軍轟炸京都和奈良了嗎

盟軍對日本國土進行總攻擊時，梁思成透過美駐重慶辦事處聯絡官布朗森上校，陳述了保護京都、奈良古建築的重要性，並提交了一份關於奈良古建築的圖紙，以及這樣一段見解：「建築是社會的縮影，民族的象徵，但絕不是某一民族的，而是全人類的共同財產。如奈良唐招提寺，是全世界最早的木結構建築，一旦炸毀，是無法補救的。」美軍接受了梁的建議，並請其助手在軍用地圖上標繪出區塊，進而保護日本古都免於原子彈轟炸。

『拾』 假如你是在中國學習的日本中學生，向中國少年講述梁思成保護奈良古城的故事

以德報怨 中國建築師梁思成保全日本京都、奈良古城吉伯林黨 中世紀隱士

1樓

二戰時，日本古都京都和奈良在盟軍的猛烈轟炸中奇跡般得以保全，遍布二都的宮殿、城牆和寺院也毫發無損。這個讓日本人一直困惑不解的謎題直到1986年羅哲文訪日時才被解開。這一切歸功於於中國建築師梁思成。

梁思成(1901年-1972年)是我國著名建築家；當然，他還有一個眾所周知的身份——清末改革家、國學大師梁啟超之子。1901年，梁思成出生於日本東京。他的童年時代是與因變法失敗而流亡日本的父親一同在日本度過的。在日期間，梁氏一家人的生活頗不穩定，先後輾轉於東京、橫濱和神戶等地，依靠梁啟超主辦《新民叢報》的微薄收入艱難度日，有時幾乎困難到揭不開鍋，只能就著咸蘿卜或清水煮白菜吃米飯。
盡管生活清苦，但童年時代留給梁思成更多的是歡笑、感動和眷戀，其中最快樂的當屬在神戶郊區須磨度過的四年。那時，梁思成每天與兄弟一起沿田間小道步行到車站，然後乘火車到神戶讀書。每次乘車遲到，乘務員都為他們推遲開車時間，然後半開玩笑半嚴肅地說：「早點起床，一定要遵守時間，火車可不等人哦。」當然，令人感懷的遠不止這些。梁思成晚年曾回憶說：「五十餘年來……腦子里童年的美好回憶卻始終如一地縈繞著。我愛美麗的日本和我童年記憶中和藹可親的善良的日本人民。這裡面有在幼稚園和小學里教導我的師長，有在須磨海濱教我游泳的漁人，有我坐火車上學時每天在車上照顧我的車長……還有許多當年在一起嬉戲的日本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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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5-12 19:15
梁思成與古都奈良之緣也堪稱悠遠。孩提時代，父親梁啟超就曾帶他去奈良的法隆寺游覽，並買來一隻烏龜讓他放生。那時正值大殿重修，父親便花了一元錢的香資將梁思成的名字刻在了大殿的一片瓦上，以求佛祖保佑。沒想到30多年後，這座古剎竟因為刻在瓦片上的這個名字而躲過了滅頂之災。

戰時梁思成：有一天我會看到日本被炸沉
1912年，梁思成隨父母回到了魂牽夢繞的故土，在天津安頓下來。然而，侵華日軍的殘暴讓梁思成對日本的愛戀跌至冰點。他在《追憶中的日本》一文中回憶當時的情形：「那裡(天津)有日本的租界，租界內有混蛋一樣的警察……除警察外還有軍隊，他們也不把中國人當人看。正因為如此，我一見到日本警察和軍隊的影子便躲得遠遠的，對日本的愛漸漸蒙上了憎恨。」

梁思成成為古都的恩人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正在山西考古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婦得知北平淪陷，連夜返回北平。身為一名建築學家，最殘酷的事莫過於眼睜睜地看著宛平城、團河行宮等歷史名城、名苑慘遭炮火摧殘。面對日本人的宴會請柬，梁思成憤然拒絕，帶著兩三個手提箱舉家出走。在逃亡過程中，梁思成一家又險些在長沙喪命於敵軍的空襲。國仇未雪又添家恨，先是擔任第十九路軍炮兵校官的弟弟梁思忠，在「淞滬會戰」的硝煙中英年早逝；接著在1940年，梁思成的內弟、飛行員林恆在保衛成都的空戰中壯烈殉國。
後來，梁思成幾經輾轉來到陪都重慶，卻正值日軍狂轟濫炸之時。面對敵機炸丅彈下淋漓的鮮血和無力的號哭，梁思成再也無法抑制心中的憤怒：「多行不義必自斃，總有一天我會看到日本被炸沉的！」出於對日本不共戴天的刻骨仇恨，梁思成進入中國營造學社後，就拒絕與任何日本人來往。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出現重大轉折。在太平洋戰場，「地毯式轟炸專家」美國的李梅將軍指揮美軍對日本本土實施了大規模轟炸。時任「戰區文物保護委員會」副主任的梁思成也接到了一項特殊任務——編制一份淪陷區的文物建築表，並在軍用地圖上標注出其位置。對於一位建築專家來說，恐怕沒有比這個更令人興奮的美差了。他同學生羅哲文不分晝夜地繪制地圖。在梁思成標記的地圖中，有一份特殊的地圖，上面劃著兩個圓圈，那便是日本古都京都和奈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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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伯林黨 中世紀隱士

2樓

當梁思成將這個地圖呈遞到盟軍司令部時，盟軍的布朗森上校十分困惑，他不理解為什麼一個中國學者要保護敵國的古建築。梁思成解釋說：「要是從我個人感情出發，我是恨不得炸沉日本的。但建築絕不是某一民族的，而是全人類文明的結晶。像奈良的唐招提寺，是全世界最早的木結構建築之一，一旦炸毀，是無法補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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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5-12 19:15

以德報怨 一言救下日本古建築
1944年夏天，一排竹筏又把梁思成從李庄送到重慶朝天門碼頭。這次他不是躲難，更不是逃生，而是受盟軍司令部邀請而來。當時，盟軍准備轟炸敵占區，盟軍司令部請梁思成建議，轟炸的時候要保護哪些古建築。梁思成當即向司令部交了一張圈了紅圈有明確保護標記的圖紙。

隨後，梁思成又說，還有兩個城市我也希望能夠保護，但這兩個城市不在中國。美國人當時感到奇怪，即問他是哪兩個城市，梁思成說：日本的京都和奈良。

對梁思成的這一建議，盟軍司令部沒有當即作出反應。

1945年夏季，美、英等國在太平洋上集結了兩百萬軍隊。對日本進行持續而強有力的轟炸。因為梁思成的囑托，日本京都、奈良沒有被轟炸，日本最重要的兩個有著眾多古建築的古城得以保存。日本人對這件事情非常感激，說梁思成是古都的恩人。

梁從誡一次在日本講台上說：「我父親做出這個建議是不容易的，我們家有兩個人直接死在抗日前線。」台下的日本聽眾聽了梁從誡的陳述，鴉雀無聲。

梁思成成為古都的恩人
「山川異域，風月同天」，這是鑒真大師頗為贊賞的一句偈語。1200多年後，梁思成的義舉無疑是對這句偈語的最佳詮釋，特別是在整個民族同仇敵愾的憤激氛圍中，能保持一份學者的冷靜和理性殊為不易。梁思成的提議最終被採納，古都京都和奈良在盟軍的猛烈轟炸中奇跡般得以保全，遍布二都的宮殿、城牆和寺院也毫發無損。這個讓日本人一直困惑不解的謎題直到1986年羅哲文訪日時才被解開。

為此《朝日新聞》曾刊發了題為《古都的恩人是中國學者》的文章，盛贊梁思成的義舉；日本古建築權威福山敏男也滿懷感激地說：「梁思成先生是我們日本的大恩人，是他在二戰中向美國提出了保護奈良和京都的建議，我們的古都才得以免遭濫炸而保存下來。我們永遠不會忘記他。」值得一提的是，梁思成保護世界文化遺產的價值觀念及其踐行，甚至要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保護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公約》早了近30年。更重要的是，這種選擇建立在超越國仇家恨的基礎之上。誠如其子梁叢誡所言：「我父親做出這個建議是不容易的，我們家有兩個人直接死在抗日戰爭前線。」

1946年，梁思成曾因公幹途經日本，在目睹美國兵橫行霸道的情景後，他對日本的仇恨轉化為了同情。他逐漸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熱愛的是日本人民和日本美麗的自然，以及它優秀的文化和傳統，應該憎恨的是日本的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

晚年的梁思成曾這樣描述自己對日情感的嬗變：「自懂事開始到1949年，近50年間的日本對我來說，總是交雜著善與惡、美與丑、愛與憎的矛盾思緒。隨著時光的流逝和形勢的變遷，我對日本的憎恨和厭惡占據了上風，以『七·七事變』為界，對日本的愛情完全冷卻下來。然而，現在又再次燃起對日本的無限愛意。」從童年的愛戀到戰時的憎恨，再到戰後的懷念，在情感與時間的二維空間里，梁思成清晰地勾勒出一個開口向上的拋物線。封存其中的愛恨情仇隨時空的變幻此消彼漲，然而恆久不變的是超越個人情仇、民族恩怨的情感，以及對日本古都與古建築——這些人類共同文化遺產的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