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東盟有哪些投資

❶ 近幾年來，日本在東南亞投資設廠，主要原因是

要從經濟和政治兩方面的原因來分析. `1. 經濟原因:東南亞大部分國家和地區擁有 廉價和充足的地租和勞動力以及原料,只需在這些原材料上稍稍加工,便可獲得巨大的經濟利益. 2.政治原因:企圖在取得巨大的經濟利益的同時,有利地監視並向外務省通報其認為的一些比較重要的假象政治"敵對"國的情況.

❷ 日本軟銀在國內都有哪些投資

日本軟銀在國內的投資有阿里巴巴、網路、雅虎、攜程等。
【拓展資料】
日本軟銀，就是softbank，老闆叫孫正義，韓裔。起先是日本雅虎（日本最大的綜合網站，相當於中國新浪+淘寶+世紀佳緣）的大股東。孫正義是1957年8月11日出生在日本的朝鮮半島韓裔男子，他1981年在日本東京創立軟體銀行。2006年2月28日，其股價總額約為328億美元。（直至1991年，孫正義才正式歸化為日本人， 所以在1991年的時候他還不能稱為日本籍。）
軟體銀行集團，簡稱軟銀，是一家致力於IT產業投資的綜合性風險投資公司，由孫正義於1981年9月3日創立，1994年在日本上市。軟銀業務包括寬頻網路、固網電話、電子商務、互聯網服務、網路電話、科技服務、控股、金融、媒體與市場銷售等，在全球投資過的公司已超過600家，是世界500強企業。2021年11月8日，軟銀發布2021財年第二季度財報。財報顯示，軟銀第二季度銷售凈額1.5萬億日元，第二季度凈虧損3，979.4億日元。
軟銀股份有限公司是日本一家電訊與媒體領導公司，其業務包括寬頻網路、固網電話、電子商務、互聯網服務、網路電話、科技服務、控股、金融、媒體與市場銷售等。軟體銀行擁有多個不同的公司，如日本寬頻公司Cable& Wireless IDC、有線電視公司BB-Serve與游戲公司GungHo Online Entertainment。另外，軟銀與多個外國公司的日本子公司都有合作關系，如Yahoo!、E*Trade與Morningstar。2006年6月，多個媒體報道軟銀正與蘋果公司共同為日本市場研發內建iPod播放器的3G手機。一年以後，iPhone面世，但由於2G網路不兼容，未在日本市場發售。其升級版iPhone 3G和iPhone 3GS，相繼於2008年和2009年在日本市場推出。
softbank對日本社會最大的影響應該出於2個：讓日本的普羅大眾習慣依賴於互聯網的生活（日本雅虎），給日本的服務行業帶來免費的運營模式（之前的網路申請免費，現在演變成申請NTT光纜倒貼幾萬日元；而手機間通話免費也開始漸漸被其他2個運營商：DOCOMO和AU接受借鑒）。

❸ 日元國際化

措施：
1978年12月，日本大藏省提出了「正視日元國際化，使日元和西德馬克一起發揮國際通貨部分補充機能」的方針，1985年，日本貿易總額高達3052億美元，日元不斷升值，各國外匯儲備總額中日元所佔比重也達到8%，在這些有利條件下，日本外匯審議局於1985年發表了《關於日元的國際化》等一系列官方文件或協議，正式推進日元的國際化進程，挑戰美元霸權。
為了使得日元廣泛流通，日本利用資金雄厚的優勢，開始向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大量貸款日元，1972—1982年，日本對東盟五國的直接投資總計為 101.66億美元，1960—1978年，日本向東南亞提供政府開發援助總額為35億美元，而在中國，北京地鐵一號線、北京首都機場、武漢長江二橋等項目建設中都使用了日元貸款，靠著這些貸款和援助，日元在亞洲國家實現了一定程度的國際化。
1990年，在日本出、進口額中，按日元結算的比重各為37.5%和14.5%，分別比1980年提高了8.1和12.1個百分點；在世界各國的外匯儲備中，日元的比重為8.0%，雖然仍大大低於美國的50.6%，也低於德國馬克的16.8%，但卻超過了英鎊3.0%的1倍以上。1989年4月，在全世界外匯交易中，日元的比重為13.5%，與德國馬克持平，僅次於美國的45.0%，高於英鎊的7.5%和瑞士法郎的5.0%。由於在日元國際地位上升的過程中美元的國際地位相對下降，所以，世界就出現了美元、日元和西德馬克「三極通貨體制」開始發展的趨勢。
失敗：
1、使得日元不斷的升值：
1983年10月，美元對日元開始初次交鋒，美國財政部部長唐納德·里甘致函日本大藏省大臣竹下登時指出：「由於日元低估，以及日本對美國貿易順差的不斷擴大，在美國國內形成了強大的批判浪潮和保護主義的巨大壓力，如果希望美國政府盡力防止那些試圖把日本的產品和服務趕出美國市場的行動的話，那麼，日本有必要在金融市場的開放，和日元的國際化上採取強有力的大膽的步驟」。但是日本方面卻認為，日元貶值、美元升值問題的根本原因並非是日方的「人為操作 」，而是美國的高利率政策。1983年11月，日本首相中曾根就曾對來訪的里根總統說，「美元因為世界經濟形勢不穩定的影響而變的非常強盛，希望美國方面在降低利率上多做努力」，這種禮貌語言下的交鋒，也表明日本並不願看到日元升值。
2、廣場協議的簽訂：
1985年「廣場協議」簽訂後的10年間，日元幣值平均每年上升5%以上，無異於給國際資本投資日本的股市和房市一個穩賺不賠的保險。「廣場協議」後近5年時間里，股價每年以30%、地價每年以15%的幅度增長，而同期日本名義GDP的年增幅只有5%左右。泡沫經濟離實體經濟越來越遠，雖然當時日本人均GNP超過美國，但國內高昂的房價使得擁有自己的住房變成普通日本國民遙不可及的事情。1989年，日本政府開始施行緊縮的貨幣政策，雖然戳破了泡沫經濟，但股價和地價短期內下跌50%左右，銀行形成大量壞賬，日本經濟進入十幾年的衰退期。
1987年G5國家再度在法國羅浮宮聚會，檢討「廣場協議」以來對美元不正常貶值對國際經濟環境的影響，以及以匯率調整來降低美國貿易赤字的優劣性，結果是此期間美國出口貿易並沒有成長，而美國經濟問題的症結在於國內巨大的財政赤字。於是羅浮宮協議要美國不再強迫日元與馬克升值，改以降低政府預算等國內經濟政策來挽救美國經濟。也就是說，廣場協議並沒有找到當時美國經濟疲軟的症結，而日元與馬克升值對其經濟疲軟的狀況根本於事無補。
相反的是，「廣場協議」對日本經濟則產生難以估量的影響。因為，廣場協議之後，日元大幅度地升值，對日本以出口為主導的產業產生相當大的影響。為了要達到經濟成長的目的，日本政府便以調降利率等寬松的貨幣政策來維持國內經濟的景氣。從1986年起，日本的基準利率大幅下降，這使得國內剩餘資金大量投入股市及房地產等非生產工具上，從而形成了1990年代著名的日本泡沫經濟。1990年4月，大藏省頒布《土地融資限令》，對房地產市場進行干預，隨之引發泡沫經濟崩潰。經濟泡沫在1991年破滅之後，日本經濟便陷入戰後最大的不景氣狀態，一直持續了十幾年，日本經濟仍然沒有復甦之跡象。這被日本國內稱為「失去的十年」。

❹ 日本在中國投資的企業有哪些

在可供比較的16150家日資（含與日合資）企業中，無疑在上海的企業是最多的，達到了6126家，所佔比例37.9％，也就是說，近五分之二的日資企業選擇了上海。看來日企看中的是上海的開放和中國金融中心的地位。最近有報道說央行的二部准備遷往上海，這無疑為上海的金融中心地位作出了最好的注腳。 不過，排在第二位的不是北京，也不是廣東，而是遼寧，日企有2142家，占可比數據總數的13.3％。想想既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遼寧的地理位置與日本相對較近，遼寧又是我國的工業重地，在東三省中又最為發達。投資遼寧應該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排在第三的是山東，日企在山東有很長的投資歷史，與日本地理位置也相對較近，在山東的日資企業為1678家，所佔比例為10.39％。排在第四的是江蘇，江蘇與上海地理位置很近，經貿關系十分密切，而物價水平相對較低。在此的日資企業有1515家，所佔比例為9.38％。其中又有十分之一的企業在蘇州崑山市。 在日資企業在華地域分布排名中，北京排在了六，882家，低於排在第五的天津（949家）。而廣東的排名較為靠後，486家，其中深圳199家，廣州72家，珠海52家。 日資企業在華地域分布 省市自治區 家數 北京 882 上海 6126 廣東 486 四川 168 山東 1678 重慶 67 河南 71 海南 39 河北 159 廣西 27 浙江 762 雲南 45 江西 36 安徽 65 福建 441 黑龍江 95 甘肅 24 貴州 11 湖北 78 湖南 28 吉林 79 江蘇 1515 遼寧 2142 內蒙古 30 寧夏 7 青海 3 山西 28 陝西 102 天津 949 西藏 0 新疆 7 註：1.這里所講日資企業均包括與日合資企業，並不限定純日資企業。 2.台灣省、香港、澳門資料暫缺。 3.本次分析所選數據均為可比較的數據，數據會有一定偏差，僅供參考，如引用，還需核實。 4.本數據來源為伊梅名錄在華日企資料庫，數據結構略有調整。

❺ 日本主要找什麼樣的國家或地區進行投資建廠這一舉措會對投資的國家帶來哪些利

美國，歐洲，東亞等國家，可以帶來經濟。
在大環境影響下， 很多日本企業經營實力下降， 感到有與外資聯合的需要， 對與外企合作的抵觸情緒降低。 這給外企提供了一個打入日本市場、實行強強聯合， 獲取其先進技術、 管理經驗、 市場資源的良機。 主客觀因素促成多項大規模並購項目， 如日產與雷諾、 馬自達與福特等。 日本企業實力下降還有利於緩和市場競爭， 便於外企揚長避短、 奪占市場。 例如在零售行業有法國佳樂福和美國 Costco 公司與 2000 年在日開設分店， 在通信行業有英國不列顛通信公司和美國 AT&T 對日本 TELECOM 的出資等大型項目。 此外， 日本原有的經營組織體系被打破， 終身就職的鐵飯碗不復存在，僱用流動性增加， 職工對於轉職和到外企就職的抵觸情緒有所淡化， 便於外企獲得人才
日本政府出台的《貿易白皮書》 中明確表示， 為迎接 21 世紀的挑戰，解決當前存在的經濟問題， 有必要實施一種內外一致的經濟政策； 在經濟全球化發展趨勢下， 應積極吸收外資， 使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融匯相通， 實現內外市場一體化， 建立與國際制度協調的政策制度； 在向外發展方面， 不僅應重視在 WTO場合的多邊合作， 而且還需積極開展多雙邊的、 區域性的經貿合作。 以日本同新加坡締結自由貿易性協議為標志， 日本開始實施一種新的「走出去」戰略。

❻ 東盟基建合作項目有哪些

中老鐵路、印尼雅萬高鐵項目。
官方統計數據顯示，中企在東盟10國的基建訂單營業額接近3500億美元，約合人民幣22607億元，其中包括中老鐵路、印尼雅萬高鐵等大型項目。
這些基建訂單也在促進中國與東盟的貿易往來。

❼ 東盟10個國家有哪些

東盟有10個成員國：汶萊、柬埔寨、印度尼西亞、寮國、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緬甸、越南。

東南亞國家聯盟先後與中國、韓國、日本等六個國家建立了自由貿易區，中國、日本、韓國、印度、俄羅斯、澳大利亞、紐西蘭、美國等國先後加入了《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建立了圍繞東盟的「10+1」「10+3」「10+8」機制。

此外，東盟分別與聯合國、歐盟、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南方共同市場等積極發展合作關系。

共繪中國-東盟發展願景

東盟與中國關系「非常強勁」，在三個支柱領域已經擁有全面深入的戰略合作。東盟和中國在積極推動區域合作和全球經濟一體化方面的共同立場，東盟與中國致力於多邊主義和開放的共同承諾，必將進一步推動雙方合作繼續向前發展。

柬埔寨東盟教育中心主任約瑟夫·馬修斯表示，長期以來，中國和東盟在多領域的密切關系確保了地區和平、安全穩定發展。馬修斯強調，中國親誠惠容的周邊外交理念已經贏得東亞各國人民的心。

❽ 戰後東南亞地區經濟發展的背景，共同原因以及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產生的原因

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東南亞經濟取得了較其他地區更快的增長率。盡管70年代中期受到世界經濟危機的打擊，但在70年代東南亞經濟增長率高於世界其他國家。80年代上半期，由於受到全球經濟衰退的影響，經濟增長率急劇下降。但到80年代中期之後，東南亞經濟出現了快速復甦。直到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之前，東南亞經濟均保持了持續高速增長。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起，東南亞國家經濟增長出現了較大的波動起伏。1997年東南亞國家爆發了嚴重的金融危機，1998年各國經濟普遍陷入嚴重衰退，1999年和2000年卻出現快速復甦或強勁反彈，而到2001年多數國家經濟又急轉直下，甚至呈現負增長。2002年後，東南亞經濟再次出現復甦的態勢。（見圖1）在短短的幾年時間里，東南亞經濟經歷了金融危機後的嚴重衰退、迅速復甦、再陷衰退和又呈復甦的增長軌跡。東南亞經濟增長的急劇波動，究其原因主要是在經濟全球化下受到主要發達國家經濟周期波動的沖擊和金融危機後國內經濟轉型與結構調整的拖累。
圖1 1996－2005年東南亞五國經濟增長率（%）資料來源：根據ASEAN Secretariat ASEAN Statistical Database數據編制。盡管有充分的數據表明參與全球化程度高的國家其經濟增長速度較高，但是同時這些國家經濟增長的波動性也增大。伴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速，各國經濟的相互聯系和相互依存更加密切，經濟增長波動的同步性愈益增強。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計算，發展中國家國內生產總值增長與發達國家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相關系數為0.4。[1] 在東南亞國家，這種經濟增長影響的相關性更大。例如，據新加坡貿工部的研究顯示，美國的經濟增長對新加坡經濟的影響最大，美國經濟每增長1%，新加坡經濟就會增長0.96%。[2] 另據美國著名的所羅門美邦公司的研究，日本的經濟增長對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經濟的影響分別為：日本經濟每增長1%，新加坡經濟就會增長0.24%、泰國經濟就會增長0.17%、馬來西亞經濟就會增長0.13%。[3] 發達國家的經濟波動向東南亞國家的傳導，是通過世界市場擴散的。按照傳統的經濟理論，在國際商品市場上，發達國家的經濟波動向發展中國家傳導，是通過國際市場初級產品價格的變化實現的。但是，經濟全球化和信息化促進了新的國際分工發展，東南亞國家已經成為製成品生產國和出口國，該類產品已佔東南亞國家商品出口的50—90%。因而，國際商品市場的價格傳導已經從初級產品價格為主轉向以製成品為主。近年來，國際市場上製成品價格下降，不但包括勞動密集型產品，也包括高技術產品。東南亞國家緊跟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發展新經濟的步伐，大力擴展以晶元為核心的信息技術產品生產和出口。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該類產品出口比重分別高達65%和64%，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分別高達25%和19%。菲律賓、泰國和印尼的相應比重也很高。據計算，1992—1999年電子信息產品價格下降對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泰國造成的損失部分相當於它們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部分的6.71%、3.31%、1.13%和0.96%。[4] 2000—2001年，全球電子信息產品銷售額從年增長30%到下跌30%，導致東南亞國家的出口貿易和經濟增長急劇波動。例如，2000年新加坡經濟增長率為9.6%，而2001年則下降2%，其中約有12個百分比的大幅波動。據新加坡貿工部的研究顯示，世界半導體工業每下降1%，新加坡經濟增長就會下降0.12%。而2001年全球半導體工業增長波動達60個百分點，它對新加坡經濟增長的影響高達6.8個百分點。[5] 國際金融市場變化對東南亞經濟的影響，不僅在於流入這些國家的資本流量減少，更在於金融資產價格，主要是股價和匯率變動的傳導。近年來，東南亞國家引進外資的規模持續萎縮，它對以投資—出口推動的東南亞經濟產生較大的影響。同時，近年國際股票市場價格和美、日貨幣匯價的劇烈波動，也引發東南亞國家金融市場的動盪，並危及國內經濟的穩定增長。據美國所羅門美邦公司的研究，日元匯率的變動對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經濟的影響分別為：日元每貶值10%，泰國經濟就會下降0.3%、新加坡經濟就會下降0.22%、馬來西亞經濟就會下降0.21%。 二、全球化下東南亞經濟運行的特徵 隨著東南亞國家參與經濟全球化程度的提高，經濟全球化不僅加大各國經濟增長的波動性和同步性，而且對這些國家的經濟運行產生重要的影響。從東南亞經濟的運行看，經濟全球化推動各國的貿易自由化、金融國際化和生產一體化的進程。 在全球性和區域性的貿易自由化的浪潮推動下，東南亞國家的貿易自由化進程不斷加快。各國積極調整經濟發展戰略，逐步放寬貿易管制，大幅降低關稅水平。東南亞9國（汶萊、柬埔寨、印尼、馬來西亞、緬甸、菲律賓、新加坡、泰國、越南 [1]）均為WTO成員國，在烏拉圭回合中均承諾削減關稅與非關稅壁壘。同時，它們也是《服務貿易總協定》的締約國，並在協定中均作出了相應的承諾和提交了承諾項目表。[6] 目前，新加坡的簡單算術平均關稅率和按貿易額加權的算術平均關稅率均為0%，汶萊的簡單算術平均關稅率為1.98%；印尼、緬甸、馬來西亞、菲律賓的簡單算術平均關稅率普遍低於10%，按貿易額加權的算術平均關稅率也都低於5%；泰國、越南、柬埔寨的平均關稅率都在10%以上。不少國家在取消非關稅壁壘方面取得進展，逐步消除了進口許可證、配額制度等非關稅壁壘措施。不過，各國關稅水平和結構呈現明顯的不平衡性。近年來，東南亞國家的服務貿易自由化也取得進展，但各國的發展仍不平衡。作為國際性金融、海運、空運中心的新加坡，它在國際服務貿易的自由化和開放度均是最高的；馬來西亞服務貿易的開放程度相對較高，電信服務、離岸金融和保險、運輸服務、旅遊都已對外開放；印尼、泰國、菲律賓服務貿易自由化的步伐有所加快，但仍有諸多部門限制；汶萊的服務部門多為政府管理，但某些部門的開放程度較高；越南、寮國、柬埔寨和緬甸經濟比較落後，服務部門的開放也相對滯後。 80年代中期後，卷席西方國家的金融自由化、國際化和證券化浪潮在東南亞國家漸次出現，東南亞國家金融深化的國際進程大大加快。各國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均以放寬政府管制，開放金融市場，加速金融國際化為特徵。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率先進行金融自由化改革，泰國、印尼和菲律賓起步較晚。1968年，新加坡率先設立亞洲美元市場，以此帶動金融自由化和國際化。80年代中期以後，馬來西亞加快國內金融的市場化改革步伐，放鬆對利率的控制，放寬信貸限制。1990年設立了納閩岸外金融中心，加快金融國際化的進程。1983年6月，印尼頒布新的銀行管理條例開始了金融自由化改革的進程。1988年10月，政府又制定一套新的全面改革方案。印尼逐步取消對貸款利率的限制，放寬國內私人銀行的經營領域，允許外資持有印尼上市銀行不超過49%的股權。從1990年開始，泰國實施了空前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其廣度和深度均是前所未有的。1990年5月泰國實行外匯管制自由化措施，1991年4月解除與資本項目有關的外匯管制，1993年泰國建立曼谷國際金融機構(BIBF)，以推動離岸金融市場的發展。90年代，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參與指導下，菲律賓進行了較大規模的金融改革。政府再度取消了外匯管制，放寬外資銀行的進入限制。由於金融自由化過快和金融改革政策失誤，導致了90年代中期的嚴重金融危機。金融危機爆發以後，各國大力進行國內金融體系的重組與改革，實施銀行金融機構的合並，處理不良金融資產，加強金融風險管理，以應對金融國際化的嚴峻挑戰。 隨著國際投資和跨國公司的湧入，東南亞國家的生產一體化得以不斷發展，並日益成為跨國公司全球工業產業鏈的重要環節。從衡量國際化生產的一些重要指標看，東南亞國家的生產國際化程度不斷發展。無論是外國直接投資的流量和存量，還是外國直接投資流量與國內固定投資的比重和外國直接投資存量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均表明這些國家的生產國際化程度的迅速提高。據聯合國貿易及發展會議的統計，1980－2005年，東盟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的流量從24.14億美元增至371.33億美元，增長14.4倍；外國直接投資存量從247.22億美元增至3748.14億美元，增長14.2倍。2005年，東盟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流量占國內固定投資比重為18.3％，外國直接投資存量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為43.2％，均高於世界的平均水平。[7] 在東南亞國家的跨國公司全球網路，不僅僅由母公司和子公司組成，還包括供應商、分包商、經銷商、零售商、研究開發聯盟以及各類合作協議。近年來，跨國公司在東南亞國家的電子信息工業、石化工業、汽車工業的滲透率較大，這些工業部門多數企業由跨國公司所主導，並被納入跨國公司全球的生產體系中。例如，東南亞國家是世界辦公和通訊設備產品的重要生產與出口基地，跨國公司在當地形成了龐大的辦公設備和通訊設備產品生產的區域網路。它們把精密元件加工製造和研究開發等價值鏈的高尖端環節留在母國進行，將絕大部分高附加值勞動密集型組裝和中低檔元件的生產轉移到東南亞國家；歐美石化公司在90年代大舉進軍東南亞石化市場，美、歐的石油跨國公司紛紛在當地的煉油與石化工業投下巨資。這些跨國公司在中東地區和東南亞當地取得廉價石油，按照合理的區域分布，跨國界組織煉油加工，定點生產，定向銷售，它們在新加坡所設的子公司則是把它作為石油加工轉運的一個區域中心；進入90年代，日、美、歐的著名汽車製造商大舉投資東南亞國家的汽車工業。由於泰國的汽車零部件產業高度集中，產品質量高且製造成本低，許多跨國汽車製造商開始從汽車零部件到整車生產轉移到泰國，使之成為東南亞最大的汽車生產與出口基地。[8] 三、經濟全球化與東南亞區域一體化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區域經濟一體化成為當今世界發展中最重要的特徵之一。伴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區域化的時代浪潮，東南亞加快了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當前，東南亞區域經濟一體化主要從三個層次展開：一是東盟區域的經濟一體化，二是東盟與區外國家的自由貿易區，三是東盟成員國與區外國家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 東盟自身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經歷了從特惠貿易安排到自由貿易區的發展、再向經濟共同體邁進的過程。自1978年起，東盟特惠貿易安排實施了15年的時間。從1993年起東盟自由貿易區的進程正式啟動，隨後這一進程不斷加速，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成員不斷擴大，涵蓋的領域逐步深化。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成員國由6個增加到10個，自由貿易區也逐步從貿易擴展至服務、投資以及其他經濟合作領域。到2002年，原有6個成員國初步建成自由貿易區。2003年10月，在第9次東盟首腦會議上，各國同意在2020年建立東盟經濟共同體，加速推進自身區域經濟一體化。根據實現東盟經濟共同體的行動計劃，東盟將全面推進和落實自由貿易區、服務貿易協定和投資區計劃。2004年11月，第10次東盟首腦會議確定東盟經濟共同體的目標是建成一個穩定、繁榮、具有高度競爭力的單一市場和生產基地，實現區域內貨物、服務、熟練勞動力和資本的自由流動；確定原有6個成員國在2007年之前率先實施11個優先領域的產品關稅削減為零，新成員國將在2012年前實現這一目標，這11個領域包括木材、橡膠、汽車、紡織、電子、農業、資訊科技、漁業、保健產品、航空以及旅遊等。[9] 2007年1月，第12次東盟首腦會議確定將實現東盟經濟共同體的時間表從2020年提前至2015年。同時，東盟通過了《東盟憲章藍圖聯合宣言》，決定成立高級別特別小組負責起草東盟憲章。[10] 東盟憲章將成為東盟成立40年來最重大的成就，它是東盟區域性組織的第一個憲法，並將為東盟擺脫鬆散機制、形成具有約束力的區域性組織提供法律架構。 進入21世紀，東盟與區外國家的區域貿易自由化迅速興起，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印度—東盟自由貿易區、日本－東盟自由貿易區、韓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等相繼涌現。2000年11月，中國首次提出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宏偉構想。時隔一年後，中國和東盟領導人宣布決定在2010年內建成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2002年11月中國與東盟正式簽署了《中國與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宣告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進程正式啟動。2004年11月雙方簽署《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貨物貿易協議》，2005年12月簽署了《<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第二次修訂議定書》和《<貨物貿易協議>修訂議定書》，2007年1月簽署了《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服務貿易協議》，這些都標志著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設進入實質性實施階段。繼中國之後，東盟與印度宣布將在2011年建成印度—東盟區域貿易投資區，東盟與日本也確定了在2012年建成日本－東盟自由貿易區的目標，韓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實現目標也訂在2010年。目前，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降稅計劃已全面啟動，[2] 韓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貨物貿易協定已正式簽署，印度－東盟自由貿易區談判正在進行，日本－東盟的自由貿易區談判取得一定進展。 與此同時，東盟成員國與區外國家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也取得較快進展。目前，新加坡已與紐西蘭（2000年11月）、日本（2002年1月）、歐洲自由貿易協會（2002年6月）、澳大利亞（2003年2月）、美國（2003年5月）、約旦（2003年6月）、印度（2005年6月）、韓國（2005年8月4日）、巴拿馬（2006年3月）正式簽訂了雙邊自由貿易協定；泰國已與印度（2003年10月）、澳大利亞（2004年7月）、紐西蘭（2005年4月）正式簽署了雙邊自由貿易協定；馬來西亞已與日本（2005年12月）正式簽署了雙邊自由貿易協定。新、馬、泰與區外一些國家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談判正在進行，其他東盟成員國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談判也相繼展開。與以往區域貿易自由化形式不同，新興的雙邊貿易自由化形式的目標和內容更為廣泛而多樣。除商品貿易自由化外，服務貿易和投資自由化成為重要方面。它突破地區和距離的限制，協定雙方的非對稱性，強調與WTO規則相一致，所承諾開放的程度超過WTO成員國之間的協議范圍。[11] 四、結語 綜觀全球化時代的東南亞經濟發展，各國既經歷了參與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發展機遇，也遭受到經濟全球化而引發的巨大沖擊。作為參與全球化程度較高的發展中國家，東南亞國家的經濟發展提供了許多可資借鑒的經驗與教訓。 國際經濟機構的權威研究顯示，盡管有充分的數據表明參與全球化程度高的國家其經濟增長速度較高，但是同時這些國家經濟增長的波動性和同步性愈益增強。作為高度參與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中國家，東南亞國家取得較快的經濟增長速度，但各國經濟增長的波動性加大，同步性也隨之增強。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世界各國間經濟相互依賴的程度加深。盡管國與國之間的經濟依賴是雙向的，但它並不意味著相互依賴的雙方是對稱的和均衡的。由於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相對落後，在國際分工體系中處於不利的地位，因而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相互依賴關系屬於非對稱和非均衡的相互依賴。戰後，雖然這種相互依賴關系總體上有所縮小，但未根本消除。東南亞經濟的開放經驗表明，全球化使各國對世界市場的依賴程度加深，生產與資本的國際化對各國的生產流程、產業升級、對外貿易乃至經濟政策均產生深刻的影響。 在參與全球化進程中，東南亞國家的經濟安全面臨嚴峻的挑戰。20世紀90年代中期東南亞金融危機的爆發，表明在經濟全球化加速發展背景下，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開放和金融開放面臨著巨大的風險，國家經濟安全受到嚴重的威脅。因此，發展中國家必須實施積極的全球化戰略，不斷增強綜合國力，把握對外開放的主動權，以保障國家的經濟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