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日本帝國怎麼形成

① 日本軍國主義是怎樣形成的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在北京西南盧溝橋畔挑起了震驚中外的「七·七事變」。之後，日本按照蓄謀已久的計劃，開始了全面侵華戰爭。7月29日侵佔北平；7月30日侵佔天津；8月13日在上海挑起「八·一三事變」，11月侵佔上海；12月13日侵佔南京，製造了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日軍攻城掠地，鐵蹄踐踏了我國半壁河山，犯下了罄竹難書的累累罪行。在整個侵華戰爭期間，日本侵略者給中國人民造成了無比巨大的損失：傷亡3500萬人，直接經濟損失1000億美元，間接經濟損失達5000億美元。日本侵略者的罪惡暴行，是人類史上所罕見的。這段中華民族悲慘苦難的歷史，是不會因歲月流逝而被淡忘的。

然而，在戰後50多年間，日本軍國主義殘余及右翼勢力，一天也沒有停止其為軍國主義及侵略歷史進行翻案的活動。以1963年9月日本《中央公論》開始連載右翼作家林房雄的《大東亞戰爭肯定論》為標志，日本軍國主義殘余勢力及右翼勢力更不斷掀起陣陣濁浪，肆意歪曲歷史，矢口否認戰爭罪行，公然美化日本軍國主義，妄圖為日本軍國主義全面翻案。為紀念「七·七事變」63周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55周年，為駁斥日本右翼勢力公然篡改歷史、美化軍國主義的倒行逆施，本文擬從日本軍國主義思想的精神淵源、核心思想及理論基礎三個方面進行概述和剖析，揭示日本軍國主義的本質，加深我們的認識。

武士道是日本軍國主義思想的精神淵源

近代日本軍國主義淵源於日本封建軍國主義，它對內實行極權統治和統制經濟，對外實行武力擴張，力圖建立所謂「大東亞共榮圈」。一句話，軍國主義是以「軍事立國」並進行統治的反動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日本軍國主義的思想淵源則是日本武士道。

日本武士產生於八、九世紀，從11世紀起，日本武士階層開始登上政治舞台。以1192年鐮倉幕府建立為標志，武士掌握了國家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權。鐮倉幕府是日本歷史上的第一個武士政權，從此，武士階級成為統治階級。日本武士階級以攻戰殺伐為職業，是自古代中世紀已出現的軍國主義的鼓吹者，是軍國主義政策的制定者、推行者和身體力行者。在日本歷史上，幕府時代長達676年之久，武士階級的思維和行為方式逐漸形成武士道，它對政治和社會生活各方面的影響極其深遠，從而使日本具有了軍國主義思想文化傳統。

武士道既是日本武士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又是武士應盡的義務和職責，包括效忠君主、崇尚武藝和絕對服從等封建道德規范及行為准則。導源於神道教、佛教、儒學及皇國迷信的日本武士道，經歷了三大發展階段，即江戶時代以前的舊型武士道、江戶時代的新型武士道和明治維新後轉化為近代軍人精神及國民精神的武士道。

舊型武士道只是較為粗陋的「武者之習」、「兵之道」和「實踐之道」，是作戰爭斗者的倫理規范，它崇尚和重視主從關系，強調和講究復仇和殉死，它超越理性，不辨是非，只倡導為主君獻身。舊型武士道的代表人物宮本武藏是著名劍道家，他的一生表現了日本武士傳統的好勇鬥狠和極端殘忍性，動輒下毒手，致人死命。後來日本軍國主義者經常鼓吹、宣揚宮本的做法及精神，為侵略戰爭服務。

江戶時代對武士道進行了系統的理論總結，大量吸取儒家思想，建立了以儒學思想為理論骨架的武士道，即「士道」。這種新的「士道」論者以山鹿素行為主要代表。山鹿素行將畢生精力傾注在建立新武士道理論體繫上，他的文集被稱為日本「國民道德的權威，武士道精神的真諦」。山鹿素行把「安天命」、「盡忠孝，講仁義」等作為武士修養的內容，把「得主盡忠」作為武士應盡的本份，向武士灌輸「忠於主君」、「不顧身家」的思想，還要有「報恩、克己、面對死亡而不動搖的勇氣」。並規定了一套繁雜的道德規范、規矩和禮法。山鹿素行的「武士道」理論，後來被日本軍國主義者利用，他們以「武士道」精神、「征戰光榮」的思想和「忠勇義烈」的事跡，對軍隊進行奴化教育，使其充當征服世界的侵略戰爭的炮灰。山鹿素行還有強烈的儒家尊王思想和神道的日本中心主義。他將日本稱為「中朝」或「中華」，主張日本天皇「可至萬世而為君」，「神神相生、聖皇連綿」，「與天地無窮」以便維護萬世一系的「國體」，山鹿素行的這些神道教、儒學及皇國史觀中的封建思想糟粕對近代日本軍國主義思想亦有深遠的惡劣影響。

到江戶時代後期，日本陽明派學者、明治維新的先驅者吉田松陰在山鹿素行武士道論的基礎上又提出了「七規七則」和「忠魂不滅」說。他認為一般人死則魂滅，而忠魂不同，將永久不滅。這一「理論」及其實踐，對明治維新後尊崇天皇，效忠天皇的思潮影響極為深遠，對軍國主義鼓吹為天皇效死，欺騙日本人民盲目充當侵略戰爭的炮灰發揮了很大作用。

1868年明治維新後，日本轉變為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發展轉化為近代軍人精神倫理和擴展為國民普遍道德及行動准則的武士道，更成為日本軍國主義最重要的精神支柱。

明治時代的武士道對江戶時代的武士道進行了揚棄轉化。其內容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將以前分別效忠各自主君舍棄，轉而強調全體日本人只效忠天皇一個人，即將效忠對象由多元轉化為一元。手握神權並總攬國家大權的天皇，君臨萬民之上，構築了「一君萬民」的體制。同時，明治時代的國體論宣揚神造日本，天皇為「現人神」，有權依據「神敕」統治日本。而《大日本帝國憲法》這一國家根本大法的核心即是「天皇主權論」，憲法規定日本「由萬世一系之天皇統治」，「天皇統帥陸海軍」。故報效國家就是效忠天皇，效忠天皇亦由報效國家來體現。二是打破重義輕利的武士道傳統觀念，提出「士魂商才」方針。「士魂」，即武士之魂、武士精神，其核心就是「忠君愛國」觀念；「商才」，即經商之才。三是將江戶時代山鹿素行等人提倡的聖人之道全部抹煞舍棄，而把奴性、愚昧和野蠻的獸性、惡性發展到極端，崇拜殘忍，歌頌殉死「玉碎」。

明治政府確定了日本「與萬國對峙」的目標以後，以發布《教育敕語》為標志，將原來適用對象僅為武士的武士道，擴大為適用於全體日本國民。在擴張國權、宣揚國威的喧囂聲中，武士道被納入近代軍國主義軌道，成為軍國主義最重要的精神支柱，成為軍國主義侵略的主要精神工具。

軍國主義意識形態支配下的武士道，對內作為精神工具，毒化和控制日本國民的思想；對外則鼓舞日本國民踏上了侵略亞洲各國的道路。由此拉開了日本近現代史上武士道倡導窮兵黷武、為戰爭服務的罪惡帷幕。日本軍人在武士道的支配下，佔領台灣，吞並琉球、朝鮮，侵略中國大陸、挑起太平洋戰爭。日本國民在武士道的鼓舞下把對外侵略戰爭看作是為「皇國」的「聖戰」，以充當炮灰為榮，自願做「神風」隊員、「特攻」隊員，把自己當作肉彈進行自殺性進攻。武士道精神把日本民族引向戰爭災難，吞噬了數以百萬計的無辜日本青年，並給亞洲人民和中國人民帶來了更為巨大和深重的災難。日本侵略軍的暴行令人發指，在整個人類戰爭史上也是罕見的。武士道一詞也因與日本軍國主義思想和日軍的侵略暴行聯系在一起，而令人反感和憎惡乃至仇恨。

侵略擴張是日本軍國主義思想的核心

日本軍國主義思想的核心是侵略擴張思想。從日本歷史來看，它經過了兩個階段，一是日本封建時代開疆拓土的侵略擴張思想，二是近代以來受西方列強殖民主義思想影響的侵略擴張思想。

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擴張思想由來已久，從傳說中的首代神武天皇發布「詔敕」中，就有「八�一宇」（將五洲四海置於天皇一人統治之下）及「皇道」的用語。更有這一帝國理想的實踐者，即關於神功皇後征討新羅（朝鮮南部）等地，三次用兵，大獲全勝的神話傳說。後來歷代統治者均宣場神功皇後開疆拓土的戰功，對她推崇有加。

16世紀末，豐臣秀吉首次提出征討朝鮮、進佔中國、印度，稱霸亞洲的狂妄計劃，他的擴張思想和侵略野心之大達到了空前高峰，集日本封建統治者擴張思想、對外侵略行動之大成。豐臣之後，日本不少思想家及統治者都不斷鼓吹其計劃，宣揚其思想，致使日本對外侵略思想在300多年間延綿不絕且日益猖獗。

豐臣秀吉1585年出任「關白」（攝政），總攝日本國政，1586年又任太政大臣，掌握了日本政權，為解決統一後的日本社會矛盾，同時也因為個人野心不斷膨脹及霸權思想作祟，他提出並實施了對外擴張的計劃和政策。據史書所載，豐臣秀吉在1578年奉織田信長之命征伐播磨國（今兵庫縣）時，就對織田信長說：臣「必圖朝鮮，窺視中華，此乃臣之宿志」。1585年，豐臣首次明確提出「征討中華」，並為此積極准備。1590年5月，豐臣致書朝鮮國王李�：「吾欲假道貴國，超越山海，直入於明（中國明朝），使其四百洲盡入我俗，以施王政於億萬斯年，此乃吾之宿志也。」當他得知1592年第一次侵朝戰爭初期順利進軍消息時，欣喜若狂，忘乎所以！但是，正當豐臣做黃粱美夢時，傳來了日軍在中朝聯軍打擊下節節敗退的消息，日本被迫議和撤軍。1596年豐臣又撕毀停戰和約，於1597年再次出兵侵朝，亦很快陷入困境。豐臣亦憂忿成疾，嗚呼離世。豐臣死後，德川家康通過1600年的關原之戰，確立了統治全國的地位，並於1603年建立了江戶幕府，成為合法的全國統治者。和豐臣秀吉一樣，德川家康依然企圖建立以日本為中心的封建主義國際秩序。

江戶幕府晚期，西方近代殖民主義勢力東漸，幕藩體制陷於困境，尊皇思想及攘夷論開始出現，此時涌現出了一批思想家，他們繼承和發展了豐臣秀吉封建主義的擴張思想，不僅將其體系化、具體化，而且為其尋找冠冕堂皇的借口，並打出了更富有欺騙性的招牌。

日本國學集大成者本居宣長把日本說成是天照大神創造的神國，提高日本和天皇的地位。他還宣揚「八�一宇」的對外侵略擴張思想，夢想征服世界，將世界各國置於日本支配之下。他的這些思想，後來被日本軍國主義者利用，變為「大和民族優越論」，「國粹主義」，成為日本對外侵略擴張的輿論工具。

從18世紀八九十年代起，日本的經世學派和維新運動的先驅者們看到了歐洲殖民者在全世界建立自己的殖民地，奴役當地人民，攫取大量財富，深為所動，因此提出了許多從日本立場出發的對外擴張思想。其代表人物有林子平、本多利明、佐藤信淵、吉田松陰、島津齊彬等。

林子平在1785年所著的《三國通覽圖說》中，全面介紹朝鮮、琉球和蝦夷地（北海道）的歷史沿革、文物制度、風俗習慣、地理物產等情況，便於日本人加強對周邊國家和地區的了解。1786年他又著《海國兵談》，縱論五大洲形勢，提醒國人勿忘「江戶（今東京）日本橋下水，直通中國與荷蘭」，勿忘日本是四周為海洋環繞，與世界聯在一起的「海國」，啟迪世人站在日本橋上，放眼世界風雲。一部《海國兵談》，實為海國日本武備的網路全書，論述了日本海防必做到攻守兼備，又具體提出了各項防衛措施。在經世學派中，最早論述海防論者也是林子平。海防論的總體構思為日本近代對外侵略擴張的戰略奠定了基礎。他還在《海國兵談》中露骨地表露了霸權主義思想，他希望日本能出現如俄國女皇葉卡捷琳娜二世那樣的「君主」，以「一統五洲」。而在推行其世界戰略的基本手段方面，則主張武力對外擴張。

本多利明在1798年所著《經世秘策》一書中，主張確定世界戰略的終極目標，即征服世界，使日本成為世界第一大強國。本多利明要求日本實行殖民「開拓制度」。他指出，「歐洲各強盛國家其本國雖小，但多有屬國，亦堪稱大國」，強調「即使侵犯他國，也應由此而增強本國，是乃國務」。他還劃定日本北攻、西侵方向，其主攻方向為堪察加、滿洲（中國東北）、「山丹」（現俄國濱海疆區）和「西唐太島」（庫頁島）。他還在1801年所著的《貿易論》中宣稱：「發動戰爭，謀取國家利益乃是為君之道的秘密」，並進而將「貿易之道」概括為「戰爭之道」，鼓吹伺機「進攻外國並佔領之」。

將經世學派思想主張充分展開、發揮的集大成者是佐藤信淵。他在1823年的《宇內混同秘策》首句中即提出，日本是「大地最初生成之國，乃世界萬國之本」。他所追求的目標是將全世界「混同」為日本郡縣，使「全世界悉為皇國（日本）之郡縣，萬國君主皆為臣僕」，「皇化」全球，主宰世界。他提出「皇國」駕馭世界之策的外征論，更把武力擴張作為「皇化」世界的基本手段，將出兵海外的侵略行為美化為「奉天意，正萬國之無道」，是「實行天懲」。他的這些思想和口號，被日本軍國主義不斷重變和鼓吹。佐藤信淵還提出了日本對外侵略擴張的綱領性藍圖和路線，這就是從侵略中國東北入手，進而入關全面侵華，征服中國，然後征服亞洲的西侵與南進並行的路線。這與105年後1927年日本東方會議上制定的《對華政策綱領》是一脈相通的。佐藤信淵的思想著述，在其生前影響並不太大。而在明治維新後，卻倍受重視，「維新三傑」之一的明治政府早期實權派人物大久保利通發現並特別重視和提倡佐藤信淵的思想主張，從1871年（明治4年）起，連續出版了信淵的各種著述。信淵的思想體系和主張，成了近代日本軍國主義內外政策的思想和理論的基礎。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吉田松陰提出將失之於歐美的「交易之處」，「償還於鮮（朝鮮）、滿（中國東北）之土地」。這種失之於西方者，補償於鮮滿的主張後來成為明治政府的一大戰略。而因為倒幕維新及明治政府的重要人物如高杉晉作、久坂玄瑞、木戶孝允，伊藤博文、井上馨、前原一誠、山縣有朋等，皆系松陰門人，所以他的對外擴張思想直接影響了明治維新的領導者及近代日本的建設者。此外，松陰亦提出了赤裸裸的侵略擴張路線，目標直指中國與東南亞，甚至是印度。

其實，松陰這種「失之於歐美，補償於鄰國」，力圖將西方殖民勢力的壓迫強加在鄰近國家的思想主張，帶有相當的普遍性。當中國鴉片戰爭失敗之時，日本開明藩主薩摩藩主島津齊彬便主張侵略中國。後來「維新三傑」中之二人大久保利通、西鄉隆盛正是由島津齊彬一手提拔起來的，他們都成為明治新政府的實權派，又都深受齊彬思想主張的影響。幕政改革派維新志士橋本左內甚至公然認為，如果不兼並中國、朝鮮等國領土，「日本就難以獨立」。故「略取附近之國家，乃第一要緊之事」。

幕末經世學派代表人物是當時日本的先覺者，他們的對外侵略擴張思想表露得如此清晰，如此狂妄，實在令人吃驚。其實，這種思想是日本的領土野心、武士道的「征戰光榮」主張的必然產物，更是在幕末特定的國際國內時代條件下，受列強西力東漸危機的沖擊的結果，二者相結合，遂產生並形成了日本軍國主義系統的對外侵略思想體系。他們企圖通過模仿西方殖民者對外擴張的行徑，侵略和掠奪弱小國家以臻富強，進而達到參與歐美列強的殖民角逐的目的。應該說，明治維新之後日本軍國主義的對外侵略擴張行徑，無疑正是新的歷史條件下這種思想的繼承、發展和貫徹實施。

日本在明治維新後發展資本主義的同時，就提出「大陸政策」，開始走上對外侵略擴張的道路。在20世紀初，日本已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思想各個領域各個方面完成了軍國主義化。它導致日本國民經濟被納入軍事、戰爭軌道，成為一個惡性循環：戰爭——經濟軍事化——更大的戰爭——經濟更加軍事化……。這部戰爭機器不停地運轉，只有到徹底敗亡才被迫停止下來，經濟亦終將崩潰。

社會達爾文主義是日本軍國主義法西斯化的理論基礎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軍國主義已開始製造法西斯輿論。1919年8月，日本法西斯主義運動的肇始者和理論家北一輝在中國上海寫出《國家改造案原理大綱》，1923年出版時改名為《日本改造法案大綱》，該大綱鼓吹動用天皇大權、依靠軍事力量實現國家的「改造」和「積極對外開戰」，奪取殖民地，稱霸亞洲和世界，成為頗受帝國主義分子贊揚的法西斯綱領。同年，北一輝與另一個法西斯主義理論家大川周明等在日本組織起早期法西斯主義團體「猶存社」。此後大量形形色色的軍隊和民間法西斯團體紛紛出籠。從廣田內閣開始，軍部政治支配地位的確立和「軍財抱合」（軍閥與財閥的緊密勾結）局面的形成，標志著日本建立起軍國主義法西斯獨裁統治。

日本軍國主義法西斯確立後，更極力鼓吹侵略「合理」，反侵略「有罪」，竭力宣揚「忠君愛國」、「天皇至上」，大肆掀起侵略戰爭狂潮。在政治軍事方面，日本政府修改《國防方針》，制定《國策大綱》，加緊擴軍備戰。《國策大綱》聲稱：日本的「根本國策在於國防與外交相配合，確保帝國在東亞大陸地位的同時，向南方海洋方面發展」，實際上提出了吞並東亞太平洋區域的大規模擴張方針。接著於1936年6月，為適應擴張方針的需要，修改了《國防方針》，提出了昭和新軍制計劃和大肆擴軍、增加軍費的龐大計劃，將國民經濟亦逐漸納入戰爭軌道。1933年3月，日本悍然宣布退出國聯。當德國、義大利逐步建立法西斯統治並成為新的世界大戰策源地之時，日本法西斯亦加速確立統治體制，並很快發展為東方戰場的戰爭策源地。於是，日本、德國、義大利三個法西斯夥伴，在反共產國際的煙幕和幌子下勾結起來，1936年11月，日德簽訂《反對共產國際協定》，翌年11月，義大利加入，德、意、日法西斯軸心開始形成。三國相互勾結、相互利用，走上了發動大規模侵略戰爭的道路。在思想方面，則對廣大青年，特別是士兵和學生強化軍國主義思想教育，極力鼓吹「戰爭是創造的動力，文化之母」，軍人是「國家之花」，大力灌輸「八�一宇」的侵略思想和武士道精神。

在日本軍國主義法西斯化的過程中，從西方思想武庫中揀來的一些糟粕，特別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為它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礎。偉大的生物學家達爾文寫下的《物種起源》，是人類對生物界、動物界認識深化的里程碑，而西歐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斯賓塞、古姆普洛維奇、沃爾特曼等人用庸俗進化論來解釋社會現象，將人類社會比擬為動物界，宣揚「各種族爭取生存的斗爭」、「弱肉強食」及「優勝劣敗」，劃分民族優劣的種族主義思想。

在明治維新前後，就有曾留學西歐的一些日本啟蒙思想家攝取了社會達爾文主義並將它傳入了日本。著名啟蒙思想家加藤弘之是日本最早的德國思想研究者，也是最早在日本宣傳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官僚學者。1882年，加藤在《人權新說》中就以社會達爾文主義觀點對天賦人權思想進行了猛烈的攻擊，他鼓吹「優勝劣汰」原理，胡說什麼「人類絕不是生而就有自由，就有自治、平等、均一的權利，人的權利只有在掌握專制大權的統治者即最大優者的保護下方能實現」。由於日本軍國主義的需要，亦由於加藤的巨大影響力及其大肆宣傳，社會達爾文主義在日本風靡一時，影響極大且十分深遠。開始還是平民主義代表人物，後來變成露骨軍國主義者的德富蘇峰亦主張日本應做「世界性國家」。在甲午戰爭前後，他極力宣揚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的合理性，在許多文章中都貫徹其社會達爾文主義觀點。他認為甲午戰爭的國際意義正在於：「予世界上的頑迷主義者一大打擊，並將文明之恩典注入野蠻社會」。原來亦是平民主義者的著名史論家、評論家山路愛山在接受社會達爾文主義後放棄了平民主義，公開聲明「願做帝國主義的信徒」，極力宣揚世界已進入「適者生存、弱肉強食」的時代，日本走向帝國主義正是歷史的必然，「是適者的生存，是天賜的榮耀，是社會進化所生的淘汰」。連一直主張立憲主義的浮田和民也接受社會達爾文主義影響，轉變成狂熱的帝國主義者。他認為，軍國主義侵略只是「民族生存競爭」的具體表現，「人類社會的進步是生存競爭的結果」，「征服半野蠻民族或吞並自己不能獨立的國家，不應視為不仁不義」。他甚至露骨地主張「只要世界上還有半開化的野蠻民族存在，就不能不予以消滅」。

日本法西斯軍國主義以社會達爾文主義作為自己的思想理論基礎，將日本軍國主義傳統文化中的形形色色貨色進行改造和包裝後，一古腦地塞入其龐雜的思想體系，製造和宣揚「日本民族優越論」、「生存發展論」和「生存自衛論」，鼓吹人種差異，自欺欺人地打出「種族戰爭論」（太平洋戰爭是「黃種人與白種人的戰爭」）、「民族解放論」（太平洋戰爭是「解放亞洲各民族」的戰爭）的蠱惑性招牌，妄圖以社會達爾文主義做為侵略奴役亞洲人民的思想武器，實現其「皇化亞洲」、「皇化全球」的迷夢。

綜上所述，日本軍國主義思想是一個龐雜的思想體系，其來源之一是武士道精神，來源之二是日本神道教、佛教以及儒學中的封建糟粕，來源之三是皇國、神國史觀，進入近現代以後，又加上了從西方引進的一些所謂理論體系，因此，是十足的封建主義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腐朽、反動思想糟粕的大拚盤，其拚湊的內容和混亂的表述往往使人難以分類和把握其邏輯層次。但是，正是這一龐雜的精神糟粕，為日本軍國主義者所利用，在亞洲和太平洋地區造成了巨大的災難。這一切，都值得我們在今天的和平年代予以深刻的反思。

② 日本的形成

日本國，古稱「大和」。古代中國稱日本為「倭」。 7世紀後半期起以「日本」為國號,19世紀末葉起稱「大日本帝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改用現稱。 日本位於亞洲東部，是太平洋西北部的一個弧形列島，由九州、四國、本州和北海道四大島及數以千計的小島組成。東和西南瀕太平洋，西和北臨中國東海、日本海及鄂霍次克海,與中國、朝鮮、蘇聯僅一水之隔。總面積37萬余平方公里。人口 12055萬(1985)，基本居民為大和族。盛行佛教和民族宗教神道。通用日語，首都東京。
古代日本（迄公元12世紀末） 石器時代 日本舊石器時代,亦稱「無陶器時代」或「先陶器時代」。其上限無確考，據推測，距今約20～30萬年前；其下限距今約 1萬年前。日本舊石器時代和亞洲大陸舊石器時代是並行的。日本新石器時代文化稱繩紋文化，因陶器有繩紋而得名。其上限距今約9500年或1萬年前(一說4500年前)，下限為公元前3～前2世紀。
金石並用時代 繼繩紋時代之後,日本於公元前3～前 2世紀進入彌生時代，即金石並用時代。這一時代的文化稱彌生文化，因陶器出土於東京都彌生町（在今東京都文京區）而得名其下限止於公元3世紀。在彌生時代，中國大陸的水稻栽培技術和青銅器、鐵器等金屬文化經由朝鮮傳入日本。
原始氏族公社 日本石器時代是母權氏族公社階段，繩紋時代是其繁榮時期。繩紋時代後期和晚期的人口估計有12～15萬。人們多棲身於被稱作「豎穴」的原始房屋裡，靠狩獵和漁撈為生。社會處於採集經濟階段。狩獵使用弓矢，漁撈則使用魚鉤和網罾。獵場、漁場和主要生產工具為公社成員所共有。所有社會成員權利平等，實行共同生產和平均分配，無貧富貴賤之別。進入彌生時代後，父權氏族公社逐漸取代母權氏族公社，原始公社制趨於解體。 日本人種和民族的形成 迄今日本考古出土的人骨化石很少。1931年在兵庫縣明石市西八木海岸發現人類腰骨化石，後命名為「明石原人」。1950年在□木縣葛生町附近、1957年在愛知縣豐橋市牛川町、1958和1961 年在靜岡縣引佐郡三日町相繼發現一些人骨化石。據此推測，洪積世日本列島已有人類存在。關於日本人種和民族的形成，學術界一般推測日本最早的居民經由北亞和南亞兩條路線來到日本列島，經過長期混血，大約在彌生時代以前形成具有共同語言和風俗習慣的日本民族。
階級和國家的產生 彌生時代是日本文明史的開端。由於以種植水稻為主的農業出現，特別是青銅器和鐵器等先進生產技術的傳入，社會生產力飛躍發展。彌生時代中期日本從原始公社制社會向奴隸制社會過渡。據中國《漢書》記載,大約公元前1世紀下半葉，日本列島出現了百餘個由村社首長統治的小部落。這些部落曾定期派人向漢武帝在朝鮮設置的樂浪郡獻上貢物。後經長期兼並,至公元2～3世紀形成了規模較大的30多個部落。據《後漢書》和《三國志》的《魏志·倭人傳》記載，公元2世紀末至3世紀初出現了邪馬台國。邪馬台國統轄約 30個部落，成為部落聯盟的盟主，已有統治機構和貧富、階級差別，是日本奴隸制社會初期粗具規模的國家。該國女王卑彌呼在 239年曾遣使到中國洛陽，魏明帝封她為「親魏倭王」，授與金印紫綬。其後繼女王□與（台與）亦曾遣使向西晉王朝朝貢。
古墳時代和倭王統治 公元4～7世紀，日本歷史稱古墳時代。因當時統治階級大量營建「古墳」而得名。墳丘形狀多種多樣，其中最有特色的前方後圓墳，是奴隸主王權的象徵。初期最大規模的古墳集中於畿內的大和地方。這種奴隸主王權,日本史稱「大和朝廷」,即「大和國」。其統治者為日本皇室的祖先。從 4世紀下半葉到 5世紀，古墳分布的地區逐漸擴大，這表明大和國家從東到西逐步實現國土的統一。大和國家是以氏姓制度和部民制著稱的奴隸制國家。在倭王之下初步建立起中央和地方的官僚統治機構。自 4世紀後半期起，大和國家為掠奪奴隸和財富,開始向朝鮮南部進行擴張。6世紀後半期起,由於父權家長制家族的發展,大和國家的統治階級和人民之間以及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日趨尖銳。加之，對朝鮮半島侵略失利，奴隸主王權面臨危機。推古女帝的攝政聖德太子於 7世紀初制定「冠位」十二階和《十七條憲法》，抑制豪族，革新政治。是為推古朝改革。對外，日本積極同中國開展外交,先後派遣隋使4次 (600、607、608、614)，積極吸收中國文化。此時，倭王對外稱號改為天皇。
古代天皇制的確立和律令制社會 592年推古女帝即位後，因帝都在飛鳥地方，故稱飛鳥時代(592～710)； 710 年元明天皇（707～715在位）遷都平城京（今奈良市）後，奈良時代(710～794)開始 (見彩圖日本平城京 (奈良)遺址)；794年（一說784），桓武天皇（781～ 806在位）遷都平安京（今京都市）,到1192年建立鐮倉幕府的400年間，史稱平安時代。在這600年間，日本處於天皇的最高權力統治之下。從 630年起的200 多年間，為了向中國學習先進文化和典章制度，日本先後派遣唐使19次，實際到達的有13次。這對日本古代的改革起了重大的推動作用。 645年日本發生「大化改新」，仿照中國唐朝的律令制度，實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大化改新完成了推古朝改革未竟的事業，從中央到地方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律令制官僚統治機構，世襲氏姓貴族制度被廢除，高度中央集權的奴隸主王權統治即古代天皇製得以確立。律令制的完成，經過半個多世紀。 701年制定、次年實施的《大寶律令》將大化改新的成果在制度上鞏固下來。大化改新後建立的國家體制,史稱律令國家;就社會組織而言，則稱律令制社會。關於大化改新的性質，學術界一直有爭論；中國史學界多認為是「自上而下的封建制社會變革」。
自8世紀前半期起,由於土地不足，國家被迫允許私人開墾新田。 723年頒行《三世一身法》，規定凡新造溝池開墾的水田，允許三代人私有；凡利用原有溝池開墾的水田，准給本人一代使用。 743年又頒行《墾田永世私有法》，允許墾田永遠歸私人所有。於是真正的私有領地開始出現。隨著社會生產力的提高，日本庄園制度不斷發展；進入10世紀以後，律令制趨於衰微和蛻變。在社會經濟發生重大變化的基礎上，自 9世紀中葉迄11 世紀下半葉，外戚藤原氏擅權，被稱為攝關政治的貴族政治體制占統治地位。之後，以太上天皇為代表的皇室勢力伸張，以院政取代攝關政治。與此同時，伴隨庄園成長的新興武士勢力於10世紀登上歷史舞台。武士勢力的核心是地方庄園領主階層，他們逐步演變成封建的軍事農奴主。號稱「武家棟梁」的源平兩氏，經過為皇室貴族效力的階段，展開了爭奪國家權力的激烈斗爭。這一斗爭持續到12世紀末。
古代經濟和文化 大約4世紀下半葉起,中國和朝鮮的移民不斷來到日本，帶來先進的文化和生產技術，促進了日本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自大化改新起五六百年間，社會經濟有顯著進步。農業已普遍使用鐵制農具，水田耕作的集約程度提高，水利事業發展，耕地面積不斷增加。養蠶受到政府鼓勵，手工業生產也獲得發展。 與此同時，文化也日臻繁榮。繼4～5世紀漢字和儒家經典傳入之後， 6世紀佛教由百濟傳入日本，從而促進了日本古代文化的形成和發展，先後出現了著名的三大文化：6世紀末至7世紀上半葉的飛鳥文化，是以寺院為中心的初期佛教文化；7世紀下半葉的白鳳文化,則在佛教藝術方面通過中國唐朝接受印度文化的影響； 8世紀的天平文化深受中國唐朝文化的影響，除佛教美術外，還有《古事記》、《日本書紀》等國史的編纂,以及《懷風藻》、《萬葉集》等著名詩集的編撰。平安時代初期，除佛教文化外，在學術和文化方面深受唐朝儒家思想的影響；同時開始使用平假名和片假名兩套日本表音文字。隨後,創立「國風文化」,出現了《古今和歌集》、《源氏物語》等文學傑作。
中世紀日本（12世紀末～1868年）
武家政權的建立和發展 自12世紀末迄16世紀末約400年間,日本社會處於封建制形成和發展的階段。其特點是幕府政治的建立和發展、天皇的朝廷和武家政權並存以及朝廷勢力不斷削弱。1192年源賴朝(1147～1199)被朝廷任命為征夷大將軍,在鐮倉開創幕府,開武家政權的先河。1333年，以後醍醐天皇（1318～1339在位）為首的宮廷貴族用武力推翻了鐮倉幕府。次年改元建武。史稱「建武中興」。 1336年武士巨頭足利尊氏(1305～1358)攻入京都，開創室町幕府，後醍醐天皇逃至吉野。從此出現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南北朝時代。1392年南北朝議和，足利氏的室町幕府統一全國。
大名領國制的確立和人民斗爭
從鐮倉時代到室町時代,封建制不斷發展,幕府集權統治逐漸走向封建分權割據。南北朝時代庄園制趨於衰落，守護大名領國制形成。1467年（應仁元年）爆發應仁之亂，此後至1568年出現一個長達百年的群雄割據時期，史稱戰國時代。守護大名領國制演變為戰國大名領國制。在大名領國制形成和演變的過程中，各種社會矛盾加劇，爆發了多種形式的斗爭。其中有農民反對地主壓榨、反對商人高利貸盤剝的「德政暴動」，有各領國內武士為爭奪領地而進行的「國人暴動」；還有農民借宗教信仰而進行的反對領主的「一向宗暴動」。
鐮倉和室町時代的經濟和文化
鐮倉時代出現水田稻麥兩熟、旱地麥豆兩熟或三熟的種植法。農業技術進步,耕地面積擴大。從中國傳入的茶葉栽培盛行,並開始種植從朝鮮傳來的棉花。手工業和運輸業興旺起來。生產的發展促進了商業發達和城市興起，同中國、朝鮮等地的貿易也日益發展。
文化方面，從12世紀中葉至13世紀，在中國宋元兩朝文化的影響下，出現了以武士為中心的新文化。一系列新的佛教宗派興起,禪宗尤為武士所尊崇(見彩圖日本武士畫像)。出現了以京都、鐮倉的五山禪林為中心的 「五山文學」。作為日本民族宗教的神道奠定了基礎。中國的「朱子學」受到重視。連歌、能樂等文藝形式興起，茶道（品茶）、花道（插花）也日益盛行。
國家統一和織豐政權 戰國時代末期，在群雄中嶄露頭角的武將織田信長於1573年推翻室町幕府，國家開始走向統一。織田信長的繼承者豐臣秀吉於1590年完成國家統一大業。織田信長和豐臣秀吉建立的統治，是沒有幕府的武家政權，史稱「織豐政權」。織豐時代亦稱 「安土桃山時代」。
豐臣秀吉在完成國家統一的過程中,在全國實行「檢地」(1582～1598,史稱「太□檢地」)；頒布「刀狩令」 (1588)，收繳農民手中的武器；固定武士和農民的身份，實行「兵農分離」；為防止西方殖民勢力入侵，查禁基督教。通過「檢地」，豐臣秀吉集中掌握全國土地，徹底廢除了庄園領主土地所有制，代之以封建武士領主所有制。原來在庄園制下受層層剝削的小佃農，得以自立為自耕農。豐臣秀吉妄圖征服中國（明朝），為此假道朝鮮，於1592和1597年兩次發動侵略朝鮮的戰爭，都以失敗告終。
織豐政權時期，日本開始同西方發生接觸，歐洲文化傳入日本。1543年以後，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接踵而至,同日本進行貿易。1549年西班牙耶穌會士方濟各·沙勿略(1506～1552)到日本傳布基督教。1582～1590年,九州的信奉天主教的大名也向歐洲派遣了使節。
幕藩統治體制 1603年，德川家康被任命為征夷大將軍，在江戶（今東京）開設幕府，是為江戶幕府，亦稱「德川幕府」。江戶幕府的統治制度，史稱「幕藩體制」。幕府為集中權力和控制諸侯，除頒行有關法令外，還實行參覲交代制度。為查禁天主教、防止西方殖民勢力入侵，自17世紀30年代起頒行鎖國令，至1853年實行了長達兩個多世紀的鎖國政策。

③ 日本是怎麼強大起來的

經過明治維新而漸趨富強的日本，利用強盛的國力，逐步廢除與西方列強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收回國家主權，擺脫了淪為殖民地的危機；而後隨著經濟實力的快速提升，軍事力量也快速強化，更在1895年以及1904年～1905年，分別於中日甲午戰爭與日俄戰爭中擊敗昔日強盛的兩個大國—大清帝國與沙皇俄國，受到西方列強的注意，成為稱雄一時的亞洲強國；福澤諭吉所提出的「脫亞入歐」論也在此時成為正論。 維新初期，由於明治政府的政策，使得武士的社會地位大幅下降；而隨著俸祿漸次縮減，武士的經濟上保障也被削弱。凡此種種皆導致士族對明治政府的不滿，武力抗爭因此接二連三地發生。維新功臣西鄉隆盛以鹿兒島縣為中心，於1877年6月18日年所發動的西南戰爭，成為最後一次，也是規模最大的士族反抗戰役。戰敗之後，殘余的士族成員轉入地下活動，與板垣退助所主導的「民選議院設立運動」結合，透過「自由民權運動」的開展形成政治上的反對勢力。1889年，《大日本帝國憲法》公布，成為亞洲第一部成文憲法；1890年，日本國會（帝國議會）正式開始運作。 至於社會、文化方面的改變，隨著留洋知識分子（伊藤博文、大隈重信、新渡戶稻造等）吸收並引介西方文化與典章制度進入日本，以及眾多現代化事物的引進，「文明開化」的風潮逐漸形成，對於原本傳統而保守的日本社會造成了很大的影響。不只物質需求與生活習慣上出現西化的轉變，在教育系統與社會組織的廣泛推行下，思想與觀念上也逐漸有了現代化的傾向（例如守時、衛生等概念與西式禮儀）；文藝上的影響也不小（特別是現代文學與歐式風格建築）。 另一方面，雖然明治政府銳意改革，但整體而言較為偏重促使國家強盛的結果，也遺留了許多問題：如天皇權力過大、出身藩地的有權有勢者長期掌控國政，形成勢力龐大的「藩閥政治」體系、土地兼並依然嚴重、新興財閥壟斷市場經濟等現象。這些負面問題與日後發生並累積的一些難以解決的社會問題相互影響，最終直接或間接促使日本走上侵略擴張的道路

④ 日本天皇是如何產生的

日本天皇名稱最早的文字記載是在673年至688年前後由天武天皇制定的《飛鳥凈御原令》中。

日本一直保持天皇統治，主要是出於那個狹隘島國的特殊地理和人文環境，尤其是人們普遍的宗教信仰。在歐洲宗教權力高於皇權，中國的皇權則高於宗教權力，這都使王朝不可免地在宗教、民族和權力沖突中不斷更換。

日本古代就形成了神道教與皇室緊密結合，宗教權力與皇室結合在一起，其國內又是單一民族，這就使皇朝不便於更換。

(4)大日本帝國怎麼形成擴展閱讀

日本國君不是從來就被稱為「天皇」的。公元7世紀，聖德太子攝政期間，頒布「十七條憲法」，將大和國國君慣用的「大王」改為「天皇」。小野妹子奉命出使隋朝時，所持國書中有「東天皇敬曰西皇帝」的話，這是日本國君第一次對外自稱「天皇」。

天皇在日本實際掌權的時間不長，自1192年源賴朝自任征夷大將軍，建立鐮倉幕府開始，室町幕府、江戶幕府先後專權，天皇大權旁落達七百年之久。直至1867年，倒幕運動後「大政奉還」，天皇才又走向前台。

明治天皇在統治日本的第二十二年（即1889年），頒布了《日本帝國憲法》（又稱《明治憲法》），規定「大日本帝國，由萬世一系之天皇統治之」、且「天皇為國家元首，總攬統治權」，議會和內閣事實上只是輔佐天皇的臣僚。更為重要的是「天皇統率陸海軍」，有軍事權。

明治天皇在位期間，推行一系列改革，發動了對中國和俄國的戰爭，使日本躋身世界強國之列。1912年即位的大正天皇患有精神疾病，所以1921年起由皇太子裕仁攝政，至1926年裕仁登基，改元昭和。

昭和初年，日本處於內憂外患之中，發動戰爭已是箭在弦上。昭和天皇對「九一八事變」不僅是事先知情的，還在事變後的1932年初褒獎關東軍：「沖風冒雪，英勇奮戰，以鏟除其禍根，揚皇軍威武於海外」，「皇軍」一詞也隨即流傳開來。

⑤ 日本的天皇制度是怎麼形成的

一至三世紀日本首領稱「王」或「君」，約到四--五世紀諸王的聯合體設在大和地方，其首領改稱為「大王」。大約七世紀，聖德太子時代，公布憲法十七條，當時受中國儒教的影響，把大王改為天皇。天皇的稱號出自《日本書記》一書中遣隋使圖書及法隆寺葯師像銘文。「天皇」兩字意為「帝王」。第一代天皇為神武天皇。天皇的權利超越任何豪族。大化改新後的半個世紀，日本實行中央集權，天皇的權利到達官僚制的頂點，天皇親理朝政。特別到天武天皇時，平息了壬申之亂，威望倍增，國民崇天皇為神，迎來了古代天皇的黃金時代。

⑥ 日本怎麼形成的

日本國名的由來

日本全稱「日本國」，是位於亞洲東北部、太平洋西北隅的島國。古稱「八大洲國」、「葦原中國」、「豐葦原瑞穗國」等。至神武天皇時公元前42年，將其建國的地方稱作Yamato，即「和」或「大和」，在日語中，Yama意為「山」，to意為「地方」，合起來原意為「多山之地」，是以地形命名的國名。這樣，「大和」一名便成為日本的國名。到了3世紀末4世紀初，在國都附近的大和地方，又出現一個統治整個北九州、勢力達到關東地方的邪烏國，又稱「大和」政權。所以，當時對日本的俗稱為「大和」。大化元年645年，日本第三十六代孝德天皇即位，大化革新後，日本仿效唐制，建立了封建中央集權制國家，為區別以前的大和政權，將國名正式稱之為日本國。在日本官方文獻上改稱日本，則是720年，這一年，日本用漢文編寫成《日本書紀》，把「大和」日本古稱都改為「日本」。「二戰」結束以前大約半個世紀內，日本是一個帶軍事封建性的帝國主義國家。1868年，明治維新，日本的民族擴張主義逐漸抬頭。1889年公布的明治憲法定國名為「大日本帝國」。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大日本帝國」戰敗投降。1946年11月公布的憲法稱日本為「日本國」，一直使用到現在。

⑦ 日本國是怎麼來的

日本這一稱呼的使用最遲不晚於7世紀後期。其來歷在日本史書中沒有明確記載，但中國《新唐書》則記載道：「咸亨元年（670年），遣使賀平高麗。後稍習夏音，惡倭名，更號日本。使者自言，因近日所出，以為名。」

意思是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年），倭國派使者祝賀唐朝平定高麗，因為懂點漢語，所以討厭「倭」這一名稱，因此改國號為日本，使者自稱這是因為地理位置靠近日出之處而命名的。

唐代張守節在《史記正義》中記載「武後改倭國為日本國」。

而「日本」國名正式記載於史冊是公元720年。這一年，日本用漢語紀傳體編寫成《日本書紀》，把「大和」和「倭」等日本古稱都改為「日本」。

現代日本的正式國名為日本國。自明治維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的國名為大日本帝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1946年頒布的日本新憲法中，改成現今的名字。

(7)大日本帝國怎麼形成擴展閱讀：

歷史上日本曾有大和、東瀛、扶桑等別稱。

據史書記載，公元3世紀時，日本叫大和國，那個時候它是中國的藩屬國，每年都向中國朝貢。據《後漢書》記載，當時東漢的漢光武帝劉秀接見來中國朝拜的大和國的使者時，親自冊封它的國家的國王為倭王，此後大和國便改成了倭國。

因為當時的日本人普遍都生長的矮小，個子矮矮的，而叫矮國又不好聽，倭這個字形似矮字，所以就取名為倭國。後來，漢代的皇帝還賜給了倭國金印，印文曰：漢倭奴國王印。從引文上看，當時的倭國並沒有獨立的主權，其地位就相當於中國的一個諸侯國。後來在日本也出土了這枚金印。

隨著時間推移和中國文化滲透，倭國派遣唐使來到中國，乞求武則天賜他們國家的國名為「日本」。武則天起初不同意，一次倭國使者來求見，哀求武則天賜日本國名，那時武則天正在喝酒，倭國使者來打擾，朦朧之時有醉意，就勉強點頭答應了。於是倭國就正式的改名為「日本」了，一直沿用至今。

⑧ 日本近代天皇制形成的原因

日本近代天皇制及其特點
1867年12月，日本發生了「王政復古」政變，成立了以天皇為首的新政權。此後，新政權進行了一系列資產階級改革，史稱「明治維新」。「明治維新」是由以下級武士為主導所進行的一次具有資產階級革命意義，並帶有近代民族民主運動鮮明特點的資產階級改革運動。萬峰:《日本近代史》第3頁。它的任務是實現近代民族獨立和建設資產階級民主國家。在這個意義上「明治維新」是一次歷史的進步，被稱為日本歷史上的第二次飛躍（第一次是「大化革新」）。由此日本走上了發展資本主義近代化的道路，成為亞洲獨一無二的資本主義國家。同時，明治維新又是一次不徹底的資產階級革命，仍然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殘余，如天皇君主制、寄生地主制以及財閥等的存在，都是明治維新不徹底的表現。因此，可以說近代日本是在進步與反動的並存、斗爭中發展的。走的是一條畸形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即在發展近代資本主義的同時，也走上了一條軍國主義的發展道路。由明治維新所形成的近代日本的存在方式是，以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聯合專政為國體，以君主立憲形式的近代君主獨裁為政體的近代天皇制。正如馬克思評論普魯士軍事專制時所說，是一個「以議會粉飾門面，混雜著封建殘余，已經受到資產階級影響，按官僚制度組織起來，並以警察來保衛的軍事專制制度的國家」。《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21～22頁。由此日本走上了資本主義近代化的道路，同時確立了日本近代天皇制。至1945年日本戰敗，近代天皇制的確立和發展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從明治新政權成立到19世紀70年代中期，是近代天皇制的雛形期。這一時期，明治政權成立伊始，就發布了《五條誓文》和《政體書》，確定了近代日本的發展目標和方針、政策。接著進行了「廢藩置縣」、「奉還版籍」、「秩祿處分」、「地稅改革」等一系列資產階級改革，並平定了封建士族的暴亂（以1877年西南戰爭為突出點），從而確立了近代天皇制的經濟政治基礎。
第二個時期，從19世紀70年代中期到1890年明治憲法的頒布，明治政府提出「富國強兵」、「殖產興業」和「文明開化」三大國策，大力推進近代天皇制的建設。在政治上，由於自由民權運動和人民群眾反對藩閥專制統治的斗爭，明治政府於1885年改太政官制為內閣制，開始正式實行具有近代資產階級民主性質的政治制度。至1889年以欽定方式頒布了《大日本帝國憲法》（俗稱明治憲法），於次年實施，並開設了議會，至此，標榜資產階級民主的三權分立的政治制度大體完成。在經濟上，以國家資本為主導大力推進資本原始積累過程，出現了早期產業革命熱潮，農村的寄生地主制也基本形成。在思想文化上，1882年頒布了《軍人敕諭》，1890年頒布了《教育敕語》，確立了天皇主義的思想統治體系。以上標志著近代天皇制的正式確立。
第三個時期，從19世紀90年代初至20世紀10年代初。這一時期，日本對外發動了中日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修訂了不平等條約；對內完成了產業革命。這表明日本資本主義已經完全形成並過渡到了壟斷資本主義階段，近代天皇製作為資產階級現代民族國家的政治體制最終完成。萬峰:《日本近代史》第202頁。
第四個時期，從20世紀10年代初至30年代初，這一時期，伴隨著世界壟斷資本主義的形成，日本也進入了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同時由於壟斷資本主義的自身矛盾，也伴隨著壟斷資本主義的危機。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民族解放、民主革命和共產主義運動蓬勃發展，對近代天皇制產生了巨大沖擊。但另一方面，隨著世界法西斯主義的興起，具有濃厚封建性的天皇制軍國主義，向著法西斯化的方向發展。可以說，這一時期是近代天皇制政權從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權力向帝國主義法西斯專政轉變的過渡時期。
第五個時期，從30年代初至1945年。這一時期，日本法西斯發動「九·一八」事變，首先在東方揭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序幕，開始了法西斯主義的侵略戰爭，並在戰爭中把日本推向國家法西斯化。1936年「二·二六」事變後軍部法西斯獨裁政權的確立和1937年日本發動「七·七」事變，開始全面侵華，是日本法西斯化的重要標志。至1941年東條英機內閣的全面法西斯獨裁體制的確立和太平洋戰爭的爆發，標志著日本法西斯化達到最高潮。可以說，這一時期是近代天皇制最反動的時期——法西斯帝國主義時期。或者說，因為日本法西斯的基礎是近代天皇制，其突出表現形式是以軍部勢力為主導，所以又稱日本法西斯是天皇製法西斯主義或軍部法西斯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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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近代天皇制及其特點(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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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近代天皇制始終實行的是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的聯合專政。這是從近代天皇制的階級屬性或者國體來加以認識的，因此也可以說，近代天皇制是軍事的封建的帝國主義。這是對近代天皇制的總的概括。但另一方面，近代天皇制也不是一成不變的。這種變化既有日本國內的內部因素，也有國際的外部影響。這種變化主要是指社會結構和功能，以及統治方式和機能的變化。這種結構功能性變化反映出的基本特徵，就是近代天皇制的兩重性。從上述階級性質和結構功能兩個方面認識近代天皇制，我們可以看出日本近代天皇制以下的主要特點。
(1)天皇總攬大權和多種政治力量集合體的集團統治方式。戰前的日本天皇既不是英國式的君主立憲制的「虛君」狀態，也不像美國總統那樣握有國家的重大權力，但是天皇作為日本的最高統治者，不僅總攬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統帥權，而且實際上還擁有財權（財權指天皇以擁有大量財產的經濟權勢來干預政局）和文權（指天皇作為「國君」和「國師」，有權為國民規定思想道德准則，如發布《軍人教諭》和《教育教語》等）。明治憲法規定：「大日本帝國由萬世一系之天皇統治」（第1條）;「天皇神聖不可侵犯」（第3條）;天皇「總攬統治權」（第4條）;「天皇批准法律，並命令其公布和執行」（第6條）;如此等等。
在天皇總攬之下，作為行政機構的內閣，其國務大臣的職能是「輔弼天皇」，即輔佐天皇施政，只對天皇負責，而不像西方資產階級國家那樣，對國會負責。立法機關的議會，由貴族院和眾議院組成。貴族院是敕任議員，眾議院是選舉議員（選舉資格限制很嚴，在第1次選舉時，有選舉權者僅占日本人口的1�1%）。兩院表面權力相等，實際上貴族院牽制眾議院。司法機關的「裁判所」（法院），亦「以天皇名義，依照法律行之」。上述被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稱為「三權分立」的政治制度，在日本雖有其形，但其「實」卻大打折扣。此外，在近代天皇制統治結構中還有兩種佔有特殊地位的力量，一是軍部勢力，它代表著「統帥權獨立」（詳見下節）。一是宮中勢力，包括元老、重臣（內大臣）、樞密院等。其中樞密院作為天皇的最高顧問府，是天皇意志的重要體現。除具有對重大國事進行咨詢的職能外，甚至可以否決議會的決議和內閣的政策。有學者認為，「像日本樞密院這樣的機構，是其他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都沒有的。它和帝國議會、內閣，同為支撐天皇制統治的三根支柱」。萬峰:《日本近代史》第188頁。
由天皇總攬大權，各職能部門分權構成的近代天皇制，是一種既集權又分權的雙重統治結構，這樣各種勢力之間相互牽制、相互制約,而由天皇掌握最終決定權，從而根本反映天皇制的集體意志。
(2)近代天皇制的性質始終是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的聯合專政，但各政治力量並不平衡，不同時期各有消長。其中主要有藩閥、財閥、官僚、政黨、軍部以及宮中勢力等幾種政治力量，其統治形態也相應出現過藩閥政治、政黨政治和軍部法西斯政治。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主要是由藩閥和軍閥（兩者經常渾如一體）為主導的藩閥政治，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至1932年出現過短暫的政黨政治，其後是軍部法西斯專政。需要明確的是，各統治力量在維護天皇制統治的根本點上是完全一致的，而且經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交織的。
(3)在對外關系方面，日本近代天皇制走的是一條從屬與侵略並存的道路，即所謂「失之於西方，取之於東方」。明治維新時，日本仍然面臨著半殖民地的危機，擺脫西方資本主義殖民勢力的壓迫，實現近代日本民族的獨立自主，成為明治新政府頭等重要的外交課題。明治政府成立後，立即開始了實現民族完全獨立自主的斗爭。這一斗爭集中體現在修改不平等條約問題上。其中最突出的兩個問題是「治外法權」和「關稅自主」問題，然而在明治初期，日本收回國權的斗爭並不順利，西方列強以日本「不開化」、「沒有資格修改條約」為由，拒絕交涉。為迎合西方列強的口味，日本曾經出現過「鹿鳴館外交時代」（19世紀80年代，日本通過建洋館，穿洋服等洋化手段，討好西方國家）。到19世紀90年代，隨著世界資本主義逐漸向帝國主義過渡，西方列強的矛盾斗爭為日本修改不平等條約創造了條件。1894年7月，英國率先簽訂了日英新的通商條約，美、德等國也相繼重訂了新條約。通過這次修改條約，取消了治外法權，關稅自主權也得到很大恢復。進而到1911年，日本再次與美、英等西方各國全面修訂條約，完全實現了關稅的獨立自主和法權上的獨立平等。至此近代日本民族的獨立自主得以完全實現。
日本修改不平等條約，歷經40年，其成功的主要原因當然是日本人民要求實現民族獨立自主的結果，但也要注意到，新興的日本資產階級也有維護民族獨立，擺脫西方列強殖民壓迫的要求。雖然他們的態度較之於人民顯得十分軟弱，但比較注重了解西方情況（如派遣岩倉使節團），重視發展自身實力，善於利用國際矛盾，在完成近代日本民族的獨立自主和國家的完整上，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和歷史功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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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近代天皇制及其特點(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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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對西方列強的態度相反，日本對亞洲各國採取了蔑視和侵略的態度。從1874年發動侵略中國台灣的戰爭，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多次發動戰爭，對亞洲弱小民族、國家和地區進行武裝侵略，將別國的領土變為日本的殖民地，對那裡的人民進行殘酷的壓迫和奴役，對那裡的資源進行瘋狂的掠奪。其野蠻性和瘋狂性，比起西方帝國主義列強有過之而無不及。軍國主義的侵略擴張政策，始終是近代天皇制對外發展的主導方向。
上述近代天皇制的對外發展模式，稱之為「脫亞入歐」方式，其具有代表性的論調，是福澤諭吉所寫的《脫亞論》。該文說：「我國不可猶豫，與其坐等鄰邦之進步，而與之共同復興東亞，不如脫離其隊伍，而與西洋各文明國家共進退。對待中國、朝鮮之辦法，不必因其為鄰邦而稍有顧慮，只能按西洋人對待此類國家之辦法對待之。」1885年3月16日《時事新報》。這個論調集中反映了近代天皇制的對外發展戰略，成為日本軍國主義對外侵略的理論指南。
(4)在經濟方面，日本資本主義工業化及壟斷資本的形成，與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比較有許多特異之處。
第一,跨越式的發展模式。一般來說，資本主義的發展，由原始積累開始，經過產業革命，完成資本主義工業化，然後進入到壟斷資本主義。但是日本在明治維新時，由於各種歷史條件的限制和作用（如日本資本主義的因素極為薄弱，而西方資本主義已有百年以上的歷史等等），日本要追趕西方資本主義先進國家，就不能亦步亦趨，而必須是跨越式的追趕。從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事實看，自明治維新開始至19世紀80年代初，是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起步階段。這一階段，明治政府推行「殖產興業」政策，大力引進西方工業文明，建立近代企業制度，為資本主義工業化奠定了基礎。其突出特點是，後進國移植型資本主義。從19世紀80年代到甲午戰爭，是日本資本主義原始積累和早期產業革命階段。其特點是產業革命和原始積累同時進行。從甲午戰爭到日俄戰爭，是第一次產業革命高潮和日本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過渡的階段。其特點是在產業革命過程中已開始向壟斷資本主義轉變。從日俄戰爭後到20世紀10年代初，日本出現了第二次產業革命高潮，實現了資本主義工業化；同時壟斷資本主義也大體形成。因此，可以說，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不是循序漸進地發展，而是交錯跨越式發展。
第二,與上一個特點相適應，日本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的另一個特點是，國家政權和國家資本的作用極為突出，因此有人稱日本資本主義是國家資本主義。西方國家的資本主義發展，基本上是以資本家階級為主體，是自由資本主義自然而然地開展和實現的。而日本的情況是，從原始積累到工業化實現，一開始就是由國家自上而下地加以組織和推進的，在這個意義說，日本幾乎不曾有過自由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而且國家資本在資本主義工業化過程中發揮了特殊重要的作用，私人資本對國家權力的依賴性很大，從而決定了國家資本在日本資本主義中的特殊地位。
第三,在日本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形成的資產階級亦有其特點。在幕府末期存在著擁有特權的「政商」，明治維新後他們與政府聯系密切，轉化為新興資產階級。還有許多封建領主出身的華族，通過改革俸祿制度，也轉化為金融和產業資本家。這樣的資產階級結構殘存著相當濃厚的封建因素，使日本資本主義帶有一定的封建性。他們在政府的保護下，形成了少數特權資本，從而控制了各個部門的支配權，使日本資本主義很快出現了壟斷現象。到日俄戰爭前，已經形成了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四大財閥和古河、澀澤、大倉等二流財閥。他們幾乎壟斷了工業、金融業和交通業等重要部門。日俄戰爭後，這些壟斷組織很快發展為康采恩性質的壟斷組織，形成了多角經營形態，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財閥資本已經壟斷了國家經濟，標志著日本壟斷資本主義已經確立。財閥壟斷資本是帶有濃厚封建性的現代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相結合的企業集團，其組織經營形態一般以「家族總公司——直系公司——旁系公司」的特殊持股關系，結成「家族康采恩」。因此也可以說，日本壟斷資本主義是「家族康采恩」式的壟斷資本主義。
第四,從資本主義工業化的內容看，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一般是從輕工業向重工業發展。而日本的資本主義工業化毋寧說是從國營重工業部門開始的。雖然從私人資本主義來說，工業化還是從紡織業等輕工業部門開始的，但從整體上看，由於日本資本主義一開始由國家組織和推動，以軍事工業為「龍頭」的國營重工業始終是日本資本主義工業化的「牽引車」。日本資本主義工業化，可以說是以軍工生產為主的國營重工業的近代化帶動以紡織工業為中心的輕工業實現近現代化。這種軍事工業的主導性，決定了日本資本主義帶有明顯的軍事性質。同時也是近代天皇制具有明顯軍事性的重要表現。
第五,日本資本主義從一開始就帶有瘋狂的侵略性和掠奪懷，可以說日本資本主義工業化是在殖民侵略擴張中實現的。殖民侵略政策是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重要推動力。例如，日本通過甲午戰爭從中國獲得了大量殖民權益和戰爭賠款，從而促進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出現了第1次產業革命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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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近代天皇制及其特點(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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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思想方面，近代天皇制占統治地位的社會意識形態是天皇主義和軍國主義，近代天皇制通過國家政權，向國民灌輸「天皇國體觀」和「武備第一」的思想，以此來支配人們的精神生活。這種精神統治首先是對軍隊進行思想統治。1878年和1882年，日本相繼頒布了《軍人訓誡》和《軍人敕諭》。強調軍人必須信守「盡忠節、正禮儀、尚武勇、重信義、貴儉朴」的武士道信條，以此來為天皇制軍國主義效忠、賣命，後來還把所謂「戰功者」如廣瀨武夫、乃木希典等捧為「軍神」和「聖將」，宣傳純屬自殺式的「肉彈攻擊」,愚弄軍隊士兵充當軍國主義的炮灰。
1890年近代天皇制確立時，還以天皇名義發布了《教育敕語》，強迫人民「尊崇天皇」，「扶翼天壤無窮之皇運」。這個文件是近代天皇制思想統治的指導方針。為更有效地利用天皇主義愚弄人民，一些御用文人還借用西方哲學思想為天皇主義粉飾。如西村茂樹所作《日本道德論》，主張以西洋哲學補充「東洋儒教」；受命解釋《教育敕語》的井上哲次郎，在《敕語衍義》中把德國的國家主義嫁接到日本家族主義之上，提出了「家族國體觀」、認為「國家至上的忠孝倫理乃是敕語的核心」《近代日本思想史》第1卷，商務印書館，1983，第130、161頁。。這樣，天皇主義披著「西洋」外衣，成為奴役人民的精神枷鎖。
(6)隨著法西斯主義的出現，具有濃厚封建性的天皇制軍國主義很容易地與法西斯主義結合起來，使近代天皇制進入了最黑暗最反動的法西斯天皇制階段。
在政治上，軍部法西斯通過發動侵略戰爭，不斷強化其政治地位，使天皇制統治結構日益法西斯化。軍部法西斯不僅對無產階級革命進行鎮壓，而且對資產階級民主主義也毫不留情地肆意踐踏。1932年軍部法西斯發動「五·一五」政變，宣告了資產階級「政黨政治」的結束。1936年又發動「二·二六」事變，確立了軍部法西斯獨裁政權。到1940年所謂「近衛新體制」,代表資產階級民主的政黨形式已經不復存在，議會制度形同虛設，實際上完成了「一黨一國」的獨裁政治體制。1941年東條內閣的上台，更使軍部法西斯主義政治獨裁達到了登峰造極的階段。
在經濟上，軍部法西斯推行經濟軍事化和經濟統制政策，將國民經濟納入到了法西斯主義的戰爭軌道。首先，以軍費開支為核心的國家財政膨脹化，「九·一八」事變後，日本推行「高橋財政」，在1931～1936年期間，財政支出由14�8億元上升到22�8億日元，其中軍費由4�5億日元增加到10�3億日元，軍費占財政支出的比率由30%上升到47%。在龐大軍費支持下，日本不斷擴充軍備，使侵略戰爭不斷升級。其次，運用國家權力，對經濟實行全面控制，使經濟發展完全為侵略戰爭服務。1931年日本頒布《重要產業統製法》，開始對重要經濟部門實行統制，而後又提出了《日滿經濟統制方案要綱》，實行「日滿一體」的統制經濟。全面侵華戰爭開始後，經濟軍事化和統制經濟全面展開，頒布了《臨時資金調整法》、《國家總動員法》等一系列軍事性統製法律，標志著日本軍事法西斯主義戰爭經濟業已確立。到近衛內閣時期，頒布了《確立經濟新體制要綱》和《重要產業團體令》，確定了將國民經濟作為國家整體的原則，按各產業類別設立統制會，對經濟運行實行了全面控制。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成立了軍需省，頒布了《軍需會社法》，法西斯主義戰爭經濟體制更加深化。
法西斯主義戰爭體制，強制推行經濟軍事化，表面上刺激了重化學工業的發展，促進了產業結構的高度化。實際上這完全是戰爭需要帶來的「跛行景氣」，造成了經濟結構的畸形化，使整個國民經濟發展失去平衡。龐大的軍事工業和軍事財政，只能用於戰爭消耗。軍需生產的擴大必然是對社會總財富的掠奪。這種消耗性掠奪性的經濟方式，獲利的只能是大壟斷資產階級，最終國民經濟必將走向崩潰。戰爭經濟還必然導致國民生活貧困化。法西斯將沉重的戰爭負擔轉嫁給人民，一方面必然是勞動強度不斷增大，一方面是生活水平的不斷下降。人民經受了巨大的戰爭苦難。總之，軍部法西斯推行的經濟軍事化和統制經濟，是近代天皇制發展的極端表現，是對社會經濟發展的極端反動。
在思想上，天皇主義、軍國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結合，形成法西斯天皇主義和「高度國防國家」的軍事法西斯主義。法西斯主義理論家北一輝，以「超國家主義」理論提出「天皇赤子觀」，強調「君民一如」是日本國體的根本。另一法西斯骨幹大川周明提出「天皇道義論」，鼓吹由至高無上的天皇絕對權威統治「道義的國家」日本。高素之也接過墨索里尼的國家集權主義論調，認為「萬世一系」和天皇國體是日本「獨一無二」的精華，宣揚「英雄獨裁主義」。軍部法西斯政權建立後，法西斯天皇主義意識形態日益強化。1937年和1941年，日本發布了《國體之本義》和《臣民之道》，強調以天皇的「聖德」永遠統治日本，國民盡「臣道」維護國家，是「萬古不易的國體」。橋川文三編《近代日本思想大系》〔36〕，第69～90、156～187頁。
另一方面，軍部法西斯從現代軍事理論出發，提出了「高度國防國家」理論，強調在天皇的絕對權威下，建立高度的全民的「國防國家」，即法西斯主義的「總體戰」體制。「九·一八」事變後，這種「高度國防國家」的思想形成高潮。軍部法西斯通過在鄉軍人會等法西斯團體，大力開展「國防思想普及運動」。對人民進行法西斯主義的思想統治。1934年軍部發布了《國防的本義及其加強國防的倡議》的小冊子，全面闡述了法西斯主義的「高度國防國家」思想，並廣泛向社會進行宣傳，毒化人民。當時民主人士評論：這是「以筆為劍的『五·一五』事件」三輪忠公編《再考·太平洋戰爭前夜》第88頁。;同時，軍部法西斯更為注重對軍隊的思想控制。1941年軍部發布了被視為「皇軍座右銘」和《軍人敕諭》戰場版的《戰陣訓》，強調軍人必須視勇武為「皇軍精神」之根本，以對天皇的絕對服從為「軍紀之精髓」，愚弄士兵為法西斯侵略戰爭賣命。總之，法西斯天皇主義是各種反動思想的大雜燴，它以極端集權主義方式，用天皇主義的封建倫理和法西斯的國體意識統治人民的精神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