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鴻銘怎麼評價日本人

『壹』 歷史人物小傳，急用

辜鴻銘何許人也？他生在南洋，學在西洋，婚在東洋，仕在北洋。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臘、馬來亞等9種語言，獲13個博士學位，倒讀英文報紙嘲笑英國人，說美國人沒有文化，第一個將中國的《論語》、《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譯到西方。憑三寸不爛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講孔學，與文學大師列夫·托爾斯泰書信來往，討論世界文化和政壇局勢，被印度聖雄甘地稱為「最尊貴的中國人」。
辜鴻銘，(1857年7月18日－1928年4月30日)，字湯生。1857年7月18日生於南洋馬來半島西北的檳榔嶼（馬來西亞的檳城州）一個英國人的橡膠園內。早年，他祖輩由中國福建遷居南洋，積累下豐厚的財產和聲望。他的父親辜紫雲當時是英國人經營的橡膠園的總管，操流利的閩南話，能講英語、馬來語。他的母親則是金發碧眼的西洋人，講英語和葡萄牙語。這種家庭環境下的辜鴻銘自幼就對語言有著出奇的理解力和記憶力。沒有子女的橡膠園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歡他，將他收為義子。自幼讓他閱讀莎士比亞、培根等人的作品。
英國的炮艦1840年就打開了中國的大門。辜鴻銘的義父布朗先生對他說：「你可知道，你的祖國中國已被放在砧板上，惡狠狠的侵略者正揮起屠刀，准備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學通中西，擔起富國治國的責任，教化歐洲和美洲。」1867年布朗夫婦返回英國時，把十歲的辜鴻銘帶到了當時最強大的西方帝國。臨行前，他的父親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誡他說：「不論你走到哪裡，不論你身邊是英國人，德國人還是法國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國人。」
到了英國，在布朗的指導下,辜鴻銘從西方最經典的文學名著入手，以最樸拙的死記硬背辦法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臘文，並以優異的成績被著名的愛丁堡大學錄取，並得到校長、著名作家、歷史學家、哲學家卡萊爾的賞識。1877年，辜鴻銘獲得文學碩士學位後，又赴德國萊比錫大學等著名學府研究文學、哲學。後來，蔡元培去萊比錫大學求學時，辜鴻銘已是聲名顯赫的知名人物；而40年後，當林語堂來到萊比錫大學時，辜鴻銘的著作已是學校指定的必讀書了，在林語堂的《京華煙雲》一書中曾提及辜鴻銘。14年的留學生活使富有天賦的少年辜鴻銘成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學者。
完成學業後,辜鴻銘聽從當時在新加坡的語言大家馬建忠的勸說,埋頭研究中華文化,並回到祖國大陸，繼續苦讀中國典籍。他在晚清實權派大臣張之洞幕府中任職二十年，主要職責是「通譯」。他一邊幫助張之洞統籌洋務，一邊精研國學，自號「漢濱讀易者」。
辜鴻銘博通西歐諸種語言、言辭敏捷的聲名很快在歐美駐華人士中傳揚開來。他給祖先叩頭，外國人嘲笑說：這樣做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飯菜了嗎？辜鴻銘馬上反唇相譏：你們在先人墓地擺上鮮花，他們就能聞到花的香味了嗎？他倒讀英文報紙嘲笑英國人，說美國人沒有文化，在輪船上用純正的德語挖苦一群德國人。英國作家毛姆來中國，想見辜。毛姆的朋友就給辜寫了一封信，請他來。可是等了好長時間也不見辜來。毛姆沒辦法，自己找到了辜的小院。一進屋，辜就不客氣地說：「你的同胞以為，中國人不是苦力就是買辦，只要一招手，我們非來不可。」一句話，讓走南闖北見多識廣的毛姆立時極為尷尬，不知所對。
同時作為東方文化的捍衛者，辜鴻銘的聲譽也逐漸顯赫起來。辜鴻銘在北京大學講課時對學生們公開說：「我們為什麼要學英文詩呢？那是因為要你們學好英文後，把我們中國人做人的道理，溫柔敦厚的詩教，去曉喻那些四夷之邦。」在那樣的時候，他還嘴硬，叫西方為「四夷之邦」，為此，許多人僅僅把他當成一個笑料的製造者，卻忽略了他內心的痛苦，忽略了他對東方文化的積極思考，忽略了他對這片土地命運的深切關注，也忽略了他曾做出的堅定而絕望的掙扎。
自1883年在英文報紙《華北日報》上發表題為「中國學」的文章開始，他昂首走上宣揚中國文化、嘲諷西學的寫作之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幾年裡，他還將《論語》、《中庸》譯成英文，相繼在海外刊載和印行。後來又翻譯了《大學》。他的工作是創造性的，古老的東方理論中還加入了歌德、席勒、羅斯金及朱貝爾的有啟發性的妙語。在他之前，中國的古經典從來沒有好的譯本。
從1901至1905年，辜鴻銘分五次發表了一百七十二則《中國札記》，反復強調東方文明的價值。1909年，英文著本《中國的牛津運動》（德文譯本名《為中國反對歐洲觀念而辯護：批判論文》）出版，在歐洲尤其是德國產生巨大的影響，一些大學哲學系將其列為必讀參考書。1915年《春秋大義》（即有名的《中國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義的熱情向世界展示中國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靈丹，同時，他對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銳的深刻的。很快《春秋大義》德文版出版了，在正進行「一戰」的德國引起巨大轟動。
辜鴻銘認為，要估價一種文明，必須看它「能夠生產什麼樣子的人，什麼樣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評那些「被稱作中國文明研究權威」的傳教士和漢學家們「實際上並不真正懂得中國人和中國語言」。他獨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國人和中國文明，那個人必須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純朴的」，因為「中國人的性格和中國文明的三大特徵，正是深沉、博大和純朴，此外還有「靈敏」。
辜鴻銘從這一獨特的視角出發，把中國人和美國人、英國人、德國人、法國人進行了對比，凸顯出中國人的特徵之所在：美國人博大、純朴，但不深沉；英國人深沉、純朴，卻不博大；德國人博大、深沉，而不純朴；法國人沒有德國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國人心胸博大和英國人心地純朴，卻擁有這三個民族所缺乏的靈敏；只有中國人全面具備了這四種優秀的精神特質。也正因如此，辜鴻銘說，中國人給人留下的總體印象是「溫良」，「那種難以言表的溫良」。在中國人溫良的形象背後，隱藏著他們「純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鴻銘寫道，中國人「過著孩子般的生活——一種心靈的生活」。
辜鴻銘生活在一個不幸的時代，在那樣一個時代里，只要你是一個中國人，你就只能是病弱的，任人宰割的。如果你是清醒的，你要抗爭，就需付出分外沉痛的代價。面對當時內憂外患的祖國,辜鴻銘為中華傳統之斷落而憂患，為炎黃文明之塗炭而憂患,他在筆記《張文襄幕府紀聞》中表達了自己對中國文化的自尊與憂患的深層嘆息。
辜鴻銘狂放的姿態，是他帶淚的表演，是以狂放來保護強烈的自尊。當時西方人見到中國街市當中，遍掛「童叟無欺」四字，常對辜說：於此四字，可見中國人心欺詐之一斑。辜頓時語塞，無以自遣。實際上，因為眼界比同時代的人要開闊許多，那種不幸辜鴻銘比任何人都體會得更清楚、更深刻。由此，他不惜用偏執的態度來表達自己對中華文化的熱愛。他學在西洋，卻喜歡東方姑娘，尤其喜愛中國姑娘的小腳。他的夫人淑姑是小腳，他一見鍾情、終身不負。民國建立後,他在北大講授英國文學，用偏激的行為方式--留辮子,穿舊服,為納妾和纏足進行頭頭是道的辯解,來對抗整個社會棄絕中華傳統的畸形走向。辜鴻銘一生主張皇權，可他並不是遇到牌位就叩頭。慈禧太後過生日，他當眾脫口而出的「賀詩」是「天子萬年，百姓花錢。萬壽無疆，百姓遭殃」。袁世凱死，全國舉哀三天，辜鴻銘卻特意請來一個戲班，在家裡大開堂會，熱鬧了三天。
辜鴻銘在北京大學任教，梳著小辮走進課堂，學生們一片鬨堂大笑，辜平靜地說：「我頭上的辮子是有形的，你們心中的辮子卻是無形的。」聞聽此言，狂傲的北大學生一片靜默。
辜鴻銘生平喜歡痛罵西方人，反以此而見重於西方人，不為別的，就為他罵得鞭辟入裡，並總能罵在要穴和命門上。故很多西方人崇信辜鴻銘的學問和智慧，幾乎到了痴迷的地步。
當年，辜鴻銘在東交民巷使館區內的六國飯店用英文講演「The Spirit of theChinese People」(他自譯為《春秋大義》)，中國人講演歷來沒有售票的先例，他卻要售票，而且票價高過「四大名旦」之一的梅蘭芳。聽梅的京戲只要一元二角，聽辜的講演卻要兩元，外國人對他的重視由此可見一斑。
辜鴻銘在西方人面前表現出來的優越感源自於他的機智與幽默。某天，辜鴻銘在他位於北京椿樹胡同的私邸宴請歐美友人，點的是煤油燈，煙氣嗆鼻。有人說，煤油燈不如電燈和汽燈明亮，辜鴻銘笑道：「我們東方人，講求明心見性，東方人心明，油燈自亮。東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樣專門看重表面功夫。」你說這是談佛理，談哲學，還是故弄玄虛？反正他這一套足夠唬住那些洋鬼子。
辜鴻銘辯才無雙。中日甲午海戰後，伊藤博文到中國漫遊，在武昌時，與張之洞有過一些接觸。辜鴻銘是張的幕僚，作為見面禮，他送了伊藤一本自己剛出版的《論語》英譯本。伊藤早知辜氏是中國保守派中的先鋒大將，便乘機調侃他道：「聽說你精通西洋學術，難道還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於兩千多年前，卻不能行於二十世紀的今天嗎？」辜鴻銘見招拆招，回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數學家的加減乘除，在數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紀，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並不會三三得八。」伊藤聽了，一時間無詞以對。
在北大，受蔡元培、黃侃、洋教授的青睞，但卻是西化分子的死對頭。對於胡適等人的白話文運動給國人帶來傳統文化斷層上的災難，曾經早有預見，但最終，民國政府還是在小學課本廢除了文言文，給中國的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展造成了難以彌補的巨大損失。辜鴻銘，作為一個出生在馬來西亞的華僑，用自己的努力捍衛著中華民族的尊嚴，是他，促使世界第一個孔子學院的誕生，近代中國的人物，也唯有他，是最受到世界各國學者文人的尊敬的人物，然而在他的祖國中國，卻屢屢被自己的同胞和學生嘲笑唾罵誤解著，我們不能不遺憾那樣的時代里，我們的大多數青年的幼稚和愚蠢。
1928年4月30日，辜鴻銘在北京逝世，享年72歲。
[編輯本段]【著書立說】
辜鴻銘的仕途生涯不足一談，他一生事跡的意義及其重要性在於溝通中西文化並訴諸於翻譯事業。為了讓西方人了解中國的孔孟哲學，精神道義，他勤於寫作。辜氏一生著述頗豐，且多用流利的英文寫成，其目的即在於使西方人了解，並通過了解進而尊重中國文化。
辜鴻銘的英文著作主要包括：
1． Papers from a Viceroy's Yamen: A Chinese Plea for the Cause of Good Government and True Civilization.封面上有趙鳳昌親筆手書的中文書名《尊王篇》。該書於1901年在上海出版，乃是辜鴻銘自和義和團運動以來，陸陸續續發表於《日本郵報》等報刊上的系列英文政論文章結集而成的合集。這些文章分析了義和團運動產生的原因，指出義和團運動完全是外國傳教士的不正當活動和西方列強的殖民政策所引起的。辜鴻銘還在書中公開對西方文明及其沒落進行大肆的評價。該書出版後，歐洲人爭相購買傳閱，當時在國際上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清史稿》本傳中說："辜氏以英文撰《尊王篇》，申大義，列強知中華以禮教立國，終不可侮，和議乃就。"
2． ET nunc, reges, intelligite! The Moral Cause of the Russia-Japanese War（《當今，皇上們，請深思！日俄戰道德原因》）它從1904年12月10日起在《日本郵報》上連續發表，1906年結集於上海刊行。主要討論日俄戰爭在道義方面的根源，兼及中西文明問題，並批評俄日雙方的政策。
3． 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d Movement（《中國牛津運動故事》），為辜鴻銘為紀念張之洞而作，1910年首次在上海出版。書中他將張之洞比作英國19世紀的紅衣主教紐曼（Cardinat Newman），把張之洞領導的維護中國綱常名教的清流運動和紐曼在英格蘭教會攻擊自由主義的牛津運動作了對比研究，指出張之洞的清流運動和紐曼的牛津運動都是反對和攻擊同一個敵人--現代歐洲高度物質文明的破壞力量。
4．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國人的精神》，又名《春秋大義》），這是辜鴻銘向西方宣傳中國傳統文化的代表作。該書1915年在北京首次出版，並很快由德國學者奧斯卡·A·H·施密茨（Oscar.A.H.Schmitz）譯成德文，一時轟動西方。書中力闡中華民族德精神和中國文明的價值，鼓吹中國文化救西論。全書分為緒言、導論、正文和附錄四個部分。導論闡述"良民宗教"（The Religion of Good-Citizenship）；正文第一章論"中國人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第二章論"中國女子"(The Chinese Woman)，第三章論"中國語言"(The Chinese Language)，第四章論"約翰 ·史密斯在中國"(John Smith in China)，第五章論"一個著名的漢學家"(A Great Sinologue)，第六、七兩章論"中國學"(Chinese Scholarship)；附錄論"崇拜群眾的宗教"或名"戰爭與出路"(The Religion of Mob-Worship or the War and the Way out)。
此外，辜鴻銘還常在英文報刊上發表文章，《字林西報》（又名《華北日報》，North China Daily News）、《日本郵報》（Japan Weekly Mail）、《北京日報》（Beijing Daily News）、《密勒氏遠東評論》（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華北正報》（North China Standard）、《泰晤士報》（The Times）等英文報刊都是他批判西方，闡揚"周孔之道"的陣地。
辜鴻銘的文章發表之後，西方人既驚訝又非常佩服，德國人和日本人尤其如此，為了讓更多的國人了解這位東方聖哲的思想和學說，他們把辜鴻銘的文章著述分別譯成德文和日文。1920年在德國萊比錫出版了由奈爾遜教授翻譯的辜鴻銘的論文集Vox Clamantis（《吶喊》，又名《哀訴之音》）。德國著名漢學家衛禮賢（Richard Wilhelm）則編譯了辜鴻銘文集《中國對於歐洲思想之反抗：批判論文集》，該書主體為《中國牛津運動》。辜鴻銘在日本講演的論文由日本大東文化協會集結成《辜鴻銘講演集》於1925年在日本刊行。1941年日本人薩摩雄次在日本編譯出版了《辜鴻銘論集》，主要篇目是從《辜鴻銘講演集》和《中國人的精神》中選譯出來的。
[編輯本段]【翻譯實踐】
作為翻譯家，辜鴻銘的貢獻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將我國經典古籍《論語》、《中庸》、《大學》等譯成英文，在清末民初的中書英譯中最享盛譽；另一方面是將外國詩歌等翻譯成中文，主要有威廉·柯伯的《痴漢騎馬歌》和柯勒律治的《古舟子詠》，成為近代中國向國內譯介西方詩歌的先驅。
中國四書五經的翻譯最早始於明末清初。當時來華的外國傳教士和漢學家把《詩經》、《易經》、《論語》、《老子》等中國古代文化典籍移譯成多種文字傳到歐美，有拉丁文、英文、義大利文、法文等譯本。要把中國古代經籍譯成西方文字，就得同時精通對譯的兩種語言，能夠透徹理會兩國文化，並非一般人所能擔任。而這些傳教士和漢學家大多數只是粗通漢語，因此翻譯出來的作品中存在著許多不足之處，有的甚至是積字成句、積字成篇，根本無法從整體上體現中國文化的精奧之處。
到了近代，翻譯孔孟著作最出名的要屬理雅各（James Legge）。理雅各是個有名的漢學家，漢語造詣很高。在王韜的協助下，他把中國"十三經"中的十部經書譯成英文，統稱為《中國經典》（ The Chinese Classics），在西方享有很高的聲譽，到現在，仍被許多西方人視為標准譯本。但由於英漢兩國語言、文化、思維方式等方面存在著巨大差異，因此理雅各的翻譯雖較之以前的譯著相對准確，仍不免有誤解曲解、死譯硬譯、斷章取義的現象。
辜鴻銘早在1884年發表的《中國學》一文中就指出：理雅各翻譯《中國經典》的工作不過是應時之需，雖然數量驚人，但並不都令人滿意。辜鴻銘認為正是這些傳教士和漢學家歪曲了儒家經典的原義，糟蹋了中國文化，並導致西方人對中國人和中國文明產生種種偏見。為了消除這些偏見，他決定自己翻譯儒家經典。1898年辜鴻銘在上海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譯著《論語》（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 A New Special Translation, Illustrated with Quotations from Goethe and Other Writers），1906年又推出了第二本譯著《中庸》（The Universal Order or Conct of Life），後來他又翻譯了《大學》（Higher Ecation），但是沒有正式出版發行。
他在《論語》譯序中聲稱：我們只想在此表達一個願望，希望那些有教養有思想的英國人在耐心讀過我們的譯作之後，能夠反思一下他們對中國人已有的成見，並能因此修正謬見，改變他們對於中英兩國人民與人民、國與國之間關系的態度。
辜鴻銘翻譯儒經最突出的一個特點是意譯法，即採用"動態對等"的方法，使譯文在表達思想方面起到與原文相同的作用，而不是原文與譯文之間字櫛句比的機械性轉換。在《論語》譯序中，他就明確指出他的翻譯目的是"讓普通英語讀者能看懂這本給了中國人智力和道德風貌的中文小冊子"，因此他努力"使孔子及其弟子的談話方式，就像有教養的英國人在表達與這些中國俊傑同樣的思想時一樣。"在《中庸》譯序中，他進一步闡明他的翻譯觀點："徹底掌握其中之意義，不僅譯出原作的文字，還要再現原作的風格。"辜鴻銘在具體的翻譯工作中，確實努力實踐著這一翻譯宗旨。例如：
1．《論語·學而第1》中子貢與孔子的一段對話。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也。"辜鴻銘譯為："A disciple of Confucius said to him,' To be poor and yet not to be servile; to be rich and yet not to be proud, what do you say to that?'' It is good, 'replied Confucius, 'but better still it is to be poor and yet contented; to be rich and yet know how to be courteous.'" 句中"諂"字譯得尤為精彩，servile 遠比flatter 更能表情達意。而且整個譯句簡潔明了，既符合英語的表達習慣，又與原句語體風格相互呼應。
2．《論語·子罕第9》中記載顏回贊嘆孔子之道高且深的那段話："仰之彌高， 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辜將之譯為："The more I have looked up to it the higher it appears. The more I tried to penetrate into it the more impenetrable it seems to be. When I have thought I have laid hold of it here, lo! it is there. But the Master knows admirably how to lead people on step by step. He has enlarged my mind with an extensive knowledge of the arts, while guiding and correcting my judgment and taste. Thus I could not stop in my progress, even if I would."
辜氏的這段譯文很好地保持了原文言簡意賅的特點。"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譯成"The more I have looked up to it the higher it appears. The more I tried to penetrate into it the more impenetrable it seems to be" , 對仗工整，用詞洗練到位。"When I have thought I have laid hold of it here, lo! it is there" 一句則將顏回慨嘆孔子之道高深不可捉摸的語氣栩栩如聲地傳遞出來，讓人如聞其聲，如見其人。辜氏將"欲罷不能"譯成"Thus I could not stop in my progress, even if I would", 充分挖掘了原文的內涵和神韻並將之生動地再現出來。
辜氏再現原作風格的努力還體現在以詩譯詩，即把《論語》、《中庸》等中出現的詩歌片段同樣用詩歌的形式表現出來。由於辜氏精通中英文，所以譯得頗為成功。如《論語·微子篇第18》中楚狂接輿之歌："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尤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辜氏是這樣譯的：
"O Phoenix bird! O Phoenix bird,
"Where is the glory of your prime?
"The past, --t is useless now to change,
"Care for the future yet is time.
"Renounce! Give up your chase in vain;
"For those who serve in Court and State
"Dire peril follows in their train."
全詩分為三節，共7行，每行8個音節，雙行押韻，讀後琅琅上口。全詩的關鍵"Renounce! give up your chase in vain", 把接輿對於孔子沒有於亂世之際隱退的不理解和惋惜之情充分地表達出來。
辜鴻銘翻譯儒家書籍的另外一個重要特點是引用歌德、卡萊爾、阿諾德、莎士比亞等西方著名作家和思想家的話來注釋某些經文，這在儒經翻譯史上還是第一次。辜氏在《論語》譯序中解釋了其用意："為了讓讀者徹底理解書中思想的含義，我們引用了歐洲一些非常著名作家的話，作為注釋。通過喚起業已熟悉的思路，這些注釋或許可以吸引那些了解這些作家的讀者。"近代中國於西方的文化交流雖然是雙向的，但"西學東漸"的勢力始終要比"東學西漸"強大得多，且西方人在對東學進行選擇時總是帶著殖民者高高在上的蔑視態度，因此，與東方文化的隔膜甚深。在這種情況下，辜氏的儒經注釋法對於幫助西方讀者理解中國文化無疑是很有意義的。
除了引用歐洲名家作注之外，辜氏還在注釋中將書中出現的中國人物、中國朝代與西方歷史上具有相似特點的人物和時間段作橫向比較。如將顏回比作聖·約翰，子路比作聖·彼得，堯比作亞伯拉罕等。對於夏朝這樣一個時間概念，辜氏作了這樣的比擬：夏朝之於孔子時代的人就如希臘歷史之於現代歐洲人。這樣的比較未必恰當，但卻有助於那些對中國文化知之甚少的西方人更好地把握儒家經典的內容。
辜鴻銘所譯的《論語》、《中庸》等較之以前西方傳教士和漢學家的儒經譯本有了質的飛躍，可以說是儒經西譯史上的一個里程碑，但由於思想和時代的局限性，他的譯作中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不足之處。
辜氏譯經最大的缺點在於過分意譯。其表現之一就是在把握大意的前提下，隨意增添許多原文沒有的內容。如對"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論語·學而第1》）一句的翻譯。辜氏的譯文為："It is indeed a pleasure to acquire knowledge and, as you go on acquiring, to put into practice what you have acquired. A greater pleasure still it is when friends of congenial minds come from afar to seek you because of your attainments." 其中"as you go on acquiring", "greater", "of congenial minds"和"because of your attainments"都超出了原文的內容。表現之二 是將譯文中出現的大量中國人名、地名刪掉。
如在《論語》中，他只保留了顏回和仲由的名字，而孔子的其他弟子則直接翻譯為"孔子的一個弟子"或"另一個弟子"。雖然他這樣做的動機是好的："為了進一步除去英語讀者會產生的古怪感和奇異感，只要有可能，我們就刪除其中的專有名詞。"（見《論語》譯序）但對於幫助西方讀者更好地了解中國文化這一點，並沒有好處，因為儒經中出現的中國人名、地名往往包含著豐富的文化內容，刪掉之後就會改變原文的文化色彩和民族色彩。翟林奈（Lionel Giles）在他自己的《論語》譯本（The Sayings of Confucius）中就指出辜氏的這種做法只會使刻畫人物形象的力度大打折扣，而人物塑造正是《論語》的引人之處。
對於辜氏英譯儒經，曾存在過兩種截然相反的評價：一種是贊美推崇，一種是否定批評。持前一種觀點的以林語堂為代表。林語堂在《從異教徒到基督教徒》一書中這樣評價道："他（辜鴻銘）了不起的功績是翻譯了儒家《四書》的三部，不只是忠實的翻譯，而且是一種創造性的翻譯，古代經典的光透過一種深的瞭然的哲學的注入。他事實上扮演東方觀念語西方觀念的電鍍匠。他的《孔子的言論》，飾以歌德、席勒、羅斯金、及朱貝爾的有啟發性的妙語。有關儒家書籍的翻譯，得力於他對原作的深切了解。"持否定態度的則以王國維為代表。王國維曾認真研讀過辜氏翻譯的《中庸》，並著書《辜湯生英譯〈中庸〉後》一文指陳其中大小弊病若干條，認為辜氏的翻譯嘗試乃一大失敗。
不管人們對辜氏譯經活動的評價如何，我們都應該承認他對中華文化的闡釋宣揚功不可沒。他所譯的《論語》，泰西購者近萬部，流傳甚廣；所譯的《中庸》曾被收入在《東方智慧叢書》中。辜氏也因此在西方聲名大噪。他以極大的熱情和創造性把中國傳統文化介紹給西方世界，在中西文化史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貳』 辜鴻銘為什麼在日本人的報紙上罵中國學生

因為當時國內報紙大多被學生們的後台……用金錢收買了，不肯登載辜先生的理性文章。
即使國內有一些報社能夠理解辜先生的良苦用心，但由於懼怕學匹暴徒前來算賬，也不得不婉言謝絕了辜先生的投稿。

『叄』 國學大師辜鴻銘，大家對他有什麼評價

他絕對是晚清民國的第一大儒，當年他把四書等典籍翻譯成外文傳給西方，西方人看了都大為認可，尊稱他是當代的孔子，而他本人學貫中西，一人精通十幾種語言，外語說的比中文還好，八股聯軍侵華時，慈禧都不敢硬抗，唯獨辜鴻銘見了哪個國家的人，就用哪個國家的語言罵他們，偏偏每個國家的人都不敢怎麼樣辜鴻銘，在當年這是絕對的民族和文化自信，另外辜鴻銘的助手都是外國人，這在當年也是奇跡了

『肆』 為啥清末怪傑辜鴻銘說：日本人才是真正的中國人

辜鴻銘於1924年在日本東京大學做了題為《中國文明的復興與日本》的演講，而這句“日本人才是真正的中國人”正是出自於這次演講。如果將這句話單獨列出來，顯然令人憤慨，讓人覺得狗屁不通，但要將其放回原文再看，則不得不承認，辜鴻銘先生說的卻有幾分道理。

『伍』 辜鴻銘演講時，為何說「日本人才是真正的中國人」

辜鴻銘先生叼著煙斗在嘩然聲中上台，眾人紛紛議論「這就是北大英文教授，居然留著辮子。」先生坦然風趣道:「老夫的辮子長在頭上，諸君的辮子長在心裡。」接著一轉身，背對眾人道:「諸君請盡情地笑吧。」1924年，辜鴻銘在日本做一次演講主題，為中國人民的復興與日本，他提出了日本人都不是真正的日本人，日本人是真正的中國人這一觀點。然而，辜鴻銘所說的這句話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今天的強盛。而絕非特意下功夫討好日本人。這樣一位接受了最新潮教育的偉大文化大師，中國文化對外的宣揚者，想必，是不會崇洋媚外的。

『陸』 在日本演講時，辜鴻銘為何會說，日本人才是真正的中國人

20世紀初斐聲海外的辜鴻銘，堪稱名副其實的民國奇人。當時世界上的一些重量級人物，都曾與他有過一定的瓜葛，列夫·托爾斯泰曾經給他寫過信；泰戈爾曾經與他在思想上碰撞出火花；就連印度聖雄甘地，都贊美他是一位“可敬的中國人”。

而在國人的口中，辜鴻銘的評價變得兩極分化，贊美他的人會認為他是“怪傑”，貶低他的人則認為他是“怪物”。辜鴻銘曾經在日本做演講時，脫口而出“日本人才是真正的中國人”的話，引起了軒然大波。作為中國人的辜鴻銘，為何會說出這樣的話呢？

辜鴻銘老年

令人驚訝的是，過了13年以後，辜鴻銘此行的所有演講內容，竟然被日本帝國拿出來斷章取義，這些侵略者只摘取了對日本有利的言論中片言之語，他們打著“辜鴻銘熱”的旗號，抹黑這位文化怪傑，並藉此掩蓋他們的侵略罪行，最終導致辜鴻銘的許多言論被世人所誤解。

『柒』 請教大家 介紹一下辜鴻銘大師。

狂儒辜鴻銘

20世紀初，西方人曾流傳一句話：到中國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鴻銘。

辜鴻銘何許人也？他生在南洋，學在西洋，婚在東洋，仕在北洋。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臘、馬來亞等9種語言，獲13個博士學位，倒讀英文報紙嘲笑英國人，說美國人沒有文化，第一個將中國的《論語》、《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譯到西方。憑三寸不爛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講孔學，與文學大師列夫·托爾斯泰書信來往，討論世界文化和政壇局勢，被印度聖雄甘地稱為「最尊貴的中國人」。

辜鴻銘，字湯生。1857年7月18日生於南洋馬來半島西北的檳榔嶼一個英國人的橡膠園內。早年，他祖輩由中國福建遷居南洋，積累下豐厚的財產和聲望。他的父親辜紫雲當時是英國人經營的橡膠園的總管，操流利的閩南話，能講英語、馬來語。他的母親則是金發碧眼的西洋人，講英語和葡萄牙語。這種家庭環境下的辜鴻銘自幼就對語言有著出奇的理解力和記憶力。沒有子女的橡膠園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歡他，將他收為義子。自幼讓他閱讀莎士比亞、培根等人的作品。

英國的炮艦1840年就打開了中國的大門。辜鴻銘的義父布朗先生對他說：「你可知道，你的祖國中國已被放在砧板上，惡狠狠的侵略者正揮起屠刀，准備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學通中西，擔起富國治國的責任，教化歐洲和美洲。」1867年布朗夫婦返回英國時，把十歲的辜鴻銘帶到了當時最強大的西方帝國。臨行前，他的父親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誡他說：「不論你走到哪裡，不論你身邊是英國人，德國人還是法國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國人。」

到了英國，在布朗的指導下,辜鴻銘從西方最經典的文學名著入手，以最樸拙的死記硬背辦法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臘文，並以優異的成績被著名的愛丁堡大學錄取，並得到校長、著名作家、歷史學家、哲學家卡萊爾的賞識。1877年，辜鴻銘獲得文學碩士學位後，又赴德國萊比錫大學等著名學府研究文學、哲學。後來，蔡元培去萊比錫大學求學時，辜鴻銘已是聲名顯赫的知名人物；而40年後，當林語堂來到萊比錫大學時，辜鴻銘的著作已是學校指定的必讀書了。14年的留學生活使富有天賦的少年辜鴻銘成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學者。

完成學業後,辜鴻銘聽從當時在新加坡的語言大家馬建忠的勸說,埋頭研究中華文化,並回到祖國大陸，繼續苦讀中國典籍。他在晚清實權派大臣張之洞幕府中任職二十年，主要職責是「通譯」。他一邊幫助張之洞統籌洋務，一邊精研國學，自號「漢濱讀易者」。

辜鴻銘博通西歐諸種語言、言辭敏捷的聲名很快在歐美駐華人士中傳揚開來。他給祖先叩頭，外國人嘲笑說：這樣做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飯菜了嗎？辜鴻銘馬上反唇相譏：你們在先人墓地擺上鮮花，他們就能聞到花的香味了嗎？他倒讀英文報紙嘲笑英國人，說美國人沒有文化，在輪船上用純正的德語挖苦一群德國人。英國作家毛姆來中國，想見辜。毛姆的朋友就給辜寫了一封信，請他來。可是等了好長時間也不見辜來。毛姆沒辦法，自己找到了辜的小院。一進屋，辜就不客氣地說：「你的同胞以為，中國人不是苦力就是買辦，只要一招手，我們非來不可。」一句話，讓走南闖北見多識廣的毛姆立時極為尷尬，不知所對。

同時作為東方文化的捍衛者，辜鴻銘的聲譽也逐漸顯赫起來。辜鴻銘在北京大學講課時對學生們公開說：「我們為什麼要學英文詩呢？那是因為要你們學好英文後，把我們中國人做人的道理，溫柔敦厚的詩教，去曉喻那些四夷之邦。」在那樣的時候，他還嘴硬，叫西方為「四夷之邦」，為此，許多人僅僅把他當成一個笑料的製造者，卻忽略了他內心的痛苦，忽略了他對東方文化的積極思考，忽略了他對這片土地命運的深切關注，也忽略了他曾做出的堅定而絕望的掙扎。

自1883年在英文報紙《華北日報》上發表題為「中國學」的文章開始，他昂首走上宣揚中國文化、嘲諷西學的寫作之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幾年裡，他還將《論語》、《中庸》譯成英文，相繼在海外刊載和印行。後來又翻譯了《大學》。他的工作是創造性的，古老的東方理論中還加入了歌德、席勒、羅斯金及朱貝爾的有啟發性的妙語。在他之前，中國的古經典從來沒有好的譯本。

從1901至1905年，辜鴻銘分五次發表了一百七十二則《中國札記》，反復強調東方文明的價值。1909年，英文著本《中國的牛津運動》（德文譯本名《為中國反對歐洲觀念而辯護：批判論文》）出版，在歐洲尤其是德國產生巨大的影響，一些大學哲學系將其列為必讀參考書。1915年《春秋大義》（即有名的《中國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義的熱情向世界展示中國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靈丹，同時，他對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銳的深刻的。很快《春秋大義》德文版出版了，在正進行「一戰」的德國引起巨大轟動。

辜鴻銘認為，要估價一種文明，必須看它「能夠生產什麼樣子的人，什麼樣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評那些「被稱作中國文明研究權威」的傳教士和漢學家們「實際上並不真正懂得中國人和中國語言」。他獨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國人和中國文明，那個人必須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純朴的」，因為「中國人的性格和中國文明的三大特徵，正是深沉、博大和純朴，此外還有「靈敏」。

辜鴻銘從這一獨特的視角出發，把中國人和美國人、英國人、德國人、法國人進行了對比，凸顯出中國人的特徵之所在：美國人博大、純朴，但不深沉；英國人深沉、純朴，卻不博大；德國人博大、深沉，而不純朴；法國人沒有德國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國人心胸博大和英國人心地純朴，卻擁有這三個民族所缺乏的靈敏；只有中國人全面具備了這四種優秀的精神特質。也正因如此，辜鴻銘說，中國人給人留下的總體印象是「溫良」，「那種難以言表的溫良」。在中國人溫良的形象背後，隱藏著他們「純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鴻銘寫道，中國人「過著孩子般的生活——一種心靈的生活」。

辜鴻銘生活在一個不幸的時代，在那樣一個時代里，只要你是一個中國人，你就只能是病弱的，任人宰割的。如果你是清醒的，你要抗爭，就需付出分外沉痛的代價。面對當時內憂外患的祖國,辜鴻銘為中華傳統之斷落而憂患，為炎黃文明之塗炭而憂患,他在筆記《張文襄幕府紀聞》中表達了自己對中國文化的自尊與憂患的深層嘆息。

辜鴻銘狂放的姿態，是他帶淚的表演，是以狂放來保護強烈的自尊。當時西方人見到中國街市當中，遍掛「童叟無欺」四字，常對辜說：於此四字，可見中國人心欺詐之一斑。辜頓時語塞，無以自遣。實際上，因為眼界比同時代的人要開闊許多，那種不幸辜鴻銘比任何人都體會得更清楚、更深刻。由此，他不惜用偏執的態度來表達自己對中華文化的熱愛。他學在西洋，卻喜歡東方姑娘，尤其喜愛中國姑娘的小腳。他的夫人淑姑是小腳，他一見鍾情、終身不負。民國建立後,他在北大講授英國文學，用偏激的行為方式--留辮子,穿舊服,為納妾和纏足進行頭頭是道的辯解,來對抗整個社會棄絕中華傳統的畸形走向。辜鴻銘一生主張皇權，可他並不是遇到牌位就叩頭。慈禧太後過生日，他當眾脫口而出的「賀詩」是「天子萬年，百姓花錢。萬壽無疆，百姓遭殃」。袁世凱死，全國舉哀三天，辜鴻銘卻特意請來一個戲班，在家裡大開堂會，熱鬧了三天。

辜鴻銘在北京大學任教，梳著小辮走進課堂，學生們一片鬨堂大笑，辜平靜地說：「我頭上的辮子是有形的，你們心中的辮子卻是無形的。」聞聽此言，狂傲的北大學生一片靜默。

附： 《中國人的精神》（節選）

我曾聽一位外國朋友這樣說過：作為外國人，在日本居住的時間越長，就越發討厭日本人。相反，在中國居住的時間越長，就越發喜歡中國人。這位外國友人曾久居日本和中國。我不知道這樣評價日本人是否合適，但我相信在中國生活過的諸位都會 同意上述對中國人的判斷。一個外國人在中國居住的時間越久，就越喜歡中國人，這已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中國人身上有種難以形容的東西。盡管他們缺乏衛生習慣，生活不甚講究；盡管他們的思想和性格有許多缺點，但仍然贏得了外國人的喜愛，而這種喜愛是其他任何民族所無法得到的。我已經把這種難以形容的東西概括為溫良。如果我不為這種溫良正名的話，那麼在外國人的心中它就可能被誤認為中國人體質和道德上的缺陷——溫順和懦弱。這里再次提到的溫良，就是我曾經提示過的一種源於同情心或真正的人類的智慧的溫良——既不是源於推理，也非產自本能，而是源於同情心——來源於同情的力量。那麼，中國人又是如何具備了這種同情的力量的呢？

我在這里冒昧給諸位一個解答——或者是一個假設。諸位願意的話，也許可以將其視為中國人具有同情力量的秘密所在。中國人之所以有這種力量、這種強大的同情的力量，是因為他們完全地或幾乎完全地過著一種心靈的生活。中國人的全部生活是一種情感的生活——這種情感既不來源於感官直覺意義上的那種情感，也不是來源於你們所說的神經系統奔騰的情慾那種意義上的情感，而是一種產生於我們人性的深處 ——心靈的激情或人類之愛的那種意義上的情感。

下面讓我們看看中國人是否過著一種心靈的生活。對此，我們可以用中國人實際 生活中表現出的一般特徵，來加以說明。

首先，我們來談談中國的語言。中國的語言也是一種心靈的語言。一個很明顯的 事實就是：那些生活在中國的外國人，其兒童和未受教育者學習中文比成年人和受過 教育者要容易得多。原因在於兒童和未受教育者是用心靈來思考和使用語言。相反， 受過教育者，特別是受過理性教育的現代歐洲人，他們是用大腦和智慧來思考和使用語言的。有一種關於極樂世界的說法也同樣適用於對中國語言的學習：除非你變成一 個孩子，否則你就難以學會它。

其次，我們再指出一個眾所周知的中國人日常生活中的事實。中國人具有驚人的 記憶力，其秘密何在？就在於中國人是用心而非腦去記憶。用具同情力量的心靈記事 ，比用頭腦或智力要好得多，後者是枯燥乏味的。舉例來說，我們當中的絕大多數兒 童時代的記憶力要強過成年後的記憶力。因為兒童就象中國人一樣，是用心而非用腦去記憶。

接下來的例子，依舊是體現在中國人日常生活中，並得到大家承認的一個事實— —中國人的禮貌。中國一向被視為禮儀之邦，那麼其禮貌的本質是什麼呢？這就是體 諒、照顧他人的感情。中國人有禮貌是因為他們過著一種心靈的生活。他們完全了解 自己的這份情感，很容易將心比心推己及人，顯示出體諒、照顧他人情感的特徵。中 國人的禮貌雖然不象日本人的那樣繁雜，但它是令人愉快的。相反，日本人的禮貌則是繁雜而令人不快的。我已經聽到了一些外國人的抱怨。折衷禮貌或許應該被稱為排 練式的禮貌——如劇院排戲一樣，需要死記硬背。它不是發自內心、出於自然的禮貌 。事實上，日本人的禮貌是一朵沒有芳香的花，而真正的中國人的禮貌則是發自內心 、充滿了一種類似於名貴香水般奇異的芳香。

我們舉的中國人特性的最後一例，是其缺乏精確的習慣。這是由亞瑟·史密斯提出並使之得以揚名的一個觀點。那麼中國人缺少精確性的原因又何在呢？我說依然是 因為他們過著一種心靈的生活。心靈是纖細而敏感的，它不象頭腦或智慧那樣僵硬、 刻板。實際上，中國人的毛筆或許可以視為中國人精神的象徵。用毛筆書寫繪畫非常困難，好像也難以准確，但是一旦掌握了它，你就能夠得心應手，創造出美妙優雅的書畫來，而用西方堅硬的鋼筆是無法獲得這種效果的。

正是因為中國人過著一種心靈的生活，一種像孩子的生活，所以使得他們在許多方面還顯得有些幼稚。這是一個很明顯的事實，即作為一個有著那麼悠久歷史的偉大 民族，中國人竟然在許多方面至今仍表現得那樣幼稚。這使得一些淺薄的留學中國的 外國留學生認為中國人未能使文明得到發展，中國文明是一個停滯的文明。必須承認 ，就中國人的智力發展而言，在一定程度上被人為地限制了。眾所周知，在有些領域 中國人只取得很少甚至根本沒有什麼進步。這不僅有自然科學方面的，也有純粹抽象 科學方面的，諸如科學、邏輯學。實際上歐洲語言中"科學"與"邏輯"二詞，是無 法在中文中找到完全對等的詞加以表達的。

象兒童一樣過著心靈生活的中國人，對抽象的科學沒有絲毫興趣，因為在這方面心靈和情感無計可施。事實上，每一件無需心靈與情感參與的事，諸如統計表一類的 工作，都會引起中國人的反感。如果說統計圖表和抽象科學只引起了中國人的反感， 那麼歐洲人現在所從事的所謂科學研究，那種為了證明一種科學理論而不惜去摧殘 肢解生體的所謂科學，則使中國人感到恐懼並遭到了他們的抑制。

實際上，我在這里要指出的是：中國人最美妙的特質並非他們過著一種心靈的生活。所有處於初級階段的民族都過著一種心靈的生活。正如我們都知道的一樣，歐洲 中世紀的基督教徒們也同樣過著一種心靈的生活。馬太·阿諾德就說過："中世紀的 基督教世人就是靠心靈和想像來生活的。"中國人最優秀的特質是當他們過著心靈的生活，象孩子一樣生活時，卻具有為中世紀基督教徒或其他任何處於初級階段的民族 所沒有的思想與理性的力量。換句話說，中國人最美妙的特質是：作為一個有悠久歷史的民族，它既有成年人的智慧，又能夠過著孩子般的生活——一種心靈的生活。

因此，我們與其說中國人的發展受到了一些阻礙，不如說她是一個永遠不衰老的民族。簡言之，作為一個民族，中國人最美妙的特質就在於他們擁有了永葆青春的秘密。

現在我們可以回答最初提出的問題了——什麼是真正的中國人？我們現在已經知道，真正的中國人就是有著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過著心靈生活的這樣一種人。 簡言之，真正的中國人有著童子之心和成人之思。中國人的精神是一種永葆青春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中國人永遠年輕的秘密又何在呢？諸位一定記得我曾經說過：是同情或真正的人類的智能造就了中國式的人之類型，從而形成了真正的中國人那種難以言表的溫良。這種真正的人類的智能，是同情與智能的有機結合，它使人的心與腦得以調和。總之，它是心靈與理智的和諧。如果說中華民族之精神是一種青春永葆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那麼，民族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國人心靈與理智的完美諧和。

『捌』 生逢亂世還見誰罵誰，辜鴻銘為何能得到善終

文|大熊飛罐

除了辮子和長袍馬褂之外，辜鴻銘還有一個立世標簽――狂。辜鴻銘的狂主要表現在兩個地方：一是願意當眾顯示自己的才能，二是經常罵人。

中年辜鴻銘就是一個鬥士的形象。

一

辜鴻銘可以輕易表現出來的才能主要有兩個：一個是外語好，一個是記性好。配上辜鴻銘老土守舊的造型，所以很容易引起別人的驚訝，從而留下一段段逸事。

有一次，辜鴻銘在電車上看《泰晤士報》，幾個同車的英國人見他的樣子可笑，出語侮辱。辜聽到後，故意將報紙倒過來看。英國人更加嘲笑他連字都不認識。此時辜鴻銘看著倒著的報紙，將整段文章朗誦出來，並說，「英文太簡單，如果不倒著看，就一點意思也沒有了。」

梁敦彥是清末知名的外交官，還曾在北洋政府中擔任過交通總長，他也曾在張之洞的幕府中任職，與辜鴻銘相熟。一次，辜鴻銘和他打賭，說自己能背下來英國詩人彌爾頓的長詩《失樂園》。這首長詩共6100多行，辜真的背了下來。

二

辜鴻銘第二個表現狂的方式是見人就罵，主要罵的還是達官顯貴或社會知名人士。

讓我們先簡單看看他都罵過誰：

大清帝國還未倒台時，一次，外務部舉行聯歡會，有地方官員給李鴻章行禮，李鴻章極為傲慢，視而不見。辜鴻銘看不過去，走上前去諷刺李鴻章，「一直聽說中堂大人身體欠安，原來患的是眼疾啊！」

一次辜鴻銘和盛宣懷閑聊，盛怕辜說出不好聽的話，所以很小心，自稱管理經濟不如張宮保（張之洞）。誰知還是被辜找到了話茬。辜鴻銘說：「張宮保比起你來差遠了。張宮保的部下，一個個窮困不堪；而你的部下，一個個大腹便便，富雄一方。所以張宮保的經濟才能比你差遠了。」

辜鴻銘主要著作之一《張文襄幕府紀聞》刊行於1910年，他在書中評論的人物大都健在，有的依然很有權勢，但辜鴻銘在書中指名道姓，嬉笑怒罵，毫不避諱。

1911年，張謇、唐紹儀來勸辜鴻銘輔佐袁世凱，辜不僅拒絕，而且奚落兩人：「鄙人命不猶人，誠當見棄。然則汝兩人者，一為土芥尚書，一為犬馬狀元乎？」好在唐紹儀是出了名的好脾氣，對此並不介意。辜去世後，唐還曾向國民政府為他申請國葬。

袁世凱稱帝後，辜鴻銘多次在不同場合罵袁世凱是「賤種」「流氓」，公開宣稱袁是「中國群氓的化身」。在北大講課時，有一次從上課開始罵袁世凱，一直罵到下課。學生總結：不能跟辜先生提「袁世凱」，一提一堂課就報廢了。

三

在清末民初那樣一個亂世，政客、文人惹來殺身之禍的不在少數，辜鴻銘的做法難免會令人擔心他的人身安全。但實際是，辜鴻銘活到72歲，因染上感冒而去世。那麼，處處得罪人的辜鴻銘為什麼會得到善終的呢？

1我本善良

辜鴻銘雖然狂傲，但本性有善良的一面。

據梁實秋記載，辜鴻銘聽不得乞討之聲，一聽見，便出門施捨一兩枚小銀幣。其晚年時，家境已比較窮困，但仍如此施捨，所以其妻對此非常惱怒。一次，又有叫花子上門討錢，辜照例又給了錢，結果回來後，他夫人將手中飯碗砸向他的腦袋。

辜鴻銘有一個妾，是日本人，叫吉田蓉子，辜鴻銘之所以收她為妾，其實也因為可憐她。吉田蓉子的父母來中國，多年未有音訊，吉田蓉子便隻身一人來中國尋找。父母沒找到，她還被拐賣到漢口一妓院中。吉田蓉子堅持不肯接客，遭到鴇母的打罵。辜鴻銘了解情況後，把她贖回家中。後在其妻的撮合下，吉田蓉子當了妾。雖然後來辜鴻銘幫她找到了父母，她也決定不再返回日本。

類似這樣的善良本性肯定會反映在辜鴻銘的日常行為上，也會成為他的「護身符」吧。

2狂有狂的底氣

辜鴻銘之所以狂，因為他有狂的底氣，就是他的學識才能確實高人一等。辜鴻銘自小在歐洲留學，通曉英語、德語、法語、拉丁語、希臘語等9種語言。他的這種「通曉」，不僅僅是流利對話，而是可以用其寫出高質量的文章，孫中山、林語堂都曾認為其英文造詣「中國第一」。

俄國大文豪托爾斯泰曾寫信向辜鴻銘請教，與其探討過中國文化對現實世界所起的作用。

英國作家毛姆對辜鴻銘的評價是「聲高望重的哲學家」「中國孔子學說的最大權威」。

正是因為具有這些才能，辜鴻銘才有立身之階：張之洞收他在幕府中任職20年，並頗為依重他，後又向朝廷舉薦他。袁世凱也曾想起用他，被拒絕後還想拉攏他，許之每月600大洋，來做家庭教師。蔡元培也力排眾議，讓他來北大當教授。

有狂的資本，雖然愛罵人，但還可以為其他人接受吧。

3做事有原則性

在張之洞的舉薦下，做了多年幕僚後，辜鴻銘當上了上海黃浦浚治局督辦，這是一個月薪高達800兩銀子的肥缺。辜上任後，發現局裡的洋雇員貪污挖泥工費，十分憤怒，要予以嚴辦。但將情況呈報上去之後，上級卻決定不查辦。辜鴻銘氣憤不過，想方設法將此事捅到了報紙上。

因缺資金購買外國軍火，張之洞派辜鴻銘到上海去借外債。辜鴻銘找到德國一家銀行的經理，說明來意後，馬上聲明絕不收回扣。

民國初年，議會賄選成風。辜鴻銘在參加一次國際聚會時碰到一位議員，便指著此人，用英語說：「此人要用800大洋買我的選票。諸位，我辜鴻銘如此卑賤嗎？」

所以，辜鴻銘的憤怒也是有原則性的，並非隨心所欲地亂來，這也是最終保證辜鴻銘平安度過一生的原因之一吧。

『玖』 辜鴻銘為何選擇在日本人辦的報紙上譴責五四青年學生

巴黎和會談判失敗，是個人可以左右的嗎？ 學生藉此介面，暴力沖擊國家官員，違法亂紀，犯罪當以法律為准繩，不可用私法，這不是暴民嗎？這是民族主義，這就是赤裸裸的暴力，文革中也是這樣，給國家帶來巨大的損失。學生不過是被利用了而已。